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歐洲手抄本的歷史意義

① 請大家幫忙講一下文藝復興的經過及意義

文藝復興是歐洲歷史上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歐洲歷史上一次大規模的思想和文化解放運動，它對歐洲社會的發展、文化的進步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是，人們在談到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起因時，總是將之單純地看成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原因。

當然，我們承認政治、經濟的原因，特別是經濟原因，在人類歷史發展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我們還要看到，除了政治經濟的原因以外，一定會有著非常重要的或者是更加直接的思想文化上的原因。只有搞清思想文化上的原因，我們才能夠真正把握文藝復興運動的性質及其在文學發展上的貢獻。

——編 者

從文藝復興產生的直接原因來看，我個人將之歸納為「一四三」：「一」指思想文化發展的一個歷史要求；「四」指中世紀的發展和文藝運動的產生所留下的四大饋贈；「三」指文藝復興的產生遇到了三大歷史文化機遇。

所謂「一個歷史要求」，是指隨著中世紀歐洲社會的發展和中世紀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中世紀文化和文學中所存在的具有人文性質的要素，經過1000多年的發展，逐漸開始成熟，它們依靠新的機遇、新的條件、新的土壤發展起來。過去我們談到歐洲中世紀的時候，始終認為歐洲中世紀是一個黑暗的時代。誠然，從整個歐洲的歷史發展來看，歐洲中世紀的發展相對緩慢，特別是以基督教思想文化為核心的文化體系佔有統治地位，對歐洲中世紀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起到一些不好的作用。但是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歐洲中世紀1000多年的歷史中，就沒有先進文化因子的存在。實際上，在歐洲的宗教文化或世俗文化中，始終存在著一種獨特形態的人學文化因子，這種強調人的主動、追求、進取的文化因子，必然隨著社會生產力、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成為歷史的必然要求。

中世紀的發展，還給文藝復興和思想文化解放運動的出現，提供了「四大饋贈」：

第一大饋贈是指中世紀形成了近代歐洲現代意義上文學的形式。一般來說，任何思想文化的運動，都是發生在城市裡的，包括今天一些思想文化的發展、出現，都是在城市裡發生的。在中世紀，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在12世紀以後出現了現代藝術獲得發展所依賴的城市，文藝復興運動便是由城市領導的文化潮流。

第二大饋贈是公元11世紀以後，在歐洲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根據現有材料記載，現在歐洲很多知名的學校，特別是大學，都是在中世紀產生的。大學的出現是文化發展史上一件極其重要的大事，因為大學是知識集中的地方，它促進了科學研究、科學思想和人文思想的發展。盡管開始時大學以神學教育為主，但是大學在從事科學研究的過程中，逐漸地為文藝復興的興起准備了人才。所以我們看到文藝復興時期很多受教育者和人文主義思想家都是在大學受過教育的人，這也是歐洲中世紀給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遺產。

第三大饋贈是在中世紀的神學研究中，誕生了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我們知道，中世紀的神學研究非常豐富發達，當時的宗教兄弟們為了說明宗教教育以及天堂地獄等問題，從事了大量的神學研究。在神學研究中，由對天堂的研究發展了對數學和天文學的研究，研究天堂和地獄的構成則發展了物理學、化學，這恐怕是中世紀神學研究始料不及的。

科學的出現，給人們一種新的思維模式、一種新的認識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神學研究中產生的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為中世紀的解體、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出現，做了思想上、特別是思維方式上的准備。

第四大饋贈是13世紀以後，中世紀宗教內部出現了變革的呼聲。我們知道，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歐洲中世紀兩大運動，一是世俗的文化復興，一是宗教的改革運動。其實，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是宗教內部發生的一場革命。我個人認為，宗教改革其實是宗教領域由中世紀向近代社會轉變的標志，而基督教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宗教改革也是中世紀給近代歐洲留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遺產。那麼，是不是有了「一個要求」和「四大饋贈」就一定會發生文藝復興運動呢？當然不是。變革中的歐洲社會的發展，給文藝復興運動的產生提供了三大機遇。第一個機遇。13世紀，歐洲發生了一場大瘟疫，即黑死病。據相關材料記載，這場大瘟疫發展得非常猛烈，給歐洲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大約1/3的歐洲人死去了。這場瘟疫對歐洲人、歐洲社會的影響極其巨大，它表現為人們思想認識上出現的兩種狀況：一種狀況是人們開始對上帝萬能的信念產生了懷疑，人們過去認為上帝是萬能的，能拯救人於水火之中，但這場大瘟疫害死了這么多人，上帝卻無能為力。當時的很多文學作品便對這一懷疑有所表現；另一種狀況是，這場大瘟疫使得活著的人越發感到生命之可貴，因而在當時社會中，產生了「要享受人生」的強烈信念。所以，據很多資料記載，在這個時期，社會風氣開始變壞。文藝復興運動有兩個很重要的主題，第一個是對宗教、對上帝的懷疑，第二個便是享受人生的思想。文藝復興蠢蠢欲動前，遇到了這場大瘟疫，使得躲過災禍的人開始形成一些新的價值觀。這樣的結果和思想文化上的需求結合在一起，使得文藝復興運動開始產生、發展。

