中阿歷史文化交流

Ⅰ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事例詳細

1、班超出使西域

經過准備之後，班超和郭恂率領部下向西域進發，先到達了鄯善（今新疆羅布泊西南）國。鄯善王對班超等人先是噓寒問暖，禮敬備致，後來突然改變態度，變得疏懈冷淡。

班超估計其中一定有原因，於是對部下說：「你們難道沒覺察鄯善王的態度變得淡漠了么？這一定是北匈奴有使者來到這里，讓他猶豫不決，不知道該服從誰好的原因。頭腦清醒的人能夠預見到還未發生的事情，何況現在已明擺著呢！」

於是，班超便把接待他們的鄯善侍者找來，出其不意地問他：「我知道北匈奴的使者來了好些天了，他們現在住在哪裡？」

侍者感覺出乎意料，倉猝間難以回答，只好把情況照實說了。班超把侍者關押起來，以防泄露消息。接著，立即召集部下三十六人，飲酒高會。

喝到酒醉的時候，班超故意激怒大家說：「你們諸位與我都身處邊地異域，要想通過立功來求得富貴榮華。

但現在北匈奴的使者來了才幾天，鄯善王對我們就不以禮相待了。如果一旦鄯善王把我們綁送到北匈奴去，我們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了嗎？你們看這怎麼辦呢？」

大家都齊聲說道：「我們現在處於危亡的境地，是生是死，就由司馬你決定吧。」

班超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現在的辦法，只有乘夜用火進攻北匈奴使者了，他們不知道我們究竟有多少人，一定會感到很害怕，我們正好可以趁機消滅他們。只要消滅了他們，鄯善王就會嚇破肝膽，我們大功就告成了。」

有人說：「這件事應當和郭從事商量一下。」

班超大怒說：「是凶是吉，就在於此事。郭從事是平庸的文官，他聽到這事必定會因為害怕而暴露我們的計劃，我們就會白白送死而落下不好的名聲，這就稱不上是壯士了。」部下都一致稱是。

這天天剛黑，班超就率領將士直奔北匈奴使者駐地。當時天上刮大風，班超命十個人拿著鼓藏在敵人駐地的後方，約好一見火起，就猛敲戰鼓，大聲吶喊。又命其他人拿著刀槍弓弩埋伏在門兩邊。

安排完後，班超順風縱火，一時間三十六人前後鼓噪，聲勢喧天。匈奴人亂作一團，逃遁無門。班超親手擊殺了三個匈奴人，他的部下也殺死了三十多人，其餘匈奴人都葬身火海。這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個成語的由來。

第二天，班超將此事報知郭恂，郭恂先是吃驚，接著臉上出現了感覺不公平的臉色。班超知道他心存嫉妒，便抬起手來對他說：「你盡管沒有與我們一起行動，但我班超又怎麼忍心獨占這份功勞呢？」

郭恂臉露喜色。班超於是請來了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首級給他看，鄯善王大驚失色，舉國震恐。班超好言撫慰，鄯善王表示願意歸附朝廷，並把自己的王子送到朝廷作為人質。

二、唐代日本遣唐使

從公元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末約264年的時間里，日本為了學習中國文化，先後向唐朝派出十幾次遣唐使團。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可謂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舉。

遣唐使對推動日本社會的發展和促進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從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間，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後因故中止者三次，實際成行的十六次。

但是有一次僅抵朝鮮半島的百濟國，有兩次是作為送回唐朝專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末歸而特派使團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

因此實際上名副其實的遣唐使是十二次。這延續二百餘年的遣唐史，在不同時期，組織、規模、交通路線都有很大變化，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使團官員是正使﹑副使﹑判官﹑錄事。使團成員除約半數的舵師﹑水手之外，還有主神﹑卜部﹑陰陽師﹑醫師﹑畫師﹑樂師﹑譯語﹑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師﹑船匠﹑木工﹑鑄工﹑鍛工﹑玉工等各行工匠。

隨行有長期居留的留學僧﹑留學生和短期入唐﹑將隨同一使團回國的還學僧﹑還學生。還有從事保衛的射手。初期使團共二百餘人，乘船兩艘，以後增為四艘，人數增至五百餘人，但其中只有少數主要成員被允許進入長安。

三、唐睢不辱使命

秦王派人對安陵君說：「我想要用方圓五百里的土地交換安陵國，安陵君一定要答應我啊！」安陵君說：「大王給予恩惠，用大片的土地交換小的土地，很好；即使如此，我從先王那裡接受了封地，願意始終守衛它，實在不敢交換啊！」秦王不高興。

於是安陵君派遣唐雎出使到秦國。秦王對唐雎說：「我用方圓五百里的土地交換安陵，安陵君不聽我，這是為什麼呢？況且秦國已經滅了韓國亡了魏國，而安陵君卻憑借方圓五十里的土地倖存下來的原因，是因為我把安陵君當作忠厚的長者，所以才不打他的主意。

