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國營造學社的創始人是誰
中國營造學社(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中國私人興辦的、研究中國傳統營造學的學術團體。創建於1929年北京,專朱啟鈐任社屬長,梁思成、劉敦楨分別擔任法式、文獻組的主任。學社從事古代建築實例的調查、研究和測繪,以及文獻資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編輯出版《中國營造學社匯刊》,1946年停止活動。中國營造學社為中國古代建築史研究作出重大貢獻。
㈡ 梁思成的歷史功績和可貴的精神
梁思成(1901-1972)中國近代著名的建築教育家、古建築文物保護與研究和建築史學家。廣東省新會縣人,梁啟超長子。戊戌變法失敗梁啟超流亡日本時,梁思成於1901年4月20日出生日本東京,1912年隨父返國。1972年1月9日卒於北京。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24-1927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院研究世界建築史。1928年回國,創辦東北大學建築系並任系主任,是我國建築教育的開拓者之一。1933-1946年,任中國營造學社法式組主任。1934年任國民政府中央古物保存委員會委員,1944年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戰區文物保護委員會副主任。1946年創辦清華大學建築系(營建系)並任系主任直到逝世。他還曾任中央研究員院士,美國耶魯大學聘任教授、普林斯登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和聯合國大廈設計委員會成員等職。從1949年起,先後任北平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和北京市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195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梁思成的一生中,除了在建築教育、城市規劃等方面做出的開拓性不朽貢獻之外,最為突出的是古建築文物的保護與調查研究工作,他在中國營造學社的十多年間,以他身體和學術的最強壯年代,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運用近代科學技術對我國眾多價值的古建築進行了勘察、測繪、制圖並結合歷史文獻資料和對老匠師們的采訪,寫出了《清式營造則例》、《中國建築史》、《中國雕塑史》等專著和《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及山門考》、《正定古建築調查報告》、《記五台山佛光寺建築》等眾多的調查報告與學術論文,為我國建築的研究與保護這門學科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梁思成對古建築的保護維修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抗日戰爭以前、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之中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後,都是竭盡全力,多方設法保護,立下了不朽的功績。在抗戰時期為保護敵站區古建築文物、在解放戰爭中為保護待解放地區古建築文物領導編寫《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在作戰地圖上標示出在戰爭中避免炮擊,轟炸的建築文物的標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為保護北京的城牆、牌樓、北海團城等等竭盡了全力。他還多次為文化部舉辦的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古建築工作人員培訓班講課,培訓專業人才。
梁思成在二站期間,任站區文物保護委員會副主任時,於1944年為國民政府及盟軍(美軍)編制敵戰區需要保護的文物建築名單並將其表明位置的同時,還建議盟軍在戰爭中保護日本歷史文化名稱京都、奈良。把那裡的珍貴文物古建築當作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來看待。此事受到國際上普遍的稱贊,日本報刊一再把梁思成稱為「日本古都的恩人」和「日本文化的恩人」。
㈢ 中學生社團的作用和意義
