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的結果有何歷史意義

㈠ 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的歷史意義是什麼

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在中國社會發展中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它的發生及和平解決，基本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內戰，開始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階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戰的基礎，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

它是中國社會矛盾變化的轉折點，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國提前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是中國由內戰到抗戰的轉折點，是中國由分裂到統一的轉折點，是中國社會政治由專制到逐步民主的轉折點。由這一系列轉折，奠定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

同時，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合法生存與喘息休整、壯大的機會，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開辟了發展壯大的前景，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領導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變剛結束，毛澤東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在西安事變中實際地取得了領導地位」。

㈡ 西安事變最終解決的歷史意義

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
(1)如果不是西安事變，蔣介石將會繼續剿共，但共產黨並不會象哈蔣派認為的那樣輕易被國軍剿滅，因為共產黨既有深厚的民眾基礎，又有成熟高明的領導人，還有境外共產國際的支持（長征北上的重要目的之一）。盡管當時的處境有些困難，但被徹底消滅是不可能的。有人曾拿抗聯的結局舉例，但並不貼切。關內不是東北，中共不是抗聯，國民黨也不是關東軍。如果這樣，雙方的戰爭就會長期持續下去，把國家打爛。內耗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日本人漁翁得利。
(2)有位國民黨將領西安事變前曾說過：前些年是攘外必先安內，現在是安內必先攘外。因為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
沒有西安事變就沒有第二次國共合作，沒有國共合作，就不可能形成全民抗戰勢態，沒有舉國一致的同仇敵愾，蔣介石七七後也不敢對日宣布抗戰。（有些哈蔣派為蔣介石九一八的不抵抗辯護，但這些唯武器論者只看到當時中國的物質力量落後，卻沒看到更重要的是蔣本人根本就缺乏抗日的精神信心，之所以缺乏這種信心，原因很多，而國內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也是其中之一。）正是因為抗戰，國民黨才一度贏得了廣大民眾的支持，才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比較光彩的一頁。看看蔣介石抗戰勝利之初受到民眾擁護的程度和西安事變前受到民眾指責的程度，對比還不夠鮮明嗎？
(3)蔣介石通過抗戰不僅提高了國民黨的聲望，還得到了許多實際的收獲：各地各派的軍閥消滅的消滅、削弱的削弱，連新疆都回歸了中央，雜牌軍的比例大大下降，中央軍的比例大大上升，蔣介石的統治力大大增強。
(4) 通過西安事變，國共合作，中華民族才真正團結起來，共同禦侮，使得民族滅亡的悲劇沒有發生。
至於最後國民黨蔣介石被人民拋棄，完全是咎由自取，誰叫蔣抗戰勝利後不是搞和平建國，而是重開內戰，試圖走吳佩孚的老路搞武力統一呢！八年抗戰，人民飽經苦難，最需要的是休養生息，你非要把戰禍重新降臨到人民頭上，人民怎麼能不反對你呢。當時的共產黨也並不想打內戰，因為沒有那個實力冒險，派重兵搶占東北實質上正是一種防守的姿態。國共完全可以在自己的管轄區域內發展經濟、和平競爭嘛。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各種社會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內戰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了，國共關系得到迅速發展，從而開始了國內和平的新時期；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對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 團結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准備了必要的前提，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

㈢ 西安事變有什麼歷史意義

首先，西安事變的爆發結束了國共兩黨長期斗爭的狀態，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專戰線的形成屬，調動了全民族抗戰的激情；其次，西安事變最終讓南京國民政府改變了「 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集中力量抗戰；最後，「國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是當時日本侵略軍所不願意看到的。」所以，西安事變在事實上迫使日本放緩了侵略步伐。

㈣ 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

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其和平解決最終結束了內戰，實現了國內和平，促成國共兩黨再次合內作和抗日容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取得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政治基礎，標志著十年內戰基本結束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戰的基礎。

西安事變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往事雖然已成歷史，但它對後世的影響卻是深遠的，為了讓更多的華夏兒女受益，讓歷史教育更多的華夏兒女。作為青年的我們，要真正把愛國之志變成報國之行，銘記歷史才能開創未來。

㈤ 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

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在中國社會發展中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它的發生及和平解決，基本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內戰，開始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階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戰的基礎，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

它是中國社會矛盾變化的轉折點，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國提前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是中國由內戰到抗戰的轉折點，是中國由分裂到統一的轉折點，是中國社會政治由專制到逐步民主的轉折點。由這一系列轉折，奠定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

同時，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合法生存與喘息休整、壯大的機會，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開辟了發展壯大的前景，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領導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變剛結束，毛澤東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在西安事變中實際地取得了領導地位」。

