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浙江有什麼歷史淵源~~~
浙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素稱"文物之邦".歷史悠久, 積儲深厚.從考古資料看,早在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就有原始人類"建德人"在今天的浙江西部山區一帶活動.到了距今六,七千年至四,五千年間,浙江境內人類活動的范圍公元十世紀以後,浙江進入封建經濟的繁榮時期,成為當時中國的富庶地區之一。
浙江擁有「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的美譽,更有「文化之邦」、「旅遊之鄉」的盛名,歷史悠久,經濟發達,交通便利,文化昌盛,自從東晉南朝以來就後來居上,千百年來遙遙領先,在21世紀的現代化賽跑中理當再接再厲,更上新台階。筆者針對浙江歷史文化的地域特點初步羅列了遺產中的合理因素:
一寶貴的精神財富之鼓舞:久遠而光榮的歷史,在中華民族史冊上留下濃重一筆。從遠古的建德人開始、河姆渡、馬家浜和良渚原始文化揭開了文明的篇章,傳說中舜的後代受封於上虞和餘姚,大禹治水到過紹興,並長眠在此,在先秦已為百越文化中心,春秋時的越國、三國的孫吳和十國中吳越均以浙江為發端,南宋以臨安為都一度占據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治水英雄大禹可謂大智大勇,公而忘私,制服了兇猛的洪水造福黎民百姓,「三過家門而不入」傳為千古美談;白居易、蘇軾、王安石在浙江任職勤政為民,澤被後世;海瑞在淳安剛正不阿,敢於冒犯權貴,人稱「海青天」。杭州有幸埋下精忠報國的岳飛父子的忠骨;陸游念念不忘收復失地,「位卑未敢忘憂國」激勵了無數志士仁人;名臣於謙以自身行動實現《石灰吟》的絕唱。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報仇雪恥;孫堅父子乃一代梟雄,威震江東成就霸業;抗倭名將戚繼光在浙江招募和訓練「戚家軍」,在台州九戰九捷,平定了倭患。近代浙江在反封建反侵略斗爭中前赴後繼,可歌可泣,鴉片戰爭中壯麗殉國的「定海三總兵」彪炳千秋;鎮海招寶山炮台官兵痛擊法國侵略軍;太平軍馳騁浙江大地掃盪清妖;「鑒湖女俠」秋瑾壯志凌雲,豪氣沖天,不愧為巾幗英雄。浙江兒女的英名偉業真是不勝枚舉,永遠鼓舞我們自尊自信,愛國愛鄉,自強不息,從中獲取強大的精神力量。
二深厚的思想之涵養:浙江先民把一個落後貧窮的蠻荒之地逐步建設成全國領先的膏肓省區,不僅摘掉「南蠻」帽子,而且維持千餘年的前列地位,豐厚的文化折射出璀璨的思想光芒,筆者認為所蘊涵的精華主要有 :⑴創新精神。「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先秦就形成了特色鮮明的吳越地域文化,後來在學術上自成一家,「浙東學派」長盛不衰。首先或在文章體裁獨創一格,另闢蹊徑,例如王羲之的書法、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魯迅的雜文,蔡東潘編撰二十四史演義的宏篇巨著;其次或在思想體系或文學藝術流派上推陳出新,代有高峰,哲學、史學、繪畫、戲劇中各學派影響深遠,少有亦趨亦步,故步自封的因循守舊,地方戲曲百花齊放,有越劇、婺劇等藝術奇筢。⑵思想解放精神,浙江先民總以開闊的胸懷開風氣之先,少受習慣惰性的束縛,這與臨近海洋環境相關,梁啟超先生有精闢的見解:「海上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能使起精神曰以勇氣,曰以崇高,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於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銳」。