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隋唐時期的時代背景 從政治、經濟、文化方面
隋朝 公元581年由楊堅建立，定都大興城，589年隋朝滅陳朝，統一全國，公元618年，李淵廢隋恭帝楊侑自立為帝，建立唐朝，隋朝滅亡。
政治：公元581年二月，北周靜帝禪讓帝位於楊堅，北周覆亡。楊堅定國號為「隋」，定都大興城。隨後於589年南下滅陳朝，統一中國，結束了自西晉末年以來長達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初創三省六部制，完善於唐朝，鞏固中央集權；正式推行科舉制，選拔優秀人才，弱化世族壟斷仕官的現象；另外建立政事堂議事制、監察制、考績制，這些都強化了政府機制，根據南北朝的經驗而改革政治，公元605年，隋煬帝即位後，令宇文愷營建東都洛陽，並於606年頒布詔書遷都洛陽。 公元618年宇文化及等人發動兵變，殺隋煬帝；隋恭帝楊侑禪讓李淵，李淵稱帝，建立唐朝。
經濟：經濟上一方面實行均田制、租庸調制並改定賦役，減輕農民生產壓力，另一方面採取大索貌閱和輸籍定樣等清查戶口措施，以增加財政收入。隋朝還在各地修建糧倉，儲備糧食，存糧達到可食用數十年，另外還修建大運河，方便南北經濟文化發展
文化：由於隋朝時間較短，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不大。雖然有提出改革浮靡文風的要求，但是後繼中斷，古文運動需要到唐朝中葉才成功的發展起來。當時有專門研究音律學的著作，也有不錯的散文與詩歌。在南北朝時，南朝文學講究聲律和彩色，北朝文學講究質朴切實用。由於南朝艷麗的文學征服了北朝，使得隋朝文學大多承襲梁陳學風，沒有新的突破
唐朝 公元618年，李淵建立唐朝，定都長安，公元623年基本 統一全國，公元907年，朱溫強迫唐哀帝讓位，唐朝滅亡
政治：公元617年，唐國公李淵晉陽起兵，次年於長安稱帝建立唐朝。唐太宗繼位後開創貞觀之治。唐高宗承貞觀遺風開創「永徽之治」。公元690年，武則天以周代唐，定都洛陽，史稱武周。公元705年，神龍革命後，唐中宗恢復唐朝國號。 唐玄宗即位後勵精圖治，開創了萬邦來朝的開元盛世。 天寶末全國人口達八千萬上下。 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導致國力漸衰，中後期經唐憲宗元和中興、唐武宗會昌中興、唐宣宗大中之治國勢復振。公元878年，爆發黃巢起義破壞了唐朝統治根基，公元907年，朱溫篡唐，唐朝覆亡，中國進入五代十國。
唐朝沿用隋朝官職制訂三省六部制，主要機構有三省、六部、一台、五監、九寺。三省即為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
唐朝法律分為律、令、格、式四種。律是刑法典；令是指國家對各項制度所做出具體規定（如《戶令》）；格是對律令式做出補充修改與對禁令的匯編；式則是各項行政法規（如《水部式》）。《唐律》是根據隋朝《開皇律》經過《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三朝修正而來。 自唐高祖時代開始制訂，在唐太宗時才宣告完成。至唐高宗永徽年間又對唐律進行了全面解釋，寫成《律疏》，與《唐律》合稱為《唐律疏議》，後世又稱呼為《唐律疏典》。唐律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條，刑為五刑。唐朝律法將謀反、謀叛等反對朝廷的行為定作不得赦免或贖免的「十惡」大罪，對朝廷的延續起到了保障作用。又有一系列相關土地私有權的條例，維護了經濟基礎。貴族、富人、官僚受到了一定的不平等的法律保護，在與庶民觸犯同樣的法律下可減刑或免刑。
經濟：
農業
唐朝農業生產工具又有新的進步。曲轅犁就出現在
唐朝。還出現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車和筒車。唐朝前期，僅見於記載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達一百六十多項。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絳岩湖、鏡湖等。 天寶年間，唐朝耕地面積達到八百五十萬頃。糧食產量也有提高。天寶八年，官倉存糧達九千六百萬石。長安、洛陽米價最低時每斗僅十三文，青州、齊州每斗僅五文。唐朝後期，由於人口南移加上土地開墾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糧食產量大幅增加。
手工業
唐朝手工業分官營和私營兩種。工部是主管官營手工業的最重要部門之一，直接管理的機構有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少府監主管精緻手工藝品；將作監主管土木工程的興建；軍器監負責兵器的建造。監下設署、署下設作坊。還有鑄錢監和冶監等。 官營手工業的產品一般不對外銷售，只供皇室和衙門消費。工人則分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戶、雜戶等。私營手工業較官營手工業不發達。唐朝前期主要手工業有紡織業、陶瓷業和礦冶業。唐後期，南方手工業大幅進步，特別是絲織業、造船業、造紙業和制茶業。
唐朝手工業比前朝有很大的進步，商業也比前朝發達。手工業進步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著有益的作用，商業的發達刺激著手工業進步，也加強著各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
貨幣
唐朝建立後，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鑄幣政策體系。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 確立了國家鑄幣的法幣地位。同時，又繼承魏晉南北朝時期以絹帛為貨幣的傳統，實行了「錢帛兼行」的貨幣制度——錢即銅錢，帛則是絲織物的總稱，包括錦、綉、綾、羅、絹、絁、綺、縑、紬等，實際上是一種以實物貨幣和金屬貨幣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貨幣制度體系。
唐朝政府不斷出台嚴厲打擊私鑄和濫鑄等的法令，並禁斷使用惡錢，但是由於銅錢供應量嚴重短缺，幣值不斷上升堅挺，私鑄和濫鑄有暴利可圖，所以成效並不理想。 兩稅法實行以後社會發展中長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現為錢重物輕即所謂「錢荒」問題的不斷惡化。
唐代大城市中出現了櫃枋和飛錢。櫃枋經營錢物寄付，在櫃枋存錢的客戶可以憑書貼（類似於支票）寄付錢財。這些都說明了商業在唐朝中期的繁榮。唐末，因為黃巢之亂和藩鎮戰爭，戶數銳減，社會經濟規模再也未能達到開元盛世的水平。
賦稅
唐朝中期，公元780年實行兩稅法，當年稅錢1089萬八千餘緡，谷215萬七千餘石。821-824年年均稅收3515.1228萬貫、石，唐後期853年稅收下降到925萬余緡，其中鹽利達278萬余。隨著唐朝對鹽商壓迫加劇，直接引發了黃巢起義。
文化：唐朝最令人矚目的文學成就可謂是唐詩，自陳子昂和「初唐四傑」起，唐朝著名詩人層出不窮，盛唐時期的李白、杜甫、岑參、王維，中唐時期的李賀、韓愈、白居易，晚唐時期的李商隱、杜牧是其中的幾個代表詩人。他們的詩作風格各異，既有對神話世界的豐富想像，又有對現實生活的細致描寫，既有激昂雄渾的邊塞詩，亦有沉鬱厚重的「詩史」，還有清新脫俗的田園詩。這些詩作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的傑出代表。後世宋、明、清雖仍有傑出詩人出現，但律詩和古詩的總體水平都不如唐朝，使得唐詩成為了中國古詩不可逾越的巔峰。《全唐詩》收錄數量最多的大城市為洛陽、長安、金陵。
張萱繪《虢國夫人游春圖》由於吸收了西域特徵與宗教色彩，唐朝藝術與前後朝代都迥然不同。初唐的閻立本、閻立德兄弟擅畫人物。吳道子則有「畫聖」之稱呼，他兼擅人物、山水，吸收了西域畫派的技法，畫面富於立體感，時有「吳帶當風」之說。 張萱和周昉以畫侍女圖為主，代表作品有《搗練圖》、《虢國夫人游春圖》和《簪花仕女圖》等。詩人王維擅長水墨山水畫，蘇軾稱他「畫中有詩」。
唐朝的壁畫事業特別發達。莫高窟與墓室壁畫都是傳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藝術同樣出眾。敦煌、龍門、麥積山和炳靈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時期步入全盛。洛陽龍門石窟的盧舍那大佛和四川樂山大佛都令人贊嘆。昭陵六駿、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楊惠之被稱為塑聖。
唐朝時期，書法家輩出。歐陽詢、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書法家。歐陽詢的楷書筆力嚴整，其名作有《九成宮醴泉銘》。虞世南楷書字體柔圓。顏真卿和柳公權是唐朝著名書法家。顏真卿的楷書用筆肥厚，內含筋骨，勁健灑脫，其代表作有《多寶塔碑》、《顏氏家廟碑》；柳公權的字體勁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稱顏柳二人書法為「顏筋柳骨」。張旭和懷素則是唐朝草書大家。
著名天文學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測量了子午線的長度；葯王孫思邈的《千金方》是不可多得的醫書；公元868年，中國《金剛經》的印製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國的造紙、紡織等技術通過阿拉伯地區遠傳到西亞、歐洲。
2. 晚唐時期的歷史文化背景
第四章
隋唐史學思想
緒言
隋、唐是我國經過魏晉南北朝400年分裂之後，相繼出現的兩個大一統的皇朝。這一時期社會歷史的總體特徵，表現在政治上則是通過實行三省六部制、頒布《開皇律》和《唐律疏義》等，中央集權體製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經濟上通過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制（隋為租調制）等經濟措施，農業生產有了很大的發展，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局面；意識形態上儒學呈現復興跡象，但總體上則是儒、釋、道「三教」並重；文化上多姿多彩，一派繁榮景象；對外交往上，盛唐都城長安是東方的大都市，中外往來頻繁。然而自唐朝天寶年間以後，大一統的盛世開始逐漸衰敗，並最終導致了唐朝的滅亡和五代的相繼建立。
