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許地山簡介
許地山（～1941年）名贊堃，號地山，筆名落華生。是中國現代小說家、散文家、「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先驅者之一。在梵文、宗教方面亦有研究碩果。
許地山，1893年2月14日生於台灣省台南府城延平郡王祠附近的窺園里。其父許南英是個富有愛國思想的知識分子，祖籍廣東揭陽。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許南英臨危受命，擔任台灣籌防局統領。他激於民族大義，率眾奮起反抗日軍的入侵，日寇佔領台灣後，遂將全家遷回大陸。當時因清政府不準內渡官員保持台灣籍貫，許南英便在福建龍溪落戶。
許地山三歲隨父定居漳州，四歲入私塾讀書，由於好學聰慧，成績優異，在漳州城內被譽為「神童」。辛亥革命前夕，他的哥哥受新思潮的影響參加革命，年少的許地山也毅然剪掉辮子，誓與腐敗的清王朝決裂。此後，由於家道中落，許地山便開始自謀生活。他曾在石碼眉麓小學當教員，後來又到省立第二師范學校任教。1913年受聘到緬甸仰光華僑創辦的中華學校任職。兩年的海外生活，他的思想受到一定影響，後來，他創作的不少作品都取材於此。1915年12月，許地山回國，住在漳州大岸頂（今蒼園街一帶），後在漳州華英中學任教，1917年，他重回省立二師，並兼任附小主事（校長）。
1917年暑假，許地山以優異成績考入燕京大學文學院，學會多種外文和方言。並經常和瞿秋白、鄭振鐸、耿濟之等人在一起談論時政，尋求真理，探索改造社會、振興中華的道路。他們在北京青年會圖書館編輯《新社會旬刊》，宣傳革命思想，發表新文學作品。當「五四」運動爆發時，許地山作為學生代表經常上街演講，在天安門前參加遊行集會，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斗爭。
1921年1月，許地山和沈雁冰、葉聖陶、鄭振鐸、周作人等12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創辦《小說月報》，成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新文學刊物。許地山以落華生為筆名在刊物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命命鳥》，寫了一對緬甸青年男女在封建禮教桎梏束縛下的愛情悲劇，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共鳴。他從此開始了文學創作生涯。
1922年2月10日，許地山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短篇小說《綴網勞蛛》，為其早期的代表作。小說反映了作者對吃人的封建禮教的憤懣並給予深刻批判，充分顯示「五四」時期新文學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精神。
1922年8月，許地山與梁實秋、謝冰心等到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系學習，1924年獲文學碩士學位，並以「研究生」資格進入美國牛津大學曼斯菲爾學院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學、梵文、人類學及民俗學，兩年後又獲牛津大學研究院文學學士學位。
1921年到1926年是許地山創作的第一次高潮時期。這期間，他的12篇短篇小說結集為《綴網勞蛛》；44篇散文小品，由商務印書館以《空山靈雨》為書名出版。膾炙人口的《落花生》，以童年漳州生活為背景，明確主張做人要「像花生，因為它是有用的，不是偉大、好看的東西。」
1927年許地山學成回國後，先後在燕京大學文學院、宗教學院任助教、副教授、教授，擔任《燕京學報》編委。他同時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兼課，並繼續從事文學創作。
與此同時，許地山還寫了不少宗教書。如《大藏經索引》、《道教思想與道教》、《中國道教史》（上卷）、《雲笈七簽校異》、《摩尼之二宗三際論》等，並著手編纂《道教辭典》。其學術成就，學界有口皆碑。
