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獨尊的歷史意義及其影響

㈠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背景級歷史意義

為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專制帝王，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作為一種成熟的制度亦同樣成為定型；是他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制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制國家的基礎。

不過，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進步意義，但它對歷史的負面影響卻也同樣不容忽視，像專制「大一統」的思想固然能夠增強民族之間的凝聚力，但同時卻也將專制集權推向了登峰造極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雖然的確成為超穩定社會之基石，但同時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為兩千年不變之定式；至於漢武帝時代連年不斷的戰爭與攻伐，則更是造成了社會動盪、民不聊生之惡劣後果，其間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難盡。

有人說「一個專制的時代必然是一個嚴酷的時代」，這句話質之漢武帝的時代也同樣適用。事實上，在人治社會中，越是有作為的君王，其破壞力往往也會越大，就像宋代詩人蓮池生在自己的詩中所寫的那樣：「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蹀血幾百萬，侯者七十人。區區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固然是君主常態，「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於他們也不過只是一個尋常故事。為一己之私慾而大動干戈，帝王的個人好惡實際關繫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所謂「天子一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即是對帝王個人作為的最佳注腳。作為一代英主，漢武帝的確是中國古代極有作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從漢武帝對待神仙方術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偏執與迷狂的心態，從「巫蠱之禍」的發生，更能夠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殘忍、喜怒無常——人治社會常常會出現像漢武帝這樣的「半截偉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齡等諸多方面的限制，漢武帝的個人作為也不過是暴露了人治社會的共同弊端而已。

附:儒家思想的負面影響

以孔丘為創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為本位，以倫理為中心，以等級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主張「禮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論的要旨在於：聖賢決定禮法；身正則令行；法先王，順人情。儒家在禮與法的關繫上強調禮治，在德與法的關系中強調德治，在人與法的關系中強調人治[1]。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成為思想意識形態的一極，後世無非是對它進行修修補補，它獨霸中國二千餘年。封建思想實質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並及於法律等各個層面。物極必反，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專制。歷史證明，人治和專制是一脈相承的。要建立現代司法理念，這種本土環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與強調以制度、規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的法治觀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現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礙。那就是法治觀念先天不足

或分析漢時獨尊儒術的影響利弊，對今天的中國有極其重要的借鑒意義。

漢代大一統是中國思想史上最具深遠影響的事件之一。經過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盛況，中國的哲學、社會、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發展。儒、道、墨、法、陰陽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真可謂「茫茫九派流中國」，泱泱大國的氣派已然奠定！秦時借重法家，漢初崇尚道家，各門各派尚無尊卑主末之分野。直至漢武帝時，儒家才得以獨享尊榮，孔子才被視為千古第一聖人，並流被後世。

其實，就思想體系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並不比道家高明，只是孔子學說積極入世、接受並順應歷史前進的現實態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適宜用來治理國家，同時，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言，當時所有學派中，只有儒家學說同當時的中國古典學術和歷史知識緊緊地結合在了一起，而這些古籍經典本身即極為寶貴，從而使儒家學說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教育的典範，可以說，儒家思想後來的深入人心，與它以教材為載體進行傳播密不可分。

閑話少講，單說這漢代思想的大一統，產生的正反兩面影響都非常顯著：

積極方面，思想的大一統，鞏固了中國人的國民意識，增強了中國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從而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政治統一、民族統一，使得中國在歷經兩千年發展後依然能夠保持秦皇漢武開疆時的基本版圖，無論出現何種形式、多長時間的分裂，中國人始終不忘國家統一，並且這種統一的意識幾乎是出自中國人天性的要求，無論天南地北，人人皆認為統一是理所當然，人人皆視能為統一做出貢獻為光榮，在分裂與統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奮不顧身、犧牲自我的豪情。這種統一意識與當初所奠定的「大一統」思想，與中國數千來的思想統一，與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國家和中華民族認同感皆一脈相承。