只記得當時,覺得挺畏首畏尾的吧,這個不敢,那個害怕。看見那些學生會和社團宣傳的那麼熱鬧,那些學姐學長們,有的是副部,有的是部長,覺得他們好像很厲害的樣子,尤其是還要搞什麼面試,好像很高大上的樣子。反正也不知道當時怎麼想的,就去了好幾個,有些面試的就是一些大二的學姐學長,所謂的副部,問一些無聊的問題,這也就算了,尤其是一些學姐,眼裡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就覺得自己是個副部,是個部長十分了不起了。後來是進了一個部門,在那裡做小幹事,真的是和名字一模一樣,就只是做各種事情,說在裡面學到了什麼,好像也沒什麼東西。
後來,果斷退出了,所以關於學生會和社團到底有什麼存在的意義。其實這些學生會和社團只是學校的利用工具罷了,因為學校里需要辦很多活動,這些活動的開展,以及一所大學是否有豐富的校園活動,這些都要依靠學生們的參與,往往都是學生會和社團去舉辦這些活動。當然,學校肯定是需要給這些參與的人一些好處,所以往往獎學金和榮譽證書都是那些學生會里的人的。對於那些不參與的普通學生,則是什麼都沒有,好處往往都是老師身邊的那些紅人的。如果說這是公平的話,為什麼那些溜須拍馬的才有各種獎勵,而那些踏實本分的人卻什麼都沒有。
有些天天混跡學生會的人,只知曉怎麼去刻意和他人搞好關系,天天逃課,考試的時候,向老師獻殷勤。其實這些人的才華和能力在哪裡吶,對於我自己來說,我特別反感這類人,自己是個部長或是主席就覺得很了不起,高人一等嗎。
㈣ 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的中國營造學社
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朱啟鈐童年喪父,但其經事之才被其姨夫瞿鴻機(曾任清廷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兼充政務處大臣)發現,遂令隨侍左右,悉心培養,舉薦為官。清末,朱啟鈐即被委任京師內城及外城巡警廳廳丞,創辦京師警務及市政建設。1912~1916年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內務部總長及代總理,改建北京的正陽門、修築環形鐵路、改造社稷壇為中央公園(即中山公園)等等,即其所為。1919年受徐世昌總統委任參加南北議和會議,途中在南京江南圖書館發現《營造法式》,成為轟動建築學界的一大重要事件。1925年個人出資創立營造學會,正式啟動中國古代建築歷史的研究。1929年獲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資金贊助,隨即於1930年成立中國營造學社。朱啟鈐成為中國古建築研究工作的奠基人、開拓者,他將梁思成、劉敦楨等這些建築學界頂級領軍人物團結在中國營造學社,極大地推進了中國建築史的研究。
成立中國營造學社,實有其歷史的根由。台北的李潤海(《中國建築史新編》作者)說過:「中國營造學社的產生,是對當時『國學』思潮的一種反映,也適應了當時流行的『中國固有形式』建築設計的實踐要求」。至清末,中國積弱已久,面對強勢文化的壓力和欺凌,中華民族從自身文化尋求出路的文化意識成為必然。中國古代建築是我們民族的國粹,珍視並全面地研究它,亦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在中國營造學社存在的15年內,由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闞鐸、梁啟雄、單士元、陳仲篪、王壁文等一大批學社同仁,先後調查了全國15個省的220多個縣的歷史遺構,測繪、調查、攝影了2000多個建築,對唐、宋、遼、金代的建築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基本上掌握了自魏晉到明清時期的建築實物資料;在文獻典籍整理方面,他們對浩瀚的古籍進行考辨源流,對中國建築自遠古至明清時期的歷史發展脈絡有了較清醒的認識,為他們未來的研究工作深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中國建築史學研究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15年大規模的野外調查及文獻典籍整理,實為我國建築史學界的一大幸事。許多我們現已經見不到的古建築實物,在當時被搶救性地記錄了下來。這些偉大的成果匯集於《中國營造學社匯刊》,成為我們永久的財富,也使學社及其後的學界實踐「研究中國固有之建築術,協助創造將來之新建築」的宗旨有了重要的文獻保障。
抗戰勝利前後,學社人員紛紛離去,經費來源枯竭,在朱啟鈐社長並不情願的情況下,於1946年宣告解散,學社資料分給清華大學營建系和文物部門。
㈤ 中國營造學社的骨幹是
創建於1929年北京,朱啟鈐任社長,梁思成、劉敦楨分別擔任法式、文獻組的主任版。學權社從事古代建築實例的調查、研究和測繪,以及文獻資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編輯出版《中國營造學社匯刊》,1946年停止活動。中國營造學社為中國古代建築史研究作出重大貢獻
