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錘的歷史發展

❶ 火箭彈的歷史發展

12世紀中葉，中國就發明了火箭，並開始應用於軍事。約在13世紀，中國的火箭技術傳入歐洲。19世紀初，英國人W.康格里夫研製了射程 2.5公里的火箭彈。20世紀20～40年代，德、 美、 蘇等國都研製並發展了火箭彈。蘇聯製造的БΜ-13火箭彈及其發射裝置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廣泛地發揮作用，戰士們稱這種武器為「喀秋莎」。
人們需要從遠處進行攻擊。隨著各種日益復雜的金屬加工技術的問世，人們發明出了復雜度更高的發射裝置。在公元1500年前後，迫擊炮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的攻城武器。它的金屬炮管長1至1.5米，重達幾百公斤，放置在地上，指向空中。迫擊炮彈放進炮管後，會由裝入的炸葯提供向上的推進力。相對而言，迫擊炮手缺乏對炮彈落地點的控制，但盡管如此，這種迫擊炮的數量還是不斷增加，直到今天還在使用。小型迫擊炮移動起來很方便，可以由兩個人來操作，一枚小小的優質迫擊炮彈藉助於炸葯提供的破壞性力量，能夠輕易地摧毀一輛小型汽車。當然，破壞力是與炮彈同步增大的，炮彈越大，破壞力就越強。與之相對應的是，迫擊炮也有多種不同的尺寸。成本、重量和效能之間存在著折衷關系。然而，迫擊炮作為武器的實用性也受到了限制，原因是它缺少准確的瞄準機制，而且射程也相對較短：因為迫擊炮彈必須經歷先上升後下落的過程，它的速度有很大一部分都用來將自身提升到足夠的高度，因此它在攻擊地面目標時的射程有限。
火箭彈用於空對地攻擊始於20世紀60年代，當時人們發現這種武器由直升機的多管發射器發射時威力驚人，能形成強大的密集火力，有力支援地面部隊的作戰行動。但是，由於沒有採用制導技術，這些火箭彈普遍命中精度差，難以有效打擊點目標，大多數情況下只能作為面殺傷武器使用。

❷ 三條石的發展歷史

元代，隨著漕運的發抄展，天津的經濟就以沿河貿易為特點日漸發達，三岔河口一帶成為天津的經濟中心。 三條石地區正與這一地帶毗鄰，受其影響，1860年前這里出現了為船家、商客服務的打鐵匠人，他們季節性地在此聚集。1860年以後，第一家手工作坊——秦記鐵鋪在此「定居」，是最早的鑄鐵手工作坊。
1900年，天津開埠後，受外來資本主義勢力的影響，三條石地區鐵業出現了為國外租界的建築設施服務的鐵工製造。截至1914年三條石鐵工作坊達10多家。
1915至1930年，三條石地區鑄鐵、機器業發展到興盛時期。最初的加工配套生產逐漸明顯的分為兩業——鑄鐵業和機器業。許多鐵廠擴大生產規模，在本市和外地設立分號。例如：當時頗有名氣的郭天祥機器廠曾在山東濟南、河南安陽建立分號擴大經營。到1937年前，三條石「兩業」工廠達300餘家，成為當時有名的「鐵廠街」。
「七·七事變」後，三條石地區「兩業」的自身發展受到破壞。為了維持生產，一些廠家被迫改產，接受日商的加工訂貨，大部分廠家停工，生產日趨衰落。

❸ 子彈的發展史

人們常常愛用『彈丸之地『來形容一個地區的小。確實,彈丸是很小的，尤其是槍彈的彈丸更小。可是你不要輕看了這小小的槍彈，它有著悠遠的歷史和一番頗不尋常的經歷,在整個槍械發展史中還佔有重要的一席。
大約在八百多年前，我國已經出現了『槍『。宋朝有個叫陳規的特領用長竹竿製造了20條『火槍『。但那時還沒有槍彈，只是靠噴射火葯產生的火餡燒灼敵人和戰具。那時的黑火葯成份很復雜,除硝石、硫磺、木炭三種主要成份外，還常常攜有砒霜、巴豆、乾漆,瀝青等致煙致毒物。因此,火葯燃燒很不完全，總有許多渣滓隨著火餡一同噴射出去，這些渣滓對人體還有一定的殺傷力。久之，這種現象引起了軍事家的注意。

l232年金人在抵禦蒙軍的忭京(今河南開封)保衛戰中,曾在『飛火槍『中裝填火葯及鐵渣、磁末。這些鐵渣、磁末可稱是槍彈的胚芽。幾十年後，世界上最早的槍彈終於在我國誕生丁。

129年，南宋壽春府(今安徽壽縣)軍民在抗禦蒙軍的戰斗中，曾創制了一種『突火槍『槍中裝有『子窠『。雖說在對『子窠『的具體形制還眾說紛紜，但得到中外火器史學家一致肯定的是,『子窠就是世界最早的槍

槍彈問世後，在很長時期內只是一些不規則的圓形彈丸。我國元朝末年和明朝初年(14~15世紀)軍用的槍(當時稱為『銃『，一般都發射鐵砂。R世紀末歐洲出現的明火槍，也是用不規則的實心彈丸，用鐵而後用鉛製成。隨著戰爭的發展，對槍的射程和射擊准確度也要求越來越高，這種大小不一的彈丸是很難擔此重任的。於是，槍和彈都得到了改進。這種改進首先是15世紀時在歐洲實現的，爾後傳到日本，再傳到中國，被稱為『鳥銃『，因為用它可以瞄準擊中飛鳥。

鳥銃是前裝槍，彈丸和發射葯是分裝的。每發射一次、都要從槍口先裝入發射葯;用通條把火葯築實再下鉛彈，用通條把其送到底;然後打開槍管上的火門，裝填引火葯;發射時扣動火繩槍機點燃引火葯。整個過程十分繁雜，幾分鍾才能完成一次發射。在戰場上，弓弩的發射速度要比它快三四倍，所以火槍往往抵擋不住弓弩的攻勢，捉高裝彈速度這成為以後幾個世紀中改進的突出課題。

以往的火槍都是滑膛槍，當彈丸與彈膛之間的間隙過小時,裝填很費力;間隙過大時,發射時又會漏泄較多的火葯氣體，影響射擊精度和射程，為解決這一矛盾,許多人費盡了心機。15世紀末，普魯士人首先取得突破，在槍膛內刻上直線槽，用以減小裝填彈丸時與槍膛摩擦;還把槍彈包上一層浸油的毛織物或麻布，稱為浸油丸衣，用以填充膛線所造成的空隙，並使彈丸能順暢滑動。這種槍的裝填速度捉高了。

17世紀時，瑞典人有一項傑出的發明,把彈丸和發射葯裝在同一個紙筒內,裝填時將紙筒撕破(咬破)，把發射葯和彈丸一塊裝入槍膛中去，既簡化了裝填過程，又保證了發射葯的定量裝填，它預示了一種新型的定裝槍彈的出現，

19世紀，科學技術迅速發展，槍彈也告別了它漫長的『童年時代而進入『青春期『。19世紀初，英國人明了用擊錘打擊雷汞起爆的點火法，並進而製成了雷汞火帽，用於步槍點火。1825年、法國軍官德爾文設計了一種槍管尾部帶葯室的步搶;裝填時，直徑比槍度口徑小的軟鉛彈丸能順暢地滑滾入槍膛而停於葯室前端，然後再用通條撞擊軟鉛彈丸，將其壓扁，使之緊貼膛壁。這雖然提高了裝填速度，但有個致命弱點，那就是彈丸由球變扁,射擊精度受到很大影響。

1830年，德爾文發明了長形彈丸，這在槍彈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長形彈丸較球形彈丸優越，第一，重量相同時，長形彈丸的直徑要比球形彈丸的小得多，它的頭部還可做成尖形的,這可減小飛行時的空氣阻力。可大大縮小槍的口徑，減輕槍的重量，提高槍的堅固性;第二，長形彈丸同槍膛的接觸面積要比球形彈丸大得多,能更好地嵌入膛線,因而可減小膛線的深度。恩格斯高度評價了德爾文的這項傑出發明，他在《步槍史)一文中稱德爾文為『現代步槍之父『。

後來,法國的圖溫南和米涅又對德爾文式步槍進行了改進。圖溫南在步槍的葯室中央安了一根鋼心桿，這樣用通條沖打彈丸時，可使其產生規則的擴張。米涅是把彈丸底部掏空成圓錐形，再用一中空的碗狀鐵塞堵上，發射時火葯氣體推頂鐵塞使彈丸擴張而嵌人膛線;這種彈丸不必用通條沖打，井改善丁閉氣性。米涅式步槍首廣為歐洲各國所使用。