第二個機遇。羅馬帝國的滅亡和古代文化的發現，為當時的人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中世紀，東羅馬帝國滅亡了，帝國中收藏的一些古希臘、羅馬的手抄本、典籍、雕像，開始流傳到整個歐洲，這使得經過漫長中世紀的人看到，原來歷史曾經這樣活過。如果說大瘟疫以後他們形成的還是那種樸素的享受生活的思想的話，那麼在古代典籍、古代文化遺產中，他們找到了享受人生的依據。這導致了文藝復興進一步的產生、發展。第三個機遇。文藝復興開始後，人們不斷地向外界探索，15世紀、16世紀的地理發現，又給文藝復興運動的深入發展提供了一個機遇，使文藝復興運動進一步形成並成為整個歐洲一個大的思想文化潮流。地理大發現這一重大事件，使人們看到了人的力量和能力。過去，宗教思想總是強調世界是上帝創造的，人只是上帝的羔羊，而通過地理大發現、通過哥倫布等，人們發現自己不再需要上帝，人們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發現一個新的世界，去創造一種新的生活。這進一步堅定了文藝復興運動以人為本的觀念。

以上就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產生的文化原因。在這種背景下，形成了歐洲獨特的世界觀和獨特的人文主義思想體系，並帶來了文學的巨大進步。文藝復興運動的人文主義思想體系在文學方面的體現，或者說文學的進步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文藝復興運動的產生及其人文主義思想的發展，使得以神為本的思維模式被以人為本的現代思維模式所取代。在文學領域，則初步形成了以人性論為核心的較為系統的文學理論，這為後代歐洲文學的發展，乃至整個西方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藝復興運動出現以後，以人為本的現代思維模式主要表現為：強調世界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為中心，人是宇宙的精華，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人越來越發現自身的能力，人成為世界的主角，這是文藝復興進步的一個方面，即以神為本的思維模式被以人為本的思維模式所取代。

第二，文學和當時社會思想文化的其它方面一樣，也開始向認識世界和認識人自身的兩個向度發展。文藝復興時期，文學與哲學等其它學科一樣，一方面要繼續認識世界、探索世界的奧秘，另一方面要探索人的自身。這兩個向度，隱含著人類認識上的巨大進步。

第三，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進步，還表現在一些人文主義文學家越來越看到，在人身上其實存在著多重因素，即他們對人的認識開始深化，在社會發展中對人自身的復雜性也有了較為深刻的揭示和表現，這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一個巨大進步。在這個時期的文學中我們發現，人文主義思想家和文學家，在強調人是宇宙精華、萬物主宰的思想的同時，也越來越看到人自身存在著巨大的矛盾性：人身上既有天使，又有魔鬼；既有崇高的境界，又有卑下的動物本能。因此，他們揭示了人類的復雜性。

整個歐洲文學在文藝復興時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和進步，其發展和進步，主要是以人的思想、人的意識強化為標準的。如果沒有人對自身認識的增強，就不會有文藝復興運動；反過來，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產生，恰恰為人的主體意識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或者說為人新的意識的產生創造了條件。所以文藝復興運動的產生、人的思想的出現和文學的進步，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是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乃至文學上的巨大的進步。但是，文藝復興運動畢竟是發生於中世紀晚期的一個社會現象，從現實上說，畢竟是早期的資產階級思想文化解放運動，使得文藝復興運動及其人文主義思想有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② 寫<<荷馬史詩>>的荷馬對歐洲歷史或文明的影響有哪些

我們現在所讀的荷馬史詩，即《伊利亞特》與《奧德賽》，是古希臘盲詩人荷馬根據當時民間和宮廷歌謠重新創作而成的文學作品。這兩首史詩記述的是有關特洛伊戰爭的一些軼事。其中《伊利亞特》記述的是古希臘英雄阿喀琉斯因阿喀門農奪其女奴之故，憤然退出戰爭，導致希臘軍慘敗，直至他摯愛的戰友陣亡後，他才重返戰場殺死特洛伊的將領赫克托。而《奧德賽》則敘述了希臘英雄奧德賽漂泊十年，歷盡磨難的經歷。荷馬史詩所記敘的情節、細節等方面，同邁錫尼時代的文明有密切的關聯，但在某些方面則反映了公元前1100年至前800年被史書稱為黑暗時代的社會歷史的真實情景。荷馬史詩不僅是了解當時社會發展的材料，而且是古希臘民間口頭文學的完美結晶。人們把「荷馬史詩」所表現的時代，稱為「荷馬時代」。荷馬時代指的夜是古希臘邁錫尼文明被多利亞人毀滅後的那段文化沒落、文明沉寂的低潮期，其間沒有特別優秀的建築和文字的應用成果。它可以說是古希臘歷史的倒退期。但在這一時期，鐵器已得到廣泛的使用，農業耕作也有極大的發展。史詩中有許多情節，如奧德賽與別人比賽犁田割草，還有《伊利亞特》中描寫的獎勵優勝擲鐵餅者以圓形的一塊生鐵，這些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當時文明的發展程度。可以說，荷馬史詩是真正意義上的英雄史詩精品。它本身就是當時的口頭文學，讀起來就是當時的口頭文學，讀起來通俗上口，聽起來神采飛揚，文學性的細節描寫形神兼備。由於經過荷馬精心而刻意的藝術再創作，因此荷馬史詩在世界藝術寶庫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③ 歐洲中世紀手抄本設計有哪些特點

