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國歷史發展文明的手段

㈠ 古代中國文明體現在哪些方面

①與人民大眾分離的國家公共權力的確立。其重要的物化形態為出現了都、邑（國都、城邑），作為統治階級建立和實施政治權力的基地，有大面積夯土基址的宮殿建築等。

②以階級對抗為核心的社會分層現象。常常從墓地布局和墓葬規格（如棺槨、隨葬品）等反映出來，並伴隨著出現人殉和人牲制度等。

③較復雜的禮儀制度和為王權服務的宗教力量的形成。系列化的玉禮器可視為這方面的指示物之一；同時出現禮儀中心建築物，特別是宗廟成為王都所在地的重要標記，還產生了崇奉主神的大型祭禮場所。

④文字系統的出現。因早期文明社會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范圍甚窄，只能從散見的個別文字發現其所透露的信息。

⑤青銅鑄造和玉雕業的興盛。這在中國既代表了物質文化的時代性尖端成就，又具有為社會政治服務而滲透著強烈觀念形態的性質。

(1)探索中國歷史發展文明的手段擴展閱讀

1、文明模式的不同選擇導致了不同的發展結果。在距今6000年至4300年這一時段，中華大地許多地方都開始了由基本平等的氏族部落社會向不平等的國家社會的過渡。由於不同地區文化傳統的不同，在向文明演進過程中，選擇的模式也不一樣。

紅山古國走的是通過鋪張的祭祀活動崇尚神權的道路，一切由神的意志來決定；仰韶古國走的是崇尚軍權、王權的道路；凌家灘古國走的是軍權、王權和神權並重而突出神權的道路。

實踐證明，崇尚軍權、王權的仰韶古國，因比較簡約並注意社會的持續發展而延續下來了；崇尚神權的紅山古國以及雖有軍權、王權但突出神權的凌家灘古國，卻因社會財富被過度消耗而消失了。事實告訴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選擇怎樣的道路是決定其能否繼續生存發展的關鍵。

2、文明演進的道路不是筆直、一帆風順的，中間是可能發生改變。良渚文化的前身是崧澤文化，崧澤文化本來也是軍權、王權為主的，如果它按照這個道路繼續走，它也可能像中原地區一樣。

但是，當它發展到良渚文化這個階段時，開始接受紅山文化，凌家灘遺址崇尚神權的宗教觀，把大量社會財富貢獻給神靈，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下去了。

3、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歷程是不斷實現民族文化融合、不斷吸收異族文化先進因素的歷程。實踐證明，這是中國古代文明不斷壯大、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

當然，在民族文化融合過程中，其主流雖然是和平的、浸潤式的、漸進的，但不可否認，曾經存在過非和平的、強制性的情況，這是應予避免的。對異族文化因素的吸收，不是全盤照搬，而要根據自身發展的需要，加以選擇。

4、中國古代文明演進過程中，從氏族部落社會時代一直延續下來的血緣關系和由此產生的祖先崇拜，是自身保持綿延不絕、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

5、中國古代文明演進過程中，共同的信仰和共同文字體系的使用與推廣，是維護自身統一的重要紐帶。

6、中國古代文明演進過程中形成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諧共存」等理念，和在其指導下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國與國等關系的實踐，是文明自身順利發展的保證。

7、中國古代文明演進過程中，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對保證大型工程的興建和國家的統一，發揮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過度運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和創造性。

8、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過程，也是階級形成、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不斷斗爭—妥協—斗爭的過程，統治者推行的政策，即使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也需要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不可超過他所能夠忍受的限度。

秦始皇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如築長城、開運河、修馳道等舉措，無疑有益於國家，有益於民族長遠利益和發展，但操之過急、強迫命令、橫征暴斂卻激起民憤，倏忽而亡。魏徵向唐太宗進言就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是歷史經驗的總結。

㈡ 在人類發展的歷程中是怎麼樣探索文明的

其實不能算是探索，一開始出現人類是採集食物為生，後來才有了農業，版一直到後來的工業和現在權的數字時代，人因為要交流因為要集體作業，從喊叫變成了可以發聲，然後有了語言，有了文字，根據人類的需求，人類逐漸走向了文明，文明其實也是人類自己定義的，認為有了語言，經歷了啟蒙和文藝復興，人類就從野蠻變成了文明的人，伴隨著科學的產生，其實文明的定義遭到了質疑，文明難道就是要付出毀壞自然環境的條件，文明難道要付出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代價嗎？如果真要說是探索，只能說人創造了文明，但是又付出了代價，於是開始對文明提出質疑，然後修正這樣一個循環的過程

㈢ 中國人是怎樣探索中國近現代史的

在農為邦本的中國，土地是歷史上許多革命運動的焦點。在現代中國土地革命運動中，產生於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實踐中的《沒收土地案》，以其在中國歷史上宣告舊式土地革命的歷史終結，在中共黨史中作為第一個運用於實踐的土地法規，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成為新民主主義土地革命起點的歷史特點，在中國社會發展史中確立了它的歷史地位。

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農為邦本的國家，早在新石器時代，在中國先民活動的黃河、長江流域就先後由漁獵經濟向農業經濟過渡。定居農業，是中國社會結構形成和發展的基點，畜牧業和手工業長期作為農業的附屬，使農業在社會發展中成為社會進步之本。土地作為農業的基本資源，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一直處於形式上國有制而實際上私有制的矛盾中。兼並風和均田夢一直伴隨著中國農業的發展，從而構成中國歷史上波瀾壯闊的土地革命運動。

一、中國歷史上土地問題是多數革命運動的焦點

在原始社會的土地公有制瓦解之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子土地所有制逐步演變為土地國有制。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使土地買賣在歷史發展中變相合法化，從而促使土地使用權與土地私有制之間具有了某種等同關系。所以，「縱觀中國土地所有制演變的概況，不難發現:中國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結構是國家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宗族所有制三種形式並存。隨著封建國家的發展，私人所有制日益占統治地位。」() 土地私有制產生自耕農，使小農經濟與地主經濟共存，並成為土地買賣的根源。土地買賣在鞏固地主經濟統治地位的同時，也成為土地兼並的前提。小農經濟的脆弱和不穩定使土地兼並成為可能，農業經濟的產品單一造成的物價波動又加速了土地兼並。地主階級通過土地兼並增強了自身實力，同時也加劇了土地兼並活動的進行。土地兼並也使中國社會各階層都視土地為本，從而為地主經濟在各個方面控制社會經濟命脈准備了條件。土地私有與小農經濟相結合在歷史發展中促進了社會進步，土地兼並和地主經濟的發展則破壞了小農生產的有限穩定性，影響到封建社會的安定。圍繞土地問題產生的農民起義，在中國歷史上出現次數頻繁、規模宏大、持續時間長、波及范圍廣的狀況，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名列前茅的。

以土地問題為焦點的多數農民革命運動，在土地兼並致使小農經濟嚴重破壞的情況下進行革命，「太平」、「均平」成為他們對社會和土地的理想。張角以太平教發起黃巾起義，黃巢以「均平」作為起義口號，李順、王小波要求「均貧富，等貴賤」，紅巾軍提出的「殺盡不平方太平」，以及李自成的「均田」、「免糧」都間接體現了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太平天國起義則以制定《天朝田畝制度》，按平均主義原則給農民重新分配土地，來組織農民為實現均田夢而進行革命。為土地而戰的歷史充分說明:在中國這個以農為本的社會里，農民的革命多數與土地有關，土地問題是歷次革命運動的焦點。

二、中國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實踐與《沒收土地案》

現代中國是歷史上的中國的延續，「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2)而農民革命的主要問題是土地問題，即使在現代社會條件下也依然如此。1840年以後，帝國主義列強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中國開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痛苦歷程。中國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雖然產生了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出現了近代工商業。但是，占社會大多數的農民並沒有在社會發展中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態，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像三座大山沉重地壓在他們的身上。土地問題在社會的多重矛盾中顯得更加錯綜復雜，小農經濟處於一派風雨飄搖之中。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兩千年的帝制，建立了共和國，可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沒有觸動封建的土地制度。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雖然也提出過資產階級的土地政綱—平均地權，但是，沒有領導農民進行革命運動的他，不可能實現其「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歷史的發展表明:農民階級在歷次革命運動中依靠自身的力量不能解決土地問題，現代資產階級革命也無力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這個幾千年的難題也就歷史性地落到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的身上。中國共產黨從一誕生就開始關注農民的土地問題。1921年7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中就提到了土地問題。1922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里，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提出沒收軍閥官僚的田地分給貧苦農民的問題。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正式提出並討論了農民問題及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並首次使用了「貧農」的概念，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農民問題決議案》。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也開始進行領導和發動農民運動的工作。1921年秋 ，浙江蕭山縣衙前鎮一帶的農民組織了農民協會。1922年7月29日，彭湃在廣東海豐縣組織了「六人農會」，到年底，全縣「成立了十二個農會，總共九十八鄉，二千七百六十戶」（3）。1923年1月1日，海豐縣總農會正式成立時，佔全縣人口1/4的農戶約10萬人加入了農會，廣大農民被組織起來為自身的利益而斗爭。在海豐農民運動的推動下，廣東東部地區的農民運動迅猛地發展。1923年5月 ，由海豐縣總農會改組的「惠州農民聯合會」成立後，陸豐、惠陽、紫金等縣設立了縣農會，農民運動進一步擴展到潮陽、普寧等地，並於1923年7月又改組「惠州農民聯合會」為「廣東省農會」。以海豐為中心的農民運動波及到廣東全省大部分地區，廣東農民運動從此興起，並成為全國新式農民運動先驅，進而引發全國的農民運動，揭開了現代中國土地革命運動的序幕。

