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發展人口定律

① 中國50年來人口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人口再生產及其思潮演變上，大致經歷了三個時期：50、60年代是「人越多越好」論佔主流。民眾生育觀念仍是多子多福，政府則是主張「人多力量大」。雖然馬寅初、潘光旦等人就已經提出要限制人口增長，但這一派意見受到了嚴厲批判，很快就銷聲匿跡。這期間中國經歷了兩次人口出生高潮，期間每年平均出生近2300萬。

總體來說，在建國後至上世紀70年代初，是「人越多越好」論佔主流。

當時過高的生育水平，給中國社會發展帶來了難以人為化解的壓力。考慮到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僅僅是要多養活那麼多新生人口，顯然超過了國家承受能力。在上世紀50年代的人口迅速增長後，1959～1961年便發生大飢荒，並不偶然，除了天災原因外，人口生產超過糧食生產能力、馬爾薩斯定律在起作用，也是一大成因。如果中國一直不採取一定的生育控制政策，而持續放任人口增長，那麼，因人口增長過多而超過糧食生產限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也因為人口快速增長所帶來的諸多問題，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開始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這有著世界普遍性。當時很多國家都採取過計劃生育政策。最早採取計劃生育政策的是印度，1952年便開始計劃生育，不過因阻力太大最後沒有成功，而其他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執行起來也沒有中國嚴厲。

70年代中後期以後， 「中國人口太多」思維一統天下，國家逐步把計劃生育定為國策，實行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中國人口增長幅度明顯減小，出生率顯著下降。從長期來看，一個國家的人口要保持不增不減，總和生育率要保持在2.1，這個生育率稱為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也就是平均每對夫婦要生2.1個孩子。到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按政府人口部門計算，中國人口總和出生率便由上世紀70年代初期的5.8降至2.1，接著於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又降至1.8，已位於世代更替水平以下。

在這一時期，是「人越少越好」論佔主流。馬寅初及其《新人口論》得到平反，宋健、田雪原等根據「適度人口」論提出中國的「適應人口」規模，這些觀念經過反復宣傳逐漸深入人心。這對之後中國人的人口觀念起了幾乎革命性的塑造作用，少生才好的思想意識逐漸普及，絕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人無不認為中國人口過多應該實行人口控制。

90年代中期前後開始，隨人口老齡化等問題開始浮上水面，一些專家學者轉而出現不同聲音，要求反思以往人口政策。這些爭論歸納起來，大致是有兩種意見：一種基本是過去20年來主流人口觀念的延伸，認為人口不宜過多，還應嚴格實行人口控制；另一種則認為中國人口總和出生率已不可逆轉地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已到了可以也應該放開生育的時候。簡而言之，一為人口控制論，一為人口放任論。在後一種意見中，比較激進的觀念，是認為中國不存在人口過多問題，人口越多越好，不需要限制。

中央政府2003年將計劃生育委員會更名為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在繼續控制總量的同時，對提高人口質量、改善人口結構予以越來越多關注。

200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發布，明確提出了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水平、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不斷完善流動人口管理服務體系、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等主要任務和政策措施。 《決定》中說，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人口安全風險不容忽視，必須穩定低生育水平。人口問題始終是制約我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人口問題上的任何失誤，都將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難以逆轉的長期影響。