如從哲學上東漢的王充大膽批判正統的董仲舒「天人感應」謬論;南宋的陳亮、葉適等開創「事功學派」與程朱理學針鋒相對;浙江是中世紀後期批判哲學和啟蒙思想的搖籃,它總是緊貼時代脈搏,從王陽明的心學繼承了先賢們的主體與現實精神,訴諸良知,注重踐履,沖出壓抑人性、束縛思想的泥潭,促進人們突破經學和理學的藩籬。進而誘導了明末清初啟蒙思潮的異軍突起;以黃宗羲為首章學誠殿後的浙東學派承接王學之餘緒,革新士林習氣,一定程度上活躍了學術界;龔自珍在萬馬齊喑的沉寂中發出「九州生氣恃風雷」的吶喊,拉開近代化的序幕。後來更受到洋務思潮、維新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及新文化運動的「民主」、「科學」精神、馬克思主義的熏陶,成為推進歷史文化前進的動力,章太炎、魯迅堪稱一代宗師。在文學界南宋文壇陸游、李清照、陳亮以表現亡國之恨,渴望收復河山的豪放派詩篇占據主流;封建末世的文藝領域里,呈現明顯的世俗化和自由化傾向,人性的解放左右了創作主流,李漁、洪升等享譽海內;「五四」時期新文學大軍中有魯迅、朱自清、錢玄同、陳望道、徐志摩、張修人等。⑶開放融會精神:由於北方的戰亂、南方相對穩定,加上自然環境優美,使大批北人南遷,包括相當部分的知識分子,王羲之、謝靈運等都是名士,因而極大改變了浙江的社會和文化結構。從秦漢時的「有罪吏民」的流放地,經東晉南朝的開發,隋唐時大運河開通後奮起直追,兩宋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並保持至今。何況因經商和出仕而足跡遍布大江南北,古有「無紹不成衙」、「無寧不成市」的佳話,「紹興師爺」、「寧波幫」名揚天下,故信息暢通,文化交流頻繁。我省不但容納了中原文化的精華,而且不失時機抓住西學東漸的契機,中西文化在此激烈碰撞,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科技,浙江學者對此表現了極大的熱情,如李之藻、楊庭筠、李善蘭學貫中西,開啟東西文化交流的先河。唐宋以後華僑大量出海謀生,人數位居前列,特別是近代留洋學生熱潮迭起,涌現燦爛的科學群星。顯然浙江文化包含的拿來主義精神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例如王充雖然批董但還肯定」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他寫過《問孔》、《刺孟》、《道虛》等可不排斥儒、道、佛的成分;王陽明雖是儒家,卻吸取了佛教、道教的養料等可見一斑,難怪蔡元培先生破天荒地倡導「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教育主張。正因為海納百川,博採眾長,才名流雲集,通過更新自我,不斷輸入新鮮的血液,始終煥發無限的生機和活力。⑷求實經世精神,我省許多思想家強調理論上實事求是,行動上經世致用,主張治學務必講實理,求實效,並在實踐中驗證其是非,反對脫離實際的空談,譬如王充在《論衡》中有《實知》、《知實》中提出「實事疾妄」、「事有證驗,以效實然」等命題;陳亮、葉適的「義利雙行」、「以利和義」命題;呂祖謙有「育實材而求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黃宗羲的「經世應務」等;章學誠的「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觀點。浙江先民注重文化為國計民生服務,利用便利的交通條件和豐富的物產,長期從事經商活動,越國大臣范蠡棄官從商,經營有方而富甲天下;唐代有大商人李德鄰、李延赤、張支信和李處人等往返於日本與寧波、溫州之間;興盛一時的永嘉學派和永康學派受浙東繁盛的商品經濟之感染,標新立異地講究功利,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黃宗羲進一步突破了根深蒂固的「重農邑商」傳統觀念,提倡「工商皆本」,反映了江南資本主義萌芽的興起,處處表明浙江人大多擁有頭腦靈活精明,長於思考,善於經營,富於機變的特質。
