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文學發展的歷史階段

Ⅰ 中國當代文學發展脈絡、幾個階段

中國當代文學發展脈絡：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中國已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必然地出現一種新的性質的文學形態。

到50年代後期，"新文學"的使用已大大減少，開始出現了以"現代文學"加以取代的趨向，而"當代文學"是"社會主義文學"的這一理解，一直延續到80年代以前的若干當代文學史的寫作中。

改革開放後，當代文學的多元化使得各種當代文學論著異彩紛呈。

以啟蒙主義為特徵的"五四"文化傳統是一種一元化價值取向的知識分子的運動，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實踐被認同為新文學傳統的主流。

中國文學史的發展過程實際上形成了兩種傳統："五四"新文學的啟蒙文化傳統和抗戰以來的戰爭文化傳統.這兩種文學傳統，有時是以互相補充或者比較一致的方式，有時則以互相沖突以致取代的方式來影響當代文學。

中國當代文學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1978年

"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使長期被分離在兩個地區（國民黨統治區和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的文學工作者終於"會師"。

"五四"新文學的戰斗傳統和戰爭中形成的解放區文化傳統在目標一致的前提下合流了，並且正式確立了毛澤東的《講話》所規定的中國文藝新方向為全國文藝工作的方向。

在當時，當身帶硝煙的人們從事和平建設以後，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著戰爭時代的痕跡，在這種文化氛圍的制約下，文學觀念由軍事軌道轉入政治軌道，兩軍對陣的思維模式具體地表現為片面強調階級斗爭的教條模式。

第二階段：1978年--1989年

文學的真正"復甦"來說，是以1978年8 月開始的"傷痕文學"為標志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抗戰以來影響了中國文化建構四十年的戰爭文化規范被否定。

1979年10月在第四次文代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辭，明確提出了"不要橫加干涉"的意見，並且承認文藝創作是一種復雜的精神勞動。

黨"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徵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

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 "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總方針。1984年胡啟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作出了"創作自由"的許諾。

80年代的文學充滿了生機勃勃的創新精神和活躍氣氛，"五四"新文學傳統又漸漸地恢復了活力。

第三階段：90年代——新世紀

90年代初的文化特徵：知識分子在"共名"狀態下持有的一元化的政治社會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覺中逐漸形成。

在文學創作上則體現為作家放棄了宏大歷史敘事，轉向個人化的敘事立場，特別是由此走向了對於民間立場的重新發現與主動認同。新文學的傳統在90年代表現出新的活力。

(1)40年代文學發展的歷史階段擴展閱讀：

現狀：

中國當代文學體制沿襲1949年以後的官方文學體制，培養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諛逢迎體制內作家，曠日持久地製造出人類文明時代以來巨量的文學垃圾。

而少數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作家所創作的有著較高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的文學精品難以面世，導致中國當代不僅文學界，而是全社會腐朽庸俗之風日盛，精神與思想面臨全面崩潰的局面。

文學作為引領人類精神的燈塔的作用日益退化。

近代文學的產生主要有兩個原因：

1、在當時的社會大的環境影響下，西方的各種思想文化流入中國對當時中國傳統的文學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傳統文學在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的吸收結合融合產生了近代文學；

2、在當時中國的自身原因，八股文在當時己經不適用了，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進過不斷摸索學習產生了近代文學，也對當時的思想啟蒙運動以及當時的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在當時特色的社會背景下，近代文學有其顯著的特點。它的創作目的就是為了讓當時的人名擺脫舊的文體的束縛，梁啟超倡導新體散文，從小說戲劇方面，改革的呼聲也非常強烈。

Ⅱ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呈現出一種多元化景象，它大體經歷了哪五個歷史發展階段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由於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特殊的時代特點和特殊的歷史任務，各種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需求影響，文學本體發展和和社會革命、思想啟蒙等相互交織，使得現代文學的百年發展歷程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景象。根據現代文學的綜合演化情況，現代文學大體經歷了五個歷史發展階段。 第一個時段（1917-1927），通常稱為20年代文學或「五四」文學時期或文學革命時期，這是現代文學的奠基期。這個時期，經過新與舊的搏殺較量，新文學取代舊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面貌得以成形。 第二個時段（1927-1937），通常稱為30年代文學或左翼革命文學時期，也是現代文學的發展繁榮期。本階段，新文學內部產生了政治的與文學的兩種價值分野，各具特色的文學社團流派相生相融，共同演繹出現代文學的繁榮局面。 第三個時段（1937-1949），通常稱為40年代文學或戰時文學時期，這是現代文學的進一步發展期。這一階段，文學受民族解放戰爭和國內階級斗爭的影響，「孤島」、「淪陷區」、「國統區」、「解放區」的地域分割，形成了文學發展的多樣化景觀。 第四個時段（1949-1976），通常稱為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時期，這是現代文學的探索階段。這一時期「政治」成為文學的最高價值判斷，在全社會形成了一種實施這種價值判斷的一體化文學體制機制，作家的創作才華在既定的文學規范下得以展開，創作出了獨具特色的紅色文學經典 第五個時段（1976年以來），通常稱為新時期文學，這是現代文學的轉型發展期。隨著中國社會的開放轉型，在思想解放和市場經濟的沖擊下，現代文學終於沖決了前一時期的一體化格局，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此時，既有作家高揚國家和社會改革開放與現代化進程的「主旋律」，也有表現作家自由探索精神的「純文學」，還有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應運而生、適合大眾口味的「俗文學」。

Ⅲ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呈現出一種多元化景象,它大體經歷了哪五個歷史發展階段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 中國現代文學呈現一種多元素的景象 他大體經歷了哪五體系系

Ⅳ 英國文學發展史及每個階段的特點

毋庸置疑，英國小說是世界藝術之林中的一大景觀。它如同促使其滋生與進化的社會土壤一樣，在歷史的洪流中不斷改弦易轍，急劇演變。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英國小說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充滿活力和魅力的藝術工具，對社會生活和歷史變遷進行了生動的描述。像英語一樣，自它形成的那一天起，英國小說便建立了自己的規則和體系，雖東學一點，西借一點，卻以堅定的步伐向前發展。引人注目的是，盡管英國小說起步較晚，其歷史比詩歌和戲劇短得多，但它卻發展迅猛，變化巨大，流傳甚廣，其影響和作用早已大大地超過了詩歌和戲劇。究其原因，英國小說不僅具有內容豐富、情節曲折和人物形象生動等特徵，而且還因其篇幅靈活、形式多樣，語言通俗和藝術精湛而備受廣大讀者的青睞。經過無數作家的認真探索和反復實踐，當代英國小說在藝術形式和創作技巧上與它早期的雛形已不可同日而語。如果說，英國小說的崛起完全符合文學發展的客觀規律；那麼，其小說藝術的發展既是社會進化的一個顯著標志，也是文學現代化的必然結果。

應當指出，英國小說藝術，像其他藝術形式一樣，不可避免地經歷了一個從原始到成熟的發展過程。事實上，它的每一個發展階段都同英國當時的社會、歷史、政治、文化和經濟狀況息息相關。就此而論，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不是一種孤立或自發的文學現象，而是與英國的社會變化以及異域（尤其是歐洲各國）文化的繁榮昌盛彼此交融的。當然，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與演變有其自身的規律和秩序。這種規律和秩序不能通過抽象的、主觀的或形而上學的方法來解釋，而只能通過對歷代小說文本的考察與研究來加以揭示和驗證。然而，在深入探討英國小說藝術的具體特徵與美學價值之前，很有必要對其歷史概貌和演化過程作一番簡要的概述。

