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官僚制理論的歷史意義

① 官僚制理論對我國行政改革的意義

馬克斯·韋伯的科層制（或官僚制）理論有著豐厚的思想內蘊，它是韋伯政治社會學的重要內容。這一理論的許多概念、范疇和分析成為現代西方政治學理論來源之一。

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是他關於「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系列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他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是以表現在歐洲宗教改革後的新教倫理中的「資本主義精神」為支柱，這種精神是西歐理性主義長期發展的結果；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與新教倫理有著一種內在的親和關系。他對比研究了東方的幾種宗教，建立起龐大的宗教社會學思想體系。他進一步把新教倫理相聯系的經濟合理性思想引入對國家、法的研究中，既論證了現代資本主義及其形式主義法律和官僚制行政管理體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深刻批判了資本主義反文化、反人道的實質非理性。從個人行動的意義、文化和價值等方面研究社會現象，被稱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他認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學」，除了應對社會現象作合乎規律的因果分析外，還必須深入地探尋導致特定社會現象出現的個人行動動機，理解現象背後隱藏著的屬人的「意義」。把社會學的對象規定為研究個體社會行動的「主觀意義」，開創了與實證主義社會學相對立的「理解的」社會學傳統。

韋伯的理解的社會學思想，對於改變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統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促使現象學社會學的產生。他的社會行動理論是T.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思想先驅，並對微觀社會學起到啟迪作用。有關官僚制的論述對組織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發生重要影響，也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思想來源。他的宗教社會學對比較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思想啟發作用。當代西方一切重要社會學理論和流派，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從韋伯著作中汲取營養。

② 韋伯理性官僚理論具體內容是什麼

馬克斯·韋伯的科層制（或官僚制）理論有著豐厚的思想內蘊，它是韋伯政治社會學的重要內容。這一理論的許多概念、范疇和分析成為現代西方政治學理論來源之一。

本文試圖對這一理論作一討論。

一、以合理性作為科層論的學理預設「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韋伯政治社會學的中心概念。可以說，他的政治理論實際上是圍繞著這兩個概念展開的，是對它們的進一步引申與發揮。合理性是韋伯科層理論的重要學理預設。

韋伯認為任何一種合乎需要的統治都有著合理性基礎。既然科層制能夠穩定地運作，並且呈現出等級制的權力矩陣關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種合理性作為其實現前提的。他認為，科層制是特定權力的施用和服從關系的體現。具有特殊內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從的可能性可稱為「統治」，此處的統治不包括純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統治看來更多地限於自願的服從。自願的服從又是以形成個人價值氛圍的「信仰體系」為基礎的，作為個人，他必得深刻認同信仰體系，才能取得行動的一致性、連續性而不致導致內心的緊張，並最終獲得自願的服從。韋伯把個人自願服從的體系視為合理性或合法性體系，從而他對一個體系的認識排除了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合理性並不表現在事實的好壞之分，而是存在於看它是否被人們在信仰上認可，或者說，個人對一種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種合法秩序的信念，這就是這個秩序的「正當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當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來自權威的命令都會得到個人的遵從，而不論這些命令是否來自統治者個人，或通過契約、協議產生的抽象法律條文、規章等命令形式。

這樣一個合法性來源或正當性信念可以分為兩大類別。一類是主觀的正當性，包括情感的正當性（多表現為情緒的接近、親和）、價值合理性的正當性（相信一個秩序體現了個人的美學、倫理或其他價值）、宗教的正當性（來自於對救贖需要秩序這一看法的認可）；第二類是所謂客觀的正當性，包括習慣的正當性（對已經成為過程或重復出現的事實的默認，以及心理學意義上可表述為主要來自於外部壓力的從眾心理）、法律的正當性（對法律體系無論是出於內心的抑或外在的服從）。在這五種正當性信念的統領、號召或驅使之下，由內心向行動的發展方向又可判明為四種不同的行動類型：（1）情感類型行動（情感的正當性）；（2）價值合理性類型行動（包括價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當性）；（3）傳統類型行動（習慣的正當性）；（4）目的合理性類型行動（法律的正當性）。

對行動者行動類型的分析，成為韋伯社會秩序的基礎，他對社會體系的看法，包括對科層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發開來。通過下文的分析我們將可以看到，韋伯根據不同的行動類型，把科層製作了進一步的甄別，他盡管常常在對政治問題的評價中表現出實證主義的傾向，但還是對不同的科層製作了價值判斷，似乎這是有違他價值中立的分析態度的初衷的。在韋伯看來，科層制或許僅僅是指現代社會的科層制，對於其它社會而言，典型的科層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殘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從類型作為科層論的解析機理在韋伯那裡，命令—服從類型往往意味著就是統治類型，它又是與行動類型緊緊相扣的。他認為，不同的行動類型構成了不同統治類型的基礎，並發展出三種相互獨立的統治形式，它們是基於傳統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統治、依靠個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統治和藉助法律的正當性建立的合法化統治，它們分別被韋伯概括為傳統型統治、「卡里斯馬」型統治和法理型統治。這三種統治形式又可被指稱為三種命令—服從類型。

