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經學的歷史發展

1. 經濟學發展史

經濟學發展史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相應的經濟關系，及其運行、發展的規律的科學。
經濟活動是人們在一定的經濟關系的前提下，進行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及與之有密切關聯的活動。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以較少耗費取得較大效益的問題。經濟關系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在各種經濟關系中，佔主導地位的是生產關系。
經濟一詞，在西方源於希臘文，原意是家計管理。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中論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奴隸制經濟的管理，這和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是適應的。
在中國古漢語中，「經濟」一詞是「經邦」和「濟民」、「經國」和「濟世」，以及「經世濟民」等詞的綜合和簡化，含有「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內容不僅包括國家如何理財、如何管理其他各種經濟活動，而且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法律、教育、軍事等方面的問題。
包括在「經世濟民」內的「經濟」一詞，很早就從中國傳到日本。西方經濟學在19世紀傳入中、日兩國。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譯為「經濟學」，中國的嚴復則譯為「生計學」。 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已逐漸成為各門類經濟學科的總稱，具有經濟科學的含義。
現代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運用現代數學方法和現代計算機技術，進行經濟數量關系的分析，這是由於現代經濟發展日益錯綜復雜，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運用這些新的方法進行精確的描述和解釋。經濟學各門學科依據本身的特點，適當運用現代數學和計算機技術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對於增強經濟科學的精確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經濟學發展簡史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對當時的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形成了某種經濟思想，但是並沒有形成系統。
在以歷史和文明悠久著稱的民族和國家中，以中國、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保存的歷史文獻最為豐富。它們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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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歷史

1. 奴隸社會時期的經濟思想萌芽 一般公認，世界上現存第一本經濟學著作是古希臘色諾芬（Xenophon，約前430-約前355或354）的《經濟論》，英語單詞 「Economy」、「Economics」即源於此。該書採用蘇格拉底與別人對話的形式，討論如何管理奴隸主家庭農場，堪稱「古代微觀經濟學」。他還著有《雅典的收入》，論述如何增加雅典國家收入，堪稱「古代宏觀經濟學」。此外，柏拉圖（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國》，從社會分工的角度論述奴隸經濟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鞏固和完善奴隸經濟制度，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主張限制商業、高利貸和私有財產。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論》主要論述奴隸經濟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鞏固奴隸經濟制度，《倫理學》分析商品等價交換現象，認為貨幣使不同的商品等價。 2.歐洲中世紀時期的經濟思想 歐洲封建社會始於公元476年，終於1640年，其間戰亂、災荒和瘟疫連綿不斷，經濟、文化黯然失色，人稱黑暗的「中世紀」（Middle ages）。義大利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學大全》，根據上帝意志論證封建農奴制度的合理性，認為上帝創造萬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應當受「上等人」統治。同時，提出公平價格理論、貨幣理論、商業理論和利息論，為商品經濟的發展作了折衷和辯護，有一定歷史進步意義。 1492年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約1451-1506）「發現」美洲大陸之後，國際貿易成為當時西歐主要經濟增長點，催生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萌芽。認為：只有金銀才是財富，主張促進商業發展，開展國際貿易，實行貿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業和商品經濟，堪稱「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義主張「貨幣差額論」，即只出口不進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於英國匿名發表的《對我國同胞某些控訴的評述》。晚期重商主義主張「貿易差額論」，即少進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孟克列欽（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譯「蒙克萊田」，1615年發表《獻給國王和王後的政治經濟學》，首次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柯爾培爾（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國的托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譯托馬斯·曼，1621年發表《論英國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 3.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Bourgeois classical economics）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雛形，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國經濟學家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主要著作《賦稅論》、《獻給英明人士》、《政治算術》、《貨幣略論》等）、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主要著作是1776年版《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主要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基於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的實際，提出了不同於重商主義的觀點：（1）財富是物質產品，勞動是財富的源泉；（2）市場自動調節比人為地調節更能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即「看不見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據此主張自由放任政策。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另一分支是法國的「重農學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發表《經濟表》，反對重商主義，主張自由貿易。但由於法國小農經濟比重較大，工業發展相對落後，因此認為只有農業才是社會財富的源泉，貨幣只是流通手段；工業只是對農產品進行加工，是農業的附屬物；對外貿易只是一種等價交換，都不能增加社會財富。 4. 新古典經濟學 1830年代以後，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分化為兩支，即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school），馬克思主義者一般稱之為「庸俗經濟學」（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經濟學」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辯護」，認為：市場完美有效，能夠自動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理論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廠商理論、分配理論等。該學派沒有明確研究宏觀經濟現象，一般認為其宏觀經濟學觀點是：市場經濟能夠自動實現充分就業，不需要政府幹預。 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除馬歇爾外，早期還有英國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國的薩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等，晚期則有英國劍橋學派的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羅伯遜（Dennis Holme Robertson，1890-1963）、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5）等；屬於洛桑學派的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義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Vilfrado Pareto，1848-1923）；屬於奧國學派的奧地利經濟學家門格爾（Carl Menger，1840-1921）、維塞爾（Freidrich von Wieser，1851-1926）、龐巴維克（Eugen von B?hm-Bawerk，1851-1914）等；屬於瑞典學派的威克塞爾（Knut Wicksell，1851-1926）、卡塞爾（Gustav Cassel，1866-1945）等；屬於美國學派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費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柯布（Charles W. Cobb）、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1892-1976）等。

3. 簡述經濟學的發展過程

你這個問題最好去看看有關經濟學說史的書，按照你給出的關鍵詞，大致發展如回下答：
1、經濟學史前時期，代表人物：色諾芬，代表作《經濟論》，認為經濟是家庭管理，提出了最早期的財政思想（《雅典的收入》一書）；
2、15世紀前後，重商主義，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自由主義思想的啟蒙，金銀是唯一的貨幣和財富，但是對於問題的研究缺乏系統性和科學性；
3、17世紀之後——19世紀，古典經濟學，馬歇爾，《經濟學原理》，認為市場萬能，邊際分析為主流分析手段（形成微觀經濟學體系基礎）；
4、1929，經濟危機，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認為市場失靈客觀存在，提出政府幹預的政策主張（宏觀經濟學體系基礎）；
5、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陷入滯脹，經濟理論箭頭直指凱恩斯，此時基於薩伊的需求決定論和自由市場基礎上的理論抬頭，形成了新的理論流派，主要有新自由主義學派，哈耶克，貨幣學派，弗里德曼等。
6、薩繆爾森綜合前人研究形成新古典經濟學綜合（宏微觀體系）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4.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

西方經濟學20世紀百年發展歷程回眸

一、國家與市場：一條永恆的主線

可以說，早在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主張國家干預與主張自由放任兩大思潮之間的分歧與論戰。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線依然還是緊緊圍繞著這個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線而展開的，所不同的僅僅在於，雙方各自的學派更繁雜了，爭論的范圍與內容更泛化了，兩種思潮此消彼長，興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縮短了。

1、戰前關於國家與市場的論爭及凱恩斯主義的誕生

在19世紀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認為，在競爭環境中，通過市場的力量，個人的最大化行為會轉化為一種最優化的社會狀態；這個傳統後來構成經濟學家偏愛「自由放任」的一種比喻，並最終演變成在19世紀占據統治地位的 「生產自動創造需求」 的薩伊定律。

當歷史剛剛踏入20世紀門檻的時候，經濟學家們逐漸看到，在現實世界中，市場機制並非萬無一失，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伴隨著失業等不良經濟現象時有發生。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舊制度學派主張國家調節和仲裁勞資矛盾、反對自由放任政策；馬歇爾的門徒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雖然總體上講他仍然排斥政府幹涉經濟生活，但對自由放任的理想主義也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國家應出面校正生產外部性以防止出現邊際私人凈產值與邊際社會凈產值相背離的現象發生。以繆爾達爾、林達爾、倫德堡、俄林和林德貝克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學派在1929－33年大危機中逐漸成熟起來，他們秉承該學派的理論先驅威克塞爾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傳統，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半個世紀的實踐經驗為其佐證與支持，運用宏觀動態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較系統地「混合經濟理論」，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一幟，魅力無窮。

如果說上述對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學說提出質疑、抨擊的眾多西方經濟學家只是對其進行的「局部革命」的話，那麼，凱恩斯1936年發表的《通論》則是對其進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動和徹底的批判。凱恩斯主義認為，通過利率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和藉助於工資的變化來調節勞動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並不能自動地創造出充分就業所需要的那種有效需求水平；在競爭性私人體制中，「三大心理規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於社會的總供給水平，從而導致就業水平總是處於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拋棄自由放任的傳統政策，政府必須運用積極地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確保足夠水平的有效需求。凱恩斯最根本的理論創新就在於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經濟學的證明，這是凱恩斯主義出現以前任何經濟學都根本做不到的。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建議後來通過其信徒們的努力廣泛地被西方國家政府作為其經濟政策的行動指南，總需求水平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廣泛接受。如果說在此之前象美國「新政」這類反危機的政策只是一種臨時應急的措施，還談不上明確地以一種經濟學說作為其理論基礎的話，那麼，從此以後，以維持充分就業水平為目標的宏觀管理就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常規政策。凱恩斯主義影響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走勢，使西方正統經濟學說的理論核心以此作為一個嶄新的轉折點，「凱恩斯時代」由此正式開始，凱恩斯本人成為「戰後繁榮之父」；與此同時，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體制論退出了正統經濟學的統治地位。