㈥ 西泠印社的歷史影響
「人以印集,社以地名」,西泠印社因地鄰西湖西泠橋而名。「濤聲聽東浙,印學話西泠」,西泠印社是中國研究金石篆刻最負盛名的民間學術團體。
篆刻藝術是中國獨特的極其寶貴的文化遺產,它融書法與鐫刻藝術於一爐。印的歷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但由實用走入藝術領域,則是在唐代以後了。
一代巨匠吳昌碩先生曾說:「浙派盛行於世,社之立蓋有來由矣」。印社的產生得益於浙派的形成。清乾隆時,以一代宗師丁敬為首的浙派印人「西泠八家」崛起,風格古樸蒼勁,力追秦漢,開一代新風,於乾、嘉、道時期,稱雄印壇100餘年,成為印學史上的一個高峰。
百年以來,印社在社員的苦心經營下,已形成規模。在孤山西端盡頭營造出一個精巧雅緻的園林景觀,印社北枕孤山,南望湖中三島,為湖山絕勝處。更融人文意趣山水園林於一體,「占湖山之勝,擷金石之華」可謂人傑地靈。
印社范圍內各類建築數量不少,但由於印社總體構思精巧,尺度合理,給人以一種親切可人的感覺。竹閣、柏堂、山川雨露圖書室、寶印山房、四照閣、觀樂樓等俱依山闢建,掩映在綠樹叢中,又以金蓮池、印泉、閑泉、石坊、華嚴經塔、阿彌陀經幢、石交亭、剔蘚亭、小龍泓洞等點綴其間,巧妙布置,如治印般,疏密有致,方寸之間,氣象萬千。眾多的匾聯、門額、碑刻、摩崖、造像、壁龕,讓人目不暇接,於山水園林中又透出濃重的金石之氣。
在印社之仰賢亭、涼堂、題襟館、三老石室等處則收藏了印社社員歷年收集的諸多碑刻精品,尤其是存放在蒼勁古樸的三老石室中的「漢三老諱字忌日碑」,這是浙江迄今發現的歷史上最早的一通碑,距今已近2000年,這在江南地區十分難得。
文人結社是中國傳統的文化形態之一,如晚明的復社,近代則有柳亞子、陳三立等詩人的南社,梁思成等人的中國營造學社等。他們在繼承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傳播先進思想方面都起過重要作用,也取得了很高的學術成就。
印社也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開中國印人結社之先河,故有「天下第一社」之稱。百年以來,西泠印社已由一個純民間學術團體發展成一個國際性的學術機構,繼吳昌碩後任社長的先後有馬衡、張宗祥、沙孟海、趙朴初。期間歷代名人輩出,如來楚生、黃賓虹、潘天壽、傅抱石、錢君陶等等。
作為一個學術社團,西泠印社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其學術地位和社會聲譽不但在國內外印學界和書畫界獨樹一幟,在日本、韓國和東南亞更是頗具影響,已為《辭海》、《新華詞典》等多種權威辭書機構所記載和認定。其悠久的歷史,厚重的文化內涵,重大的國際影響和社會聲譽,全國只此一家。
作為一個民間的印學社團,西泠印社成立之始就具有獨特的號召力,其原因是社員多為名家,且來自全國各地甚至海外,就連日本的篆刻家也慕名遠涉重洋前來入社,這是歷史所形成的全國性和國際性。近百年來,西泠印社共有社員近400人,現有社員250餘人,分布全國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多為全國和各地著名篆刻家、書畫家、鑒定家及學者。社員中還包括小林斗庵、梅舒適、金膺顯等日本、韓國、新加坡的20多位國際篆刻書畫界知名人士。
㈦ 中國營造學社的大事記
時間 大事記 1930年2月 中國 營造學社正式成立。是年,《中國營造學社匯刊》創刊。 1931年 學社設文獻和法式兩部,前者重資料收集,後者重事物測量和法式整理。 1932年春 梁思成首次赴薊縣調查獨樂寺。建於遼代的獨樂寺,上承唐代遺風,下起宋式營造,是研究中國建築發展和《營造法式》的寶貴資料。 1933年 調查山西大同應縣級河北正定趙縣等古建築,發現多出宋遼金時期的古建,包括應先佛宮寺木塔和趙州橋。 1934年 調查山西河北多出古建。同時,應浙江建設廳之邀,計劃杭州六和塔的修建計劃,並調查浙江古建。 1935年春 故宮文物整理委員會聘請學社為技術顧問,學社得以修葺北平許多古建。又籌劃了山東曲阜孔廟重修計劃,同年還調查了河北河南蘇州北平等多出古建。 1936 調查河北,山東,山西,陝西等多出古建。同年,日寇侵華在即,學社同志將在華北地區的古建築測畢,為中國古建築遺產留下盡可能多的寶貴資料。 1937年 繼續在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山西等地開展調查。其中,山西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被確忍為唐代建築,其發現意義重大。 1938年2月 學社臨時遷往昆明。10月,對昆明古建進行考察。11月赴滇西北部進行考察。 1939年9月 開始計劃已久的川康地區調查,調查古建包括漢闕,崖墓,摩崖石刻,樂山大佛等。這是學社同仁最後一次野外考察。 1940年冬 隨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四川南溪縣李庄。 1941年以後 學社無力組織野外考察,集中精力整理資料,其中梁思成編寫了《中國建築史》和《圖像與中國建築史》。 1944年 梁思成率羅哲文編寫《戰時文物建築保護目錄》,使許多古建倖免於難。 1945年抗戰勝利 學社經費來源已經枯竭。教育部建議將學社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或中央博物館合並。梁思成遂決定到清華大學創辦建築系,劉致平,莫宗江,羅哲文也隨梁思成到清華大學。