現在我用十倍於安陵的土地，讓安陵君擴大領土，但是他違背我的意願，是輕視我嗎？」唐雎回答說：「不，不是像你說的這樣。安陵君從先王那裡接受了封地並且保衛它，即使是方圓千里的土地也不敢交換，何況僅僅是五百里呢？」

秦王勃然大怒，對唐雎說：「您曾聽說過天子發怒嗎？」唐雎回答說：「我未曾聽說過。」秦王說：「天子發怒，倒下的屍體有百萬具，血流千里。」

唐雎說：「大王曾經聽說過平民發怒嗎？」秦王說：「平民發怒，也不過是摘掉帽子光著腳，把頭往地上撞罷了。」

唐雎說：「這是平庸無能的人發怒，不是有才能有膽識的人發怒。從前專諸刺殺吳王僚的時候，彗星的尾巴掃過月亮，聶政刺殺韓傀的時候，一道白光直沖上太陽；要離刺殺慶忌的時候，蒼鷹撲到宮殿上。

這三個人都是出身平民的有膽識的人，心裡的憤怒還沒發作出來，上天就降示了徵兆。現在，專諸、聶政、要離，加上我就要成為四個人了。

如果有才能和膽識的人一定要發怒的話，就要使兩具屍體倒下，血流五步遠，天下百姓都是要穿孝服，現在這個時候就是這樣。」於是拔出寶劍起身想要與秦王同歸於盡。

秦王變了臉色，直身而跪向唐雎道歉說：「先生請坐！怎麼到這種地步！我明白了：韓國、魏國滅亡，然而安陵卻憑借五十里的土地生存下來，只是因為有先生啊！」

四、完璧歸趙

趙國有一塊美玉，叫「何氏璧」。秦王聽說後想得到它，就派使者到趙國說想用城池換璧。秦王素來貪婪，趙王知道他只是想將何氏璧騙到手，但忌憚秦國的強大也不敢直接拒絕，以免惹起戰端。

正當他為難的時候，藺相如站了出來並聲稱自己有辦法——要麼換回城池，要麼將何氏璧完整地帶回趙國。

到了秦國，秦王果然只對璧感興趣，對讓出城池一事隻字不提。並在一次會面時想以武力奪璧，藺相如誓死不從，他抓著何氏璧准備撞牆來威脅秦王：要麼用出土地城池換璧；要麼他就撞牆壁碎人亡，秦王什麼都得不到還會因背信棄義而遭人唾罵！

秦王雖愛美玉但並不昏庸，不願用土地交換，就值得讓藺相如帶著何氏璧返回了趙國。

五、鄭和下西洋

鄭和下西洋這七次，可以說他下西洋，對中國以後的發展有很多的意義。甚至他可以幫助中國和東南亞印度，東非，阿拉伯很多人民之間都有很好的往來，促進了這一項，各國的友誼。

更是做出了非常傑出的貢獻，在明朝的政治，以及綜合國力強盛和經濟上都作出了一定的標志性的事情，也反映了當時國家的繁榮昌盛。

畢竟他是作為一個和平的使者去到那裡，也是為了宣傳自己國家的怎麼怎麼樣的好。更是向外面的世界展示我們國家的技術，像我們國家那時的航海技術和造船水平。技術可以說是天下只此一家，為後來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這也是為了展示中國最強大的一面，讓很多的國家也臣服於我們的國家之下。可以說他游遍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可以說是我國在古代航海史上，比較壯觀的，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這次的遊船也讓他見識到了別的國家的航海技術，和文明，帶回國家在進行發展。

也正是因為鄭和下西洋，震懾了這些的倭寇亂黨，更是，把蒙元的勢力給壓制住，保護了國家人民的安全，國家的威望。可以說，作為現在來說，就等於就是宣傳了中國的文化，進行了海外進口貿易。

Ⅱ 歷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話

秦始皇派500童男童來女去找長生自不老葯
東吳派人出海出使當時羅馬，未成功，只到了現在的中東一代。因為當時再過去就不太平了。
……
隋唐時期的遣唐使遣隋使，以及當時的玄奘和尚和鑒真和尚為佛教發展而西遊及東渡。
馬可波羅來元朝
鄭和下江南（三寶太監出使到了現在的非洲地區）
清末中國委派留學生去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當時最小的留學生才6到7歲），為當時清朝末年出現資本主義現象提供了良好地開端。當時的一些偉人基本都是出過洋的。