作為一種公認的敘事性散文文學體裁，英國小說已經具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從理論上講，英國小說形成之日，便是其藝術問世之時。當然，小說藝術被作家接受並得到讀者的理解和評論家的認可需要一個過程。但迄今為止，西方評論家對英國的第一部小說究竟始於何年及出於何人之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說是塞繆爾·理查遜（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的書信體小說《帕梅拉》（Pamela, 1740），有人說是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冒險小說《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 1719），也有人說是約翰·班揚（John Bunyan, 1628-1688）的宗教寓言小說《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上集1678，下集1685）。其實，早上16世紀末的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小說已端倪可察。當時，約翰·黎里（John Lyly, 1554?-1606）、菲利普·錫德尼（Philip Sidney, 1554-1586）、羅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 1558-1592）和托馬斯·納什爾（Thomas Nashe, 1567-1601）等一群畢業於牛津和劍橋的才華溢的「大學才子」（University Wits）對詩歌一統天下的局面進行反駁。在文藝復興運動的鼓舞下，他們對小說這種新的文化體裁進行了大膽的實踐和探索，並開始採用風格典雅和雕琢華麗的散文語言創作敘事性作品，從而翻開了英國小說歷史的第一頁。黎里的《尤弗伊斯》（Euphues, The Anatomy of Wit, 1579）、錫德尼的《阿卡鍬亞》（Arcadia, 1590）、格林的《潘朵斯托》（Pandosto: The Triumph of Time, 1588）、納什爾的《不幸的旅行者》（The Unfortunate Traveler, 1594）和托馬斯·迪羅尼的《紐伯雷的傑克》（Jack of Newbury, The Famous and Worthy Clothier of England, 1597）等作品都體現了小說的藝術特徵。它們不僅在題材上變化顯著，而且在形式、結構和語言上同當時的詩歌和戲劇大相徑庭，已經成為一種新興的、頗有發展潛力和備受讀者青睞的文學體裁。這些作品大致可分為羅曼司和現實小說兩大類，從各個側面反映了伊麗莎白時代的社會生活。當時英國的散文敘事作品似乎獲得了一種嶄新而又絢麗的文體，盡管它作為敘事文學還顯得不夠成熟。然而，「這類作品在當時與那些適應飄忽不定的語言和讀者見面時肯定具有近似於魔術般的效果，因為它不受音步的限制。」②顯然，16世紀末的「大學才子」是英國小說的開拓者和創始人。盡管16世紀末在英國文壇勃然興起的「小說熱」只延續了大約二十年時間，但「大學才子」們的創作實踐為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17世紀是英國多事之秋，政局動盪，社會混亂，民不聊生。英國小說的發展勢頭受到了極大的遏制。隨著「大學才子」們的相繼去世，曾經風行一時的英國小說開始峰迴路轉，步履維艱。那些不喜歡或不擅長寫散文故事的作家便熱衷於撰寫具有說教意義或喻世內容的散文。「他們放棄敘事文學並隨後轉向撰寫一系列具有說教性質的文章，這表明了他們的自我封閉和缺乏傳遞任何戲劇效果的能力。」③在沉寂了半個多世紀之後，英國小說在約翰·班揚的努力下東山再起。然而，班揚似乎是17世紀英國文壇的一位孤獨的長跑者。他的《天路歷程》雖然在當時頗有影響，但這並沒有造就一批新的小說家，也沒有使小說取代詩歌的地位。盡管如此，班揚對小說藝術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巧妙地採用夢境來反映現實，並使一個看來純屬虛構的宗教寓言折射出廣泛的象徵意義。雖然，在英國小說尚未告別雛形期之際，班揚的藝術構思及其對小說篇章結構的駕馭能力體現了一定的前瞻性，並且對英國小說的全面崛起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此外，17世紀的英國文壇上還出現了不少所謂的「性格特寫」。這些用散文寫成的作品不僅生動地描繪了當時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而且還詳細地剖析了各種人物的性格特徵。「性格特寫」是17世紀的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處於低潮時期的一種獨特的文學體裁，其描寫手法十分巧妙，且入木三分，常常令讀者回味無窮。盡管「性格特寫」還不能被歸在小說之列，但它們對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曾產生過一定的影響。毫無疑問，班揚的小說創作及其同時代作家的「性格特寫」使步履維艱的英國小說面臨了新的挑戰和機遇。

18世紀是英國小說全面崛起的時代，也是小說藝術取得長足進步的時代。享有「英國現實主義小說之父」稱號的丹尼爾·笛福在他的長篇小說《魯濱遜漂流記》中生動地表現了英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創業意識和冒險精神，並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當時中小資產階級理想中的英雄人物的形象。「笛福的哲學觀念與17世紀的英國經驗主義者們十分吻合，他比以往的作家更加完整地表現了各種個人主義的東西。他的作品獨特地展示了各種形式的個人主義同小說的興起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在他的第一部小說《魯濱遜漂流記》中得到了明顯而又完全的顯示。」④笛福的其他幾部小說不僅涉及一系列現實問題，而且也展示了現實主義的藝術特徵，他筆下的人物大都是處於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英國小資產階級的化身。引人注目的是，笛福在《魯濱遜飄流記》中成功地採用了「自傳性回憶」（autobiographical memoir）的手法來表現主人公的冒險經歷。這種創作手法不僅是對當時在英國較為流行的懺悔性自傳的一種挑戰，而且也超越了以往的小說形式，因而對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在18世紀的英國文壇上，「第二種建立在『老式櫟木櫃子』上的小說是書信小說或書信體小說（the epistolary novel），其作者彷彿是一位不知怎麼被他弄到手的一大堆書信的編輯。」⑤早在1683年，英國女作家阿弗拉·班恩（Aphra Behn, 1640-1689）便創作了第一部英語書信體小說《一名貴族與他妹妹之間的情書》（Love-letters Between a Nobleman and His Sister）。然而，真正使書信體小說發展成為一種文學樣式並使其廣為流傳的無疑是塞繆爾·理查遜。他的三部書信體小說《帕梅拉》（Pamela, 1740）、《克拉麗莎》（Clarissa, 1748）和《格蘭狄森》（Grandison, 1754）在當時幾乎家喻戶曉。書信體小說的問世對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不但進一步豐富了小說的敘述形式，而且也使作者的角色發生了變化。不僅如此，書信體小說使人物更加貼近讀者，真實地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動與情感變化，給人一種前所未有的即時感與現實感。正如一位英國批評家指出：「人們覺得這種小說形式具有兩個潛在的作用，即令人印象深刻的即時性和對心理現實乃至意識流的探索。」⑥毫無疑問，理查遜的創作實踐在英國小說藝術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給後來那些致力於小說實驗與革新的作家留下了極大的想像空間。

18世紀，英國現實主義小說發展迅猛。當時，英國的「大多數圖書館收藏各種文學作品，但小說通常被認為是主要收藏對象。毫無疑問，這便導致了閱讀該世紀中出版的小說的人數顯著增加。」⑦英國文壇相繼涌現了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 1707-1745）、勞倫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和簡·奧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等優秀作家。作為一種生動、全面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樣式，小說在英國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其地位和影響首次超過了詩歌和戲劇。與此同時，英國的小說藝術也日趨成熟。「我們對『小說』這個術語的使用直到18世紀末才算真正確立。」⑧斯威夫特別出心裁地創作了一部令人捧腹卻又引人深思的《格列佛游記》（Gulliver』s Travels, 1726）來針砭時事，嘲諷現實，開創了英國小說諷刺藝術的先例。菲爾丁所創作的一系列反映社會生活的長篇小說不僅體現了較為熟練的謀篇布局的能力，而且還反映出他對傳統史詩藝術的巧妙運用。菲爾丁既模仿古典史詩的敘事手法，又刻意改變史詩通常具有的嚴肅性和悲劇色彩，在其小說中不時摻入富於喜劇色彩的成分，從而使其小說成為所謂的「散文式喜劇史詩」（comic epic in prose）。難怪「理查遜和菲爾丁兩人都認為自己是一種新的文學樣式的倡導者，他們都將自己的作品看作是對陳舊的傳奇小說的一種決裂。」⑨通常被稱為感傷主義作家的勞倫斯·斯特恩無疑是18世紀英國小說最傑出的革新家。當英國小說還只是像一棵嫩綠的幼苗企盼呵護的時候，斯特恩似乎已經對小說的現存模式感到不滿。他義無反顧地對小說形式進行了重大的改革。在《項狄傳》（Tristram Shandy, 1759-1767）中，他首次打破了傳統小說的框架結構，摒棄以鍾表時間為順序的創作方法，以一種全新的小說文本來描述主人的內心世界。不言而喻，斯特恩的文學實驗為英國小說藝術增添了新的活力，並且使小說形式進一步朝著多樣性與靈活性的方向發展。值得一提的是，在18世紀的英國文壇上還涌現了一位出類拔萃的女作家簡·奧斯丁。她的小說在質量上與同時代的任何男性作家相比都毫不遜色。她不僅善於運用諷刺手法和機智的對話來表現主題，而且還能巧妙地利用少量的人物和有限的地域背景來展示廣闊的生活圖景。「在簡·奧斯丁的藝術中有些東西是具有永恆價值的。」⑩就總體而言，18世紀的小說家大都從英國的現實社會中攝取創作素材，展示了一幅幅生動逼真的生活畫面，塑造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通過他們的大膽探索與實踐，英國小說不僅更加生機勃勃，而且在藝術上也日趨成熟。