在第一種命令—服從類型中，個人出於由來已久的忠誠而服從一個領袖。人們認為領袖擁有權力，是因為領袖本人及其祖輩從來就處於統治者的地位，統治者因據有傳統所承認的統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從的權威。在這一類型中，家長制和世襲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從類型是三種形式中最不穩定和最易發生變化的。它的服從者對統治者懷有敬畏和完全忠誠的情感，相信領袖具有超凡的稟性、非常的氣質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認為他因為擁有啟迪和喻示的天賦而能夠給服從者指明行動的方向，甚至能夠創造奇跡。在法理型命令—服從類型中，由成文法律規定了統治者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對統治者的服從不是基於血統論、世襲制或情感依戀，而是根據人們所認可的法律對現實等級製表示承認。服從不是對個人的個性化服從，而是主要體現於對由法律規定的某個職位的服從。從而，在此處命令—服從類型業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關系中，拒絕傳統抑或「祛除巫魅」成為既定的社會法則，政治結構體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韋伯顯然比較傾心於後一種命令—服從類型。他認為，在三種不同類型的命令—服從類型中可能都曾產生過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義化或者說是科層化的行為，在傳統型和個人魅力型這些前現代的統治形式中，科層化曾經在一些個案中明顯地表現出來。例如，中世紀哥特式建築當然是有著結構應力的考慮的（它需要成立科層化的機構具體處理這些問題）；古代地中海和近東地區以及中國和印度的簿記的合理化形式也是類似的事實。即使從國家政治看，許多前現代的社會形態已經通過發達而龐大的官僚主義機構組織自身，如新帝國時期的埃及、秦代以來的中國等等。但是，所有前現代的官僚主義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統治形式，因而它們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層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國，通過科舉取士的辦法實現了知識分子向官僚體制的流動，官員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體制的內部流動，然而對官員的評價卻主要基於倫理相對主義的標准，以及對皇帝的忠誠程度。在這里，諳熟儒家典籍並具有人文教養是最為重要的，官員幾乎完全避免了對自身職位與職權的技術化與科學支持，並極端缺乏行政管理專業知識。由於用倫理主義的相對標准衡量官員的行為，依據一般是模糊的，官員在體制中的地位取決於上司個人的態度，從而大大發展了人身依附關系。「這是中國這種行政機構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傾向世襲制的原因，反之又說明了這一行政機構的粗泛和技術上的落後。」

〔1〕

比較而言，韋伯贊賞的是各種現代官僚主義制度，這種官僚主義制度由於其明確的技術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現出它的合理性。所以，他認為，現代官僚主義體制是當代世界的特徵。他還進一步分析了現代科層制度所共有的而且是相互關聯的幾個要素。第一，現代科層製表現為一整套持續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從關系。各級官員由於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對他們最主要的肯定評價是技術性要求），下級必須依靠其上級的首創精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科層體制是法律化的等級制度，任何官員的行動方向是由處在更高一級的官員決定的。

第二，上述從屬關系一般是由嚴格的職務或任務等級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這里，權力矩陣並不反映在權力的個性特點方面，而是基於職務本身的組織構造。在科層體制內部，每一個個體單元被分割成各自獨立的部分，並且要求完全排除個人的情感糾葛。

對權力義務體系的規定細致而明晰，使得每個個人都能夠照章辦事而不致越出權力義務體系范圍。在此種情況下，不允許科層個人隨意擴大其行動的閾值並表現出所謂的「能動性」。這就是說，個人在科層體制中已經被物化與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運轉良好的行政機器，它要求其成員只是做好自己份內的事，即使在一些情況下過分的程序化可能導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第三，現代科層的非人格傾向。由於權力來源不是出自血統的或世襲的因素，而是源於建立在實踐理性基礎上的形式法學理論和形式法律規定的制度，科層運作的主要指標是可操作性與效率，實證主義有時甚至是功利主義就大大佔了上風，個人的性格和意志在這里難以有所作為，人身依附關系因為科層內部流動的物化標准與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個人和國家財產的實際分離以及個人權力資源與管理手段的分離導致個性化權威的虛化。所有這些都表明，現代官僚制比之前現代官僚制度要有效得多，並且不那麼容易遭受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沖擊。官員的體制內流動，現在不是由他的上司的個人好惡決定的，而是取決於制度所規定的行動的程序化、客觀化、他的年資、工作經驗、責任心和敬業精神等等更加可以在形式上加以量化。用純粹理性主義的觀點看，個人的服從對象不再是擁有特定職務的個人，而是個人擁有的特定職務，換句話說，他為客觀的非個人的組織和組織目標服務。

第四，現代科層的技術化傾向。現代科層擁有極為完美的技術化程序和手段，這也正是它之所以優越於前現代科層體制的突出優勢。在技術化取向的支配下，現代科層不僅愈益倚重各類專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徑上也越來越科學化、合理化，組織行為的科學化業已成為各類科層的共識。這是因為，非此不足以回應現代社會的無論是來自程序或是系統外部的種種挑戰。於是，個人的或者說是「卡里斯馬」式的行動效應在此無能為力，現在受到專家指導的科層的行動方式更加一絲不苟，科層的日常工作大部分與信息、各種知識、對信息的收集整理歸納、多個可行的決策方案的提出以及對這些方案的進一步的徹底的論證等等相關。不僅組織行為技術化了，而且組織目標及這些目標的確立過程也技術化合理化了。

三、以工具—目的論作為科層論的實證指歸為了進一步深入論述官僚主義體制的合理性，同時又注意避免對不同合理性的價值判斷，韋伯試圖從事物因果關繫上判明合理性的類別，從而表明他完全是在實證主義的層面上貫徹他對體現不同合理性的科層體制的個人傾向。據此，他在邏輯上劃分出兩種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