Ⅲ 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沿革

秦代及秦以前，和外國的接觸很少，文化交流今天所知者不多。相傳殷朝滅亡後箕子曾入朝鮮，傳播了中國的教化。統一的秦王朝聲名遠播，古代印度稱中國為秦，至今西方許多國家的語言里，中國的名稱來源於秦字。
1-2世紀傳到義大利的中國戰國時期表銅器 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呈現出新局面。大蒙古國地跨歐亞，不僅經過中亞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陸路交通得到恢復，來往更頻繁，而且范圍更加擴大，向西直達歐洲。聯系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國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在宋代基礎上更繁榮活躍起來。蒙古國及元朝統治者對於宗教只求其為大汗降福，採取兼收並蓄政策。教皇為防止蒙古向西侵略，又想聯合蒙古抗擊伊斯蘭勢力，1245～1342年，一百年中多次派遣教士東來，要求結好，並設教堂布教。1307年，孟特戈維諾被教皇任命為大都及東方總主教，接受其洗禮者達六千人左右。歐洲教士也兼營商業，從事貿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歐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來，馬可·波羅一家最為有名。他們大都留下了游歷記錄，有助於歐洲人了解東方，馬可·波羅的書對以後歐洲人東行
13-14世紀時，中國運往埃及的藍色錦緞，其花紋圖案帶有阿拉伯特色，埃及阿扎姆墓地出土。
探險啟發尤大。中國與波斯、阿拉伯人之間的文化交流，通過伊利汗國廣泛開展。中國的天文歷法、醫葯之學、鈔法及雕版印刷術、驛傳之制，以及算盤，都傳入伊利汗國，有的更向西傳播到歐洲，而印刷術可能在此以前已從其他途徑傳入阿拉伯國家。中國的火葯於13世紀傳進伊斯蘭國家，火葯的主要成分硝，波斯人稱為」中國鹽」，阿拉伯人稱為「中國雪」。西方語言中的茶字譯音，一是從福建方音傳去，另一則由蒙古西傳的北方讀音。西方的天文歷法、數學、醫學知識等，也隨著大批東來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傳進中國，相互起了促進作用。蒙古統治者雖與周邊諸國有過戰爭，但高麗、日本、緬甸、暹國、爪哇等國商船貿易從未中斷。元朝原在七處港口設市舶司，後經裁並，只留慶元（今浙江寧波）、泉州、廣州三處。中國與高麗之間文士的往來，與日本之間禪僧的往來，都極為頻繁密切。制瓷技術也在此時傳入暹國。中國旅行家周達觀（見《真臘風土記》）到了柬埔寨，汪大淵（見《島夷志略》）泛海直抵非洲東岸，這時關於非洲的知識又勝於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圖塔到過泉州、廣州。他們的游記，成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寶貴史料。 鴉片戰爭（1840）至1949年，中國國際地位淪落，與外國的交往也不如過去之自由、平等而廣泛。但由於振興中國的需要，近百年來，中國學習日本及歐美，文化交流不論主動或被動，仍然頗為密切、廣泛而深入，超過以往各個時期。日本明治維新後，中國曾有學習日本的高潮。康有為變法，即以日本為藍本。1905年廢科舉後，全國各地設立學堂，大都聘任日本人任教習，而赴日留學的青年更不計其數。他們通過日本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以及各種社會政治學說，馬克思主義最早就是通過日本刊物得知的。20世紀初中國的先進人物，幾乎都在日本受過教育，回國後在各領域發生很大影響。19世紀中國設立了同文館教授外文，翻譯西書。以後嚴復和林紓（1852～1924）所譯西方社會科學與文學名著風靡一時。西方基督教教士來華，布教之外也傳播西方文化。19世紀時，中國已有少數留學生派往美國，但赴歐美國家留學的高潮，是在進入20世紀以後。留學生學習內容，比以前赴日所學遠為廣泛，政治、經濟、法律和理工農醫之外，不少人去學文學、哲學、歷史、教育以及繪畫、雕刻、戲劇、音樂等等，從歐美各國全面吸取西方文化。中國各級學校制度仿效西方，西方教會也在中國創辦各類學校，文化交流滲透社會的許多方面。五四運動提出「民主」「科學」後，歐風美雨鋪天蓋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也日益擴大。若以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與百年前鴉片戰爭前後相比較，思想、宗教、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行、婚喪禮俗，等等，幾乎社會一切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這些變化有利或不利於中國社會的發展，都是與外國（主要是西方，先是通過日本，以後則直接）文化交流的結果。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對中國的觀感雖有變化，但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則逐漸深入，對中國藝術的愛好不減當年。這一百年中外文化交流中佔主導的，卻始終是中國接受西方的影響。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外文化交流進入了新的階段。