抗戰期間，許地山作為一名熱愛祖國的左翼作家，奔走呼號，聲討日寇罪行。然而，卻受當時燕大任教務長司徒雷登的排擠而被解聘。後避居香港，被聘為香港大學文學院主任教授。
許地山在港大任教期間，在改革教育、教學的同時，積極從事社會教育和文化活動。他先後發起和組織了「香港新文學學會」、「中國文化協會」，並兼「廣東叢書編印委員會」、「中國教育電影協會香港分會」常務理事。他積極提倡改良中小學課程，建議教育當局創辦香港中小學教師討論會，並擔任「香港中小學教員暑期討論班」主任以及多所中小學校董。對香港的文化教育事業做出不少貢獻，受到各界人士好評，曾被選為香港中英文化協會主席。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許地山更是義無反顧地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他走出書齋，奔波於香港、九龍等地，在群眾集會上發表演講，幫助流亡青年補習文化課，還在報刊上發表了《七•七感言》、《造成偉大民族底條件》等雜文，宣傳抗戰，反對投降。在上海淪入日寇鐵蹄之下時，著名作家鄭振鐸冒險收藏了3300多本明、清時代的刊本、抄本，打算轉移到香港。許地山得知後，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不被敵人掠走，毅然答應幫助寄存。
1938年3月，在漢口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許地山和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等45人當選為理事。當時大批文化人與青年學生流亡到香港，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會員通訊處」，許地山任常務理事兼總務。他寫了長篇論文《國粹與國學》，在當時影響很大。他還寫了抗日小說《鐵魚的鰓》，作品通過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表達了人民堅持抗戰的意志和堅強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文藝界的極大好評，被認為是「中國小說界不可多得的作品」。
許地山積勞成疾，導致心臟病逐漸嚴重。天不假年，1941年8月4日下午2時，他心臟病再次復發，英年早逝，年僅49歲。
噩耗傳出，第一個送來花圈的是宋慶齡。梅蘭芳、葉恭綽、郁達夫、徐悲鴻等許多知名人士送了花圈、輓聯。當天，香港學校下半旗，港九鍾樓鳴鍾致哀。9月21日香港文化界400多個團體近千名代表舉行「許地山先生追悼大會」。國內及新加坡等地也都隆重集會，痛悼這位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者、愛國者。
㈡ 有關許地山的資料
許地山（1893～1941年）名贊堃，號地山，筆名落華生。是中國現代小說家、散文家、「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先驅者之一。在梵文、宗教方面亦有研究碩果。
許地山，1893年2月14日生於台灣省台南府城延平郡王祠附近的窺園里。其父許南英是個富有愛國思想的知識分子，祖籍廣東揭陽。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許南英臨危受命，擔任台灣籌防局統領。他激於民族大義，率眾奮起反抗日軍的入侵，日寇佔領台灣後，遂將全家遷回大陸。當時因清政府不準內渡官員保持台灣籍貫，許南英便在福建龍溪落戶。
許地山三歲隨父定居漳州，四歲入私塾讀書，由於好學聰慧，成績優異，在漳州城內被譽為「神童」。辛亥革命前夕，他的哥哥受新思潮的影響參加革命，年少的許地山也毅然剪掉辮子，誓與腐敗的清王朝決裂。此後，由於家道中落，許地山便開始自謀生活。他曾在石碼眉麓小學當教員，後來又到省立第二師范學校任教。1913年受聘到緬甸仰光華僑創辦的中華學校任職。兩年的海外生活，他的思想受到一定影響，後來，他創作的不少作品都取材於此。1915年12月，許地山回國，住在漳州大岸頂（今蒼園街一帶），後在漳州華英中學任教，1917年，他重回省立二師，並兼任附小主事（校長）。