19世紀，英國小說步入了繁榮昌盛的時代，其藝術形式和創作手法也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與發展。19世紀初，隨著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席捲整個歐洲大陸，英國文壇出現了一批優秀的歷史小說和冒險小說，其代表人物是沃爾特·司格特（Walter Scott, 1771-1832）。他一生創作了三十多部長篇小說，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示了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盡管司格特對小說藝術革新的貢獻十分有限，且被當今不少學者視為一名過時的「歷史人物」，但他洋洋灑灑的歷史小說和傳奇作品已經成為英國文壇的一個不可忽略的文學景觀，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英國小說的地位，使之變得更加體面，更加可敬。

自19世紀中葉起，英國小說在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等優秀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呈現出空間繁榮的景象。據史料記載，從1837年到1900年，大約有六萬部供成人或青少年閱讀的小說在英國各地出版。也許有七千個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有理由自稱為小說家。當然，在藝術上取得成就並且載入史冊的人為數不多。狄更斯和薩克雷（William M. Thackeray, 1811-1863）在小說的情節安排和語言藝術方面均體現出很高的造詣，使長篇小說更具可讀性和趣味性。勃朗特姐妹（Charlotte Bronte, 1816-1855; Emily Bronte, 1819-1848）對人物形象的刻畫有獨到之處，而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則將人物的心理現實描繪得淋漓盡致。19世紀下半葉是英國殖民主義統治由盛轉衰的時期，也是英國社會矛盾重重，政局動盪、道德沉淪、貧富沖突嚴重以及勞資糾紛加劇的時期。所有這些自然在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狄更斯與其同時代的作家參及後來的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懷 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現實主義為創作原則，對英國社會的種種弊端和邪惡進行了無情的暴露。這便是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批判現實主義。應當指出，19世紀的現實主義小說不僅在題材上具有極強的現實性，而且在人物塑造方面也體現了平民化的傾向。通常，19世紀的現實主義小說在時間與空間上遵循唯理主義的原則，在故事情節上注重趣味性與可讀性，並且在形式結構上講究精裁密縫，嚴謹合理。就此而言，19世紀的現實主義小說不僅代表了16世紀末以來英國小說藝術的精華，而且也是歷代小說家集體智慧的結晶。馬克思曾對狄更斯等現實主義作家給予高度的評價：「他們以明白曉暢和極為動人的描寫向世界提示了政治的和社會的真理，比起所有的政治家、理論家和道德家合起來所做的還要多。」⑾

20世紀是英國小說藝術變化最大、創作技巧發展最快的時期。隨著世界經濟、科技與文化的飛速發展和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矛盾的進一步激化，整個西方文壇發生了一場驚世駭俗的文學大地震。20世紀初，由於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 1867-1933）和貝內特和新的現實面前依然竭力效仿傳統小說的模式，因此他們對表現日趨復雜的現代經驗和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已經力不從心。顯然，當時的英國小說步履維艱，其形式的改革和藝術的更新已經勢在必行。一些思想前衛、崇尚革新的青年作家似乎意識到了英國小說所面臨的困境與考驗，並試圖捕捉能導致英國小說實現重大突破的良機。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和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等早期現實主義作家在追求小說藝術革新的過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們向世人推出了一系列令維多利亞時期的藝術前輩刮目相看的新型小說，這使一部分崇尚現代主義精神的青年作家備受鼓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現代主義思潮席捲英國，幾乎顛覆了其固有的文化基礎，並使整個文學傳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沖擊。當時，英國百姓隨時都能聽到「立方主義」、「非洲雕塑」、「新戲劇」、「後印象主義繪畫」和「維也納心理學」等時新名詞。著名意識流小說家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曾撰文指出：「1910年12月左右，人性變了……人的一切關系都在變化——主僕關系、夫妻關系、父母同子女的關系。當人際關系發生變化時，宗教、行律響徹整個愛德華時代之際，英國小說也對現代經驗和現代意識作出了積極的反應與相應的自我調整。正當不少恪守傳統的現實主義作家在紛亂復雜的現實面前顯得無所適從時，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D. H.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等一批主張走文學改革道路的青年作家則看到了未來小說文本不斷走向開放與多元的發展趨勢。他們勇敢地面對挑戰，及時抓住機遇，積極投身於小說形式的革新和藝術的改造，從而使英國小說發生了質的變化。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小說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急速地跑了一陣子，其藝術形式也顯得琳琅滿目，精彩紛呈。1922年，喬伊斯的意識流小說《尤利西斯》（Ulysses）問世，從而將英國小說的革新運動推向了高潮。西方不少評論家認為，《尤里西斯》不僅包含了幾乎所有的新潮手法，而且代表了英國現代主義小說藝術的最高成就。像喬伊斯一樣，伍爾夫也致力於小說形式的實驗與革新，對如何處理現代小說的框架結構和時間問題以及如何表現人物意識均作了大膽的嘗試，成為英語意識流小說的另一位重要代表。勞倫斯是自亨利·詹姆斯之後的又一位重要的心理小說家。盡管他的創作風格同喬伊斯和伍爾夫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別，但他獨特的審美意識、對人類的性經驗和心靈的黑暗王國的探索以及他那充滿肉體感的語體使其成為一名與眾不同的現代主義小說家。不言而喻，英國現代主義小說的全面崛起不僅為世界文學歷史增添了極其輝煌的一頁，而且也極大地豐富了英國小說的藝術表現力，並有力地促進了小說藝術的發展。

現代主義小說藝術充分展示了現代派作家強烈的改革意識和巨大的創作潛力，同時也體現了小說現代化和多元化的特徵。它代表了一種新的審美意識和價值觀念，反映了一種逆傳統而動的求變心理。在題材上，現代主義小說注重提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反映人物的孤獨感、異化感乃至病態心理。在形式上，現代主義小說充分體現了多樣性和靈活性的特點。現代派作家淡化小說的情節，不再試圖敘述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而是在作品中追求一種藝術上完美和諧的「圖式」和耐人尋味的深層結構。在這種「圖式」里，有序的時間、空間、因果關系和邏輯原理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飄忽不定的意識、紛繁復雜的形象和支離破碎的生活鏡頭。在技巧上，現代主義小說追求標新立異。現代派熱衷於採用熟經叛道的藝術手法來表現瞬息萬變的精神世界和混亂無序的現實生活，如視角轉換、內心獨白、自由聯想，時空跳躍、蒙太奇、夢境與幻覺以及看上去雜亂無章的表層結構和朦朧晦澀的敘述筆法等等。所有這些都構成了現代主義小說藝術革新的重要標志。總之，現代主義小說藝術既是離經叛道的藝術，又是生機勃勃的藝術，同時也是富於極強表現力的藝術。這種藝術在英國小說藝術史上不但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是無與倫比的。它拓寬了英國小說的發展空間，促進了小說文本現代化和多元化的進程，並且使這一文學樣式達到了更加成熟與完美的境地。