Ⅳ 中埃文化交流的歷史

中埃文化交流源遠流長，亞歷山大在兩國交流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早在公內元前120年，中國的漢武帝就容曾首派使者到達亞歷山大，開辟了2000多年的中埃交流史。今天，在享有人類文化燈塔盛譽的亞圖舉行"中國漢字展"更具有特殊意義。這不僅象徵了中埃兩國都曾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過傑出貢獻，而且實現了兩個古老文明新的交融，展示了新時代的中埃文化交流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生機勃發。當前，埃及公眾對中國的興趣有增無減，漢語教學方興未艾，成立不久的中國文化中心必將為增進中埃文化交流作出新的貢獻，成為溝通中埃人民的新的橋梁。

Ⅳ 什麼是中柬文化交流

外來文化自古以來就是影響東南亞諸國文化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東南亞國家接受的，主要是印度文化、中國文化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其過程是從局部到整體，從沿海到內地，從社會上層到社會基層。在廣泛接觸的基礎上，選擇並吸納這些文化中適合自身的因素，並與自己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發展為新的文化。柬埔寨屬小乘佛教文化圈，因此，比較起來，它受印度文化的影響似乎更大一些。

《南齊書·東南夷·扶南傳》中，有對扶南、扶南國的歷史與文化以及扶南人生產與生活的大段描寫，詳盡而具體：「扶南國，在日南之南大海西灣中，廣（指東西的長度）袤（mào，指南北的長度）三千餘里，有大江水西流人海。其先有女人為王，名柳葉……海邊生大箬（ruò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人民亦有閣居……國王行乘象，婦人亦能乘象……有甘蔗、諸蔗、安石榴及橘，多檳榔，鳥獸如中國。人性善，不便戰，常為林邑（即占城）所侵擊，不得與交州通，故其使罕（hǎn，稀少）至」。

建立於公元一世紀的扶南古國，從一開始便與中國友好相處，密切往來。三國時期，扶南王曾先後三次遣使與東吳通好。東吳皇帝孫權亦曾派朱應、康泰作為正式使者出訪扶南等國。當時的扶南，國力強盛，其勢力已擴展到今日的泰國、緬甸和馬來半島等地區，控制著東西海上交通的要沖。同時，它又是佛教東傳的中間站，也是中國通往印度。波斯、大秦和東南亞貿易互市的中心，其地位的重要與西域的於闐、龜茲不相上下。

為了探尋通往大秦的通商航路，朱應、康泰在扶南居住了多年，並把自己到過的和傳聞中國家的詳細情況記錄了下來。朱應所寫《扶南異物志》和康泰所寫《吳時外國傳》，都是研究東南亞古代史以及中國和南海交通的珍貴史料，更是研究柬埔寨古代史的珍貴文獻。可惜的是，這兩部著作都已失傳，今天只能在《水經注》、《太平御覽》、《藝文類聚》、《通典》等書中見其片斷。

從有關記載中可知，中國絲綢早已傳到扶南，但在朱應、康泰到扶南時，當地的男人還是裸體的。扶南王接受了朱、康的建議，用中國絲綢和布製成紗籠（即筒裙），才改變了男人裸體的習俗。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印兩國的佛教徒往來頻繁，他們所走的路線不外乎陸路和海路兩條。當時在廣州和建康（今南京）譯經的外國高僧，多是經由海路來華的。位於中印之間的扶南，成了中印兩國文化相互傳播的重要媒介。優越的自然條件、豐富的物產，以及名震一時的「扶南大舶」，既是構成扶南王國強盛的原因，又是決定扶南在南海交通中居於要沖地位、掌握海上霸權的物質基礎。

扶南境內（包括其屬國），幾乎匯集了所有重要的南海交通線，形成了一系列明珠般繁榮的港口或貿易城市。這些港口和城市，構成了強大的南海交通網，在人類航海史、貿易史、文化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

據《三國志·吳書》記載，吳赤烏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zhān）遣使獻樂人及方物」。可能是由於扶南樂具有獨特魁力，東吳曾特建「扶南樂署」，以教宮人演習。《隋書·音樂志》中，記有隋文帝下令置樂伎的情形：「始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日國伎，二日清商伎，三日高麗伎，四日天竺伎，五日安國使，六日龜茲伎，七日文康伎。又雜有疏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當時，朝廷曾聘用扶南樂工，用印度樂器演奏音樂，這是因為扶南很早就接受了印度文化的影響，其樂工多能熟練地演奏印度樂器的緣故。

《舊唐書》和《新唐書》中也都有對扶南樂的記載。《新唐書》卷二十二對扶南樂有這樣的描寫：「扶南樂，舞者二人，以朝霞為衣，赤皮鞋。」扶南樂的美妙旋律在吳都建業的樂署和唐都長安的宮廷里回盪，不僅給當時的人們帶來了藝術享受，而且也為中國音樂增添了新內容。