所謂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統治關系中，行動方式傾向於在其手段和程序等方面盡可能地被加以量化，從而使得行動本身以及對行動結束後目的實現程序的預測成為可以被計算的任務。這是一種純粹客觀的合理性。實質合理性則完全基於價值判斷的基礎，它對行動的目的和後果作出價值評價，這些評價如是否合乎宗教信仰或宗教教義，是否符合習慣，是否表現出某種社會美德或善行等。實質合理性只是關乎倫理主義或道德理想的一種合理性，它僅僅對行動實現價值判斷，極力強調行動的社會關注，忽視行動效率，這是一種主觀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則與之相反，它不僅把行動過程看成是可計算的，而且把目的本身也看成是可計算的。韋伯認為，目的其實就是意味著社會秩序的理性化，或者說就是使它表現出最大程序的可計算性。因此，形式合理性可以表述為工具—目的主義，實質合理性則體現出倫理道德理想主義。

韋伯指出，實質合理性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本質特徵，在現代社會，這種合理性已經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會氛圍。現代社會日趨繁復的生產與生活，必然要求把行動的效率提到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社會管理必然愈益科層化。在經濟生活中，受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法則的支配，公司不得不連續地、精確地並盡可能以更大的成本效益和更快的速度處理它的業務；在現代民族國家問題上，現代國家統治越來越依靠科層化的管理方式，使它的軍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員日益脫離行政管理組織的物質手段，領取工資和薪金的國家行政人員徹底擺脫了過去曾經被先賦的任職條件，他們已經被廣泛地普遍地雇員化了；在公共生活領域中，報刊等社會輿論不僅在內部形成了分工明確運作有序的機制，而且在外部也愈加和科層化的國家相互信賴，並受著受過專業訓練的各類活動家或黨派官員的指導，同時，社會公共空間也日益官僚主義化；在政黨政治中，科層化的政黨想方設法從技術上強化其操縱人民大眾的漠不關心和「同意」能力，並精細地事先計算自己行動的過程與所能達到的結果。

在韋伯看來，現代生活的徹底科層化意味著工具—目的論已完全控制了一般社會心理。資本主義合理化過程在消滅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時，本身也傾向於變成一種目的。這種工具—目的論與現代社會的效率相呼應，它或許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也是社會發展進程中壓倒性的世界潮流。日常生活的一切領域都傾向於變得取決於紀律嚴明的等級制度、合理的專業化、個人本身及其活動的條理化工具化。科層主義的統治是當今世界的共同命運，這一過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轉的。

四、以人文回護作為科層論的社會關懷盡管官僚主義在現代社會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韋伯看來，現代官僚主義仍然存在著指向人類本身的許多限制。他指出，現代社會包括現代科層制度是新教改革運動的結果。從16世紀開始，新教就用其自身的紀律逐漸切入信徒的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在這里，為世俗生產和生活而辛苦勞作不是為了世俗的享受，或是刻意追求某種行動的條理化，而是教徒們普遍感到自己有義務履行為了上帝的榮譽而盡的責任。這種天職驅使他們深深投入日常生活，個人必須通過那些平常的有時近乎瑣細的行動方能檢驗自身，並獲取自我救贖。新教運動通過求助於作為一種得到認可的天職的勞動來具體驗證這些天職的內容。按照新教徒的理解，「無休止的、不間斷的和有組織的勞動本身變成了世俗生活的首要目的、來世得到超度的禁慾主義手段、復活和虔信最可靠的標志。」〔2〕這種以倫理和宗教信仰為世俗生活的精神取向的合理化運動，無疑體現了一種實質合理性。

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教通過成功宣揚這些主張，對現代官僚主義的出現作出了意義深遠的貢獻。新教運動對當代社會的影響恰恰在這一運動的實質合理性消解之後才表現出它的實證價值。在現代社會，通過禁慾尋找天國的強烈願望逐漸迷失了，代之以反映了形式合理性的功利主義、技術主義和實證主義。對於倫理價值的熱情，讓位於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整理、歸納、演繹、推理、計算和論證之中。為了追求效率，人們日益把價值、信仰、理想棄之不顧，而幾乎在社會領域的各個層面都努力用被認為能夠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機制——現代科層制組織起來。也就是說，全部現代生活被官僚制化了。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之間出現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並且前者仍在不斷蠶食著實質合理性的地盤。作為社會主體的個人，在龐大而且全能的科層機器面前完全無能為力，他們已被徹底地物化了。韋伯認為，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之間的歷史的和現實的悖論，反映了官僚主義化過程中的不平衡既是現代文明的獨特成就的主要根源，又是現代文明的局限性的主要根源。

如何才能走出現代文明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二律背反的峽口？韋伯大抵希望通過對科層主義的人文回護擺脫這一社會困境。在他看來，科層制的發展路向無疑是應該向其中加入社會關注的因素，經過民族國家和有作為的政治與社會活動家等現實因子打通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之間的關隘。他既不想否定現代官僚制的成就，也企望能夠克服其業已被當代社會人們所普遍意識到的積弊。