2、戰後以來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的論爭

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繁榮的時期，「在野」的自由主義思潮在新保守主義的旗幟下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凱恩主義陷入危機時東山再起；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學派林立，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它們或曇花一現，各領風騷，或孤芳自賞，獨樹一幟；它們或是自詡為「嫡傳」的凱恩斯主義者，或公開聲明是凱恩斯主義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是全面維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歷史傳統和全面恢復「自由放任」的理論綱領，倡導的是對新古典的回歸和凱恩斯經濟干預主義的抗衡，堅持的是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經濟學體系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根本原則。20世紀下半葉，諸多自由主義學派來勢兇猛，「是市場還是國家」的爭論再次白熱化，使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西方經濟學進入了「戰國時代」，曾幾何時登上美國「正統」經濟學的寶座和成為英國的「御用」經濟學，「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應運而生，並曾經喧賓奪主，如日中天，佔有一席之地，影響了一代經濟學者，對「主流」 的自我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留下了濃濃的一筆，使得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是如此地璀璨奪目，流光溢彩，以致於在我們回眸其百年發展史的時候，不得不對足以構成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勁敵甚至動搖其「正統」地位的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予以專門論述。

現代貨幣主義即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譽為是戰後至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甚至被經濟學界譽為泰斗。弗里德曼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論基礎之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以此提出了與凱恩斯干預主義相抗衡的自由主義論點，認為，在國家不進行任何干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行情動盪遠遠低於干預時的程度；國家的真正作用不在於短期內影響市場，而首先應保證貨幣總量能定期和有規律地增加。這是因為，第一，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在凱恩斯那裡，由於人們的慾望已經得到滿足，所以，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而儲蓄則呈遞增趨勢，這樣，政府應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以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弗里德曼駁斥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認為人們的慾望原有的得到滿足之後，新的隨即產生，是永無止境的，擴張性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貨幣供給數量則應是貨幣政策的惟一最佳選擇，即根據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制定一個長期不變的貨幣增長率。弗氏認為，1929-33年大危機中約有1萬家美國銀行倒閉破產，造成美國國內貨幣供給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聯儲能在這次大危機中發揮作用，那麼那場大危機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經濟衰退。第二，關於「自然失業率」。凱恩斯主義認為，高就業水平是有效利用社會資源的保證，即要想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就必須有高水平的就業。弗里德曼認為這是一種模糊甚至錯誤的想法，認為，高就業水平恰恰可以被認為是沒有最好地利用社會資源的一個標志：為了社會生產而犧牲了對閑暇的享受，而前者的價值要遠遠小於後者的價值，這樣，通貨膨脹政策就會使人民產生錯覺，「強迫」人民認為他們的實際工資高於這些工資的實際價值。第三，關於失業與通貨膨脹。既然自然失業率是一個常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那麼，自然失業率就是一種經濟條件，這樣，貨幣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質，人們就很難通過改變通脹率來改變自然失業率即改變經濟條件。在短期內也許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某種比例關系，但長期內，這種關系會消失，即就業水平與通脹率之間是沒有關系的。如果要把失業率減少到「自然率」以下，那麼通脹率就會非常之高，代價也會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國政府因為要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結果使國內通脹率從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之間爆發的這場曠日持久的「血腥之爭」（the bloody debate）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70年代結束。他們相互指責攻擊，甚至竭盡嘲諷辱罵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討會上，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羅在評論弗氏的一篇論文時嘲諷道：「米爾頓和我之間的另一個區別在於，任何事情都使米爾頓想起貨幣供應；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寫進我的論文中去」 。再如，凱恩斯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中是這樣嘲笑貨幣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能增加產出提高收入。但這就象買一根粗腰帶來試圖變胖一樣。在當今美國，你的腰帶對於你的肚子來說確實太長了」 。

現代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幾乎被英國撒切爾政府全盤接受，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主義認為，以往的「教訓是，政府不應試圖『人為地』保持充分就業，而應允許市場力量來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而且，對付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方法意味著以失業必然上升為條件而對經濟進行擠壓（通貨緊縮）。這樣，至少在短期內，失業基本上變成了『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的方法之一。」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爾1979年上台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貨幣主義與撒切爾主義使英國告別充分就業，社會福利政策開始大規模收縮與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其說反對干預主義不如說他只希望政府只對貨幣供給進行干預，但本質上講，對貨幣供應量的干預也是最大的干預。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凱恩斯主義受到了來自供給學派的嚴峻挑戰。供給學派的顯著特徵如同它們名字一樣，特別強調「供給」。60年代末產生於美國、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和蒙德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全盤否定凱恩斯「需求決定供給」的需求管理這個核心命題，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本原因，因為，增長與刺激需求將導致貨幣供給數量的增長，由此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認為鼓勵刺激需求無疑等於抑制儲蓄，從而導致了投資率和勞動率的下降，進而降低了積累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供給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為此，南加州大學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雞尾酒會的餐巾紙上畫的一條旨在降低稅率的曲線即所謂「拉弗曲線」便成了白宮的「葯方」。這個「降稅」的葯方是基於3個理論假設：第一，認為稅收量不一定與邊際稅率呈同方向變化，在達到某一點時則會朝相反方向變化；第二，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人們用勞動代替休閑；第三，高稅收還將造成低投資率，使投資減少，資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投資和生產。

供給學派在學術上建樹不多，在理論上缺乏體系的完整性，所以，它僅是解決「滯脹」的一種對策而已；雖然一貫自詡反對凱恩斯的干預主義，標榜自己為自由放任主義，但是，就「干預」的本質來講，強調「供給管理」反對「需求管理」、國家干預供給與干預需求豈不是「半斤八兩」？供給學派之所以一度得勢，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滯脹」怪圈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大背景下被裡根政府所採納：因一時所需而一舉成名。

二、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

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性理論突破為20世紀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輔平了道路，從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院學生或經濟學教授既人人皆知又無法跨越的基本理論框架。

1、「張伯倫革命」

亞當·斯密以後的一百多年裡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時壟斷還是個別現象。正如1982年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亞當·斯密作為建立傳統的偉大人物，在壟斷領域也沒有給我們留下空白，他創造或者說提出了三個權威性的傳統」 。這三個傳統分別是：對正規的壟斷理論置之不理、將他那個時代的壟斷現象看作是國家賦予的專營特權、對壟斷和勾結行為無需採取什麼行動。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後，經濟學理論已無法對其進行解釋，現實世界中的普遍壟斷現象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從19世紀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麥克庫洛赫，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馬歇爾、古諾、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們早已對壟斷理論和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問題在於，他們始終沿襲著「斯密傳統」，即將自由競爭作為普遍現象而把壟斷作為例外來構造他們的理論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經濟學》中仍然還認為「在今天，把競爭當作普遍現象和把壟斷當作例外是比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的張伯倫和英國劍橋的羅賓遜夫人分別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才正式宣告「斯密傳統」的徹底結束。始於張、羅二人的「張伯倫革命」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們擯棄了長期以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把「完全競爭」作為普遍的而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情況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提出了一套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說明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的市場模式，並在其成因比較、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方面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將市場結構分成了更加符合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實際情況的4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張伯倫革命」的經濟學意義就在於，20世紀中期宏觀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天然邏輯的發展起點就是對壟斷的分析，從這個起點出發，恰恰使得西方經濟學比較正確地描述和表達了百年經濟歷史的本質和現狀。

2、「凱恩斯革命」

如果說1929－33年大危機是對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反動的話，那麼，凱恩斯主義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次革命，而《貨幣通論》則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凱恩斯本人就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甚至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從而在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進與發展中成為一個永恆的主角。

如同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著作名稱那樣，凱恩斯主義的推演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一、以往假設的充分就業均衡是建立在薩伊定律基礎之上，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函數的分析結果顯示，通常情況下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其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就業量就取決於總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四、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危機繼續存在；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而非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這是唯一切實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 。五、進而，他提出了一國政府應當實現的六大經濟目標：充分就業、價格穩定、長期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資源最優配置。

凱恩斯之所以從宏觀的視角對大量的宏觀概念進行歸納與整合之後，使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限制，從而翻開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嶄新一頁，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論對腐朽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給予解釋和彌補。

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得以向前大大推進的一個重要標志；說到底，凱恩斯革命是一場方法的革命；凱恩斯之後，無數凱恩斯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變中整合。凱恩斯主義內部發生的沖突、裂變、整合是凱恩斯主義得以發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例如20世紀50年代後期爆發了持續幾十年的「兩個劍橋之爭」——這場影響很大的學術爭論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對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與貢獻是深遠的、巨大的。

