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發現的歷史與學術意義

㈠ 二里頭遺址的發現有什麼歷史意義

二里頭遺址的發現的歷史意義：填補了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岡商文化回之間文化序列發展的空白答,奠定了夏商文化探索的基礎。
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國內外具有重大影響。中國是地球上為數不多的有獨立起源的文明古國，是四大文明古國歷史唯一沒有間斷過的國家。但中國古代文獻中，有確切歷史記載，可以依靠的絕對年代只到公元前841年周厲王時。一些西方學者和疑古派一度懷疑夏朝的存在，懷疑禹是神話傳說中的動物（一條肉蟲），甚至主張東周以前無信史，把中國的歷史一下子縮短了一半，卻有些讓人不能接受。為此，國家在「九五」期間，把夏商周斷代工程列入重大科研項目，重點任務是要理清夏商分界與夏代的歷史脈絡。自二里頭遺址發現後，學者們為此爭論了四十年，經「夏商周斷代工程」多學科的交叉研究，新的考古發現與史書的相互印證，專家們認定，夏文化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十六世紀，後來被商朝取而代之。這意味著幾乎可以從二里頭遺址摸索到中華文明的起源了，明確寫出了孔子和司馬遷沒有搜尋到的中華「家譜。

㈡ 二里頭文化的考古發現

二里頭文化最早於1952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遺址發現。1956年發掘洛達廟遺址的時候，人們注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被稱為洛達廟類型。1959年起在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進行科學發掘以後，發現二里頭遺址更加具有典型性，故將這種類型的遺存命名為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文化於1953年首先在河南省登封縣王村遺址發現，當時出土的遺物不多。自1954至1957年，在洛陽東干溝村附近又曾幾次發現這種文化的墓葬與灰坑。這個遺址的晚期堆積中發現有青銅小刀和青銅錐，器形和鑄造工藝都很原始。從地層關繫上可以清楚地判斷出這種文化的年代晚於人們熟悉的河南龍山文化，又早於商代，這種文化的特點及其所處的時代，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
很快，在洛陽偃師灰咀和二里頭、鄭州洛達廟、鞏義稍砦、澠池鹿寺、陝縣七里鋪等地都發現了這類古文化遺存。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對洛陽二里頭遺址的大規模科學發掘，資料越來越豐富，許多碳14測定數據集中在公元前21-前15世紀。考古界遂把這種文化定名為二里頭文化，並做為夏文化的主要討論內容。
20世紀80年代，二里頭文化遺址的發現不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西南部和陝西省東部各地都有發現，已達100多處。這些遺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宮殿建築、村落、墓葬群，也有一些銅器冶鑄、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業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銅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是研究夏代經濟和文化的珍貴資料。
為了迎接遠道而來的客人，中國社科院在洛陽二里頭工作隊的二層小樓裝扮一新，「華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隊門口豎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慶柱為其揭碑。在專家眼裡，這是一塊分量很重的石碑。因為在二里頭這個看似普通的村莊下，埋藏著中華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這里曾是中國第一個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過夏的繁榮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壯闊史劇。 上個世紀，甲骨文的發現以及對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證明了商王朝的存在。這給了中國學者以極大的鼓舞，他們希望能從考古學上尋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遺存，進而恢復夏代歷史的本來面貌。尋找夏王朝存在的證據，成了近半個世紀中國學者孜孜以求的目標。
1959年夏，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隊在傳說中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區豫西開始了對「夏墟」的考古調查。洛陽偃師二里頭被納入學者的視線。這是首次明確以探索夏文化為學術目標所進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後，中國三代考古工作者對洛陽二里頭遺址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發掘，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大型青銅冶鑄作坊、制陶、制骨遺址，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以及400餘座墓葬，出土了成組的青銅禮器和玉器，證明了它是一處早於洛陽商城的具有都城規模的遺址，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成為公認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關鍵性遺址。 由於它所處的年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的夏商時期，所以從發現至今，圍繞它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懸念是：它是夏都還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後，二里頭文化的主體為夏人遺存的觀點逐漸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學術界也都傾向於認為二里頭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頭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觀點時，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鄒衡孤軍奮戰，如今，此一「異說」逐漸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年屆80的鄒衡先生說，「夏的存在與否，在國際學術上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二里頭遺址用事實證明了夏朝的真實存在。」
二里頭遺址體現了夏朝已出現等級制度，等級分化。 在皓發白首的專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顯得年輕而有活力。正是這位在世紀之交接任隊長的年輕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學理念，給二里頭遺址考古工作迎來了轉型和振興。這種理念著重於遺址的范圍與城市布局、城郭遺跡的尋找、禮制建築的發掘、中心遺址與周圍其他聚落的關系等。