http://paper.people.com.cn/dd/html/2007-02/15/content_12376648.htm

② 世界發展史上老大打壓老二，是什麼定律

這個是必然的，從屁股底下的椅子位置來說，老二直接威脅老大，不要說世界上，就是本國歷史上也是如此，參考楊勇/楊廣，李建成/李世民，趙匡胤/趙光義。

③ 中國歷史上的十大定律

1，象牙筷定律。
2，兔死狗烹定律。
3，包圍專定律。

4，敵戒定律。
5，朋黨定屬律。
6，黃宗羲定律。
7，五世而斬定律。
8，權大欺主定律。
9，皮毛定律。
10，槍桿子里出政權定律。

④ 馬爾薩斯人口理論主要觀點是什麼，有哪些錯誤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源於前人的思想。它在客觀上提醒了人們注意人口與生活資料比例協調， 防止人口的過速增長， 從而成為現代理論的開端。
馬爾薩斯人口原理是以議論人具有食慾和性慾這兩個「本性」 開始的。其主要內容可以用「兩個前提、三個定理」來概括。
兩個前提：
1、食物是人類生存所必需的；
2、 兩性間的情慾是必然的，而且幾乎會保持現狀。
從這兩個「人類本性的固定法則」 出發，可以得出一個最基本的經濟比例：食物或生活資料的增長與人口的增殖之間的關系。馬爾薩斯說， 人口的增殖比生活資料增長的要快，人口是按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活資料則只按算術級數增長。
但是，馬爾薩斯並不認為這兩個級數就是人口規律的反映，他提出，保持兩個級數平衡的唯一出路就是抑制人口的增長。他把所謂支配人類命運的永恆的人口自然法則， 歸納成以下三個定理。
三個定理：
1、是人口的制約原理， 說明人口與生活資料之間必然存在某種正常的比例， 即「人口的增長， 必然要受到生活資料的限制」；
2、是人口的增殖原理， 即「生活資料增加， 人口也常隨著增加」；
3、是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的核心， 稱之為人口的均衡原理， 即「占優勢的人口繁殖力為貧困和罪惡所抑制，因而使現實的人口得以與生活資料保持平衡」。這個原理與前兩個原理是緊密相連的，它說明人口與生活資料之間最終將實現均衡， 但是這種均衡不是自然實現的，而是種種「抑制」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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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不同時期國力競爭和人口興衰有什麼關系

不論哪個時期，人口枯榮左右國運興衰。

一、先從國際情況說起：
1、美國。美國從一個不毛之地崛起為當今的世界領袖，首要因素是其人口擴張。
擁有足夠數量和高素質人口質量是美國最終主宰世界的根本之一，這是誰都無法否認的事實。連馬爾薩斯在構築他的人口理論時，也把當時的美洲視為例外，認為其豐富的資源可以使人口不受馬爾薩斯定律的限制而增長——因此，早期美國在人口學上被稱為「馬爾薩斯邊疆」。
從人口的數量和質量判斷，21世紀仍然是美國的世紀，其霸主地位絕難撼動。
2、再看英、法、德國的人口戰略差異和國力興衰。
自拿破崙後，法國在歐洲霸權爭奪戰爭中幾乎沒有獨立打贏過一場主要戰爭，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過去200年裡法國人口增長的速度和數量遠遠落後於其競爭對手——英國和德國。而戰爭拼的是人和物資（即國力）。
3、亞洲。小島日本為何鼓勵生育？事實上，世界上鼓勵生育的國家非常之多，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德國、英國等。令人困惑的是這些國家卻都不是人口稀少的國家。
像日本、韓國、新加坡、德國、法國、英國的人口密度都遠超中國：中國的人口密度為141人/平方公里，韓國為488人/平方公里，日本為335人/平方公里，德國為230人/平方公里，英國為258人/平方公里。即便去掉我國西部不適宜人居住的地方，中國的人口密度也僅僅與英國和德國相當，遠不及日本和韓國。
其中最令人驚訝的是日本，這樣一個面積比我國雲南省還要小的島國已經養了1.3億人，而且竟然還在鼓勵生育。因為他們早已無可奈何地認識到，在導致日本經濟長期持續衰退的最根本的原因中，首要原因是日本社會的老齡化。
與美國的持續人口引進政策不同，日本執行嚴格的移民政策，導致沒有外國的勞動力對日本老齡化進行補充，日本經濟衰退就不可避免。

二、再看中國：
1、古代和近代連綿不絕的戰爭，究其原因是為了爭奪資源，擴大疆域，增強國力。戰爭毀滅人口，又減弱了國力和勞動力優勢。彼強我弱，因此戰爭無法避免。
2、現代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創立初期，由於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人口減弱到4.5億，百廢待興，急需勞動力，那時的鼓勵生育政策無疑是正確的。
但過猶不及，人口過度膨脹而土地產出不足，資源消耗多，國力不能發展。所以又提出獨生子女政策。
但中國的製造業優勢很大程度上是低成本的人口和勞動力優勢，其中出生在50—70年代的中國農民工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由於農村絕對剩餘勞動力蓄水池效應造成城市勞動力供大於求的局面，中國工資較長時期保持在較低增長水平。
隨著70年代後期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推行後出生的一代獨生子女們登上歷史舞台，中國勞動力局部短缺的局面開始初露端倪，「民工荒」愈演愈烈，農民工月平均收入從2008年的1340元上漲到2011年的2049元，四年間的漲幅高達53%。
未來，隨著「90後」、「00後」獨生子女的長大，中國「農民工」階層將徹底消亡。中國製造業的人口低成本優勢將不復存在。整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也將在2020年即下滑至70%以下。
2010年，中國人均GDP只有日本的28%，美國的18%！相對人力資本低廉的其他地區，我國逐步喪失了比較優勢；相對印度而言，中國將不再有人口優勢；而相對美國和日本，中國卻是已經未富先老了。所以，二孩政策的推出，要積極響應。