三興學重教和耕讀傳家的民風之陶冶:古代私塾和書院星羅棋布,宋代就有書院167座,地方學校遍布;清代有496所;近代新學更是開風氣之先,1897年求是書院(浙大前身)由廖壽豐創辦;經亨頤先生組建的春暉中學與南開齊名,名師薈萃;解放前浙大由馬寅初、蘇步青、竺可楨、錢三強、談家楨等主持,已獲得「劍橋第二」的大名;西冷印社籠絡大名鼎鼎的美術大師,師資陣容蔚為可觀。同時勾踐的卧薪嘗膽精神激發後人發憤苦讀,民間期待成龍成風,崇尚知書達理,全家含辛茹苦,學子們也安貧樂道,好學上進,形成「好學篤志,尊師擇友,弦誦之聲,比屋相聞」的濃厚氛圍,故紹興人以讀書求功名盛況空前,以出足智多謀的師爺龐大群體;東陽有「教授鄉」、「博士縣」的桂冠而聞名全國;金華有「小鄒魯」的別名。進而社會各界紛紛慷慨頰囊,集資辦學蔚然成風,包玉剛、邵逸夫等斥資助學功在千秋,正是說明重教傳統世代相傳,在當今發揚光大。還值得一提的是浙江藏書堪稱一絕,建立藏書樓重於儲存金銀珠寶,自晉至清藏書家約400餘 ,有天一閣、文淵閣、嘉業堂等,人們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因而在優良文化氣氛的潛移默化下,浙江具備全國首屈一指的人才庫,二十五史中南宋列傳人物佔全國12‰;明朝佔14‰‰;清朝佔19‰,杭州、紹興是盛產狀元,對此梁啟超、丁文江先生都有詳細考證。
四人文旅遊資源之優勢:首先,文物在全國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有全國第一批歷史名城中杭州、紹興、寧波榜上有名;全國重點保護文物六處。其次古跡不計其數,比如六和塔、蘭亭、禹陵等,佛教名剎如靈隱寺、國清寺、天童寺和阿育王寺等;更有河姆渡、良渚、馬家浜古人類遺址。再次園林建築佔一席之地,,杭州為七大古都之一,仍有宋城遺留至今;東陽盧宅、蘭溪諸葛八卦村、武義俞源太極村是研究古老文化的活標本。再次工藝美術特產名聞遐邇,一方面絲綢、茶葉、瓷器、中葯製作工藝精良,如紹興黃酒、金華火腿等自古為皇家貢品,也成為傳統出口產品;另一方面杭州織錦、寧波綉花、東陽木雕、永康五金;青田石刻、浦江剪紙等名不虛傳,能工巧匠層出不窮。另外,浙江人還培植了眾多農副產品,如龍井茶、金華佛手和茉莉、茶花;黃岩柑橘、磐安香菇、浙北湖羊等。最後烹飪技藝精湛,風味獨特,五味調和,成為中國八大菜系之一,杭州、寧波、紹興菜又各有千秋,沈括、李漁、袁枚等都論述了烹調藝術,蘇東坡不愧為美食家 ,「東坡肉」揚名四方,杭州的樓外樓令人留連,飲食文化大有學問。現在亟待對這得天獨厚的資源加以清理、保護,使古老瑰寶重新煥發青春。
五人文與科學和諧發展之同步:只要粗略統計一下浙江人才分類,就顯而易見,不禁發現這不僅出類拔萃、色彩紛呈,而且數量之多、門類之齊、成果之豐實屬罕見,筆者僅以兩宋為例,有哲學家「四明慶歷四先生」和「永嘉元豐九先生」;金華、永嘉、永康學派等,文學家中詞人周邦彥、詩人陸游等,史學家有王應膦,畫家劉松年、夏圭、李嵩等,科學家沈括,發明家畢升,數學家揚輝等。也可以清朝前期為例,思想家有黃宗羲、朱之瑜、龔自珍,詩人朱彝尊、袁枚,戲劇家李漁、洪升,史學家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發明家戴梓,建築家俞皓,水利專家陳潢等。因而近代、現代無論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都人才輩出,在全國獨占鰲頭,只有科學與人文的比翼雙飛,才確保了浙江社會經濟和文化的興旺發達。