引人注目的是，英國現代主義小說在20年代達到巔峰期之後由盛轉衰，開始退潮，而被冷落了多年的現實主義小說則卷土重來，並再次成為英國文壇的主流。30年代至50年代是現實主義小說全面回潮的時期。顯然，這次回潮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和特殊的歷史背景。30年代至50年代是一個危機四伏、動盪不安的時期。30年代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40年代的二次大戰和兵荒馬亂以及50年代的社會矛盾和精神危機不僅是現實主義小說東山再起的外部原因，而且也在這些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就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現實主義小說中有兩類作品較為引人注目：一是社會諷刺小說，二是由多卷組成的系列小說或「長河小說」（river novel）。應當指出，30年代至50年代的現實主義小說與世紀初高爾斯華綏等作家的小說相比，在藝術上更加成熟，在形式上也更加完善。盡管這一時期的現實主義作家不像現代派作家那樣關注小說藝術的改革和創作技巧的翻新，但他們卻十分樂意藉助某些富有生命力的現代主義手法來反映主題。此舉不僅取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而且也為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小說在藝術上取長補短、相得益彰找到了一條途徑，從而使小說藝術更加豐富與完善。引人注目的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等諷刺作家不約而同地繼承和發揚了由18世紀大文豪喬納森·斯威夫特開創的諷刺文學的傳統。他們的小說以冷嘲熱諷乃至黑色幽默般的筆解描繪了兩次大戰期間英國社會的動盪不安和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30年代至50年代在英國文壇較為流行的另一種小說樣式便是安東尼·鮑威爾（Anthony Powell, 1905- ）等作家創作的「長河小說」。它與傳統的長篇歷史小說或高爾斯華綏的世系小說具有很大的區別。它雖然由多部小說組成，但往往描寫一個故事而不是多個故事；它提示的不是一個家庭或地區的變化，而是一個中心人物的經歷與情感生活。就總體而言，30年代至50年代的現代主義小說不僅是這個時代的必然產物，而且也在英國小說藝術史上擁有一席之地。

自20世紀下半葉起，英國小說在藝術形式上呈現出兼容並蓄和多元發展的趨勢。在英國文壇上，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包括後現代主義）兩股文學潮流分庭抗禮，此起彼伏，但又不時互相融合，交錯重疊。正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 1904-1991）等現實主義作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努力反映當代英國社會的種種矛盾與弊端時，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繼承了喬伊斯等作家開創的現代主義事業，對小說藝術作了進一步的探索與實驗。貝克特成功地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反小說」（antinovel）特徵的「荒誕小說」，為後現代主義小說藝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自60年代起，具有後現代主義藝術傾向的小說在英國文壇競相問世，其代表作家有勞倫斯·達雷爾（Lawrence Durell, 1912-1990）、約翰·福爾斯（John Fowles, 1926- ）和B. S. 約翰遜（Bryan Stanley William Johnson, 1933-1973）等。這些作家大都試圖採用新的語言體系來創造一個小說世界，並使自己的小說成為一個獨立的反身文本。他們往往藐視因果關系，反對邏輯原則和藝術形式的統一，而是強調文本結構的無序性和混沌性以及意義的不確定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的小說體現的不是認識論或反映論而是本體論的哲學觀念，同時也反映了當代一部分作家用於質疑並試圖解釋包括文學在內的人類本體狀況的一種文化觀和藝術觀。

引人注目的是，當代英國文壇上涌現了一批才華橫溢而又精力充沛的年輕作家。他們樂於進取、博採眾長、不落俗套、推陳出新，顯得異常活躍。他們雖然還未能被載入史冊，但已經鋒芒畢露，令人刮目相看。在英國小說藝術不斷走向現代化和多元化的時代，當代英國作家正在努力探索，大膽實踐，決心為21世紀英國小說藝術的可持續發展添磚加瓦。然而，在當代英國文壇上，不少文化人正在對後現代主義之後的小說藝術和文本模式爭論不休。他們急切地想知道新世紀的英國小說究竟何去何從。與此同時，不少「無紙傳播」時代的寫手們在網上信筆塗鴉，隨心所欲乃至胡鬧式地製作新興文學快餐來滿足成千上萬衣著新潮、充滿活力的「新人類」的胃口。當然，其中也有一些思想前衛的作家試圖在信息時代尚未消失之前創作具有長久和穩定價值的「網路小說」。顯然，這種多極聯動和多元並存的現象將成為21世紀英國小說藝術發展的基本態勢。

縱觀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它始終處於變化之中，並對種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現實和讀者趣味作出了及時的反應。四百年來，隨著科學技術和社會生活的不斷發展，英國小說從內部結構到外部形式均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其藝術也一再得到優化與升華。英國小說藝術體現了極強的生命力。它從文藝復興時期的襁褓中發育成長，經過了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學浪潮的洗禮或沖擊，以堅定自信的步伐跨入了新世紀和新千年。時至今日，英國的小說藝術已經發展到了高度成熟和相當完美的階段，與其四百年前的雛形相比有著天壤之別。從某種意義上說，英國小說藝術的變化與發展同詩歌或戲劇藝術相比更加引人注目，更加令人贊嘆。它雖起步較晚，但它不僅能與歷史和社會的發展同步，而且還體現出強烈的時代氣息，並生動地反映了英國社會的動盪與變遷。縱觀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以下四個特點：

第一，英國小說藝術在其四百多年的發展道路上體現了一種自信而又自得的單獨走向。自16世紀末以來，它不但經歷了從雛形、崛起、成熟、繁榮、革新到多元的演變過程，而且還充分展示了它的英國特色、英國特點、時代特徵和作家特長。盡管文學藝術沒有國界，且難免要受到鄰國和異域文化思潮的影響，但隨著英國殖民統治的不斷強化和英語國際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英國小說家們逐漸變得更加自信與自得。自18世紀起，英國小說已經擺脫了歐洲鄰國各種文學樣式的影響，呈現出獨善其身、獨領風騷且又加劇進化與演變的發展態勢。正如一位西方評論家所說：「法國征服者在一件事情上完全失敗了；他們在中世紀未能成功地使在法國已經十分流行的短篇散文故事根植於英國的土壤。」⒀不言而喻，英國小說既是本國社會演變的必然產物，又體現了自身的發展規律和藝術特徵。而這種規律與特徵在別國小說史上是難以尋覓的。平心而論，在別國的小說史上既很難找到像笛福、理查遜、斯特恩、斯威夫特、狄更斯、詹姆斯、勞倫斯、喬伊斯、伍爾夫和貝克特這樣獨具一格的小說家，也難以見到像《魯賓遜漂流記》、《帕梅拉》、《項狄傳》、《格列佛游記》、《荒涼山莊》、《淑女畫像》、《虹》、《尤利西斯》、《達羅衛夫人》和《莫洛伊》（三部曲）那樣的小說。這些作家和作品不僅具有明顯的英國特色，而且體現了與眾不同的小說藝術。顯然，英國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現實、生活氣息、文化氛圍和語言特徵對其小說藝術的單獨走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第二，英國的小說樣式精彩紛呈，藝術門類豐富齊全。作為一種反映生活的藝術工具，小說在英國經歷了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原始到成熟的發展過程，其作品樣式也隨之日益增

Ⅳ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的發展歷史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的，堅守認真、嚴正而穩健的「持重」風格，開展多元開放的學術交流，努力推動學科建設與學術發展。自成立以來，已經召開過9屆年會、8次以學術研討為主要內容的理事會與3次創新座談會，圍繞著「新時期的現代文學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回顧」、「新文學的評價標准」、「左聯與左翼文學」、「40年代文學與『十七年文學』」、「趙樹理與三農文學」等議題展開研討。並於1979年創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先後與北京出版社、中國現代文學館合編，迄今已經出版百餘期，刊發了3000餘篇文章，在培育學術新人、推進學科發展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還編輯出版了《在東西古今的碰撞中——對「五四」新文學的文化反思》等學術著作。在幾代會員的努力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不僅以豐碩的成果顯示出自身走向成熟的豐姿，而且不斷地為海內外學術界提供富於價值的話題，有的會員還在跨學科研究（如詩學、敘事學、古代文學、比較文學、思想史等）中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績。
為鼓勵學術創新、促進學術繁榮，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在樊駿先生等人的慷慨贊助下設立王瑤學術基金，於2000年5月設立王瑤學術獎。此獎評定周期為四年一屆，迄今已評過兩屆。