與這種社會歷史狀況相適應，隋唐時期的史學發展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具體而言，首先是大一統國家為加強對意識形態的控制，私家修史受到了限制。開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隋書·文帝紀》從此以後，任何人未經朝廷允許，都不能擅自撰修國史。唐初完善史館制度，通過史館來控制國史的撰修。其次是大一統國家在加強控制史學的同時，也更加重視歷史的撰述。隋朝由於短祚，歷史撰述成就不大。但是唐朝貞觀年間，在唐太宗的直接干預下，史館在很短的時間內一口氣修撰了8部正史（其中李延壽的《南史》和《北史》則屬私修官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再次是在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基礎上，唐代在史書體裁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一是在劉勰《文心雕龍·史傳》對於史學所作的評論的基礎上，盛唐史家劉知幾撰成《史通》一書，成為我國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其二是唐中後期史家杜佑通過統括以往紀傳體史志，而撰成我國第一部典制體史書《通典》，在典志體撰述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三是會要體的出現，這是一種分門別類記述一代典章制度的史書體裁。唐中後期史家蘇冕的《唐會要》是會要體創始之作。
這一時期史學思想的發展變化，既與史學本身的發展分不開，更與這一時期的皇朝政治走向有著密切的關系。
第一，重視史學的鑒戒功能。這一點，在唐朝初年表現得最為突出。唐皇朝繼隋末大亂之後而建，對於隋朝的滅亡有著親身感受。為了避免重蹈亡隋覆轍，唐初統治者非常重視以史為鑒，特別是以隋為鑒。首先是封建帝王對於史學有著高度的認識。早在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就採納令狐德棻的建議，頒布《命蕭禹等修六代史詔》，而提出「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的重視歷史借鑒的思想；唐太宗深知「以古為鏡」的道理，在《修晉書詔》中，他明確肯定史學的作用在於「彰善癉惡，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懲凶，備百王之令典」，對史書的鑒戒功能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唐高宗則頒布《簡擇史官詔》，從才與德上對史官的素質提出了要求。可以說，這三篇修史詔書充分體現了唐初統治者對於史學的一種新認識。正是在這樣一種認識基礎上，才有唐初史館的建立，組織修史工作，以及御撰《晉書》等等一系列修史活動。其次是「五代史」的修撰，充分體現了唐代君臣的以史為鑒的思想。魏徵是貞觀年間朝廷修撰「五代史」的代表和《隋書》的主修者，他本身就有一套「以隋為鑒」的思想。從「五代史」的撰述來看，重視亡國論、重民論和「以隋為鑒」的思想，是其重要特色。
第二，史學批評意識的加強。史學批評意識的加強，離不開史學本身的發展。南朝梁時，史評家劉勰撰寫了《文心雕龍·史傳》，這是關於古代史學批評的第一個專篇。在這個專篇中，劉勰對史學的撰述宗旨、史書筆法、史書體裁與體例和史學功能等諸多問題，都作了初步闡述。盛唐劉知幾撰《史通》，更是在《史傳》的基礎上對歷史編纂目的和作用、史書取材、史書編纂體裁與體例、修史制度、史書書法、史書語言和史家修養等問題作了更為全面、系統的評述。這些評述無疑是古代史學理論的重大發展與突破，它標志著中國古代史學進入了一個更高的自覺階段。
第四章隋唐史學思想中國古代史學思想史第三，史學資政意識的加強。如果說初唐史學以鑒戒為主要特色，那麼中晚唐史學的主要特色則是資政。眾所周知，自唐朝天寶年間發生安史之亂以後，唐皇朝開始由盛轉衰。反映在這一時期的歷史撰述上，則是史家們更加重視了史書的資政功能。如中唐政治家兼史學家杜佑，撰述了我國史學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體通史——《通典》，公開宣稱其撰述旨趣是「征諸人事，將施有政」，希望從歷代典章制度的演變中去探尋歷史治亂興衰之理，其史學的經邦致用意識非常強烈。李吉甫則是杜佑之後晚唐又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史地家，他面對當時藩鎮割據、財政拮據的狀況，力倡政治改革，同時撰寫了《元和郡縣圖志》這部史地學著作，希望能起到為現實政治服務的作用。故而該書的撰述旨趣同於杜佑，也是以經邦治國為宗旨，重視對於「丘壤山川，攻守利害」的研究，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准備「猝然有急，百萬眾可具」之用，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原序》。資政色彩也是很鮮明的。
第一節唐修「五代史」的鑒戒特色
「五代史」是唐太宗貞觀年間修成的《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和《隋書》這五部紀傳體斷代史書的統稱。「五代史」的修撰，從撰述動機到史學思想，都表現出了濃厚的鑒戒特色。
一、「五代史」的鑒戒特色是時代政治的要求
公元618年唐皇朝建立，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如何鞏固這一新興的政權。對此，唐初統治者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具體舉措之外，也非常重視利用意識形態來為鞏固政權服務。史學作為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因其所獨具的借鑒功能而受到了統治者的特別關注。
唐朝立國不久，統治者就准備撰寫前朝歷史，以便從歷史的治亂興衰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武德四年（621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正式向唐高祖提出撰寫前代史的建議。令狐德棻說：「竊見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尤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舊唐書·令狐德棻傳》。在此，令狐德棻主要是從保存史料和記錄皇室功業的角度提出了修撰前朝歷史的必要性，不過他也明確指出史書撰寫的目的是「貽鑒今古」，令狐德棻的建議被唐高祖所採納。第二年，高祖正式下達《命蕭禹等修六代史詔》。這篇詔書提出了修史的目的：「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修史的分工：蕭禹等修「北魏史」，陳述達等修「北周史」，封德彝等修「隋史」，崔善等修「梁史」，裴矩等修「北齊史」，竇琎等修「陳史」；修史的要求：「務加詳核，博採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均見《唐大詔令集》卷81。這次修史盡管沒有取得具體成果，但是，唐高祖《命蕭禹等修六代史詔》的頒布，不但體現了唐初統治者撰述前代歷史的一種恢弘氣魄，也充分反映了唐初統治者急需借鑒前朝史事以鞏固新興政權的迫切心情。
唐太宗即位後，貞觀君臣深知「以古為鏡」的道理，他們常常談古論今，討論歷史的興衰成敗，特別注重對於隋朝滅亡原因的探討。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復命修六代史。史臣們認為魏收和魏澹二家《魏書》已經詳備，無需重修。唐太宗採納了史臣們的建議，決定修撰梁、陳、北齊、北周和隋五個朝代的歷史。具體分工如下：令狐德棻主修「北周史」、李百葯主修「北齊史」、姚思廉主修「梁史」和「陳史」、魏徵主修「隋史」，由令狐德棻「總知類會」，擔任具體協調和指導工作。《舊唐書·令狐德棻傳》。這次修史，是唐高祖武德年間修史工作的繼續。為了使這次修史工作得以順利開展，就在這一年，唐太宗決定設立史館，專門從事修史工作，由宰相監修。對此，《舊唐書·職官志二》是這樣說的：「歷代史官隸秘書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國史，武德因隋舊制。貞觀三年閏十二月，始移史館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自是著作郎始罷史職。」從此以後，這種史館形式成為歷代定製，相襲不變，直至清朝。貞觀年間史館制度的建立，充分體現了唐太宗對於修史工作的高度重視，說明他具有一種強烈的歷史意識。
由於唐太宗對修史工作的高度重視，加上修史機構的完善和貞觀史臣們的努力，「五代史」的撰寫歷經7年之久，終於在貞觀十年（636年）撰寫成功，共成《梁書》56卷、《陳書》36卷、《北齊書》50卷、《北周書》50卷、《隋書》55卷。對於「五代史」的撰寫成功，唐太宗由衷地感到高興，對史臣們進行了一番勉勵。他說：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秦始皇奢淫無度，志存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存，數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尚！《冊府元龜·國史部·恩獎》。這段話集中反映了唐太宗關於史學與政治之關系的認識。他認為秦始皇、隋煬帝的滅亡，與他們對待史學的態度有關，明確表示自己要以史為鑒。這就是說，唐太宗讓貞觀君臣們撰寫「五代史」，就是要通過對近代史事的了解，找尋「前王之得失」，而為當時政治服務。這一點，在貞觀二十年（646年）唐太宗所下的《修晉書詔》中再次作了強調，在該詔書中，唐太宗一方面肯定史學的作用在於「彰善癉惡，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懲凶，備百王之令典」；另一方面則明確指出唐朝重修「晉史」的原因，就是因為以往諸家《晉書》的修撰，「才非良史，事虧實錄」，不利於人們從中總結經驗和吸取教訓。《唐大詔令集》卷84。由此可見，作為一代名君，唐太宗對於史學功用的認識是何等的清醒！
二、「五代史」鑒戒特色的具體表現
「五代史」的作者都是目睹隋唐之際歷史劇變的史臣，有的還是前朝舊臣，因此，他們不但對過去這段歷史非常了解，而且也深深懂得當今統治者詔令他們修史的政治用心，故而都非常重視通過史筆去真實地載錄下這段歷史，以為當今統治者有所借鑒。在「五代史」中，《隋書》的修撰最具借鑒特點。因為唐朝繼隋而建，統治者對於隋朝的滅亡更有深切的感受，也正因此，唐太宗讓著名諫官、貞觀名臣魏徵擔任《隋書》的主修，由此可見其重視以隋為鑒思想之一斑。具體來講，「五代史」的鑒戒特色主要有如下表現：
（一）重視亡國之論