⑥ 歷史學定律有哪些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紂王即位不久，命人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賢臣萁子說，「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糧，只能與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錦綉，乘華車，住高樓。國內滿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異寶。我不禁為他擔心。」(馮夢龍)
果然，紂王「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益收狗馬器物，充仞宮室。……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而諸侯叛，亡其國，自身「赴火而死」。
為什麽事態會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發展下去？
很小的時候，我們就已經知道了普希金的偉大，因為我們都很喜歡他的那個《漁夫與金魚的故事》。那個醜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過想要一個新木盆。第一個願望被滿足之後，第二個願望接踵而來。一個接一個，胃口越來越大。最後的結果，仍舊只有一隻舊木盆。
世人的貪欲，不都是這樣？得寸進尺，得隴望蜀。沒有止境的。
君王的貪欲，更為可怕，因為他擁有無限的權力，沒有人可以阻止他。
《詩》雲，「商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這里所說的商鑒，究竟要我們鑒什麽？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
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雙筷子或一隻木盆。只是大壩一旦決了口，洪水便會一瀉而下。
看一看那些貪官，只要收了第一筆賄金，以後的事便不由他了。
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麽薄弱。一旦坐上權力的交椅，有幾個人能拒絕這第一次？
其二，整個過程是「進行性」的。
「進行性」一詞是我從醫學書中借用來的。像癌症，就是進行性的。不斷地發展，不會中止，也不會逆轉，一直進行下去。
殷紂王身邊，雖有比乾和萁子這樣的賢臣，卻無法勸阻他。依靠臣下的勸阻來制約至高的皇權，其有效性顯然不足。所以，事態的發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
《左傳，荘公十一年》：「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這里的「忽」字，意為迅速，突然。
洪水潰堤，轉瞬之間，一瀉千里。
李自成打進北京，一生事業達到巔峰。由巔峰而至於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轉瞬之間。
殷紂王之後，兩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陳勝、王莽、陳後主、隋煬帝、黃巢、朱溫、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蔣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
殷紂王，這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國之君，他給後人留下了什麽？留下了兩個字，「殷鑒」。
無法節制的權力+無限膨脹的貪欲=殷鑒不遠。
黃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窯洞中向毛澤東提起「其亡也忽焉」這樣的歷史規律，因此，有人將這個定律稱為「黃炎培窯洞定律」。

⑦ 歷史的發展是周而復始的嗎

歷史的發展其實是有規律的,並不是說歷史會和現實完全一樣,從各朝各代的經歷看,歷史的發展是必然的,也是有章可尋的,你可以仔細想想,現在發生的很多事都是歷史的影射.

⑧ 人口法則概念是什麼 經濟適度人口概念是什麼

馬爾薩斯認為抄,人口在無所妨襲礙時按幾何級數增長,生活資料呈算術級數增長,兩者形成巨大的差額。只有通過晚婚、不婚等道德抑制和罪惡、貧困、戰爭等積極抑制，才可能使人口增長與生活資料增長相平衡。這就是所謂的"人口法則".
適度人口,一般是指在一定目標和條件下區域能夠供養的最優人口數量.它的大小不僅取決於區域各種自然經濟承載力和區域人口對這些承載力的需求水平之間的平衡,也取決於不同的研究目標。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人口學家素維（A.Sauvy）將"適度人口"的概念進一步擴大到非經濟領域，並將適度人口分為以獲得最大經濟福利的「經濟適度人口」和以達到最大實力的「實力適度人口」。