Ⅵ 概述40年代國統區、上海「孤島」、解放區、淪陷區等的文學發展狀況以及特點

國統區文學是指國民黨統治區之內的文學創作。它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不同的階段其創作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學特徵。首先是從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期間，出現了大量以救亡宣傳動員為中心的題材，文學創作則以昂揚激憤的英雄主義為基本基調。第二，武漢失守之後，抗戰進入了相持階段。其間的文學創作也轉為正視殘酷的戰爭和黑暗的現實，開始批判現實的艱難，探尋知識分子的歷史道路。第三，抗戰後期到解放戰爭時期為第三階段，這一時期開始了大量的以批判、諷刺為主的文學作品。
與國統區文學不同的是解放區文學，它以對新社會制度、解放區的人民、士兵、幹部為描述對象，運用明朗樸素的基調探求文學的民族化和大眾化。
孤島文學是指上海淪陷成為「孤島」之後，那些留在上海租界的作家們所創作的配合抗日救亡運動的作品。
淪陷區文學是指淪陷區的作家在艱難的環境下進行的創作。他們的創作分為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富於鄉土氣息的現實主義作品，一部分則對人的日常平凡生活的重新肯定與發現。
在整個四十年代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趙樹理、張天翼、錢鍾書、張愛玲、孫犁、周立波、艾青、穆旦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則是錢鍾書的《圍城》。
錢鍾書（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清宣統二年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生於江蘇無錫。一九九八年病逝於北京。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研究家。
他創作的《圍城》通過主人公的漂泊遷徙，為我們描繪出了學銜和舊學問錯綜時期新儒林的眾生相。諷刺了當時高級知識分子病態的精神特徵，探詢了人生的根本問題。
《圍城》這部作品在藝術創作上也有著自己獨到的成就。首先，以人物行蹤的兩點雙線為寫作線索，採取大跨度的橫向移動結構；其次，使用了大量反仿、反諷、反論等與眾不同的諷刺手法。

Ⅶ 試從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各舉一種或幾種代表作，簡述現代婚戀題材文學的發展

你問的問題太大了，用論文形式來回答你，可以寫成幾本書。
簡單的說版，你讀一下現代文學史權，這個問題自然就了解了。現代婚戀題材文學的發展，我未做過專門的研究。但現代文學，總體上是以單一的政治視角為主線的，婚戀題材在現代文學史中，應該是缺失的部分。七十年代未期以後，進入了當代文學新時期，蘇童，鐵凝，王安憶，舒婷等等作家，才開始了對婚戀題材的描寫

Ⅷ 英國古典文學史的發展歷程

一、中世紀文學

古英語文學英格蘭島的早期居民凱爾特人和其他部族,沒有留下書面文學作品。5世紀時，原住北歐的三個日耳曼部落——盎格魯、撒克遜和朱特——侵入英國，他們的史詩《貝奧武甫》傳了下來。詩中的英雄貝奧武甫殺巨魔、斗毒龍，並在征服這些自然界惡勢力的過程中為民捐軀。它的背景和情節是北歐的，但摻有基督教成分，顯示出史詩曾幾經修改，已非原貌。按照保存在一部10世紀的手抄本里的版本來看，詩的結構完整，寫法生動，所用的頭韻、重讀字和代稱體現了古英語詩歌的特色。

6世紀末,基督教傳入英國，出現了宗教文學。僧侶們用拉丁文寫書，其中比德所著的《英國人民宗教史》(731年完成)既有難得的史實,又有富於哲理的傳說，受到推崇，並譯成了英文。

此後，丹麥人入侵，不少寺院毀於兵火，學術凋零。9世紀末,韋塞克斯國王阿爾弗雷德大力抗丹，同時著手振興學術，請了一批學者將拉丁文著作譯為英文，並鼓勵編寫《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這是用英國當地語言寫史的開始。

中古英語文學1066年諾曼人入侵，帶來了歐洲大陸的封建制度，也帶來了一批說法語的貴族。古英語受到了統治階層語言的影響,本身也在起著變化,12世紀後發展為中古英語。文學上也出現了新風尚，盛行用韻文寫的騎士傳奇，它們歌頌對領主的忠和對高貴婦人的愛，其中藝術性高的有《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它用頭韻體詩寫成，內容是古代亞瑟王屬下一個「圓桌騎士」的奇遇。

14世紀後半葉，中古英語文學達到了高峰。這時期的重要詩人喬叟的創作歷程，從早期對法國和義大利作品的仿效，進到後來英國本色的寫實，表明了英國文學的自信。他的傑作《坎特伯雷故事集》用優美、活潑的韻文，描寫了一群去坎特伯雷朝聖的人的神態言談；他們來自不同階層和行業,各人所講的故事或雅或俗,揭示了多方面的社會現實。同時，還有教會小職員蘭格倫寫的頭韻體長詩《農夫皮爾斯》(一譯《農夫彼得之夢》)，用夢幻的形式和寓意的象徵，寫出了1381年農民暴動前後的農村現實，筆鋒常帶嚴峻的是非之感。同樣宣洩下層人民情緒的還有民間歌謠，它們往往是在長時間的口頭流傳之後才寫定的，其中最初見於15世紀抄本的羅賓漢歌謠，描繪了一群農民劫富濟貧、打擊教會僧侶和執法吏的事跡，傳誦至今。

二、文藝復興時期文學16世紀，由於新航路發現後海外貿易發達，英國國力逐漸充實，民族主義高漲，1588年一舉擊敗大陸強國西班牙派來入侵的「無敵艦隊」。文化上也出現了一個活動頻繁、佳作競出的文藝復興局面。

一如在14世紀的義大利，文藝復興在英國是以重新發現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開始的。大學里恢復了古希臘語的教學，接著出現了規模宏大的翻譯活動，眾多的學者、作家將古代希臘、羅馬和近代意、法等國的學術和文學名著譯成了早期近代英語。哲學家、教育家、歷史家、政治家、宗教人士紛紛從事著述，用不同方式表達了人文主義思想，其中有托馬斯·莫爾用拉丁文寫的《烏托邦》(1516)。這部作品借一個旅行者談海外見聞的方式，描繪了一個沒有私有制和宗教壓迫而崇尚學術的理想社會，而對為了能多產羊毛而大規模圈地、迫使貧苦農民流離失所的「羊吃人」的現實英國作了有力的譴責。

詩歌創作空前活躍，大批詩集出版，開一時風氣的重要詩選也陸續問世，其中《雜集》(1557)發表了華埃特和薩里兩人對於義大利十四行詩的仿作，使這一詩體在英國生根。到了90年代，錫德尼等著名詩人都出版了十四行詩集，雖然仍以歌頌愛情為主，卻能突破舊格局而注入新內容。比十四行更重要的還有其他詩體，或抒情，或敘事，或諷刺，或探討哲理，都有出色的代表作家，而成就最大的則數斯賓塞。他的主要作品《仙後》(1590～1596)規模宏大，內容豐富，利用中古騎士傳奇的體裁，以寓言為主要手法，在精神上卻反對天主教而歌頌作為英國民族象徵的伊麗莎白女王，傳達了正在興起的清教主義的嚴峻的道德觀，並且出之以優美而多變的韻文，使得斯賓塞不僅獨步當時詩壇，而且成為後世講究詩藝的作家所仰慕的「詩人的詩人」。

詩歌的成就還包括無韻體詩在劇本里的成功運用。詩同劇的結合產生了這一時期文學最驕傲的成果：詩劇。從16世紀80年代起，詩劇作者們擺脫了中古神秘劇、奇跡劇、道德劇的宗教色彩和粗糙技巧，建立了一種生氣勃勃的新戲劇，敏銳、強烈地表達了時代精神，在藝術上作了多方面的大膽創新。第一個成功地使無韻體詩變成戲劇媒介的是馬洛。他用「壯麗的詩句」寫壯麗的人物，如《帖木兒》（1590）中的中亞大帝國的創立者和《浮士德博士的悲劇》(1604)中的追求無限知識的德國博士，同時又在《愛德華二世》（1594）里將一個國王的遭遇寫成了英國第一個歷史劇。馬洛早死，但是詩劇繼續成長，經過基德、格林、查普曼、德克、米德爾頓、馬斯頓、海伍德等人的創作實踐，題材擴大，技巧更趨成熟，至莎士比亞而集大成。