「五代史」的編纂有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重視史論，其中尤以《隋書》的史論和魏徵對其他各史的總論最為突出。魏徵主修的《隋書》，篇篇紀傳都有史論，少則近百字，多則數百字，最長者多達1000餘字。「五代史」如此重視史論，是要藉此發表作者對於前朝歷史興衰的看法，尤其要藉此論議亡國之鑒，以給當朝統治者以歷史警示。縱觀「五代史」的史論，其亡國之論的內涵是很豐富的，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歷史興亡在人不在天。歷史的興亡在天還是在人，這是歷代史家都需做出回答的問題。從中國史學思想發展史來看，它有一個從重天命到天人並重再到側重人事的過程，不過，都沒有最終否定天命，之所以如此，這是由封建史學二重特性所決定的。「五代史」的作者當然也不例外，他們的史論對天命論作了一定程度的宣揚。但是，他們確實又繼承了一些封建進步史家重人事的思想，並且努力從人事的角度去總結歷史興衰之因，肯定王朝的敗亡在人不在天。如《北齊書》就認為北齊的滅亡是北齊的統治者「亂政淫刑」的必然結果，並由此得出結論：「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唐大詔令集》卷81。又如《隋書》在論述隋朝敗亡的原因時，則以大量歷史事實為證，肯定是隋煬帝推行暴政所致，並引《左傳》「吉凶由人，妖不妄作」說：「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隋書·煬帝紀》。
第二，亡國之君亡在失民。自周公以來，歷代進步的思想家和開明的統治者都對保民的重要性有著清醒的認識，周公就視保民為德政的重要內涵之一，而孟子的「民貴君輕」論更是一種警世良言。與這些先賢聖哲一樣，「五代史」的作者對於民眾的重要性也有清醒的認識。如《北齊書》認為北齊後主之亡，是因為他「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北齊書·後主幼主紀》。齊後主鄙視人民的結果，是最終被人民所唾棄。《梁書》認為南齊的敗亡，是末代統治者「掊克聚斂，侵愁細民」《梁書·良吏傳序》。所致。《隋書》則指出隋煬帝推行暴政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輕視民眾、虐待民眾。它說：隋煬帝「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其結果是「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隋書》卷70後論。「五代史」肯定民眾的重要性，從「民」的角度來探討亡國之因，這是一種進步的歷史觀。
（二）強調「水能覆舟」
以上所論亡國之君亡在失民，主要是從統治者立論的，是要強調統治者保民的重要性。這里談「水能覆舟」，則是從民眾角度立論，以前朝的史實為依據，具體揭示「水能覆舟」的道理。《荀子·王制》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話曾經被魏徵多次引用來勸誡唐太宗，而唐太宗又用這句話來誨諭太子。分見《貞觀政要》卷3《君臣鑒戒》和卷4《教戒太子諸王》。由此可見，貞觀君臣對於「水能覆舟」的道理是有深刻認識的，反映到「五代史」的撰述上，也充分體現了這一重要思想，其具體表現，則是通過大量篇幅記載農民起義的情況，以此揭示農民推翻封建皇朝的力量。其中尤以《隋書》最為突出，據統計，在《隋書》55卷中，竟有20卷內容述及農民起義情況，可見其分量之重。從「五代史」的撰述特點來看，一般來說，《北齊書》、《周書》、《梁書》和《陳書》關於農民起義的記載雖然也很全面，卻大多簡明扼要，只書事實。如《北齊書》記載盧仲延起義，只說「范陽人盧仲延率河北流人反於陽夏，西兗州民田龍聚眾應之」。《北齊書·任延敬傳》。而《隋書》記載農民起義，則重視揭示農民起義爆發的原因，如寫翟讓起義，就特意記載了李密以「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之策獻於翟讓之事《隋書·李密傳》。，其實這就將農民因飢荒而起義的原因點出來了。又如《煬帝紀》認為隋末「盜賊蜂起」的原因在於隋煬帝推行暴政，並對暴政的具體表現一一作了揭示。毫無疑問，「五代史」重視記載農民起義的目的，是要藉此揭示「水能覆舟」的道理，以為唐初統治者提供歷史借鑒。
（三）突出「以隋為鑒」
前已述及，唐初統治者重視以史為鑒，尤其重視「以隋為鑒」。縱觀《隋書》，其「以隋為鑒」的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隋書》總結亡隋歷史教訓，重視運用歷史比較的方法，它通過對秦和隋這兩個大一統卻短命的封建皇朝歷史的比較，而得出結論：「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並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於匹夫。」《隋書》卷70後論。在《隋書》的作者看來，秦始皇與隋文帝都建立了大一統的國家，而秦二世與隋煬帝都以嚴刑酷法治國，其結果則都被人民起義推翻而成為短命的皇帝。在此，《隋書》揭示了隋朝的滅亡，是因為隋煬帝承繼了秦朝的暴政。《隋書》在《煬帝紀》後論中對隋煬帝的暴政作了具體敘述：（煬帝）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奸，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從上所述可知，隋煬帝確實是一個荒淫無度、大興土木、濫用酷刑、賞罰不公和窮兵黷武的暴君。《隋書》的這段論述，應該說是揭示了隋朝滅亡的真實原因所在。
第二，「所居而化，所去見思」。這是《隋書》對於封建吏治所寄予的一種理想。這里所謂「化」，指的是教化。《隋書》說：「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又說：「古語雲：善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堤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隋書·循吏傳》。這前一段話出自《循吏傳》的序文，後一段話出自該傳的後論。它們集中表述的思想，就是「牧人者」如何「化人」。其具體做法一方面要給予民眾以人倫教化；另一方面則要清靜治民。前者體現了儒家的思想，後者反映了黃老道家的思想。這種儒、道合一的思想，帶有一種玄學的味道。不過，《隋書》的這種「化民」主張的提出，顯然是吸取了隋朝以暴治天下而亡國的歷史教訓，同時也是鞏固唐初政治統治的一種需要。我們知道，經歷隋末大亂之後，唐初統治者的當務之急是要與民休息，養育民力，以使封建經濟和生產關系得以盡快恢復，時代需要這種以清靜無為為內涵的「化民」思想或主張。具體到對隋朝吏治的論述，《隋書》一方面贊揚循吏，《循吏傳》後論稱頌這些循吏們「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另一方面則對那些酷吏、貪吏、庸吏則進行鞭撻，並警告這類官吏說：「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掃墓而望喪乎？！」希望他們不要過分放肆而不知收斂，落得最後讓老母來為自己掃墓的下場，那樣就太可悲了。
第二節劉知幾的史學理論
劉知幾是盛唐時期傑出的史學理論家，所撰《史通》為中國古代第一部系統的史學理論專著，它對中國古代史學基本理論框架進行了史無前例的系統構建。該書的問世，標志著我國古代史學與史學理論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更加自覺的歷史階段。《史通》蘊含的史學理論是極其豐富的，它包括史書內容、撰述方法、體裁體例、文字表述、撰述原則、史學功能、史家修養等諸多內容。以下著重從史流史體、撰述原則和史家修養三個方面對劉知幾的史學理論作一論述。
一、「六家二體」說
史流史體，屬於歷史編纂學范疇。《史通》一書用了大量篇幅，對於史籍的源流、類別以及史體的發展作了論述，提出了著名的「六家二體」說。這里所謂「六家」，是關於史籍的分類；而「二體」，則是關於史體的分類。《史通》以《六家》、《二體》兩篇冠蓋全書，說明「六家二體」說在劉知幾的史學理論中佔有崇高的地位。
劉知幾通過對古往今來史籍源流的考察，認為大體上不出六家范圍。《六家》篇說：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這里劉知幾所謂「六家」之論，與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中所謂「六家」的涵義是不同的。劉知幾的「六家」論，是要區分史籍類別，追溯史籍源流；而司馬談的「六家」論，則是論述學術發展大勢，是論學本源流。因此，二者「家」的內涵是不相同的。就劉知幾「六家」論的具體內容而言，其中的《尚書》家與《春秋》家，劉知幾借用《禮記·經解》的話，認為前者旨在「疏通知遠」，後者要在「屬辭比事」；《左傳》家和《國語》家旨在述說經義，《國語》家是於《左傳》之外「稽其逸文，纂其別說」，以釋經義；《史記》家「鳩集國史，采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創立了紀傳體；《漢書》家的特點是言簡意賅，包舉一代，成為後世正史範本。
劉知幾從史籍源流角度提出「六家」說，這「六家」應該說是綜合了史書體裁和史書內容而言的。而當他純粹從史書的外部形態即史書體裁來論說時，又提出了「二體」說。《六家》篇通過對六種史體的具體論述後，進而總結道：「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舊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這就是說，「六家」當中，真正流傳於世者，唯有左氏及《漢書》二家，而這里的「二家」，則顯然是指《左傳》之編年體和《漢書》之紀傳體，是純粹就史書體裁而言的。不過，關於「二體」的代表著作，《二體》篇有一處說法與《六家》篇的說法是不一樣的，《二體》篇說：「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這里的「二體」是指以《左傳》為代表的編年體和以《史記》為代表的紀傳體，認為二書史體的創立，標志著史書編纂體裁的完備。我們說紀傳體是以《史記》為代表還是以《漢書》為代表，其內涵是不同的，《史記》的紀傳體是通史紀傳，而《漢書》的紀傳體是斷代紀傳。如果綜合《史通》一書所反映的劉知幾的歷史編纂思想來看，他所說的「二體」，應該是指編年體和斷代紀傳體，因為一方面《二體》篇又說漢代以後的史書編纂是「班、荀二體，角力相爭，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這里已經說得很明確，史書編纂不出之「二途」，就是班固《漢書》為代表的斷代紀傳和荀悅《漢紀》為代表的編年體。這里以荀悅《漢紀》為編年體的代表，無改於《左傳》編年體的性質；而《漢書》為代表的紀傳體則強調的是斷代。另一方面從《史通》關於通史紀傳與斷代紀傳的評價可知，劉知幾是崇尚斷代紀傳，而不主張通史紀傳的做法的。《六家》篇說，通史紀傳「疆域遼闊，年月遐長……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采錄之煩者也」，故不便做也不易做。而《漢書》的斷代紀傳，「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賅密，故學者易討，易為其功；自邇迄今，無改斯道」，故而便於做，也容易做好。劉知幾的說法，其實也是漢晉史學發展真實情況的一種反映。