思想的大一統，還對中國兩千年來的民族大融合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外學者都常常驚異於中國文化偉大的「同化」作用，中國歷史上的所謂「正統政權」、「中原王朝」屢遭侵略，除元、清兩代為非漢族統治外，還有十六國、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華大地上逐鹿紛爭的時代，但無論草原文化規模大小，皆最終淹沒、融化在浩浩盪盪的中原傳統文化中，這里，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文明就真如一個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開胸懷，任你們在我的懷抱里折騰，反正大家終究免不了中華民族、中國人的心理認同，從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卻很難有本質上對中國的撼動。

但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也不容忽視。簡單地講，首先，儒學占據正統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學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維方式不僅不得光大，甚而漸漸失傳，大大壓縮了中國人的哲學思維空間。

其次，獨尊儒術，使得中國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傑都將精力投注於弘揚儒學，結果中國文化呈現出精光凝聚的現象，最終，儒學是越來越精緻，但其衍生的條條框框的束縛也越來越多，這種文化因成熟過度而走向了糜爛，走向了極度保守，所以，聞一多先生說：簡直就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國的盛世時間一長，就要走向腐敗，必得外來文明的沖擊，才能獲得新鮮血液，才能注入興奮劑，重新容光煥發，光彩照人。參考資料： http://..com/question/2315505.html

㈡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是什麼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歷史事件。這一政策幾乎為以後各代統治者所遵奉，長達兩千年之久，對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

對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古代史學家多認為是漢武帝與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個是為了建立大一統帝國的需要，一個是出於爭奪學術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問，一拍即合。其實，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和其他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一樣，都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只要深入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細加鉤沉比勘，就不難揭示其事實真相。

(2)儒學獨尊的歷史意義及其影響擴展閱讀：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漢武帝時開始推行。《董仲舒傳》中記載了董仲舒提議的原話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紀贊》中，記載了漢武帝的做法是「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該思想，已非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摻雜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體現了儒家思想的「兼容」與「發展」特性，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思想。它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神化了專制王權，因而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推崇，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近代中國史，率先揭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孔子平議》一文。

㈢ 『擺出百家，獨尊儒術』的歷史意義是什麼

簡單說尊奉儒家，廢掉其他的思想！
漢代初期，儒、道兩家在政治、思版想上的斗爭相當激烈權。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與漢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因為實行了這種廢除別家的思想，推崇儒家思想的統治政策
漢武帝時因為多年來的休養生息政策，國家實力逐步強大。統治者可以改變無為而治的策略，開始有所作為。董仲舒提出了這種方略，以統一思想，並且為政策尋找合理解釋。他改革了儒家的傳統思想，宣揚統一。被皇帝接納。所以獨尊儒術了，其他家的思想被拒絕在國家的主流思想之外。

㈣ 儒學獨尊

漢武帝時期的舉賢良政策，挖掘了一批批有見地的謀士，包括董仲舒，他提出的獨尊儒術的意見很受漢武帝的重用，因為他鼓吹「天人合一」「君權身受」，順應了當時統治者的要求，再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儒術逐漸處於獨尊的地位

漢初統治者為醫治秦末苛政、戰亂造成的社會民生極度凋敝的狀況，採用了簡政約法、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方針政策，以恢復社會的生機。與此相應，在文化思想上則主要是推崇和提倡黃老道家學說。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漢武帝時才有所變化。不過，這並不是說儒學在漢初社會中一點也沒有起作用。儒學在傳授歷史文化知識方面，對漢初社會仍然是很有影響的。儒家所推崇的歷史文獻–––––「六經」的教授和研究，也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重視的。荀子的學說在漢初儒家中影響很深，「六經」中的《詩》、《易》、《禮》、《樂》等學，都有荀學的傳承。同時，荀子作為先秦諸子和儒家各派學說的集大成者，他那廣采各家學說之長的學風，對漢初思想的開展也有很大的影響。