幾年來，二里頭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稱贊的成績：廓清了遺址的實有范圍，找到了遺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還發現了宮城城垣，證實了宮城的存在。此外還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宮殿建築基址，發現一些有關遺址布局的新線索，獲得一些包括大型綠松石鑲嵌龍在內的珍貴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劉慶柱稱，新發現證明這是一處經過縝密規劃、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頭都邑規劃性的判明，對於探索中國文明的淵源具有重大的標尺性意義，為人們研究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國早期城市與宮室制度、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的形成等課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說起二里頭，許宏喜歡用5個「中國之最」來形容：這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發現有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宮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鑄銅作坊，還發現了最早的車轍痕跡，將中國發明雙輪車輛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二里頭遺址放到其出現前後大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它的每一項發現都牽動人心，並有理由相信，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還將會有更多的中國之最出土，殷墟的發現曾震驚了世界，二里頭將像20世紀的殷墟一樣，引領21世紀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輝煌。
約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這一千多年間，中國歷史上發生了急劇動盪的社會大變革。這一變革可以用文明化、國家化或社會復雜化來概括，作為中華文明最早階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誕生肇始於這一時期。這一時期一個大的分水嶺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此時，數百年異彩紛呈的中原周邊地區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後走向衰落；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覆蓋廣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典型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託而迅速崛起。二里頭文化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當劉慶柱揭開紅色綢布、一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復製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時，在場的70餘名專家學者報以熱烈的掌聲，這是「中國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最為精彩的一幕。
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於二里頭遺址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被學者正式命名為「中國龍」，認為它的出土，為中華民族的龍圖騰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綠松石龍形體長大，總長70.2厘米，由2000餘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至0.9厘米，厚度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製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
將之命名為「中國龍」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鵬闡釋了其中的原因：「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西周初期一件名為「何尊」的青銅器上，其銘文將包括偃師在內的洛陽平原稱為「中國」，意為「天下之中」。「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看，二里頭遺址地處最早被稱作『中國』的地方，所謂『天下之中』的洛陽平原，又是我國年代最早的『中國』即第一個王朝都城所在地，那麼，二里頭遺址所見的龍，自然就是天經地義的『中國龍』」，杜金鵬說。
以往的考古發現中，有許多比二里頭還早的龍的形象，比如，1994年，遼寧查海遺址曾發掘發現的一條距今8000年的興隆窪文化石塊堆塑龍。這條龍用大小均等的紅褐色礫岩擺塑，全長19.7米，龍頭部最寬處約2米，呈昂首張口、彎身弓背狀。1987年，濮陽市文物工作隊在一座形式奇特的墓葬內，發現在一人體骨架的東西兩側以蚌殼擺塑了龍虎圖案。龍虎頭北尾南，與人骨架的頭腳方向相錯。其中蚌殼龍位於人骨架的東側，長1.78米。龍昂首、曲頸、弓身、前爪扒、後爪蹬，狀似騰飛。它們與二里頭遺址的龍一樣，都是由石塊、蚌殼等堆塑而成，有一定的繼承關系 ，但作為文明時代的龍形，則以二里頭最早，所以杜金鵬說，「從文化傳統的親緣關繫上看，只有中原地區發現的龍，從夏、商、周到秦漢一脈相承，從這個意義上講，發現於二里頭的龍形器是中華民族龍圖騰最直接、最正統的源頭。」 至於距今7000多年的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豬龍等，但它們跟秦漢以來的文化沒有直接的聯系。
杜金鵬說，偃師二里頭被學術界推定為夏代都城遺址，而夏王朝被學者認為是中國第一個中央王朝，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龍文物，應該視為華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龍圖騰。
據龍的發現者許宏博士介紹，它是在二里頭宮殿區一座高等級貴族墓葬中被發現的。當時，它被放置於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髖骨處。這引起了專家學者對綠松龍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進行種種猜測。杜金鵬推測，它是一個在紅漆木板上粘嵌綠松石而成的「龍牌」，色彩艷麗，對比強烈，富有沖擊效果，是在宗廟祭祀典禮中使用的儀仗類器具。
除了綠松石龍，二里頭遺址還發現有其他與龍有關的文物，如陶器、銅牌飾上的龍圖像，有的似蛇，有的脫離了原始形態的蛇形象，有爪有鰭。據當前所知，在全國現有250處二里頭文化遺址中，集中出土龍文物的只有作為都城的偃師二里頭遺址，且都是出土在宮殿區或其附近重要地點如鑄銅遺址或祭祀區。專家認為，這表明二里頭時期，龍文物的地位是顯赫尊貴的，是與夏王和其他貴族密切相關的，龍已經成為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代表了王權，這種觀念代代相傳。