除了扶南樂，在中國的許多典籍中，還有有關「扶南大舶」的記載。扶南「山有異木」，這種「異木」，是一種質地特殊而優良的木材，很像柚木，細胞纖維中含有脂液，抗水力頗強，且能防白蟻蛀蝕，是製造船隻和傢具的理想木材。扶南人擅造大船，《南齊書·東南夷·扶南傳》中這樣寫道：扶南人「為船八九丈，廣裁六七尺，頭尾似魚」。八九丈長的船在當時應不算小，而「頭尾似魚」則說明扶南人模仿魚形造船，為的是取得在水上行駛自如的效果。中國古籍中的「扶南大舶」，體積大，載量多，結構牢固，運轉自如，是扶南人聰明才智的結晶。

由於深受印度文化儒染，歷史上，柬埔寨在佛學研究和造型藝術方面，都曾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當時，扶南在東南亞宗教上的地位頗與於闃在西域宗教上的地位相似，「為佛教東被（及、遍及）之一大站」。

南朝梁武帝蕭衍在位（公元502～549年）時期，中國佛教大盛。梁武帝篤信佛教幾近狂熱，經常親登講壇，現身說法，而且還親自執筆，詮釋佛經。其間，他曾下詔延聘扶南高僧，並在台城（遺址在今南京雞鳴寺後）內建扶南館譯經道場。

梁天監二年（公元503年），扶南遣使到金陵送珊瑚佛像，並獻方物。扶南高僧曼陀羅亦於同年攜梵本佛教來獻。梁武帝接受獻品後，曾以厚禮酬答，並封贈耶跋摩「安南將軍、扶南王」榮號。此後，耶跋摩的後繼者也曾數次遣使與梁通好。

梁陳之際，有四位扶南高僧先後來到中國傳經弘法，為中國的佛教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這四位高僧是：僧伽婆羅、曼陀羅、須菩提和真諦。他們的業績，在中國佛教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僧伽婆羅，又名僧鎧，是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羅的弟子。他廣習律藏，佛學造詣精深，能解數國書語。聽說中國南朝崇信佛教，他便乘船泛海來到金陵。接受梁朝政府的聘請，曾在金陵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五處傳譯經論。他花了17年的時間，先後譯出《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經書11部48卷，深得梁武帝賞識。

曼陀羅，又名曼陀羅仙。他於公元503年到金陵，曾與僧伽婆羅合作翻譯《文殊師利般若波羅蜜經》等重要佛經三部。

須菩提，又名山吉。他接受陳朝政府聘請，在揚州至敬寺翻譯了《大乘寶雲經》等經籍。

真諦，又名親依（音譯「波羅末陀」，意譯「親依」），本是天竺人。梁中大通元年（公元546年）攜經卷到中國南海，「沿途所經，乃停兩載」，公元548年才抵金陵，受到梁武帝的隆重禮遇。因時局不寧，真諦曾流寓今蘇、浙、贛、閩等地，最後到廣州，在那裡潛心翻譯佛書，至陳時，已譯出經籍200餘卷。他所翻譯的《攝大乘論》（三卷），對中國的佛教思想產生過較大影響。真諦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他與後秦（十六國之一。公元384年至417年）高僧鳩摩羅什和唐代玄奘並稱中國佛教「三大譯家」（中國佛教史上，也有「四大譯家」之說。除上述三人外，還有唐代佛教密宗高僧不空）。他們傳譯的佛書，大大豐富了中國佛教文化的寶庫。

真諦在中國居留20多年，一面譯經，一面弘法，把自己的後半生完全獻給了中國的佛教事業。他治學態度嚴謹，佛學造詣精深，深受世人推崇。陳大建元年（公元569年），真諦在中國圓寂。他的學說由弟子們傳於建業、九江、江都（今揚州）、循州（今廣東龍川縣）、廣州、彭城（今徐州）、長安等地，幾乎遍布整個中國。

在朱應、康泰二人出使扶南1000多年之後的公元1296年，即元成宗二年，浙江永嘉人周達觀奉旨隨外交使團出訪柬埔寨。使團2月離明州；（今寧波），從溫州港乘海船出發，3月抵占城。因遇逆風，行程受阻，直到8月才抵達吳哥王都。在那裡，周達觀逗留了將近一年；於次年6月踏上歸程，8月返抵寧波。

在柬埔寨，周達觀不辭辛勞，對當地的風土人情、典章制度進行了廣泛而深人的調查，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回國後，他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寫進了《真臘風土記》一書，為極盛時期的柬埔寨吳哥文化留下了一份真實記錄，成為研究吳哥王朝歷史最可靠、最重要的文獻。

《真臘風土記》全書雖不足萬字，但卻涉及到柬埔寨歷史、建築、語言、文字、宗教、物產以及人民生活、習俗、勞動、服飾等各個方面。在卷首的「總敘」之後，又分40則（即40個小專題）加以記述。全書脈絡分明，文字簡潔質朴，內容翔實可靠，既是一份珍貴的歷史文獻，也是一篇優美的游記文學作品。