但德爾文、圖溫南和米涅的發明並未突破前裝槍的范疇。前裝槍彈要從槍口裝入,裝填線長、速度慢，裝填時人體動作幅度大，槍管需豎直，因而容易暴露目標。1805年時,英國人包利曾作過一種後裝搶的大膽嘗試，彈葯本身帶有點火裝置，可惜未能見效。1835年，普魯士的德雷澤發明了一種全新的後裝擊發步槍和定裝槍彈。這種槍彈用紙筒作彈殼,將彈丸,發射葯和底火集於一身。裝填時用槍機從後面把搶彈推入葯窒，扣動扳機後，槍機上的擊針刺進紙殼，撞擊底火。引燃火葯，射出彈丸。這使整個裝填和發射過程大大簡化，提高射速4~5倍，而射手能以任何一種姿勢或在運動中重新裝填槍彈。德雷澤式步槍顯示出巨大的優性，普魯士政府馬上收買了這一發明，並秘而不宜和秘密生產。直到1848年才為世人所知，各國隨即相仿製，德雷澤式步槍很快就獨占鰲頭。

由於紙殼槍彈的裝葯易受潮,發射後又有殘紙片遺留在槍膛內，所以很快又被金屬彈殼取代了。l85l年，美國的毛爾斯試製成功了金屬殼槍彈，但美國當局遲遲沒有採用，直到l86l年的南北戰爭中美田才開始使用。金屬殼槍彈成功地解決了火葯的可靠密閉，使槍彈能長期儲存,還顯著地提高了槍的射速。金屬殼定裝槍彈導致了自動武器時代的到來。

1世紀末以前，槍彈使用的發射葯一直是黑火葯，發射後在槍膛中遺留的火葯殘渣較多，難以擦拭,1884年，法國維埃爾首先製成了硝化棉無煙火葯，並很快用於槍彈。隨，聞名世界的瑞典諾貝爾何成了巴力斯特無煙火葯，英國製成了柯達型無煙火葯。無煙火葯所產生的火葯氣體壓力大於黑火葯，因而不僅提高了槍彈的初速，還使得槍的口徑可進一步減小，同時,槍膛中留下的火葯殘渣也顯著減少。

無煙火葯還有溫度高的特點，往昔的鉛彈丸已無法承受，容易產生破裂和變形，於是,又誕生了新的彈丸一被甲彈頭。這就是將鉛心裝入鎳銅或軟銅的被甲之中,被甲彈最初用圓頭，後來為減少空氣阻力改為尖頭，後又改為流線型或船形。槍彈經過幾百年漫長的演變，至此，終於跨過了『青春期『而基本成型，直到今天。

進人20世紀以後,槍械有了很大發展，而槍彈的構造沒有大的變化，只是對彈頭不聽改進，形成了各種用論的槍彈，現在常用的槍彈有普通彈,穿甲彈、燃燒彈、曳光彈、爆炸彈、穿甲燃燒彈、燃燒曳光彈,穿甲燃饒曳光彈等。

值得注意的是，西德從1967年開始研製的一種新型槍彈一無殼弗，經十多年的努力下在198l年已基本取得成功。無殼彈可以大大減輕槍彈的重量,增加士兵攜帶槍彈數量。無殼化，如今又成為世界上輕武器的主要發展趨向之一。可以預言，在不久的將來,這種槍彈家族的新夥伴，必會以它不凡的身手，令人刮目相看。

❹ 磨片的歷史發展

其實人類最早使用磨削要追溯到原始社會，在母系社會，人們就已經開始使用最簡單石器，而這些最簡單石器用簡單石頭之間互相摩擦得來。人們用這些最簡單工具捕獵，耕種。那時人們衣著雖然簡單，但仍然要有刃器輔助，這也離不開磨削。 （二）磨削加工發展第二階段（1840---1900年前後）
這一階段出現了新特點，即隨著工業發展、被加工材料硬度越來越高，原來簡單磨料磨具滿足不了發展需要，於人們就開始尋求硬度更高物質來做磨料，先後找到了天然剛玉、黃寶石、天然金剛石等材料人們把這些天然材料破碎後和陶土混合後，燒成具有一定形狀磨具，以此來進行加工。
可以說，開始使用硬度較高天然磨料這一時期普遍特點。但所有天然磨料產量都不集中，而數量又有限質量不統一，很難保持穩定這一切局限性和飛速猛進工業越來越不適應。 （三）磨削加工歷史發展第三階段（十九世紀後期到二十世紀初）
一時期主要特點出現並使用人造磨料。
1893年美國卡不倫登公司E.G艾奇遜利用電阻爐發明了SiC人造磨料這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人造磨料，以後又有人用電弧爐發明了人造剛玉磨料，這些人工合成磨料出現，意義重大，結束了人類只能利用天然磨料而不能利用人造磨料歷史，從此，工業方面開始到得了大批比較低廉而質量又比較穩定、產量又穩步增加人造磨料磨削工具，從而推動了被磨材料加工迅速增長，當然另一方面從磨削加工發展也促進了磨料磨具迅速發展。本階段又可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1、1900年-1920年左右：
這一時期，出現了除無心磨床以外所有磨床，這促使汽車、軍工、電極工業有了很大發展。
2、1920年-1949年前後：
在20年代以後，磨床機械開始由機械傳動發展到液壓傳動，還在磨削過程中部分實現了自動化，，在這一時期，無心磨床設計成功，開始投入使用，這一時期一個非常重要現象就對於磨削過程研究，由開始經驗方法轉入理論分析。即開始了對磨削理論研究。
3、1950年至1980年前後：
在國際上，英、法、美、德、意以及前蘇聯對人造磨料進行了普遍研究，並進行了工業性生產，因而磨料及磨具較前一時期有了很大提高，工業發達國家磨床所佔比重已達機床總量10%，而且還在不斷上升。
在國內，一批具有影響力重要項目建成投產，如第二砂輪廠、第三砂輪廠、第四砂輪廠、第五砂輪廠、第六砂輪廠、第七砂輪廠建成投產。說明了我國磨料磨具行業也在不斷發展壯大。 4、改革開放前後：
我國磨料磨具為了和世界同步，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研究或改進①提高磨床精度，②提高磨削自動化程度，③高速研磨，④高精度和高光潔度，⑤強力磨削，⑥寬砂輪和多砂輪磨削，⑦提高磨床加工生產率，⑧試制發展了特殊磨削或成型磨削，⑨超硬磨料磨具。超硬材料如人造金剛石和立方氮化硼目前被稱為世界上最硬物質，莫氏硬度為10。 金剛石用量，每加工百萬噸鋼鐵所用金剛石量來表示這個國家工業發展水平，美日及主要西方國家用量均超過了18-20萬克拉每百萬噸鋼，美國世界上金剛石用量最大國家。而我國則2.4萬克拉每百萬噸鋼，這差距顯而易見。
六十年代天然金剛石約2500萬克拉，數量不很大，這因為金剛石生產成本太大，一般金剛石礦中，須處理6-8噸礦石才能得到一克拉金剛石，有甚至250噸礦石才能得到一克拉金剛石，可見金剛石為什麼如此昂貴。天然金剛石低產量及高成本促使人們走上了發展人造金剛石之路。
我國在六十年代中期開始試制與發展人造金剛石。六十年代世界人造金剛石產量為1000萬克拉，今天，中國人造金剛石產量就已達5000萬克拉（約合1萬噸），而全世界人造金剛石產量就無法估計了，這些人造金剛石主要用於工業。人造金剛石及其製品發展大大地促進了特殊用途磨削加工要求，人造金剛石不受資源限制，製造成本從發明那天起就不斷下降，品種在逐漸增多，質量在不斷提高，這樣就極大開辟了人造金剛石磨料使用前景。不僅在固結磨具上，而且普遍地使用在塗附磨具上，如牙科用金剛石砂帶，精密儀器上用金剛石砂帶等等。
立方氮化硼超硬磨料另一種類型，其性能與人造金剛石磨料相似，還具有比人造金剛石一些獨特優點，如耐熱方面優於人造金剛石。立方氮化硼比人造金剛石發展稍後，系70年代前後試制研究，也可以說後起之秀。立方氮化硼到九十年代初期全世界工業生產大國有了較大發展，如前蘇聯立方氮化硼產量已發展到5000多萬克拉。我國立方氮化硼也在八十年代末期或九十年代初期試制和發展新型產品，但速度較慢，其原因在於工藝與技術還遠遠落後於其它工業發達國家，因而它推廣和使用還受到一定限制。
人造金剛石和立方氮化硼磨具。在發展人造金剛石磨具和立方氮化硼超硬磨料同時，這兩種超硬磨料磨具也得到相應發展，人造金剛石磨具發展更快。到目前，人造金剛石磨具發展成為一個較為完整、成熟和自成體系加工技術領域。人造金剛石磨具製品如電鍍金剛石內圓切割鋸片、什錦銼、磨頭，人造金剛石圓鋸片、框架鋸片，人造金剛石修整筆，石材用金剛石磨具，金剛石筒形砂輪，加工鐵氧使用金剛石磨具。
金剛石修整滾輪和金剛石或立方氮化硼與硬質合金復合片磨具等等品種系列，而且繼續完善補充與提高。 （四）磨削加工發展第四階段（九十年代後期）
進入九十年代，磨料磨具行業生產與銷售、科研都起著很大很大變化，主要表現為品種日趨多樣化，專業化，競爭也前所未有日趨激烈，科研與銷售成為每個廠家重中之重，而我們做為砂帶專業生產廠家，也如此，但與國際上塗附磨具尤其砂帶產品，無論品種或者質量上差距很大。因此，當務之急加大科技力量投入迅速提高我國塗附磨具尤其砂帶高檔產品品種及質量水平，以面臨高品質、多品種需求浪潮。如果目前全國高檔次塗附磨具產量在400萬平方米左右，予計到2000年初期將達到700萬至1000萬平方米用量需求。這就希望我們共同努力去開拓這個有廣闊前途市場。