公元5-15世紀，歐洲主要的文化和藝術載體。其內容以聖經、福音書、祈禱書、文回典、歷書見多，也有涉及歷史答、文學等。媒介由早期的紙草逐步演變成皮紙。其歷史大概可分為古代晚期、島嶼手抄本、加羅林手抄本、奧托手抄本、羅馬式手抄本、哥特式手抄本。早期設計製作者多為修士，中世紀晚期，手抄本的製作商品化，有女士參與抄寫製作。
插圖手抄本中通常有以下特色：由貴金屬和象牙雕版的華麗封面修飾，有些還會鑲嵌寶石；內頁有時會有框邊風格，每一頁的第一個字母都是特別修飾的大寫體。經常有彩色插圖，大部分敘述宗教故事，例如聖徒的傳記，較特別的是也會有製作手抄本的圖片說明。使用相當多的顏色，而且都是天然顏料做成的。

④ 歐洲中世紀手抄本有哪些設計特點

插圖手抄本中通常有以下特色：由貴金屬和象牙雕版的華麗封面修飾，有些還會鑲專嵌寶石；內頁有時屬會有框邊風格，每一頁的第一個字母都是特別修飾的大寫體。經常有彩色插圖，大部分敘述宗教故事，例如聖徒的傳記，較特別的是也會有製作手抄本的圖片說明。使用相當多的顏色，而且都是天然顏料做成的。

⑤ 印刷術的歷史意義

隋唐之際（7世紀左右），出現雕版印刷術。早期印刷活動主要在民間進行，多用於印刷佛像、經咒、發願文以及歷書等。唐初，玄奘曾用回鋒紙印普賢像，施給僧尼信眾。
北宋時期（11世紀左右），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這是印刷業的一次革命，對中國、歐洲、乃至世界文化發展有著深遠影響：特別是傳入歐洲後，有力推動了其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進行。
碑石拓印技術對雕版印刷技術的發明很有啟發作用。刻石的發明，歷史很早。初唐在今陝西鳳翔發現了十個石鼓，它是公元前8世紀春秋時秦國的石刻。秦始皇出巡，在重要的地方刻石7次。東漢以後，石碑盛行。漢靈帝四年（公元175年）蔡邕建議朝廷，在太學門前樹立《詩經》、《尚書》、《周易》、《禮記》、《春秋》、
印刷使版本統一，這和手抄本不可避免產生的訛誤，有明顯的差異。印刷術本身不能保證文字無誤，但是在印刷前的校對及印刷後的勘誤表，使得後出的印本更趨完善。通過印刷工作者進行的先期編輯，使得書籍的形式日漸統一，而不是像從前手抄者的各隨所好。凡此種種，使讀者養成一種有系統的思想方法，並促進各種不同學科組織的結構方式得以形成。
印刷術的傳人使歐洲宗教改革的主張廣為傳播。馬丁·路德曾稱印刷術為「上帝至高無上的恩賜，使得福音更能傳揚」。在1517年馬丁·路德提出他的抗議之前，人們已經用一些本國的民族語言印刷聖經，使宗教改革的條件日趨成熟。福音真理不再是少數人所專有，而為普通百姓所能學習和理解。同時也使宗教信仰因國家不同而有變通，羅馬教會再不能保持國際性的劃一形式。新教運動的原始動機是糾正教會的弊端，特別是贖罪券的出售，自從印刷術應用到大量的印刷贖罪券以後，出售贖罪券成為一種謀利手段。與此同時，新教徒也利用印刷的小冊子、傳單和布告等方式，廣泛傳播其觀念和主張，如果沒有印刷術，新教的主張可能僅限於某些地區，而不會形成為一個國際性的重要運動，永遠結束教士們對學術的壟斷、克服愚昧和迷信，進而促成西歐社會早日脫離「黑暗時代」。
在印刷術出現以前，雖然已有民族文學，但印刷術對民族文學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西歐各民族的口語在16世紀之前已發展為書寫文字，問世紀逐漸演進成為現代形式，同時一些中世紀的書寫文字已在這一過程中消失。一度成為國際語言的拉丁文也日漸式微，終於成為死的語言。新興的民族國家大力支持民族語文的統一。與此同時，作者們在尋找最佳形式來表達他們的思想；出版商也鼓勵他們用民族語言以擴大讀者市場。在以民族語言出版書籍越來越容易的情況下，印刷術使各種語文出版物的詞彙、語法、結構、拼法和標點日趨統一。小說出版廣泛流通以後，通俗語言的地位得到鞏固，而這些通用語言又促進各民族文學和文化的發展，最終導致明確的民族意識的建立和民族主義的產生。
印刷促進教育的普及和知識的推廣，書籍價格便宜使更多人可以獲得知識，因而影響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書籍普及會使人們的識字率提高，反過來又擴大了書籍的需要量。此外，手工業者從早期印行的手冊、廣告中發覺印行這類印刷品可以名利雙收。這樣又提高了他們的閱讀和書寫能力。例證說明，印刷術幫助了一些出身低微的人們提高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如在早期德國的教會改革中就有出身鞋匠和鐵匠家庭的教士和牧師。這充分說明印刷術能為地位低下的人提供改善社會處境的機會。