莎士比亞是演員和劇作家，一生寫了37部劇本。他博採眾長而又自有創造，在歷史劇、喜劇、悲劇、傳奇劇各方面都寫出了傑作。他的 9個歷史劇包括了從約翰王到亨利五世（亦即從13世紀初到15世紀末）之間連續300年的英國歷史,場面之大實屬空前，而作者也寫得波瀾壯闊,反封建、反內戰,熱情地歌頌了民族國家的形成。他的喜劇活潑多趣，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其中《仲夏夜之夢》（1596）和《皆大歡喜》(1600)又充滿浪漫詩情，令人神馳；《威尼斯商人》(1597)用生動的法庭對抗的場景提出了海外貿易和猶太人放高利貸等經濟問題；而結構完整、語言鋒利則又數揭露清教徒虛偽的《第十二夜》(1601)。他寫悲劇的天才首先見於《羅密歐與朱麗葉》(1595)，這個歌頌自由戀愛的劇本象朝露一樣新鮮，而一對純真青年的死又對封建門第的殘酷作了有力的控訴，為後來的西歐乃至世界的文學藝術提供了又一個有長遠吸引力的主題。1600年以後，他的思想更深刻，技巧也更老練，創作了一系列卓越的悲劇，其中《哈姆雷特》(1601)寫一個年輕的人文主義者面對邪惡勢力，在懷疑、猶豫之後終於為「重整乾坤」而獻出生命；《奧瑟羅》（1604）寫一個威尼斯的黑人大將雖然武功蓋世，卻仍然受到邪惡勢力的捉弄，以至親手殺了無辜的愛妻；《李爾王》(1606)寫一個國王在老年做了極不合情理的事，因此也受到極不合情理的對待,終於流落在民間,而在這過程中反而悟到了真理；《麥克白》(1606)則深入探索了野心的毀滅性，在充滿迷信和恐怖的氣氛里，作者卻讓他筆下的罪人不時剖析內心，沉思和反省給了這個悲劇以更大的深度。這一時期的作品標志著莎士比亞達到了他的戲劇藝術的頂點。以後他轉入傳奇劇的寫作，以寬恕和解為主題，其中《暴風雨》(1611)仍是有魅力的佳作。

在莎士比亞創作的末期，詩劇仍然繁榮，不僅有鮑蒙特與弗萊徹等人在寫傳奇劇，還出現了莎士比亞所未曾嘗試的社會諷刺劇，其代表作家是瓊森。他的最好的劇作是《狐狸》（1606年上演）和《煉金術士》（1610年上演），它們把17世紀初年倫敦社會上的騙子、方士、食客、盪婦、清教徒之流暴露得淋漓盡致，詩句也典麗有力。但瓊森後來為了投合宮廷所好而去寫假面劇。同時舞台上出現了韋伯斯特、特納等人寫的兇殺劇，他們以絕好的詩才而渲染色情和恐怖，詩劇的敗象已現。等到福特、修萊等人的劇本上演，不僅內容猥瑣，韻文也虛浮，深為在政治上日益強大、信仰清教主義的資產階級所不喜，他們所控制的國會於1642年通過法令，封閉了所有戲院。從16世紀興起的英國詩劇，在經歷了60年的光輝燦爛的成長過程之後，至此乃告衰竭。

文藝復興文學中還有豐富多採的散文作品。16世紀的英語雖然稍嫌蕪雜，卻十分富於表達力，敘事、狀物、寫景、辯難,無所不能,因此出現了各種風格的散文，繁麗工整如黎里的《尤佛伊斯》(1579～1580)，明白曉暢如納什的《不幸的旅人》（1594），綿密雅潔如胡克的《論教會政策的法則》(1594～1597)，簡約雋永如培根的《隨筆》(1597～1625)。上述黎里與納什二書也是原始形態的小說。此外還有德洛尼寫小城鎮手工業者的三本書，特別是寫鞋匠的《高貴的行業》(1600)，在細節的敘述上已接近後來的現實主義小說。正是由於這時英語表達力強，所以在大規模的翻譯活動中也產生了許多優秀的譯作，如諾斯所譯的普盧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比較列傳》(1579)和弗洛里奧所譯的蒙田的《隨筆集》(1603)。它們都是莎士比亞參考過的書。17世紀初最重要的譯作則是1611年由國王詹姆斯一世下令出版的英文《聖經》。它是47位學者集體翻譯的成果，吸收了以前英文譯本的優點，用詞純朴而富於形象，韻律也饒聲調之美，對後來的英語產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響。以上思想、學術、詩、詩劇、散文、翻譯等方面的活動成就卓越，尤以詩劇為最，使這一時期文學成為歐洲以至世界文學的高峰之一。

四、18世紀文學

18世紀前半葉，英國社會安定，文學上崇尚新古典主義，其代表者是詩人蒲柏。他運用英雄偶句體極為純熟，擅長寫諷刺詩，但以發泄私怨居多。表現出啟蒙主義精神的主要是散文作家，他們推進了散文藝術，還開拓了兩個文學新領域，即期刊隨筆和現實主義小說。

期刊文學是應廣大讀者的要求而興起。斯梯爾與艾迪生兩人有首創之功。前者創辦《閑談者》報 (1709～1711) ，後者繼出《旁觀者》報(1711～1712)，將街談巷議和俱樂部里的風趣幽默寫上了期刊。艾迪生的文筆尤見典雅。後來笛福、斯威夫特、菲爾丁、約翰遜、哥爾德斯密斯等名家都曾主編期刊或為期刊撰稿，可見此風之盛。由於他們的努力，英國式的隨筆得到進一步的提高，題材更廣泛，文筆也更靈活。

更具英國特色而又對歐洲大陸產生重大影響的則是散文小說。笛福的《魯濱孫飄流記》(1719)、《摩爾·弗蘭德斯》(1722)等書把水手和女僕當做英雄人物來介紹，細節寫得十分逼真，雖然書的結構鬆散，作者卻有娓娓動聽的說故事的本領，使讀者始終保持興趣。他的文字口語化，善於繪聲繪形，而又迅捷有力。這些特點，加上笛福對英國城鄉諸色人等的深刻了解，使他奠定了英國現實主義小說的基礎。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記》（1726）是以諷刺朝政、表現人類的丑惡為目的的寓言，然而作為故事，也是十分引人入勝。他把現實細節放在十分奇特的幻想的情景之中，而幻想也是正在發展中的英國小說所需要的。世紀中葉，理查遜用書信體小說細致地描寫遭遇不幸的少女的內心,以《克拉麗莎》(1747～1748)等大部頭小說感動了一整代英國和西歐的讀者，法國啟蒙思想家狄德羅稱之為偉大創造力的表現。但在菲爾丁的眼裡，理查遜只是市儈哲學的代表，於是他起而用仿作去諷刺之，其結果卻掌握了寫小說的藝術，於是有了他自己的創作，其中最受稱道的是《棄嬰托姆·瓊斯的故事》(1749)，它的人物、風景、場面都是典型的英國式的。作者歌頌真誠、熱心、忠實而又不受傳統束縛的青年男女，全書有一種爽朗、清新的空氣，而又結構完整，把現實主義小說推進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當時及稍後還有斯摩萊特、哥爾德斯密斯、斯特恩等人的小說，或擴充了題材，或實驗了新寫法，都有建樹，因此雖然世紀末出現了渲染神秘恐怖的「哥特小說」，但是現實主義已經成為英國小說中的主流，繼續向前發展。

菲爾丁的作品《棄嬰托姆·瓊斯的故事》插圖

出色的散文還見於其他文學品種。約翰遜的《詩人傳》(1779～1781)是傳記和文論的卓越結合，鮑斯韋爾的《約翰遜傳》(1791)開辟了傳記文學的新境界，伯克的《論美洲的賦稅》（1774）展示了政治講演術的力量，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1776～1788)更以其深刻的啟蒙主義思想和典麗的文筆成為全歐欽仰的史學傑作。