廣東農民運動走在現代中國農民運動的前列，是近代以來廣東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決定的。在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過程中，廣東成為受害最早、最深的地區，各種社會矛盾集中而尖銳。國外商品傾銷使社會經濟被嚴重破壞，大批農民在內外交困中走向破產；軍閥混戰，政局動盪，治安不寧，盜匪橫行，造成社會秩序混亂人民不能安居興業；地主階級重租厚利盤剝，農村土地高度集中，農民貧困加劇，謀生困難等社會現實為農民運動的興起准備了條件。而廣東人民富有反抗壓迫的歷史傳統和中國共產黨關注農民問題並領導農民運動，以及國共合作的形成都為農民運動開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1924年1月，以第一次國共合作為起點，廣東農民運動進入發展時期。到1924年底，全省14個縣有了農會，入會農民達到18萬多人。為了促進全省農民運動的發展，培養從事農民運動的骨幹，彭湃等共產黨人主持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共產黨人的組織下，廣大農民在農會的領導下積極支持國民革命政府的革命行動，農民運動也在社會變革中進一步發展。1925年5月，廣東省農民協會正式成立，作為中國現代第一個省級農會的成立，它標志著廣東農民運動進入高潮時期。隨著農會組織的迅速發展，農會在國民革命中發揮的作用增大，這一時期的廣東農民運動在各方面都處在全國首位，並對於全國的農民運動起著實際的指導作用。「其影響擴大到長江、黃河流域的不少省份，甚至遠在北京附近的一些鄉村，也受到它的影響和幫助而建立了農會組織。（4）到1926年5月，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召開時，68個縣農會中有49個縣的代表出席了大會，廣西、福建等11個省也有代表到會。當時，全省的農民協會會員達到62萬多人。

在農民運動高漲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對於農民問題的認識也逐步深化。1924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擴大執行委員會通過的《農民兵士間的工作問題議決案》提出在全國范圍內注意農民問題。1924年11月，黨在《中共中央第四次對於時局的主張》中又提出重視組織農民協會及要規定最高限度的租額問題。1925年1月，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對於農民運動之決議案》，提出引導農民自覺從事經濟和政治斗爭，在國共合作中獨立進行黨的宣傳和建立黨支部工作。到10月初的中共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又進一步指出要在農會中鞏固黨組織，並提出了「耕地農有」的口號及具體提到了沒收大地主、軍閥、官僚等土地交給農民的問題。會議發表的《告農民書》中，還第一次提出革命的工農取得政權的問題。這一時期，黨內以李大釗、蔡和森、蕭楚女、毛澤東等人為代表，對農民運動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探討和經驗總結，努力尋找解決農民問題的出路。李大釗在他的《土地與農民》一文中，指出「耕地農有」是廣大貧農迫切的要求，並對這一口號的實現提出自己的設想。毛澤東則以《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等文章，對中國共產黨幾年來的革命實踐和農民運動工作進行總結。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後，隨著北伐向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推進，北伐所到之處的農民運動也迅速開展起來。毛澤東、彭湃、瞿秋白等人先後發表了一系列對農民運動有推動作用的文章及著作，有力地促進了農民運動的開展。毛澤東在編輯《農民問題叢刊》時寫的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序言，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從事農民運動的經驗進行了總結，指出農民問題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彭湃也出版了《海豐農民運動》一書，向全國介紹海豐的農民運動狀況。瞿秋白也以《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一文，對農民問題的重要性進行闡述，並提出了農民運動的領導方法。隨後，毛澤東又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駁斥對農民運動的種種懷疑和指責，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了總結。到1927年春，當部分地區的農民運動涉及到土地問題時，毛澤東又邀請彭湃、方誌敏等農民運動領導人在武漢舉行聯席會議，提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方案上報中共中央。但是，陳獨秀主持下的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拒絕討論毛澤東等人的提案，使黨沒有能及時地為土地問題制定政策。
1927年7月，在陳獨秀的妥協退讓下，國民黨右派最終走向反動，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敗。大革命的失敗，也使農民運動的成果隨之全部丟失。廣大農民在國民革命中以農民運動來解決土地問題的期盼，最終以沒有屬於自己的政權支持而無法實現。大革命的失敗也將土地革命運動推上了中國現代史的舞台，一場以土地革命為特徵的革命運動在中國廣大農村由中國共產黨人發動起來。土地革命的實踐，首先在黨領導下的農民運動的發源地之一的廣東海陸豐地區展開。1927年，大革命中一直走在全國農民運動前列的海陸豐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通過三次武裝起義，高舉起了新民主主義土地革命的大旗。1927年4月，在國民黨右派發動 「4.12」、「4.15」反革命政變後，海陸豐黨組織領導農軍舉行起義，並建立了兩縣臨時人民政府，反對國民黨右派的倒行逆施。在大革命失敗後，海陸豐黨組織又響應中共中央秋收起義的指示，於1927年9月、10月兩次進行起義，展開了土地革命的實踐。1927年11月，海陸豐第三次起義勝利後，以彭湃為首的中共東江特委領導了海陸豐蘇維埃政權的組建。在海陸豐先後召開的全縣工農兵代表大會上，除了組成蘇維埃政府的有關工作外，還討論通過了沒收土地、殺盡反動派、改良工人和士兵生活、撫恤烈屬、取消苛捐雜稅、婦女和青年問題等決議案。《沒收土地案》及其後的分配土地的革命行動，為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的實踐揭開了新的歷史一頁。

三、《沒收土地案》在中國土地革命運動史上的地位

農業作為中國社會的立國之本，在幾千年的歷史演變中隨著小農經濟的日趨成熟，農業文明的高度發展而矛盾叢生。在地主階級的土地兼並和農民階級的均田斗爭所構成的中國土地革命運動歷史的主旋律中，中國現代土地革命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參與下，展現出從未有過的歷史畫面。在這場別開生面的現代土地革命運動中，《沒收土地案》的產生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意義。

首先，《沒收土地案》宣告了舊式土地革命歷史的終結。中國歷史上的土地革命運動，主要是源於兼並與均田的矛盾，土地革命的主要目的也在於減少土地私有條件下土地佔有的矛盾。每次革命的結果都是一次土地佔有數量的調整，並沒有解決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與生產者農民之間的關系問題。《沒收土地案》以「田地是屬於自然的……只有我們農民才能開墾創造……所以沒收田地歸還農民，理由是非常正當」(5)，作為方案產生的理由。同時又在沒有實踐經驗和政策依據的情況下，用彭湃提出的「不勞動不得田地；不革命不得田地」二項基本原則，並經過大會確定四條分田標准:「照人數多少分；照人的力量(老幼強弱)分；照家庭經濟有無別種收入狀況分；照土地肥瘠分。」這些將土地與生產者相聯系，按照勞動者與土地的關系及勞動者參與社會革命的狀況為原則，以多數人的利益為依據，並盡可能照顧到所有勞動者的內容是歷來的土地革命方案所沒有的。這些體現在《沒收土地案》中的革命精神，從根本上區分了它與以往土地革命運動的本質，同時，它也將中國共產黨以馬列主義作為思想武器，對中國土地革命的認識展現在實踐中。因此，《沒收土地案》成為舊式土地革命運動歷史終結的標志。

其次，《沒收土地案》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土地革命運動的第一個運用於實踐的土地法規。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開始關注農民問題。在領導農民運動的過程中，土地革命逐步成為農民運動的關鍵，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中國共產黨能否得到廣大民眾擁護的重要舉措。就海陸豐農民運動而言，土地問題的解決也是在經歷了持久的減租運動及激烈的抗租運動兩個階段後，才以革命的手段實現的。從1922年6月彭湃組織農會，到1927年4月的國民革命期間，海陸豐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進行了長時間的減租斗爭。從1927年5月到大革命失敗，海陸豐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下進行武裝抗租，為後來的起義和土地革命打下了基礎。海陸豐蘇維埃政權的建立，為土地革命的開展創造了條件，而《沒收土地案》的形成及後來的分田運動實踐，則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運動產生了第一個用於實踐的土地法規。它的出現，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土地革命運動積累了經驗，也為全國的農民運動開展土地革命提供了借鑒。

第三，《沒收土地案》是新民主主義的土地革命運動起點。近代中國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下，從封建專制國家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開始了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在孫中山為首的民主革命者，以西方國家作先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國家的過程中，農民問題受到一定的關注。但是，政局動盪和封建殘余勢力為帝國主義利用等因素，使社會進步被嚴重阻礙。舊民主主義革命在不觸動封建土地制度，不開展農民運動來發動農民參加革命的情況下，自然不可能實現其「平均地權」的政綱。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登上政治舞台後，中國的社會革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開展農民運動，解決農民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形式。經過農民運動的不斷探索，關系廣大農民切身利益的土地問題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關鍵問題。《沒收土地案》以第一個具有時代特色的土地革命的實踐方案，開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土地革命行動，它自然應當作為新民主主義土地革命的起點載入史冊。

總之 ，將《沒收土地案》置於中國歷史、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革命史的視野中，充分認識它的歷史地位是有益而必要的

