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科學的形成與發展歷史

⑴ 環境科學專業的發展前景

本專業學生畢業後，除少數人進入研究生層次繼續深造之外，大多數人進入各級環境理論研究機構和生產部門擔當研究或咨詢人員。在大氣、海洋、交通、工業、農業、醫學、軍事等領域均有廣泛分布，在對污染治理、環境規劃、人口問題等重大課題上發揮骨幹作用。其工作性質涉及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生產生活中的實際運用等方面。
環境科學是一門新興的科學，近二三十年來發展極為迅速，它幾乎與自然、社會的一切學科有聯系。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生產更加密不可分，故本專業畢業生的就業領域相當廣泛。我國目前處於經濟政治改革的轉型時期，社會生產方式需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其中涉及到節約能源、提高效益，就不得不與環境問題掛鉤。當前可持續發展戰略計劃作為國家基本國策之一，也迫切要求環境科學的相應發展，故國家加強了這方面的扶持力度，理論方面的許多項目被列為重點研究項目。目前國家對本專業畢業生採取自主擇業、雙向選擇的原則，從當前現狀來看，不論選擇從事環境理論研究和在生產部門從業，都是很不錯的，收入中等，並隨工作單位的不同享有不同的其他待遇。本專業高層次人才會有相當豐厚的待遇，並且從整個環境事業來看，從業人員的收入正在日漸提高。
70年代以來，人們在控制環境污染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某些地區的環境質量也有所改善。這證明環境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環境污染的危害是可以防治的。
隨著人類在控制環境污染方面所取得的進展，環境科學這一新興學科也日趨成熟，並形成自己的基礎理論和研究方法，它將從分門別類研究環境和環境問題，逐步發展到從整體上進行綜合研究。例如關於生態平衡的問題，如果單從生態系統的自然演變過程來研究，是不能充分闡明它的演變規律的，只有把生態系統和人類經濟社會系統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才能徹底揭示生態平衡問題的本質，闡明它從平衡到不平衡，又從不平衡到新的平衡的發展規律。人類要掌握並運用這一發展規律，有目的地控制生態系統的演變過程，使生態系統的發展越來越適宜於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通過這種研究，逐漸形成生態系統和經濟社會系統的相互關系的理論，環境科學的方法論也在發展。例如在環境質量評價中，逐步建立起一個將環境的歷史研究同現狀研究結合起來，將微觀研究同宏觀研究結合起來，將靜態研究同動態研究結合起來的研究方法；並且運用數學統計理論、數學模式和規范的評價程序，形成一套基本上能夠全面、准確地評定環境質量的評價方法。
環境科學現有的各分支學科，正處於蓬勃發展時期，這些分支學科在深入探討環境科學的基礎理論和解決環境問題的途徑和方法的過程中，還將出現更多新的分支學科。例如環境生物學在研究污染對微生物生命活動和種群結構的影響，以及由於微生物種群的變化而引起的環境變化方面，將導致環境微生物學的出現。這種發展情況將使環境科學成為一個枝繁葉茂的龐大學科體系。
由於環境科學的內容較復雜，課程體系除自然環境外，近來也比較注意社會、經濟、法律和文化方面的問題，在綜合分析技術上，強調數學、系統分析、電子計算機模擬。
從目前來看，環境相關單位的人才缺口相當大，不僅僅對高、中等人才有著迫在眉睫的需求，對於普通上崗人員的需求也是相當巨大。在環境問題引起人們重視以後，環境規劃、環境管理、土地利用、城市規劃等方面需要綜合性的環境科學的專業人員比較多，所以環境科學體系，亦以這方面的人才培養為重點。所以總體來說，對這個行業而言，就業范圍既廣，人才需求量也大，國家政策也支持，是相當有發展前途的新興行業。
從事工作
畢業後主要從事環境保護方面的研究工作
研究人員——從事環境科學研究、環境監測、評價、管理和規劃等工作；
環境工程師——從事環保產品的開發，或進行環境工程和給水排水工程的規劃、設計和管理；

⑵ 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的發展歷史

（1907 年德文醫學堂創立，學堂設在白克路（今鳳陽路）。次年，校名改為同濟德文醫學堂，意蘊合作共濟。1912 年，同濟德文醫學堂增設工學堂，1927年正式定名為國立同濟大學。）
1951 年，私立大廈大學、光華大學的土木工程系合並到同濟大學土木工程系，調整後土木工程系分結構、公路、水利、市政四個專業組。市政組開設給水工程、排水工程課程，在全國首批設立給水排水方向。
1952 年，全國院系調整後，同濟大學成為國內土木建築領域最大、專業最全的工科大學。交通大學、聖約翰大學等上海地區的土木、建築、測量等系並入同濟大學，新建的上下水道系由著名市政工程專家楊欽教授任系主任，謝光華教授任副系主任，設置上下水道專業，是給排水專業的前身。
1953 年，上下水道專業的28名學生作為第一屆本科生畢業，成為國內首批上下水道專門人才。上下水道系重組，更名為衛生工程系。
1954 年，上下水道專業更名為給水排水專業。從1954年起，給水排水專業每年招收本科生均在60人以上，多數年份招生人數超過90人。
1956 年，給水排水專業開始招收本科函授生。
1957 年，衛生工程系並入城市建設系，同年，給水排水專業招收研究生。
1958 年，聘請蘇聯專家阿普基卡里夫教授（列寧格勒建工學院）來講學，培養教師和研究生，並幫助給水排水實驗室工作。
1959 年，同濟大學給水排水教研室主編的全國首批統編教材《給水工程》和《排水工程》出版，在全國高校中使用。同年成立給水排水研究室。
1960 年，增設工業用水與廢水研究室，首次把水污染控制和水環境保護列入大學教學系列。
1963 年，重新調整城市建築系，設給水排水、城市建設和工程測量三個專業。給水排水專業經過10年創業，得到穩步發展，給水排水研究室教師從創業初期的10人增至27人。
1965 年，形成被譽為「四大教授、八大講師」的科學研究骨幹隊伍。四大教授為楊欽、謝光華、胡家駿和李善道，八大講師為嚴煦世、孫立成、高廷耀、陳霖慶、錢維生、許建華、吳禎東和胡斌。
1972 年，給水排水專業與暖氣通風專業合並成立水暖工程系。
1978 年成立環境治理組，高廷耀任組長，把環境保護與治理提到教學日程中。
1979 年，水暖工程系更名為熱能與環境工程系，增設環境工程專業。同年，從給水排水專業中抽調學生開設環境工程專業試點班。
1980 年，環境工程專業正式招收本科生。
1981 年，熱能學科部分劃歸機械繫，單獨成立環境工程系，成立給水工程和廢水工程兩個教研室，設有給水排水和環境工程兩個專業。給水排水專業（研究生專業名稱為市政工程專業）和環境工程專業雙獲第一批碩士學位點資格。楊欽教授為全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市政工程專業獲第一批博士學位點資格，第一批碩士研究生被授予碩士學位。同時，從校內外引進大氣污染控制、固體廢棄物治理、環境影響規劃與評價、雜訊污染防治等人才。
1983 年，招收市政工程專業第一批博士生。
1984 年，環境工程專業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學院建成環境實驗大樓，建築面積3000平方米。
1985 年，市政工程專業和環境工程專業被批准建立首批博士後流動站。同年，成立同濟水處理技術開發中心和國家環保局同濟大學環境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
1986 年，成立國家環保局同濟大學環境保護技術幹部培訓中心。
1988 年，在國家環保局建議下，經校務會討論同意成立環境工程學院。
1989 年，經國家計委批准，環境工程學院與南京大學環境科學系聯合建立「污染控制與資源化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1995 年，經國家計委批准，建立「城市污染控制國家工程研究中心」。
1996 年，原上海城市建設學院環境工程系並入環境工程學院。同年上海同濟規劃建築設計研究總院環境工程設計研究院成立。
1998 年，學院更名為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
1999 年，建立環境科學與工程一級學科博士後流動站。
2000 年，獲環境科學與工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環境工程被評為上海市重點建設學科。
2001 年，環境工程被評為國家重點學科。
2002 年，為加強全球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和同濟大學簽署合作協議，共同建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同濟大學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學院。
2003 年，教育部批准立項成立長江水環境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環境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基地正式運行，成為國內首批實現本科生環境科技創新培養普及化的高校。
2004 年，學校批准成立了市政工程系、環境工程系和環境科學系，同年長江水環境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建設計劃通過專家論證。
2004 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同濟大學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學院揭牌。
2006 年，長江水環境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通過教育部驗收。