吳哥古跡是柬埔寨的歷史瑰寶，也是人類文化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周達觀在自己的書中，把吳哥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對這座藝術宮殿的全貌，作了極其生動逼真的描寫。緊接在「總敘」之後的，便是「城郭」一節：

州城周圍可二十里，有五門，門各兩重，惟東向開二門，余向開一門。城之外皆巨濠，濠之上皆通衢大橋。橋之兩傍，共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將軍之狀，甚巨而獰，五門皆相似。橋之闌皆石為之，鑿為蛇形，蛇皆九頭。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勢。城門之上有大石佛頭五，面向西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門之兩旁，鑿石為象形。城皆疊石為之，高可二丈。石甚周密堅固，且不生繁草，卻無女牆……其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

15世紀末葉，吳哥古城被廢棄後，昔日的巍峨宮殿和雄偉寺廟湮沒在修藤巨樹的熱帶叢林之中，從此再也無人知曉。

19世紀初，《真臘風土記》被譯成法文出版，當時沒有人相信書中的描寫，沒有人相信那「城郭」真的存在過。然而也恰恰是因為這篇游記，當時統治柬埔寨的法國人，才起了尋找這個廢墟的念頭，井把它作為尋覓和勘探的指南。1850年，有人在密林中發現了廢墟的一角，引起了轟動；接著，吳哥古跡被發掘出來，得以重見天日，成為19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奇跡。這和玄奘《大唐西域記》的作用頗為相似：《大唐西域記》曾指導英國人和印度人成功地發掘了那爛陀寺遺址。

周達觀出訪柬埔寨時，還帶去了中國的荔枝種子，並把它種在一座山上。柬埔寨能夠生長各種各樣的熱帶水果，但據說，只有在這座山上，荔枝才能成活，因此人們便稱這座山為「中國荔枝山」。幾百年來，柬埔寨人民一直深深懷念著周達觀，懷念這位中國人民的友好使者，雕塑家還在吳哥為他雕造了塑像。

周達觀在真臘首都吳哥屢有奇遇。比如游記中有這樣的記述：在吳哥街頭，時有盛裝的柬埔寨婦女前來獻媚，連躲避都來不及。聽華僑說，此種人十數成群，游於市間，最喜「唐人」（華僑），其意並非謀取唐人錢財，而是企望得到唐人的寵愛，且以此為榮耀，對唐人反有饋（kuì）贈。

周達觀聽說，當地土人有獵取人膽的奇俗，不免擔心，於是就此事求教於老華僑。老華僑告訴他：「確有此俗，獵取人膽者，往往於夜間對獨行人下手，先用網兜蒙住人頭，再用利刃於右肋下取其膽。每年要獵取千餘枚，置於一瓮（wèng，盛東西的陶器，腹部較大）中，以供占城國王之需索」。周達觀聽了，真是不寒而慄（1ì，發抖）。但老華僑告訴他：「士人對唐人特別恭敬，不會獵取唐人之膽。你自可放心。」

柬埔寨人對唐人確實特別恭敬，這一點周達觀深有體驗。從古代起，中國航船便為貿易而來，帶來柬埔寨人極需的商品，同時也帶來了中國文化。正因如此，在柬埔寨，中國文化的影響隨時可見：比如12生肖，比如廢棄鳥葬而實行火葬，比如效仿唐人卧於床榻之上而改變席地而卧的習俗等等。

《真臘風土記》也留下了許多有關華僑的記載。古代，因其地米糧易得，婦女易求，屋室易建，器用易足，買賣易為，到了柬埔寨的華人便往往居留不歸，並在那裡娶妻生子，長期定居下來。周達觀在自己的書中記道：「（真臘）國人交易，皆婦人能之，所有唐人到彼，必先納一婦人者，亦利其能買賣故也。」柬埔寨巴戎寺的浮雕中，就有華僑與當地籍妻子生活的場景。

華僑帶去柬埔寨的，多是當地人急需的金銀、絲綢、瓷器、水銀、硫磺、菽（Shū，豆類的總稱）麥以及各種生活用品，如鐵鍋、銅盤、雨傘、席子、木梳、針線等，以換取當地的特產如象牙、犀角、黃蠟、豆蔻、胡椒等。華僑在中柬互換互補的貿易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兩國友好關系的重要紐帶。