3、「預期革命」

70年代發展起來以美國羅·盧卡斯、托·薩金特、羅·巴羅、尼·華萊士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因使用「理性預期」這一重要經濟學概念並以此建立起其理論體系而被普遍稱之為「理性預期學派」 。所謂「預期」是指對同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數進行的預測，如為決定產量而是否進行投資時企業對其產品的未來價格進行的預測，勞資關於工資水平的談判中工會對未來物價水平走向作出的預測，等等。他們認為，雖然凱恩斯也曾反復講到預期，但他的預期只是適應性預期，具有隨機性，沒有理性的解釋，即屬「後向預期」，這是因為凱恩斯主義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體系，其假設前提是錯誤的：第一，凱恩斯主義中的當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為目標；第二，同一經濟人在不同函數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的假定條件正好與上述兩個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預期」假定市場是連續出清的，即通過工資和價格的不斷調整，供給總是等於需求，處於均衡狀態。從這三個假定出發，盧卡斯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其他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貨幣供給的沖擊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由此引起經濟波動；由於貨幣供給的沖擊引起經濟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沖擊將導致需求的沖擊；這樣，需求的干擾將導致經濟波動；既然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政府賴以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那麼，「政策無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靈論」。

「理性預期」 被稱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預期革命」，對20世紀經濟學發生了重大影響，「理性預期」作為一種宏觀分析工具在西方經濟學中已被廣泛採用，甚至被它的論敵使用，並且在股票、債券、外匯市場的運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雖然總體上講「理性預期」已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用任何「預期失誤」或信息不完善性來解釋經濟周期都是缺乏說服力的，認為「理性預期」有許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開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合理預期提出了批判，對政府幹預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場出清還是非市場出清，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政策無效還是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分歧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新古典學派的理想主義超越了現實感，新凱恩斯學派則較少沉湎於理想主義而較多地面對資本主義現實。再例如，人們在談論股票市場時比論及宏觀經濟時更為贊同理性預期理論，這是因為，和大多數其他市場相比，股票市場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人們買近賣出都很容易，並幾乎不存在交易費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有形市場較為復雜，並具有剛性：辭人、僱人、轉產、關閉工廠都存在成本，因為合同強化了勞動的名義價格、資本和機器設備的確定性，卻降低了流動性和靈活性。

此外，「理性預期學派」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政府失靈論」的邏輯演繹結果與公共選擇等學派一起共同向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嚴重挑戰。195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巴托教授首次創造並使用了「市場失靈」這一概念，並將市場壟斷視為「市場失靈」現象之一，「市場失靈」一詞隨即便風靡半個世紀；到七十年代「滯脹」時期，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府失靈」；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人們可以發現，「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概念充斥於經濟學文獻，它們針鋒相對，難分勝負，沒有贏家，形成了獨特的二十世紀末沒有經濟學「主流」的理論「真空」狀態。

三、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期面對「滯漲」所表現的束手無策和「撒切爾主義」與「里根經濟學」的先後誕生標志著經濟學的凱恩斯時代的終結；隨後，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相繼丟掉了經濟學的「正統」寶座，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一時形成了「真空」狀態。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這個「真空」狀態實際上就是「戰國」的「動亂世界」：「由於凱恩斯的緣故，於是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由於弗里德曼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都是貨幣主義者；而由於動亂世界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又都成了折衷主義者了」 。就在這人人都是折衷主義者的時候，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被認為引發了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經濟學界曾出現過3本廣為流行並被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一反傳統，在基本上維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同時，還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大膽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張。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是約50年後馬歇爾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作為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兼收並蓄，折衷調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論，從生產成本說供給決定，邊際效用價值說決定需求，進而建立了均衡價值論，其「折衷的理論體系」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對20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流派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經濟學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進入20世紀以來，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曾經歷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傳統的壟斷例外論的「張伯倫」革命，第二次是為資產階級國家干預經濟奠定理論基礎的「凱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紀中葉的薩繆爾森。薩氏試圖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即將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創立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成為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在戰後的40年裡始終居於正統地位。於是，作為新古典綜合派或稱後凱恩斯主義的標志，薩氏撰寫的教科書《經濟學》就成為代替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個里程碑。半個世紀以來，該書廣為流行，空前暢銷，被譯為數十個國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新古典綜合派既不能解釋「滯脹」的存在，又提不出應時政策，其正統地位開始動搖，來自包括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種種流派的抨擊、責難和進攻大有在整體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勢。論戰之中，1993年被譽為「經濟學革命領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認為是第四個里程碑的教科書《經濟學》，從而，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裡，該書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學院和大學被採用和廣泛認可，其中文譯本在1997年出版後的3年裡就銷售了12萬冊，被我國出版界和學界視為一大奇跡。對於斯蒂格利茨的貢獻，不管有人將之稱為是「對新古典綜合派的反動」也好，還是冠之以對後凱恩斯主義的革命也罷，或將之稱為第四個里程碑，亦或譽之為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至少，在西方經濟學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夠成為歷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紀報以熱烈掌聲的經濟學觀眾「謝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紀末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批評自由市場缺陷的新古典綜合派「正統」地位受到多重夾擊、似乎已經過時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經濟學》獨樹一幟，成為眾人矚目的一道亮麗風景線；至少，不無誇張地說，是斯氏，是他為20世紀末的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與開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經濟學界已經逐漸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與其背後的微觀經濟學原理聯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經濟學原理，而不是兩套。但是，在現有的教科書中，這種觀點根本就沒有得到體現」 。斯氏在承認薩繆爾森成功地將二者融合起來的前提下，試圖超過薩氏的努力，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置於扎實的微觀經濟學之上，例如，充分就業模型，存在失業模型和綜合模型三個模型，便是在外部約束條件改變下，從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導得出並進而展開而成的，從而實現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逐步衍生和有機聯接。此為其一。

斯氏一改後凱恩斯主義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將許多諸如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等許多不在新古典經濟學視野之內的近二、三十年來經濟學的新成果和新發展納入其研究領域，使之更加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尤其是對新古典綜合派走下坡路之後崛起的新自由主義各學派加以整合和綜合之後，使之不但大大推進和包容了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系，同時，還烙有深刻的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新制度經濟學等20世紀後半葉發展起來的幾乎各種學派的明顯痕跡。此為其二。

其三，可能由於斯氏的最大貢獻是對財政的研究，或許因為他是研究公共部門經濟學的頂尖經濟學家，他始終十分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市場的「常態」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場的不完全性，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市場失靈」 現象界定了政府活動的范圍；市場失靈現象的根源在於沒有人對市場負責，沒有人干預市場；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強制性等特點決定了政府應該出面干預的理由；至於如何干預，斯氏針對「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並將「科斯定理」稱之為「科斯謬見」，認為，在解決外部性和產權明晰等難題時，「科斯定理」及其「自願解決」或稱「協商解決」將克服不了「搭便車」問題，高昂的交易費用將導致無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否則就不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

5. 西方經濟學發展史

西方經濟學自發展到現在就200多年的歷史,但是卻深深的震撼著世界,使得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為之瘋狂。

在最初，人們認為經濟學是關於財富的研究，研究如何才能獲得最大的財富，而在早期，人們認為財富就是貴重的金銀，而他們又直接來源於流通領域，所以經濟學家們就得到了結論要保護流通領域，也就是要保護商業的發展。

這就似乎最初的重商主義，也是最原始的國家干預主義。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威廉·配第，他首次提出了勞動價值論。

(5)論經學的歷史發展擴展閱讀：

研究內容：

商務印書館《英漢證券投資詞典》的解釋為：看不見的手英語為「invisiblehand」。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理論，認為國家經濟的發展不應由政府幹預，而應由整個社會需求進行選擇。這種社會需求被認為是調節市場的「看不見的手」。

經濟學是指流行於西歐北美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經濟學是15世紀經濟學產生，18世紀經濟學建立以來，特別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一直到目前為止認為是能夠說明經濟運行和國家調節的重要理論、概念、政策主張和分析方法進行了綜合和系統化形成的。其被稱為「社會科學之王」。

經濟學是我國高等院校財經類和管理類專業必開的一門專業基礎課。它主要介紹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它既研究古老而又現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業經營。

6. 經濟學建立之後經歷了怎樣的歷史發展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行為及如何將有限或者稀缺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的社會內科學。

經濟學發展中產生的學容派：

重農學派
李嘉圖學派
馬歇爾學派 - 新古典學派 - 新劍橋學派 - 凱恩斯學派 - 新凱恩斯學派
德國歷史學派
奧地利學派 - 新奧地利學派 - 貨幣學派
供給學派 - 供給面學派
一般均衡學派
芝加哥學派
公共選擇學派
美國制度學派 - 新制度學派