㈣ 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意義

一 中國文明的起源是一個老問題，從考古學的角度進行探索也已有70年的歷史。1921年中國地質調查所顧問安特生等人發掘河南澠池仰韶村等遺址，之後發表《中華遠古之文化》①；1930年至1931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吳金鼎等人發掘山東歷城龍山鎮（今屬章丘縣）城子崖遺址，之後發表《城子崖——山東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存》②，以及從1928年起對河南安陽殷墟連續15次的大規模發掘與研究③，都曾著力於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但那時考古工作剛剛開始，發現的資料尚不豐富。只知道商代晚期已經有了比較發達的文明，對於它的來源和本身發展的脈絡則若明若暗；知道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都跟中國文明的起源有些關系，但究寬是怎樣的關系，則不甚了了。
二 在50年代和6D年代，中國考古學者做了兩件事，一是把商文化向前推，先後發現了二里崗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二是初步理清了中國文明起源核心地區的史前文化的譜系，並且與二里頭文化銜接起來，建立起一個統一的文化發展譜系。 二里崗文化是因為河南鄭州二里崗遺址的發現而得名的④，鄭州人民公園和安陽小屯等處的地層關系證明它比殷墟的年代要早，當屬於商代早期的文化遺存⑤。 二里頭文化是因為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發現而得名的，鄭州商城和臨汝煤山等處的地層關系證明它晚於龍山文化時期的王灣三期文化而早於二里崗文化。一般認為應屬於夏代，有些學者認為它的早期為夏文化，晚期則已進入商代的范圍⑥。不管怎樣，比起小屯殷墟的商代晚期遺存來，已經是早得多了。 由於二里崗文化期已經有很大的都城和發達的青銅禮器，顯然應屬於商代文明的一部分。二里頭文化期雖然沒有發現城牆，但二里頭遺址晚期已有巨大的夯土台基和宮殿基址，同時也有了少量的青銅武器和禮樂器，已經是一種青銅文化，一般認為已進入文明時代。而在它以前的考古學文化都還屬新石器時代和銅石並用時代，在社會發展階段上應屬於史前的原始社會時期。 關於中原史前文化譜系的建立，有兩處發掘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處是河南陝縣（今屬三門峽市）廟底構與三里橋，兩個遺址相鄰，那裡不但發現了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存疊壓於仰韶文化遺存之上的地層關系，而且發現了處於仰韶向龍山過渡階段的廟底溝二期文化，證明當地的所調「龍山文化」乃是從仰韶文化發展而來的，是當地新石器文化發展的兩個階段，而不是屬於兩個不同系統的文化⑦。王灣遺址有清楚的地層關系和器物形制演變的序列，可據以分為三大期八小段，不但再次證明當地的仰韶早於龍山，屬於同一系統，而且依次演變的線索非常清晰，最後同二里頭文化的銜接也十分清楚⑧。這樣，中國文明不但是本土起源的，而且是中原起源的，一時間差不多成了考古學界的共識。
三 自從70年代以來，我國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和青銅時代考古又都有了顯著的發展。除中原地區繼續有重要發現外，其它地區也陸續發現一些發展水平頗高並具有獨特文化面貌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銅文化。人們開始從宏觀角度來解釋這些現象。夏鼎先生曾專門論述中國文明的起源⑨，從殷墟一直追溯到二里頭文化，最後簡述了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概況，提出文明的起源還應上溯到新石器時代。蘇秉琦先生則先後提出了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區系類型研究的必要性和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問題⑩，引起了學術界深深的思考。有不少學者發表過自己的見解，其中包括孫守道、安志敏、陳星燦、童恩正、鄒衡和高煒等人的論文?。1989年5月在長沙召開的中國考古學會第七屆年會上，蘇秉琦理事長曾要求把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作為今後10年的兩大任務之一?。同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專門召開了討論中國文明起源的學術座談會，發表了座談紀要?。一時間形成了一個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新的高潮。不難看出，人們對中國文明起源究竟是單中心還是多中心，起源的時間在夏商或者還要提早，文明起源和文明因素的起源是否應當分別對待，還有對文明一詞的概念究竟應該如何理解等一系列問題上都是不完全一致的。不過這是在許多新發現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產生的某些認識上的差別，比起五六十年代的研究畢竟是深入得多了。 四 正如夏鼐先生所說探索文明起源應該上溯到新石器時代那樣，最近一次討論中國文明起源的高潮中，討論的熱點基本上都集中在新石器時代和銅石並用時代的一些新的重要發現上。最早是討論遼寧凌源牛河梁紅山文化「壇、廟、冢」?和甘肅秦安大地灣仰韶文化「原始殿堂」的意義?；後來又集中討論浙江餘杭反山、瑤山大墓中出土大批良渚文化的精美玉器及其所反映的社會性質?。河南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的貝龍、貝虎等也曾一度引起人們的關注?。討論中固然不乏真知灼見，也取得了某些共識，但多屬就事論事，沒有對中國新石器時代和銅石並用時代的整個文化發展進程進行全面考察。而要搞清楚中國文明的起源，這樣的考察是不可缺少的。 現在看來，中國新石器時代和銅石並用時代大約可分為以下五個發展階段： 新石器時代早期：以廣西柳州大龍潭、桂林甑皮岩，廣東英德青塘圩和江西萬年仙人洞等洞穴遺址為代表，年代可能為公元前10000年至前7000年； 新石器時代中期：以長江流域的彭頭山文化、城背溪文化，黃河流域的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北辛文化和遼河流域的興隆窪文化等為代表，年代大約在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之間； 新石器時代晚期：以長江流域的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前期，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前期、大汶口文化前期和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前期等為代表，年代大約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 銅石並用時代早期：以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後期、大汶口文化後期、馬家窯文化，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後期和小河沿文化，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後期、屈家嶺文化、樊城堆文化、薛家崗文化等為代表，還包括良渚文化的早期，年代約為公元前3500年至前2600年； 銅石並用時代晚期：大體相當於通常所稱的龍山時代，包括龍山文化、中原龍山文化、齊家文化、良渚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等，年代約為公元前2600年至前2000年。 我們注意到無論從文化發展水平還是社會發展階段來說，公元前3500年左右都是一個重要的分界。在此以前屬新石器時代，從聚落遺址、房屋建築或埋葬習俗來看，都比較強調統一和平等的原則；在此以後屬銅石並用時代，考古遺跡清楚地表明這時已出現貧富分化和社會地位的分化，私有制、階級乃至准國家的政治實體都是在這個時期相繼形成的。從這個意義來說，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自然要從公元前3500年開始。人們特別注意到牛河梁、大地灣和反山、瑤山等處的發現不是沒有道理的。但這當然不等於說從牛河梁那時起就已進入文明時代。至於西水坡的性質則應另當別論。 五 濮陽西水坡第45號墓及用貝殼擺放的龍、虎、鹿、人等形象確實引人注目。據說那座墓的主人是一位男性老人，左徹青龍，右降白虎，又有3人殉葬，儼然是一位頗有權勢的領袖人物。有人以為那是父權的象徵，是社會已經發生階級分化後方可能出現的現象。其中貝殼擺放的龍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龍的形象，而且出於傳統上認為是中國文明起源中心的中原地區，可稱為中華第一龍。中國人既把自己看成是龍的傳人，龍也就是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徵。這樣說來，西水坡的45號墓和其中的貝龍就同中國文明的起源具有很不一般的關系。探索中國的文明起源首先要從西水坡談起，不是很順理成章嗎？的確，如果我們只是看西水坡遺址的考古發掘簡報，就事論事，是很容易產生那些想法的。