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儒家思想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意義
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的民族復興的前夜,學習與傳播儒家文化,有助於我們回顧歷史內文化傳統,容找尋自身的不足,更好的糾正錯誤和調整方向。
符合新時代「和諧社會」的「文化自覺」觀念。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揭露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實質。它成為封建統治階級創造了整套治理國家和社會的理論思想體系,並為眾多統治者將儒家思想運用到治國理政中,並獲得巨大成功。
建立了社會倫理思想。儒家思想將統治者的高度期望變成通俗易懂的語言。讓農民成為社會道德思想上的奴隸,有助於構成最完整的社會群眾基礎,完成對國家社會雙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成為毛鄧理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論基礎。在儒家思想影響下創作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應用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獲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功。科學社會主義倫理觀是儒家思想精髓的發展是適合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
⑵ 儒學的歷史意義
一、儒學現代意義的兩個重要原因 「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們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古』,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儒學的現代意義」這個題目,我曾講過多次,上世紀80年代講過,90年代也講過,現在到21世紀還講。不僅我講,而且越來越多的學者都在講,為什麼? 我想,有兩個重要的原因:第一,我們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的民族復興的前夜,此時此刻,必須回顧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 雅斯貝爾斯(1883年-1969年)曾提出「軸心時代」的觀念。他認為,在公元前500年前後,在古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等地幾乎同時出現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都對人類關切的根本問題提出了獨到的看法。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老子、孔子等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傳統。這些文化傳統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主要精神財富,而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來都是獨立發展出來的,最初並沒有互相影響。「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後,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動力。對這一開端的復歸是中國、印度和西方不斷發生的事情。」 例如,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頭古希臘,使歐洲文明重新發出新的光輝,而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中國的宋明理學(新儒學)在印度佛教文化沖擊之後,再次回到孔孟而把中國文化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 踏入新千年之際,世界思想界已出現對於「新的軸心時代」的呼喚,這就要求我們更加重視對古代思想智慧的溫習與發掘,回顧我們文化發展的源頭,以響應世界文化多樣化發展的新局面。 第二,新的世紀,我們的國家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費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覺」的問題。我們要建設「和諧社會」也必須有個對自身「文化」上的自覺。什麼是「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說:「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們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古』,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來研究我們民族文化的歷史和它發展的前景,就必須適應當代世界文化發展的新形勢,即「新的軸心時代」到來的文化發展的新形勢。適應我們國家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必須有一個文化自覺的要求。
⑶ 儒家思想的歷史變遷及意義.
這里就有呀http://ke..com/view/40289.htm
⑷ 儒家思想形成的原因及歷史意義
1、形成原因: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處於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時期,歷史經歷著劃時代的變革。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維護奴隸主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社會的動盪中。
根本原因是當時小農經濟形成所帶來的,直接原因是政治多元化帶來的思想界不同思想的碰撞。
社會各階層都對社會變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張,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
2、歷史意義:
作為中國古代最有影響的思想學派,儒家思想代表了封建的根本。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道德,在紛亂當中凝聚了力量,使其成為中國古代最龐大的文化核心。
同時儒家思想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把學在官府變成了有教無類,這使得傳統文化教育能夠傳播到整個民族,可以為整個民族打下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
現如今,儒家思想依然是許多中國社會民眾所信奉的核心價值觀,這使其成為中國文化以及民族傳統的一個重要標志。