如，西漢大儒董仲舒的學說中，不僅接受和發揚了荀子關於禮法並重、刑德兼用的理論，而且還大量吸收了墨家「兼愛」、「尚同」的理論，乃至墨家學說中某些帶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為突出的是，在他專攻的春秋公羊學中，充滿了陰陽家的陰陽五行學說，並使陰陽五行思想成為漢以後儒家學說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班固在《漢書．五行志》中說：「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這一事實。董仲舒曾向漢武帝建議：「諸不在六藝（六經）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董仲舒傳》）這是以後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方針的重要根據。但必須指出的是，董仲舒這里所說的「孔子之術」，顯然已經不是原來的孔子學說，也不是原始儒家學說，而是經過他和漢初其他儒家學者發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陰陽等各家學說之長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術」。

董仲舒對於儒學的發展不僅在於學理方面，而更在於他把儒學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學，是一種密切聯系社會現實的學說。公羊學認為，《春秋》經所載對於各類社會事件的判斷和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都具有某種法典的意義，可以作為當今社會（漢王朝）判斷各類事件和評價人物的依據和範例。這也就是當時社會上相當流行的所謂「春秋斷獄」說。由此，他們進一步又認為，《春秋》經中所說的「三統」、「三正」、「三世」等理論，都是為漢王朝的建立作論證的；而《春秋》經中所提到的各種禮義法度也都可以為漢王朝所效法。於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藉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義。他認為，「《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玉杯》）「《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竹林》）所以，他引述子夏的話說：「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俞序》）董仲舒的這些觀點在當時是很有影響的，如司馬遷在談到《春秋》時就明確表示說：「余聞董生曰。」同時，他也竭力強調說：「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史記》「太史公自序」）無怪乎當時就流傳著所謂孔子作《春秋》「為漢帝製法」的說法。[3]

《春秋》被認為是孔子所作，而孔子所作的《春秋》又居然是為漢王朝制訂禮義法度，那麼孔子應當放在什麼地位上呢？董仲舒與漢儒們想出了一個絕妙的稱號：「素王」[4]，即一位沒有實際王位的王。這樣，儒學就開始與當時實際的社會政治制度聯系了起來。不過，這在董仲舒時代僅僅是一個開始而已，直至東漢章帝時，由皇帝親自主持召集大儒們舉行了一次「白虎觀」會議，會後由著名學者班固整理纂集，公布了一個官方文件：《白虎通德論》，這才真正完成了把儒家一部分主要學說轉變為實際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律條，以及社會全體成員共同必須遵循的道德規范。從此以後，儒學已不再是單純的倫理道德修養和政治理想的學說了，而是同時具有了一種社會制度方面的律條的作用。

與儒學政治制度化發展過程的同時，兩漢時期也出現了一股把儒學宗教化的傾向。在董仲舒和當時流傳的緯書中，不斷地把「天」描繪成儒學中至高無上的神。如董仲舒說：「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並且竭力宣揚天是有意志的，能與人相感應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從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學理論。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為了神化教主，在當時流傳的大量緯書中，不僅把孔子說成是神的兒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繪成與一般凡人極不相同的怪模樣[5]。同樣，為儒家所推崇的歷代聖人，如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緯書中也統統被裝扮成了與眾不同的神。又，這些緯書都是以神話和神秘化了的陰陽五行說來附會地闡釋「六經」以及《論語》、《孝經》、「河圖」、「洛書」等，這些也可以視作是配合當時儒學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經典。再有，由秦漢以來逐步完備起來的儒家禮儀制度（可參看《禮記》中的「冠義」、「婚義」、「鄉飲酒義」、「聘義」、「祭義」等篇的內容），也為儒學的宗教化准備了儀式上的條件。從兩漢儒學發展的歷史看，儒學的宗教化是與儒學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關的，是同步進行的，前者是為使後者得以成立和鞏固服務的。

儒學社會政治層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強，同時也就減弱了儒學作為一般倫理道德修養和政治理想層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學那裡，它是通過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啟發出人們遵守道德規范、追求理想社會的自覺。所以，儒學對於士大夫們的修身養性具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可是，當儒學的一些主要內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後，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覺與否，自願與否，都必須遵守的外在規范，因而它的修養意義和作用就大大地被減弱了。這樣，儒學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卻成了它在道德修養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機。