香港學者金耀基在《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中有過精闢見解:「中國的現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極地對傳統的巨大摧毀,而是積極地去發掘如何使傳統成為獲致當代中國目標的發酵劑,也即如何使傳統成為發生正面的功能」。浙江文化全面輝煌,經久不衰,而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為迎接科教興國的挑戰,我們有志氣,有能力,不斷開拓進取,對傳統歷史文化進行梳理、、揚棄和抉擇,在這片產生了無數棟梁精英的土地上再創輝煌,為祖國的現代化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㈡ 浙江菜的歷史發展
杭菜首先推出了龍井蝦仁等新菜。但以杭菜為主的浙江菜系,基本上分為三大派別,一派以烹調北方風味的「京幫」館子,即烹飪界一致看重的大幫菜,以烹調高檔原料為主,如魚翅、海參、燕窩、熊掌以及烤乳豬、掛爐鴨子(北京烤鴨),此幫杭州最強。另一派以紅燒為拿手的徽幫,主要分布於杭、湖(吳興)寧波等地,菜品以入味、重油、重芡、重色、經濟實惠為主。另一幫即本地萊,真正的土生土長菜系。杭州規模較大的有西湖樓外樓,開設於清道光年間,以西湖醋魚、龍井蝦仁聞名。有城內清和坊的王潤興,人稱「皇飯兒」。以魚頭豆腐,人稱木榔豆腐,件兒肉、腌督筍拿手。紹興有蘭香館,蓑衣蝦球、專門烹制頭肚醋魚等標准紹菜。浙東寧波有東福園,鹹菜大湯黃魚、冰糖甲魚等名菜是正宗的寧波地方傳統菜。
浙菜有它自己獨特的烹調方法。除人們的地域性口味偏愛外,富饒的特產也是其中因素之一。
宋嫂魚羹是用鱖魚在水中煮,魚剔除骨後將魚肉放回原湯中加少許醬油、糖和較多的醋,不加油製作的工藝,創制了類似的「西湖醋魚」。西湖醋魚製作簡單,魚經宰殺,刀工處理,水煮後撈出加調料而成,但技術標准要求很高。像這種烹調方法全國名菜中絕無僅有。紹興名菜白鯗扣雞也有類似情況,把雞與白鯗(鹹味黃魚干品)同放一隻碗中,不加油,蒸後其味芳香入味。寧波盛產黃魚,將黃魚與鹹菜同煮,做出了湯濃味鮮清口的鹹菜大湯黃魚。嘉興過去盛產大閘蟹,除小吃店攤外,酒樓飯店不出售整隻湖蟹,而歷來用蟹粉(即湖蟹的肉)烹制菜餚。浙南重鎮溫州,講究用湯,「三片敲蝦」、「三絲敲魚」均用高級吊湯。此外,杭州的泥烤菜「叫化童雞」,用茶菜作配料的「龍井蝦仁」等等,都是獨特的烹調技術。 浙菜中許多菜餚都富有美麗的傳說,文化色彩濃郁是浙江菜一大特色。
其中的「宋嫂魚羹」是杭州傳統名菜,相傳宋朝時西湖附近有位姓宋的青年,平日里以打魚為生。有次生病時,他嫂嫂親自到湖裡打魚,用醋加糖燒成菜給他吃,吃後病就好了。後來此菜名即成「宋嫂魚羹」,杭州地區各家菜館均有供應。過去孤山樓外樓牆壁上曾留有「虧君有此調和手,識得當年宋嫂無」的詩句,慕名而來品嘗的日益見多。清康熙皇帝南巡時,也指明要品嘗宋嫂魚羹,可見此菜在清朝初期即名揚全國。
「龍井蝦仁」因取杭州最佳的龍井茶葉烹制而著名。龍井茶產於浙江杭州西湖附近的山中,以龍井村獅子峰所產為最佳,素有「色翠、香郁、味醇、形美」四絕之稱。據傳此茶起源於唐宋、明清以來,經當地人民精心培育,品質獨特。有史載「龍井茶真品,甘香如蘭,幽而不冽,啜之淡然,似乎無味,過後有一種太和之氣,彌淪齒頰之間,此無味乃至味也」。清代龍井茶列為貢品。當時安徽地區用「雀舌」、「鷹爪」之茶葉嫩尖製作珍貴菜餚,杭州用清明節前後的龍井新茶配以鮮活河蝦仁製作炒蝦仁,故名「龍井蝦仁」,不久就成為杭州最著名的特色名菜,遐邇聞名。