(4)試述儒家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儒家思想十分豐富。就個體講,有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等思想。比照元素論,古人開出過三德、五行、六德等德目。孔孟講的是「聖」端;董仲舒改為「信」端。
儒家思想作用: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會影響在於它為封建統治階級創造了整套治理國家和社會的理論思想體系,並讓中國的統治階級成功的應用於中國的社會國家治理實踐獲得了封建社會統治中國二千多年的光輝人類發展社會史,這在全世界范圍內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是空前絕後的。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於其治國理論學說,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外殼,儒家思想精髓在於它的社會倫理思想,讓農民成為社會道德思想的奴隸,而這種封建倫理觀作為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建築社會意識中的最廣泛影響治理社會群眾基礎的核心,從而完成對國家社會雙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儒家思想核心是「博愛、厚生、公平、正義、誠實、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諧、法治等德道思想『』。
它對於我們從傳統文化中尋找理論支援以夯實、築高輿論陣地,對於社會樹立核心價值觀以尋求長治久安良策,對於我們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國際化,對於我們建設保和太和、萬國咸寧的和諧世界都有重大意義。
⑸ 試述儒家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演進的歷史影響。
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這種影響在短期內不會消除。不過由於中國大陸官方意識形態等種種原因,許多人仍無法糾正對儒家的偏見,以至儒教無法在中國大陸得到應有的尊重和重視。
不少人仍然認為「儒家思想」是「四舊思想」而需要破除,這和韓國對儒教致力保存過去文化的態度截然相反。形成儒教發源於中國卻昌盛於韓國的尷尬局面。不過由於道德敗壞等各種社會問題的日趨嚴重,少部分良知者已重拾起這份民族的寶貴遺產,中國大陸學者目前正努力編纂《儒藏》(藏,音zang4)以彌補歷史遺憾(三教中,道教有《道藏》,佛教有《大藏經》,惟儒教無自己的經藏),傳承和弘揚儒學。儒教對中國人的正面影響要多於其負面影響。
儒家思想的不可取之處
一,「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最後甚至發展成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是一個老套,而又古板的政治理念,造就了不平等的社會。君王不管多麼荒唐,作為臣民只有忠心的份,絕對不能夠進行任何形式的評估,更別說是批判了。其中一句「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這不但抹殺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批判精神,還把全國的臣民變為了君王的奴才,只是作為一個受氣包而已。
二,: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是儒家思想更卑鄙的「三綱」理論還在於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且這種成分劃分是與生俱來的。中國搞的那些階級成分劃分,正是儒家思想的「革命版」。而目前的中國,農民的孩子一出生就只能有農村戶口,在醫療、教育、就業等各方面的生存和發展機會都遠遠不如有城市戶口的孩子。至於那些高乾子弟比普通民眾的子弟有更多的機會在官場上發跡這一事實也是有目共睹的。這種論出生、論血統的倫理思想從哪裡來?從儒家思想來的!
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就是說,不符合禮儀的,不合法條的是不能去看、去聽、去說話、去行動的。
在民主社會里,只要不違反法律法規所指明的條款,人們就可以做他們想做的事情、看他們想看得東西、說他們想說的話。如果人們做的某些事情會引起新的社會問題,那麼新的法律條款就必須因應而生。在新的法規出台之前,人們的行動應該不受制裁。所以文明國家裡的法律是對人們行動的具體制約,而不是指明人們如何行動的行為准則。
四,「忠孝」所包含的舊思想
再來說說儒家提倡的忠孝。如果是對國家的效忠,比如岳飛的事例,那當然比效忠一個政黨或效忠某個「偉大領袖」更符合人民的利益。象岳飛這樣的軍人,在文明國家裡都是要效忠國家的,這是軍隊國家化的結果,是便飯,是最基本的要求,根本就不值得大書特書。相反,在中國歷史上,軍隊往往都是效忠當朝皇上的,所以岳飛的故事才顯得與眾不同。
五,,以期盼明君來麻痹人民
《大學》里有這么一段: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後人簡述而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對於當權者而言,如果其權力來源不是來自人民的授權,如果其權力不受限制,任何一個人去當權,不論其修身養性的層次有多高,結果一定是個獨裁者,甚至是個暴君,這也正符合了儒家的這句「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世界上也有不用靠血腥鎮壓、不用靠屠殺人民、不用靠恐怖統治而上台的政府,但這些政府多數出自不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歐美國家。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即使自身的涵養不太完美,象柯林頓還亂搞男女關系,但是國家卻可以治理得井井有條、人民安居樂業、生活自由自在。
為何會有這樣的天壤之別?事實已經一再證明,單強調個人的修身養性是絕對不能造福於人民的,而必須要能齊家之能,治國之智的。
不單單中國的歷史,即使在世界歷史上,在實施民主制度之前也沒有哪個帝王是靠個人的修身養性來治理國家的。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把帝王的權利交給人民,讓人民來決定誰當國家領導人,並有權更換不合格的領導人。只有這樣的制度才能確保長治久安、天下太平、人民自由、社會進步。
專制制度篡改歪曲儒家的部分論述來為其服務
對於帝王而言,任何有利於集權統治的思想都是求之不得的。非但崇尚儒學,更有把儒學斷章取義者,如把《詩經·小雅·谷風之什·北山》中的一句牢騷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變成這樣一個集權統治的理論依據而流傳千百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⑹ 儒家思想的歷史作用和現實意義
儒家思想的現實意義
儒家思想自孔子創立以來,經過歷代學者的發揚和統治者的改造,逐漸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體系,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響,對當今社會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儒家思想與當今的以德治國