❺ 瑟的歷史發展

最早的瑟有五十弦，故又稱「五十弦」《詩經》中有記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有嘉賓，鼓瑟鼓琴」。瑟曾銷聲匿跡千年之久，而今「幽蘭漢樂」將傳說中的聲音再次呈現於舞台之上，琴瑟合鳴，樂聲如流水，如鳳鳴，如南風，如月行，引我們走進大自然深深的芬芳里。
古代彈弦樂器。其歷史久遠。《樂書》引《世本》：「庖犧作瑟」。據《儀禮》記載，古代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中，都用瑟伴奏唱歌。戰國至秦漢之際盛行「竽瑟之樂」。魏晉南北朝時期，瑟是伴奏相和歌的常用樂器。隋唐時期用於清樂。以後則只用於宮廷雅樂和丁祭音樂。
周、漢時期的古瑟，考古發掘中多有發現。湖南長沙瀏城橋一號楚墓（約為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出土瑟，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實物。河南信陽、湖北江陵等地楚墓、湖北隨縣曾侯乙墓、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都出土有瑟，弦數二十三至二十五弦不等，以二十五弦居多。
春秋至秦漢以來出土古瑟以數十計，但多殘缺不全或柱位不詳。惟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瑟保存完好。
弦雖腐朽變質，仍保持在原位上，柱的位置也比較清晰，為我們了解古瑟的張弦和調弦提供了直接的物證。此瑟二十五弦，由三個尾岳分成三組，計內九、中七、外九。內外九弦的柱位排列較為規則，定弦的音高相同；中七弦的柱位較為紊亂，但也隱約顯示出，它與內九弦做音階級進的連接。從各柱位有效弦長的比例推算，可知它按五聲音階調弦。
上述古瑟至南北朝時期失傳。唐宋以來文獻所載和歷代宮廷所用的瑟，與古瑟在形制、張弦、調弦法諸方面已有較大的差異。宋末元初熊朋來（1246—1323）曾編撰《瑟譜》六卷。書中記述了瑟的形制和演奏法，並有歌唱詩經的舊譜十二首和他創作的新譜二十首，以及孔廟祭祀音樂的樂譜。當時的瑟，首尾各有一長條岳山，兩岳山外側有數目相應的弦孔，依次張弦。共二十五弦，音高按十二律呂排列。正中一弦（第十三弦）不彈，其餘二十四條弦可奏兩個八度音程的二十四個音。以右手彈「中聲」（低八度音區）；左手彈「清聲」（高八度音區）。左右手也可同時彈奏高低八度的和音。基本指法是大、食、中、無名各指分別向內外方向撥弦。名為擘、托、抹、挑、勾、剔、打、摘，共八種。後世定弦法略有變化，正中一弦也可彈奏，按五聲音階或七聲音階定弦。左手在必要時可按抑柱左弦段而取變化音。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收藏清代早期瑟一具。長207、寬43厘米。二十五弦。通體髹黑漆，描繪金色花卉圖案。本世紀三十年代，上海大同樂會曾改革製作兩具瑟，一具五十弦，名「庖犧瑟」，將傳統瑟的單柱（一柱支撐一弦）改為連柱（七或八條弦共用一柱），在岳山外採用活軫，以便於調弦。另一具為百弦大瑟，採用雙排連柱交插支弦的方法排列弦位。在增加瑟的音量、改善音色和方便演奏等方面均作了有益的探索。
截止2008年08月，武漢民族樂器廠張開鎰、周敦發根據考古發掘的楚瑟實物，吸收現代箏結構上的合理部分製作了仿二十五弦楚瑟。長176、寬42、高10厘米。可演奏琶音、和音、和弦及快速旋律。又可使用揉音、滑音等技巧，具有獨特韻味。曾在湖北省歌舞團《編鍾樂舞》中演奏。

❻ 炊具的發展演變歷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658312/

新石器時代的烹飪

新石器時代由於沒有文字，烹飪演變的概況，只能依靠出土文物、神話傳說以及後世史籍的追記進行推斷。它的大致輪廓是：

1、 食物原料多系漁獵的水鮮和野獸，間有馴化的禽畜、採集的草果的試種的五穀，不很充裕。調味品主要是粗鹽，也用梅子、苦果、香草和野蜜，各地食源不同。

2、炊具是陶制的鼎、甑、鬲、釜、罐和地灶、磚灶、石灶；燃料仍系柴草；還有粗製的缽、碗、盤、盆作為食具，烹調方法是火炙、石燔、汽蒸並重，較為粗放。至於菜品，也相當簡陋，最好的美味也不過是傳說中的彭祖（彭鏗）為堯帝燒制的"雉羹"（野雞湯）。

3、此時先民進行烹調，僅僅出自求生需要；關於食飲和健康的關系，他們的認識是朦朧的。但是，從燧人氏教民用火、有巢氏教民築房、伏羲氏教民馴獸、神農氏教民務農、軒轅氏教民文化等神話傳說來看，先民烹飪活動具有文明啟迪的性質。

4、 在食禮方面，祭祀頻繁，常常以飲食取悅於鬼神，求其蔭庇。開始有了原始的飲食審美意識，如食器的美化，歡宴時的歌呼跳躍等。這是後世筵宴的前驅，也是他們社交娛樂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新石器時代的烹飪好似初出娘胎的嬰兒，既虛弱、幼稚，又充滿生命活力，為夏商周三代飲食文明的興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夏商周三代的烹飪

夏商周在社會發展史中屬於奴隸制社會，也系中國烹飪發展史上的"初潮"。它在許多方面都有突破，對後世影響深遠。

1、 烹調原料顯著增加，習慣於以"五"命名。如"五穀"（稷、黍、麥、菽、麻籽）， "五菜"（葵、藿、 頭、蔥、韭）， "五畜"（牛、羊、豬、犬、雞），"五果"（棗、李、栗、杏、桃），"五味"（米醋、米酒、飴糖、姜、鹽）之類。"五穀"有時又寫成"六穀"、"百穀"、總之，原料能夠以"五"命名，說明了當時食物資源已比較豐富，人工栽培的原料成了主體，這些原料是其中的佼佼者，以及選料方面積累了一些經驗。

2、 炊飲器皿革新，輕薄精巧的青銅食具登上了烹飪舞台。我國現已出土的商周青銅器物有4000餘件，其中多為炊餐具。青銅食器的問世， 不僅抻於傳熱，提高了烹飪工效和菜品質量，還顯示禮儀，裝飾筵席，展現出奴隸主貴族飲食文化的特殊氣質。

3、菜品質量飛速提高，推出著名的"周代八珍"。由於原料充實和炊具改進，這時的烹調技術有了長足進步。一方面，飯、粥、糕、點等飯食品種初風雛型，肉醬製品和羹湯菜品多達百種，花色品種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可以較好運用烘、煨、烤、燒、煮、蒸、漬糟等10多種方法，烹出熊掌、乳豬、大龜、天鵝之類高檔菜式，產生影響深遠的"周代八珍"。"周代八珍"又叫"珍用八物"，是專為周天子准備的宴飲美食。它由2飯6菜組成，具體名稱是："淳熬"（肉醬油澆大米飯）、"淳母"（肉醬油澆黍米飯）、""炮豚"（煨烤炸燉乳豬）、"炮牂"（煨烤炸燉母羊羔）、"搗珍"（合燒牛、羊、鹿的裡脊肉）、"漬 "（酒糟牛羊肉）、"熬"（類似五香牛肉乾）、"肝 "（燒烤肉油包狗肝）。"周代八珍"推出後，歷代爭相仿效。元代的"迤北（即塞北）八珍"和"天廚八珍"，明清的"參翅八珍"和"燒烤八珍"，還有"山八珍"、"水八珍"、"禽八珍"、"草八珍"（主要是指名貴的食用菌）、"上八珍"、"中八珍"、"下八珍"、"素八珍"、"清真八真"、"瓊林八珍"（科舉考試中的美宴）、"如意八珍"等等，都由此而來。