㈢ 考古學對歷史研究的意義有什麼

中國近代考古學發軔於20世紀初興起的「古史辨運動」。為尋找與傳統史學論戰的證據，疑古派將目光轉向考古學，「他們掃除了建立『科學的中國上古史』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礙物，同時使人痛感到中國古史上科學的考古資料的極端缺乏」。他們當時「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有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他們甚至認為，「解決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學」。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近代考古學誕生。雖然當時它只為「證經補史」，只是服務於文獻史學的一門工具，但畢竟是文獻史學的研究危機誘發了它的產生和發展，從此中國考古學逐漸地走向成熟，與文獻史學同為歷史研究的左右翼。由於特殊的學術背景和大量歷史記錄的存在，中國考古學從一開始就存在著編史的傾向。盡管有些學者對這一問題和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提出尖銳的批評[9]，但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仍然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復原和重建中國古史。「從傅斯年揭舉古史重建，李濟以考古學來實踐，歷經夏鼐、蘇秉琦前後70年，中國考古皆以重建歷史為基調」。考古學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大批可資利用的資料，包括出土文獻如甲骨文、金文等，還有各種大量考古實物，它們都包含著許多重要的歷史信息，「凡是經過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資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類歷史的資料」。正是考古學一下子把歷史研究延長到整個人類的歷史，但是「只有當歷史的框架建設起來之後，考古學才有了對如何重建中國歷史的問題進行整體思考的基礎」。通過考古學家們對實物資料的解釋，全國各地基本上建立起較為概略的獨立的考古學文化序列與古史結構，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時空框架。
史前史是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除了傳說材料沒有任何文獻記載，史前史的重建完全依賴於史前考古學。考古發現已經使古史傳說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史前考古學文化的發現和研究，為重建史前史提供了重要前提，因為史前史並不等於史前考古學。「從史前考古學到中國史前史要有個升華過程，即概括和抽象的過程，科學思維的過程……從研究史前考古學到研究史前史，考古學家在思想觀念上、工作上要有個轉變」。史前史的重建不僅要吸收人類學、民族學的成果，還要藉助地質學、古生物學以及許多自然科學或新技術手段。蘇秉琦不僅為重建中國史前史提出了內容和時空框架，還從宏觀上系統總結了中國史前文化特徵。張光直提出了「相互作用圈」的概念，闡明了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的機制。
歷史時期因為有大量文獻為佐證，似乎考古學的作用顯得不重要，其實不然。1928年開始的殷墟考古是歷史時期考古學最早的發掘，出土甲骨文印證了文獻所載商史是信史。考古學者也依據考古資料進行了文化分期和年代學研究，確立了殷墟文化的時空框架。所以，安陽的發現，一方面把地上和地下的材料聯系起來，一方面把歷史和史前史聯系了起來。殷墟以前的夏文化、早商文化，文獻雖有所涉及，但並不能確認其為信史，考古學界對此多有努力。1959年，徐旭生依文獻發現二里頭遺址，此後學者對「二里頭文化」進行了分期與編年研究，並將「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聯系起來；20世紀50年代，鄒衡以鄭州出土的考古資料為基礎，系統研究了早商文化的分期。它們與兩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分期構成青銅時代完整的文化發展序列。就是剛剛結項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考古學研究也是「夏商周斷代工程」能否順利實施並達到預期目的的基礎~