(5)西安事變的結果有何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西安事變」昭示出愛國、統一、進步的思想和團結合作、不怕犧牲的精神。為了牢記歷史，教育後人繼承和發揚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張學良將軍公館和楊虎城止園別墅為基礎，1986年12月，西安事變紀念館正式建成，並於「西安事變」50周年之際對外開放。

西安事變紀念館在建設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多次維修保護和陳列調整。尤其是2006年至2009年，國家投入了大量建設資金，對西安事變紀念館基礎設施、陳列展示、消防技防工程等進行了維修和改造，改造後的館容館貌煥然一新。西安事變紀念館重新製作了《歷史的轉折——西安事變史實陳列》《張學良公館舊址復原陳列》等五大陳列，並於2009年12月全部竣工並向遊客免費開放。

建館二十多年來，西安事變紀念館已累計接待參觀者近200萬人次。西安事變紀念館先後被命名為全國首批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陝西省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西安市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國防教育基地、紅領巾實踐教育基地和全國一百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之一。

㈥ 西安事變的背景及歷史意義！

國際背景

1935年7、8月間，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會議，著重討論有關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

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指出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把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齊觀是不對的」，「不能同時順利地既反對日本侵略者，又反對蔣介石的斗爭」，「我們（指國際）覺得，你們（指中共）號召西南集團反蔣行動的聲明是錯誤的」，要求中共與蔣介石就共同抗日進行和談。

國內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中國東北三省全部被日本關東軍佔領，並利用前清廢帝溥儀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傀儡政權，導致中國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漸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國進入抗日戰爭的局部戰爭階段。

1935年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經過被毛澤東命名為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轉移，抵達陝北革命根據地保安縣吳起鎮會師。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等人根據共產國際會議精神的要求，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內容。

1935年10月1日，東北軍在勞山戰役中，王以哲的67軍110師2個團和師部被殲，師長何立中戰死，團長裴煥彩被俘。

1935年11月22日，東北軍在直羅鎮戰役中，紅軍僅以800多人的傷亡就殺、傷、俘6000多東北軍精銳109師的士兵。張學良部隊的戰局失利以及後來面對共產黨的停戰對峙，導致蔣介石親自前往西安督戰。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舉行了大規模的大學生示威遊行，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獲得全國民眾積極響應，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給實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國民政府巨大壓力。

1935年12月17日，中國共產黨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1936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聯名發出《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

1936年2月，中共宣布開始東征抗日。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

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發出通電。痛斥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對中國土地的踐踏，決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復失地。然而不久後廣東將領紛紛向南京政府投誠，陳濟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對蔣介石表態歸順。

由於兩廣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便將預備征討兩廣的中央師悉數北調，用來剿共，並准備將張學良的部隊調離。然而也因蔣介石的過分自信，僅帶少數文武飛往西安，結果西安事變時所有人都被扣留。1935年9月20日，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調東北軍入陝甘剿共。

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要求中共與蔣介石就共同抗日進行和談。

1936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12月9日，蔣介石寫信給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囑《大公報》發表剝奪張學良、楊虎城「剿共」兵權由蔣鼎文取代的消息。

歷史意義

西安事變為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它的發生及和平解決，基本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內戰，開始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階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戰的基礎，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

㈦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有什麼歷史意義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歷史意義：

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在中國社會發展中佔有重要的內歷史地位，為中國社會的發容展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它的發生及和平解決，基本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內戰，開始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階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戰的基礎，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

西安事變是中國社會矛盾變化的轉折點，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國提前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是中國由內戰到抗戰的轉折點，是中國由分裂到統一的轉折點，是中國社會政治由專制到逐步民主的轉折點。

由這一系列轉折，奠定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同時，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合法生存與喘息休整、壯大的機會，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開辟了發展壯大的前景，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領導地位和核心地位。

㈧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歷史意義是什麼

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在中國社會發展中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它的發生及和平解決，基本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內戰。

開始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階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戰的基礎。

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它是中國社會矛盾變化的轉折點，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國提前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

是中國由內戰到抗戰的轉折點，是中國由分裂到統一的轉折點，是中國社會政治由專制到逐步民主的轉折點。由這一系列轉折，奠定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

同時，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合法生存與喘息休整、壯大的機會，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開辟了發展壯大的前景，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領導地位和核心地位。

(8)西安事變的結果有何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事件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張學良撤出了東北，退入山海關內。1933年1月1日，榆關抗戰爆發。同年1月3日，山海關失守。1933年2月21日，熱河抗戰爆發。

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熱河抗戰失敗。張學良引咎辭職，出國考察。1935年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經過被毛澤東命名為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轉移。