第一，由於官僚主義是最難破壞的社會結構之一，同時由於作為一種技術主義的必要性，對官僚主義決不能採取決裂的態度。試圖用擴大公共領域的辦法解決現代科層制，表面上似乎在倡導一種民族要求，但其結果必定是大大降低效率、法律秩序和物質發展水平這些現代文明成果。鑒於科層統治「鐵的必要性」，韋伯建議通過發展民族國家的權力來克服現代科層制度中存在的非理性。既然科層制的主要弊端恰恰在於它的形式合理性與非人性，從而提高民族國家的權力可以強化社會對作為人格化政治表徵的民族國家的心理體認。對技術主義挑戰的回應首先是提高國家在世界上的實力地位，通過經濟發展、軍事強化、政治建設等等歷史的和現實的人類化的活動抒發人們深層意識和感情上的共同體情結。經過國家政治領導人用行政手段塑造共同體新的話語體系、風俗習慣以及政治記憶，藉助於民族榮譽以恢復已經失落的價值合理性傳統，或許可以重新建立對倫理相對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的信心，用國家價值目標整合社會公眾。在國際關繫上，民族國家的固化必然帶來政治共同體的獨立性和個性化。

第二，走出現代科層制困境的第二個出口是鑄造政治與社會領導人的獨立的政治人格。韋伯認為，官僚主義使得幾乎每一個行政領袖都淹沒在技術絕對主義的情景之中，這種工具主義的正當性甚至已經成為集體無意識而得到人們的遵崇，它是一種社會不自覺的潛在魔力。在當代，培育具有個性的、意志堅定目標明確、對自身行動充滿信心並且具有高度責任感的領導人已成為十分迫切的任務。這樣的領導人將是打破普遍主義的重要因素。這種領導人至少應具備下述條件：1.他必須對從事的事業保持充沛的熱情，因為只有熱情才是堅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召的行動才可獲取它執著的始終如一的力量源泉。2.他還應該對從事的事業懷有持續的信仰。沒有信仰的熱情自然是十分淺薄的、缺乏獨創性的。在信仰的召喚下，他的行動必然目標明確、意志堅決和負有深重的責任感及獻身精神。3.他的行動必須體現出在信仰與客觀現實之間的某種均衡感。他不會因為現實限制而修正信仰，也不會由於信仰而無視現實；他不是鄙薄客觀的超人，也不是隨波逐流的庸人。當然，在個人意圖的實現歷程中，信仰應該始終處於統領與涵帶的地位。

五、幾點評價

韋伯科層制理論對西方政治學影響深遠。他的關於「合理性」、「合法化」等范疇幾乎已經成為現代政治學的公理。他認為，對韋伯科層理論的積極意義的探討似乎可從兩個方面入手：

首先，韋伯建立了對科層制的全新的學理分析模式。他綜合運用哲學、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全方位地、動態地討論這一問題，使得科層理論在較多的向度上展開，表現出他的這一理論的確呈現了深入厚重而又富於延展性的特點。他的關於合理性和合法化等分析，基本上把握了現代社會公眾對社會制度的無意識認同的某些重要原因。其應該提到的是，他不僅就科層這一社會的子層面作了條分縷析的議論，而且注意把它放在整個社會歷史與現實的大背景下考察，這也同時部分地暗暗契合了後來人們從系統論和政治生態學的角度追究科層主義的風氣。

其次，韋伯科層制理論的學理追蹤最終指向了對當代資本主義合理性的拷問。他指出了資本主義歷史演進中的價值扭曲及其現實運作中人性的泯滅。盡管韋伯對現代官僚主義的工具理性表示了贊賞，但也只是就科學對神學的勝利這一層面而言的，因而看起來就只具有個案的、實證論的意義。馬克思根據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的異化帶來社會的全面異化批判了資本主義，而韋伯則通過合理性范疇同樣針貶了資本主義。

盡管韋伯關於科層理論的合理分析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重視，但其中亦包藏了不少在一些情況下連韋伯本人也甚感困窘的漏洞，並突出表現在他對工具理性的提升和對技術主義的改造問題上。具體來說：

首先，韋伯對社會系統合法性的研究建立在純粹功能主義的基礎之上，試圖刻意避免對合法性作出價值判斷。他認為統治系統的確立與存在以合法性為基礎，而一個系統之所以是合法的，恰恰取決於它的存在；或者合法性以公眾的「同意」為理由，公眾的「同意」又反過來表露了統治的合法性。這樣，韋伯就在邏輯上為自己設定了一個雙方互證的陷井：每一方的存在竟然成為對方存在的唯一理由。這就使合法性理論墮入了二者死循環的封閉的怪圈。倘若對系統的存在與合法性的社會前提作進一步的追問，那麼所有理論釋讀都將會不甚了了。

其次，關於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分析同樣也是一個二難推理。韋伯堅持認為，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似乎在現代社會在總量上是確定的，一方的擴張必然意味著另一方的收縮。那麼如何在一個總量衡定的結構里在調整中實現平衡同時又不致貶抑任何一方的必要性意義，就終於成為使包括韋伯在內的所有人進退維谷的難題。

再次，韋伯的統治合法性理論是把暴力理論排除在外的。合法性就是意味著公眾對統治形式的「同意」。但同意似乎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心理機制問題。在社會同意的過程中，無不隱藏著包括暴力在內的國家編制對社會心理的整合與調整，應有業已技術主義的國家怪物的陰影在社會心理中的潛在投射。

復次，以強化民族國家為方案來解決官僚主義的痼癖，既反映了韋伯對官僚主義全能化的深刻而急追的憂慮，同時也說明了他在解決方法上的欠缺。在他所描繪的民族國家圖景中，國家將完全包融社會與個人，以國家利益為唯一目的，這種國家的發展結果必然最終走向強權政治。

最後，韋伯為了補綴上一點的不足，在社會科層中設計出了具有強烈的「卡里斯馬」傾向的各類精英們。他們富有個性和創造力，信仰堅定，目標明確，責任感強烈，然而如何才能調適他們的?