㈣ 二里頭文化遺址對研究夏文化有何意義

二里頭文化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10月下旬，70多位來自大陸、香港、台灣及韓國、日本、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知名專家學者雲集「華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參加在這里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形成的「意見書」中說：「建議盡早啟動二里頭遺址和偃師屍鄉溝商城遺址作為夏商都城遺址群，共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

尋找夏文化

為了迎接遠道而來的客人，中國社科院二里頭工作隊的二層小樓裝扮一新，「華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隊門口豎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慶柱為其揭碑。在專家眼裡，這是一塊分量很重的石碑，因為在二里頭這個看似普通的村莊下，埋藏著中華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這里曾是中國第一個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過夏的繁榮和夏商王朝更替的壯闊史劇。

上個世紀，甲骨文的發現以及對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證明了商王朝的存在。這給了中國學者以極大的鼓舞，他們希望能從考古學上尋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遺存，進而恢復夏代歷史的本來面貌。尋找夏王朝存在的證據，成了近半個世紀中國學者孜孜以求的目標。

1959年夏，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隊在傳說中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區豫西開始了對「夏墟」的考古調查。偃師二里頭被納入學者的視線。這是首次明確以探索夏文化為學術目標所進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後，中國三代考古工作者對二里頭遺址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發掘，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大型青銅冶鑄作坊、制陶、制骨遺址，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以及400餘座墓葬，出土了成組的青銅禮器和玉器，證明了它是一處早於鄭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規模的遺址，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成為公認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關鍵性遺址。

由於它所處的年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的夏商時期，所以從發現至今，圍繞它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懸念是：它是夏都還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後，二里頭文化的主體為夏人遺存的觀點逐漸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學術界也都傾向於認為二里頭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頭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觀點時，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鄒衡孤軍奮戰，如今，此一「異說」逐漸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年屆80的鄒衡先生說，「夏的存在與否，在國際學術上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二里頭遺址用事實證明了夏朝的真實存在。」

二里頭：一個不斷改寫中國之最的地方

在皓發白首的專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顯得年輕而有活力。正是這位在世紀之交接任隊長的年輕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學理念，給二里頭遺址考古工作迎來了轉型和振興。這種理念著重於遺址的范圍與城市布局、城郭遺跡的尋找、禮制建築的發掘、中心遺址與周圍其他聚落的關系等。

幾年來，二里頭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稱贊的成績：廓清了遺址的實有范圍，找到了遺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還發現了宮城城垣，證實了宮城的存在。此外還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宮殿建築基址，發現一些有關遺址布局的新線索，獲得一些包括大型綠松石鑲嵌龍在內的珍貴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劉慶柱稱，新發現證明這是一處經過縝密規劃、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頭都邑規劃性的判明，對於探索中國文明的淵源具有重大的標尺性意義，為人們研究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國早期城市與宮室制度、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的形成等課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說起二里頭，許宏喜歡用5個「中國之最」來形容：這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發現有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宮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鑄銅作坊，還發現了最早的車轍痕跡，將中國發明雙輪車輛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頭遺址放到其出現前後大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它的每一項發現都牽動人心，並有理由相信，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還將會有更多的中國之最出土」，對未來，許宏充滿自信，「殷墟的發現曾震驚了世界，二里頭將像20世紀的殷墟一樣，引領21世紀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輝煌。」

約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這一千多年間，中國歷史上發生了急劇動盪的社會大變革。這一變革可以用文明化、國家化或社會復雜化來概括，作為中華文明最早階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誕生肇始於這一時期。這一時期一個大的分水嶺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此時，數百年異彩紛呈的中原周邊地區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後走向衰落；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覆蓋廣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典型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託而迅速崛起。二里頭文化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發現「龍圖騰」

當劉慶柱揭開紅色綢布、一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復製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時，在場的70餘名專家學者報以熱烈的掌聲，這是「中國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最為精彩的一幕。