7. 試述兩漢經學的歷史、文化功能

儒家思想是西周以來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經孔子刪訂六經，聚徒講學，不僅造成了整套的思想體系，而且培養了大批儒學傳播者。孔子死後，儒家地位繼續上升。戰國時儒墨並稱顯學，但儒家比墨家更占優勢。秦始皇焚民間藏書，坑孟派儒生，只許士人學秦朝的法律制度，以吏為師。皇帝宮中卻藏有大量圖書，朝廷上仍有博士官和儒生（如張蒼、叔孫通、伏勝等）或傳經或議論政事。秦始皇以為這樣就可以整齊學術，統一思想，結果恰相反，儒生參加農民起義，成為推倒秦統治的一個力量。西漢前期，朝廷與諸王國並立，各學派士人（墨家已亡）游諸王國求祿，助國王反抗朝廷。漢景帝滅七國後，全國政治統一了，漢武帝在這個基礎上實行學術統一。
前一四○年，漢武帝即位。他即位後首先舉行的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全國文士，親自出題考試，並且親自閱卷，選取《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公孫弘為首列，非儒學的諸子百家一概被罷斥，儒學從此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公孫弘是個獄吏出身的儒生，長於奉迎，漢武帝為了提倡儒學，前一二四年，擢升他做丞相，封平津侯。公孫弘以前，做丞相的人常是列侯貴族，公孫弘出身貧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學因此成為最行時的學術。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須學習儒經，才能得到任用或升遷，儒學獨尊的地位更加鞏固了。
漢武帝特別提倡《春秋公羊》學，這是因為《春秋》經是孔子正名分（誅亂臣賊子）的著作，是封建專制主義具體應用在政治上的典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完整表現，其他經書都不象《春秋》那樣適用。還有一個特點是《春秋》經文字極其簡單隱晦，便於學者在最大限度內加以穿鑿和引申。漢武帝選中《公羊春秋》，在政治需要上是完全切合的。適應這個需要，製成整套《公羊》學說的大師，就是被西漢儒生稱為「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的董仲舒。
西漢前期，朝廷也立儒經博士，承認儒學的正統地位，但指導政治的卻還是黃老刑名之學。儒生與黃老刑名學者，經常發生爭論，例如漢景帝時，《詩》博士轅固與道家黃生辯湯武革命。轅固據經義，說湯武誅桀紂，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義行為。黃生引道家說，破帽子還得戴在頭上，新鞋子終究穿在腳下，認為湯武雖是聖人，到底不該放桀、弒紂。漢景帝下判斷說，吃肉不吃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不要學者再爭論湯武革命的是非，也就是不贊成湯武革命。轅固又與道家竇太後辯兩家高低。竇太後發怒，令轅固和野豬搏鬥，幸得漢景帝給他一把好刀，沒有被野豬咬死。這種學派間的斗爭，顯然阻礙著統治階級內部的統一，也就減少了上層建築的作用。董仲舒對西漢統一事業的貢獻，就在於他把戰國以來各家學說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義下、在《春秋公羊》學名義下統一起來。經董仲舒這個巨大的加工，向來被看作「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學，一變而成為「霸（黃老刑名）王（儒）道雜之」，合於漢家制度的儒學了。
董仲舒的哲學基本上是《易經》陰陽學說的引申。他認為任何一個事或物，一定是相反的事或物合成的。例如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前必有後，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這叫做「凡物必有合」。合的兩方面性質不相同，這叫做「合各有陰陽」。陰陽數量可以相等，性質卻有一定，陽性尊、陰性卑，這叫做「同度而不同意」。君、父、夫是陽（三綱），臣、子、妻是陰，陰不得獨立行事，只能從陽行事，事成不得分功。這叫做「陽兼於陰，陰兼（被兼）於陽」。陰陽不得同時並起，一定要有先後，陽總在先，陰總在後，陽是主體，陰是附屬，這叫做「一而不二」。陰陽二物，按一定的時候互相交替，一個起來，一個下去，一個增多，一個減少。起來了的到時候要下去，下去了的到時候又起來；多了的不能多到過度，少了的不能少到絕滅，終而復始，循環不止，這叫做「常一而不滅」。做事不論大小難易，違反天道（一而不二）一定無成，比如目不能兩看，耳不能兩聽，手不能一手畫方一手畫圓，不一就要生患（心有二中），這叫做「君子賤二而貴一」。天地的精氣合起來成一，分開來成陰陽，再分成春夏秋冬四時，配到東南中西北五方成五行。木（東）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順次叫做「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逆次叫做「五行相勝」（如水勝火，金勝木）。五行統一於陰陽，陰陽統一於天。人受天命而生，同天一樣，也有陰陽五行。人是天之副，與天合而為一，這叫做「人副天」。董仲舒哲學的結論是「道（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道），天不變，道亦不變」；「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
《易經》的陰陽學與戰國以來盛行的陰陽五行學，融合成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這樣，把儒家與陰陽五行家統一起來了。《易經》陰陽學說明陰陽的基本觀點是仁與義（「天地之大德曰生……禁民為非曰義」），童仲舒說陽是天之德，陰是天之刑，刑主殺，德主生，天親陽而疏陰，重德而不重刑。這樣，把儒家的仁義與黃老刑名之學統一起來了。董仲舒說天不是為王生民，而是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讓他做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奪去他的王位。有道伐無道，是天理也是人理。這樣，把儒家湯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學說與陰陽五行家的五德終始說統一起來了。墨學的本旨在於利民，董仲舒說，天使人有義和利兩種生活，利（物質）養人的身體，義養人的精神，缺一不可，而義重於利。這樣，把儒家與墨家統一起來了，儒家孟子學派說性善，荀子學派說性惡，董仲舒說天有陰與陽，人有性與情（情慾），性有為善的端緒，但必待教誨而後成為善。這樣，把孟荀兩派統一起來了。董仲舒的哲學觀點是循環的不是發展的，是調和的不是斗爭的，有唯物論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論；有辯證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學。董仲舒的統一論是各家學說的融合體，正是最適合於西漢政治上需要的一種哲學。
董仲舒根據他的哲學觀點，提出許多影響甚大的建議。這些建議，極大部分被漢武帝採納並得到實行。
（一）大一統——董仲舒說：孔子修《春秋》，把一統當作首要的大事，因為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義。現在學士們各持異說，朝廷無法一統，法制屢變，臣民不知所從。請將不屬於《六經》、不合於孔子的學說，一概廢絕不用，專用儒術。
（二）更化——秦行法家政治，刑罰慘刻，漢律大體沿襲秦律，路溫舒《尚德緩刑書》里說，「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董仲舒主張更化，就是要求以仁德代替嚴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學說代替法家學說。他認為限田是更化（改制）的關鍵所在。他說，秦行商鞅法，准許民間賣買田地，富家田聯成一大片，貧民連放個錐子的地方也沒有。耕種富家田，要納稅十分之五，窮得只能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漢朝繼承秦法，一切不變。富人貴人憑借勢力，與庶民爭利，庶民怎能抵得住他們！於是富貴人家，奴婢多得很，牛羊多得很，田宅多得很，產業多得很，積蓄多得很，但是依然貪多無厭，一味壓榨求利。庶民天天遭剝削，月月見緊縮，從小窮變成大窮。富貴人家奢侈淫佚，貧苦人家窮急愁苦，這實在是更化的時候了。董仲舒建議限田，不許豪富占田過限；釋放奴婢，禁止擅殺奴婢；減輕賦稅，節省徭役，讓庶民的負擔略為寬舒些。董仲舒這個對農民充滿同情心的正義性建議，後來得到漢武帝的採納，但專禁商賈占田，沒收他們的田宅和奴婢，不是董仲舒普遍限田的原意。
（三）推陰陽災異——在落後社會里，占卜術常是人們行動的指南。漢武帝曾召集各種占卜家，問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說可，堪輿家說不可，建除家說不吉，叢辰家說大凶，歷家說小凶，天人家說小吉，太一家說大吉。辯論紛紜，不得解決。漢武帝判斷說，一切宜忌，以五行家為主。五行家得漢武帝的尊信，成為日常生活的指導者，儒家和它合流，是很自然的。《春秋》經記錄天變災異，原來並不含什麼迷信的意義。陸賈在漢高帝時作《新語》，說「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足見戰國儒者，已開始推災異。董仲舒取《春秋》所記天變災異廣泛地予以附會穿鑿，使《公羊》學徹底的陰陽五行化。這在董仲舒學說里，是最重要的、影響最大的部分，儒學蒙上濃厚的迷信色彩，幾乎起著宗教的作用了。但是，這個迷信部分，俗儒可以用來對朝廷奉迎取寵，正直的儒生也可以用來進行諫諍，因為在專制政治的朝廷上，臣下議論朝政，是一種冒險的行為。董仲舒創陰陽五行化的儒學，借天變災異來附會經義，以此為論據，對稱為天的兒子的皇帝表示異議，多少起些減輕危險性的作用（當然，天子也利用天變災異來斥逐大臣）。自從董仲舒開出這一條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經師，都認為這是一條最合時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經學里，藉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經學陰陽五行化，成為西漢今文經學的基本特點。
（四）斷獄——儒家談德治，向來與法家刑名之學對立。董仲舒據《春秋》經義附會漢朝法律，決斷了許多疑難大獄，儒法兩家合流了。西漢初蕭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漢武帝時，律和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罪律四百零九條，凡一千八百八十二目，又有死罪例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條。法令煩多，連掌管法令的官吏也不能全部看完。官吏按罪人賄賂的有無，任意引用一條法令作根據，判輕罪為死罪，或判死罪為輕罪。董仲舒斷疑獄二百三十二件，大體上從輕判決，救活了許多人命。他的判詞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流傳久遠，至東晉時還有人引用它來辯護自己的冤獄。