當然，劉知幾也看到了史之「家」、「體」還存在著一個流變問題，《雜述》篇說：「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榷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劉知幾認為，史書之「六家」、「二體」在演變過程中，到了近古，主要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又出現了「十流」。劉知幾關於史籍的分類，還有正史、雜史之分，他視「六家」、「二體」為正史，而對於近古史書「十流」的出現，他一方面認為這是「斯道漸煩」的表現，將它們歸於「雜史」類；另一方面又能用變易的眼光來看待史體的變化，能夠將史書之「家」、「類」與「流」相結合來觀察史學的演變，這是其通識意識的一種體現。
劉知幾提出的「六家二體」說，得到了後代不少學者的認可。如清代學者浦起龍在所著《史通通釋舉要》中就說：「《史通》開章提出四個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體』。此四字劉氏創發之，千古史局不能越。」我們認為，劉知幾的「六家二體」說，不失為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的「一家言」。第一，劉知幾以「六家」、「二體」來總結隋唐以前史書體裁體例，難免過於武斷、絕對化，因為這「六家」、「二體」並不能涵蓋史體之大全。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六家」、「二體」確實是這一時期史書的主要體裁或流派，這種分類基本上符合這一時期歷史編纂學發展的實際情況。第二，從「六家」到「二體」，從「六家二體」到「十流」，它集中反映了劉知幾的歷史通識、通變思想。劉知幾認為，隨著「時移世異」，一些史體會被廢棄，而一些新的流派又會產生，《尚書》等四家的廢棄和近古「十流」的產生，便說明了這一點。第三，劉知幾以「家」論史，其「六家」之論蘊含了一個重要思想，那就是認為經史同源。在劉知幾看來，《尚書》既是經學之源，「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史通·斷限》。又是史學之源，《史記》、《漢書》就是從《尚書》、《春秋》那裡發展而來的，「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閱之者燕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史通·編次》。劉知幾認為，《尚書》家的記言和《春秋》家的系年記事這些古老的史書編寫方法，到了司馬遷時，已經注意按類區分和記述史書的內容了，正是通過他的「錯綜成篇，區分類聚」，從而創立了紀傳體這種新的史書編纂方法。這里一個「類」字，充分體現了古代歷史編纂學的發展，也是經史分途的重要標志，它表明史學已經從經學中獨立出來，成為與經學並行的學科。毫無疑問，視《尚書》與《春秋》為史家之一流派，這是劉知幾的創舉，他不但體現了劉知幾的理論勇氣和實事求是的治學思想，而且對後世經史關系理論的深入探討有著重要影響。
二、「直書」、「曲筆」論
「直書」或「曲筆」，屬於史書撰述原則問題。《史通》特列《直書》、《曲筆》兩篇，提出了「直書」和「曲筆」這兩個重要范疇，用以區分史家的撰述品格與撰述態度，評判史書的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
首先，史書撰述為何會有「直書」與「曲筆」之分？對此，劉知幾首先從社會中去尋找原因。《直書》篇開篇即說：「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這就是說，社會本來就是多樣的，社會上的人其邪正、曲直也是各不相同的，只是小人以邪曲為道，君子以正直為貴罷了。而這反映到史書撰述上，也就由此有了「直書」與「曲筆」之分。換言之，劉知幾認為史書撰述之所以有「直書」與「曲筆」之分，是因為社會上本來就有小人與君子之分，因而「直書」與「曲筆」是一種必然的社會現象。更重要的是，史家直書與否，還取決於統治者的權勢和好惡。也就是說，史家直書與否
3. 隋唐歷史簡介
公元年至618年隋朝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存在的時間較短，只經歷了兩個皇帝，38年，這樣的時間比之唐朝280多年的歷史，總讓人們的感到隋朝的地位遠不如唐朝。但實際上，隋朝結束了魏晉以來長達300多年的分裂局面，開創了自秦漢以後的又一大統一的局面，為唐朝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同時它創立的三省六部制、科舉制度等等都對中國的政治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大運河的開挖也為南北的溝通與經濟繁榮。隋煬帝通過政治改革限制、削弱關隴集團的強大勢力和影響，以整飭吏政，加強中央集權，但其政治改革的方案未盡成熟及過急的推進，使得關隴舊貴族勢力間接造反，最後為唐朝所取代。
公元618年，李淵篡隋自立，建立唐朝，定都長安。是為唐高祖。公元626年，秦王 李世民發動政變，史稱「玄武門之變」。不久，李淵退位，李世民做了皇帝，年號貞觀。唐太宗汲取隋亡的教訓，他勤於政事，要大臣廉潔奉公，政府輕徭薄賦，鼓勵生產。他在位時期，政治比較清明，經濟有所發展，國力逐漸強盛。歷史上稱當時的統治為「貞觀之治」。
唐太宗的兒子高宗在位時多病，皇後武則天替他處理政事，逐漸掌了大權。高宗去世幾年後，武則天臨朝稱制。
武則天於公元690年廢黜睿宗，稱帝，改國號為周。她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繼續推行唐太宗發展生產的政策，經常讓大臣舉薦人才。她統治時期，也有一些弊政，但當代史學家郭沫若稱贊她的統治說：「政啟開元，治宏貞觀」。
公元705年，她被迫退位。這以後唐朝政局再度動盪不堪，直到唐玄宗時，才又安定下來。唐玄宗李隆基，又稱唐明皇，是武則天的孫子，公元712年即位稱帝。他有作為，任用熟悉吏治、富於改革精神的姚崇、宋璨為相，勵精圖治。他統治的前期，政治較安定，經濟繁榮發展，唐朝進入全盛時期。中國封建社會呈現前所未有的盛世現象。此時期年號叫「開元」，史稱「開元盛世」。
據史料記載，唐朝農業大發展，正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唐朝的手工業也興盛起來。如絲綢紡織業，還有聞名於世的唐三彩陶器等。
唐朝經過290年的統治，由盛到衰。公元755年，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叛亂，史稱「安史之亂」。公元907年，朱溫滅唐自立，歷史進入了五代十國時期。期間中原地區接連出現五個朝代，即梁、唐、晉、漢、周，合稱五代。環繞中原地區，主要建立在南方的十個政權，合稱十國。直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國家由分裂重新走向統一。
隋唐時期，我國邊疆各族發展較快，呈現「和同為一家」的和睦局面。7世紀前期，吐蕃首領松贊干布幾次向唐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給他。這對加強唐蕃友好和發展邊疆經濟文化起了重要作用。隋唐時期與外域的貿易往來已有很大發展，隋朝時同十幾個國家往來，到唐朝，發展到70多個國家。唐政府鼓勵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那時，唐朝在世界享有很高聲望。
隋唐時期，經濟的全面繁榮發達昌盛，人們思想解放，充滿自信，文學藝術百花齊放，萬紫千紅。隋唐時期，是我國封建文化的高峰期。有光耀千古的文壇，最突出的是詩歌；有五彩繽紛的藝術，書法和繪畫成就輝煌：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最大的藝術寶庫之一。這些藝術珍品，使得古老的中華民族熠熠生輝。
4. 簡述隋唐文化隆盛的背景
魏晉南北朝時期多元文化的激盪，終至推出了氣度恢弘、史詩般壯麗的隋唐文化時代。
1、「偃武修文」的治國方略
隋朝盡管「二世而亡」，但畢竟結束了近400年來的分裂割據局面，實現了國家的政治統一，促使了南北思想文化的最大交融。
繼之而起的唐朝，尤其是在李世民統治時期，他在吸取隋朝 「二世而亡」教訓的基礎上，在實施「輕徭薄賦」的經濟政策的同時，在他「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實」的治國理念的指導下，實施了「偃武修文」的治國方略，致使有唐一代，其文化政策都較之以往更為「開明」和「寬松」：
1）追尊孔子為「先聖」，追尊其父李淵為「先師」，增建各級各類官學。唐代的官學最後定格為「六學」或「六館」：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六學」直屬於「國子監」而統轄於禮部。「國子監」設「祭酒」一職總管其務，其職權相當於今日的教育部長。中央旁系的學校，一為「弘文館」，二為「崇文館」，三為「崇玄學」，四為「醫學」，五為「小學」。與前代相比，唐代學制有三大特點：一是專業教育開始確立。唐朝設立的醫學、算學、天文學等專業學校，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出現的實科專業學校。歐洲到了17、18世紀，方才辦起了這類實科專業學校。二是將教育、研究、行政三者合而為一。如「弘文」、「崇文」兩館就兼任了研究和行政的職責，而太醫署、司天台、太僕署、太樂署雖然是行政機關，但卻兼有研究所和學校的功用。三是地方學校深入到了基層，有了「里學」的設置。
2）設館修史，確立了官修史書的制度。唐代這種以重臣統領、聚眾之力來統一修撰前朝歷史的制度，其實質是以強大的政治力量來統一史學，把握修史大權，並藉此來顯示本朝一統天下的正統地位。由於是憑借國家政權的力量來修撰歷史，所以造成了唐代史學的繁盛：「唐修八史」，一個王朝修撰如此數量的「正史」，可謂前無古人；正是有如此數量的「正史」可供比較，史學評論專著《史通》才得以首開「史評類」著作的門扉；此外，典章制度通史《通典》，政治史著作《貞觀政要》和歷史地理學著作《大唐西域記》、《元和郡縣圖志》，更為唐代繁榮的史壇增添了曠世奇葩。
3）在文學藝術創作上，罕見的英主李世民和以魏徵為首的儒生官僚集團都積極提倡、鼓勵文藝創作道路的多樣性，一方面他們強調文學藝術「經邦緯俗」的社會功用，另一方面他們也依然提倡「純文學」、「純藝術」的發展。唐太宗論文學，盛贊陸機「文藻宏麗」；論書法，「心慕手追」王右軍；論音樂，呼應嵇康之論，認為「聲無哀樂」，「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貞觀政要·禮樂》）。魏徵對沈約、江淹的文學成就多有肯定：「縟彩郁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盪，筆有餘力，詞無竭源」（《隋書·文學傳序》）。
4）在宗教政策上，奉行「三教並行」，鼓勵「三教」自由辯論。例如：德宗貞元年間，儒、道、佛三家大論辯於麟德殿：「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歸於善」（《新唐書·徐岱傳》）。既而又在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儒、道、佛三家又在御前論辯，其情形載入了白居易的《三教論衡》。
5）發展並完善了隋朝開創的「科舉制」。科舉制雖然興起於隋朝，但是隋祚短暫，一個剛剛萌生的新的選官制度需要後繼的王朝來繼承、發展和完善。唐代統治者按照「選天下之才為天下之務」的原則，繼承了隋朝的科舉制，並使之日臻完善。