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於二里頭遺址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被學者正式命名為「中國龍」，認為它的出土，為中華民族的龍圖騰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綠松石龍形體長大，總長70．2厘米，由2000餘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至0．9厘米，厚度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製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

將之命名為「中國龍」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鵬闡釋了其中的原因：「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西周初期一件名為「何尊」的青銅器上，其銘文將包括偃師在內的洛陽平原稱為「中國」，意為「天下之中」。「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看，二里頭遺址地處最早被稱作『中國』的地方，所謂『天下之中』的洛陽平原，又是我國年代最早的『中國』即第一個王朝都城所在地，那麼，二里頭遺址所見的龍，自然就是天經地義的『中國龍』」，杜金鵬說。

雖然在以往的考古發現中，有許多比二里頭還早的龍的形象，如距今7000多年的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豬龍等，但它們跟秦漢以來的文化沒有直接的聯系，杜金鵬說，「從文化傳統的親緣關繫上看，只有中原地區發現的龍，從夏、商、周到秦漢一脈相承，從這個意義上講，發現於二里頭的龍形器是中華民族龍圖騰最直接、最正統的源頭。」

杜金鵬說，偃師二里頭被學術界推定為夏代都城遺址，而夏王朝被學者認為是中國第一個中央王朝，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龍文物，應該視為華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龍圖騰。

據龍的發現者許宏博士介紹，它是在二里頭宮殿區一座高等級貴族墓葬中被發現的。當時，它被放置於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髖骨處。這引起了專家學者對綠松龍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進行種種猜測。杜金鵬推測，它是一個在紅漆木板上粘嵌綠松石而成的「龍牌」，色彩艷麗，對比強烈，富有沖擊效果，是在宗廟祭祀典禮中使用的儀仗類器具。

除了綠松石龍，二里頭遺址還發現有其他與龍有關的文物，如陶器、銅牌飾上的龍圖像，有的似蛇，有的脫離了原始形態的蛇形象，有爪有鰭。據目前所知，在全國現有250處二里頭文化遺址中，集中出土龍文物的只有作為都城的偃師二里頭遺址，且都是出土在宮殿區或其附近重要地點如鑄銅遺址或祭祀區。專家認為，這表明二里頭時期，龍文物的地位是顯赫尊貴的，是與夏王和其他貴族密切相關的，龍已經成為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代表了王權，這種觀念代代相傳。

新的考古發現，使一度歸於沉寂的中國考古界關於夏商分界的討論重新出現新的興奮點，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關於二里頭文化與夏商文化的關系問題，持不同觀點的學者都能從新發現中找到有利於自己的證據，「這完全是兩個聲音，但有一點值得放心，無論持什麼觀點，沒有人懷疑新發現的價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說。「從新發現中，人們幾乎可以觸摸到中國第一個王朝的脈動了，」許宏說，但作為都城的二里頭，它的內涵布局及其演變過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後人們共同的社會生活與組織結構、它的族屬國別以及人地關系等諸多課題，目前還只是粗線條的把握。就其族屬和國別而言，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論的范疇，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問題的最終解明，仍有待於帶有較多歷史信息的內證性遺存比如文字的發現。
參考資料：http://ke..com/view/95963.htm

㈤ "二里頭文化"的發現在考古學上有何重大意義

從考古方面佐證了夏王朝以及夏文化的存在，讓夏成為信史

㈥ 「二里頭文化」的發現在考古學上有何重大意義

新的考古發現復，使一度歸於制沉寂的中國考古界關於夏商分界的討論重新出現新的興奮點，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關於二里頭文化與夏商文化的關系問題，持不同觀點的學者都能從新發現中找到有利於自己的證據，「這完全是兩個聲音，但有一點值得放心，無論持什麼觀點，沒有人懷疑新發現的價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說。「從新發現中，人們幾乎可以觸摸到中國第一個王朝的脈動了，」許宏說，但作為都城的二里頭，它的內涵布局及其演變過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後人們共同的社會生活與組織結構、它的族屬國別以及人地關系等諸多課題，目前還只是粗線條的把握。就其族屬和國別而言，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論的范疇，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問題的最終解明，仍有待於帶有較多歷史信息的內證性遺存比如文字的發現。