4、 在飲食制度等方面也有新的建樹。如從夏朝起，宮中首設食官，配置御廚，邁出食醫結合的第一步，重視帝後的飲食保健，這一制度一直沿續到清末。再如筵宴，也按尊箅分級劃類。 此外，在民間，屠宰、釀造、炊制相結合的早期飲食業也應運而生，大粱、燕城、邯鄣、咸陽、臨淄、郢都等都邑的酒肆興盛。

所以，夏商周三代在中國烹飪史上開了一個好頭，後人有"百世相傳三代藝，烹壇奠基開新篇"的評語。

春秋戰國的烹飪

春秋戰國是我國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過渡的動盪時期。連年征戰，群雄並立。戰爭造成人口頻繁遷徒，刺激農業生產技術迅速發展，學術思想異常活躍。此時烹飪中也出現了許多新的因素，為後世所矚目。

1、 以人工培育的農產品為主要食源。這時由於大量墾荒， 興修水利，使用牛耕和鐵制農具，農產品的數量增多，質量也提高了。不僅家畜野味共登盤餐，蔬果五穀俱列食譜，而且注意水產資源的開發，在南方的許多地區魚蝦龜蚌與豬狗牛羊同處於重要的位置，這是前所未有的。

2、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 鐵質鍋釜（古炊具，斂口圜底帶二耳，置於灶上，上放蒸籠，用於蒸或煮）嶄露頭角。它較之青銅炊具更為先進，為油烹法的問世准備了條件。與此同 時，動物性油脂（豬油、牛油、羊油、狗油、雞油、魚油等）和調味品，（主要是肉醬和米醋）也日風增多，花椒、生薑、桂皮、小蒜運用普遍，菜餚製法和味型也有新的變化，並且出現了簡單的冷飲製品和蜜漬、油炸點心。

炊飲器皿的鼎新

炊飲器皿的鼎新突出表現是，鍋釜由厚重趨向輕薄。戰國以來，鐵的開采和冶煉技術逐步推廣，鐵制工具應用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西漢實行鹽鐵專賣，說明鹽與鐵同國計民生關系密切。鐵比銅價賤，耐燒，傳熱快，更便函於制菜，因此，鐵制鍋釜此時推廣開來，如可供煎炒的小釜，多種用途的"五熟釜"，大口寬腹的銅 ，以及"造飯少傾即熟"的"諸葛亮鍋"（類似後來的行軍灶，相傳是諸葛亮發明的），都系鍋具中的新秀，深受好評。與此同時，還廣泛使用鋒利輕巧的鐵質刀具，改進了刀工刀法，使菜形日趨美觀。

漢魏的爐灶我系台灶，煙囪已由垂直向上改為"深曲（即煙道曲長）通火"。並逐步使用煤炭窯，有得利於掌握火候。河南唐縣石灰窯畫像石墓中的陶灶，河南洛陽烘溝出土的"鐵炭爐"，以及內蒙古新店子漢墓壁畫中的6 個廚灶，都有較大改進，有"一灶五突，分煙者眾，烹飪十倍"（意思是一台爐灶有5 個火眼和許多排煙孔，可以提高烹飪工效十倍的褒詞。
這時的廚師還有緊身的"禳衣"，"犢鼻 "式的圍裙（即現今廚師所用的圍裙，因形似牛鼻而得名），以及名為"青 "的護袖，勞動保護觀念增強了。

❼ 農具的歷史發展是怎樣的

一
人類的歷史是從使用工具開始的；工具的使用，使人類正式脫離了動物的行列，走出了蒙昧的荒原。農業的歷史是從農具作用於農事活動開始的。農業開始之前人類經歷了將近二百萬年的採集和魚獵時期，雖然這時的人們已經懂得使用工具，但是這些工具還不能稱為農具。自然生態被人們有目的地給予加工才出現了農業，用於對農業加工的工具才是農具。可見從工具到農具，人類的祖先是經過了將近二百萬年的艱苦探索才學會的，農具的得來是何等的不容易。有了農具也就有了農業，農業和農具同時誕生於人類社會，是誰也離不了誰的一對孿生兄弟。
農業和農具的誕生，結束了人類向社會索取，開始了人類向社會貢獻的新時代。
隨著社會的變遷，農業生產發展了，農具也相應有了進步；農具的進步又反過來促進了農業的發展。我國自古以農業立國，農業有著悠久的歷史，歷來各行各業都隨著農業的發展而發展。而農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又以農具的發展水平表現出來。圍繞著農具的發明、發展導致了一系列的技術和科學及研究技術和科學部門的產生與發展。可以說整個國計民生都與農業、農具有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我國從石器時代起即是以農業生產經濟為基礎的國度，歷代社會制度，無不與農業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農業生產工具促進著生產力的發展，又必然引起經濟條件的新變化，經濟條件的發展必然導致社會制度的演變。這就是農業生產及農具的發展對社會制度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
二
中國自古是一個以農業立國的大國，己有逾萬年的農業文明史；是世界為數不多的幾個農業發源地之一。中國的農業科技有著雄厚的基礎；中國的農業文化有著豐實的底蘊。在中華大地上誕生並發展起來的炎黃文化，與古埃及文化、古希臘文化及兩河文化、古印度文化、瑪雅文化等，都處在相同或相近的發展水平線上，而唯有炎黃文化演進為中華文化而存續至今，從未中斷。原因固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則是：炎黃文化一直值根於無煙的、綠色的、體量龐大的、有著豐厚而先進的科技含量的農業文化（包括農具文化）之中；它為中華民族的形成與持續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為華夏各族人民的大融合提供了共同的生產方式、生活模式、思想文化選擇。中國的農業養活了世界上最龐大的民族群體，創造了舉世無雙的經濟成就，走過了一條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學道路。這就是中華文明的精彩之處、獨特之處，也是今天中國新農村建設的根基所在。

從本質上講，農具是人類為了生存和不斷改善生存狀況的產物，是為改善農業生產面貌的產物，是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產物，是農業生產力不斷發展的標志，是人類社會不斷地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前進的一個縮影。所以包括在生產工具中的農具，是一種文化載體和文化現象，是整個古代文明的重要內涵之一。農具既然是人工製造物，在它身上就包含著人類的智慧，人類的技術，成為人類物質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農具的製作、使用、廢棄等等，也同樣凝聚著人們的一種思想觀念，都被打上了人類精神文化的烙印。
農業是百業之源。農業是人類進入農耕時代之後一刻也不能或缺的行業。其他許多行業，都有可能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暫時或永久的消失，但是農業卻不能。農業不但過去要有，現在要有，將來永遠也不會沒有。而農具是農業的胞兄胞弟，沒有農業就沒有農具；而沒有農具也就沒有農業。所以說，人類所走過的歷史進程，是踏著農業的腳步開始的；是踏著農業和由農業分化出來的各行各業足跡不斷前進的。而農業的發生、發展又是與農具的發生、發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因此，要研究人類的發展歷史，就不能不研究農具發展的歷史。
農具的歷史是國史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沒有農具史的國史是難以想像的。農具的歷史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折射出了中華兒女歷來所具有的勤勞、勇敢、聰明、智慧，敢於創造、善於革新的偉大品質和優良傳統。研究農具史不但可以使這些美德得以繼承和發楊光大，還有助於提高人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愛國主義精神；而且還可以使我們從中找到農業機械的科學發展規律；從中找到今天發展農業機械的借鑒，從而促進當代農機事業的發展，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
研究中國農具的歷史，就是要還原中國農具發展歷史的真面目，讓人們正確的對待歷史；正確的對待中國傳統農具的歷史。研究中國農具發展的歷史，就是要從歷史前進的足跡中，找到我們的經驗和不足；找到我們從先進變後進的原因和教訓，為今後中國農業機械的發展提供借鑒。研究中國農具發展的歷史，就是要為中國通史及相應學科提供更加豐富、准確、真實的、有關農具發展方面的歷史資料……。
把歷史的真實再現給世人，這就是歷史工作者，包括農具史工作者的歷史責任。
致此，我們不盡又想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中華文明應該是五千年還是一萬年。傳統的習慣說法：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據說這種說法的主要根據是文字的發明和城市的出現等。這種根據叫人實在覺得不近情理。城市建設的不論如何發達；文字的應用不論多麼精彩，但是如果沒有農業人能活嗎？沒有活著的人哪來發達的城市、精彩的文字？如前所述，中國已有逾萬年的農業文明史，這已是不爭是實。農業文明的到來應該是決定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標准，而不是什麼出現文字或城市為標准，因為人的第一需要是吃飯、是農業。不管城市建的多美，文字多發達都不能解決人類生存問題。逾萬年的農業文明持續不斷，綿延自今。農業文明是其他文明的基石，其他各種文明幾乎都是由農業文明派生出來的。夏商周之後的農業文明理所當然的是中華文明；那麼為什麼夏商周之前的農業文明就被排斥在中華文明之外呢！傳統農具鐮刀的歷史已超過萬年，在這萬年之中，鐮刀一直是"種、管、收"農業三大工程之一的"收"割工程的主要農具，直到建國前後，仍在農業收割中唱主角。難道由鐮刀開創的農業文明不算中華文明嗎？己有逾萬年歷史的稻作文化，難道也不算中華文明嗎？