唐代科舉制分為制科和常科兩大類。常科每年舉行，科目分為明經、進士、秀才、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50多科，其中最主要的是「明經」和「進士」兩科。制科則是根據形勢需要由皇帝頒布詔令臨時設置的科目。
在常科考試中，由於進士科的錄取率通常只有1－2％，而明經科的錄取率則高達10－20％，因此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說。由於「進士」科的難度大，因而進士科在「科舉」中的的地位就迅速上升，進士科及第者還沒有經過吏部復試銓選的人就被人們視為「白衣卿相」。鑒於唐代的莘莘學子都熱衷於考「進士科」，因而狹義的科舉制就是考進士科，進士科的確立也就意味著科舉制的確立，因此後來才有把參加科舉考試稱之為「考進士」之說。
唐代的常科來源有二：一是生徒（中央官學和州縣官學的學生），二是鄉貢（經過州縣審查合格的在民間私學學習成才和自學成才的青年）。常科一般經過兩道考試：解試和省試。解試是州一級舉行的考試，合格者就可推舉到京參加省試，故稱之為舉人（唐代的「舉人」不同於明清時期的「舉人」：唐代的舉人，指的是各地推薦入京考試的人；明清舉人，是經過「鄉試」後錄取的的人。唐代推薦入京考試的人有二類：一是通過「解試」去參加「省試」的人，一是通過薦舉參加制科考試的人。另外，地方政府推薦到中央直接任官的人也可稱之為「舉人」。這幾類人，可統稱之為「貢舉之人」或「貢舉人」）；省試是由禮部組織舉行考試，考試合格者還不能直接授官，必須經過吏部的復試銓選，方能授官。（唐代的「進士」，指的是參加「省試」中的「進士科」的合格者，與明清時期的「進士」是不同的）。省試由禮部主持。但在武則天時期省試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殿試」，主要是進行「策問」。
制科考試通常由皇帝主持，考試合格者即可授官。
科舉考試的意義在於，首先，它把「自由投考」和「一切以考試成績為去取」作為選拔官員的「兩條原則」，這「兩條原則」的進步意義在於，淡化了應舉者個人與家庭背景的關系，淡化了應舉者個人與相關社會背景的關系，突出了應舉者個人的才能（至少是文化才能），體現了客觀、公正、公平的原則。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為地主階級的全體成員乃至部分農民提供了步入仕途的均等機會，使得政治權力不致於成為少數權貴和既得利益者壟斷的專利，為社會階層的上下流動和社會分層注入了一定的活力。這誠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國盛行考試，已有千餘年；歷代繼繩，時加改革，積千餘年之心思才智，殫精竭思，興利除弊，制度嚴密，良有以也。後雖流弊叢生，要為治人之不善，非方法之不良，不足為本身病也。」（鄧嗣宇：《中國考試制度史》，台灣學生書局1982年出版，第332頁。）
2、「有容乃大」的文化氣派
有唐一代歷朝的文化政策的基本內容是：奉行儒、釋、道「三教並舉」的宗教文化政策；增建各級各類官學，發展、完善了科舉制；重視對少數民族文化的採摭吸收；以博大的胸襟來採摭吸收外來文化；鼓勵文藝創作形式的多樣化。這些「開明」和「寬松」的文化政策，充分顯示了唐王朝「有容乃大」的文化氣派。這種「有容乃大」的文化氣派，正如英國學者威爾斯所言：「當西方人的心靈為神學所纏迷而處於蒙昧黑暗之中，中國人的思想卻是開放的，兼收並蓄而好探求的」。（轉引自張岱年、方克立：《中國文化概論》第98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1994年版）
1）胡氣氤氳
隋唐皇室以胡漢混雜的血統奄有天下，直接標示了自魏晉南北朝開始的多民族融合的歷史進程已經告一段落——「胡」民族瓦解了，吸納了胡人的漢族也變更了「面貌」。胡漢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應也得到了最為充分的釋放。
這種胡漢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應，首先表現在唐代的詩歌上。例如李白的「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遨遊」，大有胡人強梁的氣概；崔顥的「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仗劍出門去，孤城復合圍。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還」，其中奔涌的猛氣英風與胡風的豪爽勇武也頗為一致；王維的「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得胡馬騎，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須兒」，無疑蘊含了勁健豪爽的胡風。
這種胡漢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應，其次表現在「大有胡氣」的唐人風俗上。在唐人的筆記小說中，多有夫妻各自婚外偷情、「不相禁忌」的故事；李唐皇室的「亂倫」之舉，也屢見不鮮；唐代婦女頗多「」妒悍，「怕婦也是大好」竟然成為了唐人筆記小說中津津樂道的「題目」；唐人的女性審美觀也因胡風侵染而由魏晉時期的尚纖瘦變為了尚健碩豐腴。這一切誠如《朱子語類》所言：「唐源流蓋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
2）外域擷（xie）英
唐文化不僅肆無忌憚地吸收胡文化，而且還如「長鯨吸百川」似的吸收外域文化。是時湧入中國的外域文化有南亞的佛學、醫學、歷法、語言學、音樂、舞蹈；西亞世界的襖教、景教、伊斯蘭教、醫術、建築藝術乃至馬球運動等等。公元6－8世紀的唐都長安，就成為了中外文化會聚的中心：唐朝的鴻臚寺接待了70多個國家的外交使節，他們多率領頗具規模的使團，造成了「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象；唐朝的國子學和太學，接納了多達3萬餘人的外國留學生；來自西亞、中亞的商人在長安遍設酒店和珠寶店；長安貴族家中有所謂「昆侖奴」的僕人，他們大多是經由波斯、大食轉輾而來的黑人奴隸；來自南亞和日本的僧人也多會聚長安；中亞樂舞藝人與天竺雜技、魔術藝人在長安各階層中也大為活躍。
在唐代諸多的文化載體上，都鐫刻著「外域擷英」的濃重痕跡：
乾陵的「天馬」的兩翼上刻有纏枝卷葉的忍冬花紋，它彷彿有著希臘、波斯的文化基因；長足賓士的鴕鳥雕塑，所描摹的「鴕鳥」就來自中亞，它顯然是外交活動的象徵；長安居民喜好的忍冬花紋鏡和海馬葡萄紋鏡是典型的中亞、西亞的圖案；流行於長安宮廷和貴族住宅的高層飲水設施是對拜占庭樓房建築設施的學習；由西域高僧引入的佛教音樂在長安、洛陽等地備受各階層俗眾的歡迎，「聽者填咽寺舍」、「士女觀聽，擲錢如雨」等記載就充分地展現了這一點。
廣泛地對「外域擷英」的唐文化，還對外來文化進行了全面的吸收和改造：
到了唐代，中國化的南亞佛教教義不僅完成了其全面中國化進程，而且佛教的造像藝術和佛教音樂也全面中國化：北魏時期的「龍門石窟」的塑像，雖大有秀骨清相的六朝名士風度，但其額寬鼻隆、眉眼細長和頭發捲曲以及上身袒露，卻顯示了濃厚的印度藝術風貌；但是到了唐朝，這些大佛都身著中國式的圓口衲衣，面龐典雅豐腴，目光安詳，神情含蓄，表現了「善塑性、不善佛性」的中國氣派。佛塔的建築造像，也被中國人加以理性的改造，充滿宗教意味的「半球形狀」被改變成了「方形閣樓」式。西來大唐的佛教音樂，不僅越來越「知時眾」，而且也越來越「中國化」，以至於不少佛曲都改為漢名，例如《龜茲佛曲》改名為《金華洞真》，最終以中國化的面目展現於大唐的音樂舞台。
正因為大唐文化對外域文化進行了廣泛的采擷、吸收和改造，因此日本學者井上清言道：「唐朝的文化是與印度、阿拉伯和以此為媒介甚至和西歐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井上清：《日本歷史》，轉引自馮天瑜《中華文化史·下冊》第460頁）
3、多種宗教並行發展
在宗教政策上，唐太宗奉行「三教並舉」的政策，不僅使得儒、釋、道「三教」相互包容，並行發展，而且使得其他宗教也獲得了比較自由的發展空間：外來的新宗教，如祅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這些外來的新宗教都相繼傳入中國並得到了自由的發展。
1）佛教興旺
有唐一代，佛教宗派迭起：天台宗、法相宗、華嚴宗和禪宗，這是其一；有唐一代，在取經和佛經翻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是其二。
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國佛教的成熟期。在這一時期，先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教派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宗、律宗、凈土宗、華嚴宗、禪宗、密宗等八宗。在唐代中葉以後，禪宗逐漸成為了中國佛教最有勢力的宗派。禪宗初祖是印度僧人菩提達摩，後經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發揚光大。在五祖弘忍後，禪宗分為南北兩派：北派禪宗為神秀所創，主張「漸悟成佛」；南派禪宗為慧能所創，主張「頓悟成佛」。安史之亂後，南派禪宗取得了禪宗正統地位。南派禪宗的教義主要反映在惠能弟子們整理的《壇經》里，其基本內容是：眾生皆有佛性，只要自修自悟，「識心見性，自成佛道」；主張「頓悟」，即「一悟即至佛地」。禪宗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東土佛教。
佛教發展到了隋唐時期，尤其是在盛唐時期，已經完成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因為此時的佛教，不僅在佛理上是中國式的，而且在價值取向上也是中國式的。印度佛教是以出世和個人解脫為價值取向，而中國佛教則是宣揚功德度人，注重入世。禪宗六祖慧能以一派宗主的身份，竟然提出了「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的命題，認為「佛法在世間，離世無佛法」。可見，在佛教的偈語中已經鮮明地體現了「經世——入世」的中國文化性格。總之，這一時期的佛教學說，是一種佛性理論，即把佛性心性化。如果轉換一個角度，也可以說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教化。
中國化佛教給中國文化以強大的影響。這種強大影響主要表現在：
第一，中國化佛教對後世的宋明理學以巨大影響。唐朝是佛教中國化時期，唐代中期禪宗分為南北二派後，兩派的教理均對後世的中國文化以巨大影響。程朱理學的「主誠有誡」、「格物致知」和北派禪宗的「漸悟成佛」對恰好相通；陸九淵、王陽明的「萬物皆備於我」、「心即理也」和南派禪宗的「頓悟成佛」恰好一脈相承。故唐代佛教的哲理，對中國以後的思想學說，無疑具有重大影響。