《公羊傳》、《論語》等七部儒家經典的石碑，共20.9萬字，分刻於46塊石碑上每碑高175、寬90、厚20厘米，容字5000，碑的正反面皆刻字。歷時8年，全部刻成。成為當時讀書人的經典。很多人爭相抄寫。後來特別是魏晉六朝時，有人趁看管不嚴或無人看管時，用紙將經文拓印下來，自用或出售。結果使其廣為流傳。 印刷使版本統一，這和手抄本不可避免產生的訛誤，有明顯的差異。印刷術本身不能保證文字無誤，但是在印刷前的校對及印刷後的勘誤表，使得後出的印本更趨完善。通過印刷工作者進行的先期編輯，使得書籍的形式日漸統一，而不是像從前手抄者的各隨所好。凡此種種，使讀者養成一種有系統的思想方法，並促進各種不同學科組織的結構方式得以形成。
印刷術的傳人使歐洲宗教改革的主張廣為傳播。馬丁·路德曾稱印刷術為「上帝至高無上的恩賜，使得福音更能傳揚」。在1517年馬丁·路德提出他的抗議之前，人們已經用一些本國的民族語言印刷聖經，使宗教改革的條件日趨成熟。福音真理不再是少數人所專有，而為普通百姓所能學習和理解。同時也使宗教信仰因國家不同而有變通，羅馬教會再不能保持國際性的劃一形式。新教運動的原始動機是糾正教會的弊端，特別是贖罪券的出售，自從印刷術應用到大量的印刷贖罪券以後，出售贖罪券成為一種謀利手段。與此同時，新教徒也利用印刷的小冊子、傳單和布告等方式，廣泛傳播其觀念和主張，如果沒有印刷術，新教的主張可能僅限於某些地區，而不會形成為一個國際性的重要運動，永遠結束教士們對學術的壟斷、克服愚昧和迷信，進而促成西歐社會早日脫離「黑暗時代」。
在印刷術出現以前，雖然已有民族文學，但印刷術對民族文學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西歐各民族的口語在16世紀之前已發展為書寫文字，問世紀逐漸演進成為現代形式，同時一些中世紀的書寫文字已在這一過程中消失。一度成為國際語言的拉丁文也日漸式微，終於成為死的語言。新興的民族國家大力支持民族語文的統一。與此同時，作者們在尋找最佳形式來表達他們的思想；出版商也鼓勵他們用民族語言以擴大讀者市場。在以民族語言出版書籍越來越容易的情況下，印刷術使各種語文出版物的詞彙、語法、結構、拼法和標點日趨統一。小說出版廣泛流通以後，通俗語言的地位得到鞏固，而這些通用語言又促進各民族文學和文化的發展，最終導致明確的民族意識的建立和民族主義的產生。
印刷促進教育的普及和知識的推廣，書籍價格便宜使更多人可以獲得知識，因而影響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書籍普及會使人們的識字率提高，反過來又擴大了書籍的需要量。此外，手工業者從早期印行的手冊、廣告中發覺印行這類印刷品可以名利雙收。這樣又提高了他們的閱讀和書寫能力。例證說明，印刷術幫助了一些出身低微的人們提高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如在早期德國的教會改革中就有出身鞋匠和鐵匠家庭的教士和牧師。這充分說明印刷術能為地位低下的人提供改善社會處境的機會。