三
中國農具發展的歷史資料，自古就比較貧乏，中國古文獻浩如煙海，而在這浩如煙海的古文獻中，有關農具的史料卻又寥若晨星，許多資料只能從與農具毫不相乾的文史資料中像大海撈針似的尋找、判斷、借鑒、參考。（對此我的《中國農具發展史引語總錄》[數約1500餘條]可為證明。也是一套為後人鋪路搭橋重要資料，可惜無處出版或發表，只能刊發在我的有限的幾本《中國農具發展史補遺》中）。在中國古文獻中，幾乎見不到專門記述農具的書籍，直到唐代，才由一位詩人陸龜蒙，作為業余愛好寫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本專講農具的書《耒耜經》，雖然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但其主要內容，也僅僅只是論說了一種曲轅犁。又經過好幾百年，元朝王禎編撰的《王禎農書》才對中國傳統農具作了一次比較全面的總結介紹。然而卻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部空前絕後的論述農具的作品。在中國歷史上，可以列入農書的作品雖然成百上千，然而真正論及農具者卻寥寥無幾，就連在這之後的兩部大型農書《農政全書》和《授時通考》中，雖然論說農具佔了很大篇幅，卻基本上都是《王禎農書•農器圖譜》的翻版，沒有多少新的創意。清朝末年，在一批時代激進人物探索中國如何擺脫貧窮落後的思潮中，為了在剛剛開辦的一些學校中傳授農具方面的知識，顧復寫了中國第一部教材式的農具專著《農具學》，成為我國學者獨立撰寫農機著作的開山之作； 1933年世界書局出版的唐志才著《改良農器法》，實際上是在引進歐美農機具的同時，如何提高我國傳統農器的省力和高效能力，如何在改良、改革的基礎上，獨立研製新式農機具作一些試探和設想。但都非史學作品。
建國前後，對農具史的研究，雖然不能說是一片空白，卻也是鳳毛麟角。劉仙洲先生曾組織過系統收集有關古代農業機械的資料，並組織編寫了《中國科技史資料選編—農業機械》，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隨後（1963年）劉仙洲先生發表了他的專著《中國農業機械發明史》，才算推開了研究中國農具史的這扇大門。然而就是這部專著也還是綱領式的，還缺乏詳細的考證與論說。更重要的是繼承之勢仍是相當的薄弱，各大專院校和科研單位，既沒有這方面的機構，也沒有這方面的課題，更沒有發表農具史著作的園地。中國農科院和幾個大專院校雖然相繼成立了農史研究室，但也是幾經起伏，舉步維艱，很少有人力和財力從事農具史的專題研究。另一方面，伴隨著建國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物考古工作的相應發展，雖然出土了一批與農具有關的文物，卻只是散見於各發掘報告之中，既缺乏系統整理，更缺乏認真分析、對比和研究。改革開放之後，這種狀況開始有所好轉，以中國農科院農業遺產研究室為代表的幾個主要的農史研究機構，得到加強和充實，《中國農史》、《農史研究》、《古今農業》相繼創刊，使農具史的研究開始有了自己的陣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型學術刊物《農業考古》的創刊，把農具史的研究推向了百花齊放的時代，對此筆者曾寫成《十年回顧》、《考古論今又五年》及《更上一層樓》三篇文章對其中農具史的研究作了綜合評述。二十幾年來，出版了犁播的《中國農具發展簡史》，張春輝的《中國古代農業機械發明史（補編）》以及章楷的《中國古代農機具》，筆者的《農具史話》和《中國農具史綱及圖譜》。還有以《中國農業科技史稿》為代表的一大批農學專著，也都或多或少的講到了有關農具的內容。尤其是陳文華先生的《中國農業科技史圖譜》和《中國農業考古圖錄》，系統的整理了歷年來發掘的農具文物，這些都極大的豐富了農具史研究的資料來源，為編寫《中國農具史》創造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但這畢竟還只是一個基礎，如何把零散的資料系統整理起來；如何把上萬年的農具發展的脈絡梳理出來；如何把各種農具、特別是一些有影響的重要農具起源發展的途經尋找出來；如何把有關農具研究的各種學術觀點充分展示出來；如何把各種分歧統一起來；如何把農具技術發展的總體面貌反應出來；如何把農具發展的技術思想提煉出來……這還都是沒有先例可循的難題。
經過多方面的努力拚搏，到目前為止總算有了中國農具歷史的基礎讀物，例如拙作《中國農具發展史》等，但還只能是「基礎」，許多細節問題還都沒有解決，或沒有完全解決。例如：農具用字的形音意的發展演變；農具「同物異名」、「同名異物」， 「一物多名」、「多物一名」的辨別；只知其名不知其物的農具的探索；只知道定型後的農具，不知道它是怎樣產生的，更不知道它發展演變的來龍去脈，等等等等，還都等待著深入的考察研究。
另外，當前研究農具史的主要依據：一是文獻資料，二是考古及文物。這就明顯存有不足之處：第一是，文獻資料特別是古文獻資料有很大的局限性，社會上實際存在的農具要比文獻資料中記載的多，古今從來如此，雖然依據一些有關調查作了一定補充，但因為缺乏全國性的古農具普查，因此還會有許多社會上存在的傳統農具不能寫進來；特別是古代已經失傳而文獻中又缺乏記載的傳統農具，更成了農具史上的一個無法彌補的遺漏。第二是，考古及文物都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隨機性，我們看到的只是在一定時空范圍內已經發現的，還有多少沒有發現，今後還會發現什麼，誰也無法斷定，所以現在的某些結論，很可能被今後新的考古及文物的發現所否定。第三是，不論文獻資料還是考古文物大都缺乏對農具自身結構的記述，要部分的彌補這個缺憾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對現存傳統古農具進行搶救性的全面調查和實物測繪，對此雖然已有人作了一些工作，但因為其面廣量大，需要相當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要把這些內容寫入「農具史」，還需要花相當的功夫；沒有國家的立項和投入恐怕是很難完成的。第四是對農具出土文物的重新鑒定也是農具史研究中應該作而又十分難作的巨大工程，這些文物很可能有許多原始鑒定就不準確或不正確，當前的農具史專著中收入這些農具時只就現實論現實。這肯定也是一大缺憾和今後需要繼續補救之處。

四
在口語中 「農具」和「農業機械」，這兩個詞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從文字學角度分析大概也是如此。
很顯然，「農具」就是「農業生產勞動所用工具」的簡稱。那麼什麼是「工具」呢？工具的本義，是指的人們從事勞動生產和從事社會活動所使用的有形和無形的東西，它是個廣義詞，它可以是泛指從事各種生產活動時所使用的、對勞動對象產生作用的器具。古代手工業常用的斧、鋸、鑿等是工具；古代農業常用的犁、耙、鋤等是工具；近代工業常用的車床、刨床、車刀等也是工具；近代農業常用的收割機、圓盤耙也是工具。很顯然，收割機、圓盤耙、車床、刨床、斧、鋸、犁、耙等也都可以稱為機械，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工具」和「機械」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這些工具都是社會上存在的實實在在的東西，是有形的。但工具還有一個引伸義，即指人們從事意識活動所需要的東西，用以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而這些東西可以是具體的、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抽象的，如「語言」是人們交流思想的工具，就是指的抽象的東西。「農業生產勞動所用工具」當然不會是抽象的東西，而是具體的人們從事農業生產勞動所應用的實物。
「農業生產勞動工具」一詞，是由「工具」、「生產勞動」和「農業」三個部分組成。
「勞動生產工具」一詞，則將「工具」限定在「生產勞動」這個范疇之內，就不再包括「語言」這類抽象的工具。而「農業勞動生產工具」一詞，則又將這種具體的工具限定在從事「農業勞動生產」這個范疇，即只有「農業勞動生產」這個范疇使用的具體工具，才能算是「農業勞動生產工具」。但是，勞動生產工具，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上講，它應該是人們在勞動生產過程中，用來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的具體器物。勞動生產工具是置於勞動者與勞動對象之間的。農業勞動生產工具則是農業勞動者－－農民和農業勞動生產對象－－土地或農作物之間，並對土地或農作物進行加工的具體器物。所以諸如鋤、鐮、犁、耙等都是非常明確的農具，因為使用它從事勞動生產的是農民，勞動生產的對象是農作物或土地。
「農業機械」的含義是什麼，這還得從「機械」的含義說起。