中國自遠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傳統。孔子繼周公之後,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開儒家德治主義之先河。強調道德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視為治國安邦、協調人際關系、提高個人道德素養和境界的根基和出發點。後經孟子、荀子的系統發揮,《大學》、《中庸》的理論升華,形成了一套嚴密完整系統的治國方略,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後世儒家,無論是董仲舒的宇宙論,還是宋明理學的本體論,都只是在理論層面上論證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
在當今社會,古代德治主義思想雖不能直接作為治國之道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內核仍具有顯著的價值意義,並為當今實施以德治國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資源。
(一)以民為本
以民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礎 。所謂民本就是認識到人民、民眾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統治者背離了民心,得不到民眾的擁護,國家政權就不能鞏固,甚至會被人民群眾用武力推翻的。 孟子的仁政理論就是以民本為基礎的,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在孟子看來,人民是寶貴的,不能忽視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荀子引用古語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以民本思想為核心價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現出它極大的進步性和人民性。雖然民本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但它有著很大的現實意義。
我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首當確立起人民當家做主的神聖觀念,並以之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具本質意義的特徵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權力而非權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處於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則須本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之心處理一切黨務和政務,將使人民當家做主作為其執政的實質,積極組織和領導人民行使權力,使人民群眾逐漸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國家事務的能力,實現權力體制的民主化。
同時,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獲得人心即贏得民眾由衷地支持和擁護,就必須時刻把民眾的冷暖安危放在心頭,一切為了民眾,一切依靠民眾,一切服務於民眾。而這些都絕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話、套話,不能只是將之作為標語口號,而應該並且必須轉化為實實在在的行動,以行動實踐和實實在在的成效表明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領導幹部確實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如此方是以誠信為本而行親民之道。
(二) 仁者愛人
仁者愛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說:仁者人也,仁者愛人。(顏淵)明確仁的本質是愛人。人不僅要愛父母,愛子女,還要愛普通的老百姓,儒家本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的仁愛精神,對處於社會弱勢地位或困難境地者,如鰥寡孤獨廢疾等人群尤為關注。這種優良傳統在當今最值得大力弘揚。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各級領導幹部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尤其要關心那些生產和生活遇到困難的群眾,深入到貧困地區、困難企業中去,深入到下崗職工、農村貧困人口、城市貧困居民等團難群眾中去,千方百計地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要通過扎實有效的工作,實實在在地為群眾謀利益,帶領群眾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胡錦濤:《堅持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努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三)為政以德
儒家認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從德治的方式說,儒家強調為政者應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張君主應以個人的偉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殺、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這用孔子的話說就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
我們今天把以德治國作為社會立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基本治國方略之一,這就要求應把德治作為社會主義政冶文明建設的主要方面。當然,現在所說的德治最關建的首先應該並且必須是弘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歷史文化傳統中的精華,這二者其實並無矛盾之處。如儒家強調天下為公、為政以德,以此優良傳統資源來思考現實,就要求處於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必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要求領導幹部們必須正確樹立權力觀,真正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好人民公僕作為最根本的宗旨。這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2003年七·一重要講話中所說:黨員領導幹部一定要堅定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強道德品質修養,牢記『兩個務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寓改造主觀世界於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用改造主觀世界的成效來推進客觀世界的改造。