但如果把西水坡的發現放在中國史前文化發展的總進程中進行考察，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發掘簡報所報道的第45號墓並不是一座孤立的墓葬，它的周圍是一處仰韶文化後崗類型的墓地。墓地中的墓葬都很小，每墓埋1人，大多數沒有隨葬器物，少數有器物的均具有後崗類型的特色。第45號墓沒有隨葬品，但被後崗類型的灰坑打破，不能晚於後崗類型。當地又沒有發現早於後崗類型的遺存，所以它只能屬於後崗類型，是後崗類型基地的一部分。 如果把仰韶文化分為前後兩大發展階段，後崗類型屬於前期階段，即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如果把仰韶文化分為四大期，後崗類型屬於第一期，與著名的半坡類型屬於同一時期。這時期的聚落一般是凝聚式和向心式的，內部還沒有發生明顯的分化，由眾多小房子所體現的對偶家庭生活沒有自營經濟，最多是一種半消費單位。因而這時比較強調集體精神和平等的原則。這種情況在埋葬制度上也能清楚地反映出來。例如這時期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制，半坡類型、後崗類型和大汶口文化前期都有這種葬制，幾個人乃至幾十個人埋入同一墓穴，僅僅隨葬一套或兩三套器物。單人墓中隨葬器物的差別也微乎其微。可見當時並沒有什麼私有財產，當然無所謂貧富分化，更談不上有任何階級的對立。怎麼單單在西水坡就出現了殉人這種社會嚴重分裂和對抗下才可能見到的現象呢？ 或許有人會說，社會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別的地方還沒有出現的情況，怎見得西水坡就不會率先發生呢？但西水坡仰韶墓地中根本看不出有什麼貧富分化現象，也沒有其它可解釋為階級分化產物的現象。再說，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銅石並用時代晚期，發現的墓葬數以千計，除江蘇新沂花廳村北區基地和上海福泉山個別墓葬外，還沒有發現任何一處殉人的墓葬。花廳的殉人是在貧富分化已經十分明顯，良渚文化的某個部落為掠奪財富對大汶口文化的某個部落進行征服的特定條件下出現的?。西水坡也看不出有任何異族入侵的現象，為什麼會出現殉人呢？細審第45號墓的平面圖，既不象通常的墓坑，也不象是借用灰坑埋人。3個所謂殉人的旁邊都有較直的墓邊，如果依人體的位置將墓邊對稱復原，很象是3個長方形土坑墓，分別與第45號墓發生了打破關系。據發掘者說，原定屬第45號墓的4個人骨大體上處在同一水平面上，但每一人骨下都有一個稍稍下凹的坑，這就更象是4座墓葬而不是1座。只是由於土色難辨而沒有分開，現在已無法知道究競是誰打破了誰。但不管是誰打破誰都無關宏旨，剩下的問題只是如何去解釋那些貝殼擺放的龍、虎、鹿、人等形象和它們與那位男性老人的關系。 張光直先生曾把西水坡那些貝殼擺放的動物形象稱之為濮陽三蹻，認為它們與後來道家所稱的三蹻是相通的?。這一判斷雖然無法得到證實，但把它們看成是一種宗教性遺跡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西水坡的貝殼畫不止一處而至少有三處以上，彼此通過墓地排成一條直線，應該是互有聯系的一個整體。而那位男性老人應該是與這種宗教遺跡有密切關系的巫師，甚至同時也是那個墓地所代表的氏族或部落的酋長。我們可以對這一群遺跡的宗教意義及其所反映的社會意義進行種種推測，卻無法同文明的起源拉上關系。 六 如前所說，中國史前社會發展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發生了十分深刻的變化。伴隨著新石器時代向銅石並用時代轉變，生產獲得了發展而社會開始了初步的分裂，窮人和富人，氏族貴族和平民的分化日益發展，原本是平等一體的原始共產制社會從此日益走向衰落。 在銅石並用時代早期，銀器還十分稀少而石器製作技術獲得了突破性的發展，這就是切割法和管鑽法的普遍應用。這種方法不但節約了石材，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而且使製造出來的石器更加扁薄、平滑和規范化。由於這種方法的應用，還使大量地製造玉器成為可能。而玉器的普遍出現便成了這個時期的一大特色。這個時期的陶器製造也有顯著的進步，陶窯有了改進，不但能燒紅陶，還能燒黑陶和灰陶，有的地方還有白陶。少數陶器已使用快輪拉坯的方法。酒器的出現說明這時期已會釀酒。生產的發展使產品豐富起來，除滿足最低限度的需求以外還有少量的剩餘，使得一部分人通過不等價交換或強行掠奪的方式榨取他人的剩餘勞動成為可能。這就是為什麼恰好在這個時期出現貧富分化乃至初步的階級分化的根本原因。 七 限於目前田野考古發展還不充分和不平衡的狀況，各地發現的考古遺存的內容也有很大的差別：在大汶口文化後期遺存中有大量墓葬而很少房屋遺跡，在仰韶文化後期遺存中則有較多房屋基址而很少墓葬，在紅山文化後期遺存中出現了大型宗教性建築而在前兩個文化中至今還沒有見到類似的情況。盡管如此，由於它們的年代相若，文化發展水平相近，各自反映的社會內容也是相通的。 大汶口文化後期的墓葬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墓葬規模有明顯差別，這不只反映在墓壙的大小上，還反映在葬具的有無和隨葬品的多少與質量高低等許多方面。大墓有棺或槨，隨葬品往往達100件左右，其中有精美的玉器和象牙雕刻等；中等墓僅少數有棺，隨葬器物十幾件至幾十件不等；小墓無葬具，隨葬幾件器物或沒有任何隨葬品。清楚地表明當時不但有貧富差別，還已出現身份地位上的差別。 第二，流行單人葬。前一時期流行的多人二次合葬已為少數夫妻合葬所取代。這種夫妻合葬一般是男左女右，均屬一次葬。顯然這是夫妻關系更為牢固、核心家庭比以前起著更大作用的一種表現。 第三，不同墓地在墓葬規模、隨葬品數量和質量上都有很大差別。有些墓地的大墓僅相當於大汶口遺址的中等墓，大汶口大墓中的某些玉器、象牙雕刻、精美的彩陶、白陶等均不見於其它墓地。這不僅說明當時各聚落的經濟發展不平衡，還說明聚落間已經有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處於控制地位的中心聚落掠奪被控制的聚落，才會形成那樣大的差距。 第四，這時期墓葬中普遍隨葬石鉞，大墓有時隨葬玉鉞。人們如此重視兵器，應是掠奪性戰爭經常發生的一個證據。江蘇新沂花廳村本是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區，那裡有些大墓中除隨葬部分大汶口文化的器物外，同時有大量良渚文化的器物，當是良渚文化某部落遠征花廳的象徵，以上四點足以說明，大汶口文化後期的社會已不是那種完全以血緣為紐帶，特別強調平等原則的典型的原始共產制社會，在它的內部已經發生分化，並且出現了邁向文明社會的新的因素，盡管這種因素暫時還是很微弱的。 八 仰韶文化後期的房屋出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變化。 第一，在建築質量上開始分化。一部分房子用類似水泥的材料加工地坪和牆壁，顯得堅實平整；另一部分房子仍是傳統的泥木結構，兩種房子同時共存。 第二，在房屋結構上發生分化，一部分房子是分為兩間甚至三、四間的套房，另一部分仍是傳統的單間房。如果說單間房比較適合於對偶家庭的話，雙間和多間房家庭的人口構成就要復雜得多。鄭州大河村4間一套的房子（21），炊器都放在中間的較大的房間里，有十幾個鼎，說明至少有十幾人吃飯，這是一種比較完整因而也比較獨立的家庭。這套房子中有單獨的儲藏室，房前有窯穴，說明這個家庭已有自己的經濟。 第三，這個時期的聚落也有明顯的分化。許多小遺址沒有特別講究的房子，個別大遺址則有若干特別講究的大房子。大地灣乙址就是一個非常突出的例子。遺址位於山坡上，面積達110萬平方米。根據許多斷崖上暴露的跡象來看，那裡至少有幾百座房子，其中有好幾座是用類似水泥的材料建築的大房子。已經發掘的901號房也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它有前堂、後室和兩廂，前堂有一對直徑約90厘米的大圓柱，還有許多附壁柱，殘存柱高超過3米，堂屋中間有一個直徑達2．5米的大火膛。房子前面還有兩排柱洞和一排石板，總佔地面積約420平方米。這樣大的建築當不是一般的氏族或部落酋長所能佔有的，至少是一個中心部落或部落聯盟的總部所在地，有人稱之為「原始殿堂」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總之，如果在仰韶文化後期沒有發生貧富分化和聚落之間的分化，是不會出現上述現象的。可見仰韶文化後期同大汶口文化後期的社會發展階段是基本一致的。 九 在紅山文化後期的遺存中，最突出的是牛河梁遺址。在那裡發現了一個半地穴式的「廟」，裡面堆滿了因火毀而倒塌的塑象踐塊和房頂、牆壁的紅燒土塊。目前雖然還沒有清理完畢，便已知道裡面至少有五、六個人體的泥塑像，同時還有禽獸的塑像。有的人體型像同真人一樣大，有的還要大兩三倍。而置放這些塑像的房子並不大（約50平方米），建築材料不大講究，房子的周邊也很不整齊，裡面已被塑像擠滿。我想它就是一個放塑像的地方而並不是什麼廟。與它相聯系的有一個用石頭護坡的巨大的方形祭壇，附近還有一個圜丘可能也是祭壇。那「廟」中的塑像可能是在舉行祭祀或其它宗教活動時抬到祭壇上供人拜祭的偶像。 牛河梁還有十幾座規模很大的貴族墓，其中有幾座已經發掘完畢。墓多作方形，每邊16—18米左右，少數作圓形，直徑18米左右。四周砌石，上面鋪土和碎石。墓中心有石槨，當為墓主人所在，多隨葬玉器，但數量並不很多。墓上往往還有許多石槨小墓，當是在大墓埋好後陸續埋上去的，有的也有隨葬品。小墓的墓主人在身份地位上顯然低於大墓的墓主人，但又不象奴隸，也不象殉人，應是與基主人十分親近而身份較低的人。 牛河梁遺址的調查發掘工作正在進行之中，有好多情況還不清楚。但現有資料已可說明那是一個宗教活動中心和貴族墓地。這兩者結合起來，說明宗教已被掌握在貴族手裡。由於它同一般性聚落遺址相分離，說明它不是某個聚落的內部分化的現象，而是某個占支配地位的部落或部落聯盟的首腦所控制的神聖場所。這同大汶口文化後期的埋葬制度和仰韶文化後期房屋建築情況所反映的社會內容是相通的。