「新風鰻鯗」是浙江寧波地區的風味名菜,魚鯗是東南沿海漁民最喜歡食用的佳品,用黃魚製作的叫「黃魚鯗」,用鰻魚製作的「鰻鯗」。相傳春秋末期,吳王夫差與越國交戰,帶兵攻陷越地鄞邑,即寧波地區,御廚在五鼎食中,除牛肉、羊肉、麋肉、豬肉外,取當地的鰻鯗,代替鮮魚作菜。吳王食後,覺得此魚香濃味美,與往日宮中所吃的鯉魚、鯽魚不同。待到回宮,雖餐有魚餚,但總覺其味不如鄞邑的可口。後來他差人到鄞縣海邊抓來一位老漁民,專為他製作魚餚。用鰻鯗加調味品後蒸熟,夫差吃後贊不絕口,鰻鯗從此身價百倍。清代鰻鯗也在民間流行,當時浙江台州溫嶺縣松門地區出產的「台鯗」,聞名全國。袁枚在《隨園食單》上曾提到「台鯗好醜不一。出台州松門者為佳,肉軟而鮮肥。生時拆之,便可當作小菜,不必煮食也。用鮮肉同煨,須肉爛時放鯗,否則鯗消化不見矣。凍之則為鯗凍。紹興人法也。」寧波當地每當冬令及過春節時製作的「新風鰻鯗」,略微風干,即可食用。「乾菜燜肉」是紹興名餚,是用紹興特有的霉乾菜和五花肉同煮,燜至酥爛時為佳。同時,肉油滲入霉乾菜,霉乾菜香味透人肉中,相得益彰,酥香糯軟,鮮美可口。 具有悠久歷史的浙江菜品種豐富,菜式小巧玲瓏,菜品鮮美滑嫩、脆軟清爽,其特點是清、香、脆、嫩、爽、鮮,在中國眾多的地方風味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浙菜主要有杭州、寧波、紹興、溫州四個流派所組成,各自帶有濃厚的地方特色。
浙菜系與眾不同的是因時因地而異。如杭州是全國著名風景區,宋室南渡後,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游覽杭州風景者日益增多,飲食業應運而生。其製作精細,變化多樣,並喜歡以風景名勝來命名菜餚,烹調方法以爆、炒、燴、炸為主,清鮮爽脆。寧波地處沿海,特點是「咸鮮合一」,口味「咸、鮮、臭」,以蒸、紅燒、燉制海鮮見長,講求鮮嫩軟滑,注重大湯大水,保持原汁原味。紹興菜擅長烹飪河鮮、家禽,入口香酥綿糯,富有鄉村風味。主要名菜有「西湖醋魚」、「東坡肉」、「賽蟹羹」、「家鄉南肉」、「干炸響鈴」、「荷葉粉蒸肉」、「西湖蒓菜湯」、「龍井蝦仁」、「杭州煨雞」、「虎跑素火煺」、「乾菜燜肉」、「蛤蜊黃魚羹」等數百種。
杭州菜以爆、炒、燴、炸為主,工藝精細,清鮮爽脆。杭州菜歷史悠久,自南宋遷都臨安(今杭州)後,商市繁榮,各地食店相繼進入臨安,菜館、食店眾多,而且效仿京師。據南宋《夢粱錄》記載,當時「杭城食店,多是效學京師人,開張亦御廚體式,貴官家品件」。經營名菜有「百味羹」、「五味焙雞」、「米脯風鰻」、「酒蒸鰍魚」等近百種。明清年間,杭州又成為全國著名的風景區,游覽杭州的帝王將相和文人騷客日益增多,飲食業更為發展,名菜名點大批涌現,杭州成為既有美麗的西湖,又有膾炙人口的名菜名點的著名城市。杭州菜製作精細,品種多樣,清鮮爽脆,淡雅典麗,是浙萊的主流。名菜如「西湖醋魚」、「東坡肉」、「龍井蝦仁」、「油燜春筍」、「排南」、「西湖蒓菜湯」等,集中反映了「杭菜」的風味特點。
寧波菜以「鮮咸合一」,蒸、烤、燉制海味見長,講究嫩、軟、滑。注重保持原汁原味,色澤較濃。著名菜餚有雪菜大湯黃魚、苔菜拖黃魚、木魚大烤、冰糖甲魚、鍋燒鰻、溜黃青蟹、寧波燒鵝等。
紹興菜富有江南水鄉風味,作料以魚蝦河鮮和雞鴨家禽、豆類、筍類為主,講究香酥綿糯、原湯原汁,輕油忌辣,汁濃味重。其烹調常用鮮料配腌臘食品同蒸或燉,切多用紹酒烹制,故香味濃烈。著名菜餚有糟溜蝦仁、乾菜燜肉、紹蝦球、頭肚須魚、鑒湖魚味、清蒸桂魚等。
溫州古稱「甌」,地處浙南沿海,當地的語言、風俗和飲食方面,都自成一體,別具一格,素以「東甌名鎮」著稱。溫州菜也稱「甌菜」,匝菜則以海鮮人饌為主,口味清鮮,淡而不薄,烹調講究「二輕一重」,即輕油、輕芡、重刀工。代表名菜有:「三絲敲魚」、「雙味蝤蛑」、「桔絡魚腦」、「蒜子魚皮」、「爆墨魚花」等。
㈢ 浙江有多少年歷史了