③ 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有什麼現實意義

韋伯的判斷和隨後的研究結論，現在人們公認，在古代中國、埃及和晚期羅馬帝國都曾存在過官僚制的形式，而且這些國家和地區官僚制的存在也是這些歷史上的偉大帝國強盛的標志。在韋伯的研究活動中，專門對中國古代的官僚制和歐洲官僚制的形成和發展作了比較考察。事實也正如韋伯所認為的那樣，在中國古代，很早就已經存在了官僚制的組織形式和行為方式。早在戰國時期，特別是在秦統一中國後，就出現了一個專門的食祿階層，它標志著官僚開始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像馬克思及早先許多研究東方社會的學者一樣，韋伯也把官僚制產生的原因歸結為公共工程建設的需要，認為中國古代和埃及一樣，治水、建築等公共需要促使古老的官僚制在皇家的保護下發展起來了。正是這樣一個以公共需要等經濟活動為基礎的官僚制的存在，「從一開始就控制著戰國時代的封建性質，並將士人階層的思維一再納入管理技術與功利主義的科層官僚制的軌道」。（韋伯：《儒教與道教》，第87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應當說戰國諸候的競爭也是行政管理官僚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這種競爭促進了文人們去積極探尋一種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而這種方式就是向官僚制的靠近。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和建立起帝國統治後，以郡縣制代替封建制，中央集權的官僚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它的惟一選擇。特別是隋唐科舉制的興起，使中國古代官僚成為一種比較典型的前現代官僚制形式，成了「特別現代的、和平的和官僚體制化的社會最完美的代表」。
現代官僚體系的出現，首先是同歐洲中央集權國家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官僚製作為國家政治體系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組成部分是近代社會的產物，是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二元化的過程中逐漸生成的。在西方，大致在18世紀中期，大陸國家就開始了對官僚體系的認識。到了19世紀後期，英國文官制度的出現則標志著現代意義上的官僚製作為一種行政體制而正式進入政治生活的領域。
作為一個社會學家，韋伯對社會結構以及制度的理解是從人的社會行為入手的。因此，要了解韋伯學術的全部內容就需要從他對人的社會行為方式的分類出發。韋伯在宏觀的歷史視野中所探討的是人的社會支配行為，他對這種社會支配行為進行分類，認為存在著三種形式的支配行為：理性及法理型的支配、傳統型支配和個人魅力型支配。對於社會學家來說，他所探討的社會行為是不同於心理學家所探討的個人行為的。一旦談及社會行為，就必須把這種行為放在其賴以發生的組織結構之中。然而，一旦談及組織，又必然會涉及組織存在的基礎問題。所以，韋伯在考察三種社會支配行為方式時，也就包含著對這三種社會支配方式的組織形式及其存在前提的探討。
根據韋伯的看法，任何組織都必須有某種形式的權威做基礎。適當的權威能消除混亂，帶來秩序，沒有這種權威的組織就無法實現組織目標。所以，與歷史上的三種社會支配行為方式相對應，也存在著三種類型的權威。「合理－合法的權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是以組織內部各種規則作為權威的基礎，相信政策、規章必須合乎法律，以及擁有權威的人在法律規則下有發布命令的權力。依據合理－合法的權威而實現的支配行為其實是以對組織規則的服從和對法律的遵守為特徵的，因為，在這種支配行為方式中，人們服從領導者的命令是出於對組織規則和法律的信守，法律與規則代表一種大家都遵守的普遍秩序。因此，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各自都要受到組織規則的約束。與合理－合法權威基礎上的支配行為方式不同，建立在「傳統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基礎上的社會支配行為方式是以對傳統文化的信仰與尊重為基礎的，相信傳統因源遠流長而神聖不可侵犯，相信擁有權力者按照傳統實施統治具有合法性。這種權力的特點是：（1）世襲性——王之子恆為王，公之子恆為公；（2）封建性——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是主人與臣僕的關系，信奉家長制；（3）絕對性——在支配者特別是在最高支配者那裡，言即法，權力不受限制，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再一種權威是被韋伯稱作「卡里斯瑪」權威（Charisatic authority）的東西，它以對個人超凡能力、英雄主義精神、典範品格的崇拜、迷信為基礎。通過對這三種權威基礎上的組織及其社會支配方式的綜合比較可以發現，以傳統權威為基礎的支配方式是為了保存過去的傳統而行事，對領導人的挑選不是按能力而進行的，因而效率是低下的；以「卡里斯瑪」權威為基礎的支配方式則更多地帶有感情色彩，依據神秘或神聖的啟示往往帶來支配行為的主觀性和隨意性。所以這兩種權威，以及建立在這兩種權威基礎上的組織和依據這兩種權威而作出的支配行為都屬於非理性的范疇，都不宜作為現代官僚組織及其行為的基礎，只有理性－法律的權威才能作為現代官僚制組織及其行為的基礎。
建立在「卡里斯瑪」權威基礎上的個人魅力型支配行為方式是一種短暫的、不穩定的支配形式。經過一段時間後，這種權威形式必然會例行化（routinized），或者轉變為傳統型權威，或者轉變為理性的與法制的權威。所以，穩定的或制度化的支配形式其實只有兩種：一種是傳統的、家長制的制度，其具體表現是封建制與家產制；另一種是現代的理性的與法理的制度。韋伯認為，在中國和歐洲古代，都存在過一個個人魅力型的統治時期，並指出支持這種統治的是個人的品質，或者是源於氏族、宗族和體現在個人身上的神性。而且，根據韋伯的判斷，個人魅力型的統治往往是發生在共同體遭遇某種危難的時候，由於個人創造出了奇跡，使信仰他的民眾轉危為安。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韋伯才斷定這種個人魅力型的統治是不穩定的，只是一種臨時的和隨機性的存在方式，它或者通過不斷的危難來加以證明，或者轉化為另一種統治方式。一般說來，歷史事實往往表現為後一種，就是個人魅力型的統治由於接班人的出現而轉化為血統繼承的世襲制。世襲制雖然在最初的形態上表現為宗族家長制，但很快就會演化為家長制條件下的官僚制形式。這種官僚制也就是韋伯所考察的傳統型的官僚制，是一種沒有專業管理技術的官僚制，同時，最為重要的是這種官僚制不具有合理的法律制度。