孔子以後董仲舒以前的儒學是漢人稱為朴學的原始儒學，它的特點是（一）思想上還拘泥於殘余的領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統治的需要；（二）儒家還是各種學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種學派，使統一到儒學裡面來。董仲舒生在漢景帝、漢武帝時候，西漢政治上統一的條件已經成熟了，學術上統一的條件也成熟了。儒學經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擺脫了原始階段，成為陰陽五行化的、完全適合地主統治的西漢今文經學。某些漢儒把董仲舒當作孔子的繼承者，因為他創造了今文經學。
董仲舒是西漢今文經學的創始人，是首先變朴學為西漢經學的大師，了解了他的學說，也就了解了西漢今文經學的本質。下面敘述的今文經學的盛況，也就是這種本質的盛況。
漢武帝時官學有五經（《易》、《書》、《詩》、《禮》、《春秋》）博士。後來博士逐漸增加，《易經》分四家，《書經》分三家，《詩經》分三家，《儀禮》分兩家，《公羊春秋》分兩家，共十四家。稱為五經十四博士。
某一經的大師，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樣，把本經陰陽五行化，並得到朝廷的尊信立為博士，這個大師的經說，便成為師法。弟子們按照師法講經，叫做守家法。自漢武帝至西漢滅亡，百餘年間，經學極盛，大師前後多至千餘人，有些經書的解釋增加到一百餘萬字。例如《書經》大師秦延君，用十多萬字解釋《堯典》兩個字，用三萬字解釋「曰若稽古」四個字。一個士人從幼年開始學一經，往往到頭白了才學會說經。這樣又苦又難的經學，太學里卻經常聚會著成千成萬的學生，甘願受苦受難從大師受學，因為士人求利祿，只有經學是一條主要的道路。
凡是博士教弟子的經書，都是用漢朝通行的隸書寫的，因此叫做今（漢）文（字）經。陰陽五行化的今文經學是一種迷信的、煩瑣的、穿鑿附會很少有學術價值的學問。朝廷指定它作為士人求仕的道路，以便有效地控制士人，使他們戴著空虛昏暗的頭腦，在利祿的道路上一輩又一輩地追求下去。
今文經學反映著統治階級當權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對立的古文經學，反映著不當權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經學也作為入仕的一條道路。
用篆文（戰國時文字及秦小篆）寫的經書叫做古文經。傳授古文經的學說叫做古文經學。它的特點是（一）保持朴學的傳統，按字義講解經文，訓詁簡明，不憑空臆說，與煩瑣的今文經學趨向不同。（二）迷信成分極少或排斥迷信，與陰陽五行化的今文經學趨向不同。（三）少數儒生私家自相傳授，在政治上主張復古，與迎合世務的博士學——今文經學趨向不同。還有一個特點是兩種經學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進步性的思想。自然，古文經學在反對迷信這一點上，比起今文經學來，到底還是進步一些，東漢王充、南朝范縝的學說就是以古文經學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
王莽要奪取西漢政權，政治上收攬統治階級各部分勢力，經學上也對古文經學讓步，在太學里立《左氏春秋》、《毛詩》、《周禮》、《古文尚書》四個古文經學博士。今文博士堅決反對古文經學從私學上升為官學，與古文經學的提倡者劉歆進行了劇烈的宗派斗爭。劉歆憑借政治力量，暫時壓倒今文博士。東漢光武帝取消古文博士，古文又成為私學。東漢時期，私學在士人間盛行，產生不少著名的大師，經學上成績遠超過官學，但總是得不到官學的地位。官私兩學的不斷沖突，正反映出東漢統治階級內部的不斷沖突。
任何一個有階級的社會，總是由兩個主要的敵對階級構成的，總是依照對立統一的法則而存在並發展的。兩大敵對階級在相互關繫上，如果說，只有一個斗爭性，或者說，只有一個同一性，那末，這個社會就根本不會存在。自然，斗爭是絕對的，但階級斗爭不管怎樣尖銳，並不會引起社會的分裂，因為總還有同一的一面，其間保持著不可割斷的經濟等聯系。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儒墨道三大學派的政治思想。道家和法家所謂黃老刑名之學只看對立面，對人民進行絕對的壓迫。這種學說到秦二世行督責時達到了頂點，秦朝很快被農民起義所推翻。墨家只看統一面，放棄斗爭性，勸告兩大敵對階級在同一性上實行尚同兼愛。這種學說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幻想。儒家與道墨不同，它主張用禮來節制對人民的剝削，藉以和緩階級間的斗爭性；主張仁民愛物、尚德緩刑，藉以擴大階級間的同一性。儒家學說比起道墨兩家來，較為接近對立統一的法則，也就是較為接近社會的實際，因之它成為漢以後長期封建社會的政治指導思想，沒有一個學派或宗教能奪取它的正統地位。
當然，儒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實於儒家學說的儒者，常為人民發出訴疾苦、申冤抑的言論，也常為人民做出去禍害、救災難的事跡，甚至不惜破家殺身對君主犯顏直諫，要求改善政治。他們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忠臣。他們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意義，為愛邦而愛及邦本，也就真誠地成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對殘暴政治）的言論和事跡，很大一部分是與儒家學說有關的。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極重倫理道德，對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美德的闡發，雖然無不打上統治階級的烙印，但某些精到處也往往與人民的倫理道德有其同一性。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階級局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華，可以大大豐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清理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繼承並發揚古代文化的優秀傳統，主要應從研究儒家學說入手。
孔子首創儒學。儒學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為天子。天與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國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敗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興起。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堯舜禪讓，其次是湯武革命。這些根本觀點，與道家、法家的主張法治（霸道）、反對革命是對立的。孟子發揮孔子的德治思想，最為透徹，西漢以下的儒學，基本上是孟子學說的衍變。
秦行法家政治，正統派儒學持異議，最後遭到焚書坑儒的慘禍。西漢前期，朝廷並用儒學和黃老刑名之學，但黃老刑名之學仍處優勢。西漢中期，儒學經董仲舒改革，成為合時宜的學說，形式上取得優勢，但黃老刑名之學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西漢後期，儒學取得確實優勢，完成了排斥黃老刑名之學的願望，但所謂德治，無非是朝廷縱容官吏及豪強作惡，刑罰不加，綱紀廢弛，人民受盡貪暴政治的禍害，西漢也就滅亡了。
忠實於儒家學說的一些儒者，對著三個時期的政治，曾發出不少反對的議論。敘述西漢儒學，應該看到多數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應該看到少數同情人民的正統儒者。下面列舉幾條，略見正統儒者的代表性言論。
賈誼《新書·大政篇》說：人君「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給予）有德，天有常災，必予奪民時（使民失農時者）。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輕視）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董仲舒創陰陽五行化的儒學，借天道說人事。他在對策里說，「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責）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強勉（人君改過為善）而已矣」。董仲舒所講天人之際，本意在利用天變災異來進行諫諍，剝去迷信部分，實質上仍是孔孟的仁義學說。
漢昭帝時，泰山等地發生怪異事。眭弘上書說：「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眭弘以為漢運已經終了，要求朝廷訪求天下賢人，「禪以帝位」，「以承順天命」。朝廷加眭弘「妖言惑眾，大逆不道」的罪名，殺眭弘。董仲舒遵守有德代失德的訓條，眭弘為這個訓條遭殺身之禍，足見他們是忠實於自己的學說的。
漢宣帝重用治獄之吏，蓋寬饒上書，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他暗示漢宣帝應讓位給賢者。朝廷說他自己想做皇帝，「大逆不道」。蓋寬饒自殺。
漢元帝用儒生為政，朝綱不振。貢禹上書說：「方今天下飢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合）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谷永在漢成帝時上書說：「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去無道，開（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去惡弱的舊君，改立賢聖為新君），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鮑宣在漢哀帝時上書說：「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慾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慾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天子，下為黎庶（民）父母，為天牧養元元（民），視之（官與民）當如一……今貧民菜食不厭（飽），衣又穿空（孔），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私用官爵），官非其人（私用小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天人同心，人心悅則天意解矣」。
上列諸儒言論，自董仲舒以下，無不附會天變災異來反對暴政，要求德治。他們擁護封建統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並不擁護一姓常存。他們同情人民疾苦，但著重在勸告朝廷，並不同情農民起義。所以儒學始終是適合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學說，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擁護封建統治則是絕對的。