「機械」也有具體和抽象雙重含義。具體的含義實際上也是指一定的器物。對於「機械」具體是指的什麼器物，古今中外從來就沒有過一個確切的定義。《辭海》說①機械是「機器、機構等的泛稱；②猶言巧詐；③呆板、不靈活。」①是具體含義，②、③是抽象含義。有人解釋：機械是只能按規定程序運作的工具，即「機械」仍然屬於「工具」范疇。對於「農業機械」，劉先洲先生在他的《中國農業機械發明史》中是這樣解釋的：「在我國歷史文獻上，對於這一類工具，有時叫做田器，有時叫做農具，有時叫做農器。若就機械的定義說，任何一種工具，無論簡單到什麼程度，當使用它工作的時候，都是一種機械。所以在本書里，一般都叫它們作農業機械。」按照這段解釋，就是說我國古代的傳統農具，不論它們的結構多麼簡單，都可以稱之為農業機械。由此也可以得出相反的推論：所有農業機械，不論復雜到什麼程度，也都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工具，也都可以稱之為「農具」。又由於在文獻和口語中有一種習慣，多把古代的農業生產工具稱為「農具」，而把近代的農業生產工具稱為「農業機械」；把有動力機械帶動的器物稱為農業機械，如播種機、收割機等。把用人工或畜力帶動的器物稱為農具，如鋤、鐮、鏟、耬等。
五
中國農具的發展也和中國農業的發展一樣，它的基本特點之一，就是它自身的連續性。而且農具的連續性比農業的連續性表現的更顯明。既使農藝出現某些重大突破，農具卻並不因此隨即改變。例如播種工藝從古到今盡管發生了許多變化，播種工具耬車卻始終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農具發展的連續性還表現在，很少受外部條件的干擾，大的政治、軍事變故，可以促進或延緩農具發展的進程，卻很少打斷農具發展的自身程序。歷次的改朝換代，差不多都有一個促進農具快速發展的時期，但卻都是在上一代基礎上的延續，從沒有出現過跳躍式的變化。就是在建國後，中國的傳統農具雖然屢屢受到國外引進農機的沖擊，但當失去外力干擾之後，傳統農具仍頑強的回到它自身的發展道路上來，依照它自身的規律向前發展。所以中國傳統農具發展的歷史，從整體上講，表現出了中國傳統農具的整體發展的歷史規律；從具體上講，更明顯的表現出每種或每類農具不斷發展演變的歷史規律。
六
由於原始農具距離我們太遙遠，又沒有直接的文字和圖形資料，因而在研究原始農具的時候，常常會出現一些不是農具本身的問題，而是後代人的認識問題。由於認識問題的不一致，又常常導致了農具研究本身諸多困難。
正確認識原始農具產生過程，是正確認識原始農具本身的前提。一般來說，農具起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里我們對原始農具產生的一般過程作以設想性的簡要描述：

原始農業初期，有一個很長的農業與採集共存的過度時期。這個時期農具是十分簡陋的，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採集時代就存在的工具，只是發明原始農業之後，作業對象發生了變化：用以切割野生植物枝、莖、葉、蔓的刀類切割工具，變成了收割人工種植的作物稻、粟、稷等的莖和穗的收割農具；用以加工野生穀物子粒的工具，變成了加工人工種植的稻、粟粒實的穀物加工農具。此外，這個時代還有一類特殊的農具，那就是刀、斧、錛、鑿等。因為這個時代的主要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種」 ，所以這時的刀、斧、錛、鑿等則應稱為農田開發農具。直到「火耕」農業逐漸過度到「耜耕」農業之後，刀、斧、錛、鑿等則退出農具范疇（但並沒有消亡，而成為加工農具和其他工具的重要工具，一直沿傳下來）。不論「刀耕火種」還是「火燎杖耕」一般都沒有施肥、灌溉和田間管理，所以這個時代還沒有施肥、灌溉和田間管理農具；甚至也沒有耕翻土地的農具。因為這時人群還沒有定居，土地常常是收割後就拋棄了，再種還要再刀劈火燒。對所用的工具還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著隨揀隨用、隨用隨丟的習俗。對工具的形狀和性能都不怎麼嚴格要求，所以說這個時代農具的種類並不多，除如上述的斧、錛、鑿類土地開發農具之外，尚有用以戳穴播種農具，及收割、脫粒農具。就這樣又經過了上千年甚至數千年，人們才在漫長的在實踐中開始認識到，土地和農具的再次利用，比再開再造能極大節省氣力，而且收成還可能更好些。於是人們也就部分的定居下來，從事相對穩定的農業生產。對所使用的工具也選擇比較省力好用的收藏起來，以備重復使用。因此也就對農具是否好用、是否省勁；哪些農具適合於干哪些農活，有目的的作了選擇，有目的的作了適當打制和磨製，於是也就有了比較精緻的打制和磨製農具；裝柄的復合農具漸漸的多了，不僅有木木復合農具，還有木石、木骨、木蚌復合農具等。由耒和耜結合而成的「耒耜」，以及由「耒」、「耜」和「耒耜」發展演化出來的、用於墾掘土地、疏鬆土壤的鏟、銚、鍤等農具，及由斧、錛等演變出來的钁（钁）、鋤等挖刨農具，漸漸登上歷史舞台，從此歷史也就進入了耜耕階段；社會也進展到了原始農業的後期。
七
正確判斷古文獻中有關解釋古農具的文字的歷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許多古書上都有「神農之世，斫木為耜，揉木為耒」之說，於是有人就按照這句話去套歷史上的所有耒耜：認定所有的耜都是木斫的；所有的耒都是木揉的。這種看法顯然是不全面的。古書上的這種記載可能只是製作耒耜的方法之一，而且不是神農時代的製作方法，而是以後某個時期的一種製作方法。實際上早期的耒可以說沒有進行「揉」制的；早期的耜多為石制，更用不著「斫」。又如《周書》有這樣的話：「神農……破木為耒耜鋤耨」。難道能說歷史上所有的耒耜鋤耨都是「破木」製作的嗎？
更准確的說，古書中多處引用的這段話，是源自於《周易•系辭》，原話是這樣的：「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也就是說，《系辭》的這個解釋，其根據是《周易》的《益卦》。根據《益卦》所顯示之形象而附會出來的新的含義。對此張波先生有過精闢的論述（略）（張波《〈周易〉農事披揀錄》、《古今農業》1988、1、46）由此可見，「斫木為耜，揉木為耒」之說，既不是直接來源於《周易》，更不是神農時代農具面貌業的直接寫實，而是推斷之言、附會之說。這就更加證明，不能用「斫木為耜，揉木為耒」之說作為研究原始耒、耜的依據。
不能摳字眼的原因還因為古文字的記載，並非百分之百的准確。因為這些文字所在的文獻，許多並非農學專業著作；寫作的內容也大都不是作者的目擊記實。既便有些是與農業有關的書，作者也多非農學專業人材。許多文字本身已存在推測的成份，再依此為據往上推，就更不能百分之百的相信了。例如上面舉的「斫木為耜，揉木為耒」之例，如據此上推原始農業初期的耜也是用木料斫出來的，那麼原始農業初期人們才剛剛懂得用尖木棒戳穴播種的時候，有什麼外部條件能啟發人們一下子就想到用一大塊木料砍成一個如後代「鏟」形的農具呢？現在有人老是抓住這句話不放，認定耜的出現一定是從木材里砍出來的，就未免有點形而上學了。
運用古文獻和古文字考證古農具是重要手段之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絕不能陷入形而上學的境地。古籍文獻中對古農具的注釋頗多，但並不都是正確的，甚至常常出現注釋矛盾的現象。所以應注意避免機械的摳古書上的字眼。對待古書中有關農具的記載，要採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例如在古文獻中，農具之間相互注釋的現象屢見不鮮，而有的幾種農具注來注去卻都成了一種農具。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樣：「注釋古文獻的經學大師們對工具的形制和功能並不熟悉，因而兩種工具器形相似而混為一物，以今比古，出現錢、銚、耜、插、鈂展轉相訓，造成工具名實混亂」（陳振中《青銅農具錢》、《農業考古》1987、2）。所以如何運用好這樣的資料，是需要認真動一翻腦筋的。