⑨ 人口遷移的理論綜述

人口遷移和人口遷移研究的其它領域相比，人口遷移的理論研究顯得相對薄弱和不完善。拉文斯坦的「人口遷移法則（Law of migration）」是公認最早的人口遷移理論，此後，西方學者從人口地理學、政治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諸多學科出發，提出了一系列相應的理論。相比之下，國內人口遷移理論研究較為缺乏，大多停留在國外理論框架之中。 「推拉」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拉文斯坦的「遷移定律」。
拉文斯坦（E. G. Raven stein（1885, 1889））認為人們進行遷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並對人口遷移的機制、結構、空間特徵規律分別進行了總結，提出著名的人口遷移七大定律。1938年，赫伯爾第一次系統總結了「推拉」理論概念，他認為人口遷移是由一系列「力」引起的，一部分為推力，另一部分為拉力。該理論認為，人口遷移是由於遷出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遷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從遷移者個體的行為決策過程來看，推力——拉力理論的成立包含兩個基本假設：一是假設人們的遷移行為是一種理性的選擇，二是認為遷移者對原駐地和遷入地的信息有比較充分的了解。只有這樣他才能根據兩地之間的推力和拉力，從比較利益的角度出發做出相應的選擇。Lee（1966）在其《遷移理論》一文中系統總結了「推力——拉力」理論。他將影響遷移行為的因素概況為4個方面：（1）與遷入地有關的因素；（2）與遷出地有關的因素；（3）各種中間障礙；（4）個人因素。
推拉理論還有許多量化模型，美國社會學家吉佛把「萬有引力定律」引入推拉模型，並應用於人口遷移研究。他認為，兩地之間遷移人口與兩地人口規模成正比，與兩地之間距離成反比，並基於此提出了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式中，Mij為i地與j地之間的人口遷移量，Pi、Pj分別為兩地的人口規模，d為兩地之間的距離，k為常數，a為距離衰減系數。
引力模型還存在多種形式的修正，該模型的提出使人口遷移的定量分析成為可能。但是，傳統的引力模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比如模型只包括遷入（出）地的規模變數，不能反映人口遷移隨地區間社會、經濟差異要素的變動。因此，國外許多學者對引力模型做出了改進，引入了收入、失業率、教育水平、年齡結構等社會經濟因子。在模型的具體運用方面，Fan（2006）利用中國歷次人口普查數據，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GDP和移民傳統因子，衡量地區經濟差異和社會網路關系對移民規模的影響。
新古典經濟學理論（Neoclassical theory）
新古典經濟學家將經濟學中供給與需求關系引入人口遷移的研究中，認為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的區域差異引起了不同區域之間勞動力的調整，人口遷移是這一調整過程的體現。根據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對於個人來說，遷移被視為是一種在個人人力資本上的投資，這種個人投資可以增強自身的經濟效益從而提高自身的整體生活水平。多數研究表明，人口遷移主要是在市場調節下移民對經濟機會的選擇。Courchene（1970）通過對加拿大各省區的調查，發現遷移率與人均收入成正相關。Cebula & Vedder（1973）發現在美國39個都市統計區中，人口凈遷入量與人均收入呈弱正相關關系。
新古典經濟學假定個人是遷移過程的最小單位，而在實際研究中，許多學者發現個人決策往往與家庭有著很大的關系，從而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產生了新家庭遷移理論。該理論認為個體的遷移決策是由家庭成員共同決定做出的，遷移（特別是短期遷移）的因素歸結為一種最大化經濟利益和最小化風險的家庭策略，而周期性往返遷移則是充分利用城市和農村（家庭）資源。人的遷移行為不僅受個人預期收入的影響，更重要的還會受到家庭因素的影響。該理論對家庭觀點較重的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具有更廣泛的普適性。 發展經濟學理論視角以劉易斯和托達羅模型為代表。劉易斯）將一國經濟分為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認為由於勞動邊際收益率高低而引發了農村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工業部門，同時城市工業部門因為高勞動生產率和低勞動力成本獲得巨額的超額利潤，不斷地擴大工業部門以吸收農業部門的剩餘勞動力，直到兩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相等為止。這時農村剩餘勞動力吸收完畢，一國的工業化過程也宣告完成。