㈦ 二里頭遺址的意義是什麼

二里頭遺址位於伊水、洛水之間的河南省偃師市翟鎮鎮二里頭村，是我國古代夏王朝的一座都城遺址，堪稱「華夏第一王都」。

伊、洛二水都是中華文明中著名的兩條河流，其間流淌的都是中華文明的歷史。

傳說很早以前，有莘氏女採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之中，那孩子自己說他母親孕於伊水之濱，夢神告訴母親：「臼水出而東走。」

母親睜開眼就見臼水出來了。告訴鄰居們快走，大家走遠了，回頭再看村子已經被水淹沒。他母親化為空桑樹，自己就在其桑樹中了。莘氏女收養了嬰兒，長大後非常有賢德，稱之伊尹。

洛水悠悠，彌漫神秘色彩。周公制禮作樂大功告成後，曾率群臣在洛水邊擺曲水之宴。他讓群臣沿水邊席地而坐，將叫做觴的木質酒具放入水中，任其漂浮。觴在何處羈絆打旋，離著最近的人就要飲酒一杯。據說，「濫觴」一詞就源於此。

二里頭遺址興盛時期的年代為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的夏文化時期。是當時我國乃至東亞地區最大的聚落，它擁有我國最早的宮殿建築群、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青銅冶鑄作坊，是我國最早的王國都城遺址。

二里頭遺址對研究華夏文明的淵源、國家的興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設、王宮定製等重大問題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里頭遺址包含的文化遺存上自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下至東周、東漢時期。

二里頭發現的主要遺跡宮城遺址，位於二里頭遺址中東部，平面略呈長方形，東西寬近300米，南北長360至370米，面積達10.8萬平方米，四周有牆，牆寬2米，殘高0.1米至0.75米。

牆外有環城大路，宮城內發現二組排列有序的宮殿建築群，分別以一號宮殿、二號宮殿為核心，並有明確的中軸線。

一號宮殿基址面積達10000平方米，正殿居基址中北部，四周有迴廊；正殿之南為庭院，過庭院為面闊八間的大門。

三號宮殿建築基址早於一號宮殿基址百年左右，是最早的宮殿建築基址。

同時，二里頭遺址內的墓葬有幾十座和手工業作坊，包括鑄銅、制玉、制石、制骨、制陶等作坊遺址。

二里頭宮城距今已有3600多年，可視為以後歷代宮城的祖源。

二里頭遺址的綠松石器製造作坊中有一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器物全長超過70厘米，頭寬15厘米，身寬4厘米，由2000餘片形狀各異的細小綠松石片粘嵌於有機物上，組成龍身和圖案，每片綠松石很小。

綠松石龍形體長大，巨頭蜷尾，龍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動傳神。龍頭略呈淺浮雕狀，為扁圓形巨首，鼻、眼則充填以白玉和綠松石。

在龍山時代至二里頭時代的貴族墓葬中都有大量的綠松石片，這些綠松石片原來均可能粘嵌於有機物上，而現在無法辨認。因此，這一綠松石龍形器的發現彌足珍貴。

龍形器的用工之巨、製作之精、體量之大，在我國早期龍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與科學價值。為中華民族的龍圖騰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雙輪車轍，證明距今3700左右，我國已有了雙輪車。

而二里頭的青銅器是我國最早的一批青銅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銅器。

二里頭遺址晚期的文化層還有大量的玉製品，有琮、圭、璋等禮器。陶製品則更多，有陶塑的龜、豬、羊頭以及陶器上刻畫的一頭二身龍蛇紋、龜紋和人物形象。這都反映了夏代文化藝術的發展，同時也反映了古代洛陽人民的聰明智慧。

二里頭遺址，讓夏朝從傳說中走了出來，成為了信史二里頭遺址被學術界公認為最引人矚目的古文化遺址之一。早在1899年和1928年，由於甲骨文的發現和安陽殷墟的發掘，證實了殷商的存在。由此，20世紀50年代考古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課題。

1959年，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率隊在豫西進行「夏墟」調查時，發現了二里頭遺址，此後，經考古工作者對二里頭遺址數十次的考古發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獲。從此拉開了夏文化考古探索的序幕。

1977年，夏鼐先生根據新的考古成果，建議考古界將其主要階段命名為「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