1917年暑假，許地山以優異成績考入燕京大學文學院，學會多種外文和方言。並經常和瞿秋白、鄭振鐸、耿濟之等人在一起談論時政，尋求真理，探索改造社會、振興中華的道路。他們在北京青年會圖書館編輯《新社會旬刊》，宣傳革命思想，發表新文學作品。當「五四」運動爆發時，許地山作為學生代表經常上街演講，在天安門前參加遊行集會，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斗爭。
1921年1月，許地山和沈雁冰、葉聖陶、鄭振鐸、周作人等12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創辦《小說月報》，成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新文學刊物。許地山以落華生為筆名在刊物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命命鳥》，寫了一對緬甸青年男女在封建禮教桎梏束縛下的愛情悲劇，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共鳴。他從此開始了文學創作生涯。
1922年2月10日，許地山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短篇小說《綴網勞蛛》，為其早期的代表作。小說反映了作者對吃人的封建禮教的憤懣並給予深刻批判，充分顯示「五四」時期新文學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精神。
1922年8月，許地山與梁實秋、謝冰心等到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系學習，1924年獲文學碩士學位，並以「研究生」資格進入美國牛津大學曼斯菲爾學院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學、梵文、人類學及民俗學，兩年後又獲牛津大學研究院文學學士學位。
1921年到1926年是許地山創作的第一次高潮時期。這期間，他的12篇短篇小說結集為《綴網勞蛛》；44篇散文小品，由商務印書館以《空山靈雨》為書名出版。膾炙人口的《落花生》，以童年漳州生活為背景，明確主張做人要「像花生，因為它是有用的，不是偉大、好看的東西。」
1927年許地山學成回國後，先後在燕京大學文學院、宗教學院任助教、副教授、教授，擔任《燕京學報》編委。他同時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兼課，並繼續從事文學創作。
與此同時，許地山還寫了不少宗教書。如《大藏經索引》、《道教思想與道教》、《中國道教史》（上卷）、《雲笈七簽校異》、《摩尼之二宗三際論》等，並著手編纂《道教辭典》。其學術成就，學界有口皆碑。
抗戰期間，許地山作為一名熱愛祖國的左翼作家，奔走呼號，聲討日寇罪行。然而，卻受當時燕大任教務長司徒雷登的排擠而被解聘。後避居香港，被聘為香港大學文學院主任教授。
許地山在港大任教期間，在改革教育、教學的同時，積極從事社會教育和文化活動。他先後發起和組織了「香港新文學學會」、「中國文化協會」，並兼「廣東叢書編印委員會」、「中國教育電影協會香港分會」常務理事。他積極提倡改良中小學課程，建議教育當局創辦香港中小學教師討論會，並擔任「香港中小學教員暑期討論班」主任以及多所中小學校董。對香港的文化教育事業做出不少貢獻，受到各界人士好評，曾被選為香港中英文化協會主席。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許地山更是義無反顧地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他走出書齋，奔波於香港、九龍等地，在群眾集會上發表演講，幫助流亡青年補習文化課，還在報刊上發表了《七•七感言》、《造成偉大民族底條件》等雜文，宣傳抗戰，反對投降。在上海淪入日寇鐵蹄之下時，著名作家鄭振鐸冒險收藏了3300多本明、清時代的刊本、抄本，打算轉移到香港。許地山得知後，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不被敵人掠走，毅然答應幫助寄存。