⑥ 印刷術在歐洲推廣過程及產生影響（對歷史有研究的人請進）

北宋仁宗慶歷元年至八年間，即公無1041－1048年間，一位名叫畢升的普通勞動者發明了活字印刷術。
沈括比畢升小十幾歲，是同時代的人，而且畢升製造的陶活字後來歸沈括的侄子所有，因此，沈括《夢溪筆談》中關於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的記載是翔實可信的。
然而，一些歐洲人曾經把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歸功於谷騰堡。谷騰堡是西德人。他發明鉛活字印刷術，大約是公元1440－1448年間的事，比畢升發明陶活字印刷術整整晚了400年。
活字印刷術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是中國對世界文化的重大貢獻。
象任何發明創造一樣，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是有它的社會需要、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的。中國社會進步到北宋時期，由於經濟的發展、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興盛，都需要迅速地大量地傳播信息。活字印刷術正是為解決這個社會需要所提出的問題而產生的。印刷術必須用紙和墨。中國早在漢代就發明了紙和油煙、松煙兩種墨。紙和墨的發明為活字印刷術的誕生奠定了物質基礎。戰國秦漢以來出現的印章和拓碑等復制文字、圖畫的方法又為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提供了技術條件。
顧名思義，印刷術的「印」字，本身就含有印章和印刷兩種意思；「刷」字，是拓碑施墨這道工序的名稱。從印刷術的命名中已經透露出它跟印章、拓碑的血緣關系。印章和拓碑是活字印刷術的兩個淵源。
印章的面積本來很小，只能容納姓名或官爵等幾個文字。東晉時期，道教興起。道教的一派注重符錄。他們在桃木棗木上刻文字較長的符咒，從而擴大了印章的面積。據晉代葛洪的《抱朴子》一書中記載，道家有一種刻著120個字的復印。可見當時已經能夠用蓋印的方法復制一篇短文了。這實際上就是雕版印刷術的先驅。
拓碑是印刷術的另一個淵源。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當時儒家典籍全憑經師口授，學生筆錄。因此，不同的經師傳授同一典籍也難免會有差異。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政府立石將重要的儒家經典全部刻在上面，作為校正經書的標准本。為了免除從石刻上抄錄經書的勞動，大約在公元4世紀左右，人們發明了拓碑的方法。拓碑的方法很簡便。把一張堅韌的薄紙浸濕後敷在石碑上，再蒙上一張吸水的厚紙，用毛刷輕敲，到紙陷入碑上刻字的凹穴時為止，然後揭去外面的厚紙，用棉絮或絲絮拍子，蘸著墨汁，輕輕地均勻地往薄紙上刷拍，等薄紙干後揭下來，便是白字黑地的搨本。這種拓碑的方法，跟雕板印刷的性質相同，所不同的是，碑帖的文字是內凹的陰文，而雕板印刷的文字是外凸的陽文。石碑上的文字是陰文正寫。拓碑提供了從陰文正字取得正寫文字的復制技術。後來，人們又把石碑上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再從而傳拓。唐代大詩人杜甫在詩中曾說：「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這和雕板印刷已經所差無幾了。
在唐代，印章與拓碑兩種方法逐漸發展合流，從而出現了雕板印刷術。唐穆宗長慶四年十二月十日，即公元825年1月2日，詩人元稹為白居易《長慶集》作序，說到當時楊州和越州一帶處處有人將白居易和他自己的詩「繕寫模勒」，在街上售賣或用來換茶酒。「模勒」就是刊刻。這是現存文獻中有關雕板印刷術的最早記載。公元836年，唐文宗根據東川節度使馮宿的報告，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歷版。馮宿在他的報告中說：「每年中央司天台還沒奏請頒布新歷書的時候，民間私印的歷書已飛滿天下。」可見當時民間從事雕板印刷業的人是很多的。1900年在甘肅敦煌縣千佛洞發現的藏書中有一卷雕板印刷的《金剛經》，其末尾題著「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一行字。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這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有確切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這書的形式是卷子，長約1丈 6尺，由7個印張粘接而成。最前面是一幅扉畫，畫的是釋迦牟尼在只樹給孤獨園說法的情景。其餘印的是《金剛經》全文。這個卷子圖文都非常精美，雕刻的刀法細膩，渾朴凝重，說明當時刊刻印刷的技術都達到了相當純熟的程度。