④ 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有什麼現實意義

馬克斯·韋伯的科層制（或官僚制）理論有著豐厚的思想內蘊，它是韋伯政治社會學的重要內容。這一理論的許多概念、范疇和分析成為現代西方政治學理論來源之一。

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是他關於「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系列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他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是以表現在歐洲宗教改革後的新教倫理中的「資本主義精神」為支柱，這種精神是西歐理性主義長期發展的結果；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與新教倫理有著一種內在的親和關系。他對比研究了東方的幾種宗教，建立起龐大的宗教社會學思想體系。他進一步把新教倫理相聯系的經濟合理性思想引入對國家、法的研究中，既論證了現代資本主義及其形式主義法律和官僚制行政管理體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深刻批判了資本主義反文化、反人道的實質非理性。從個人行動的意義、文化和價值等方面研究社會現象，被稱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他認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學」，除了應對社會現象作合乎規律的因果分析外，還必須深入地探尋導致特定社會現象出現的個人行動動機，理解現象背後隱藏著的屬人的「意義」。把社會學的對象規定為研究個體社會行動的「主觀意義」，開創了與實證主義社會學相對立的「理解的」社會學傳統。

韋伯的理解的社會學思想，對於改變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統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促使現象學社會學的產生。他的社會行動理論是T.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思想先驅，並對微觀社會學起到啟迪作用。有關官僚制的論述對組織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發生重要影響，也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思想來源。他的宗教社會學對比較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思想啟發作用。當代西方一切重要社會學理論和流派，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從韋伯著作中汲取營養。

⑤ 如何看待韋伯官僚制

在現復代政治學、社會學和管制理學等學科的研究中，官僚制的概念是與馬克斯?韋伯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而所有的研究又都把官僚制的問題集中到了公共行政的體制和行為方式上。所以，對於公共行政的研究來說，是無法迴避對官僚制問題發表意見的。或者接受官僚制的理論體系並為這個體系的建構、改造和發展提供進一步的建言；或者對官僚制理論體系提出批評，盡可能地尋求替代性的理論框架，並對公共行政的實踐發揮作用。近二十多年來發生在西方國家的行政改革運動，基本上是對官僚制持否定態度的，因而馬克斯?韋伯的理論也受到了挑戰。其實，官僚制與官僚制理論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個范疇，官僚製作為實踐中的一種國家政治統治與社會管理的方式有著很長的歷史發展過程，只不過長期以來人們並沒有對這種制度作出定義，正是在馬克斯?韋伯為這種制度作了命名並提出了官僚制的「合理性」建議之後，人們才開始關注這一統治和管理制度的基本形式和發展歷程，並在此基礎上不斷地提出官僚制建設和改進的方案。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當一切關於官僚制建設和改進的方案都告失敗之後，便出現了「告別官僚制」的強烈呼聲。

⑥ 韋伯的官僚制理論是什麼

韋來伯的官僚制理源論是指一種以分部—分層、集權—統一、指揮—服從等為特徵的組織形態，是現代社會實施合法統治的行政組織制度。

官僚制具有如下基本特徵：

1. 合理的分工。在組織中明確劃分每個組織成員的職責許可權並以法規的形式將這種分工固定下來。

2. 層級節制的權力體系。在組織中實行職務等級制和權力等級化，整個組織是一個層級節制的權力體系。

3. 依照規程辦事的運作機制。在組織中任何管理行為都不能隨心所欲，都要按章行事。 形成正規的決策文書。在組織中一切重要的決定和命令都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達，下級易於接受明確的命令，上級也易於對下級進行管理。

4. 組織管理的非人格化。在組織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規、條例和正式文件等來規范組織成員的行為，公私分明，對事不對人。

5. 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量才用人，任人惟賢，因事設職，專職專人，以及適應工作需要的專業培訓機制。