8000年。一、 跨湖橋遺址的發現與發掘1、遺址的發現。1990年6月1日,蕭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經廣播電視大學蕭山分校學生提供線索,在湘湖區域的城廂磚瓦廠取土工地發現了一處史前遺址,由於遺址的位置處在古湘湖中的跨湖橋畔,就把遺址定名為「跨湖橋遺址」。很快,市文管辦將此事反映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6月14日,省考古所派考古人員到遺址現場調查,決定對遺址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並將發掘計劃報國家文物局審批。2、遺址的發掘跨湖橋遺址第一次考古發掘於1990年10月開始,至12月底結束。共發掘面積300平方米,出土文物113件,並發現建築遺跡、灰坑等。經碳14年代數據測定,在8000-7000年間。第二次發掘在2001年5月到7月間進行。發掘面積30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木器、骨角器、人工栽培水稻等文化以及非常豐富的動物遺骨。此次發掘被評為「200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第三次發掘於2002年10開始,至12月結束。不僅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木器、骨角器。還發現了獨木舟及相關遺跡。經碳14年代數據測定,獨木舟的年代在8000前左右,是國內發現的最早的獨木舟及相關遺跡。3、下孫遺址的發現與發掘為了實現跨湖橋文化的命名,根據考古學文化命名的基本要求,必須盡快找到與跨湖橋遺址同類型的遺址。蕭山博物館、省考古所於2002年6月起在蕭山境內展開了大規模的考古調查,終於在2003年5月10日,在湘湖區域的下孫村發現了與跨湖橋同類型的遺址----下孫遺址,為跨湖橋文化的命名提供了重要依據。下孫遺址保存有近5000平方米,於2002年5、6月間作了小范圍的拭掘。同年11月起進行正式發掘。發掘面積500多平方米。二、 跨湖橋文化的命名跨湖橋文化的命名問題,隨著下孫遺址的發現而具備了基本的條件。但為了使「文化」能成功命名,必須預告做好兩項工作,一是《跨湖橋》考古報告必須在命名大會前出版;二是事先必須得到考古界權威人士的認可。為此,《跨湖橋》考古報告於2004年12月初正式出版。在得到下孫遺址發現與發掘情況後,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嚴文明先生認為「跨湖橋文化」命名的時機已經成熟。2004年12月17日,跨湖橋文化被正式命名,一個嶄新的考古學文化概念從此誕生。三、 跨湖橋文化的特徵跨湖橋遺址的年代早於河姆渡遺址,文化面貌獨樹一幟,不同於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原有的其他考古學文化,是一種新的發現。遺址內涵豐富,特徵明確,整體性強。除跨湖橋遺址外,還在附近地區發現下孫遺址。對照考古學文化的概念,可以認為,跨湖橋遺址與下孫遺址所代表的文化內涵具備了獨立考古學文化的基本條件,所以被考古界命名為跨湖橋文化。跨湖橋文化的基本特徵反映在以下幾方面:器物特徵、建築特徵、獨木舟、經濟形態、藝術與宗教、環境因素等。 四、跨湖橋文化與周邊其他史前文化的關系跨湖橋遺址的文化面貌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令人驚嘆的成熟性與發展高度。這種文化是從何而來,是受什麼文化的影響,或者是延續與傳承何地的文化?這個迷底隨著最近考古的新發現,而逐步被揭開。但同時,跨湖橋文化的去向至今不明朗,與浙江乃至於長江下游地區其他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存在著何種聯系。 都值得深入的探討與研究。