二、儒家思想與可持續發展
人類在追求文明和富裕的漫長征程中越來越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要發展經濟、可持續地發展經濟。如此大的變化勢必對人們的生活方式、思想習慣和價值觀念產生深刻的影響,也使人們感到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價值有重新認識的必要。
(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可持續發展原則
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使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相應提高。與此同時,它也進一步強化了人類對自然的控制、改造和支配的慾望。這種慾望的過度膨脹導致20世紀出現了全球生態危機,如土地沙化、環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銳減、某些物種滅絕等等,這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了解決全球的生態危機,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了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在人與自然關繫上的取向,就是強調兩者的平衡與和諧。其實類似的觀念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早已經得到了表達。
儒家認為,整個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組成的,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諧,任何一方的破壞都會破壞宇宙的生命,破壞宇宙的完美。儒家思想這一方面的理論資源包含著獨特的生態倫理觀,即人類的進步不但要向自然索取,爭取自然界為人類造福,更應該熱愛自然、關心自然、保護自然,以自然為同類、為朋友。《孟子·梁惠王上》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宋儒朱熹註: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這里所說樽節愛養,即關心自然和保護自然,順應萬物生長規律,才能取之不竭,指出了人與自然協調,以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道理。儒家沒有把征服自然視為己任,而是將人與自然萬物置於同等的地位,看作是血肉相連的一體;不是把自然萬物看作人類的資源庫,而是將人類的仁愛情感傾注於天地萬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由於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與現代的可持續發展原則相契合,因而其價值越來越得到當代思想家的重視。
(二)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有助於可持續發展的多樣性
不同民族和國家對經濟可持續發展都有自己的詮釋,這是因不同的歷史、制度、宗教和文化所致。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經濟似乎越來越沒有國界,伴隨而來的便是利益和文化的沖突。各國應該正確認識這種差異,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時,注意經濟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同中存異,異中求同,謀求發展。
儒家在歷史上多次遇到過如何對待異質文化的問題,其總的思路是道並行而不悖,主張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在歷史上,中國文化並非華夏文化的一元格局,亦非儒家思想的一家獨行,而是華夏文化與周邊少數民族文化多元一體,儒、釋、道三教並存。儒家從觀察社會現實出發,認為人們在現世生活中的需要是分層次和多側面的,並非一種文化所能滿足,所以,不同的多元文化各有其位置和作用。由此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格局是儒學為主,而又多元互補,即使儒學內部也有各種派別的爭論。儒家思想具有這樣的文化多元並存的開放性和寬容性,是以和而不同為理論依據的。
儒家文化講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異,崇尚和諧,反對搞單一的同質化,也反對不同事物的沖突、對抗。將這樣一種思想用於當今人類文化的發展,就是要承認差異和尊重多元,既認同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寬容的精神對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對話替代文明的沖突,在對話中產生共識和理解歧異,逐漸走向人類文明多元一體的和諧。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促進人類文化的繁榮、發展,這就是和實生物。如果搞某一種文化的霸權主義,或是不同文化間的沖突、對抗,那就是同則不濟了。我們認為和而不同就是要首先承認不同,在不同的基礎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僅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反而會使事物衰敗。借鑒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將其作為處理經濟全球化時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間關系的一條原則,將有助於消除所謂的文明的沖突。
(三)儒家以義制利思想有益於化解人與人、人與群體間的矛盾
不可否認,在追求經濟發展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造成了人類相互之間情感的冷漠。因為在巨大的物質財富面前,人們常常會激發起比以往更大的佔有這些物質財富的貪欲。於是,我們越來越感受到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不少人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欲而損害他人和群體的利益,日益成為與他人、與群體毫無情感的冷漠的人。這就需要在價值取向上提倡超越物質利益,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體乃至人類的利益。在這方面儒家以義制利思想無疑是有益的。因為儒家認為當自我與他人、群體在利益上有矛盾時,只有以義即道德來制衡,才能化解矛盾。儒家的以義制利是調整義利關系的價值標准和協調人類社會價值取向的普遍性原則。重義與重利是擺在人類面前的兩種行為方式、兩種價值取向。