到了漢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學禮教（名教），一方面成為束縛和壓制人的自然感情的東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偽君子沽名釣譽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玄學乘此流弊而起，調和名教與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強調以「自然」為本。並且在理論學說上，玄學也明確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後漢紀》卷十二「袁宏曰」）。所以，自從玄學誕生以後，儒學盡管在政治制度層面仍然保持著它的統治地位，而在思想修養層面的功能，卻已為玄學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東晉南北朝以後，以至於隋唐時期，佛教思想的影響又超過了玄學，在士大夫的思想修養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所以，從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約七百年間，儒學只有那些體現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東西，在統治階層的維護下繼續起著作用。

盡管這一時期儒學文獻方面的研究也並沒有中斷，但像唐孔穎達編纂的「五經正義」之類的著作，除延續漢儒和玄學家的觀點外，並沒有多少新意。所以，儒學在人們的思想修養方面，也發揮不出多大的作用。後人在評論儒釋道三教的社會功能時，常說：「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趙昚語，轉引自劉謐著《三教平心論》卷上）這種說法從一個角度反映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佛道的學說在人們的修身養性方面所起的作用遠比儒學為大。

兩漢時期儒學性格的重大變化，以及由此而發生的儒學的兩個層面的社會功能的消長等，是很值得人們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問題

㈤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些影響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漢武抄帝在位時,百家襲爭鳴的局面還在持續著.漢武帝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以儒家為正統學說,其他各家均被排斥.漢武帝還大力推行儒學教育,在長安舉辦太學,太學是我國古代最高的學府,以儒家的"五經"為主要教材,不學習其他各家的學說.