抵達陝北革命根據地保安縣吳起鎮會師。東北軍剿共遭遇失敗。1935年9月20日，蔣中正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任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陝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東北軍在勞山戰役中，王以哲的67軍110師2個團和師部被殲，師長何立中戰死，團長裴煥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東北軍在榆林橋戰役中，107師和619團全部被殲。

團長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1935年11月，直羅鎮戰役中，紅軍僅以800多人的傷亡就殺、傷、俘6000多東北軍精銳109師的士兵。張學良部隊的戰局失利以及後來面對共產黨的停戰對峙。

導致蔣介石親自前往西安督戰。由於緊接著國內爆發了大規模的一二九運動以及後來的兩廣事變，都強烈的反映了中國人民一致抗日對外的決心。

1936年4月起，張學良開始了和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接觸。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同機的還有王以哲、劉鼎。1936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

雙方正式結束敵對狀態，中國工農紅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形成了擁護「民族統一戰線」的「鐵三角」。張學良向紅軍提供了大量的過冬棉花，葯品、新鮮食物等物資。

解決了紅軍過冬的燃眉之急。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給張學良造成良好的政變條件。張學良正猶豫不決之時，蔣介石召見邵力子及十七路軍、東北軍軍師長以上官員。

造成張、楊的恐慌，楊虎城出於公心，屢次向張學良提意見，遭拒絕。後來又找見邵力子，讓他通知大公報社可以發表對張、楊的彈劾，並撤銷職務，引起社會各界不滿。

㈨ 西安事變有何歷史意義

西安事變爆發後，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支持蔣介石的英美，擔心此時中國內亂會給日本可乘之機，遂主張和平解決事變。1936年12月17日，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在致英駐華大使休格森的電文中稱：「我們表示願意盡我們的最大努力來保證他(指蔣介石)的安全」，「我將要求美國、日本、義大利和法國政府加入所提議的行動」。

日本對西安事變如何發展，一時尚難作出准確判斷，但極不願看到南京政府與張、楊妥協。日本陸軍省在1936年12月14日的「西安事變對策綱要」中推測，西安事變將「招致對日空氣之惡化，並侵害帝國僑民的安全的權益」，要求作好准備「以便不失時機地採取自主手段」，並阻止各國乘機對「遠東和平」的干預。1936年12月23日，日本廣田首相在樞密院會議報告說，「倘國府與張學良以容共為妥協條件，日本則予斷然排擊」。

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因西安事變達到極點。以宋子文、宋美齡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談，擔心蔣介石性命不保，英美派會失去在國民黨內的統治地位。而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卻決定不顧蔣介石的死活，以武力解決西安事變。16日，何應欽組織「討逆軍」，自任「討逆軍總司令」，調動15個師的兵力沿隴海路西進，並把全國空軍主力集中於洛陽機場，准備轟炸西安。17日，又電召養病的親日派頭子汪精衛回國。局勢錯綜復雜。

在事關民族命運的關頭，中國共產黨必須迅速作出正確的決策。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擴大會議，提出爭取南京政府，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擴大會議，講座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會議認為西安事變的性質，「是中國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國民黨中的實力派之一部，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它的意義乃「是為了要抗日救國而產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統一戰線去推進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始」。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方針是：「堅持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的立場，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

中國共產黨在確定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後，首先派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組成中共代表團前往西安，同張、楊共商解決事變的大計。針對親日派的軍事安排，為防止新的內戰爆發，12月15日和18日，中共中央先後致電國民政府，堅決反對「討伐」張楊，挑起新的內戰，呼籲國民政府接受張、楊抗日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6日，周恩來等人抵達西安後，向張、楊提出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只要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就予以釋放，以有利於發動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周恩來，主張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並就談判策略、條件及對蔣介石的處理辦法，作了進一步的具體指示。

1936年12月23日，中共代表周恩來，西安代表張學良、楊虎城，南京代表宋子文、宋美齡，開始舉行談判。周恩來首先提了中共和紅軍的6項主張：(1)停戰，中央軍撤出潼關外。(2)改組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4)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5)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6)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

24日，周恩來同蔣介石進行會談，蔣介石在各種壓力下，不得不接受以中共六項主張為基礎的6項協議：(1)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4)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系。(6)實行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

12月25日，張學良、楊虎城釋放了蔣介石。至此，舉世矚目的西安事變終得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中國局勢轉換的樞紐。在日本侵略日益加深的情況下，一舉結束了中國的10年內戰局面，創造了國共合作抗日的必要前提。

㈩ 簡述西安事變的歷史背景、結果和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