1938年3月，在漢口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許地山和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等45人當選為理事。當時大批文化人與青年學生流亡到香港，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會員通訊處」，許地山任常務理事兼總務。他寫了長篇論文《國粹與國學》，在當時影響很大。他還寫了抗日小說《鐵魚的鰓》，作品通過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表達了人民堅持抗戰的意志和堅強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文藝界的極大好評，被認為是「中國小說界不可多得的作品」。
許地山積勞成疾，導致心臟病逐漸嚴重。天不假年，1941年8月4日下午2時，他心臟病再次復發，英年早逝，年僅49歲。
噩耗傳出，第一個送來花圈的是宋慶齡。梅蘭芳、葉恭綽、郁達夫、徐悲鴻等許多知名人士送了花圈、輓聯。當天，香港學校下半旗，港九鍾樓鳴鍾致哀。9月21日香港文化界400多個團體近千名代表舉行「許地山先生追悼大會」。國內及新加坡等地也都隆重集會，痛悼這位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者、愛國者
㈢ 許地山對人類的供獻
他是中國現代小說家、散文家、「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先驅者之一。七七」蘆溝橋事變後，許地山更是義無反顧地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在梵文、宗教方面亦有研究碩果。
主要經歷（含貢獻）如下：
1917年考入燕京大學，曾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合辦《新社會》旬刊。
1920年畢業時獲文學學士學位，翌年參與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2年又畢業於燕大宗教學院。 1923—1926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和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宗教史、哲學、民俗學等。回國途中短期逗留印度，研究梵文及佛學。
1922年2月10日，許地山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短篇小說《綴網勞蛛》，為其早期的代表作。小說反映了作者對吃人的封建禮教的憤懣並給予深刻批判，充分顯示「五四」時期新文學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精神。
1927年起任燕京大學教授、《燕京學報》編委，並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兼課。
1927年許地山學成回國後，在燕京大學文學院任教。與此同時，許地山還寫了不少宗教書。如《大藏經索引》、《道教思想與道教》、《中國道教史》（上卷）、《雲笈七簽校異》、《摩尼之二宗三際論》等，並著手編纂《道教辭典》。其學術成就，學界有口皆碑。
1935年因與燕大校長司徒雷登不合，去香港大學任教授。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許地山更是義無反顧地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他走出書齋，奔波於香港、九龍等地，在群眾集會上發表演講，幫助流亡青年補習文化課，還在報刊上發表了《七七感言》、《造成偉大民族底條件》等雜文，宣傳抗戰，反對投降。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後，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常務理事，為抗日救國事業奔走呼號，展開各項組織和教育工作。後終因勞累過渡而病逝。