⑦ 評價韋伯官僚制理論對我國有何借鑒意義

按照韋伯的說法，這種組織的司法是不規則的，組織運行缺乏工具理性。
官僚製作為一種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體制，它迎合並極大地推動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進程。一方面，官僚制滿足了工業大生產的生產模式和管理復雜化的需要。其在精確性、快捷性、可預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會組織形式所無與倫比的。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徵而得到科學理性時代的文化認同。而這些都是對傳統社會中的各種組織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親、下級對上級的人身依附、官員決策的任意性與不可預測性等弊端的糾正，是時代發展的產物。當然，官僚組織自身的缺陷也十分明顯，對於這種缺陷，韋伯曾毫不客氣的指出，家長制組織和個人崇拜組織問題更大，人們在管理社會時當然可以選擇不同方式，要麼是官僚組織，要麼是外行治理，別無他途。時至今日，人們對官僚組織的批評已經非常普遍了，但仔細考察就不難發現，無論是在現實中的管理運作，還是在書齋里的理論探索，政府也好，企業也好，我們都無法跳出韋伯的組織模型窠臼。韋伯對組織理論的貢獻，有點像如來佛給孫悟空展示出的廣闊世界，管理學家們在上面跳躍馳騁，最終卻會發現自己依舊在韋伯所畫的圈子裡。跳出韋伯的圈子似乎是可能的，不過還有待時日。

⑧ 韋伯的官僚制組織理論是什麼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被稱為「組織理論之父」，於20世紀初提出了官僚制理論。

在馬克斯·韋伯看來，官僚制是指一種以分部—分層、集權—統一、指揮—服從等為特徵的組織形態，是現代社會實施合法統治的行政組織制度。

韋伯認為組織的合法權威有三種來源：習俗慣例；個人魅力；法規理性。法理權威的最適宜的組織形式是官僚制。

所謂「官僚」，是指這種組織的成員是專門化的職業管理人員而言，並不含有一般語境中使用「官僚」一詞的貶義。為了避免誤解，有些學者把韋伯所說的官僚組織，改稱科層組織。韋伯認為，在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官僚組織是對大規模社會群體進行有效管理在基本形態。

韋伯指出，在這三種組織類型中，只有傳統組織和官僚組織才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個人崇拜組織與這兩種組織差異極大，它可以破壞一個舊世界，而無法建立一個新世界。因為無法保持領袖人物魅力的彌久彌新，或者領袖人物隱退去世等等，個人崇拜組織從誕生起，衰敗也就不可避免。例如宗教組織在其創立時必須依賴於領袖的神聖光環，但要將信徒對領袖的頂禮膜拜常規化，一旦形成了教義和規則，它就開始轉變成傳統組織。古代王朝的創立時期，常得益於某個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們信賴他那種拯救社會的神力，對烏托邦式美好世界的追求形成對領袖的擁戴，並煥發出「打江山」的動力。而一旦轉入「坐江山」，就得實現權威的轉變，把神力變成傳統，制定典章制度，個人崇拜組織隨之平凡化，變成傳統組織。

傳統組織與官僚組織在外觀上具有相似性，但兩者實質有很大不同。在官僚組織中，由制度規定組織層級、部門劃分、職位設置、成員資格，能夠形成非人格化的層級節制體系和部門結構，組織成員是否勝任僅僅取決於他的能力，而不是取決於他對組織領袖的個人忠誠和個人依賴。傳統雖然也有規章體系，但它的典章來自傳統習慣，組織成員之間的關系是建立在個人關系、喜好偏愛、社會特權的基礎之上。所以，傳統組織中有法律制度，但不可能有法理權威。按照韋伯的說法，這種組織的司法是不規則的，組織運行缺乏工具理性。

官僚製作為一種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體制，它迎合並極大地推動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進程。一方面，官僚制滿足了工業大生產的生產模式和管理復雜化的需要。其在精確性、快捷性、可預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會組織形式所無與倫比的。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徵而得到科學理性時代的文化認同。而這些都是對傳統社會中的各種組織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親、下級對上級的人身依附、官員決策的任意性與不可預測性等弊端的糾正，是時代發展的產物。當然，官僚組織自身的缺陷也十分明顯，對於這種缺陷，韋伯曾毫不客氣的指出，家長制組織和個人崇拜組織問題更大，人們在管理社會時當然可以選擇不同方式，要麼是官僚組織，要麼是外行治理，別無他途。時至今日，人們對官僚組織的批評已經非常普遍了，但仔細考察就不難發現，無論是在現實中的管理運作，還是在書齋里的理論探索，政府也好，企業也好，我們都無法跳出韋伯的組織模型窠臼。韋伯對組織理論的貢獻，有點像如來佛給孫悟空展示出的廣闊世界，管理學家們在上面跳躍馳騁，最終卻會發現自己依舊在韋伯所畫的圈子裡。跳出韋伯的圈子似乎是可能的，不過還有待時日。

韋伯所描述的官僚組織有多種概括，但最主要的內容有以下幾點：

1.專業化分工。

分工原則本來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來的。可以說，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大廈，基石就是勞動分工。但是，韋伯則是從社會學意義上探討分工問題，他把專業化和人類理性緊密聯系起來。從斯密到韋伯，分工的意義也從勞動效率發展到社會結構。韋伯的官僚組織，強調組織中根據專業技術的分工和人類理性的關系。分工的實際意義，不僅僅在於斯密強調的提高效率，而且在於消除等級社會的人身特權。在韋伯的分工體系中，人的差別只有技術能力的差別，而不再是身份和社會差別。所以，組織成員的選拔，必須採用考試方式。專業能力替代了個人效忠，權力和責任屬於職位而不屬於個人，這些權力和責任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在組織之中。由此形成的組織，不僅可以通過分工方式提高效率，創造更多的財富，而且能夠形成新的以理性為准則的組織關系，改變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