㈤ 探索文明的起源作文

①我一直認為，文明的研究是最合適、也最需要運用比較方法的學術領域。

②在人類近五六千年的歷史中，曾經產生過不少文明，各自由微而著，由盛而衰，分別有其特殊的貢獻。大家知道，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開列了21個文明。這一數目未必妥當，考古學家丹尼爾在《最初的文明》等書里，所舉有獨立起源的古文明就有9個。無論如何，世界上的文明是多元的，人類的歷史所以絢麗多彩，正因為這樣。

③然而，承認世界文明的多元性並不是很容易的。站在一種文明的位置上，每每認為其他文明只是本文明的派生物，如果不是，也是次等的，不足稱道的。實際上，如馬克思指出的：「世界歷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只有在歐洲工業革命和所謂地理大發現之後，從世界的角度研究和比較各種文明才成為可能。就中國而言，晚明時開始了中西文明的遭遇、交流和碰撞，於是形成了一個非常大的潮流和運動。文明比較研究的重要性，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凸顯出來的。

④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學者談論過中國文明的特點，看法雖紛紜不一，但在一點上可說是相當一致的，就是中國文明有獨特的持續性。與中國古代文明並時興起的古埃及等文明，都未能像中國文明這樣綿延久遠，迄今不衰。這確實是極值得探索的大問題，不比「李約瑟難題」遜色。

⑤談到綿延久遠，即涉及文明的起源。最近我常有機會講，在自然史和人類史上有五個「起源」，都是科學研究的重大課題，即：。探討文明起源的論作，很早就有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專門研究了從野蠻到文明的過渡，是我們都熟悉的。

⑥1929年9月，郭沫若先生為自己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作序，說明：「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為向導，而於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來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郭沫若先生強調：「只要是一個人體，他的發展，無論是紅黃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組織成的社會也正是一樣。中國人有一句口頭禪，說是『我們的國情不同』 。這種民族的偏見差不多各個民族都有。然而中國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的社會不應該有什麼不同。我們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觀點來觀察中國的社會，但這必要的條件是須要我們跳出一切成見的圈子。」

⑦1986年，美籍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寫了一篇論文《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的草稿》。他引了上述郭沫若先生的自序，評論說：「這幾句話所代表的觀點在當時是有革命性的，它打破了中國學究孤芳自賞的傳統，將中國社會史放在社會科學一般框架中去研究。……但是他只把該說的話說了一半，因為我們今天新的要求是要用中國社會的觀點來觀察人，而如此做必要的條件也是『須要我們跳出一切成見的圈子』。」張光直先生提出：「我相信中國研究能在社會科學上作重大的一般性的貢獻，因為它有傳統的二十四史和近年來逐漸累積的史前史這一筆龐大的本錢。世界古今文明固然很多，而其中有如此悠長的歷史記錄的則只有中國一家。……這批代表廣大地域、悠長時間的一筆史料中，一定會蘊藏著對人類文化、社會發展程序、發展規律有重大啟示作用，甚至有證實價值的寶貴資料。」

⑧這里應該指出，郭、張兩家的論點固然有著區別，但是仍有其根本的共同點，這就是人類社會與文明的發展有著普遍的規律，而研究中國的文明對於探求這種普遍規律是重要的。張光直先生的文明起源新說，正是由普遍規律著眼的。

⑨關於中國文明起源，還想說幾句。經過幾十年的發現和研究，至少在中原地帶，考古文化的鏈環已經連接起來，從仰韶、龍山，以至夏、商、周，文明的萌生形成，直到發揚光大的歷程，應該說盡在視野之中了。但是這一歷程還有很多環節有待具體化，有關研究需要深入，理論水平更應當提高。更重要的，是要用新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

⑩作為「九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計劃項目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策劃時便確定是「為深入研究我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打下良好基礎」，其研究途徑則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多學科交叉結合。「十五」的「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發展預研究」，繼續了這一研究途徑。「預研究」將制訂今後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發展的規劃，相信在新世紀中，很快會出現研究探討中國文明的新局面。

㈥ 中國歷史發展是怎麼進行的

中國歷史的發展是在中原王朝與周邊各游牧民族的互動過程中進行的，歷代中原王朝面臨的共同危險，即來自北方(西北、北方、東北)游牧民族的持久威脅，也就是傳統所謂的「邊患」，「防虜」成為歷代邊疆經營的中心任務。

勒尼·格魯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國》中曾指出，在歐洲、小亞細亞、伊朗、印度及中國都早巳達到同一物質文明階段後，「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地帶曾經擺脫了這種運動。這就是那伸展於歐亞大陸中部和北部的一條長方形的領土，草原地帶。它從滿洲邊界直至布達佩斯和西伯利亞森林，是在它的北方邊緣延伸著。在那裡，除了一些孤立的小方塊土地以外，地理條件不允許農業生活的發展，把居民們限制於永遠過著畜牧的生活、游牧生活；在幾千年前新石器時代末期時的生活還存在於其餘的人類中間。更有甚者，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即森林地帶的部落，還停留於馬德林式獵人的文化階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帶遂成為野蠻人生活的保留地」。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研究了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文明史的進程後也指出，自從人類進入第一個文明時代——古代文明(前3500年~前1000年)開始，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各文明中心，就已面臨游牧民族入侵的持久威脅。原因是：「在地處大草原西部的印歐各族和地處大草原東部的蒙古一突厥人之間，有一條最早的分界線，這就是阿爾泰山脈和天山山脈。這條分界線以東的大草原，地勢較高、乾燥，氣候通常也更惡劣……這一地理上的不平等造成相應的歷史上的不平等。即出現一個持久的、影響深遠的、由東向西的民族大遷徙……只要有機會，它們就不時地侵入中國。」所以，他認為，1500年以前人類歷史幾乎是游牧民族在「自然法則」支配下南下，對南方諸文明帝國壓迫以至於征服的歷史。

中國境內北方的高原和草原，恰恰是歐亞大陸游牧民族生存圈的重要組成部分，匈奴、鮮卑、突厥、回紇、蒙古等幾個在世界古代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民族，都在這一地區生活過，使這里成為少數民族活動最活躍的地區，中國歷史上的緊張狀態正與這一大背景息息相關。從公元前4世紀末開始，草原部落中就不時會出現一些強大的集團，「胡騎南下」，挺進和占據這一地區，並大規模地撲向中原，給中原王朝造成巨大壓力。比如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2世紀，有秦、漢與匈奴的對抗。魏晉時是所謂的「五胡亂華」，匈奴、鮮卑、羯、氐、羌等輪番進入中原。到了南北朝和隋唐，則有突厥、回紇、吐蕃相繼登上歷史舞台，成為隋唐二代邊疆經營中的首要問題。此後，則有契丹、女真、蒙古、滿族從其在北方和東北的原居住地崛起。可以說，游牧民族此起彼伏，由秦漢時的「寇邊」到後來據有半壁江山，甚至入主中原，一直是歷代中原王朝面臨的威脅。所以，歷代中原王朝無不苦於北部邊疆問題。正如漢代的揚雄所說：「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即使邊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實現了大一統，但因為亞洲內陸游牧民族的遷移不定，新人居其發祥地的游牧民族，會重新構成對中原王朝的威脅，中原王朝仍面臨著所謂的「防虜」問題。對此，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就指出：「在歷史上，最威脅中國的是北族。他們和中國人的接觸，始於公元前4世紀秦、趙、燕諸國與北方的騎寇相遇，至6世紀之末五胡全被中國同化而告終結，歷時約1000年。其第二批和中國的交涉，起於4世紀後半鐵勒侵入漠南北，至10世紀前半沙陀失卻在中國的政權為止，歷時約600年。從此以後，塞外開發的氣運，暫向東北，遼、金、元、清相繼而興……這三大批北族，其逐漸移人中國，而為中國人所同化，前後相同。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人的，至第三期，則系以征服的形式侵人。」

因此，建立穩定的邊疆秩序，有效對付游牧文明的流動性格以及大草原興衰無常、充滿變數的政治形勢，是中國傳統邊疆經營艱巨而經常性的任務。因為，盡管中原王朝與境內周邊游牧民族的關系是一國之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權之間的關系，但強大的邊疆民族政權的存在，對中原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安定，對大一統局面都是最嚴峻的挑戰。中央政府如不能有效抵禦或反擊來自這些游牧民族的威脅，保護邊疆，則中央的威信勢必難以維持，大一統的政治秩序就面臨動搖和被打破的危險。所以，防禦游牧民族的襲擾，解除其對邊疆的安全威脅，將其納入大一統政治秩序的支配，成為歷代大一統帝國邊疆經營的主要任務。

對於這種游牧民族周期性南下的現象，從歷史上以來就有不同的解釋，這些意見歸納起來不外有以下幾條：一是認為游牧民族「虜性狼狠」。如唐朝史官在《晉書·劉曜傳》中有一段「史臣曰」就非常典型：「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之於封畿，窺我中釁」；二是歸之於氣候變化或地理環境因素；三是認為草原地帶人口的過度膨脹威脅到游牧民族的生存，使其不得不向外擴張；四是認為緣於游牧民族與農業民族的貿易受阻，如林恩顯先生就認為「北亞游牧民族對中原農業民族的一切行動動機，多數出於經濟上的需求；而農業朝廷對北亞游牧政權的要求，則多屬於政治性」；五是認為掠奪對游牧民族有利；六是認為游牧貴族為了擴大自己的統治而發動戰爭；七是認為源於雙方的文化隔閡和沖突。這些觀點有的從人性論出發，有的歸之於地理環境或文化，有的歸之於經濟貿易，但基本上只是道出了現象而未觸及本質。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自然條件通過對生產方式的制約進而影響到經濟結構和社會行為。「中國政治生活一直受『夷狄』影響主要是因為地理環境所致——草原與農耕地區緊緊地連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存在與地理上的不同相適應的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亞洲腹地草原於燥，沒有河流流入大海，不可能從事大面積農耕。西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缺乏充足的水資源，因而人口稀少。這些『夷狄』所居住的地區大約是中國面積的兩倍，但人口不可能超過中國人口的四十分之一。」所以，游牧經濟與定居農業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的極大反差，生產力技術構成的低下以及社會經濟結構單一，內部轉化產品途徑的過於狹窄，使得他們的周期南下成為草原社會發展的自然過程。於是，「進行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創造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也就是說，游牧經濟對農業經濟的依賴性刺激游牧民族向農業區掠奪，而經濟上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又增加了其劫掠的慾望，「於是這種人文地理上的問題變成了社會問題……。在這樣的條件下，游牧人民定期性向農業區域侵犯便成了一種自然法則」。