註：許地山，字地山，筆名落華生(古時"華"同"花"，所以也叫落花生)。籍貫廣東揭陽，生於台灣一個愛國志士家庭。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1926年畢業並留校任教。期間與瞿秋白、鄭振鐸等人聯合主辦《新社會》旬刊，積極宣傳革命。"五·四"前後從事文學活動，後轉入英國牛津大學曼斯菲爾學院研究宗教學、印度哲學、梵文等。1935年應聘為香港大學文學院主任教授，遂舉家遷往香港。在港期間曾兼任香港中英文化協會主席。一生著作頗多，有《花》、《落花生》等。
㈣ 許地山的代表作
許地山於1921年發表第一篇小說《命命鳥》，接著又發表了前期代表作版小說《綴網勞蛛》和具有朴權實淳厚風格的散文名篇《落花生》。他的早期小說取材獨特，情節奇特，想像豐富，充滿浪漫氣息，呈現出濃郁的南國風味和異域情調。他雖在執著地探索人生的意義，卻又表現出玄想成分和宗教色彩。2O年代末以後所寫的小說，保持著清新的格調，但已轉向對群眾切實的描寫和對黑暗現實的批判，寫得蒼勁而堅實，《春桃》和《鐵魚底鰓》便是這一傾向的代表作。他的創作並不豐碩，但在文壇上卻獨樹一幟。作品結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說集《綴網勞蛛》、《危巢墜簡》，散文集《空山靈雨》，小說、劇本集《解放者》、《雜感集》，論著《印度文學》、《道教史》（上），以及《許地山選集》。
㈤ 綴網勞蛛 賞析
作者許地山
「我像蜘蛛，
命運就是我的網。」
我把網結好，
還住在中央。
呀，我的網甚時節受了損傷！
這一壞，教我怎地生長？
㈥ 作文:綴網勞蛛影響了我
許地山《綴網勞蛛》(故事梗概)
在明朗的月色下,園里在花影搖曳,只聽見兩位女人的談話聲在空氣里飄盪。這就是尚潔和支夫人。史夫人正耐心地勸尚沽,讓她多注意些外面的風言風語,不要因為丈夫長孫可望的關系不和而影響自己的名譽。尚潔對此處之泰然。在她看來,人都是從渺茫中來,在渺茫中住,往渺茫中去,誰會知道自己會遇到什麼危險。縱然知道,謀慮也未必來得及,還是聽其自然好。尚潔還毫不隱瞞地向支夫人談了她和丈夫的關系。當年她是童養媳,藉助長孫可望的幫助,掙脫了殘暴的婆婆。但實際上她並不愛長孫,可也決不會破壞目前的家庭。
送走了史夫A,尚潔回到了那間充滿月光的房裡。象往常一樣,臨睡前跪在那裡誦幾句禱詞。她剛睡下,就聽見園里有奇怪的響聲,她叫僕人去看,原來是一個跌傷在牆角的竊賊。僕人不停地抽打他。在憐憫慈悲之心的促使下,她制止住了僕人,並讓僕人把竊賊抬到她房裡的"貴妃榻"上,親自為他洗傷包紮。第二天清早長孫可望回家,發現尚潔身穿睡衣和床上一個男人說話,不禁暴跳如雷,他把尚潔拉上樓去,在極大的誤會中用刀刺傷了尚潔的肩膀,然後逃之夭夭。尚潔傷愈之後,一連串的打擊又向她襲來：教會剝奪了她赴聖筵的權利,長孫要求與她離婚,她態度坦然,忍受著人們的誤解和長孫的無恥行為,不要一點財產,決然離開家庭和孩子,到馬來半島的西岸一個小地方度過了三年艱苦、孤獨的生活。艱苦生活的磨煉,使她更加堅強起來。
後來長孫可望在宗教的感召下,明白了自己的錯誤,感到十分懊悔,到孤島上去接尚潔回家。尚潔不記前嫌,一見如故,但也絲毫沒有顯出特別的驚奇和愉悅。為了懲罰自己,長孫可望決定到孤島上去受苦償過,尚潔也不阻攔,安然回家。正象她對史夫人說的那樣,人猶如蜘蛛,.命運就是他的網。這個網什麼時候會破,和怎樣破法,它無法知道。一旦破了,它還暫時安然地躲起來,等有機會再結一個好的。人生就和織網一樣,或完或缺,只能聽其自然罷了。
象蜘蛛那樣對待命運
——《綴網勞蛛》賞評
許地山地「問題小說」在五四人生派作家群中是獨樹一幟的。他不像冰心、葉紹鈞、王統照他們憧憬著「美」和「愛」的理想天國，更不象廬隱那樣彷徨焦灼，正象他的筆名「落花生」所暗示的，他是腳踏實地的，不務虛名，也不悲觀，一步步尋求理想的人生。他的人生觀，簡單說來就是蜘蛛織網補網的人生觀。《綴網勞蛛》就是這種人生觀的形象體現。
《綴網勞蛛》是許地山早期小說的代表作。通過上面故事梗概中所說的故事，作者實際上是要表明這樣一種人生觀念：「人就象蜘蛛，命運就是他的網。所有的網都是自己組織得來，或完或缺，只能聽其自然罷了。」這就是這篇小說的主題，也就是許地山當時的人生哲學。