1、浦江上山文化,是否是跨湖橋文化的源頭?2、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是否受跨湖橋影響?3、馬家浜文化是否與跨湖橋文化有聯系。4、諸暨樓家橋遺址樓家角遺址早、中期含河姆渡文化的因素,但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作為經過正式發掘、離跨湖橋文化遺址距離最近、年代也最近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卻未見有跨湖橋文化的影響,無論是典型器組合,還是動物形象的刻劃、堆塑裝飾,均不屬於跨湖橋文化傳統。5、其他遺址線索蕭山舜湖裡遺址,位於樓家橋遺址東北方約2公里處,內涵同樓家橋遺址。蕭山烏龜山遺址,位於跨湖橋遺址南約15公里處。遺址下層發現河姆度文化典型的夾炭繩紋有脊釜,年代距今約6500-6000年。蕭山金雞山遺址,位於跨湖橋遺址南10公里。遺址出土相當於河姆渡遺址二層的鼎、豆類陶器。年代距今約6000-5800年。另外在蕭山境內還發現相當於良渚文化的河庄蜀山、進化茅草山、所前金山等新石器時代末期遺址。關於跨湖橋文化的趨向仍然是一個尚待揭開的迷。五、跨湖橋文化命名的意義學術意義跨湖橋文化以其新穎獨特的文化內涵與極具個性的文化特徵,給浙江乃至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類型及其相互間關系問題的認識,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以羅家角④層為代表的馬家浜文化早期遺址和以河姆渡④層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遺址,分別屬於錢塘江南北兩岸並行發展的兩支浙江境內最古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這已成為考古學界的共識。跨湖橋遺址的發現與跨湖橋文化的命名徹底打破原來所認識的浙江史前文化的基本脈絡與格局,表明浙江境內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絕非以前認識的那麼簡單,而應該是有多個源流譜系。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就成為今後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跨湖橋文化遺址出土豐富的遺物中如獨木舟及相關遺跡反映的是當時的一種什麼狀況?是當時的船塢,還是製作獨木舟的作坊?其本身必然包涵著非常豐富的考古信息。又如陶器製作技術水平、骨角木器和石器、動物遺存以及多種遺跡現象所反映的經濟、社會生活內容、彩陶、黑陶等一些頗出意外的文化現象的源流等,都有著極高的考古研究價值。 「跨湖橋文化」是繼 「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之後,浙江省境內又一個新石器時期文化,而且是當時發現的時代最早的新石器時期文化,它把浙江的文明史又整整向前推移了1000年。 跨湖橋文化的命名,是浙江境內當時發現的最早的一個史前考古學文化概念。跨湖橋遺址的發現與發掘對浙江及至長江下游的文明起源問題,有著極其重要的考古研究價值,對浙江的史前考古學研究將產生深遠的影響,起到浙江考古工作里程碑的作用。社會意義跨湖橋文化的命名,標志著一個嶄新的考古學文化概念的誕生。這是蕭山文物考古史上所取得的一項巨大成就,也是中國考古領域的一項新的突破。跨湖橋文化是我們的先民留給後人的非常寶貴的財富,也是當今浙江社會一筆難得的無形資產和極具開發利用的寶貴資源。