歷史上某些時期，中原王朝固然可以憑軍事實力或行之有效的戰略，扼制邊疆地區游牧民族的襲擾，或與之達成和解，解決「邊患」，但這仍然只是暫時的，因為，「人文地理上的嚴酷法則在繼續起著它的作用。假使漢化了或波斯化了的汗王們沒有被當地居民的反擊，逐漸地或突然地淘汰了的話，卻有新的部落出現於他們的邊境；那些出現於草原深處而還在忍受著飢餓的部落把他們的堂兄弟只看作是一個暴發的塔吉克人或一個拓跋人，一個波斯人或一個漢人，他們重新開始不利於他的同樣的冒險行動。這種冒險行動幾乎常常是成功的，同樣一個調子在一千三百年間，因為從匈奴人據洛陽到滿族進入北京恰為一千三百年，重彈了幾次」。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游牧民族相對於農業民族的軍事優勢。作為「馬背上的民族」，游牧民族行軍作戰固然騎馬，平時也「逐水草而遷徙」，如此，日常生活也就如同行軍打仗。嚴酷的自然環境又磨練了其人「耐飢凍，習勞苦」的性格。因為，「游牧生活要求游牧人較之定居的綠居民，要具有更強健的體魄，同時它也要求游牧人比定居居民具備更加獨立的意識。因為這可使游牧者在危急關頭敏捷地做出判斷，採取主動。這對於被束縛在無休止的農業勞動中的定居者來說，幾乎是無法想像的。在爭奪牧場、部落內訌以及血親復仇的戰爭中，游牧者自然地形成了侵略的本性，這種侵略本性，再加上他們對定居社會產品的需求，使游牧者經常對自己的鄰人進行掠奪。這些掠奪的習性以及他們所帶來的毀滅，使游牧者得到了天生蠻夷的稱號」。馬背上民族的這種空前的靈活機動性和善戰在向中原進犯中得到充分發揮，同時，「因為獰獵和牧馬職業，是以箭術和騎術的技藝為先決條件的，而對於為了短期戰役招募來的沒有受過長期訓練的農民或綠洲居民戰士來說，要具備這些技藝則是不可能的」。因而，習慣於游牧生活的民族，在軍事戰術上超過農業民族的步兵，能夠很容易地征服人口更多且文明水準遠遠高於自己的民族。

此外，原始的部落組織更增強了其軍事力量。游牧帝國不像中原農業帝國行政與軍事分離，其軍事組織與行政組織(氏族部落體制)是合一的，成年男子無疑都是部落的戰士，所謂全民皆兵。部落首領平時組織部民游牧狩獵，戰時即為軍事長官，便於動員，能夠做到「指麾而令從」。投降匈奴的漢人中行說與漢朝使者辯論時就說，匈奴軍政合一的優點在於「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可見其部落組織也就是軍事組織，基本不存在向戰時體制轉變的問題，具有很強的適應性，能夠全力以赴地投入戰爭。以農業立國的中原王朝雖然社會經濟發達，但同時社會結構復雜，國家力量為各種各樣的活動所分散，軍事動員復雜而困難。同時，定居的農業經濟難以承受戰爭的巨大負擔，曠日持久的戰爭對社會造成的是破壞性的影響，比如，沒完沒了的兵役使農民難以忍受，並影響到農業生產，軍隊數量的無限制擴大又會增迦納稅者的負擔，使農業經濟不堪重負，從而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歷史上，因頻繁發動邊疆戰爭而導致亡國的王莽、隋煬帝等，給後代統治者留下的是不盡的教訓，所以，游牧民族在同中原王朝的戰爭中往往居於主動，而中原王朝的邊疆經營卻有著先天的困難。

㈦ 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意義

一、中國古代文源與早期發展過程研究的意義

我國是擁有悠久歷史和光輝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我們的先民們創造的中華文明尤如一朵奇葩，在世界古代文明百花園中怒放。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延綿至今的文明，且我國古代文明尤其是其早期，又是在基本上沒有外來文明的強烈影響，在自身的基礎上，獨立產生、發展起來的。研究我國古代文明的起源與發展過程，探討其背景、契機及其演進規律，不僅對於復原我國古代的歷史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於探討世界文明的產生及發展變化規律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國外學術界，一些人出於各種原因，或宣揚中華文明外來說，或貶低中華文明的發展水平和成就，或對我國夏代及其以前的歷史傳說的真實性抱著極端懷疑的態度，否認我國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認為我國的歷史只能從商代開始計算。基於這種情況，通過對我國古代文源及早期發展進行系統研究，復原我國古代文明產生、發展的歷史，展現我國燦爛的古代文化，糾正對我國文明史存在的各種偏見，是很有意義的。

從龍山時代至夏商周時期，是我國古代文源與早期發展的時期，也是我國古代王權和國家產生和初步發展的時期。我國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僚體制、工藝技術、宗教信仰、社會結構等各方面，都在這一時期奠定了基礎。因此，開展文源與早期發展的研究，有益於深化對我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發展歷程的認識。在我國古代文獻中，一般是把黃帝、炎帝作為中華文明開化的肇始，國內外華人也都將黃帝和炎帝作為中華民族的祖先。但文獻中對黃帝和炎帝乃至堯舜禹時期的記載非常簡略，目前，尚難以將其視為信史。開展我國古代文源及早期發展的研究，從考古學上探索黃帝、炎帝時期至夏商周時期文化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對於振奮民族精神，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民族凝聚力，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開展中國古代文源與早期發展過程研究所具備的條件

目前，開展中國古代文源與早期發展過程研究已經具備了條件。

中國考古學誕生至今已七十多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考古學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夏商周時期的都城、居住址、墓葬、手工業作坊的發現及大規模發掘，使我們對夏商周時期的歷史及其文明的發展脈絡有了較為明確的認識。在黃河中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東北及西北地區發現的龍山時代的大量遺跡和遺物，使我們對夏王朝成立之前各地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狀況都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這些都為我們探討我國古代文源的過程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目前正在實施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在李鐵映同志和宋健同志的關懷和直接指導下，在科技部的精心組織和領導下，在參加工程的各學科的專家、學者通力合作和各方面的大力配合與支持下，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果。使夏商周王朝的年代及相關問題的研究有了較大的進展。該工程的順利實施，開辟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探索古代文明的新途徑，為開展我國古代文明的起源與早期發展的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奠定了堅實基礎。

目前，夏商周斷代工程已經進入結題階段，即將正式公布成果。我們認為，應當在斷代工程的基礎上，在「十五」計劃期間，設立國家重大攻關課題——中國古代文源與早期發展過程研究。

更加廣泛地吸收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專家學者，開展多學科聯合攻關，系統地、深入地、全面地研究我國古代文明的起源與早期發展的背景、過程和機制以及在我國乃至整個人類文明史上的地位。

三、中國古代文源與早期發展過程研究的初步構想

、開展文源與早期發展過程研究應堅持的基本方針

1998年年底，李鐵映同志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匯報會上的講話中，總結了斷代工程的幾個突出特點，即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結合，多學科聯合攻關；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充分發揮學者專家在科研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參加工程的科研人員實行老中青三結合。這幾點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取得重要進展的主要原因。在即將開始的中國古代文源研究工程中，應該堅持上述基本方針和成功經驗。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使社會各個方面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科學研究的手段與方法日新月異，多學科互相交叉，互相滲透，互相結合已成為今後科研發展的總趨勢。因此，在面向二十一世紀，開展中國古代文源與早期發展過程研究時，不應再像以往那樣，僅僅局限於運用考古材料結合少量文獻中的古史傳說進行研究，而是應當自覺而積極地促進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緊密結合，共同承擔起探索中國古代文源及早期發展的任務。應當最大限度的發揮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各個學科的優勢，用盡可能全面、先進、多樣的方法，最大限度地獲取資料，並在此基礎上，從多角度、多層次對中國古代文源和早期發展進行研究。

總而言之，在工程中，應堅持多學科、多方法、多角度、多層次的方針，充分發揮各學科老中青科學家的作用，團結協作，聯合攻關。

、關於在工程中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結合

關於在工程中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結合點，可重點從環境的變遷、技術的進步、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和家庭與社會結構的變化等方面入手。具體來說，除考古學、歷史文獻學應在古代文源研究工程中應發揮重要作用之外，還應吸收文化人類學、藝術史、語言學、民族學、宗教學、天文學、醫學史、體質人類學、遺傳學、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樹木年輪及碳素測年學、冶金史、鑄造工藝學、化學成分分析、航空和遙感技術、雷達探測技術等方面的專家學者參加到工程中來。