⑶ 環境地質學產生的歷史背景

環境地質學的醞釀與出現，有其特定的社會原因及學科發展的時代要求。

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至今已過去半個多世紀，在這期間，世界上除局部軍事沖突外，沒有發生全球性的戰爭。長期的和平氛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的繁榮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與此同時，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迅猛發展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各種資源過量消耗，環境破壞日趨嚴重，其已給社會的安定，以及後代應享有的資源、環境的基本權利造成了威脅。

據統計，全球人口從人類出現到1830年達到10億用了近百萬年的時間，從10億增長到20億用了百年的時間;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口每增長10億所用的時間由30年減少到15年;目前增長速度還在加快，總人口已突破67億。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必然要消耗資源，排放廢物。有資料表明，目前全球每年採掘、運移的岩石和土壤總量達1360億噸(有人認為達到1710億噸)，其已超過岩石圈表層通過大洋中脊而新生成的年物質總量(約300億噸)，更大大超過每年由地表水流搬運到海洋的岩土總量(約165億噸);現在人類建築面積已佔地球陸地表面積的6%～8%，到21世紀中期很有可能達到15%;人類活動的垂向深度也在不斷加大，目前高層建築物的基礎深度可達30m，地下工程可超過100m，礦山工程可深至2000～3000m，人工開挖的最高邊坡已超過600m。除此之外，水資源的開發利用量也是驚人的，到20世紀90年代，全球水資源的年使用量已達到3×10¹²m³，較300年前增長了35倍。

如此空前大規模開發利用礦產資源、土地資源、地下空間資源和水資源，不可避免地帶來資源短缺、水鹽失調、岩土體變形失穩、生態退化等諸多問題。事實表明，人類活動對地球表層系統的影響及其引發的危害，已達到與自然變化相當的量級;在局部地區，甚至幾倍於自然的變化。在許多水資源大規模開發的地區，水文循環節律和循環方式發生了明顯變化，水資源時空分布狀況的巨變，導致河水斷流，湖泊萎縮、乾涸，濕地消失。缺乏合理規劃和科學管理的工程活動正激發或加劇著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塌陷等地質環境問題的發生。大量廢水、廢渣、廢氣的隨意排放，則是土壤污染、水體污染、生態惡化的主要「元兇」。

可以說，人類目前生活在一個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災害頻發的地球上。我們的地球顯得比任何時候更狹小、更骯臟和危機四伏。大自然已向我們敲響了警鍾:人類在加速發展物質文明的同時，其放任的各種活動也正破壞著人類自身賴以生存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最基本條件———環境。

資源匱乏和環境惡化已成為當代全球關注的焦點，也是各國政府面臨的棘手問題。要求扼制這些危機，獲得良好的生存條件，更是廣大民眾的強烈呼聲。在此形勢之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聯合國和各國際組織圍繞「人與環境」這一主題，召開了各種會議，成立了眾多機構，國與國之間也聯手達成了種種協議，制訂行動計劃，為改善當今的環境狀況，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不懈努力。

在聯合國的倡導下，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世界性的人類環境會議。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宣言指出:保護和改善環境已成為人類一項迫切的任務……呼籲各國政府和人民為維護和改善人類環境、造福全體人民、造福子孫後代而共同努力。之後，第27屆聯合國大會接受並通過了環境會議的建議，規定每年6月5日為世界環境日。這次大會引起了全世界對環境問題的普遍關注。各國政府相繼作出了反應:①成立了官方的專門行政機構;②採取了一系列經濟手段和嚴格的立法措施;③控制環境污染和各種災害的技術研究得到迅速發展;④一些發達國家還興起了環保產業。

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使環境保護取得了明顯成效，嚴重的污染和生態破壞在一些國家已基本得到控制。但是，由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未擺脫經濟落後、人口增長過快的窘境，全球性和區域性的環境問題仍日趨嚴重。鑒於此，1989年第44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定於1992年召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同時提出「國際減災十年計劃(IDN-DR)」，我國也成立了「中國國際減災十年委員會」，積極響應這一行動。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召開。這次大會有183個國家派代表參加，102個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腦到會並發表講話，會議取得了巨大成功。大會除重申了1972年的《人類環境宣言》外，還通過了《環境與發展宣言》、《二十一世紀議程》兩個綱領性文件及若干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關於森林問題的原則聲明》。我國政府從當代國際關系的高度闡述了中國環境保護的立場，並率先簽署了兩個公約，體現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對全球環境保護的責任感和改善我國環境狀況的決心。我國政府對國際社會的承諾得到了世界各國的稱贊。以此為契機，環境保護作為我國的基本國策開始全面啟動。這次大會還對20年來世界環境保護的經驗進行了總結，認識到環境問題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嚴重威脅和解決環境問題的迫切性，喚起了各國人民對環境問題的重視。人們已經意識到，在大自然面前人類不能為所欲為，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尊重自然規律，處理好人與環境的關系，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和改善環境，是全人類的共同使命，因為地球是我們的家園，人類只有一個地球!

社會實踐是科學發展的源泉。任何學科都是隨社會生產發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要求而產生和發展的。在政治家、社會活動家為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積極活動的同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科學家們也都投入到這一關系人類生存與發展的事業中來。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環境科學應運而生。雖然到目前為止這門科學還比較年輕，仍處於發展階段，但研究范圍之廣泛、出版物之多、資料之豐富、學術會議之頻繁，都為科學史上所罕見。

由於人類環境涉及的領域廣泛，影響要素眾多，各要素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服務功能多樣，所以，有人認為目前沒有哪一個專門學科能夠對環境領域提供一個較完整的論述。環境科學作為一個龐大的科學體系，具有多學科性。不同學科從不同角度，運用不同觀點和方法研究和解決問題。然而，採用近代科學那種條分縷析、分門別類的「分割式」方法研究人類環境問題，盡管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造成人們對客觀世界認識的局限性、片面性。而以這種割裂的、片面性的認識來利用和改造統一的、整體性的「人類環境系統」，是產生環境問題的認識論上的根源。正是基於這一點，系統科學為環境科學走向整體化的發展道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世紀40年代末出現的以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論為標志，並在以後幾十年中逐漸完善的系統科學(包括系統論、系統科學方法論、系統工程三大組成部分)以其普適性和科學思維的先進性，橫貫於所有的科學領域，並將現代科學推向了新的高峰。對此，俄羅斯學者H.И.茹可夫予以了高度評價，他認為系統科學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世界的科學圖景和當代科學家的思維方式」。受系統科學的影響，目前，環境科學已逐漸形成了一個層次分明、結構完整的宏大體系。它要求各相關學科在人與自然協調發展上得到統一。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無論是分支學科之間的概念移植、理論滲透、類比推理，還是專業間協作攻關與交叉，都已顯露出環境科學向立體化、綜合化和整體化的發展態勢。若追根溯源，可以這樣說，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類環境惡化的大背景，為環境科學的出現提供了契機，而系統科學的發展與成熟則用嶄新的科學方法論武裝了環境科學，使之步入了現代科學的行列，並帶動和影響著各分支學科未來的發展。