Ⅵ 中外歷史上文化交流的使者

那種走出去的都可以稱為文化交流的使者，如張騫、王昭君、玄奘、鑒真、鄭和等。甚至近現代的李小龍成龍都可以算得上文化交流的使者。

Ⅶ 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目錄列表

卷首語：永遠的接力棒
第一章導論：文明、文化與文化交流
一文化與文明
二文化交流與文明交匯
三文化交流的特殊狀態：暴力與戰爭
四文化交流中的「作偽」與「誤讀」
五和平交流：全球化中的中國文化旗幟
勾勒篇
第二章歷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
一陸上絲綢古道的形成
二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
三漢魏南北朝時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第三章歷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隋唐至明清時期
一陸上絲綢古道的發展與式微
二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與繁榮
三唐宋以降的中外文化交流
第四章西學東漸與歐洲科學在中國的傳播（1582-1793）
一明末傳人的西方科學知識
二康雍乾時期西方科學的傳入
三明清時期西學傳播的社會因素
中國-東北亞篇
第五章歷史悠久的中韓（朝）文化交流
一古代文化交流的獨特歷史環境
二古代的中韓（朝）文化交流
三近代中韓（朝）文化交流
四面對新世紀的中韓（朝）文化交流
第六章高潮迭起的中日文化交流
一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第一次高潮前後
二中世紀的中日文化交流——以第二、第三次高潮為中心
三近代的中日文化交流——第四次高潮的興起和消退
四當代中日文化交流——第五次高潮方興未艾
中國-東南亞、南亞篇
第七章悠久綿長，交相輝映——中國與越南寮國、柬埔寨的文化交流
一中越關系的源頭與早期經濟文化聯系
二越南立國後中越兩國經貿與文化關系的廣泛發展
三中越兩國在近代思想啟蒙運動和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密切聯系
四和平、友好、互惠的中老文化交流
五睦鄰互助、高潮迭起的中柬文化交流
第八章和睦友好的中泰文化交流
一歷史悠久的古代中泰交往關系
二豐富多彩的中泰文化交流
三現代中泰文化交流
四中泰文化交流的因緣
第九章中緬文化交流源遠流長
一中緬文化交流的優越條件
二戰國秦漢時期中緬文化交流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中緬文化交流
四唐宋時期中緬文化交流
五元朝的中緬文化交流
六明清時期中緬文化交流
七民國時期的中緬文化交流
八新中國成立後的中緬文化交流
第十章流光溢彩的中國印度尼西亞文化交流
一宗教
二語言和文學
三音樂、舞蹈和建築
四醫學、陶瓷和生產技術
五中印尼文化交流的特點
第十一章中印文化交流兩千年
一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
二唐宋元時期
三明清至近代
中國-西亞-非洲篇
第十二章絲綢之路上中國與伊朗的文化交流
一歷史回眸看伊朗
二古代中伊友好交往
三經由伊朗向中國的宗教傳播
四文化交流結碩果
第十三章絲綢之路長長城通天方——中國與阿拉伯世界文化交流』
一阿拉伯世界
二中阿往來關系史勾勒」
三古代中阿之間的文化交流與相互影響
四《古蘭經》的翻譯
五阿拉伯文學在中國
第十四章關山難越中非文化傳真情
一茫茫大海曲甘英欲渡無船
二兩大古文明在希臘化世界面前尷尬的「接觸」
三中國絲綢與東地中海服飾文化
四中國與非洲直接聯系的紐帶——海上絲綢之路初通
五唐宋時期中非交流區域顯著擴大，
六中國「四大發明」傳人非洲和埃及在交流中的地位
七陸道海道俱暢通的元代中非文化交流
八鄭和下西洋開辟了與非洲交往的新時期
九近代中國與非溯的文化交漉
十薪火相傳，文化交流友好合作傳萬世
中國-歐洲篇
第十五章中法文化交往歷史啟示錄
二中華文明對法國啟蒙運動的貢獻
三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中法文化的大規模互動
四近期的發展：中法文化大融會及其他
第十六章龍與鷹——歷史上中德民族的文化交匯
一「向中國」：湯若望-萊布尼茨肘代
二羅可可風：中國文化情結
三「視線所窺，永是東方」：歌德-代
四文化碰撞：「圖象」的變化
五文化兼容：「向東方壓進」與「向西方學習」
六文化傳奇：「賽瓦公案」與《孽海花》
七文化交匯的結晶：同濟大學和中德學會
第十七章轉變的世紀——18世紀中英文化與政治交往
一18世紀以前的中英交往
二18世紀中英之間的文化交流
三18世紀中期英國人對中國的負面評價
四18世紀末馬戛爾尼使華及其影響
第十八章中俄文化交流
一從古代至17世紀的中俄文化交流
二18世紀的中俄文化交流
三19世紀的中俄文化交流
四20世紀的中俄文化交流
第十九章中國與西斑牙——文學的交流與互動
一中國文學在西班牙
二西班牙文學在中國
中國-美洲篇
第二十章跨越太平洋——中國與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
一對中拉古代文化接觸的探索
二馬尼拉大帆船開辟了中拉早期文化交流的太平洋通道
三美洲農作物的傳人及其對中國飲食文化的影響
四「苦力貿易」和華工、華僑對拉丁美洲開發的貢獻
第二十一章中國文化在美國的早期傳播及其影響
一中國文化對美國啟蒙運動的影響
二中國農作物和植物向美國的傳播
三中國藝術品在美國的傳播
作者簡介
編後記