第二，中國化佛教對中國古代文學以巨大影響。自佛教傳入中國之日起，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學就受到了佛氣的氤氳。佛經的翻譯，使中國語言系統注入了大量的外來語（例如：「生老病死、宿命、清涼、一瓣心香、曇花一現、聚沙成塔、慧眼、橫死」等「詞語」都源自於「佛經」）；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玄言詩、山水詩到唐詩、宋詞，無一不受到佛教的深刻影響，尤其是詩人的「境界」與佛教的「禪機」多有靈犀相通（湯顯祖雲：「詩乎，機與禪言通，以若有若無為美。」）；中國古代的小說，與佛經變文也有不少相通之處。
第三，中國化佛教對中國古代音樂美術以巨大影響。魏晉時期的音樂家，大多為祖籍「西域」的高僧；唐代長安流行的龜茲樂舞，不可避免地染有「天竺風」；用佛像來表現「釋尊」和「其門徒」的「造像」和「繪畫」藝術，沿著「玄奘西行」的路線漸次在中原地區「蓮花初放」，壁畫和石窟造像至今依然是繪畫雕塑的精品，也是印度造像藝術中國化的結晶。
2）伊斯蘭教入華
伊斯蘭教入華，大約在唐高宗永徽年間傳入長安、廣州等地。兩宋時期，穆斯林繼續來華。唐宋時期來華的穆斯林多為商人。元帝國建立後，由於歐亞大陸通道的開通，使得中國西部、西北部的邊境實際上處於開放狀態，阿拉伯、伊朗、中亞地區的穆斯林大規模來華，則是來華的多為隨軍征戰的士兵和工匠，他們多數未帶家眷，來華後隨地擇偶，與華人通婚、融合者劇增。是時穆斯林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元代穆斯林的地位頗為優越，在政治地位上，幾與蒙古人相若。如此優越的社會政治地位，更是吸引了更多的穆斯林來華。這些穆斯林與華人生活、居住在一起，於是就逐漸形成了一個信仰伊斯蘭教、使用漢語而又沁潤著阿拉伯和波斯文化傳統及生活習俗的回回民族。隨著回回民族的形成，伊斯蘭教又有了較大發展。
3）景教入華
大約在盛唐之初，基督教聶斯托里派——景教，開始傳入中國。公元9世紀，由於唐武宗大肆毀佛，景教也遭遇了被毀的命運。
世界三大宗教的傳入過程，是古印度文化、古阿拉伯文化和近現代的歐美文化與中華文化的交流過程；在這數百年乃至千餘年的交流歷程中，已經在這一地區的民族、人群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並滲入了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成為了多元共存文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宗教傳入這些地區後，都得不同程度地受制於一定的政治、經濟勢力並充當其工具，歷史上的宗教問題更多地帶有若干非宗教的因素。三大宗教畢竟是一種異域文化載體，它們的傳入，削弱了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本土傳統文化的統治地位，從而使單一的、封閉的文化格局向多元的、開方的文化結構轉變。
5. 隋唐文化隆盛的背景是什麼
魏晉南北朝時期多元文化的激盪，終至推出了氣度恢弘、史詩般壯麗的隋唐文化時代。
1、「偃武修文」的治國方略
隋朝盡管「二世而亡」，但畢竟結束了近400年來的分裂割據局面，實現了國家的政治統一，促使了南北思想文化的最大交融。
繼之而起的唐朝，尤其是在李世民統治時期，他在吸取隋朝 「二世而亡」教訓的基礎上，在實施「輕徭薄賦」的經濟政策的同時，在他「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實」的治國理念的指導下，實施了「偃武修文」的治國方略，致使有唐一代，其文化政策都較之以往更為「開明」和「寬松」：
1）追尊孔子為「先聖」，追尊其父李淵為「先師」，增建各級各類官學。唐代的官學最後定格為「六學」或「六館」：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六學」直屬於「國子監」而統轄於禮部。「國子監」設「祭酒」一職總管其務，其職權相當於今日的教育部長。中央旁系的學校，一為「弘文館」，二為「崇文館」，三為「崇玄學」，四為「醫學」，五為「小學」。與前代相比，唐代學制有三大特點：一是專業教育開始確立。唐朝設立的醫學、算學、天文學等專業學校，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出現的實科專業學校。歐洲到了17、18世紀，方才辦起了這類實科專業學校。二是將教育、研究、行政三者合而為一。如「弘文」、「崇文」兩館就兼任了研究和行政的職責，而太醫署、司天台、太僕署、太樂署雖然是行政機關，但卻兼有研究所和學校的功用。三是地方學校深入到了基層，有了「里學」的設置。
2）設館修史，確立了官修史書的制度。唐代這種以重臣統領、聚眾之力來統一修撰前朝歷史的制度，其實質是以強大的政治力量來統一史學，把握修史大權，並藉此來顯示本朝一統天下的正統地位。由於是憑借國家政權的力量來修撰歷史，所以造成了唐代史學的繁盛：「唐修八史」，一個王朝修撰如此數量的「正史」，可謂前無古人；正是有如此數量的「正史」可供比較，史學評論專著《史通》才得以首開「史評類」著作的門扉；此外，典章制度通史《通典》，政治史著作《貞觀政要》和歷史地理學著作《大唐西域記》、《元和郡縣圖志》，更為唐代繁榮的史壇增添了曠世奇葩。
3）在文學藝術創作上，罕見的英主李世民和以魏徵為首的儒生官僚集團都積極提倡、鼓勵文藝創作道路的多樣性，一方面他們強調文學藝術「經邦緯俗」的社會功用，另一方面他們也依然提倡「純文學」、「純藝術」的發展。唐太宗論文學，盛贊陸機「文藻宏麗」；論書法，「心慕手追」王右軍；論音樂，呼應嵇康之論，認為「聲無哀樂」，「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貞觀政要·禮樂》）。魏徵對沈約、江淹的文學成就多有肯定：「縟彩郁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盪，筆有餘力，詞無竭源」（《隋書·文學傳序》）。
4）在宗教政策上，奉行「三教並行」，鼓勵「三教」自由辯論。例如：德宗貞元年間，儒、道、佛三家大論辯於麟德殿：「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歸於善」（《新唐書·徐岱傳》）。既而又在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儒、道、佛三家又在御前論辯，其情形載入了白居易的《三教論衡》。
5）發展並完善了隋朝開創的「科舉制」。科舉制雖然興起於隋朝，但是隋祚短暫，一個剛剛萌生的新的選官制度需要後繼的王朝來繼承、發展和完善。唐代統治者按照「選天下之才為天下之務」的原則，繼承了隋朝的科舉制，並使之日臻完善。
唐代科舉制分為制科和常科兩大類。常科每年舉行，科目分為明經、進士、秀才、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50多科，其中最主要的是「明經」和「進士」兩科。制科則是根據形勢需要由皇帝頒布詔令臨時設置的科目。
在常科考試中，由於進士科的錄取率通常只有1－2％，而明經科的錄取率則高達10－20％，因此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說。由於「進士」科的難度大，因而進士科在「科舉」中的的地位就迅速上升，進士科及第者還沒有經過吏部復試銓選的人就被人們視為「白衣卿相」。鑒於唐代的莘莘學子都熱衷於考「進士科」，因而狹義的科舉制就是考進士科，進士科的確立也就意味著科舉制的確立，因此後來才有把參加科舉考試稱之為「考進士」之說。
唐代的常科來源有二：一是生徒（中央官學和州縣官學的學生），二是鄉貢（經過州縣審查合格的在民間私學學習成才和自學成才的青年）。常科一般經過兩道考試：解試和省試。解試是州一級舉行的考試，合格者就可推舉到京參加省試，故稱之為舉人（唐代的「舉人」不同於明清時期的「舉人」：唐代的舉人，指的是各地推薦入京考試的人；明清舉人，是經過「鄉試」後錄取的的人。唐代推薦入京考試的人有二類：一是通過「解試」去參加「省試」的人，一是通過薦舉參加制科考試的人。另外，地方政府推薦到中央直接任官的人也可稱之為「舉人」。這幾類人，可統稱之為「貢舉之人」或「貢舉人」）；省試是由禮部組織舉行考試，考試合格者還不能直接授官，必須經過吏部的復試銓選，方能授官。（唐代的「進士」，指的是參加「省試」中的「進士科」的合格者，與明清時期的「進士」是不同的）。省試由禮部主持。但在武則天時期省試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殿試」，主要是進行「策問」。
制科考試通常由皇帝主持，考試合格者即可授官。
科舉考試的意義在於，首先，它把「自由投考」和「一切以考試成績為去取」作為選拔官員的「兩條原則」，這「兩條原則」的進步意義在於，淡化了應舉者個人與家庭背景的關系，淡化了應舉者個人與相關社會背景的關系，突出了應舉者個人的才能（至少是文化才能），體現了客觀、公正、公平的原則。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為地主階級的全體成員乃至部分農民提供了步入仕途的均等機會，使得政治權力不致於成為少數權貴和既得利益者壟斷的專利，為社會階層的上下流動和社會分層注入了一定的活力。這誠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國盛行考試，已有千餘年；歷代繼繩，時加改革，積千餘年之心思才智，殫精竭思，興利除弊，制度嚴密，良有以也。後雖流弊叢生，要為治人之不善，非方法之不良，不足為本身病也。」（鄧嗣宇：《中國考試制度史》，台灣學生書局1982年出版，第332頁。）
2、「有容乃大」的文化氣派
有唐一代歷朝的文化政策的基本內容是：奉行儒、釋、道「三教並舉」的宗教文化政策；增建各級各類官學，發展、完善了科舉制；重視對少數民族文化的採摭吸收；以博大的胸襟來採摭吸收外來文化；鼓勵文藝創作形式的多樣化。這些「開明」和「寬松」的文化政策，充分顯示了唐王朝「有容乃大」的文化氣派。這種「有容乃大」的文化氣派，正如英國學者威爾斯所言：「當西方人的心靈為神學所纏迷而處於蒙昧黑暗之中，中國人的思想卻是開放的，兼收並蓄而好探求的」。（轉引自張岱年、方克立：《中國文化概論》第98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1994年版）
1）胡氣氤氳
隋唐皇室以胡漢混雜的血統奄有天下，直接標示了自魏晉南北朝開始的多民族融合的歷史進程已經告一段落——「胡」民族瓦解了，吸納了胡人的漢族也變更了「面貌」。胡漢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應也得到了最為充分的釋放。
這種胡漢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應，首先表現在唐代的詩歌上。例如李白的「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遨遊」，大有胡人強梁的氣概；崔顥的「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仗劍出門去，孤城復合圍。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還」，其中奔涌的猛氣英風與胡風的豪爽勇武也頗為一致；王維的「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得胡馬騎，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須兒」，無疑蘊含了勁健豪爽的胡風。