環境地質學是伴隨環境科學的成長而發展起來的，它也經歷了與環境科學相似的發展過程。盡管環境地質學在30多年的探索中，繼承了傳統地質學的無數成果和理論精華，但作為現代科學的一部分，必然也必須汲取相鄰學科的最新理念和方法，尤其是在科學方法論上。它不應僅僅被視為地質學內部分化、重組和拼合的產物，而應站在全新的視角上，把握環境地質學被賦予的歷史使命和學科發展的時代要求，在這些方面，地球系統科學理論的發展和人－地關系的深入研究或許已為該學科的形成與完善指出了方向。

⑷ 急：我國環境科學專業的發展歷史

環境來科學系成立於1993年5月，師資力量自雄厚，是我國最早從事環境教學與科研的單位之一。近年來，在繼承和發展環境保護科學這一主導方向的同時，注重對環境、資源、生態等多學科的交叉綜合研究，並就協調環境與經濟發展進行了大量探索，在城市與區域環境規劃，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污染物質在環境中的遷移、轉化、歸宿與生態效應，污染物質在水體、大氣中擴散、降解規律，土壤污染及防治，區域經濟與環境協調持續發展等領域具有鮮明的特色。

⑸ 地球科學的發展簡史與未來展望

地球科學是一門既古老而又年輕的科學。說其古老，是因為有關地球科學知識的萌芽與積累從人類誕生的那天起就已開始；說其年輕，是因為地球科學的主要學科的真正創立只是最近幾個世紀的事情，並且迄今為止，地球科學雖已發展成為一個較為完善的科學體系，但其中仍存在許多重大基礎理論問題未獲解決，並且還不斷地涌現出新的重大科學問題。地球科學的發展歷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古代地球科學知識的萌芽與積累階段（17世紀以前）、地球科學的主要學科的創立與初步發展階段（17～19世紀）、地球科學的革命與全面發展階段（20世紀至今）。現今地球科學正處在一個革故鼎新的關鍵時期，可以預見，在不遠的將來，地球科學將進入一個全新的、更成熟的發展新階段。

（一）古代地球科學知識的萌芽與積累（17世紀以前）

有關地球科學的知識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其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地球科學知識也得到了不斷積累。我國是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其地球科學思想萌芽之早、知識積累之豐富是任何其他國家都不能比擬的，現僅舉幾例，可見一斑。

《禹貢》、《山海經》、《管子》是成書於春秋戰國時代（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的最早一批有關地理、地質、水文、氣象的著作。《禹貢》記載了公元前21世紀大禹治水時候所了解的全國各地的礦產情況和山川地形。《山海經》除記述了山嶽、河流、湖泊、沼澤、氣候與氣象等之外，還記述了岩石（礦石）及礦物（金屬與非金屬礦物）72種，礦產地440多處，此書把礦產劃分為金、玉、石、土四大類，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的礦產分類。《管子》一書曾對金屬礦床與找礦知識有精闢論述，指出了利用礦物共生組合及「鐵帽」等作為找礦標志的科學方法。該書還曾對河流的橫向環流、側蝕作用形成河曲的過程進行了正確分析。

東漢傑出的科學家張衡於公元132年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儀——候風地動儀，公元138年在洛陽用這台地震儀正確測出了發生在650 km外的隴西地震（圖0-5）。

《水經注》是南北朝卓越的地學家酈道元在研究前人著作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實際考察，於公元512～518年編寫的著名地學著作。書中涉及地域廣泛（包括中國及部分鄰區），記述內容包括河流、瀑布、湖泊、風沙、溶洞、火山、地震、山崩、地滑、溫泉、隕石、化石、礦物、岩石和礦產等多方面的地質、地理及水文等內容，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圖0-5 張衡的候風地動儀及簡要原理

（引自徐邦梁，1994）

宋朝沈括（1031～1095年）所著《夢溪筆談》是一部網路全書式的光輝著作，其中涉及地球科學領域的包括隕石、地震、礦物、礦床、化石、河流、地下水、海陸變遷、地形測量和制圖等多方面。例如，書中論述了流水的侵蝕作用與沉積作用；推斷華北平原是由河流自上游搬運泥沙到下游沉積而形成的沖積平原；沈括還根據太行山東麓山崖間所見海生螺蚌化石，推斷東距大海千里以外的該地在古代曾經是海濱；他還根據化石推測古地理、古氣候的變遷。沈括對化石的正確認識比義大利人達·芬奇所提出的類似觀點要早400年；他在分析地質問題時使用的古今類比法比萊伊爾《地質學原理》所應用的「將今論古」的方法要早700多年。沈括還首次使用「石油」這一科學術語，該術語被一直沿用至今。

《徐霞客游記》是明朝徐宏祖（1586～1641年）撰寫的一部考察紀實性著作，書中對我國許多地區的岩溶、火山、溫泉、水文、地貌及礦物等作了極有價值的記述。

《天工開物》為明代宋應星（1587～1661年？）所著，書中詳細記載了非金屬礦物的產地、形狀及性質；並根據煤的硬度與揮發性提出了世界上較早的煤分類法；特別是第一次系統論述了我國采礦工程技術，對礦藏開采、井下支護、通風、礦井充填、礦石洗選等都有細致描述。

由此可見，我國古代地球科學思想非常活躍，積累了豐富的理論和實踐知識，這一領域的研究與成就當居世界前列。但是由於我國封建社會（特別是後期）的閉關自守，重視習文讀經，輕視生產技術和自然科學知識，搞文化專制統治，嚴重阻礙了科學的發展，使近代地球科學的一些主要學科沒能在中國這片沃土上誕生。

國外古代地質知識的萌芽與積累主要集中於歐洲。

古希臘學者畢達哥拉斯（約公元前571～公元前497年）、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42年）、狄奧弗拉斯特（公元前370～公元前287年）等都曾對火山噴發、地震和尼羅河三角洲的形成進行了觀察和解釋，並根據岩層中的貝殼化石得出海陸變遷的概念，他們還對部分岩石、礦物作了初步分類和描述，還對一些天氣現象作過適當的描述與解釋。

古羅馬的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3～公元20年）著有《地理學》，書中論及了有關化石、海陸變遷、火山、地震、河流的搬運與沉積作用等許多方面的地質問題。老普里尼（Pliny the Elder）於公元77年著出《自然史》，書中曾對礦物進行了專門論述，包括當時使用的各種礦物、建築用石材、礦石及礦床、采礦及冶金方法等。同時代的西尼卡（Seneca）著有《自然問題》等書，論述了有關地震、地下水和地面水問題，認識到河流對山谷的侵蝕作用。

14～16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給地球科學的發展帶來了生機，為地球科學的一些主要學科的創立准備了條件。

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哥倫布、麥哲倫等相繼環球航海成功，證實地球是球形，並對大洋和大陸的輪廓有了初步了解。1530～1540年，哥白尼寫成了《天體運動》這一偉大著作，提出了「太陽中心說」。這對該時期的地球科學研究起了重要促進作用。