這種人生哲學的要義是：自強不息而又隨遇而安，堅韌達觀而又逆來順受，渴望成功而又任其自然。這種哲學在尚潔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她不甘心做人家的童養媳，和長孫可望逃到馬來。本來她是不愛可望的，每當聽人說起她是可望的妻子時就非常慚愧，但盡管如此，她還是希望把這個家庭維持下去，凡家裡的事她都樂意去做。她覺得夫婦只是名義上的事，愛與不愛和家庭組織是毫無關系的。後來，外邊謠傳她和譚先生有曖昧關系，可望非常生氣，隨時尋機會抓他的把柄。這時好友史夫人勸她將自己的態度表示得明朗一些，不然將影響到她的名聲，但她淡然處之，認為辯白是沒有用的，事情怎樣來就怎樣對付，不管別人怎樣疑惑她，她「只求自己無愧，對得住天上底星辰和地下底螻蟻便了」。一天晚上，她救了一個受傷的小偷，並安放在她的「貴妃榻」上過夜，被丈夫撞見，誤以為是她的情夫，抓到了把柄。這時，她也不急於辯白，結果招來丈夫殘暴的一刀，鮮血直流，此時她也不呼救，只是沉靜地倒在血泊中。事後，兇手逍遙法外，教會反倒認為她這是自食其果，因為窩藏情夫是教規所不容的，因此剝奪了她赴聖筵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她還是不予辯白，反而拋棄家產，隻身遠行，就象蛛網破了，蜘蛛只好暫時躲起來一樣的安然。她受命運的打擊一次重似一次，而她的思想和精神毅然不為所動，愈顯出其堅定和深沉。三年後，事情又有了徹底的轉變，她的丈夫悔過了，她也本著自己的處世原則，不計前嫌，一見如故。當知道丈夫出於自責自覺到海島去受苦償過，她也不覺得意外，更不去尋找，顯得那樣安閑和泰然。總之，處境無論順逆，總是一樣心胸。我們看到，尚潔正象一個蜘蛛，在自己命運的破網上，不斷補綴，顯得那樣自強不息，又是那樣無可奈何。這里籠罩著一種令人興奮而又令人窒息的宗教氣氛。這種紛雜的現象是和作者的生活經歷有關的，許地山的一生和宗教結有不解之緣，二三十年代，他無論在燕京大學，還是在美、英諸國，都潛心研究過宗教比較學和宗教史。這種潛心研究之所得，不能不影響到他的謀篇主意和藝術想像。誠如茅盾所說：「他的作品中主人公的思想多少和宗教有點關系。」（《落花生論》）尚傑寬容忍辱，寧受冤屈，而不作一點抗爭，這分明是受基督教的「勿抗惡」的影響。她服從命運，順應自然，顯然又有宿命論的成分。這一切在那血雨腥風的現實環境中顯然是具有消極作用，因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但許地山畢竟不信宗教，他的作品也不是宗教文學，而是「人的文學」。他的作品雖然帶有玄想的意味，但卻始終固執地探討著人生的意義。尚潔那種織網補網的精神，對生活在現實中的人又是有著很大的啟迪作用的。因此對尚潔形象及其人生哲學，我們應該從兩個方面加以評價。
《綴網勞蛛》不僅在思想意義上具有二重性，即「積極的昂揚意識」與「消極的退嬰意識」雜揉在一起，而且在創作方法上同樣具有二重性。這篇小說給人影響最深的是它的傳奇性，從頭到尾充滿著濃厚的異域情調和宗教色彩，可以說其基調是浪漫主義的；同時我們又從尚潔那卑微的童養媳身份中，從她那顛沛流離的生活以及他那執著地追求人生的精神中，感受到一種時代氣氛，具有一定的現實主義傾向。這篇小說的第二個顯著特點是它的哲理性和象徵性。《綴網勞蛛》的整個哲理可以說都包含在小說開頭那首蜘蛛結網的詩中，但人們一看並不明白；直到我們了解了尚潔的那張破網似的命運，我們才領悟到作者在那首詩中所要顯示的人生真諦。這可以說是象徵的作用。整個故事的象徵都是為了理解這首詩，而理解了這首詩也就理解了這篇小說。除了這種整體上的象徵作用外，主人公在生活中和自然界隨處都能找到使自己人生哲學化的東西。例如,尚潔在病中和史夫人來到花園里，看到一朵被蟲傷了的花，史夫人說這花不好，尚潔便道：「這花雖被蟲傷了一半，還開得這么好看，可見人的命運也是如此——若不把他的生命完全奪去，雖然不完全，也可以得著生活上一部分的美滿。」又如她在土華看見採珠的船「往來於金的塔尖和銀的浪頭之間」，也就想到人生和入海採珠一樣。深邃的哲理借這些鮮明生動的事物加以體現，正是這篇小說藝術性較強的一個主要原因。此外，景物描寫與心理描寫為渲染主題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小說一開頭，就展開了一幅清澈寧靜的畫面。這里沒有殘風愁霧和電閃雷鳴，而是朗月幽園，輕花淡影。這就暗示了即將展開的長孫夫婦沖突的性質。土華島上幽靜雅緻的風景，採珠船顛簸於浪峰之間，也與尚潔純真沉毅的性格，對人生奧妙大徹大悟的思索，異常和諧。心理描寫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小說寫尚潔在土華島思念女兒時，樹上的蟬聲常常幻化成「母思兒耶」那段描寫，讀來催人淚下。由於獨特的藝術風格，《綴網勞蛛》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也佔有一個特殊地位。