Ⅷ 簡述新疆歷史與中原的文化交流

由於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區經濟形式的單一性，決定了它必然積極發展與周鄰地區，特別是同中原地區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關系。順應東西方各地人們彼此間聯系交往的要求而出現的「絲綢之路」，大體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它的一部分路段就途經新疆境內。西方文獻中很早就有「賽里斯」的傳聞，「賽里斯」是「絲」的音譯，後來變成當時人們對於傳輸絲綢到西方的中國人的稱呼，說明華夏先民的步履早已進入新疆，新疆各地同中原地區源遠流長的交往聯系。新疆境內的烏魯木齊南山礦區以及阿拉溝等地的墓葬里曾陸續出土了一些中原地區輸入的漆器、絲綢以及銅鏡，相同物品也為前蘇聯考古學家在阿爾泰山北部地區巴澤雷克古墓隨葬品中發現。新疆哈密七角井細石器文化遺址以及羅布泊地區的古墓葬中還發現了用海貝類製作的裝飾物，如珊瑚珠等，此類物品顯然來自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在我國先秦古籍里，諸如《尚書》、《竹書紀年》、《山海經》、《楚辭》中都有關於古代新疆地理、山川、河流的記載，它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當時中原人民對於新疆已經有所認識和了解。在商王武丁之妻的墓中，人們發現了用新疆玉石製成的陪葬器物竟多達756件，這是天山南部的於田等地與中原地區進行玉石貿易的證明，為此，有人又將「絲綢之路」稱為「玉石之路」。我國古籍《穆天子傳》里關於公元前1000年周穆王率部遠涉流沙的西巡傳聞也決非空穴來風，而是曲折地反映了遠古時期中原地區同新疆的經濟文化交流關系。上述事實都是秦漢時期以前新疆同內地之間保持密切聯系的證明。遠古時期新疆各地與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關系為後來漢朝對新疆的統一管轄奠定了一定基礎。
漢朝統一「西域」之前，由於戈壁大山相隔和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天山南北各地仍處在分散閉塞、各自為政的割據狀態中，這種分裂局面嚴重阻礙了當地經濟發展，顯然不利於新疆的社會進步。該地區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開始有了超越氏族范圍的區域性統一的要求。而這種統一局面的形成僅僅依靠該地區自身的努力是根本無法實現的。事實證明，在後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是如此。天山南北各地政治上的統一是從我國歷史上的西漢王朝開始並且逐步完成的。它同先秦時期兩地之間十分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有著直接的關系，可以講，西漢中央政府對新疆的統一和經營是此前這種密切往來關系的必然結果。

Ⅸ 歷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歷史上中外文化交流
5世紀，大和國統一了日本，積極與中國發展友好關系。7世紀初，日本遣使與隋通好。唐朝時，日本共派來遣唐使近20次，最大規模時一次派遣約650人，最少時也有120人。赴日本的唐朝僧人鑒真和尚幾經波折，終抵日本，帶去了佛教、建築、雕刻、繪畫、醫葯及文學方面的知識。遣唐使全面學習中國的經學、佛學、醫字、叉學藝術、天文歷法、建築、手工業技術以及政治法律制度和風俗習慣，吸收中國的先進文化，文化交流達到了頂峰，從而極大地推進了日本社會的全面發展。如大化改新，利用儒學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並以中國的政治機構為藍本建立官僚制度，確立了以儒學為基調的律令政治。

三國時期，諸葛亮把漢族先進的農耕技術經西南邊境少數民族，傳入緬甸，諸葛亮因而受到緬甸人民的尊敬，緬甸境內還建有供奉諸葛亮的武侯廟。在中國與義大利的文化交流中，傳教士起了巨大作用。在眾多傳教士中，利瑪竇是最突出的。利瑪竇奉耶穌會之命來華，為了結交中國的學者和官吏，他苦心鑽研儒學，易僧服，改作儒生打扮，並自稱儒者。利瑪竇在華共生活了28年，其中在北京住了10年，出版了《四書》的拉丁文譯本，這是儒家經典最早譯成西方文字的文本。孔予思想作為一種全新的思想於16世紀末傳入義大利，曾在義大利思想界和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繼利瑪竇之後，大批義大利傳教士接踵來華。

元朝時，馬可波羅在中國生活達20年，回國後寫出了著名的《馬可．波羅游記》，成為有史以來西方人撰寫的詳細介紹中國的第一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