義大利藝術家達·芬奇（1452～1519年）早年曾領導開鑿運河工程，他對化石進行了細致的觀察和研究。他認為，現今內陸或高山上發現的海生貝殼化石，是原先生長在海水中的生物，後來埋藏在泥沙中而形成，並由此推測海陸變遷歷史。他還明確指出，地球是一本書，這本書早於文字記載，科學的任務就是辨讀地球自身的歷史痕跡。

德國的阿格里柯拉（Agricola，1494～1555年）一生著有七部地質專著，除了敘述德國采礦業的發展以外，還根據礦物的物理性質對其進行分類，對礦物與金屬礦床的形成及相互關系作了論述，並涉及古生物學等問題。後人譽之為「礦物學之父」。

（二）地球科學的主要學科的創立與初步發展（17～19世紀）

對於氣象學，從古代到16世紀只限於零碎的定性觀察和描述，還談不到獨立的科學。17世紀，由於工業和自然科學的發展，特別是物理學的成就，使較精密的氣象儀器相繼發明，有關氣象學的理論也得到很大提高，使氣象學逐步發展成為獨立的科學。

義大利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伽利略（Galileo）於1593年發明了溫度表，義大利物理學家和數學家托里拆利（Torricelli）於1643年發明了氣壓表。由於有了溫度表和氣壓表等氣象儀器，年在義大利北部建立了氣象觀測站，以後許多國家也相繼建立氣象台站。由於廣泛的氣象觀測，獲得了豐富的資料，氣象學的研究逐步深入。此後，隨著無線電通訊技術的發展，使氣象觀測結果能很快地傳到各地，給予編制和研究天氣圖以可能性。1860～1865年間天氣圖迅速發展起來。19世紀末，在小范圍內已開始了高空探測的高空氣象學。

在地球科學中，地質學的創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歐洲18世紀開始進入產業革命時期，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近代工業化的急速發展，對礦產的需求日益增加，因而促進了找礦和地質調查工作，使地質知識與資料迅速積累，逐步形成了系統的地質學理論和研究方法，於是地質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誕生了。

在地質學的創立過程中，學術思想論戰曾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當時的論戰是在「火成論」者與「水成論」者之間及「均變論」者與「災變論」者之間進行的。

「水成論」者認為，組成地殼的所有岩石都是從原始海洋物質中結晶、沉澱形成的，他們否認地殼運動的存在，主張地球從取得現有形態以來沒有發生過大的變化。「水成論」者的代表人物是德國弗萊堡礦業學院礦物學教授魏爾納（A.G.Werner，1750～1817年），他對礦物學的研究有卓越貢獻，由於他豐富的知識和口才，使他馳名歐洲，對傳播地質學起了重要作用。魏爾納1775年在弗萊堡開始講學，「水成論」興起，由於他的聲譽和擁有眾多門生及崇拜者，加之教會的支持，使得「水成論」在18世紀後期的歐洲占據統治地位。

「火成論」者的代表是蘇格蘭地質學家赫頓，他發現花崗岩脈穿插在沉積岩中呈侵入接觸關系（有烘烤及冷凝邊），認為除沉積岩外，還有岩漿岩和變質岩，並認為地殼處於不斷的演變之中，這一過程是緩慢的，過去發生的變化和現代進行的演變過程是類似的。他較正確地論述了三大岩類的成因及地殼運動的影響。赫頓1785年發表最初的《地球理論》論文，提出「火成論」，1795年重新發表《地球理論》著作，系統論述了自己的觀點。該書為地質學的創立奠定了基礎。

自此，「水成論」與「火成論」的論戰愈演愈烈，隨著人們了解到更多的地質現象，到19世紀初，「水成論」觀點逐漸被拋棄，「火成論」取得了勝利。

「災變論」者的代表是法國學者居維葉（D.G.Cuvier，1769～1832年），他在研究巴黎盆地地層中的生物化石時發現，在相隔很近的岩層中動植物化石群的種屬有顯著差異，曾經一度出現的古生物種屬，後來竟完全絕滅而代之以新的種屬；他還看到較老岩層發生褶皺，上面蓋以水平的沉積岩層。於是他便認為地殼曾經發生巨大變革，產生世界規模的大災變，致使地形改變、生物滅絕，以後在一定的時間內又重新創造出新的動植物來；地球上曾經歷了多次這樣的大災變和再創造過程；最後一次大災變發生在五六千年以前，並造就了地球的現今面貌和生物特徵。居維葉的「災變論」強調地質發展過程中的突變階段，雖有合理成分，但他否認地球的漸近發展過程，並把其演變歷史歸結為古今沒有聯系的一系列不可知的突然事件。居維葉的重復創造與不可知的觀點，特別是最後一次災變的時間與聖經中論述的「大洪水期」和「諾亞方舟」神話一致，因而受到了教會的歡迎，得到廣泛傳播。

與「災變論」針鋒相對的是生物進化論和地質學的「均變論」。法國學者拉馬克（Lamark，1744～1829年）在研究巴黎盆地第三紀古生物化石時，發現生物的種與種之間有過渡關系，某些種屬是由另一種屬發展而來的，並有由低級種屬向高級種屬演變的規律。他認為生物進化過程是極其漫長的，它與地球的演變歷史同時進行。英國地質學家萊伊爾繼承了赫頓的思想，經過與「災變論」的多次論戰，在結合前人成果及大量實際資料的基礎上，於1830年出版的《地質學原理》第一冊中明確提出了地質學的現實主義原則（即「將今論古」），指出地球的發展歷史是漫長的，解釋地球的歷史用不著求助於上帝和災變，那些看來非常微弱的地質動力，經過長期緩慢的作用過程，就能使地球面貌發生巨大變化。這就是「均變論」的主要思想。

隨著《地質學原理》一書的問世，「均變論」的思想逐漸取代了「災變論」，現實主義原則也成為了地質學方法論的一條基本原則。但是「均變論」強調「古今一致」與漸近發展的同時，本身又存在忽視在地殼發展過程中有飛速發展階段（突變）的片面性。

萊伊爾的《地質學原理》（共三冊）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它確定了地質科學的概念，總結了地質科學的研究方法，初步建立了地質科學的體系，是地質科學創立的標志。自此以後，地質科學進入初步發展時期，到19世紀末已獲得了很大進展。在研究地殼的物質組成方面，用顯微鏡研究岩石和礦物的方法得到充分發展，地球化學的工作也逐漸開展起來。

在研究地殼的演化歷史方面，逐漸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相對地質年代表。北美學者霍爾、丹納根據對美國東部造山帶的研究，提出了「地槽」學說，對地質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地質學的應用方面，礦床學進一步發展，並誕生出了石油地質學。地震地質學、工程地質學等也開始逐漸發展起來。

17世紀德國地理學家瓦陵尼阿士（1622～1650年）的《普通地理學》開始介紹哥白尼、伽利略的「太陽中心說」，提出專論地理學和通論地理學的區別。前者描述特定地區，後者闡述一般原理。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德國洪堡德（1769～1859年）與李特爾（1779～1859年）奠定了近代地理學的基礎。

洪堡德的代表作是《宇宙：世界的自然描述概略》，共五卷。他最早採用計算氣象要素平均值的方法研究氣候，提出等溫線的概念，1817年繪制出第一幅世界年平均溫度分布圖，提出大陸東西兩端的氣候差異和海洋性氣候、大陸性氣候類型。他觀測了地勢升高100 m氣溫下降0.6 ℃的垂直遞減現象，研究氣候與植物分布、類型的關系，提出平原植物分布的水平地帶性和山地植物分布的垂直地帶性。他最早運用地形剖面圖和地理比較法研究地理現象的規律性，奠定了自然地理學特別是氣候學與植物地理學的一般原理。