8. 概括一下中國經學史的發展

經學淵源深遠，可以追溯到孔子開始著書立說之時，上下超過2000年。
經學是指中國古代，研究儒家經典，解釋其字面意義、闡明其蘊含義理的學問。經學是中國古代學術的主體，經學中蘊藏了豐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史料，是儒家學說的核心組成部分。

所謂儒家經典，現在一般是指儒學十三經，亦即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但早期的儒家經典並不是這十三經。

春秋時期，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紀至五世紀），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在長期的政治活動失敗後，返回故鄉魯國，編訂和整理了一些傳統文獻，形成了六經。司馬遷在《史記· 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編輯了《書》，刪定了《詩》，編訂了《禮》和《樂》，作了《易》的一部分，並根據魯國的史料創作了《春秋》。（關於六經是否是孔子所作，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議。不過一致的方向是同意孔子主導了編輯地位，原始文本則非孔子原作。）自此以後，儒生們就以六經為課本學習儒家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六經就已被人們公認為寶典。

經學產生於西漢。秦代即設有博士官，由於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的焚書坑儒，將全國圖書以及學術集中到咸陽城，秦亡後，項羽焚燒咸陽，以致大量先秦典籍丟失，六經除了《易經》以外也未能倖免於難。

漢代起初並不重視這些儒家經典，從文景時期開始展開了大量的獻書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長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誦已遭焚毀的經典，或把秦時冒險隱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傳世。因為傳述和解釋體系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學派，但其版本上則基本相同，後來統稱為「今文經」。

漢景帝末年魯恭王興建王府，壞孔子宅，從舊宅牆中發現一批經典；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從民間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漢宣帝時又有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幾篇《尚書》。這些出土的文獻都是用戰國古文字書寫，與通行的五經相比，不僅篇數、字數不同，而且內容上也有相當差異，此後即統稱為「古文經」。

漢武帝即位後，為了適應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和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依各家設五經博士。從此儒學獨尊，《詩》、《書》、《禮》、《易》、《春秋》五經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為神聖的法定經典，也成為廣大讀書人必讀的經典。漢代儒生們即以傳習、解釋五經為主業。自此經學正式宣告誕生，可以將經學視為先秦原初儒學的繼承和發展。

經學自此誕生。
兩漢經學

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每一經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與弟子傳習經書，分成若干「師說」，也就是若幹流派。武帝時的五經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後經學日益興盛，博士的數量也逐漸增加。到了東漢光武帝時期，確定了十四家博士。據《後漢書·儒林列傳》記載：「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這十四家都屬於今文經學，其官學地位一直保持到東漢末年。

今文經學的特點是微言大義地闡發說明孔子的思想，繼承和發揚儒家學說。今文經學以《春秋》為孔子為萬世立法的「元經」，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學」。公羊學即為《春秋公羊傳》里所闡發的微言大義，主要包括大一統、大居正、大復仇、通三統、統三世、更化改制、興禮誅賊等。漢武帝時期出現了為大一統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論體系的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和善於把公羊學理論運用於現實政治中的政治家公孫弘，經過一代代今文經學學者的推闡與實踐，以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深受漢朝皇帝的重視，始終在漢朝政治中處於主導地位。

今文經學發展到西漢後期，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方面由於董仲舒對於公羊學中災異、符瑞、天人感應的闡發，今文經學由此邏輯發展的後果即是讖緯泛濫，再加之統治者的迷信與提倡，經學逐漸神學化；另一方面由於今文經學繼承了較多的原初儒學的色彩，其理論內在地包含著對現實的批判，從而越來越不能為逐漸加強的君主專制所容忍。在這種情況下，自西漢中期開始就已經在民間傳授的古文經學興起。

古文經學所依據的經書一般都是西漢中期以後在民間發現的古書，因其是用戰國及以前的古文字所書寫，故稱之為古文經。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並不僅僅是文字篇章的差異，主要在於它們對經書的解釋與治學方法的不同。今文經學認為孔子是「為漢製法」的「素王」，而古文經學認為孔子只是古典文獻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師；今文經學認為六經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託，其中有許多微言大義，而古文經學則認為六經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與聖君賢相政治格言的記錄；今文經學注重微言大義，古文經學注重對經文本義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闡明。如果說今文經學關注的重心在於政治哲學與歷史哲學的話，那麼自西漢後期開始與之針鋒相對的古文經學所關注的重心就是歷史史料學與語言學。

古文經學的興起最早起自《春秋穀梁傳》，西漢後期曾被立為博士。在王莽當政時期，劉歆極力鼓吹古文經學，並使之立為新朝的博士。東漢時期，古文經學雖然一直沒有被立為博士，屬於民間學說，但是其影響力越來越大，逐步超出並壓倒了今文經學。由於今文經學發展後期日趨繁瑣，例如「曰若稽古」四個字可以解釋十萬字，又有所謂「師法」「家法」的束縛，再加之其與讖緯糾纏過深，使得人們逐漸遺棄了今文經學。而古文經學一來較少受「師法」「家法」的制約，較為自由也較為簡明；二來與讖緯瓜葛較少，較為理性；三來其放棄了今文經學的批判性，對君主專制的維護更有優勢，所以在今古文經學的長期斗爭中，古文經學取得了最後的勝利。東漢的古文經學大師有賈逵、許慎、馬融、服虔、盧植等，弟子眾多，影響很大。而今文經學只有何休取得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詁》是唯一一部完整流傳至今的今文經。

在今古文經學的長期爭辯過程中，互相也在逐漸地滲透，互相融合。東漢初年（公元79年）召開的白虎觀會議就是一個官方召開的企圖彌合今古文經學異同的重要的學術會議。會議的成果由班固寫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簡稱《白虎通》一書。《白虎通》是以今文經學為基礎，初步實現了經學的統一。東漢末年，古文經學的集大成者鄭玄，網羅眾家、遍注群經，對今古文經學進行了全面總結，自成一家之言。鄭玄以古文經學為基礎，但又能吸收今文經學中的優點，態度嚴謹，實事求是，無征不信，從而超過了前人。自此以後鄭學興盛，這不僅標志著今古文經學之爭的終結，也標志著漢代經學的衰亡，之後今文經學也隨之消失。

漢朝是經學最為昌盛的時代，朝野內外誦讀經書蔚然成風，《漢書·韋賢傳》引民間諺語說「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漢朝的「以經義決獄」是漢朝經學與王朝政治相結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漢朝經學繁盛的一大標志。儒生通過司法實踐並官學私學教育，移風易俗，把經學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眾之中。

魏晉南北朝經學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經學由衰落走向分離的時期。在曹魏時期，出現了王學與鄭學之爭。王學，是指王肅所創立的經學體系。王肅是司馬昭的外祖父，所以王學獲得了司馬氏的支持，他註解的《尚書》、《詩》、《論語》、三《禮》和《左氏春秋》以及其父所作的《易傳》都被列為官學。王學和鄭學之間的紛爭，並不是純粹的學術爭論，而帶有強烈的政治斗爭的意味。這場紛爭同時也標志著兩漢經學的衰落。

魏晉時期在經學取得成就較大的還有王弼、何晏等。王弼注《周易》，擺脫了漢代用「象數」和讖緯解說《周易》的老路，開創了用義理、思辨哲學解說《周易》的新路，這是經學史上一次重大變革。何晏所作《論語集解》收集了漢以來各家之說，對後世影響很大。這一時期經學的特點是經學逐漸玄學化。

南北朝時期經學也隨著政治上的南北對立而分立為南學和北學。據《北史·儒林傳》記載，南學《周易》尊王弼，摒棄象數、發揮義理，《尚書》流行《孔傳古文尚書》，《左傳》盛行杜預撰《春秋左傳集解》；北學《周易》、《尚書》主鄭玄，《左傳》主服虔。「南人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從學術風格上講，南學受玄學和佛學影響比較大，能博取眾家之長，又喜標新立異，反映了其哲學思辨能力的提高，而北學受北方游牧民族質朴風尚的影響，保持了漢朝經學以章句訓詁為宗的特點。

隋唐經學

唐代則基於取士的需要，以國家的力量來推行經學，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是這時代的代表著作，同時也是鄭玄以來漢學的總結與高峰。它的編纂一方面成為士人的教科書，另一方面則象徵著政府在聖統上的合法性建立，影響了後來明代《五經大全》、《永樂大典》以及清代《四庫全書》等等政府主導下的經典編輯，至唐後五代之世，宋代晁迥之前，無人異詞。這個時期的經學也進入了韓國以及日本，成為諸國所仿效的法典，日本天皇更運用經學確立了他的政治法統地位。

宋朝經學

宋代理學興起，自晁迥之後，理學家們以重新詮釋古代經典的方式，以疑經、改經、刪經來進行回歸先秦經典的活動，闡發他們的主張，或保守、或激進。此時期，出現以《論語》、《孟子》加上從禮記中抽出《大學》、《中庸》合稱的「四書」，因為被界定為還原聖人思想的需要而被重新定位，成為超越五經的思想著作。