劉易斯模型是以城市「充分就業」為前提假設的。但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實際情況表明，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城市失業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仍有大量的農村人口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顯然，劉易斯模型難以對此現象做出解釋。鑒於這一情況，美國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於1969年提出以農村人力資源進城所獲「期望收益」大小來解釋這一問題，這就是「托達羅模型」。該模型認為城鄉預期收入差異的擴大是發展中國家農村人口遷移規模繼續增大的主要原因，並且城市失業率也影響著農村居民的遷移決策。
托達羅模型對城市已經存在較為嚴重失業情況下農村勞動力還繼續流往城市的問題上，給出了較為滿意的答案。但是，該模型只考慮了遷移成本，未考慮生活成本；另外認為「擴大中、高等教育投資會沖擊城市就業」的論斷也與發展中國家實際不符，因此，在運用托達羅模型時應具體分析，使之適合研究地區基本情況。 國外對人口遷移的研究開展較早，除了理論體系研究較為系統和成熟，相關實證研究也比較豐富，國外人口遷移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領域：
（1）人口遷移與城市化的關系。如Zhang & Song（2003）認為農村至城市的移民對中國城市化率的增加起主導作用。Williamson（1988）通過對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分析，指出人口遷移和城市發展的驅動力主要歸結於城市內生增長的「制約」，以及城市外在環境的內部事件（土地的稀缺）和外部事件（對外資和國際市場過分依賴）的影響。
（2）人口遷移的空間特徵。如利用人口屬性的相關指標對人口的分布形態進行度量（Shen, 1996; Otterstrom, 2001）；也有學者對中國人口遷移的流場特徵進行描述（Fan, 2005）。
（3）人口遷移的政策研究。主要就城市流動人口的就業、住房以及戶籍政策展開相應研究。如Shen（2002）發現經商、學習培訓、醫療活動是中國的省內移民遷移的三大因素，而省際農村移民則傾向從事製造業和建築業；同時還建議借鑒香港、新加坡的廉租房制度來改善遷移人口的居住狀況。Zhu（2007）通過對福建省沿海城市的問卷調查，指出省內遷入人口多從事批發零售和服務業，而省際遷入人口主要從事製造業；並認為戶籍制度改革不應僅僅關注流動人口的居民身份，而應對他們的工作收入及穩定性加以保障。
（4）人口遷移的原因及影響因素。從不同的角度，人口遷移的影響因素可分為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以及遷入地的「拉力」作用和遷出地的「推力」作用。多數學者認為地區經濟差異的持續擴大是人口遷移的主要動因（Johnson, 2003; Fan, 2005）；也有研究指出地區的區位條件、產業結構以及遷移政策等非經濟因素對人口遷移也有較大的影響（Shen, 1996; Liang & White, 1996; Zhang & Song, 2003）。在「推力」和「拉力」誰佔主導的問題上，Engels（1974）通過曼切斯特早期城市快速擴展和晚期城市衰退與工業布局的緊密聯系，認為「拉力」為主導作用；而Redford（1968）則認為遷入城市的移民是由於農業用地緊缺和圈地運動引起，「推力」是主要因素。 人口遷移空間格局的研究既包括國家尺度，也有以某個地區或者特定城市為研究對象。在研究單元的劃分上，在討論國家尺度遷移人口的空間格局時，一般以省、自治區、直轄市為最小研究單元；但是也有學者對各地級市流動人口的點格局分布展開研究。研究方法上，包括對人口統計指標空間特徵的簡單描述以及較為復雜空間分析方法的運用，也有基於遷移流的流場格局的探討。
多數學者集中研究了國家尺度下人口特徵和人口遷移分布格局。Shen（1996）對中國各省區人口密度、人口增長率、高中以上教育水平人口所佔比例等15個人口統計指標進行分析，通過變異系數的數值，揭示人口分布形態的空間分異特徵。Otterstrom（2001）利用人口集中指數，對美國1790-1990年人口分布的集中程度進行量測，結果表明，美國經歷了從邊疆地區逐步西進至「陽光海岸」地帶的人口遷移過程。俞路（2006）也進行了類似研究，認為在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相對平均的情況下，人口重心的軌跡可以反映出人口遷移的進程。通過對我國1953-1995年的人口重心計算，發現我國人口重心變化較為穩定，伴有小幅向西南方向移動的趨勢。朱傳耿（2001）提取出1996年中國流動人口超過5萬的城市節點數據，利用數字高程模型進行內插，生成中國流動人口的三維模型和等值線。