八
「火耕、耜耕、犁耕」的提法比「刀耕、鋤耕、犁耕」的提法更確切。
回顧歷史，似乎還可以得到這樣一個認識：將古代農業劃分為「刀耕、鋤耕、犁耕」三個階段的提法，倒不如用「火耕、耜耕、犁耕」三個階段更確切。因為刀耕階段用於砍伐林木的主要不是刀，而是斧、錛。對於砍伐林木，斧、錛的作用要比刀的作用大得多，單就這一點說，稱「刀耕」就顯得與事實不付。更何況不論刀、斧、錛都沒有對土地發生直接作用，直接作用於土地的是火。所以這個階段稱「火耕」階段更確切。進入熟荒耕作後，用以掘鬆土地、為播種作準備工作的主要是耒耜類農具，而不是鋤。因為從來都是將鋤的功能定義為「除草」工具，而除草屬中耕，從來都不被看作農業耕作的主要內容。作為鋤的一種特殊形式和特定工作方式，能夠從事一定的挖刨工作，可具有一定的耕整功能，但這不是鋤的主要功能，也不具有鋤的象徵意義。正如一提到「钁」人們就會想到「刨土」一樣，一提到「鋤」人們就會想到「鋤草」。所以「鋤耕」的提法給人的印象是不確切的。但是不論從火耕到耜耕，還是從耜耕到犁耕，它們之間都不存在一條截然的鴻溝；都存在一個交叉過渡期。所以總體上處於火耕階段並不排除在某些時空已出現耜耕。同樣，在犁耕階段也不排除在某些時空還存在耜耕。進入犁耕階段後，犁承擔了耕墾土地的主要任務，但也不是犁的一統天下，在一定時空范圍內仍然存在著耜、鍤、銚耕和钁耕。所以原始農具（後代農具也是一樣）都存在著普遍性和區域性的問題。
在原始農業的「刀耕火種」中火種的獲取，初期階段仍然可能是從保存的天然火種中獲取的，後來漸漸過渡到由人工獲取火種。過去一般認為最初人工獲取火種的方式是採取所謂「鑽木取火」，即古書上常說的「隧人氏鑽木取火」。按常理推斷，人們最早獲得人工火種，不可能是從「鑽木」中得到的，而很可能是從打制石器中得到的。因為鑽木對於原始人並不是生活中的常見現象和生活中常用的動作，不論當時的生產和生活，都很少有「鑽」或「轉」的活動和動作。而打制石器則是石器時代人們非常普遍的活動。當人們打制石器的時候，迸發出火花不會是罕見之事。火花迸發到人們穿著的皮毛或樹葉上，或者迸發到已經熄滅的灰燼上，由此而引起燃燒，這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而且打石取火要比鑽木取火容易得多，所以火的發明和利用的過程中，從開始保存天然火種到獲取人工火種，首先應該是從「打制石器」時出現的火種中獲取的，「打石取火」應該是獲取人工火種的第一方式。其實對於「擊石起火」，歷史上也有近似神話的傳說，如祝融「擊石起火」等，按照傳說，祝融和隧人氏應該都是同時代人，只是後人只強調了「鑽木取火」，而淡忘了「擊石起火」。
有關「隧人氏鑽木取火」 的議論，過去和現代都曾有過，甚至有人作過鑽木取火的實驗，對於這些這里均不作任何評論，而且我們絕對沒有否定「鑽木」或「轉木」能夠得到火的觀點。因為「摩擦生熱」這己是經過物理學證明了的客觀真理，只要達到了一定的條件，石頭和空氣摩擦都能起火，何況木和木或石和木相互摩擦啊！我們所要強調的是，「隧人氏」時代的客觀環境沒有讓木和木或石和木發生摩擦的實際需要，也沒有讓木和木或石和木發生摩擦以致達到起火和條件。

❽ 古代生產工具的發展歷程

古代生產工具的發展歷程：

一、石器時代

農業發生之初，人們用石錛（bēn）、石斧砍伐灌木樹叢，放火焚燒，劈地造田，開始了「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階段。

距今七、八千年以前，我國的農業進入耜（si）耕階段，人們在伐木燒荒以後，還要進行翻地，於是出現了石鏟、石鋤、石耜、骨耜、石犁等翻土工具，還出現了石刀、蚌刀、石鐮、蚌鐮等收割工具和石磨盤、棒，研磨器，木杵等糧食加工工具。

二、青銅器時代

夏商西周時期開始有了鋒利、輕便的青銅農具，有銅斧、銅鏟、銅鋤、銅鍤、銅鐮等，但仍以木、石、骨、蚌農具為主。

三、鐵器時代

春秋戰國時期，鐵和畜力被運用到農業生產上來，從此農具便發展到以鐵犁牛耕為主要特點的農業也就入精耕細作階段。在此後的近二千年裡，精耕細作的技術體系不斷完善，並形成了一系列農業生產工具和器具，到元代時種類已達180種以上。

按照農業生產過程，農業生產工具分為耕地、中耕、收獲、加工等工具，其代表性工具分別是犁、鋤、鐮、磨。

(8)沙錘的歷史發展擴展閱讀

生產的變更和發展始終是從生產力的變更和發展，首先是生產工具的變更和發展上開始的。生產工具是人類為了生存和不斷改善生存狀況的產物，是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產物，是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標志，是人類社會不斷地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前進的一個縮影。

據古代文獻記載，我國農業生產中使用最早的農具是來、粕。在傳說中的神農之世，垂作過末、招。在堯舜之世，咎陶作過末招。

考古發現已經證明，這些傳說並不完全是面壁虛構，在據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已經用來、招進行生產了。來是一種木製的尖刃農器，實際就是削尖一端的木棒，粕是木、骨等材料打磨的平刃農器，狀類大鏟。

末、招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到殷周之際，由於青銅冶鑄技術的提高，原來用木、骨製作的耗頭被金屬代替，這就是近代地下出土的鏟，古人把它叫做「錢」。所以西周時期晉人用來疏鬆土壤的農具，恐怕已經不再以原始的未、粕為主了。

❾ 沙槌的歷史是什麼

沙槌來

搖奏體鳴樂器。亦稱沙自球。起源於南美印第安人的節奏性打擊樂器。傳統沙槌系用一個球形干葫蘆，內裝一些干硬的種子粒或碎石子，以葫蘆原有細長頸部為柄，搖動時硬粒撞擊葫蘆壁發聲。也有木製、陶制、藤編和塑料制等形狀類似的沙槌，內裝珠子、鉛丸等物。通常雙手各持一隻搖。
沙槌在拉丁美洲各國有多種形制，巴西有用馬口鐵製作的，以兩個截頭圓錐體的大口互對而成的沙槌；還有啞鈴狀的雙頭沙槌和十字形多頭沙槌等。出來了的聲音彷彿裡面有沙子。
[編輯本段]結構組成
由內裝干籽的葫蘆加上一個木製手柄組成。 大小 及形狀都沒有固定的規格，通常用手鋤搖動發音。
[編輯本段]樂器特色
屬於體鳴樂器族，一般歸於打擊類。 演奏時 發出輕微黨沙聲」，通常為 急板音樂或快奏音樂伴奏，起烘托氣氛的作用。
砂槌為典型的拉丁美洲節奏樂器，常用於拉丁美洲舞曲音樂之中，更是倫巴樂隊必備的樂器，有時也在西方管弦樂隊中用作節奏性樂器。

❿ 器皿的發展歷史

一、工藝技術發展對一代造型的影響

工藝材料與工藝技術是制約著造型的，一件陶瓷器皿得以成型，必須有一定的工藝材料和工藝技術的物質保證。工藝材料和工藝技術不僅是陶瓷造型的具體表現手段，也為造型提供了美的必要條件，對造型產生著重要的影響。陶瓷造型品種和式樣的不斷豐富和多樣，與每一時代工藝生產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工藝材料的變革與工藝技術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將促進陶瓷造型的不斷發展。

歷史進入清代初期，制瓷手工業特別是官窯器物，比明代採用了更多的高嶺土，清初瓷器已接近現代硬質瓷，高嶺的用量已達配方中的一半。燒成溫度亦隨之增加。因而清代瓷器即使燒造形體變化非常復雜、線條轉折及其多變的造型，在康熙朝諸如鏤空香薰、賁巴壺和福字壺、祿字壺、壽字壺等也能做到形體不走樣。胎質精良這一新的工藝成就，使康熙朝燒造氣勢磅礴或玲瓏剔透的器物，在工藝材料上得到了物質保證。

康熙朝制胎原料，不僅成分配比有所改變，原料的處理也做到精細淘洗。這時的瓷胎質白縝密、堅硬純凈，素有「糯米汁」之艷稱。它和明瓷相比顯得更加細膩、滋潤，少有雜質，一般不藉助放大鏡，肉眼難以發現孔眼。康熙瓷胎組織結構緻密、均勻，這一物理上特徵，使瓷胎比重大為增加，這也就是通常所稱道的康熙瓷器胎薄、分量重。上述特徵在一定程序上增強了器物的穩定性，可減少因外力稍一作用就被碰倒的危險。總之，康熙時期在工藝材料上這些突破，對一代造型的豐富和發展及其特色的形成，都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工藝技術的不斷革新和提高，對陶瓷造型更是有直接影響。康熙朝瓷器造型准確、規范，成品率較高，與成型方法日臻完善和技術更趨成熟有密切關系。康熙時期將不同單體和不同部件組合成一個整體的成型工藝推向了高峰。瓷器的燒制，圓器較之琢器成型相對比較容易，但康熙時期風行的「套杯」和「攢盤」卻顯示出康熙朝圓器成型上的非凡技藝。「套杯」，這一前所未有器物，由口徑大小不一、器身深淺不同的幾個單體套裝成一個整體，把它散開又形成依次遞減的一組群體。這種由大到小的套疊，在成型時必須嚴格把握每個單體尺寸大小，這樣才能依次進行套裝。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康熙青花人物紋套杯」三個一套，套疊自如，足見成型上的高超技藝。「攢盤」是用以招待賓客時盛裝茶點果品的一種果盤，它由十塊甚至多達十二塊的幾何形單體，組成一個圓形或海棠形的整體，這種器物的攢聚，要求做到單體之間彌縫緊密、渾然一體，其難度更是顯示成型技術的精湛和成熟。