明朝經學

明代延續了宋代的理學路線，一方面政府編纂官方版經典文本，另一方面南方的經學力量逐漸抬頭，例如王陽明即是最為重要的明代理學家。明末經學家幾乎都帶有王陽明式的豪氣，紛紛組織學社，發動朝野清議、輿論、彈劾，與腐敗的政府、宦官對抗，形成激烈的流血黨爭，種下明朝滅亡的內部因子。另外一部份的明朝流亡者、海盜、商人與士人，以日本為重要根據地，進行活動，連帶將日本的經學進一步推展，例如孔子、孟子、王陽明皆被各糲與幕府所尊崇、朱舜水以《春秋》為核心的「尊王」、「攘夷」思想，影響了水戶學派的政治論調，進而在明治維新引起了重大的思想浪潮。

清朝經學

清代初期受到明朝滅亡的影響，士人開始思考王陽明路線的弊病，另一方面因為清朝皇帝實施文字獄、編纂《四庫全書》、《明史》等思想控制手段，經學中較不介入政治的的實學與考據路線，遂特別發達，尤其重視以大量的古代典籍以及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等方式來研究經書，甚至進一步考證某些經書的真偽、劃分學術流派，可以說，清代初期的經學思想是被明朝遺老們如黃宗羲、顧炎武等人所影響主導的。清末基於時代需求，主張激進改革的公羊家大盛，其中又以常州學派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最為有力活躍的人物。

民國以後的經學

到民國時代以後，由於大量的西學、政治運動取代了原來的經學思想，兩者的沖擊之中，產生了諸多主張，一般而言，全面排斥西學的想法已經不復存在，但仍存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與全面西化的路線爭執。胡適在〈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一文就說：「儒家經典中，除《論孟》及《禮記》之一部分外，皆古史料而已。」[1]，胡適因把《詩經》當成文學作品，不是一部經典[2]。古代經書的權威性遂下降，經學也就逐漸式微，民國二十年代，何鍵、陳濟棠等倡議學校恢復經學課程，遭到不少反對。

兩岸分治之後，中國大陸對於經學的打擊不遺餘力，特別至文化大革命期間，經學在中國大陸上更是受到毀滅與破壞，這樣的路線導致一部分後世學者認定「文革為五四的總結」。相對之下，當時的台灣對於經典思想的保存較為完整妥善。今日，中國大陸面對西方人權思想的沖擊與改革開放的社會需求，開始重新檢視經學內容，企圖以經學立場建立足以與西方價值對抗的中國價值，並在二十一世紀初葉逐漸建立學術研究單位，這個動作引起了東亞文化圈的重視，包括日本、新加坡、越南、韓國等國，皆對此價值的建立表現了高度的興趣。台灣方面則因政黨輪替，在去中國化以本土化為主的思維下，經學研究反而顯得低調。

中國大陸方面對於經學研究有政治因素必須避諱，起源於建國初期社會運動大力推展破四舊、立四新、打倒孔家店等等，對於經學有重大的破壞，經學在政治上被視為思想的毒草。開放改革之後，關於經學的研究多半依附於中文、哲學或是歷史系所中。

台灣方面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設有經學組，各中文系所亦於思想組中論及經學。2003年國立高雄師范大學成立經學研究所，是目前全球唯一的經學研究所，並與許多中國大陸的經學相關系所、民間的經學推展機關、讀經教育機構保持密切聯系。第一任所長黃忠天博士、第二任所長蔡根祥教授成為台灣推展經學最重要的核心人物。2006年，經學研究所提出博士班設立申請，但被教育部駁回。

9. 請簡要介紹，經書與經學的歷史沿革

古文經學

經學學派之一。與「今文經學」相對。始自漢代。古文諸經用戰國時六國文字寫成。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在經書的字體、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經書中重要名物、制度、解說等內容上都有不同。古文諸經出於孔壁或藏於密府。西漢末，劉歆校理秘籍，發現古文經傳。他曾請求建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春秋左氏傳》博士，遭博士諸儒反對。古文經傳漢代不立學官，只在王莽當政是一度立博士。古文經傳重通小學，明古訓，因古文經學流傳民間，一般把經傳當作歷史研究，與漢代的政治、現實問題聯系不多。古文經學家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認為孔子主張從周復禮而不像今文經學者所說的主張變革，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史學家，六經皆古代史籍。漢代學者揚雄、桓譚、王充等均傾向於古文經學。東漢以來，古文經學日漸抬頭，出現了賈逵、馬融、鄭玄等古文經學大家。清代，乾嘉學者治經追蹤鄭玄、許慎，精通小學，詳究名物故訓，考訂典禮制度，號為"漢學"。近世如章丙麟、劉師培均屬於古文經學一派。

今文經學

經學學派之一。與「古文經學」相對。始自西漢初。今文諸經均用漢代通行的隸書寫定。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在經書的字體、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經書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說等內容上都不相同。漢武帝採納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的建議，罷黜諸子百家傳記博士，只立五經博士，定儒於一尊，今文經學特別是《春秋公羊》學盛極一時。今文諸經在漢代均置博士，勢力很大。今文經學中又支分派別，東漢的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有魯、齊、韓三家，《禮》有大小戴二家，《春秋公羊》有嚴、顏二家。今文經學主張通經致用，結合現實闡發經書中微言大義，如漢代的今文經學往往為當時政治、經濟、法律作論證。漢以後日益衰微。18世紀中晚期常州學派庄存與、庄述祖、劉逢祿、宋翔鳳等探討西漢今文經學，其後魏源、龔自珍以經術譏切時政，有推動了今文經學的發展。清末廖平、皮錫瑞、康有為等大力提倡今文經學，並為戊戌變法作輿論准備。今文經學以孔子為哲學家、政治思想家，為「受命」"素王"，主張"托古改制"，認為六經皆孔子製作。其特點是注重「微言大義」，結合現實闡發經義，具有較豐富的哲學、政治思想，其不足是附會經義，甚至神化孔子和經學。

儒墨顯學

指先秦時期以孔子和墨子為代表的儒墨兩家著名而有極大的影響的學派。《韓非子.顯學》：「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這兩個學派在如何對待傳統的宗法制度和禮樂文化的問題上產生了一系列的爭論。墨家主張「兼以易別」，即以平等的無差別的兼愛去取代墨家所倡導的區分親疏厚薄的親親之愛。孟子批評說：「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認為如果按照墨家的主張去做，勢必從根本上否定父子關系。墨家主張「節用」「節葬」「非樂」反對糜費財務、厚葬久喪、繁飾禮樂的習俗。荀子批評說：「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認為墨子只看到功利的一面而不懂得文化的作用，只片面強調社會的均等齊一而抹殺了尊卑貴賤的等級差別。儒墨兩家是先秦最早形成的兩個學派，他們的爭論揭開了百家爭鳴的序幕，影響極為深遠。漢武帝以後，儒家取得了獨尊的地位，墨家作為一個學派逐漸消失無聞。

思孟學派

指以子思與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孟子曾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二人確有一定的師承關系，但思想上如何一脈相承從而共同形成為一個學派，學術界意見不一。有的根據《荀子·非十二子》的說法，「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軻和之」，認為思孟學派的思想核心為五行說。有的根據宋儒的說法，認為《中庸》為子思所作，其中「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等觀點，為孟子所繼承，發展為一種以道德修養為中心的心性之學。此外，有些學者則根據史料考辨，認為荀子所說的五行難以確指，《中庸》與《孟子》書中並無五行思想，加上《中庸》是否為子思所作，疑難多而論據少，從而斷言先秦不存在有所謂思孟學派。

孫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荀子是孔子之後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其著述後世名為《荀子》。荀子繼承孔子治學傳統，善為《易》、《詩》、《禮》、《春秋》，批判地總結了在他以前的諸子各派學說，特別提出了孟子的性善、王道之「蔽」，首創「人之性惡，其善者偽」的性惡論和「明於天下之分」的樸素唯物論，倡言禮法兼治、王霸並用，義利兼顧之說。這同思孟學派迥然異趣，和被奉為儒家正宗的孔孟之道亦格格不入；但荀子其人其學及其學生李斯、韓非均在歷史上產生過重大的作用和影響。

孟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孟子是孔子之後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主要發展了孔子關於「仁」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的政治思想和「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並以人性本善的「四端」說和「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的天人合一論，為仁政學說提供論證，從而把孔子思想發展到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被尊奉為僅次於孔子的「亞聖」。唐代韓愈把孟子看作孔子儒家「道統」的真正繼承者；北宋時，《孟子》一書上升為經，被列為《九經》，南宋朱熹把《孟子》與《論語》、《中庸》、《大學》合並稱為《四書》，從而確立了《孟子》的經典地位。近有學者認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樂正氏之儒」，應該只是一系（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