李特爾通過區域描述和地面現象綜合比較，研究地理環境對人類活動的影響。他強調地理學要以人地關系為主旨，提出比較地理學的概念。1817年李特爾的《地理學》第一卷出版，到1859年共出版19卷。

此後，地理學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德國地理學界比較著名的學者和學派有拉采爾的「地理環境論」、赫特納的「地理學方法論」等。法國比較重要的地理學派有維達爾·白蘭士和白呂納的「人地相關論」等。美國著名的地理學說有戴維斯（W.M.Davis，1899）的「地貌侵蝕循環說」，該學說主張陸地自然面貌是由侵蝕造成，認為地表形態是連續的，又有階段的，是地球內部結構與外部營力的結合。他把河流發育分成青年期、壯年期和老年期，地殼上升使河流復活。他的學說奠定了自然地理分析的基礎。

（三）地球科學的革命與全面發展（20世紀至今）

20世紀以來是現代地球科學發展的新時期，在這一時期，傳統的地球科學發生了一系列的革命，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固體地球科學（包含地質學和地球物理學等）的革命。

固體地球科學的革命主要是大地構造理論上圍繞活動論與固定論發生的思想革命。傳統的地質觀念認為，大陸及海洋只在原來的位置上作垂直升降運動，其相對位置未發生顯著變化，故被稱為「固定論」，「地槽」「地台」說是其典型代表。「活動論」者認為，大陸曾有過長距離的水平運動，大陸和海洋的相對位置是不斷變化的。代表「活動論」的大地構造學說是「大陸漂移—海底擴張—板塊構造學說」。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爭論，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以現代地質及地球物理研究成果為基礎的板塊構造學說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並由此推動了地質學與地球物理學領域的一場深刻革命。

與此同時，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20世紀以來的地質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發展。高溫高壓實驗技術、同位素地質年齡測定技術、電子計算機、電子顯微鏡、大陸超深鑽與深海鑽探技術等給地質學的發展以極大的推動作用，使地質學逐步由定性描述與分析向半定量、定量分析與研究發展。地球物理、地球化學方法在研究地球及地殼的物質組成、結構構造及運動特徵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成為推動地質學發展的強大動力。航天技術在地質學上的應用取得了重大成就，以航天技術為基礎的新興的天文地質學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這些研究將為人類最終了解地球起源與演化、解決許多重大地質問題發揮重要作用。

地質學的應用是促進地質學發展的動力，20世紀以來除傳統的礦床學不斷發展，提出了許多新理論之外，石油地質學的發展尤其令人矚目。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地震地質等的研究也發展迅速。特別是20世紀中期以來，環境地質研究的重要性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正在向縱深方向發展。

20世紀以來在地理學上也發生了重要的革命，特別是研究方法與手段上的革命，通常稱為地理學的計量革命。20世紀50年代，地理學開始採用現代數學方法分析地理問題。1955年，美國華盛頓大學地理系在加里遜主持下開設第一個應用數理統計研究班，推動計量地理學發展。1963年，伯頓提出「計量革命」口號，使這一趨勢推向歐洲和全球。地理學計量革命的實質是用現代數學方法和計算機，運用模型和模擬，使地理學的理論精確化，計算快速化，從傳統的定性分析向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結合過渡。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計量革命的推動下，人們把地理環境和區域看作是一個系統，大量地應用計算機、遙感、遙測等新方法，對系統及其相互作用進行模式化、公式化，用數字、圖像等定量表達人地關系，說明區域差異與變化，從而對地理環境的演化進行科學預測，以期達到人地關系的最優化。這就是「地理信息系統（GIS）」的成功開發與廣泛應用。這樣，使地理學由以前的現象描述發展到科學解釋和定量預測的新階段。與此同時，由於社會的需要，應用性的地理分支學科大量涌現，如工程地理學、環境地理學、資源地理學、應用景觀學等。

20世紀以來氣象學的革命性變化更加突出。在20世紀的前50年，氣象觀測開始由傳統的地面觀測向高空發展，主要以風箏、氣球等為高空觀測工具，其所達到的高度是有限的。20世紀50年代以後，由於觀測系統有了激光、雷達、人造地球衛星等新技術與新手段，大大地推進了氣象學的發展。大規模的綜合遙測、遙感，使得幾小時的短期災害性天氣預報不再是純預報問題，而變成了對實況的跟蹤與真實預報。計算機的大量利用，使得對大氣現象定量地進行數值模擬成為現實。這些研究的進步也大大促進了氣象學基礎理論的發展。

地球科學的全面、飛速發展，還使得20世紀以來誕生了一些新興的分支學科，如地球物理學、地球化學、海洋學、環境地學、地球系統科學等。海洋學與環境地學都與人類現今的生活、生存及未來的發展有著極其緊密的聯系，因而受到科學工作者及整個社會的高度重視，它們在地球科學中的地位也愈來愈重要。20世紀後期，隨著地球科學綜合性、系統性研究的深入，地球系統科學這一分支學科逐漸興起和發展起來。地球系統科學把地球看成為一個由多個層圈子系統組成的統一、復合系統，強調用系統論的觀點綜合性、整體性研究整個地球系統（包括各子系統）的過去、現在及未來的行為。

（四）地球科學的發展展望

21世紀將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巨大變革時代。現今地球科學的發展正在進入一個建立新知識體系的重大轉折時期。

長期以來，地球科學在社會中的作用主要是通過研究地球，指導尋找礦產、能源和各種自然資源，以保證人類和社會發展對資源的需求；而對於自然環境方面的應用則處於從屬的地位。由此建立起來的地球科學知識體系可概括為「資源型」的知識體系。但是，隨著社會發展，當代社會正面臨著人口、資源、災害和環境方面的挑戰，它直接威脅著今後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生存條件。在這些挑戰面前，地球科學除要解決能源和礦產問題外，還必須幫助解決當今社會生活中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減輕自然和人為災害、尋找和保證充足干凈的水源、安全處理有毒有害和放射性廢物以及為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為環境污染的綜合治理、為保護生態環境、為國土整治和農業發展等等提供地學知識和服務。所有這一切，都將促使地球科學從「資源時代」進入「環境時代」和「社會綜合應用時代」。因而要求其社會功能由「資源型」拓寬到「社會型」。與此相適應，地球科學的主要任務和目標都將會發生相應變化。例如，1993年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發表了指導美國地球科學發展的戰略報告，即《固體地球科學與社會》報告。該報告明確指出，固體地球科學今後的主要任務是：①了解全球系統所涉及的過程，特別注意地球系統各組成部分之間的聯系和相互作用；②提供充足的自然資源（水、礦產和燃料）；③減輕地質災害；④調節全球和區域的環境變化。這份報告強調，地球科學研究的目標是了解整個地球系統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行為，以保證人類社會持續發展的條件。

地球系統科學的興起正是地球科學為適應上述新形勢而發展的結果。由於地球系統科學與地球的環境、資源、全球變化和人類可持續發展研究等結合緊密，代表著地球科學新的研究前緣和學科生長點，因而受到廣大的科學工作者及全社會的極大關注。地球系統科學目前所涉及的重點研究內容主要有地球系統的相互作用與動力學、全球變化、數字地球、地球系統科學與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等。地球系統科學研究已取得了許多重要進展，可以預見，其研究的深度、廣度和應用前景將是不可估量的。

當然，地球系統科學並不能代替傳統地球科學各分支學科的研究與發展，相反要求它們能更深入精確地研究和提供地球系統各組成部分自身的特徵與規律性認識，以便進行系統分析和綜合。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地球系統科學與地球科學各分支學科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全局與局部、整體與部分的關系。