這種胡漢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應，其次表現在「大有胡氣」的唐人風俗上。在唐人的筆記小說中，多有夫妻各自婚外偷情、「不相禁忌」的故事；李唐皇室的「亂倫」之舉，也屢見不鮮；唐代婦女頗多「」妒悍，「怕婦也是大好」竟然成為了唐人筆記小說中津津樂道的「題目」；唐人的女性審美觀也因胡風侵染而由魏晉時期的尚纖瘦變為了尚健碩豐腴。這一切誠如《朱子語類》所言：「唐源流蓋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
2）外域擷（xie）英
唐文化不僅肆無忌憚地吸收胡文化，而且還如「長鯨吸百川」似的吸收外域文化。是時湧入中國的外域文化有南亞的佛學、醫學、歷法、語言學、音樂、舞蹈；西亞世界的襖教、景教、伊斯蘭教、醫術、建築藝術乃至馬球運動等等。公元6－8世紀的唐都長安，就成為了中外文化會聚的中心：唐朝的鴻臚寺接待了70多個國家的外交使節，他們多率領頗具規模的使團，造成了「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象；唐朝的國子學和太學，接納了多達3萬餘人的外國留學生；來自西亞、中亞的商人在長安遍設酒店和珠寶店；長安貴族家中有所謂「昆侖奴」的僕人，他們大多是經由波斯、大食轉輾而來的黑人奴隸；來自南亞和日本的僧人也多會聚長安；中亞樂舞藝人與天竺雜技、魔術藝人在長安各階層中也大為活躍。
在唐代諸多的文化載體上，都鐫刻著「外域擷英」的濃重痕跡：
乾陵的「天馬」的兩翼上刻有纏枝卷葉的忍冬花紋，它彷彿有著希臘、波斯的文化基因；長足賓士的鴕鳥雕塑，所描摹的「鴕鳥」就來自中亞，它顯然是外交活動的象徵；長安居民喜好的忍冬花紋鏡和海馬葡萄紋鏡是典型的中亞、西亞的圖案；流行於長安宮廷和貴族住宅的高層飲水設施是對拜占庭樓房建築設施的學習；由西域高僧引入的佛教音樂在長安、洛陽等地備受各階層俗眾的歡迎，「聽者填咽寺舍」、「士女觀聽，擲錢如雨」等記載就充分地展現了這一點。
廣泛地對「外域擷英」的唐文化，還對外來文化進行了全面的吸收和改造：
到了唐代，中國化的南亞佛教教義不僅完成了其全面中國化進程，而且佛教的造像藝術和佛教音樂也全面中國化：北魏時期的「龍門石窟」的塑像，雖大有秀骨清相的六朝名士風度，但其額寬鼻隆、眉眼細長和頭發捲曲以及上身袒露，卻顯示了濃厚的印度藝術風貌；但是到了唐朝，這些大佛都身著中國式的圓口衲衣，面龐典雅豐腴，目光安詳，神情含蓄，表現了「善塑性、不善佛性」的中國氣派。佛塔的建築造像，也被中國人加以理性的改造，充滿宗教意味的「半球形狀」被改變成了「方形閣樓」式。西來大唐的佛教音樂，不僅越來越「知時眾」，而且也越來越「中國化」，以至於不少佛曲都改為漢名，例如《龜茲佛曲》改名為《金華洞真》，最終以中國化的面目展現於大唐的音樂舞台。
正因為大唐文化對外域文化進行了廣泛的采擷、吸收和改造，因此日本學者井上清言道：「唐朝的文化是與印度、阿拉伯和以此為媒介甚至和西歐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井上清：《日本歷史》，轉引自馮天瑜《中華文化史·下冊》第460頁）
3、多種宗教並行發展
在宗教政策上，唐太宗奉行「三教並舉」的政策，不僅使得儒、釋、道「三教」相互包容，並行發展，而且使得其他宗教也獲得了比較自由的發展空間：外來的新宗教，如祅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這些外來的新宗教都相繼傳入中國並得到了自由的發展。
1）佛教興旺
有唐一代，佛教宗派迭起：天台宗、法相宗、華嚴宗和禪宗，這是其一；有唐一代，在取經和佛經翻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是其二。
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國佛教的成熟期。在這一時期，先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教派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宗、律宗、凈土宗、華嚴宗、禪宗、密宗等八宗。在唐代中葉以後，禪宗逐漸成為了中國佛教最有勢力的宗派。禪宗初祖是印度僧人菩提達摩，後經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發揚光大。在五祖弘忍後，禪宗分為南北兩派：北派禪宗為神秀所創，主張「漸悟成佛」；南派禪宗為慧能所創，主張「頓悟成佛」。安史之亂後，南派禪宗取得了禪宗正統地位。南派禪宗的教義主要反映在惠能弟子們整理的《壇經》里，其基本內容是：眾生皆有佛性，只要自修自悟，「識心見性，自成佛道」；主張「頓悟」，即「一悟即至佛地」。禪宗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東土佛教。
佛教發展到了隋唐時期，尤其是在盛唐時期，已經完成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因為此時的佛教，不僅在佛理上是中國式的，而且在價值取向上也是中國式的。印度佛教是以出世和個人解脫為價值取向，而中國佛教則是宣揚功德度人，注重入世。禪宗六祖慧能以一派宗主的身份，竟然提出了「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的命題，認為「佛法在世間，離世無佛法」。可見，在佛教的偈語中已經鮮明地體現了「經世——入世」的中國文化性格。總之，這一時期的佛教學說，是一種佛性理論，即把佛性心性化。如果轉換一個角度，也可以說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教化。
中國化佛教給中國文化以強大的影響。這種強大影響主要表現在：
第一，中國化佛教對後世的宋明理學以巨大影響。唐朝是佛教中國化時期，唐代中期禪宗分為南北二派後，兩派的教理均對後世的中國文化以巨大影響。程朱理學的「主誠有誡」、「格物致知」和北派禪宗的「漸悟成佛」對恰好相通；陸九淵、王陽明的「萬物皆備於我」、「心即理也」和南派禪宗的「頓悟成佛」恰好一脈相承。故唐代佛教的哲理，對中國以後的思想學說，無疑具有重大影響。
第二，中國化佛教對中國古代文學以巨大影響。自佛教傳入中國之日起，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學就受到了佛氣的氤氳。佛經的翻譯，使中國語言系統注入了大量的外來語（例如：「生老病死、宿命、清涼、一瓣心香、曇花一現、聚沙成塔、慧眼、橫死」等「詞語」都源自於「佛經」）；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玄言詩、山水詩到唐詩、宋詞，無一不受到佛教的深刻影響，尤其是詩人的「境界」與佛教的「禪機」多有靈犀相通（湯顯祖雲：「詩乎，機與禪言通，以若有若無為美。」）；中國古代的小說，與佛經變文也有不少相通之處。
第三，中國化佛教對中國古代音樂美術以巨大影響。魏晉時期的音樂家，大多為祖籍「西域」的高僧；唐代長安流行的龜茲樂舞，不可避免地染有「天竺風」；用佛像來表現「釋尊」和「其門徒」的「造像」和「繪畫」藝術，沿著「玄奘西行」的路線漸次在中原地區「蓮花初放」，壁畫和石窟造像至今依然是繪畫雕塑的精品，也是印度造像藝術中國化的結晶。
2）伊斯蘭教入華
伊斯蘭教入華，大約在唐高宗永徽年間傳入長安、廣州等地。兩宋時期，穆斯林繼續來華。唐宋時期來華的穆斯林多為商人。元帝國建立後，由於歐亞大陸通道的開通，使得中國西部、西北部的邊境實際上處於開放狀態，阿拉伯、伊朗、中亞地區的穆斯林大規模來華，則是來華的多為隨軍征戰的士兵和工匠，他們多數未帶家眷，來華後隨地擇偶，與華人通婚、融合者劇增。是時穆斯林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元代穆斯林的地位頗為優越，在政治地位上，幾與蒙古人相若。如此優越的社會政治地位，更是吸引了更多的穆斯林來華。這些穆斯林與華人生活、居住在一起，於是就逐漸形成了一個信仰伊斯蘭教、使用漢語而又沁潤著阿拉伯和波斯文化傳統及生活習俗的回回民族。隨著回回民族的形成，伊斯蘭教又有了較大發展。
3）景教入華
大約在盛唐之初，基督教聶斯托里派——景教，開始傳入中國。公元9世紀，由於唐武宗大肆毀佛，景教也遭遇了被毀的命運。
世界三大宗教的傳入過程，是古印度文化、古阿拉伯文化和近現代的歐美文化與中華文化的交流過程；在這數百年乃至千餘年的交流歷程中，已經在這一地區的民族、人群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並滲入了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成為了多元共存文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宗教傳入這些地區後，都得不同程度地受制於一定的政治、經濟勢力並充當其工具，歷史上的宗教問題更多地帶有若干非宗教的因素。三大宗教畢竟是一種異域文化載體，它們的傳入，削弱了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本土傳統文化的統治地位，從而使單一的、封閉的文化格局向多元的、開方的文化結構轉變。
6. 唐朝時期的歷史背景
唐朝（618年—907年），是繼隋朝之後的大一統王朝，共二十一位皇帝，享國二百八十九年。因皇室姓李，故又稱為李唐。
公元618年李淵在長安（今西安）稱帝建立唐朝 。626年，唐太宗繼位後開創貞觀之治，其後唐高宗承貞觀之遺風開創永徽之治，之後武則天一度以周代唐，神龍革命後恢復大唐國號。唐玄宗即位後勵精圖治，開創了經濟繁榮、四夷賓服、萬邦來朝的開元盛世， 天寶末，全國人口達八千萬上下。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導致國力漸衰，歷經元和中興、會昌中興、大中之治後國勢復振，末期爆發黃巢起義破壞了唐朝統治根基，907年朱溫篡唐，唐朝覆亡，中國進入五代十國。
唐朝是版圖最大的中原王朝，亦是唯一未修建長城的大一統中原王朝。唐代國土在西部及北部皆超出現代中國疆界范圍。唐朝自攻滅東突厥、薛延陀後，天子被塞北各族尊為天可汗，並藉由羈縻制度控制突厥、回鶻、鐵勒、契丹、靺鞨、室韋等等民族，還征調漠北地區的突厥士兵攻打西突厥、高句麗，且讓南詔、新羅、渤海國、日本等國學習自身的文化與政治體制。
唐代科技、文化、經濟、藝術具有多元化特點，在詩、書、畫各方面涌現了大量名家，如詩仙李白、詩聖杜甫，顏筋柳骨的顏真卿、柳公權，畫聖吳道子、李思訓，音樂家李龜年等。唐朝文化兼容並蓄，接納海內外各國民族進行交流學習，形成開放的國際文化 。
唐朝與當時的阿拉伯帝國並列為世界上最強盛的帝國，聲譽遠揚海外，與亞歐國家均有往來。唐朝以後海外多稱中國人為唐人。
7. 隋唐時期歷史簡介是什麼