然而散文之勢雖盛，詩歌並未沉寂，不僅有世紀初的蒲柏和湯姆遜在創作，就是一些散文名家，如斯威夫特、約翰遜和哥爾德斯密斯，也善於寫詩。等到世紀後半葉，感傷主義抬頭，詩歌也復振，出現了揚格的《夜思》(1742～1745)和格雷的《墓園輓歌》(1750)等佳作，反映了英國許多人在產業革命加緊進行中所感到的痛苦和彷徨。珀西編的《英詩輯古》(1765)引起了對古民歌的愛好，於是仿作者有之，偽造者有之，形成一種對中世紀神往的風氣。這時從經濟不甚發達的蘇格蘭傳來了農民詩人彭斯的聲音,他既是舊民歌的整理者,又是新詩篇的創造者，而吟唱的內容則是愛情和自由、平等、博愛的新思想。後者正是法國啟蒙思想的結晶，在80年代之末導致了法國大革命。對這次革命的迎或拒，同情或反對，使英國散文作家發生了嚴重的分裂，但大多數詩人卻在革命初起的「黎明」時刻對人類的未來充滿了希望。在這樣的氣氛中產生了浪漫主義詩歌。

五、19世紀文學

浪漫主義詩歌的第一個大詩人是布萊克。這個靠鐫版謀生的手工匠人是法國革命的熱烈的擁護者，但又反對它的哲學基礎理性主義，所寫的詩也大異於18世紀的優雅含蓄,而著重想像力和神啟式的宗教感,初期的《天真之歌》(1789)寫得純真，《經驗之歌》(1794)寫得沉痛；後來詩風一變，轉而寫作篇幅巨大的長詩如《四天神》(1804)，其中有一套獨特的象徵和神話系統。

大學生華茲華斯和柯爾律治卻經歷了另一種變化，即從擁護法國革命變成反對,於是前者寄情山水,在大自然里找慰藉；後者神遊異域和古代，以夢境為歸宿。兩人的詩歌合集,題名《抒情歌謠集》,於1798年出版。兩年後再版，華茲華斯加了一個長序，認為「所有的好詩都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主張詩人「選用人們真正用的語言」來寫「普通生活里的事件和情境」，而反對以18世紀格雷為代表的「詩歌詞藻」。他進而論述詩和詩人的崇高地位,認為「詩是一切知識的開始和終結,它同人心一樣不朽」，而詩人則是「人性的最堅強的保護者，是支持者和維護者。他所到之處都播下人的情誼和愛」。

這一理論有足夠的實踐作為支持。華茲華斯的小詩清新,長詩清新而又深刻，他的十四行詩雄奇,他的《序曲》(1805)首創用韻文來寫自傳式的「一個詩人的心靈的成長」，無論在內容和藝術上都開了一代新風。柯爾律治另有特長。他的《古舟子詠》(1798)借用了一個充滿了奇幻之美的航海故事，探索了罪和贖罪的問題；他的短詩《忽必烈□》(1816)發掘了詩的音樂美和人心的聯想作用；他的理論著作《文學傳記》(1817)吸收了德國哲學家謝林的論點，對浪漫主義詩歌的特色，尤其是想像力在詩歌創作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精闢的論述，使他成為英國文學批評史上最敏銳的理論家之一。

然而這兩人的詩才在短期的閃耀之後相繼熄滅了，另一代詩人在1815年左右起來，把浪漫主義詩歌帶進了更廣闊的境界。拜倫、雪萊、濟慈三人各有特色，但是都忠於法國革命的理想。拜倫是出於對暴政的反感,雪萊是著眼於未來的理想社會，濟慈是由於憎恨這個使「青年臉色蒼白、骨瘦如鬼」的殘酷世界。在藝術上,他們都有重大的創新。拜倫在他的傑作《唐璜》(1818～1823)里一反歐洲舊傳說，把主人公從紈□子弟轉變成熱血青年,讓他兩度橫越歐陸,通過他的眼睛見證了又評論了廣闊的歐洲現實，而作者在本詩里對於口語體的運用又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拜倫詩如其人，始終為自由而斗爭，產生了超越英國和歐洲的文化和政治上的重大影響。雪萊的抒情詩情思專注而意境高遠，《西風頌》(1819)鼓舞了當時和後世的革命志士；他的哲理詩探討人類解放和理想的男女關系等重大問題，以議論入詩而詩句依然絢爛多采；他有志於復興希臘式的詩劇，在《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1820）里他師法埃斯庫羅斯而又不取其懦弱，重申人的復興的勝利，詩句挺拔，取得了輝煌成就。而濟慈，這個英年夭折的天才，在1819年一年之內，寫出了他幾乎全部最重要的詩篇：《心靈》、《夜鶯》、《希臘古瓮》、《秋頌》、《許佩里翁》,每一篇都使人感染到年輕詩人是怎樣不知疲倦地追求著美，然而這卻只使他更憬然於當時英國無處不見的丑，使他明白「只有那些把世界的苦難當作苦難，而且苦難使他們不能安息的人」才能達到藝術巔峰。正是這對於「世界的苦難」所感到的切膚之痛使得濟慈的詩篇不僅瑰麗，而且深刻。

這一時期詩歌還有司各特、克萊普、莫爾、坎貝爾、胡德等人的作品,總的成就是驚人的。英國文學史上,莎士比亞去世以後，沒有另外一個時期有這樣多的第一流詩人，創作了這樣大量的為後世所珍視的第一流作品。

浪漫主義也有著名的散文作家，如哈茲里特和蘭姆，前者的《時代的精神》（1825）是精闢的文論；後者的《伊利亞隨筆集》(1823)以其風趣、典雅得到了英國和世界無數讀者的欣賞。此外還有《一個英國鴉片服用者的自白》(1821)的作者德·昆西,《幻想的對話》(1824～1848)的作者蘭道爾,都講究風格,喜作「美文」。德·昆西還運用詞句的音韻，試圖在散文中造成詩的效果。與之成為對照的是平民政治家科貝特所寫的《騎馬鄉行記》(1830)，結合對民生疾苦的觀察和美好山水的感興，表明朴實有力的平易散文仍在發展。

散文的更大成就見於小說。原來以寫詩出名的司各特從1814年起寫了27部長篇歷史小說，用雄邁的文筆再現了蘇格蘭、英格蘭和歐洲歷史上的一些有突出意義的事件，包括人民起義、民族矛盾、宗教沖突和近代國家在反封建的斗爭中的建立，展示了歷史的進程，刻劃了眾多的英雄人物，留下了《威弗利》(1814)、《羅布·羅伊》(1817)、《米德洛西恩的監獄》(1818)、《艾凡赫》(1819)等名著，不僅創建了一個新的小說部門，而且對英、法、德、意、俄、美等國的小說寫作產生了影響。同樣有影響的，特別在英語國家的讀者當中，是女作家奧斯丁。她一共寫了6部小說,都以鄉下紳士家女兒的婚姻為主題，用筆細膩而略帶嘲諷，寫出了真愛情的可貴，偽善的可笑，創造了一類有見地、有個性的新的青年婦女典型，而小說結構勻稱，組織緊密，《傲慢與偏見》(1813)與《愛瑪》(1815)尤為精心之作。

小說在19世紀40至50年代得到更大的發展，這也是英國國內階級斗爭激化的時期。列寧稱為「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運動即憲章運動」帶來了憲章派文學。同時科學技術在加快發展，達爾文的劃時代的進化論給了傳統信仰以猛烈沖擊。在宗教界內部，出現了圍繞「牛津運動」的論爭。在政界和輿論界，圍繞穀物法和「英國現狀」問題展開了時間更長的論爭。論爭鍛煉了散文。正是在這個多事之秋，散文文學成果累累，卡萊爾的《法國革命》（1837）和《過去和現在》(1843)、麥考萊的《英國史》（1849～1861） 、羅斯金的《威尼斯之石》(1851～1853)、穆勒的《論自由》(1859)等便是明證。讀者層也在急劇擴大；不少新刊物問世，開始了逐期連載長篇作品的作法。