、考古學在文源與早期發展過程研究中的地位

開展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與早期發展過程研究的研究，其重點應當放在文獻記載的五帝時期至秦王朝的建立。所涉及的年代范圍主要是自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1年。其中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龍山時代應作為考察的重點。由於該時代僅有少量古史傳說可供參考，因此，研究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考察當時的社會發展狀況，基本上要靠考古發掘出土的資料。夏商時期雖有文獻記載，但大多極其簡略，研究當時的社會及其文明發展狀況也同樣主要依靠考古發掘資料。另外，很多自然科學的技術手段和方法的應用有賴於考古學提供資料和標本，一些測定和分析結果也需要結合田野考古的發掘資料才能予以正確的闡釋。因此，在古代文源與早期發展過程研究起源研究中，考古學將成為多學科交叉的中心，考古學將當在這一工程中發揮主導利用。

、中國古代文源與早期發展過程研究的課題設置

開展中國古代起源與早期發展過程研究並非僅僅追朔古代文明要素的起源過程，而是將研究重點放在探索我國古代文源與早期發展的背景、契機、途徑、過程及其特點。課題的設置和實施，應依據著這一方針進行。具體課題似可如下設置

4、五帝時期的文化與社會。已相關文獻記載為線索，考證黃帝炎帝和堯舜禹活動的中心地域，考察該區域、該時期考古學文化的面貌及社會發展狀況，研究該文化與周邊地區各考古學文化的關系。

5、漢字的起源、發展與古代文明的關系。系統搜集商代之前各地區的文字及各種陶文的符號資料，研究它們同商代甲骨文的關系。探討在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與發展過程中，文字所發揮的作用。

6、環境變遷與文明的演進。研究龍山時代至夏商周時期的人地關系，探討此時期生態環境的變遷與人們的生活方式及文明演進的關系。

7、農業、畜牧業的起源、發展與文源的關系。研究稻作和粟作農業的產生、發展過程及其與文源和發展的關系。

8、手工業技術的發展與文明的演進。研究制陶、琢玉、髹漆、冶銅、冶鐵、紡織等各種手工業技術的產生、發展及生產組織的變化過程及其與文源和發展的關系。

9、城市的起源、發展與文明的演進。研究史前聚落形態的變化、城市的出現和發展過程，三代都城布局的變化等，進而探討其與文源的關系。

10、戰爭與文源、王權形成的關系。研究史前及夏商周時期戰爭對於王權的強化及其與文源和發展的關系。

11、宗教信仰的起源、發及其與文源的關系。研究史前至春秋戰國時期宗教信仰的發展過程和在社會生活中地位的變化及其與文源和發展的關系。

12、各地的文化交流與文源與發展的關系。研究史前至夏商周時期各地區之間的貿易、貢納、饋贈、賜予、婚嫁、遷徙等各種形式的交流與文明因素的匯聚、傳播與發展的關系。

13、中原三代王朝及其文化與周邊方國及其文化的關系。探索我國古代文明形成過程中，中原地區的夏商周王朝與周邊方國及其文化的關系、夏商周三代文明與區域文明之間的碰撞、融合及其在中國古代文明的演進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14、中國古代文明與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較。找出中國古代文明與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共同點與不同點，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特點及其形成機制，進而探索各地區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過程、特點、模式及其形成原因，從而達到探求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目的。

15、華夏族的起源與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研究。對各地發現仰韶和龍山時代及夏商時期的人骨進行體質人類學和遺傳基因的研究，並與秦漢以後直至現代的人的體質特徵及人類基因相比較，以探求華夏族的起源乃至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

需要說明的是，該課題是開創性的研究。其具體方法是，提取傳說中炎黃集團活動的主要區域內公元前三千至兩千年古人類的遺傳基因，將其與夏族、商族和周族以及相鄰地區其他集團的遺傳基因相比較，並與秦漢以後直至現代的我國各地的人類基因做對比，再與體質人類學的研究結果相結合，以探索華夏族的起源乃至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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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列舉古代世界文明發展的方式