隨著印刷品種和數量的急劇增長，每印一種書就要雕刻一回板，耗費的人力物力相當可觀。於是，就向人們提出尋求一種更簡便、更經濟的印刷技術。至遲到唐代後期，已經有了用單個佛象印連續重復印製的千佛象手卷。過去英、法、德、日等國家的考古隊在中國新疆各地曾發現過大量的這種千佛像手卷。英國博物館藏有一幅這樣的手卷，全長17英尺，約合5．18米，上面印著468個佛像。另外，在雕板過程中，刻錯字是難以避免的。如果刻錯一個字就廢掉一塊板太可惜、太浪費了。聰明的工匠們想出一個補救的辦法，就是用鑿子將錯字挖掉，再用一塊同樣大的木塊刻好字補上。這些都為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提供了經驗、借鑒。由此可見，雖然活字印刷術是畢升個人的發明創造，但這裡面確實凝聚著前朝歷代很多勞動者的智慧。
印刷術的發明自從有了紙以後，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讀書的人多起來了，對書籍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了。
晉朝初年，官府有書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南北朝時候，梁元帝在江陵有書籍七萬多卷、隋朝嘉則殿中藏書有三十七萬卷，這是我國古代國家圖書館最高的藏書記錄。除了官府藏書，私人藏書也越來越多。比如晉朝郭太，有書五千卷；張華搬家的時候，單是搬運書籍，就用了三十輛車子。印刷術發明以前，只有官府和郭太、張華那樣的富人才能有這么多的藏書，一般人要得到一兩本書也很不容易，因為那時的書都是手抄本。要抄這么多的手抄本，得花費多少人力呀！這種情況如果不改變，怎麼能夠滿足社會上的需要呢？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情況：一項科學發明，只要社會上迫切需要它，同時又有產生它的物質條件，那麼，它就會很訣出現的。雕版印刷術的出現就是這樣。在雕版印刷術出現以前，社會上已經廣泛應用印章和拓碑。印章有陽文和陰文兩種，陽文刻的字是凸出來的，陰文刻的字是凹進去的。「如果使用陽文印章，印到紙上就是白底黑字，非常醒目。但是印章一般比較小，印出來的字數畢竟有限。刻碑一般用陰文，拓出來的是黑底白字，不夠醒目。而且拓碑的過程比較復雜，用來印製書籍也不方便。但是，拓碑有一個很大的好處，那就是石碑面積比較大，一次可以拓印許多字。如果截長補短，把拓碑和印章的各自特點結合起來呢？情況當然就不一樣了。我國勞動人民在拓碑和印章這兩種方法的啟發下，發明了雕版印刷術。雕版印刷的方法是這樣的：把木材鋸成一塊塊木板，把要印的字寫在薄紙上，反貼在木板上，再根據每個字的筆畫，用刀一筆一筆雕刻成陽文，使每個字的筆畫突出在板上。木板雕好以後，就可以印書了。印書的時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著，用自紙復在板上，另外拿一把干凈的刷子在紙背上輕輕刷一下，把紙拿下來，一頁書就印好了。一頁一頁印好以後，裝訂成冊，一本書也就成功了。這種印刷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稱它為「雕版印刷」。
我國的雕版印刷是在什麼時候發明的呢？對這個問題，歷史學家還沒有統一的意見，但多數人認為是在唐朝時候發明的。
在隋末唐初，由於大規模的農民大起義，推動了社會生產的發展，文化事業也跟著繁榮起來，客觀上產生雕版印刷的迫切需要。
根據明朝時候邵經邦《弘簡錄》一書的記載：唐太宗的皇後長孫氏收集封建社會中婦女典型人物的故 事。編寫了一木叫《女則》的書。貞觀十年土長孫皇後死了，宮中有人把這本書送到唐太宗那裡。唐太宗看到之後，下令用雕版印刷把它印出來。貞觀十年是公元六三六年。《女則》的印行年代可能就是這一年，也可能稍後一些。這是我國文獻資料中提到的最早的刻本。從這個資料來分析。可能當時民間已經開始用雕版印刷來印行書籍了，所以唐太宗才想到把《女則》印出來。雕版印刷發明的年代，一定要比《女則》出版的年代更早。到了九世紀的時候，我國用雕版印刷來印書已經相當普遍了。
唐朝詩人白居易把自己寫的詩編成了一部詩集——《白氏長慶集》長慶四年十二月十日（公元八二五年一月二日），白居易的朋友元稹給《白氏長慶集》寫了一篇序文，序文中說：當時人們白居易的詩「繕寫模勒」，在街上販賣，到處都是這樣。從前人們把刻石稱為「模勒」，到了唐代，也就把雕版稱為」模勒「了。這里的「模勒」兩字就是雕版印刷的意思。《舊唐書》還有這樣一條記載，大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十二月，唐文宗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歷書。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根據另外一些古書的記載情況是這樣：當時劍南、兩川和淮南道的人民。都用雕版印刷歷書，在街上出賣。每年，管歷法的司天台還沒有奏請頒發新歷，老百姓印的新歷卻已到處都是了。頒布歷法是封建帝王的特權，東川節度使馮宿為了維護朝廷的威信，就奏請禁止私人出版歷書。歷書關繫到農業生產，農民非常需要，一道命令怎麼禁得了呢？雖然唐文宗下了這道命令，民間刻印的歷書仍舊到處風行。就是在同一個地區，民間印刷歷書的也不止一家。黃巢起義的時候，唐僖宗慌慌張張逃到了四川。皇帝也逃跑了，當然沒有人來管理禁印歷書的事了。因此，江東地方的人民就自己編印了歷書出賣。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八八一年），有兩個人印的歷書，在月大月小上差了一天，發生了爭執。一個地方官知道了，就說：「大家都是同行做生意，相差一天半天又有什麼關系呢？」歷書怎麼可以差一天呢？那個地方官的說法真叫人笑掉了牙。這件事情卻告訴我們，單是江東地方，就起碼有兩家以上印刷歷書。當時跟著唐僖宗逃到四川的柳毗在他的《家訓》的序里也說，他在成都的書店裡看到好多關於陰陽、雜記、占夢等方面的書籍。這些書大多是雕版印刷的。可見當時成都的印刷業比較發達，不但印歷書，還印其他各種書籍了。唐朝刻印的書籍，現在保存下來只有一部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剛經》。 咸通九年是公元八六八年，離開現在已經一千多年了。