顏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孔子弟子顏回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這一學派雖未有典籍存世，但從《論語》和《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的有關顏回的記載，可見其概。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被孔子及後世列為「四科」中的「德行」第一、七十二賢之首，尊為「復聖」。顏回謙恭好學，「不遷怒，不貳過」（《論語·雍也》）。曾從孔子周遊列國，在陳蔡間被困於野，糧絕七日，弟子飢餒皆病，「不得行」，而孔子依然「講誦弦歌不衰」，當子路等對此一時產生懷疑時，只有顏回能以理解，認為「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是有國者之丑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贊其德行與學問，引為自己唯一的同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據此可以推知，顏回及其學派最主要的特點是，安貧樂道，特別下功夫實踐孔子的仁德思想。他貧居陋巷，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得到孔子「其心三月不違仁」的肯定，而他卻始終以「無伐善，無施勞」（不誇耀自己）為平生志願（《公治長》）。這種道德精神，便成為爾後宋明理學家所追求的「孔顏樂處」。

子思之儒

戰國時期以孔子之孫子思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著錄"《子思》二十三篇"，已佚。現存《禮記》中的《中庸》，鄭雲註：「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禮記正義》卷五十二《中庸》據此，子思畢生主要繼承、發揮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家道德范疇「誠」這一精神實體作為世界的本源，認為「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他被封建統治者尊為「述聖」。其思想被孟子進一步發展，《荀子·非十二子》稱「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儒受而傳之」，表明「子思之儒」與「孟氏之儒」兩派實屬一系，後世稱為「思孟學派」。對宋明理學的「心性」之學，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子張之儒

戰國時期以孔子弟子子張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子張是孔子門下最著名學生之一。據《論語》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子張曾從孔子周遊列國，「在陳蔡間困」；他秉性雖孤僻偏激（「師也辟」），但為人寬容大度，勤學好問，經常同孔子討論問題，向孔子「問干祿」、「問行」、"問仁"、"問政"、「問明」、「問十世可知」、「問善人之道」、「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問何如斯可以從政」。孔子死後，便成為儒家八派之一。子張之儒在道德倫理方面，明確反對「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言不忠信，行不篤敬」；提倡「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論語·子張》）的理想人格。《荀子·非十二子》嚴厲批評子張之儒為「賤儒」，但未列出其根據。近人郭沫若從子張與孔子問對的資料中得出「子張氏的後學們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不過從時間上看來，墨子應比子張遲，應說「墨翟受了子張的影響」（見《儒家八派的批評》）。

樂正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樂正氏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韓非子·顯學》述孔子後「儒學為八」中列入「樂正氏之儒」，但這一學派無可考。一說樂正氏即孟子弟子樂正克，當屬思孟一系（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一說樂正氏指曾子弟子樂正子春，當屬傳曾子學一系（參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顯學》校注）。

仲良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仲良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韓非子·顯學》述孔子死後「儒分為八」中列入「仲良氏之儒」，但這一學派無可考。一說為《孟子·滕文公上》所載陳良一派：「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一說為漢代人輯《小戴禮記·檀弓上》所載仲梁子一派：「曾子曰：屍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又《毛詩傳》引有仲梁子語，認為仲梁子亦傳《詩》，而《毛詩》源自子夏，所以這一學派乃兼有曾子、子夏二家之學（參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顯學》校注）。

漆雕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孔子弟子漆雕開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這一學派未有典籍存世，僅從史書有關漆雕開的記載，可見其概。《韓非子·顯學》把「漆雕氏之儒」列入儒家八派之一，稱：「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藏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論衡·本性》記載：「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世碩）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依此，近人研究認為：（1）漆雕開不願做官，任俠好勇，屬孔門任俠一派。（2）這一派主張人性「有善有惡」論。（3）宓子賤、世碩、公孫尼子等都是這一派的主要成員，他們同漆雕開均有著作錄於《漢志》「儒家」類中，可惜皆失傳。《孟子·公孫丑上》稱善於「養勇」的北宮黝，亦當屬「漆雕氏之儒」（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蒙文通《古學甄微·漆雕之儒考》）。

戰國時期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荀子是孔子之後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其著述後世名為《荀子》。荀子繼承孔子治學傳統，善為《易》、《詩》、《禮》、《春秋》，批判地總結了在他以前的諸子各派學說，特別提出了孟子的性善、王道之「蔽」，首創「人之性惡，其善者偽」的性惡論和「明於天下之分」的樸素唯物論，倡言禮法兼治、王霸並用，義利兼顧之說。這同思孟學派迥然異趣，和被奉為儒家正宗的孔孟之道亦格格不入；但荀子其人其學及其學生李斯、韓非均在歷史上產生過重大的作用和影響。

孟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孟子是孔子之後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主要發展了孔子關於「仁」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的政治思想和「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並以人性本善的「四端」說和「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的天人合一論，為仁政學說提供論證，從而把孔子思想發展到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被尊奉為僅次於孔子的「亞聖」。唐代韓愈把孟子看作孔子儒家「道統」的真正繼承者；北宋時，《孟子》一書上升為經，被列為《九經》，南宋朱熹把《孟子》與《論語》、《中庸》、《大學》合並稱為《四書》，從而確立了《孟子》的經典地位。近有學者認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樂正氏之儒」，應該只是一系（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

顏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孔子弟子顏回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這一學派雖未有典籍存世，但從《論語》和《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的有關顏回的記載，可見其概。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被孔子及後世列為「四科」中的「德行」第一、七十二賢之首，尊為「復聖」。顏回謙恭好學，「不遷怒，不貳過」（《論語·雍也》）。曾從孔子周遊列國，在陳蔡間被困於野，糧絕七日，弟子飢餒皆病，「不得行」，而孔子依然「講誦弦歌不衰」，當子路等對此一時產生懷疑時，只有顏回能以理解，認為「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是有國者之丑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贊其德行與學問，引為自己唯一的同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據此可以推知，顏回及其學派最主要的特點是，安貧樂道，特別下功夫實踐孔子的仁德思想。他貧居陋巷，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得到孔子「其心三月不違仁」的肯定，而他卻始終以「無伐善，無施勞」（不誇耀自己）為平生志願（《公治長》）。這種道德精神，便成為爾後宋明理學家所追求的「孔顏樂處」。

子思之儒

戰國時期以孔子之孫子思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著錄"《子思》二十三篇"，已佚。現存《禮記》中的《中庸》，鄭雲註：「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禮記正義》卷五十二《中庸》據此，子思畢生主要繼承、發揮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家道德范疇「誠」這一精神實體作為世界的本源，認為「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他被封建統治者尊為「述聖」。其思想被孟子進一步發展，《荀子·非十二子》稱「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儒受而傳之」，表明「子思之儒」與「孟氏之儒」兩派實屬一系，後世稱為「思孟學派」。對宋明理學的「心性」之學，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子張之儒

戰國時期以孔子弟子子張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子張是孔子門下最著名學生之一。據《論語》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子張曾從孔子周遊列國，「在陳蔡間困」；他秉性雖孤僻偏激（「師也辟」），但為人寬容大度，勤學好問，經常同孔子討論問題，向孔子「問干祿」、「問行」、"問仁"、"問政"、「問明」、「問十世可知」、「問善人之道」、「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問何如斯可以從政」。孔子死後，便成為儒家八派之一。子張之儒在道德倫理方面，明確反對「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言不忠信，行不篤敬」；提倡「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論語·子張》）的理想人格。《荀子·非十二子》嚴厲批評子張之儒為「賤儒」，但未列出其根據。近人郭沫若從子張與孔子問對的資料中得出「子張氏的後學們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不過從時間上看來，墨子應比子張遲，應說「墨翟受了子張的影響」（見《儒家八派的批評》）。

樂正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樂正氏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韓非子·顯學》述孔子後「儒學為八」中列入「樂正氏之儒」，但這一學派無可考。一說樂正氏即孟子弟子樂正克，當屬思孟一系（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一說樂正氏指曾子弟子樂正子春，當屬傳曾子學一系（參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顯學》校注）。

仲良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仲良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韓非子·顯學》述孔子死後「儒分為八」中列入「仲良氏之儒」，但這一學派無可考。一說為《孟子·滕文公上》所載陳良一派：「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一說為漢代人輯《小戴禮記·檀弓上》所載仲梁子一派：「曾子曰：屍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又《毛詩傳》引有仲梁子語，認為仲梁子亦傳《詩》，而《毛詩》源自子夏，所以這一學派乃兼有曾子、子夏二家之學（參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顯學》校注）。

漆雕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孔子弟子漆雕開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這一學派未有典籍存世，僅從史書有關漆雕開的記載，可見其概。《韓非子·顯學》把「漆雕氏之儒」列入儒家八派之一，稱：「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藏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論衡·本性》記載：「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世碩）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依此，近人研究認為：（1）漆雕開不願做官，任俠好勇，屬孔門任俠一派。（2）這一派主張人性「有善有惡」論。（3）宓子賤、世碩、公孫尼子等都是這一派的主要成員，他們同漆雕開均有著作錄於《漢志》「儒家」類中，可惜皆失傳。《孟子·公孫丑上》稱善於「養勇」的北宮黝，亦當屬「漆雕氏之儒」（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蒙文通《古學甄微·漆雕之儒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