文明傳播：暴力沖突和和平交流
發展：領土的擴張和商路的傳播

㈨ 如何通過文物來探索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

探源工程(二)得出了如下階段性的認識：
1.以約公元前2000年為界,中華大地上的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遼西、海岱、長江中下游等地區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傳統,雖彼此有交流,但大致為獨立演進發展的格局.各地區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呈現出百花齊放,相互競爭,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局面.各地區先進文化因素匯聚中原,也促進了中原文化的發展和社會進步.這一趨勢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發生了重大變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區華夏文明獨秀於林的局面.中原地區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圍輻射,各地的文化和社會的發展被逐漸納入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軌道,融入到中華文明的大熔爐之中.
2.導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發生重大變化的物質基礎
文明社會的誕生,必須具備物質、精神、社會等方面的條件,但最根本的還是要有穩定並且能夠持續的經濟基礎作為支撐.通過技術與經濟和環境兩個課題的研究,我們發現中原地區與周邊地區的經濟基礎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自然環境的特徵及其變化也對各地區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中原地區的地形景觀類型多樣.在這種景觀多樣的環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來,人們發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麥在內的「五穀農業」,家畜種類則有豬、牛、羊等.當時人們的活動區域主要在黃土台地上.台地高平,不易受災害影響,為農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相對便利的交通條件也有利於文化的整合.
遼西地區地處農業經濟區的北部邊緣,這里的農作物種類單一,以小米為主,其家畜種類到了夏家店下層已經有豬、牛、羊三種.在氣候較為暖濕的條件下,農業生產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在氣候出現干涼化之後,農業生產就會比較困難,這也是
該地區多次出現農牧業轉化的重要原因.
長江中游和下游地區比較相似,農業以種植水稻為主,家畜主要是豬,但飼養規模相對有限.稻作農業對水分條件要求苛刻,為了追求適合稻作農業的場所,人們多選擇地勢低平的河湖邊緣居住和生產.因此,氣候波動所造成的乾旱或水患,對文化或社會的打擊程度或許比想像的要大得多.
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徑
公元前2500年前後,以中原陶寺古城、長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長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現為標志,這些地區史前社會的發展普遍達到相當高度.這些規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動員組織大量人力物力,表明這些古城控制了大量人口,綜合考慮考古資料反映的社會成員明確的等級分化、為貴族服務的手工業、暴力和戰爭等相關情況看,這些地區在當時可能已經進入了早期文明社會,建立了早期國家.因此,說中華文明擁有五千年的歷史是有根據的.
中華文明的形成是在一個相當遼闊的空間內的若干考古學文化共同演進的結果.比較研究初步揭示出各地文化達到最輝煌燦爛成就的時間是參差不齊的,它們各自的文明化內容也有所不同,這就暗示了它們在走向文明的進程上,各自的方式、機制、動因等也可能不盡相同,說明中華文明的形成是一個遠為復雜而深刻的問題.
三、探源工程的基本經驗與前瞻
由於中華文明的形成是一個極其復雜深刻的過程,隨著探源工程的進展,我們在不斷獲得新收獲、新認識的同時,也不斷提出更多的新問題.例如,既然中華文明是若乾地方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就必須回答這些地方文化究竟是以怎樣的方式參與到這個大的歷史進程中來的,它們分別做出了哪些貢獻?還要探索為什麼是這樣一些貢獻被接受和繼承而非其他,亦即究竟是哪些內容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特質?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整個學術界長期和艱苦的努力.所幸的是,迄今為止的探源工程實施中,我們摸索出一套正確的研究道路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通過國家工程的形式整合力量,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探索重大人文社會科學課題;通過必要的多學科合作機制,確保工程順利實施;以開放的態度和措施,積極開展國際合作,使中華文明的研究融入整個人類文明起源的國際性課題之中,等等.探源工程還十分強調科學研究與人才隊伍建設的有機結合,造就了一批學術帶頭人和陸續培養出一批高素質的研究生.在他們身上,寄託著中國學術的未來與希望!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科技部決定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作為「十五」科技攻關項目.這一項目從2001年預研究啟動,到2008年底第二階段結束,經歷了探源工程預研究、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取得了豐碩成果.
中華文明是世界六大文明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斷、延綿至今的文明.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過程,揭示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和豐富內涵,探討其發展道路的特點、原因,不僅對於研究人類文明的發展,探索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而且對於提高全民素質,增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進社會全面進步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一、探源工程的概況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郭沫若、顧頡剛等學者在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中就開始涉及對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進一步奠定了資料基礎.在夏鼐、蘇秉琦等學者的倡導下,中國學術界開始全面探討這個重大課題,並逐漸形成如下幾個關鍵問題：中華文明如何起源、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哪些因素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中華文明有哪些特點,為什麼會形成這些特點?
「九五」期間,國家重點科技攻關計劃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順利實施,提出了夏、商、西周王朝的年代框架表(約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770年),同時也開創了採取國家工程的形式,以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研究重大人文社會科學課題的工作模式.鑒於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的重要性和復雜性,在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科技部決定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作為「十五」科技攻關項目.這一項目從2001年的預研究啟動,到2008年底第二階段結束,經歷了三個階段,即探源工程的預研究(2001—2003年)、探源工程第一階段(2004—2005年)和探源工程第二階段(2006—2008年).探源工程預研究和探源工程第一階段[以下簡稱「探源工程(一)」]是作為國家「十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立項的;探源工程第二階段[以下簡稱「探源工程(二)」]是作為國家「十一五」科技支撐項目立項的.
二、探源工程各階段及其主要成果
(一)探源工程預研究(2001—2003年)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以公元前2500—公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區為工作的時空范圍,設置了「古史傳說和有關夏商時期的文獻研究」、「上古時期的禮制研究」、「考古學文化譜系研究年代測定」、「聚落形態所反映的社會結構」、「古環境研究」、「早期金屬冶鑄技術研究」、「文字與刻符研究」、「上古天象與歷法研究」、「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等九個課題,共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歷史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單位的數十位學者參加.預研究階段除了開展對上述專題的研究之外,更主要的成果是摸索出了一條多學科結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術路線和實施方法,提出了一個較為可行的探源工程實施方案.
(二)探源工程第一階段(2004—2005年)
探源工程預研究結束後,2004年夏,「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文明形態研究」也即「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一)」啟動了.探源工程(一)的項目目標是多學科結合,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原地區文明的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初步探索其背景、原因、道路與特點.涉及學科除了考古學以外,還有文獻史學、古文字學、人類學、天文學、科技史等多個學科.動用了放射性碳十四同位素測年、古植物、古動物、古環境、古人類食性分析、化學成分分析、物理結構分析、遙感和遺址的物理探測等大量自然科學技術.經過項目各承擔單位、各相關學科學者的共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階段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1.文化譜系與年代測定課題：結合中原地區考古學文化譜系的梳理和分期,重點對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崗、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師二里頭等中心性遺址出土的系列標本進行了精確測年,從而奠定了中原社會文明化進程中種種問題討論的年代學基礎.
2.自然環境變遷課題：研究結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間,中原地區的氣候較為溫暖濕潤,適合農業的發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黃河中游地區曾有一個氣候較為異常的時期,其主要表現為溫度的變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這一研究結果與古史傳說中關於堯舜禹時期氣候異常,災害頻發的記載恰相吻合.
3.經濟技術發展狀況課題：應用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相結合的方法,對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崗、新砦、二里頭等四處重點遺址出土的動植物遺存、人工遺物及相關遺跡進行研究,揭示出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這個特定時間段里,中原地區人類社會的基本經濟生產部門——農業(包括農耕生產和家畜飼養)以及最能反映當時技術水平的加工製作業(包括青銅器製作、陶器製作、玉器加工等)都呈現出顯著的變化和進步,其中尤以發生在由龍山時代向二里頭文化演變過程中的變化最為明顯.具體言之,公元前2500年以後,農業生產在保持原有的以粟類作物為代表的農耕生產和以家豬為代表的家畜飼養業的基礎上,開始逐漸普遍地種植水稻和飼養黃牛,與此同時,起源於西亞的小麥和綿羊也傳入中原地區,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和多種類家畜飼養方式.這一時期已經掌握了鑄造青銅容器的技術,陶器製作和玉器加工的技術也有了較大發展.研究表明,技術和經濟的發展確是促進中原地區文明形成的重要動力之一.
4.聚落形態所反映的社會結構課題：通過對陶寺、新砦、二里頭等這一時期中原地區幾座都邑性遺址的考古鑽探和發掘,對遺址的修建、使用和廢棄年代、布局、功能區分及其所反映的社會組織結構和王權發展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新認識.
(1)據古史傳說,山西南部是堯活動的中心地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遺址發現了大型城址.考古發現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該處首先建成一座長約1000米、寬約580米,面積為58萬平方米的城.到了公元前2100年前後,擴建成長1800米、寬1500米,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尤為引人注意的是,在大型墓的附近發現了一個平面呈大半圓形的特殊遺跡.復原研究顯示,從該半圓的圓心外側的半圓形夯土牆的有意留出的幾道縫隙中向東望去,恰好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時太陽從遺址以東的帽兒山升起的位置.發掘者和天文學家都認為,這個遺跡很有可能是與觀測太陽的位置確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節氣的活動有關的觀測天象和舉行祭祀的場所,容易讓人聯想起《尚書·堯典》中關於堯「觀象授時」的記載.陶寺城址規模巨大,城內功能分區明顯.表明當時的社會已經出現了相當嚴重的階層分化,城內的統治集團已經掌握了軍事指揮權和祭祀權,成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主宰,具有「王」的雛形.有理由認為,至遲在陶寺遺址大城使用的時期,該地區已經進入到早期國家的階段.
(2)河南省偃師二里頭遺址是夏代後期的都城.自1959年被發現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幾代學者在這里進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相繼發現了大型建築基址和貴族墓葬及鑄銅作坊.但是,對都城的總體布局一直缺乏了解.探源工程立項以來,這座夏代後期都城的考古發掘終於取得了突破：都城中部可確認為宮殿集中的區域,其周圍以寬10—20米的道路圍繞;路面上還保留有迄今最早的車轍(兩輪之間的距離為1米,應非馬車).正殿大多坐北朝南,東西兩側廂房對稱,可以看出當時已經具有中軸線理念的雛形.這一發現將我國古代宮室建築特點出現的年代上溯至距今3700多年前的夏代後期.
與此同時,課題組成員還在這幾處中心性城邑周圍地區進行了「全覆蓋式」的聚落分布狀況調查.新發現遺址174處,為此前已知數量(48處)的3.6倍.聚落分布調查的結果使我們可以將這些中心性城邑與周圍同時存在的中小型遺址聯系起來考慮當時的社會結構.這些成果證明重點圍繞中心性城邑遺址進行有計劃的考古發掘和區域調查,是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有效途徑.
5.綜合與總結課題主要做了以下工作：整合各課題研究成果;對國內文明起源研究的歷程進行了回顧和分析;對目前國外學術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論和實踐進行了分析和評述;對涉及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一系列理論問題如文明與文化、文明與國家、文明形成的標志、文明形態和發展階段等進行了探討.在此基礎上,為「十一五」期間全面開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制訂了實施方案.
(三)探源工程第二階段(2006—2008年)
在第一階段工作的基礎上,科技部將「探源工程(第二階段)」列為國家「十一五」科技支撐項目,先期三年(2006—2008年),如果進展順利,再繼續予以支持.「探源工程(第二階段)」項目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為牽頭人.「探源工程(第二階段)」的技術路線與第一階段相同,即多學科結合,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開展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但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研究的時間和空間范圍都有很大擴展.研究的年代上限向前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空間范圍由中原地區擴展到文明化起步較早、資料豐富的黃河上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及西遼河流域.在全體成員的共同努力下,工程進展順利,於2009年3月通過結項.
探源工程(二)得出了如下階段性的認識：
1.以約公元前2000年為界,中華大地上的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遼西、海岱、長江中下游等地區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傳統,雖彼此有交流,但大致為獨立演進發展的格局.各地區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呈現出百花齊放,相互競爭,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局面.各地區先進文化因素匯聚中原,也促進了中原文化的發展和社會進步.這一趨勢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發生了重大變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區華夏文明獨秀於林的局面.中原地區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圍輻射,各地的文化和社會的發展被逐漸納入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軌道,融入到中華文明的大熔爐之中.
2.導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發生重大變化的物質基礎
文明社會的誕生,必須具備物質、精神、社會等方面的條件,但最根本的還是要有穩定並且能夠持續的經濟基礎作為支撐.通過技術與經濟和環境兩個課題的研究,我們發現中原地區與周邊地區的經濟基礎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自然環境的特徵及其變化也對各地區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中原地區的地形景觀類型多樣.在這種景觀多樣的環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來,人們發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麥在內的「五穀農業」,家畜種類則有豬、牛、羊等.當時人們的活動區域主要在黃土台地上.台地高平,不易受災害影響,為農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相對便利的交通條件也有利於文化的整合.
遼西地區地處農業經濟區的北部邊緣,這里的農作物種類單一,以小米為主,其家畜種類到了夏家店下層已經有豬、牛、羊三種.在氣候較為暖濕的條件下,農業生產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在氣候出現干涼化之後,農業生產就會比較困難,這也是
該地區多次出現農牧業轉化的重要原因.
長江中游和下游地區比較相似,農業以種植水稻為主,家畜主要是豬,但飼養規模相對有限.稻作農業對水分條件要求苛刻,為了追求適合稻作農業的場所,人們多選擇地勢低平的河湖邊緣居住和生產.因此,氣候波動所造成的乾旱或水患,對文化或社會的打擊程度或許比想像的要大得多.
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徑
公元前2500年前後,以中原陶寺古城、長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長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現為標志,這些地區史前社會的發展普遍達到相當高度.這些規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動員組織大量人力物力,表明這些古城控制了大量人口,綜合考慮考古資料反映的社會成員明確的等級分化、為貴族服務的手工業、暴力和戰爭等相關情況看,這些地區在當時可能已經進入了早期文明社會,建立了早期國家.因此,說中華文明擁有五千年的歷史是有根據的.
中華文明的形成是在一個相當遼闊的空間內的若干考古學文化共同演進的結果.比較研究初步揭示出各地文化達到最輝煌燦爛成就的時間是參差不齊的,它們各自的文明化內容也有所不同,這就暗示了它們在走向文明的進程上,各自的方式、機制、動因等也可能不盡相同,說明中華文明的形成是一個遠為復雜而深刻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