由上可見，未來的地球科學將成為關繫到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的科學。地球科學的前景是光明的，它在社會發展中和在自然科學中的地位將會更加提高。因此，一些科學家大膽預言：「21世紀將是地球科學的世紀」。

⑹ 經濟學中，環境保護思想的發展史，比如和這個思想有關的經濟學家及其觀點 謝謝啦

環境資源法學的特徵環境法學，從狹義上講是研究環境法這一新興法律部門及其相關問題的學科，從廣義上講是研究調整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與環境有關的人與人的關系及其相關問題的學科。環境法學的基本特徵如下：（一）環境法學的研究對象具有獨特性環境法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從法律法規方面講是環境法這一新興法律部門，從法律關系方面講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與環境有關的人與人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在《費爾巴哈》一文中談到三種關系，即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物與物的自然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他們認為：人的發展或人的生命的生產表現為雙重關系，「生命的生產──無論是自己生命的生產（通過勞動）或他人生命的生產（通過生育）──立即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社會關系的含義是指許多個人的合作，至於這種合作是在什麼條件下、用什麼方式和為了什麼目的進行的，則是無關緊要的」；自然關系即物與物的關系，「凡是有某種（社會）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社會）關系都是為我（指為人）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麼東西發生『（社會）關系』，而且根本沒有『（社會）關系』；對於動物說來，它對它物的（自然）關系不是作為（社會）關系存在的」」[1]。同時還指出：人類活動的「一個方面是人對自然的關系」，「另一個方面是人對人的作用」[2]，即「歷史的每一個階段都遇到……人和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關系」[3]。這三種關系在法學理論或法律上都有反映。據考察，在古羅馬人看來，法律規定的地役權是土地與土地之間的關系，具有永久性；人役權是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具有暫時性的特點；[4]債權是人與人的關系。「羅馬人從直觀出發，認為地役權是物與物之間的關系，是需役地與供役地之間的關系」，[5]故需役地是地役權不可或缺的條件。自古以來的通例是，地役權的設立必須以有一需役地為前提，否則便不能成立；需要設立地役權者，自然享有需役地。從法律關繫上看，全部人類法律可以抽象地分為三大類型：一是以調整人與人的關系為主的法律；二是以調整自然體與自然體的關系為主的法律；三是以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主的法律。第一類法律包括傳統的各種部門法律，如民法、商法、刑法、經濟法等，又稱「人為法」，基本上都是以調整人與人的關系為主；這里說的是「為主」，不是說「唯一」，在以調整人與人的關系為主的部門法律中，有時也涉及或也調整一些人與自然的關系，但其根本目的是為了調整人與人的關系。對第二類法律是否存在或包括哪些法律目前存在著不同的觀點，有的法學家認為在人類活動的初期，那時人與動物沒有區別、都是自然體，那時人與動物或人與自然體活動的共同規則就是屬於調整自然體之間的法即「自在法」，又稱初級自然法；有的新自然法學家認為，將來人類通過自身的進步和人類意識的升華，發展成為大自然中與其他自然體和諧共處的一員或人與自然溶於一體，那時人與自然活動的共同規則即是調整自然體之間關系的法律即自然法，又稱高級自然法。第三類法律包括現代各種新興的環境資源法律，如環境保護法、自然資源法、土地法等，基本上以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主，同時也調整與環境有關的人與人的關系，實際上是同時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的「人在同構法」（即自在法與人為法的綜合）；這里說的也是「為主」而不是說「唯一」，「為主」是指環境法的根本目的和出發點是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而為了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必須同時調整有關的人與人的關系。對上述3種法律關系，主要存在兩種法學理論。第一種法學理論是專門研究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傳統法學理論，它們只承認、只研究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將法律規定的所有關系一概稱之為「社會關系」，即使奴隸社會或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法律中規定的人與動物、人與土地的關系等「人與自然的關系」，也被視為或擬人化為「人與人的社會關系」。這種理論是見人不見物、將法律規定的一切關系都視為人與人的關系，不僅看不見也不承認環境法學的特點。第二種法學理論是既承認、研究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又承認、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認為這兩種關系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可以同時存在於法律之中。這種理論既吸收了傳統法學理論的合理內核，也吸收了當代自然科學和人與自然關系思想的科學成分。當代環境法學就是這樣的法學理論。主要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與環境資源有關的人與人的關系這一獨特性質，是區分環境法學與刑法學、民法學、行政法學、訴訟法學等傳統學科的主要特徵。（二）環境法學是一門新興學科環境法學是隨著環境問題的日趨嚴重、環境保護活動的日益加強、以及環境法的產生和發展而出現的一門新興學科。在古代或很早以前就有有關防治環境污染、保護自然資源的法律法規，但那時並沒有形成現代意義的環境法和環境法學。以往有關解釋防治環境污染和保護自然資源的法律的學說，大都以「極端的人類中心論者」的意志、以調整人與人的關系作為出發點，將這些法律法規僅僅作為保護人、人的社會秩序和社會環境的手段和工具，甚至僅僅是保護統治階級利益和秩序的手段和工具，排斥「人與自然和諧論者」的意志，否認將這些法律法規用於保護自然、環境和資源的動機和功用，沒有認識到這些法律在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方面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進入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許多工業發達國家都面臨著嚴重的環境資源危機，這些問題引起了有關學科和許多專家學者的注意。1954年，美國一批學者最早提出了「環境科學」這一名詞並成立了「環境科學學會」；不久，國際科學聯合會理事會於1968年設立了環境問題科學委員會。同時，環境問題的嚴重和環境管理的強化，也對環境立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為了適應環境立法的理論需要，在新興的環境科學的帶動下，包括新自然法學派在內的法學家們開始研究對環境問題實行法律調控的理論，一些工業發達國家在六十年代興起了關於環境權理論的學術討論。這種對環境權理論、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理論的討論和研究，一方面促使許多國家開始形成以綜合性的環境保護基本法為中心的環境法體系；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一大批研究、講授和從事環境法實務的專業環境法工作者隊伍，他們成立環境法研究機構、創環境法雜志、在大學開設環境法課程，紛紛出版、發表有關環境法的論文、教材和學術著作，從而加速了環境法學的形成。隨著環境問題的深化、環境倫理的普及、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思想的形成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開始出現一門用法律調整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新的理論和學說，這就是當代的環境法學。起步晚、發展快、新問題、新理論、不少問題正處於研究階段，這些是作為新興學科的環境法的重要特點。在我國，由於十年動亂等歷史原因，直到八十年代初才開始把環境法作為一個獨立的分支學科進行研究。但是，十多年來，我國的環境法學發展相當迅速，並且一直是我國法學界最活躍的一個領域。目前，這門在古老的法律學中最年輕的一個分支學科，已經初步形成自己的獨特的基本規范和理論體系，並日益顯示和發揮出它對中國環境法制建設的理論指導作用。（三）環境法學是一門交叉學科新的學科不斷產生，學科門類越來越多、越細，這是科學技術和文化思想無限性和多樣化的必然結果。交叉、邊沿、綜合性學科的不斷出現，各門學科之間的交叉、滲透、合並越來越多，這是客觀物質世界相互聯系性和統一性的必然結果。環境法學是環境科學與法學相互滲透、結合而形成的一門交叉科學，是綜合各種污染防治法、自然保護法、資源法、能源法、區域發展法、土地法的產物。它既是環境科學的一個分支，又是法學的一個分支，具有明顯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交叉滲透的特點。環境科學是以「人類與環境」系統為對象，而研究其發生和發展、調節和控制、以及改造和利用的科學，或者說是研究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規律的科學。環境科學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技術和方法，既從宏觀上研究人與環境的相互關系及其發展變化規律，又從微觀上研究環境中的物質特別是污染物的遷移、轉化過程及其運動規律。它包括環境地學、環境生物學、環境化學、環境醫學、環境工程學和生態學等環境自然科學，以及環境經濟學、環境管理學、環境法學、環境社會學、環境倫理學等環境社會學科。法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是研究法這一特定社會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包括理論法學（如中國的法學基礎理論、外國的法律哲學或法理學）、國際法學（如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憲法學、民法學、經濟法學、訴訟法學、軍事法學、環境法學等學科。可見，環境法既被納入環境科學，也被納入法學，既與自然科學有關，也與人文社會科學有關。三、環境資源法學研究的內容和方法法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也是一門包含很大發展空間和餘地的科學。在這個領域的改革和創新始終都在堅定而持續地進行。怎樣才能將法學、環境科學、生態科學的知識、思想和智慧，用於分析和解決人類環境核心問題即人與自然關系問題，這就是我們學習環境資源法學的最根本的理由。我們學習環境資源法學不僅旨在理解我們生活於其間的由人與人組成的社會環境，而且旨在用新思維理解那些不懈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改革者們始終關注的人與自然之間的世界。（一）環境法學研究的內容環境法學的研究內容即研究對象，概括地說是環境法這一新興法律部門及其相關問題、人與自然的法律關系及與環境有關的人與人的法律關系，具體地說主要包括如下幾個領域：⒈環境法學的基本理論。主要研究環境法的理論基礎問題，馬克思主義關於法的理論以及關於人與環境關系的思想，與環境法有關的自然法學理論和其他有關法學理論，環境法與環境道德、環境政策、環境管理的關系，環境法與相關法的關系，環境法和環境法學的發展史（涉及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發展規律和解決方法，環境保護的發展過程和特點，環境法、環境法學的產生和發展），環境法的體系和構成、性質和特點、地位和作用，自然資源權屬理論和環境權理論，環境法律關系，環境法的基本原則和制度，實行環境法治的基本途徑和方法等理論問題。⒉中國環境法。主要研究中國的環境立法和環境執法，中國環境法的特徵、體系、原則和制度，中國各種環境法規的條文解釋和行政執法、司法實踐，港、澳、台的環境法等。⒊外國環境法和比較環境法。主要研究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印度、新加坡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法，各國環境法與中國環境法的比較等。⒋國際環境法。主要研究各種國際環境公約、條約和協定，國際環境組織與國際環境會議，國際環境合作與環境外交，國際環境法的淵源、原則和制度，國際環境法的產生和發展，歐盟、東盟等區域性環境法。⒌其他。除上述幾個方面外，環境法學還研究與其密切相關的環境政策（包括環境政策科學的基礎理論、中國環境政策、比較環境政策、國際環境政策等）、環境管理（包括環境管理的基礎理論、中國環境管理、各國環境管理比較研究等）、環境科學（包括環境科學的基本原理、環境倫理學、環境社會學等）、環境與發展理論（包括可持續發展理論和戰略）等。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將環境法學的主要研究內容分為：環境理論法學和環境應用法學，環境實體法和環境程序法，以防治環境污染為主的環境保護法，以自然保護為主的生態法（或自然保護法），資源法（包括土地、水、氣候、森林、草原、礦產、海洋、生物、旅遊等資源），能源法，國土開發整治法（包括城市規劃建設法、鄉村規劃建設法、區域流域發展法、災害防治法）等。目前我國有的高等學校已設立環境法學專業。例如，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開設的環境法學專業，曾先後招收中國環境法、環境政策和環境法、環境管理和環境法、外國環境法、比較環境法、國際環境法等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自1998年開始按照學科、專業目錄的名稱招收「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研究生，但習慣上仍簡稱為環境法學專業。（二）環境法學的研究方法從研究方法上看，環境資源法學與傳統法學和其他部門法學既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特點。環境法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理論聯系實際，即從環境問題、環境保護事業和環境法制建設的實際出發，以馬克思主義關於人與環境的思想、關於法的理論和現代環境科學理論為指導，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研究、分析環境法規和環境法律現象，促進環境保護事業和環境法制建設的發展。