2.等級制。

等級制自古就有，而韋伯的官僚組織等級制與眾不同。官僚組織中的職位，按權力大小和「命令-服從」關系，形成金字塔形的等級序列。這種等級制同以往的社會分層有著實質上的區別。以往的社會分層，如國王、貴族、自由民等等，是按人格身份形成的。官僚組織中的等級制，則是按組織權力形成的。這種權力擺脫了對人身的依附，其實質是專業技術和知識差異。所以，這種等級制排除了古代和中世紀普遍存在的特權。在中世紀，家道中衰而窮困潦倒的貴族大爺，可以在精神上傲視那些珠光寶氣卻俗不可耐的下層暴發戶，在物質上享有平民無法企求的各種優待。但在官僚組織中，這種依賴於社會等級形成的上下懸隔不復存在，是制度而不是身份賦予等級權力。在韋伯的官僚制組織中，成員有職權的高低大小之分，但卻沒有身份地位高低貴賤的區別，正是官僚制打破了傳統農業社會中森嚴的社會等級，為建立近代以來的人人平等的契約型社會創造了先決性的條件。

3.對法理化規則的遵從。

在韋伯的理想狀態中，官僚制組織的構建形成、部門分工、職位設置、成員選拔，一直到組織的運作，每一個成員的權力和責任，都是由法律制度（不光包括成文制度，也包括不成文制度）明確規定的。這些法律規則由組織成員協商而達成，或者由組織上層提出，但其成員以理性思考權衡而接受。因此，組織的一切規則都是理性的。任何組織成員，都依據這種規則而行事，上至組織的最高領導，下到基層普通職員，無不例外。他們服從的是共同認可的規則，而不是因人而異的舉措，或者是個人的偏愛喜好。就連非常具體的報酬問題，也應當以固定薪金制來體現規則的力量。在這里，「人治」被徹底摒棄。但是，由於官僚組織只體現工具理性而排除了價值理性，所以，官僚組織從本質上來說是行政的或執行的工具，而不是政治的或情感的載體，所以，技術官僚不是法規制度的最終淵源，它必須服從於民選的政治領袖或擁有所有權的更高主人（如股東）。這種官僚組織，實際上必須建立在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前提上。

4.非人格化。

在韋伯眼裡，官僚組織是規章的體制，而不是個人的體制。所以，官僚制是排斥個人魅力的。組織的運行不依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受個人的感情的支配。理性化的另一種表述，就是非人格化。官僚制改變了傳統社會中的人身依附和個人忠誠，職業官僚接受上級的指揮和命令，是因為他們要服從法律和規則，而不是服從命令者本身的人格魅力感召，或者是服從附著在他身上的身份地位，更不是服從由傳統習俗決定的社會等級。盡管韋伯自己也不諱言，這種完全排除了情感的官僚組織，會使組織變成冷冰冰的機器，會產生人的異化。但是，我們尚無法找到比它更好的組織模式。韋伯也承認官僚組織的缺陷，他曾試圖探討以個人魅力來校正官僚組織的異化，但他未能完成相應的研究。
請採納。

⑨ 試評價韋伯組織理論在今天管理實踐中的意義

意義：明確而系統地指出理想的組織應以合理合法權力為基礎，這樣才能有效地維系組織的連續和目標的達成。

特徵：

l、組織中的人員應有固定和正式的職責並依法行使職權。組織是根據合法程序制定的，應有其明確目標，並靠著這一套完整的法規制度，組織與規范成員的行為，以期有效地追求與達到組織的目標。

2、組織的結構是一層層控制的體系。在組織內，按照地位的高低規定成員間命令與服從的關系。

3、人與工作的關系。成員間的關系只有對事的關系而無對人的關系。

4、成員的選用與保障。每一職位根據其資格限制（資歷或學歷），按自由契約原則，經公開考試合格予以使用，務求人盡其才。

5、專業分工與技術訓練。對成員進行合理分工並明確每人的工作范圍及權責，然後通過技術培訓來提高工作效率。

6、成員的工資及升遷。按職位支付薪金，並建立獎懲與升遷制度，使成員安心工作，培養其事業心。

(9)韋伯官僚制理論的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韋伯從事實出發，把人類行為規律性地服從於一套規則作為社會學分析的基礎。他認為一套支配行為的特殊規則的存在，是組織概念的本質所在。沒有它們，將無從判斷組織性行為。

這些規則對行政人員的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他們自己的行為受其制約，另一方面他們有責任監督其它成員服從於這些規則。韋伯理論的主要創新之處導源於他對有關官僚制效率爭論的忽略，而把目光投向其准確性、連續性、紀律性、嚴整性與可靠性。

韋伯這種強調規則、強調能力、強調知識的行政組織理論為社會發展提供了一種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體制。現在我們普遍採用的高、中、低三層次管理就是源於他的理論。

行政組織化是人類社會不可避免的進程，韋伯的理想行政組織體系自出現以來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它已經成為各類社會組織的主要形式。

韋伯的行政組織理論雖然不是管理思想的全新開創，只是社會實踐的理論總結，但我們在重溫韋伯行政組織理論之時，不是為了贊美他在歷史上的重大貢獻，而是認同其思想對現代組織行為的現實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