㈥ 論文:獨尊儒術」的歷史背景以及對我國教育的影響

[內容摘要]nbsp;「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帝國確立主導意識形態的現實需要，是政治「大一統」的必然結果。但統治集團的標榜、口號是一回事，而其政治實踐中的具體操作則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僅武帝本人沒有真正做到獨尊與罷黜，武帝之後，儒學也未獲獨尊，百家也沒遭致罷黜。整個漢時乃至歷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國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貫都是王霸兼用、儒法並採的，儒術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其實際所起的作用。武帝實施罷、尊政治韜略絕不可能僅起因於董仲舒的建議。從高祖到武帝時代，一批批既酷好儒術、又通達事變並富有遠見卓識的儒學政治家，對儒學的意識形態化立下了汗馬功勞，且這種作用一定遠遠超出了任何一個醇儒學者的能力范圍。「天人三策」的影響在學術而不在政治，在當時所起到的作用並不如後世學者所虛構得那麼深遠。[關nbsp;鍵nbsp;詞]nbsp;漢武帝nbsp;nbsp;大一統nbsp;nbsp;董仲舒nbsp;nbsp;罷黜百家nbsp;nbsp;獨尊儒術《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3年第2期上刊載了北京師范大學周桂鈿教授《漢武帝是否獨尊儒術？——兼論思想方法諸問題》一文。讀了該文，不免讓人疑竇叢生，隨便舉幾例：「漢代產生經學」就能證明「漢代是獨尊儒學的」嗎？孔子在魯國只做過「委吏」、「乘田」之類的小吏，何以談得上「在魯國執政」？秦始皇長子扶蘇「深受孔子儒學的影響」的根據何在？司馬遷真的「聽過董仲舒的講學」嗎？限於篇幅，這里僅就三個核心問題質疑於周桂鈿教授：漢武帝本人果真獨尊儒術了嗎？董仲舒真的「受到漢武帝賞識」過嗎？由此延伸出的第三個問題是漢武帝思想大一統的政治決策能起因於作為一介書生的董仲舒嗎？看來，問題還得從漢帝國主導意識形態的最初確立說起。nbsp;一nbsp;在主導意識形態的確立方面，從秦亡到漢興，短短的十五年歷史，留給後人的卻是一片幽幽的思考和意味深長的反省。建漢之初，對前朝政治作一個理論的總結和評價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思潮。實際上，不妨將之看作是一場有關漢室王天下基本路數的「大討論」。陸賈應高帝的要求著作《新語》十二篇，破析「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賈誼則寫出了垂名千古的篇章——《過秦論》，其著名的結論便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正是在這一時刻，國家主導意識形態選擇與確立的問題便提上了帝國君臣的議事日程。秦滅六國、兼並諸侯所依靠的是鐵硬的手腕和絕對的軍事強力，「南面而王天下」所依靠的如果還是這套路數，顯然是行不通的。秦王為政的錯誤，首先發生在思想認識上。即，沒有能夠對獲取天下之後所面臨的新形勢、新問題作出全面、正確的估計，思考與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還沒有徹底從戰爭狀態下走出來，還沒有真正意識到改變策略、易弩更劍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兼並天下可以憑借一時強盛的武力和法家的嚴刑酷律，但治理國家卻需要換一種手法，即通過安撫懷柔、順服感化、仁義規勸、輿論引導等途徑來贏得民心，增強統治核心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攻」之道畢竟不同於「守」之道，「攻」之政也一定不同於「守」之政。所以，能不能施行仁義之政，就成了守住天下、把持江山的關鍵。賈誼的論點在漢初時代幾乎贏得了學界與政界的廣泛認同。這可能為不久將來的所謂儒學獨尊大造了輿論。賈誼指責秦政廢王道、酷刑法、任暴虐的潛台詞是希望當朝皇帝能夠擯棄霸道、知權識變而實施仁義之政。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在經歷了長時期的激烈辯駁和殘酷的社會選擇之後，流落到秦漢之際，所盛行的主要是黃老、刑法、陰陽與儒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曾分別對陰陽、儒、墨、名、法、道家作了評判。按照司馬談的理解，盡管諸子之間存在著不同門派的差別，但「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終歸是大勢。這就強調了各家學說之間存在著相互吸收、融合，彼此溝通、統一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帝國思想的大一統趨勢已經從一個史學家的思考中露出了端倪。漢初政治上的無為之治對思想界所產生的直接影響就是寬松、自由學術氛圍的形成。高帝建漢之初，「敢有挾書者，族」的秦律依然存在。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書amp;#8226;藝文志》）的直接災禍就是學術的凋敝。大概在高帝之後，才開始「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惠帝四年，廢挾書之律。文帝即位，更加留意於學術，曾遍尋治《尚書》者，得秦博士伏生；朝中有博士官七十餘人，包括諸子傳記博士、《詩》博士。又任用賈誼、晁錯、公孫臣等為朝臣；一度還醞釀改制度、易服色。倖免於秦焚的古籍，此間多有出現。自呂後至文、景之世，由於當政者奉行黃老之學，所以在思

㈦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董仲舒提出抄罷黜百家，獨尊襲儒術的文教政策，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歷史事件。這一政策幾乎為以後各代統治者所遵奉，長達兩千年之久，對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
對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古代史學家多認為是漢武帝與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個是為了建立 大一統帝國的需要，一個是出於爭奪學術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問，一拍即合。其實，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和其他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一樣，都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只要深入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細加鉤沉比勘，就不難揭示其事實真相。

㈧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歷史內涵及影響

漢武帝時期漢武帝採用董仲舒的儒家思想，開始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內這個措施確立了儒家容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作為一種成熟的制度亦同樣成為定型；是他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制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制國家的基礎。 影響的話就是接下來儒家思想成了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

㈨ 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影響是什麼

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影響就是讓儒家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加強了中央的集權統治。其實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獨尊儒術是一件進步很大的事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在公元前134年提出來的，之後為了滿足實際發展需要，漢武帝實施了這種思想。

因此這個時候董仲舒提出來了，獨尊儒術，這個時候的如數並不是春秋時期的單純儒家思想，而是融合了道家、陰陽家、法家等多種思想，這個時候儒家的大一統思想，仁義理念和君臣綱常，已經很合漢武帝的胃口和想法。於是漢武帝就很高興的，把儒家奉為治理國家的靈丹妙葯，此後儒家的影響從上而下深入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