⑺ 環境科學的產生和發展有哪幾個階段

分四個來階段：萌芽和形成階段，探源索階段，鞏固階段，成熟階段。
學習目的：
1．為維護環境質量、制定各種環境質量標准，污染物排放標准提供科學依據。
2．為國家制定環境規劃、環境政策以及環境與資源保護立法提供依據。

⑻ 簡述環境生態學的產生和發展 誰能來答.

德國生物學家赫克爾最早提出了生態學這一名詞。它標志著生態學的誕生。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卡爾遜女士發表的《寂靜的春天》標志著環境生態學的誕生。
目前大部分的生態類學科研究的重點仍屬自然學科的內容。而這種以自然學科的利理論解決社會問題(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城市規劃)的方式顯然並不適合作為景觀設計這樣一個操作性很強的學科。所以我們有必要從社會的角度去審視生態問題。
傳統生態學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將生物放在自然狀態下進行研究的社會生態學研究的是作為社會主體的人與周圍環境及各種事物之間的關系的學科。
它包括原生生態學、亞原生生態學和人文生態學。他們之間的劃分是以人這一社會主體為標準的。
原生生態：經過若干年的發展形成相對穩定的不需要人類長期干預的生態系統稱為原生生態
亞原生生態：需要人類長期干預才得以維持的生態系統稱為亞原生生態系統。
人文生態：人文生態作為上述兩者的補充強調軟環境的構建。它包含人類文明的一切。強調文化的地域性。
原生生態、亞原生生態、人文生態均屬社會生態學的范疇，強調生態的社會性，它堅持以人為綱，強調設計的人文性，注重人文關懷

亞原生生態主要包括兩大實體（城市和鄉村）和聯系他們的通道（公路、鐵路）。
亞原生生態系統是人類生活的主要場所，伴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形成、規模不斷的壯大。

零散建築——村落——小城鎮——（規模化）城市——衛星城市——城市群——地球村——大宇宙空間（空間站）
亞原生生態統的歷史演變
亞原生生態系統的構成及對周圍環境的影響