㈧ 中國營造學社的貢獻
中國營造學社來還有大量專業著源作刊行,共撰寫和出版了有關我國古建築專著30多種,包括:
《中國建築參考圖集》
清 李斗著 《工段營造錄》
梁思成編訂 《營造算例》
明 計成著 《園冶》
梁思成著 《清式營造則例》
等珍貴資料。此外營造學社的會刊《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也是研究中國傳統建築的重要史料。
李庄鎮「中國營造學社」舊址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新華網2006年9月5日。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圖書館網址。
㈨ 李庄的營造學社
抗戰時期,多家文化學術機構輾轉遷移至四川李庄,一大批知名學者雲集於此,這個長江上游的千年古鎮一時間成為與重慶、成都、昆明齊名的大後方文化中心,據說在當時寄一封國際郵件到中國,只需寫上「中國李庄」四字即可准確無誤地送達。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也在此時來到李庄,與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仁們一道度過了一段艱苦而難忘的時光。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國營造學社為了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圖書資料,隨同史語所離開昆明入川,來到離宜賓60華里的南溪縣李庄鎮上壩村安營紮寨。竹林深處的上壩是個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村子,距李庄鎮只有兩華里的路程。梁思成一家住的地方叫月亮田,一個浪漫且富有詩意的名字。
在寫作《中國建築史》的日子裡,營造學社的經費幾近枯竭,幸虧史語所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負責人傅斯年、李濟伸出援助之手,他們才不至於有凍餒之苦。由於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薪水大都買了昂貴的葯品,用在生活上的開支就拮據起來,最後實在山窮水盡了,梁思成只得到宜賓去典當衣物,衣服當完了,便把陪伴了自己幾十年的派克金筆和手錶送到當鋪,但換回的不過是兩條草魚。即便如此,梁思成夫婦仍然不改其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提著兩條草魚回家,梁思成幽默地對林徽因說:「把這派克筆清燉了吧,這塊金錶拿來紅燒。」
梁思成、林徽因的窘境讓朋友們傷心,傅斯年瞞著兩人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寫信求助,費正清和費慰梅也多次來信勸他們去美國治療、工作,林徽因和梁思成非常感激朋友們的關心,他們給費正清夫婦回信說:「我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們不能離開她,假如我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們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他們的兒子梁從誡對此也是記憶猶新,當時他問母親:「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們怎麼辦?」林徽因特別平靜地回答:「中國讀書人不是還有一條老路嗎?咱們家門口不就是揚子江嗎?」梁從誡後來回憶說:「我當時看著媽媽,我就覺得她已經不是我熟悉的那個媽媽了,她好像變成另外一個人,面對死亡,那樣超脫。」
1942年10月,梁思成的大妹梁思庄從北平輾轉越過日軍的防線到李庄探望兄嫂,隨後費正清也接踵而至。在朋友和親人的陪伴下,他們度過了漫漫的長夜,迎來了期盼已久的勝利。1946年8月,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搭乘西南聯大的包機飛離重慶,回到了闊別9年的北平,而伴隨他們走過艱辛歲月的那座揚子江畔的古鎮,在為後人留下許多溫馨記憶的同時,也如實地記錄了當年那段難忘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