儒家義利觀的核心是:以義為上,見利思義,以義制利。這有可能成為新的世紀里構建共同價值觀、公共道德准則的基礎。因為儒家所講的義往往是與集體之利、他人之利相聯系的,而利往往是指個人私利。與此相應,儒家主張君子成人之美(《論語·顏淵》),在社會生活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這對於消除損人利己,形成團結互助的社會風氣也是有益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高度發達,隨著社會分工專業化程度日趨提高,市場競爭愈演愈烈,人們日益為追求經濟利益而奔波忙碌。但是人之為人,更重要的恐怕還在於其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按照儒家思想,後一方面更能體現人的特點。如果把物質利益作為追求的唯一目標,就等於把自己降到動物的水平。因此,應當視不義的物質利益如浮雲,追求奉獻社會和服務他人的道德境界。
人作為社會的人,不同於動物的地方,就在於其有理性、有道德、有社會規范,因而既要提高自我的道德修養和內在精神,又要完善社會倫理和社會秩序。在現代社會,每個人只有關心他人,承當起自己應有的社會責任,才能做到合理分配,和衷共濟,從而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
當然,我們現在對儒家思想乃至對孔子的重現,並不意味著要將孔子放回原來的聖壇上。而要以科學的態度、運用科學的方法,努力加強對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將儒學研究與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緊密結合起來,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服務現實。
⑺ 儒家思想的歷史意義
1.儒家思想在漢武帝時期經董仲舒改造為新儒學,適應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需內要,成為中國兩千容多年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維護了專制中央集權國家的統治,利於社會安定,多民族國家統一;
2.儒家思想在後期成為理學,思想僵化,禁箍了人們的思想,嚴重阻礙了科學文化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甚至摧殘了人性。
3.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對中國人的社會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4.儒家思想中的仁,以德治國,中庸思想,和諧等思想在當代社會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⑻ 儒家思想歷史作用的認識
1.儒家思想在漢武帝時期經董仲舒改造為新儒學,適應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需要,版成為中國兩權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維護了專制中央集權國家的統治,利於社會安定,多民族國家統一;
2.儒家思想在後期成為理學,思想僵化,禁箍了人們的思想,嚴重阻礙了科學文化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甚至摧殘了人性。
3.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對中國人的社會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4.儒家思想中的仁,以德治國,中庸思想,和諧等思想在當代社會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儒家思想不同其它宗教。一般的宗教,往往力圖一統宇宙,把「自然」、「科學」和「人」、「社會」的問題建立在一個體系之下,而人類對「自然」、「科學」的認識呈現日漸增長的狀態,因而過去宗教的設論不斷地變成謬誤;在當時無法理解的一些基本問題上,各種宗教則做了各種編造。儒家思想關注的並非「自然」、「科學」,而是人和社會,是人類永恆的課題,在這些永恆的課題上儒家思想建立起了具有永恆價值的價值體系。
⑼ 試論述儒家的人生哲學模式,並結合實際談談儒家思想在今天有何現實意義
一、儒家思想與當今的"以德治國"
中國自遠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傳統。孔子繼周公之後,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開儒家德治主義之先河。強調道德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視為治國安邦、協調人際關系、提高個人道德素養和境界的根基和出發點。後經孟子、荀子的系統發揮,《大學》、《中庸》的理論升華,形成了一套嚴密完整系統的治國方略,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後世儒家,無論是董仲舒的宇宙論,還是宋明理學的本體論,都只是在理論層面上論證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
在當今社會,古代德治主義思想雖不能直接作為治國之道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內核仍具有顯著的價值意義,並為當今實施以德治國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資源。
(一)以民為本
"以民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礎 。所謂"民本"就是認識到人民、民眾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統治者背離了民心,得不到民眾的擁護,國家政權就不能鞏固,甚至會被人民群眾用武力推翻的。 孟子的"仁政"理論就是以民本為基礎的,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在孟子看來,人民是寶貴的,不能忽視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荀子引用古語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以民本思想為核心價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現出它極大的進步性和人民性。雖然民本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但它有著很大的現實意義。
我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首當確立起人民當家做主的神聖觀念,並以之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具本質意義的特徵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權力而非權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處於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則須本"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之心處理一切黨務和政務,將使人民當家做主作為其執政的實質,積極組織和領導人民行使權力,使人民群眾逐漸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國家事務的能力,實現權力體制的民主化。