這本書是世界上現存的最早的雕板印刷書籍。圖畫也是雕刻在一塊整版上的，也許是世界上最早的版畫。
到了五代時候，有個封建官僚叫馮道。他在短短的五個朝代中做過四個朝代的大官，是個卑鄙無恥的傢伙。他看到江蘇、四川等地人民販賣的印本書籍，各種各樣都有，單單沒有儒家經典，就在後唐長興三年向皇帝建議雕版印刷儒家經典。
當時共印九種經書，經歷了四個朝代，直到後周廣順三年，先後花了二十二年的時間，才全部刻成。因為這次刻書影響比較大，後來竟有人認為印刷術是五代時候馮道發明的，這當然是錯誤的。
到了宋朝時候，印刷業更加發達起來，全國各地到處都刻書。北宋初年，成都印《大藏經》，刻板十三萬塊；北宋政府的中央教育機構——國子監，印經史方面的書籍，刻板十多萬塊。從這兩個數字，可以看出當時印刷業規模之大。宋朝雕板印刷的書籍，現在知道的就有七百多種，而且字體整齊樸素，美觀大方，後來一直為我國人民所診視。宋朝的雕版印刷，一般多用木板刻字，但也有人用銅板雕刻。上海博物館收藏有北宋「濟南劉家功夫針鋪」印刷廣告所用的銅版，可見當時也掌握了雕刻銅版的技術。說起印製書籍，雕版印刷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創造。一種書，只雕一回木板，就可以印很多部，比用手寫不知要快多少倍了。可是用這種方法，印一種書就得雕一回木板，費的人工仍舊很多，無法迅速地、大量地印刷書籍，有些書字數很多，常常要雕好多年才能雕好，萬一這部書印了一次不再重印，那未，雕得好好的木板就完全沒用了。有什麼辦法改進呢？
到了十一世紀中葉（宋仁宗慶歷年間），我國有個發明家叫畢升，終於發明了一種更進步的印刷方法——活字印刷術，把我國的印刷技術大大提高了一步。畢升用膠泥做成一個一個四方長柱體，一面刻上單字，再用火燒硬，這就是一個一個的活字。印書的時候，先予備好一塊鐵板，鐵板上面放上松香和蠟之類的東西，鐵板四周圍著一個鐵框，在鐵框內密密地排滿活字，滿一鐵框為一版，再用火在鐵板底下烤，使松香和蠟等熔化。另外用一塊平板在排好的活字上面壓一壓，把字壓平，一塊活字版就排好了。它同雕版一樣，只要在字上塗墨，就可以印刷了。為了提高效率，他准備了兩塊鐵板，組織兩個人同時工作，一塊板印刷，另一塊板排字；等第一塊板印完，第二塊板已經准備好了。兩塊鐵板互相交替著用，印得很快。畢升把每個單字都刻好幾個；常用字刻二十多個碰到沒有予備的冷僻生字，就臨時雕刻，用火一燒就成了，非常方便。印過以後，把鐵板再放在火上燒熱，使松香和蠟等熔化，把活字拆下來，下一次還能使用。這就是最早發明的活字印刷術。這種膠泥活字，稱為泥活字，畢升發明的印書方法二和今天的比起來，雖然很原始，但是活字印刷術的三個主要步驟一製造活字、排版和印刷，都已經具備。所以，畢升在印刷方面的貢獻是非常了不起的。北宋時期的著名科學家沈括在他所著的《夢溪筆談》里，專門記載了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
畢升發明活字印刷以後，朝鮮人民又開始用泥活字等方法印書，後來又採用木活字印書。到了十三世紀，他們首先發明用銅活字印書。我國使用銅活字印書比朝鮮稍晚。朝鮮人民還創造了鉛活字、鐵活字等。
然而，真正利用油印技術印刷文件的人是旅居英國的匈牙利人蓋斯特泰納。1881年左右，他用塗蠟的纖維紙作為模版，用鐵筆把要印刷的資料刻於其上，鐵筆刻寫之處，纖維便出現微孔，然後將油墨刷於版上，用滾筒壓緊推動，使油墨透過蠟版，粘附在下面的紙上。
發明家愛迪生在20世紀初也對孔版印刷進行過研究，他把鐵筆與馬達配合起來，通過控制馬達來使鐵筆在紙上刻劃，製成油印版。雖然這處方法當時未得以廣泛重視，未能投入實用，但其原理卻啟發了後人。
1888年，蓋斯特泰納用打字機代替鐵筆，他將打字機上的色帶卸下，使字直接打在蠟紙上，字跡在蠟紙上留下痕跡。卸下蠟紙，鋪於紙上，塗墨壓印，獲得了成功。
10餘年後，奧地利人克拉博發明了旋轉式油印機，使得油印的速度大大地提高。
凹版印刷術──凹版印刷術大約產生於15世紀中葉，其原理是使印版的圖文低於空白部分，版面結構類似於我國古代的拓石，只是著墨部位正好與拓石相反。由於用這種印刷方法印刷出來的成品表面墨跡微微凸起，易於辨別，難以模仿，所以多用於印製鈔票，郵票等有價證券。
凹版印刷的印版可分為雕刻凹版，蝕刻凹版和照相凹版。
雕刻銅凹版印刷是義大利人腓納求賴發明的，1477年，曾有人用此方法印製過地圖。到19世紀初葉，歐洲開始用此方法復制名畫，印有價證券，使凹版印刷術逐漸地發展一種獨具特色的印刷方法。
現代膠版印刷與照相凹版印刷：膠版的畫線具有親油性，可吸附油墨；濕滾筒供應水分的非畫線部分則不附沾油墨。版上所沾附的油墨是用來印在膠質布捲筒上，再轉印在紙面上的。此即為膠版印刷。在照相凹版印刷的銅上有經腐蝕而產生的凹洞可製作畫線，由凹洞的容積來決定畫線的濃淡。先將滾筒塗上油墨，再用刮刀刮過，只留下凹洞的油墨，當壓過時凹洞中的油墨就印到紙上了。
凸版印刷術──凸版印刷就是印刷的圖文部分高出空白部分，印刷時，圖文部分塗墨，然後覆紙、加壓，油墨就從印版上轉印到紙面上。