這樣的環境和氣氛使小說作者更加關心社會上的重大問題。狄更斯最初用幽默風趣的筆觸寫了《匹克威克外傳》(1837)，使人們感染到他的樂觀主義；而不過兩年，他就在《奧列佛·特維斯特》(1838)里寫孤兒的苦難和倫敦賊窟的黑暗；進入40年代，他又寫了一系列小說揭發崇拜金錢的罪惡後果，其中《董貝父子》(1848)尤為深刻；《大衛·科波菲爾》(1850)是一部充滿人世滄桑之感的成熟作品；接著而來的《荒涼山莊》(1853)、《艱難時世》(1854)與《小杜麗》（1857）則更見陰郁；《雙城記》(1859)強烈地譴責了法國貴族的殘酷，也表達了作者對於人民採取暴烈行動的戒懼；60年代的《遠大前程》（1861）寫的是前程渺茫，而《我們共同的朋友》(1865)則用巨大的垃圾堆來作英國社會的象徵。象徵手法的更多使用和對於小說結構的注意是他後期小說的特點，表示了他在小說藝術上的發展；然而他最吸引讀者的依然是他一貫保持的優點，即真實的細節與詩意的氣氛的結合，幽默、風趣與悲劇性的基本人生處境的結合,具體情節與深遠的社會意義的結合。這些結合,加上他對於語言的莎士比亞式的運用，使狄更斯的小說不僅內容豐富、深刻，而且以其藝術上的創新對歐洲現實主義小說的發展作出了獨特貢獻。

同樣關心社會問題但在范圍與寫法上不同於狄更斯的還有一大批別的作家。 薩克雷的《名利場》(1847～1848)是另一部有長遠吸引力的巨著,用文雅的筆法諷刺了上層社會的貪婪和欺詐，而他的《亨利·埃斯蒙德》(1852)則發揚了英國歷史小說的優良傳統。1847至1848年間是英國小說的「奇跡年」：除了狄更斯的《董貝父子》和薩克雷的《名利場》外，還出版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埃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蓋斯凱爾夫人的《瑪麗·巴頓》。更多女作家的出現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而她們各有特長：蓋斯凱爾夫人用同情的筆調寫工人斗爭；勃朗特姊妹一個把倔強、有個性的家庭女教師放在小說的中心，讓她對有錢的小姐們發出抗議的聲音；另一個則用熾熱的情感寫愛與恨的故事，以荒涼的約克郡的野地為背景，情節中充滿40年代特有的嚴厲性。稍後，另一個女作家喬治·艾略特寫了一系列剖析倫理問題的小說，其中充滿田野景色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是一動人的悲劇，而她的晚年作品《米德爾馬奇》(1871～1872)則又以缺乏愛情的痛苦的婚姻生活為中心，細致、深入地描寫了一整個小市鎮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此外，這一時期里還有迪斯雷利寫貧富對立的兩個英國的社會小說，里德和金斯利寫為社會改革服務的揭露小說，特羅洛普寫小鎮故事和以內閣和議會為中心的政治小說，科林斯寫對狄更斯也產生了影響的偵探小說，都留下了出色作品。進入19世紀的後30年，英國小說依然活力不衰，題材范圍繼續擴大。梅瑞狄斯的《利己主義者》(1879)細致地分析了英國紳士在婚姻問題上的虛妄的自信，而他的《維托利亞》(1867)和《克勞斯威的黛安娜》(1885)又描繪了一類參與政治斗爭的新女性；勞瑟福德在《皮市巷的革命》(1887)里寫相信「異議派」教義的手工業者，勃特勒在《眾生之路》(1903)里寫維多利亞時期中產階級的冰冷無愛的家庭生活，威廉·莫里斯在《夢見約翰·保爾》(1888)里懷念舉行1381年起義的壯士，又在《烏有鄉消息》(1891)里描繪他心目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吉卜林寫英國殖民者在印度的活動的小說和威爾斯的科學幻想小說也是19世紀末年的產物。小說的藝術性也有新發展：梅瑞狄斯的文采，勃特勒的犀利，莫里斯的用古樸以求新鮮,吉卜林的活潑和嘲諷,都使英國小說更加豐富多采。

六、20世紀文學

20世紀文學的第一個成就是戲劇創作上的突破。首先是愛爾蘭人蕭來到倫敦，用潑辣的劇評為易卜生所代表的歐洲現實主義新戲劇打開局面，接著又在自己的創作里巧妙地把它同阿里斯托芬以來的歐洲古典喜劇傳統結合起來，寫出了51個劇本，其中有《華倫夫人的職業》(1894)、《人與超人》(1903)、《英國佬的另一個島》(1904)、《巴巴拉少校》(1905)、《皮格馬利翁》(1913)、《聖女貞德》(1923)、《蘋果車》(1929)等名作，它們或是辯論社會問題，或是發表新穎思想，但都給觀眾以高尚的藝術享受。蕭的出現使過去一百年英國戲劇不振的局面根本改觀。

Ⅸ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歷程

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可分為四個時期：20世紀前20年。是中國近內代文學研究的第容一時期。此20年間，中國文學的發展正經歷著由古典向現代的艱難蛻變。對鴉片戰爭以來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孰短孰長的文學批評，對現階段正在進行的文學革新見仁見智的評論，便形成了最為初期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初期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與近代文學的發展同步進行，在成果形式上，以傳統的序跋、評點、詩話、詞話等文學批評方式為主。20世紀20至40年代，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第二時期。這三十年間的研究工作，在
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史上，可以稱作是現代學術體系建立時期。隨著五四新
文學序幕的揭開，中國近代文學的發展成為一段相對固定的歷史。五四之後的學者對這
段文學發展歷史的研究思考，逐漸擺脫了傳統的序跋、詩話、論文的評論方式，而推出
了一系列的研究論著。在這些論著中，史的意識得到強化，近代文學研究的基礎在這一
時期得以奠定。

Ⅹ 40年代文學特徵。要總概括的，300-500字左右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作了題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試圖創造出符合本階級要求的新型文藝。
在當時戰爭環境和政治格局的影響下，出現了國統區文學、解放區文學、孤島文學、淪陷區文學等不同政治區域的文學。
其中，國統區文學是指國民黨統治區之內的文學創作。它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不同的階段其創作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學特徵。首先是從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期間，出現了大量以救亡宣傳動員為中心的題材，文學創作則以昂揚激憤的英雄主義為基本基調。第二，武漢失守之後，抗戰進入了相持階段。其間的文學創作也轉為正視殘酷的戰爭和黑暗的現實，開始批判現實的艱難，探尋知識分子的歷史道路。第三，抗戰後期到解放戰爭時期為第三階段，這一時期開始了大量的以批判、諷刺為主的文學作品。
與國統區文學不同的是解放區文學，它以對新社會制度、解放區的人民、士兵、幹部為描述對象，運用明朗樸素的基調探求文學的民族化和大眾化。
孤島文學是指上海淪陷成為「孤島」之後，那些留在上海租界的作家們所創作的配合抗日救亡運動的作品。
淪陷區文學是指淪陷區的作家在艱難的環境下進行的創作。他們的創作分為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富於鄉土氣息的現實主義作品，一部分則對人的日常平凡生活的重新肯定與發現。
在整個四十年代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趙樹理、張天翼、錢鍾書、張愛玲、孫犁、周立波、艾青、穆旦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則是錢鍾書的《圍城》。
錢鍾書（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清宣統二年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生於江蘇無錫。一九九八年病逝於北京。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研究家。
他創作的《圍城》通過主人公的漂泊遷徙，為我們描繪出了學銜和舊學問錯綜時期新儒林的眾生相。諷刺了當時高級知識分子病態的精神特徵，探詢了人生的根本問題。
《圍城》這部作品在藝術創作上也有著自己獨到的成就。首先，以人物行蹤的兩點雙線為寫作線索，採取大跨度的橫向移動結構；其次，使用了大量反仿、反諷、反論等與眾不同的諷刺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