㈦ 誰能告訴我許地山對後世的影響~
許地山（1893～1941）
許地山（1893～1941），現代作家、學者。名贊堃，字地山，筆名落花生。祖籍廣東揭陽，生於台灣台南一個愛國志士的家庭。回大陸後落籍福建龍溪。1910年中學畢業後曾任師范、中學教員。1917年考入燕京大學文學院，1920年畢業留校任教。期間與翟秋白、鄭振鐸等人聯合主辦《新社會》旬刊，積極宣傳革命。「五·四」前後從事文學活動，1921年1月，他和沈雁冰、葉聖陶、鄭振鐸等12人，在北平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創辦《小說月報》。1922年往美國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系，研究宗教史和宗教比較學，獲文學碩士學位。後轉入英國牛津大學曼斯菲爾學院研究宗教學、印度哲學、梵文、人類學、民俗學等。 1927年回國在燕京大學文學院和宗教學院任副教授、教授，同時致力於文學創作。 1935年應聘為香港大學文學院主任教授，遂舉家遷往香港。在港期間曾兼任香港中英文化協會主席。 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發表文章、演講，宣傳抗日，反對投降。"皖南事變"發生，即與張一廛聯合致電蔣介石，呼籲團結、和平、息戰。同時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常務理事，為抗日救國事業奔走呼號，展開各項組織和教育工作。後終因勞累過度而病逝。
許地山一生創作的文學作品多以閩、台、粵和東南亞、印度為背景，主要著作有《空山靈雨》、《綴網勞蛛》、《危巢墜筒》、《道學史》、《達衷集》、《印度文學》；譯著有《二十夜問》、《太陽底下降》、《孟加拉民間故事》等。
許地山譯事
許地山對於印度的"詩聖"泰戈爾是十分崇敬。 他喜歡泰戈爾的作品，因此曾翻譯過《吉檀迎利》（文言文，未發表）、《在加爾各答途中》（載《小說月報》12卷4號）、《主人，把我的琵琶拿去吧》（載《小說月報》22卷1號）等泰戈爾的詩歌、小說、散文。由於喜愛泰戈爾，又引起他對印度文學的濃厚興趣。1928年他翻譯了《孟加拉民間故事》， 1930年，出版了專著《印度文學》，1934年，又譯出印度故事《太陽底下降》、《二十夜問》等等，從而成為一位著名的印度文學專家。經過數年的刻苦努力，許地山為中印文化的交流所做的努力結出了累累碩果。據統計，許地山從英國留學歸來後的幾年間（自1927年起，至1935年離開燕京大學止），寫有學術論文8篇，學術論著5部。其中1930年出版的《印度文學》，是中國人自己撰寫的第一部印度文學史專著。這本著作與他深厚的文學、翻譯功底是分不開的。
30年代初，北平中華樂社柯政和主編過《世界名歌一百曲集》，共分十冊，每冊十曲（由北平中華樂社於1932年10月出版），其中第一冊的十曲歌詞都是許地山翻譯的，書前有許地山寫的《前言》和柯政和的《序》，書後有許地山寫的歌詞解釋。許地山在他的《前言》中寫到的他演奏、研習、教授音樂和譜曲的事都鮮為人知。他在廣州文廟當佾生之前就開始研究音樂。他擅長琵琶，能譜曲編詞（雖然他所從事的工作似乎與音樂不搭界，但他非常看重音樂和音樂教育），同時許地山精通音律，熟捻西洋樂曲和西洋民歌，對英、德、法、俄羅斯、蘇格蘭、奧地利、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家的音樂傾注的熱情尤其多，他譯的這十曲名歌就是一個佐證。這十曲名歌，除《小船像搖籃般底擺》之外，都是情歌。有寫熱戀時真摯而灼熱的情感："炙熱的手互相執持。嘴唇顫動不息。微音優美直像歌樂，從我這里發出，世界一切你都不要，惟有我是你的所要。"（《再一次罷！》）；有寫戀人別後的相思："野鳥在清唱，野花正在開放，日光所照底水平靜如睡，雖然想見底歡樂可以消滅愁苦。