⑦ 德雷斯頓抄本的抄本歷史

皇家圖書館抄 (Royal Library) 館長於1739年購得這襲本書。二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I) 末，盟軍 (The Allied) 的轟炸毀滅了這座城市，也毀掉了這本書的原稿。今天學者們研究它時，只能使用該書自19世紀以來的副本。目前現存的只有三個手抄本，都收藏在歐洲的圖書館中。一本在馬德里，一本在巴黎。

⑧ 四大發明的重大意義各是什麼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抄的歷史意襲義：

1. 造紙術的發明，為人類提供了經濟、便利的書寫材料，掀起了一場人類文字載體的革命。

2. 印刷術的出現，加快了文化的傳播，改變了歐洲只有上等人才能讀書的狀況。

3. 指南針應用於航海，為歐洲航海家進行環球航行和發現美洲新大陸提供了重要條件。

4. 火葯武器的使用，改變了作戰方式，幫助歐洲資產階級摧毀了封建堡壘，加速了歐洲的 歷史進程。

⑨ 分析人文主義史學對西方歷史學的影響

1、沖破了基督教神學的束縛，拋棄了基督教史學的神學史觀。 人文主義史學家不再用上帝的意志解釋歷史，重新又把"人"放到了歷史發展的中心，力圖通過研究人的活動來尋找人類歷史發展的因果關系。同時，他們反對把《聖經》中的傳說當作歷史，反對把猶太史和教會史看成是世界歷史的中心。

人文主義史學家力圖用古代的文化傳統來改變中世紀的文化傳統。他們把古代希臘·羅馬的史學家奉為楷模，到處搜集並整理、注釋、出版波里比烏斯、普魯塔克、李維、塔西佗等人的遺稿及其著作的手抄本。從形式上看，人文主義史學似乎是在復興古典史學，但實際上它卻是西方近代史學的開端，為西方史學的發展開拓了一個新天地。
2、強調歷史研究與現實政治相結合。由於人文主義史學家著眼於"人"和"人的事業"，把"人事"當作歷史記載的主要內容，以探求社會歷史現象的因果關系為己任，又由於當時在歐洲普遍存在著世俗政治反對神權政治的斗爭、以及日益強大起來的市民階級要求登上政治舞台的呼聲有越來越強烈，再加上人文主義史學家基本上都受過12、13世紀以來日益興起的世俗教育，甚至很多人本身還都是政治家，因此他們在從事歷史著述的時候特別注重政治史和軍事史方面的內容、注重歷史著述內容與社會現實政治的結合。在這一方面，義大利的人文主義史學家也是表現得最為典型的。
3、隨著考古學的興起而出現了真正的古代史研究。歐洲的考古學首先在義大利興起，這也是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對歐洲學術界的一大貢獻。義大利考古學是在14世紀以來人們崇尚古典文化的基礎上，在不斷認識到古代銘文、古代錢幣等古物所擁有的史料價值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使得人文主義史學家有條件在注重當代史研究的同時，也注重研究以往的歷史。

同時他們對古代希臘·羅馬時代抱有濃厚的興趣，還企圖從古典文化中找到可以對抗基督教神學和基督教史學的思想武器，為自己主張社會變革服務。人文主義史學中的這種自覺的歷史反省精神，是專注當代史的古代希臘·羅馬史學中所不具備的，也是與中世紀史學中那種追求虛妄的人類古代歷史起源的宗教性佈道行為格格不入的。人文主義史學中所出現的古代史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學的興起、以及可信的學術基礎之上的，因而誕生了真正意義上的古史研究著作，比昂多的《羅馬衰亡以來的千年史》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4、疑古精神的發展與文獻校勘學的興起。在考古學興起的同時，在基本相同的背景條件下，隨著人們懷疑精神的日益增強，文獻校勘學也隨之興起。人文主義史學家之所以要這樣做，最初只是為了整理、刊布古典文化名著和揭露基督教會對歷史的偽造，後來則發展成為一種潮流和一門學問。

它與考古學一起，成為當時學術界進行史料批判的2種主要形式，並為日後歐洲歷史輔助學科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義大利文獻校勘學的興起是與洛倫佐·瓦拉對所謂《君士坦丁的贈禮》這一歷史文件的辨偽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5、歷史傳記體空前盛行。人文主義史學家在撰寫史著的方法方面，也恢復了古代希臘·羅馬史學中盛行的敘述體，拋棄了單純羅列史實的、簡單的編年體；與此同時，他們還極為推崇歷史傳記體，以普魯塔克的《傳記集》為楷模、創作了很多傳記作品，其中較為出名的作品有：佩特拉克的《名人傳》、卜伽丘的《但丁傳》、腓·維拉尼的《佛羅倫薩名人傳》、伊·錫爾維阿斯的《名人傳》、以及瓦薩里的《義大利藝苑名人傳》等等。這種歷史編纂體裁的盛行，既是古代歷史傳記作家普魯塔克等人傳統的復興，更是當時社會重視"人"的社會地位這一時代精神的具體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