人口遷移的流場特徵分析是剛興起的研究領域之一。Fan（2005）通過中國各省區遷移流強度的計算，認為中國的遷移流指向大多從經濟落後地區指向發達地區，並且鄰近省份的短距離遷移流比重較大。丁金宏（2005）利用「五普」遷移流數據，認為中國人口遷移進入高活性、高能力的新階段，東中西部人口遷移的不平衡性不斷加劇；並形成了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和西部邊緣區四大輻合流場以及湖南、安徽、江西、河南等輻散流場。
在以特定地區和城市為研究對象的遷移人口空間格局研究中，中國的三大都市圈成為研究的熱點。喬關民（2004）認為長三角都市連綿區南北翼之間在人口流動聯系強度上存在顯著差異，上海與北翼蘇州、無錫的聯系，比與南翼嘉興、湖州的聯系緊密許多。俞路（2006）通過對中國三大都市圈遷移流的遷移距離、平均方向和環形方差的考察，衡量三大都市圈對外聯系強度和開放程度，從強到弱依次為，京津唐都市圈、長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李亞麗（2004）通過研究河南省人口密度等值線的變動狀況和人口分布洛倫茨曲線的變動情況來考察河南省人口分布的集聚趨勢。鄭明媚（2006）構建了縣域人口遷移的引力模型，選擇縣域內獨立的居民區片為計算單元來評價鄉鎮的人口吸引潛力和人口最大可能遷移目的地分布，並以浙江省臨安市為例展開了實證研究。 1、經濟水平對人口遷移的影響研究綜述
地區經濟水平差異對人口遷移具有強烈的影響作用是學術界公認的事實。Zhang（2003）認為地區的經濟增長會促進遷移人口的增加，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是影響人口遷移的主要因素，他還構建了人口遷移量模型，揭示出GDP增長率與人口遷移規模具有強烈的正相關關系。Fan（1996）利用「四普」數據，建立了廣東省人口遷移的回歸模型，結果表明外資投入、地區間經濟水平對人口遷移存在較強的吸引作用。此外，通過對轉型期中國女性的「婚姻嫁娶」和「務工經商」遷移流分析，認為傳統女性因社會原因多進行短距離遷移的局面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獲取經濟利益為主的長距離遷移（Fan, 1999）。朱傳耿（2001）對流動人口大於5萬的中國城市社會、經濟指標進行主成份分析，提取出經濟增長、社會發展、投資和消費4個因子，通過相關分析得出流動人口與經濟增長和投資關系密切。
2、可達性對人口遷移的影響研究綜述
盡管以往文獻中沒有明確指明區域通達性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但學者們從交通距離、干線布局等方面對通達性的影響作用展開了研究。如Fan（1999）認為因「婚姻嫁娶」遷入廣東的女性，其原住地大多沿著從廣西、四川至廣東的鐵路線分布。李亞麗（2004）認為河南省交通線路和交通樞紐的布局對人口空間分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李國平（2004）以深圳為例，利用重力模型進行回歸，認為人口遷移規模與深圳距各省市的交通距離成反比，其他學者也通過各種模型驗證了距離因子對人口遷移的負面影響（童玉芬, 1994;楊雲彥, 1999）。曾智超（2005）通過對上海市地鐵沿線行政區的調查，指出大都市軌道交通促使了沿線人口由高密度地區向低密度地區的轉移。
3、其它影響因素研究綜述
相對於經濟因素，城市的社會發展狀況對中國城市流動人口規模影響非常小，表明中國人口流動尚處於初級發展階段（朱傳耿, 2001）。Fan（2005）利用重力模型對中國「四普」、「五普」各省區共812條遷移流進行了回歸，結果表明：「四普」時期，距離因子是影響人口遷移的決定因素；而「五普」時期，距離的阻礙作用減弱，由移民傳統（Migration stock）所構成的網路關系成為影響遷移的首要因素。也有研究表明地區的產業結構和布局對人口遷移也有一定的影響（Shen, 1996; Zhu, 2007）。 應該說，至今為止還沒有統一的區域人口遷移空間發展模式，現行的研究大多借鑒都市圈的空間結構變化模式，如Hall（1984）的大都市圈變化模式、Klassen（1981）城市發展階段模式以及小長谷（1981）生命周期模式等。彭際作（2006）對1850-1970年紐約大都市圈人口空間格局進行了研究，指出其經歷了由核心區至內圈再到中間圈、外圈的人口增長階段。王桂新（2006）利用「五普」數據揭示出中國長三角地區人口遷移的空間模式，認為長三角區內人口遷移空間上形成了江蘇和浙江兩個相對獨立的遷入目的地選擇空間模式。

⑩ 假若古人想像的輪回為真，那為何人口能夠持續增多

一、所謂的六道輪回並不一定是在人間一直輪回。這是所有主流宇宙學家都同意的觀點。在以前的幾年當中，宇宙學家們共同達成了一個共識，就是我們所在的宇宙，僅僅就是無數個宇宙中的一個個體。除此之外，至少還有其他數十億個宇宙。以及那些宇宙中是否都有著相同的物理學定律還不得而知。而人口增多那時自然規律，生態平衡呀。

四、也許未來的科學已經發現了六個輪回，可以擺脫時空的束縛，任意交換時空，就像我們現在的科學發現地球是圓的，能夠擺脫地球的引力而登上其他行星一樣。在幾千年前的古人眼中，這些也是不可思議的。

因為佛教不僅有對宇宙和生命終極真理的系統描述，而且有對如何突破生命意識局限性的各種方法的描述，供我們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