但失意的心情不望春歸"（《羅魯孟》）；有寫生活中的戀舊情結："你能忘記舊時的朋友，不放在心裡么？你能忘記舊時的朋友，和舊的時日么？ 舊的時日，我愛，舊的時日，我們要為它喝一杯。"（《你能忘記舊時朋友么？》）。從他譯的這十曲歌詞和《前言》中，可以感受到他對生活的摯愛和他那份特有的人間情懷。如果沒有對藝術的虔誠，沒有豐富人生經歷作基礎，是很難想像他能譯出如此雅緻多情的世界名歌。對許地山而言，翻譯也就是藝術的創作。所以許地山與他所敬佩的音樂家柯政和相會面後，談起音樂教育，有著相同的見解，柯政和約他翻譯西洋樂曲，他便一口答應了。他在《世界名歌一百曲集》第一冊的《前言》中說："民國十五年，我從歐洲回國，過擯榔嶼，到華僑辦底學校去找幾位舊同事，我們已經別離十幾年了。可是那學校所授底唱歌不但與十幾年前一樣，並且和我在小學時代所學底不差隻字，我問他們為什麼不教新的，他們反都問我那裡來底新的。這個越使我覺得非趕辦音樂學校不可。可是我底 音樂興趣雖然有，我底音樂底知識卻夠不上提倡，這事非專門家去做不可。" 這里，我們不難體會到許地山對普及音樂教育的用心良苦，我們看到許地山確實用他的筆為我們翻譯，介紹了好的西洋音樂作品。
許地山的翻譯風格
談及此，我想引許地山《孟加拉民間故事》譯敘中的一段話加以探討："這譯本是依1912年麥美倫公司底本子譯底。我並沒有逐字逐句直譯，只把各故事底意思率直地寫出來。至於原文底辭句，在譯文中時有增減，因為編譯民間故事只求其內容明了就可以，不必如其餘文章要逐字斟酌。我譯述這22段故事底動機，一來是因為我對"民俗學" （ Folk-Lore）底研究很有興趣，每覺得中國有許多民間故事是從印度輾轉入底，多譯些印度底故事。對於研究中國民俗學必定很有幫助，二來是因為今年春間芝子問我要小說看，我自己許久沒有動筆了，一時也寫不了許多，不如就用兩三個月底工夫譯述一二十段故事來給她看，更能使她滿足。"
看了這段文字我們不難體會許地山翻譯的風格--樸素而真實，正如他的人一樣。當然，翻譯的風格是與翻譯文本的文體息息相關，許地山對此是駕輕就熟的，《孟加拉民間故事》一書的翻譯便是朴實的。這里另附一首許地山譯的德國民歌，以此我們可領略他熟捻的翻譯技巧以及扎實的文字功底：
夜曲 夏夜底月初升，在沉寂的山頂；遠處顫音低微，是夜鶯底幽鳴。唱罷，快樂的夜鶯！在銀光里唱罷，這如夢的夏夜，我們不能聽見別的聲。西天一片雲影，黑暗像要下臨。停住罷！別走近來遮片刻底愛光陰，停住罷！
夏夜底月初升，在沉寂的山頂；遠處顫音低微，是夜鶯底幽嗚，是夜鶯底幽嗚，唱罷，快樂的夜鶯！在銀光里唱罷，這如夢的夏夜，我們不能聽見別的聲。快樂的鳥，唱給我們聽！快樂的鳥，唱給我們聽！
同時，我們可以發現許地山翻譯的主要目的是介紹、傳播異域文化，促進中國文化的發展，其譯作《孟加拉民間故事》和《二十夜問》對於研究中國民俗學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西洋名歌的翻譯也對中國普及音樂教育起了一定的作用。
"落花生"一生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畢生從教，誨人不倦。他的早逝，確是文學界、學術界一個無可彌補的損失。他所熱情倡導的"落花生精神"是難能可貴、深入人心的。他的譯著也將永遠烙渭生輝。
許地山譯作年表
1． 在加爾各苔途中 （泰戈爾著） 1921年4月 《小說月報》12卷4號
2． 可交的蝙蝠和伶俐的金絲鳥 1924年6月 《小說月報》15卷6號
3． 月歌 1925年6月《小說月報》16卷5號
4． 歐美名人底戀愛生活 1928年11月《小說月報》19卷11號12號
5． 孟加拉民間故事 [據戴伯訶利編譯的《孟加拉民間故事》（"Folk Tales of Bengal" Lal Behari Day）1929年11月第1版，1956年8月第6版，商務印書館
6． 主人，把我的琵琶拿去吧（泰戈爾著）1931年1月《小說月報》22卷1號
7． 樂聖裴德芬的戀愛故事 同上
8． 文明底將來 1931年《北京晨報》
9． 二十夜問 [據貝恩編譯的《印度故事集》（"The Stories of India" F.W. Bain）第1卷譯] 1955年1月第1版，作家出版社
10． 太陽底下降[據同上書第8卷譯] 1956年5月第1版，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