亞原生生態系統是以建築為中心，向周圍不斷的擴展，其人工化程度隨著離建築中心的近遠而衰減。
亞原生生態系統對周圍環境最重要的影響是從周圍不斷的吸取資源並向周圍釋放消費物。
亞原生生態系統除包括三個生態實體外，它還包含著若干個小的生態實體。例如：居民小區、公園、河流、公路等都可看成亞原生生態系統。
文化是一種存在狀態，它是人類社會所特有。傳承文化的載體眾多，但它有三大基本載體：
1、語言 2、文字 3、歷史實物
國家歷史的傳承方向：
傳統型：在建築、服飾、禮儀風俗、文字、語言等歷史符號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著幾千年前的特徵，在他們的生活中我們可以處處開到這些傳統。如：日本，今天的日本人穿著和服，遵循著幾千年的禮儀，保留著古老的風俗，盡管他們的經濟已十分發達，但許多傳統依然保留在他們的生活中。
突變型：雖然保留了一些歷史實物遺跡，但在服飾、禮儀風俗、文字、語言等方面與傳統上卻與幾千年前截然不同。如：埃及：歷史上的埃及曾使用過楔形文字，有自己神秘的巫術宗教，創造過輝煌的尼羅河文明，但今天的埃及已然成為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信仰伊斯蘭教，穿著伊斯蘭服飾，使用阿拉伯文字等等，可以說，除了那高聳的金字塔和底比斯的神廟，我們很難從今天的埃及尋找到那一段歷史的痕跡。
重組型：一些年輕的國家，它是各個民族的大雜燴，吸收各種文化形成自我。如美國，在美國的社會中你可以看到任何膚色，任何種族的人，而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他們原有傳統的文化的同時（阿拉伯裔社區、亞裔社區、猶太人社區等），也在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民族文化並得到傳承。
政治傳承方式：分權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實行政治邦聯，崇尚民主。源頭可追溯到古希臘之後在歐美國家不斷傳承，演變成今天的歐美政治體制。強調民主。在政治體制上多實行邦聯，權力分散在各個行政區域。如美國和英國。
集權政治：起源於中國古代的法家思想，在秦朝確立，之後影響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各國。強調中央。權利的集合點在中央。中央象一個原子核牢牢的將它周圍的電子吸引，持續幾千年，牢不可破，直到今天。
鄉村莊園化：理由——一家一戶的分散經濟模式，隨著生產力的改善，社會的發展必然會被組織化，系統化的庄園經濟所取代。美國、英國等西方各國的農業發展史就說明了這一點，尤其是以色列。他們的農業模式是現實中最接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一種模式。
地域特徵——有故事的地方

村裡的老人總會給小孩講許多的故事，一些他們小時侯聽老人講的故事；一些關於他們生活的這塊土地上發生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
但慢慢的這兒變成了一座城市，高樓林立的城市。各家都居住在寬敞明亮的水泥殼里，對面而居數載卻不相識。
於是故事不在被流傳，也不在被創造；有的只是被固定在書本上的經典。於是所有的城市都一樣——一樣的建築，一樣的生活方式。
1）生態學萌發階段（時期）
公元16世紀以前：
在我國：公元前1200年 《爾雅》一書；
公元前200年《管子》「地員篇」；
公元前100年前後，農歷確立了24節氣，同時《禽經》一書（鳥類生態）問世；
《本草綱目》。
在歐洲：公元前285年也有類似著作問世。
（2）近代生態學階段（公元17世紀—19世紀末）
建立時期：
17世紀後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開始成長。
1792年德國植物學家C.L.Willdenow出版了《草學基礎》；
1807年德國A.Humbodt出版《植物地理學知識》提出「植物群落」「外貌」等概念；
1798年T.Malthus《人口論》的發表；
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
1866年Haeckel在他的著作《普通生物形態學》中首先提出ecology一詞，並首次提出了生態學定義。
1895年E.Warming發表了他的劃時代著作《以植物生態地理為基礎的植物分布學》（1909年經改寫成《植物生態學》）。
（2）近代生態學階段（公元17世紀—19世紀末）
鞏固時期（20世紀初至20世紀50年代）：
（1）動植物生態學並行發展，著作與教科書出版。
代表作：C.Cowels(1910)發表的《生態學》；
F.E.Chements(1907)發表的《生態學及生理學》；
前蘇聯蘇卡切夫的《植物群落學》（1908）、《生物地理群落學與植物群落學》（1945）；
A.G.Tamsley(1911)發表的《英國的植被類型》等；
R.N.Chapman(1931)的《動物生態學》；
中國費鴻年（1937）的《動物生態學》；
特別是W.C.Alle（1949）等的《動物生態學原理》出版，被認為是動物生態進入成熟期的重要標志。
（2）近代生態學階段（公元17世紀—19世紀末）
鞏固時期（20世紀初至20世紀50年代）：
（2）學派的形成：主要有
①北歐學派：以注重群落結構分析為特點。代表人物：G.E.Du Rietz
②法瑞學派：注重群落生態外貌，強調特徵種的作用。代表人物是J.Braum-Blanquet
③英美學派：以動態和數量生態為特點。代表人物是Clements和Tansley
④俄國學派（前蘇聯學派）：植物（群落）與地學結合。代表人物：B.H.Cykayeb
（三）現代生態學階段（20世紀60年代至現在）

⑼ 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的歷史沿革

1978年江蘇省革委會決定成立江蘇省環境科學研究所。
1983年江蘇省環境科學研究版所更名為：城權鄉建設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業務方向：農村生態環境。
1988年原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撤銷，更名為：國家環境保護局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
1998年原國家環境保護局升級為國務院直屬總局，更名為：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
200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成立環境保護部，更名為：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 。

⑽ 管理學形成與發展的歷史

一、中國古代管理的發展、內容和策略。
1、中國古代管理的內容主要是國家管理。
綜觀中國古代管理實踐可以看出，管理與行政基本融為一體。由於古代中國是典型的農業經濟，行政管理是社會管理最主要的模式，因此，任何一項工程，任何一項管理活動，無不以國家或官府的名義展開，管理實踐也只有在和行政融合過程中才有表現的機會。實際上，我們所了解的中國古代管理實踐，無一例外不是行政中的管理實踐。
2、中國古代管理高度重視管理活動過程中人的因素。
管理過程中的人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很多管理者在管理別人的同時也被別人管理著。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對這兩方面都有很多精到的見解並且有許多實例可考。中國古人十分強調管理者強調管理者自身的修養，《孫子兵法》認為為將要具備的品質包括智、信、仁、勇、嚴等各個方面。戰國時期的士人就是管理者的人才儲備群體，後來的秀才舉人乃至整個的學校和科舉制度，所有的學習和修養都是為未來的帝國培養合格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而准備的。另外，在選材方面，許多先賢更是有大篇幅的精彩論述。墨子提出要「察其所能而慎予官」。荀子告誡執政者「無私人以官職事業」，切不可任人唯親，而主張任人唯賢，唯才是舉。晏子則進一步指出：人的才能也是不同的，應當讓人專司一事，不能要求他無所不能。用人的優點，不用他的短處；用人所擅長的，不用他所不擅長的。這就是任用人才的要略。北宋王安石對以上的幾個方面的思想進行了更加系統化、理論化的論述。他的用人思想可概括為「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其中，教學之道，即堅持學用一致，造就人才；養才之道，即維持政府官員生活的俸祿報酬應採取的方針—— 「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取才之道，即選拔官吏的途徑；任才之道，即根據專長任用人才。這樣完備的論述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很有其借鑒意義的。
3、中國古代的管理者在管理過程中往往會有十分高超的管理策略。
通過與西方的封建社會時期進行比較，我們會很容易的看到，中國的封建社會出奇的穩定和統一。這也從一個方面顯示了中國古代管理者高超的管理水平。中國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中央集權的國家管理制度，財政賦稅的管理、官吏的選拔與管理、人口田畝管理、市場與工商業管理、漕運驛遞管理、文書與檔案管理等方面，歷朝歷代都有新的發展，出現了許多傑出的管理人才，在軍事、政治、財政、文化教育與外交等領域，顯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積累了寶貴的管理經驗。戰國時期著名的「商鞅變法」是通過變法提高國家管理水平的一個範例；「文景之治」使國家出現了政治安定、經濟繁榮的局面；萬里長城的修建，充分反映了當時測量、規劃設計、建築和工程管理等的高超水平，體現了工程指揮者所具有的高度管理智慧；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將防洪、排灌、航運綜合規劃，顯示了我國古代工程建設與組織管理的高超水平；丁謂主持的「一舉三得」皇宮修建工程堪稱運用系統管理、統籌規劃的範例。諸如此類的管理實踐不勝枚舉，都體現了中國古人高超的管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