同時,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獲得人心即贏得民眾由衷地支持和擁護,就必須時刻把民眾的冷暖安危放在心頭,一切為了民眾,一切依靠民眾,一切服務於民眾。而這些都絕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話、套話,不能只是將之作為標語口號,而應該並且必須轉化為實實在在的行動,以行動實踐和實實在在的成效表明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領導幹部確實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如此方是以誠信為本而行親民之道。
(二) 仁者愛人
"仁者愛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說:"仁者人也,仁者愛人。"(顏淵)明確仁的本質是愛人。人不僅要愛父母,愛子女,還要愛普通的老百姓,儒家本"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的仁愛精神,對處於社會弱勢地位或困難境地者,如鰥寡孤獨廢疾等人群尤為關注。這種優良傳統在當今最值得大力弘揚。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各級領導幹部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尤其要關心那些生產和生活遇到困難的群眾,深入到貧困地區、困難企業中去,深入到下崗職工、農村貧困人口、城市貧困居民等團難群眾中去,千方百計地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要通過扎實有效的工作,實實在在地為群眾謀利益,帶領群眾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胡錦濤:《堅持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努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三)為政以德
儒家認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從"德治"的方式說,儒家強調為政者應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張君主應以個人的偉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殺、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這用孔子的話說就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
我們今天把"以德治國"作為社會立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基本治國方略之一,這就要求應把德治作為社會主義政冶文明建設的主要方面。當然,現在所說的德治最關建的首先應該並且必須是弘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歷史文化傳統中的精華,這二者其實並無矛盾之處。如儒家強調"天下為公"、"為政以德",以此優良傳統資源來思考現實,就要求處於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必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要求領導幹部們必須正確樹立權力觀,真正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好人民公僕作為最根本的宗旨。這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2003年"七·一"重要講話中所說:黨員領導幹部一定要"堅定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強道德品質修養,牢記『兩個務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寓改造主觀世界於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用改造主觀世界的成效來推進客觀世界的改造。"
二、儒家思想與可持續發展
人類在追求文明和富裕的漫長征程中越來越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要發展經濟、可持續地發展經濟。如此大的變化勢必對人們的生活方式、思想習慣和價值觀念產生深刻的影響,也使人們感到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價值有重新認識的必要。
(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可持續發展原則
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使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相應提高。與此同時,它也進一步強化了人類對自然的控制、改造和支配的慾望。這種慾望的過度膨脹導致20世紀出現了全球生態危機,如土地沙化、環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銳減、某些物種滅絕等等,這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了解決全球的生態危機,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了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在人與自然關繫上的取向,就是強調兩者的平衡與和諧。其實類似的觀念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早已經得到了表達。
儒家認為,整個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組成的,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諧,任何一方的破壞都會破壞宇宙的生命,破壞宇宙的完美。儒家思想這一方面的理論資源包含著獨特的生態倫理觀,即人類的進步不但要向自然索取,爭取自然界為人類造福,更應該熱愛自然、關心自然、保護自然,以自然為同類、為朋友。《孟子·梁惠王上》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宋儒朱熹註:"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這里所說樽節愛養,即關心自然和保護自然,順應萬物生長規律,才能取之不竭,指出了人與自然協調,以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道理。儒家沒有把征服自然視為己任,而是將人與自然萬物置於同等的地位,看作是血肉相連的一體;不是把自然萬物看作人類的資源庫,而是將人類的仁愛情感傾注於天地萬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由於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與現代的可持續發展原則相契合,因而其價值越來越得到當代思想家的重視。