瓷器之所以被稱之為「火的藝術」，乃因燒造火候不僅對釉、彩，且對胎體也起著重要作用。一件器物燒成，需要適當的燒成溫度，如果欠燒，坯體就不能很好地瓷化；燒成溫度超過胎料的燒成范圍，坯體因過燒而引起膨脹，甚至使坯體變形。因此一件器物的胎體即使塑造得相當成功，但由於燒成過程中窯內溫度控製得不好，便會出現坍塌和夾扁等毛病。那麼，再好的胎體塑造也會毀於一旦。所以燒成火候在一定程度上對造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清代由於窯爐的進一步改革，到康熙年間出現一種瓮形窯，無論內部結構還是燒成技術都更為合理和日趨成熟，使得所燒產品避免了生燒，燒成溫度比明瓷有了進一步提高。燒成溫度的提高，也是制瓷技術進步的一個標志，對造型來說，它可以增強胎體的強度和硬度，減少形體的變形，而且對擴大造型的范圍起著重要作用。

二、在歷史沿革中具有新意

清代進入康熙時期，經濟有所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提高，為滿足各階層人們多方面的需求，當時瓷器造型，在樣式上較前代有顯著的增加，達到所謂「製作日巧、無物不備」的境地。這時器物的形制除了傳統的碗、杯、盤、缽、瓶、罐、壺、尊等器皿繼續大量生產之外，還出現了帽筒、帽架、燈罩、鼻煙壺和嵌於屏風、床上的瓷板等新品種。同一形制因形體變化在樣式上也非常豐富多樣，諸如瓶類器物有梅瓶、天球瓶、蒜頭瓶、筒瓶、葫蘆瓶、棒棰瓶、荸薺扁瓶、膽瓶、柳葉瓶、玉壺春瓶、錐把瓶、菊瓣瓶、撇口瓶、直口瓶、蟠螭耳方瓶、瓜棱雙耳瓶、盤口蓮瓣瓶等眾多樣式，特別是棒棰瓶、荸薺扁瓶、柳葉瓶、錐把瓶，其獨特的形制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其他如尊類有觀音尊、橄欖尊、萊菔尊、馬蹄尊、琵琶尊、蘋果尊、搖鈴尊、太白尊等，而觀音尊、萊菔尊、太白尊、馬蹄尊則是康熙時特有品種，太白尊、馬蹄尊這些新的樣式，更是顯示出工匠在造型上不拘泥於一格的構思。

康熙朝瓷器雖大多數沿用歷代傳統的造型，但這些器皿不是原封不動地相沿和照搬，而是在原有樣式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和變化，使之具有新意。像「鳳尾尊」，元龍泉窯雖有近似的樣式，但康熙時的器物，是明代花觚形制的演進，它變明器為大口、鼓腹，其口頸外撇呈鳳尾狀，因此康熙朝花觚亦稱之為「鳳尾尊」；「筒瓶」也變明器的豐肩、腹下漸收而為短頸、溜肩、長腹直筒的新樣式，這時整件器物如粗壯的象腿，故俗呼之為「象腿瓶」，也有稱之為「一統瓶」的；以其蓋似古時武將軍盔而得名的「將軍罐」，明時已有，康熙年間改造前代較矮的形體，使造型明顯得見精神。康熙朝瓷器更有不少獨樹一幟的創新之作。前面提到的其中一種特有品種——「馬蹄尊」更具時代特色。

清朝統治者入主中原之初，仍保留有很多游牧民族文化習俗的殘余，其中尤以馬蹄袖為特色的清代服式，更是強制推行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一個典型事例。這種明顯帶有隨水草而遷徙的生活習俗的烙印，在陶瓷造型上也有所反映。康熙時期創制的以形似馬蹄而得名的馬蹄尊，就帶有濃郁的草原地區大自然的風韻。馬蹄尊的造型一般多為口巨無項、溜肩、直腹，至底漸收、廣底，在樣式上有高、矮兩類。康熙時期「蓋碗」的出現，更是適應當時上層社會生活方式和風俗習尚的改變，在茶盞的基礎上創造的新樣式。飲茶由盞進而用壺是一種進步，壺的使用，固然可以彌補用盞時茶水易冷和不易落塵的缺點。但即使一人用一把為人稱道的宜興窯紫砂茶壺，對著嘴自斟自飲，畢竟不衛生而且在禮俗中看起來也有點不「雅」。因此，使用下承有托子、上置漫凸形蓋的「蓋碗」，既具有保溫、保潔的功能，且香味不致散逸，撫蓋喝茶，也可阻擋茶葉隨水入口。從品茶藝術的角度，這種茶具的高度藝術化，使客人品茶時的趣味性和審美感受更加濃厚了。人們在口啜清茗、細呷慢咽的同時，一手撫蓋、一手承托，作為藝術品來欣賞、玩味，從中能得到更高的藝術享受。但康熙朝蓋碗，帶托者少，雍正朝以後，普遍帶有盞托，構成了日用茶具中的配套產品。康熙朝瓷器中有兩種比較奇特挺拔的器物：「多穆壺」和「賁巴壺」，它們是中原地區和邊疆各族人民在頻繁接觸中，制瓷匠師在繼承傳統基礎上吸收和融會了兄弟民族的文化特色，為適應少數民族地區的風俗和生活需要所燒制的器物。中原和邊疆各族人民在陶瓷器造型上的互相滲透變異，體現了一種文化交流，也順應了當時國內大一統的局面。因此，多穆壺和賁巴壺可作為漢族人民和蒙、藏兄弟民族在多民族統一的封建帝國中頻繁交往的實物見證，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在制瓷藝術中的反映。

康熙朝瓷器造型最突出的特點，可謂製作過程極為嚴格、講究。無論大器小件、規矩方圓，都製作精工、旋削認真，修坯一絲不苟。可以說康熙朝瓷器的造型，口底、翻轉、交待是最清楚的，為前代永宣時也不及，明代的瓷器一般都留有削足的痕跡，而康熙朝瓷器造型認真到在切削過的足端用濡筆或布加以揩拭，因而足底面總是帶有一種柔軟、滑潤之感。明代的琢器，就是小件的製品，也是由兩三截接合而成，而康熙朝瓷器即使是大型的器皿，那種影響器物美觀的介面痕跡已基本消失。康熙朝瓷器造型，對底部處理尤為嚴格、講究。本來一件器物的底部，在造型中處在很不顯眼的部位，但陶瓷器皿不只是放在案桌之上，尤其是盤、碗一類的圓器，經常因拿在手中使用而不斷地接觸底部；對收藏家來說，底足更是經常把玩和鑒賞的重要內容。

康熙時景德鎮窯燒造的瓷器，非常重視底足的形式處理和工藝製作，這時碗類器皿的底足挖成直角，只在角端保留很短一段圓弧線，這樣可避免死角。挖足的處理，由於足圈部分比較薄、並保持一定的高度，端在手裡既不容易燙手、輕易也不會滑脫。挖足不僅方便使用，也給人以干凈、利落的感覺，使造型顯得更有神采。康熙朝瓷器的底部由於認真處理而出現各種變化，更是成為後世進行鑒定的重要依據。其中最有特色的有：「泥鰍背」，康熙早期盤、碗底部圈足的著地處為內外斜削的尖鋒形，中期以後圈足的內牆改為弧線，作成光滑、滾圓不易破損的泥鰍背狀；「雙圈足」，盤類器物要求盤內平坦、盤心無凹陷。但明代嘉、萬以來大盤底心大多下塌。為使底部在燒成時減少變形、不致塌陷，康熙前期景德鎮窯燒制的大型盤底的底足流行雙圈足的特有樣式，即處理成內外兩重圈足：內圈足略淺，也就是說里牆懸空，而放置在案面上的接觸部分，乃由外圈來支撐——外牆著地，這種得當的處理，避免了燒成時塌底的弊病；「台痕底」，瓶、尊一類大型琢器的底部，為了造型形式變化的需要，在最外圍旋進了一圈，形成台狀的所謂「台痕底」，也有稱之為「二層台」。這種處理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從腹部到底部呈垂直狀態而造成造型的單調。而器底處向里收進，不僅增加細部變化，也使造型與案面分界清楚，顯得比較活潑、輕快。總之，器物底部上述這些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細部處理，正是康熙朝瓷器精細、講究的獨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