如果你想看的是正史的話，不妨讀讀說唐，隋唐史等歷史書籍如果不是的話，不妨你看一下關於隋唐類的穿越小說，架空歷史類的的，這類小說以隋唐英雄割據為背景，通俗的寫法來展現那一段壯闊的歷史，讀起來也不是很枯燥。還有強烈推薦你看一下隋唐英雄傳這部連續劇，里邊的秦叔寶，羅成，李元霸，宇文成都演的非常不錯下邊是我推薦的一些書：《說唐全傳》《興唐傳》《混唐後傳》《大唐雙龍傳》《隋唐英雄志》 《英雄凱歌》 《程咬金與秦叔寶》 《逆唐》《調教初唐》《大唐》《殘唐重生李世民》 《夢回大唐》 隋唐歷史概述
隋唐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強盛時期，特別是唐代前期更是如此，較之秦漢還尤過之。以前史家以漢唐疆域相比較，謂唐時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這是指開元、天寶之際來說的。其時唐代東疆不渡遼河，不如漢時尚有遼東和玄菟兩郡。其實早在唐高宗時，東占高麗和百濟，不僅東渡遼河，而且已過鴨綠江了。唐時於西疆設安西都護府。都護府所轄的四鎮並不以蔥嶺為限，而所設的羈縻州竟遠至於波斯，也就是現在的伊朗。其後波斯王卑路斯為大食所迫，尚歸老於長安，這也是前代所絕無僅有的。這樣廣土眾民的皇朝，為史書所少見。
自西晉永嘉亂離之後，民族間的紛擾和沖突，彷彿無有已時。不過由紛擾而逐漸重新組合，卻也是勢所必然的趨向。隋唐兩代承南北朝之後，重新組合已成定局。既已重新組合，就會發出新的力量。隋代歷年雖甚短促，這樣的力量就已經有所顯現。到了唐代更是分明可見。唐朝中樞大員，不必細考其個人的生平履歷，僅從姓名之間就可略見其時的風尚。唐穆宗長慶年間，元稹曾為平章事。元稹歿後，白居易為制輓詩，有句說「元魏帝孫唐宰相」。至於邊庭將帥，尤其是無間華夷。重新組合並處，得以各盡所力，這也是難能可貴的。
在這樣泱泱大國中，如何普及中樞政令，求其如臂使指，不誤朝夕，就必須講究交通。隋唐時期承前代之舊，交通道路是有一定的基礎的。唐時驛道的設置，為當代後世所艷稱，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唐初始定鼎，為高昌所輕。高昌所恃者，是所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而磧路艱險，唐兵難以猝至，而唐兵竟然迅速達到磧口，高昌就不能不束手受縛。唐初驛道初創還是如此，其後更加完備。
由隋初至於天寶年間，可以說是隋唐時期的承平盛世。中間雖有大業末葉的亂離，創痛並非細小，唐初休養生息，也就得到恢復。由於承平日久，封建經濟就會得到發展，唐初所制定的租庸調制度，在當時說來，還算是取民有度，至少比起南北朝時期，應該說是好一些。雖然在開元年間逃戶還成了問題。封建社會是有難以克服的缺陷的。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工商業也就相應地興旺起來。黃河流域絲織業的興盛可以說超邁前代。絲綢之路雖不創始於唐代，唐代得益更多，更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社會就會顯得富庶。杜甫詩：「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正是當時社會的寫照。社會富庶顯示國家的強盛，也是強盛的基礎。唐代前期不時對外用兵，這是府兵制度的優越處，而一再出兵遠征，並未引起經濟的困窘，也是實際的情形。
由於國力的強大，也使文化昌盛起來。隋唐以前，由於南北分裂，文化也就各成體系，隋初統一全國，南北文化相應融為一體。而域外文化因之相隨俱來，特別是西域文化更特別為當時人所喜愛。中華民族是善於吸收外來文化的，隋唐時期就是具體的例證。中華民族固然是善於吸收外來文化，也不吝於向外傳播中華文化。中華聲教被於四方，也顯示出強盛皇朝的氣派。這樣的盛世豐采，強盛的顯現，應該是這一時期的特色。本卷對於這一特色反復作了說明，使這一特色更易為世人所知。
隋唐時期也和其他皇朝一樣，自有其典章制度，而且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有的還流傳下來，為後世所遵用，有過若干影響。隋唐兩代都以尚書省總綰全國政務，省內各設六部，各有專責。部的名稱前後不盡相同，唐時始確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這樣的制度一直為後來各皇朝所沿用，直到近代，部數才不斷增多起來。推本溯源，固可以追蹤於《周禮》六官。但即令當時已有這樣的制度，後來卻未延續推行，直到隋唐才又重新提起。其實所謂《周官》六官之說，不過是隋時創立新制的借口，不一定就是淵源的所自。雖不一定就是承前，但確是啟後，對後來還是有影響的。和六部的道理相彷彿的還應數到科舉。隋初廢除南北朝以來九品中正取士的舊制，改為科舉。唐代踵行新制，益加周密。其中由進士科取得的人才，率能獲升高位，主持 皇朝大計。後來各代皆遵循這樣的制度，科目名稱雖不免有所改變，總的體制卻是一脈相承，未離舊軌。直至清代末年，興辦學校，才行停止。
就是賦稅制度也相彷彿。唐初定製，以租庸調法作為賦稅制度，征取民間財物，用這樣的收入，推行政治和豢養兵士。租庸調法是以人丁為本，戶籍不整，田畝賣易，遂使租庸調法難以繼續運用。中葉以後，改行兩稅法，分夏秋兩季徵收。此法施行後，為後世所遵用，直至明代另創一條鞭法，始告一段落。當然還有其他的典章制度，也起到相似的作用。這樣一些典章制度的創立和推行，不能說和當時國力強盛沒有關系，法制紊亂和不行，所產生的消極影響也就難以避免了。
唐代的盛世到了開元、天寶年間遇到了轉折點。盛極而衰，這在以前的皇朝都曾經有過類似的遭遇。當然其間的因素和過程也還不盡相同。就唐代來說，安史之亂的前後迥然而異。安史之亂雖告平定，內憂外患，接踵而至。內而藩鎮跋扈，外而強鄰侵略，再加上朝臣朋黨，將帥離心，幾乎成了遍地荊棘，步履維艱。從安史之亂開始，就是皇帝也難於安居，玄宗和僖宗先後避難到過成都，代宗避難到過陝州，德宗避難到過梁州，狼狽匆促，彷彿不可終日。當然還不免發生過農民起義。黃巢雖然沒有取代了唐帝，李家皇朝的日月也是屈指可數了。唐代的傾覆也和以前所有的皇朝一樣，是難於避免的規律，卻自有其前因後果，不能一概而論。
安史之亂的爆發，是唐代由強盛轉向衰弱的標志，因此，一般歷史家往往把安史之亂作為唐朝前、後期的分期線。主張唐史三段論的學者，也並沒有改變安史之亂的這樣的歷史地位。
就在唐走向衰弱過程中，也促使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這是說，全國經濟重心是在黃河流域的下游，這時南移到長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這對唐朝的盛衰有很大的影響，對以後的歷史演變影響更為巨大，不能漠然視之。這種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遠在唐代以前就不斷在發展之中，安史之亂時黃河中下游所受的摧殘，至為慘酷，促成人口的大量南遷，其後藩鎮割據，征發無厭，竟使中原經濟難於稍有恢復，更說不上重心所在如舊復原。長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經濟本來遠不能和黃河流域中下游相比較，由於在不斷發展中，相差已非過多，安史亂時，人口突然增多，發展就更顯得迅速，因而就凌駕於黃河中下游之上了。對於當時皇朝的影響，最為顯著的就是漕糧的供給。隋唐皆都於長安，長安位於關中平原，雖以富庶見稱，但皇朝所需的糧食，還是須由關東漕運而來。運輸漕糧的地方，隋及唐代前期就沒有指望過江淮之間及其以南的地方。安史之亂中原遭到破壞，亂後也無從恢復，皇朝所需的漕糧就不能不仰給於長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再廓而大之，就是東南八道。這是說，由江淮之間一直伸到南嶺的北麓了。由東南八道運輸漕糧達到長安，主要依靠一條汴河，唐代後期，皇朝為了和跋扈藩鎮爭奪汴河的控制權，曾經費了偌大的心力。
自從經濟重心南移之後，皇朝所致力的是如何解決都城所在的糧食問題，不能足食，就難以足兵。在那個時期，要想足兵，還須豢養馬匹，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軍隊的裝備問題，有兵源而無馬匹，也是無濟於事的。隋及唐代前期，養馬是一項要政。隴右道就是最為適合的養馬地區。唐代前期兵力所向無敵，就是不僅有兵源，還有最好的馬匹。安史亂時，吐蕃乘機東侵，奪去了隴右道，這不僅使長安受到威脅，養馬之地也隨著完全失去。皇朝自己沒有兵力，就不能不受地方勢力的擺布了。
應該說，經濟重心的南移，還不僅是漕糧運輸的問題，經濟是基礎，是能夠影響上層建築的。因而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特別是文化方面更為明顯。隨著長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經濟的發達，文化也就隨著昌盛，這在唐代後期可以明顯地看出來。這種趨勢不僅限於唐代，唐代以後一直沒有改變，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隋唐時期的這些歷史特點，這些都是重大的歷史問題。
8. 隋唐時期產生的背景，及特點其主要內容及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中原統一的時期
9. 隋唐時期文化的繁榮的背景（原因）有哪些
主觀上，統治者抄推行開明襲兼容的文化政策。
客觀上，1.政治開明
2.國家統一，社會穩定與進步
3.與外族文化交流
4.商業的發展帶動了文化藝術的發展，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對更高深的文化藝術的需求。
5.商業城市的繁榮
6.繼承和發揚了歷代傳統文化
7.農業文明的進步
10. 隋朝成立的歷史背景
北周雖然滅北齊後國力興盛，但是北周宣帝奢侈浮華，沉湎酒色，回政治腐敗，還同時擁有五位皇答後 。外戚楊堅乘機將北周重臣外遣，朝政逐漸由他掌握。大象二年（580年）6月8日北周宣帝病死，劉昉、鄭譯矯詔以楊堅為總知中外兵馬事，扶持年幼的北周靜帝宇文闡，以大丞相身份輔政。相州總管尉遲迥、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與益州總管王謙等人不滿楊堅專權，聯合叛變反抗楊堅。但被楊堅所派的韋孝寬、王誼與高熲等人平定。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靜帝禪讓帝位於楊堅，楊堅登基為帝，即隋文帝，建國隋，定都大興城（今西安），北周覆亡。
隋朝（581年－618年，一說619年或630年）是上承南北朝下啟唐朝大一統王朝，因唐朝與隋朝的文化、制度、社會特點一脈相承，故史學家常將兩朝合稱為隋唐。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靜帝禪讓帝位於楊堅，即隋文帝，定國號為「隋」，定都大興城，北周覆亡。隋朝是五胡亂華後漢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統王朝，結束了自西晉末年以來長達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隋煬帝過度消耗國力，最後引發了隋末民變和貴族叛變。 大業十四年（618年）隋恭帝楊侑禪讓李淵，619年王世充廢隋哀帝，隋朝滅亡，享國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