(二)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有助於可持續發展的多樣性
不同民族和國家對經濟可持續發展都有自己的詮釋,這是因不同的歷史、制度、宗教和文化所致。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經濟似乎越來越沒有國界,伴隨而來的便是利益和文化的沖突。各國應該正確認識這種差異,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時,注意經濟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同中存異,異中求同,謀求發展。
儒家在歷史上多次遇到過如何對待異質文化的問題,其總的思路是"道並行而不悖",主張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在歷史上,中國文化並非華夏文化的一元格局,亦非儒家思想的一家獨行,而是華夏文化與周邊少數民族文化"多元一體",儒、釋、道"三教並存"。儒家從觀察社會現實出發,認為人們在現世生活中的需要是分層次和多側面的,並非一種文化所能滿足,所以,不同的多元文化各有其位置和作用。由此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格局是儒學為主,而又多元互補,即使儒學內部也有各種派別的爭論。儒家思想具有這樣的文化多元並存的開放性和寬容性,是以"和而不同"為理論依據的。
儒家文化講"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異,崇尚和諧,反對搞單一的同質化,也反對不同事物的沖突、對抗。將這樣一種思想用於當今人類文化的發展,就是要承認差異和尊重多元,既認同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寬容的精神對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對話"替代"文明的沖突",在對話中產生共識和理解歧異,逐漸走向人類文明多元一體的和諧。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促進人類文化的繁榮、發展,這就是"和實生物"。如果搞某一種文化的霸權主義,或是不同文化間的沖突、對抗,那就是"同則不濟"了。我們認為"和而不同"就是要首先承認"不同",在"不同"的基礎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僅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反而會使事物衰敗。借鑒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將其作為處理經濟全球化時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間關系的一條原則,將有助於消除所謂的"文明的沖突"。
(三)儒家"以義制利"思想有益於化解人與人、人與群體間的矛盾
不可否認,在追求經濟發展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造成了人類相互之間情感的冷漠。因為在巨大的物質財富面前,人們常常會激發起比以往更大的佔有這些物質財富的貪欲。於是,我們越來越感受到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不少人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欲而損害他人和群體的利益,日益成為與他人、與群體毫無情感的冷漠的人。這就需要在價值取向上提倡超越物質利益,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體乃至人類的利益。在這方面儒家以義制利思想無疑是有益的。因為儒家認為當自我與他人、群體在利益上有矛盾時,只有以義即道德來制衡,才能化解矛盾。儒家的"以義制利"是調整義利關系的價值標准和協調人類社會價值取向的普遍性原則。重"義"與重"利"是擺在人類面前的兩種行為方式、兩種價值取向。
儒家義利觀的核心是:以義為上,見利思義,以義制利。這有可能成為新的世紀里構建共同價值觀、公共道德准則的基礎。因為儒家所講的義往往是與集體之利、他人之利相聯系的,而利往往是指個人私利。與此相應,儒家主張"君子成人之美"(《論語·顏淵》),在社會生活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這對於消除損人利己,形成團結互助的社會風氣也是有益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高度發達,隨著社會分工專業化程度日趨提高,市場競爭愈演愈烈,人們日益為追求經濟利益而奔波忙碌。但是人之為人,更重要的恐怕還在於其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按照儒家思想,後一方面更能體現人的特點。如果把物質利益作為追求的唯一目標,就等於把自己降到動物的水平。因此,應當視不義的物質利益如浮雲,追求奉獻社會和服務他人的道德境界。
人作為社會的人,不同於動物的地方,就在於其有理性、有道德、有社會規范,因而既要提高自我的道德修養和內在精神,又要完善社會倫理和社會秩序。在現代社會,每個人只有關心他人,承當起自己應有的社會責任,才能做到合理分配,和衷共濟,從而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
當然,我們現在對儒家思想乃至對孔子的重現,並不意味著要將孔子放回原來的聖壇上。而要"以科學的態度、運用科學的方法,努力加強對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將儒學研究與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緊密結合起來,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服務現實。"
⑽ 試述中國古代儒家思想的傳承及影響800字
儒家是中國古代自從董仲舒「獨尊儒術」之後最有影響的學派。做為華夏固有價值系統版的一種表現的儒家權,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學術或學派。一般來說,特別是先秦時,雖然儒家是最有影響的學派,但也只是諸子之一,與其它諸子一樣地位本無所謂主從關系。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社會,代代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儒家思想與專制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儒家對中國科技以及世界文明的貢獻特別巨大。據《世界自然科學大事年表》記載,16世紀以前,影響人類生活的重大科技發明約有300項,其中175項是中國人發明的。正是這些重大的發明(包括發現),使中國的農耕、紡織、冶金、手工製造技術長期處於世界先進水平。而儒家也留下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科學著作如《考工記》、《天工開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