跨湖橋文化的命名,必將對推動蕭山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發揮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跨湖橋遺址的發現與跨湖橋文化的命名,為蕭山的湘湖開發和建設增添了濃厚的文化色彩,也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旅遊資源。跨湖橋文化遺址顯示出蕭山乃至杭州悠久的歷史與深厚的文化底蘊。跨湖橋文化是開展歷史教育、鄉土史教育良好教材。也將對杭州市開展對外文化交流,促進文博事業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跨湖橋文化是蕭山極具影響力與代表性的一張歷史文化金名片。
㈣ 浙江的歷史發展概況
這個哪能幾句話就講清楚的,還是去圖書館里查資料吧
㈤ 浙江歷史上發生什麼大事
浙江歷史包括現今浙江省和江蘇省長江以南部分所發生的歷史。在明代以前,江蘇省長江以南部分也是浙江的一部份。
[編輯] 上古??史前時代
良渚文化時期的玉璧,是當時象徵財富及軍權的禮器。早在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浙江就有原始人類建德人活動。直至新石器時代,先後出現上山文化[2]、小黃山文化[3]、跨湖橋文化[4]、河姆渡文化[5]、馬家浜文化[6]、良渚文化及馬橋文化[7]等,現時浙江省境內共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100多處。
其中上山文化為21世紀新發現的史前文化遺址,距今約1萬年左右,其將改變人們對史前長江流域文明及稻作文明歷史的一般看法。河姆渡文化遺址中發現的史前稻穀,長期被認為是古代稻作文明的代表。良渚文化距今約5000年,是新石器文化遺址的一個代表。
[編輯] 越國及越吳融合
主條目:越國
春秋時期,越國在浙江一帶興起。此時,位於北邊的吳國也迅速發展,並且比越國強盛的更快,吳國在消滅了江北的邗國(今蘇北揚州)、淮夷等國後,與兩浙的沖突激增。吳王闔閭時,以越國不協助吳國攻打楚國為由而入侵越國,結果闔閭中箭身亡。繼任吳王夫差同越王勾踐進行了20餘年的戰爭,最後越王勾踐於前473年消滅北面的強國吳國,光復兩浙,進而吞並吳國,並遷都山東琅琊。
由於受到楚國持續打擊,勾踐的子孫越王朱句被迫把國都遷回到吳國滅亡時的首都——蘇州,此後四代越王都以蘇州為都,直到楚國佔領蘇州。
越王無強時,越國發兵向北攻打齊國,向西攻打楚國,與中原各國爭勝。齊威王使說客成功說服越國不打齊國轉攻楚國,遭到楚威王的軍隊反擊,越國大敗,導致越國由盛轉衰。公元前306年,楚國佔領越國國都蘇州,在浙西設立江東郡,越國退往錢塘江以東固守。同時,浙江南部的東甌國是越國的一個封臣(見《越絕書》佚文)。
在越國和吳國長期的交往中,並且由於越國最終吞滅吳國,並統治達167年之久,越和吳的文化逐漸融為一體。
[編輯] 秦、漢時期
主條目:會稽郡
秦國滅楚國以後,旋即進入兩浙,「降越君,置會稽郡」[8],兩浙成為秦會稽郡的一部分,郡治在吳、越兩國故都吳縣(今蘇州)。
秦二世元年(前209),天下反秦。流亡江南的原楚國淮北貴族項羽在蘇州襲殺秦會稽郡太守,率領8000江東子弟起兵。劉邦建立漢朝後,兩浙仍置會稽郡。浙江東南部的東甌國在吳王劉濞叛亂以後被閩越國滅亡,後來也屬會稽郡管轄。
這一時期兩浙屬於秦帝國和漢帝國的邊陲地區,尤其在秦始皇和漢武帝時期,太湖流域和寧紹地區與嶺南等地一樣,是罪犯流放之地。
東漢永建四年(129年),會稽郡治所遷往山陰(今紹興),蘇州成為新設的吳郡治所。
[編輯] 六朝
東漢末年,浙江曾為軍閥王朗和嚴白虎所據,後來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孫堅及其子孫策、孫權逐步統一長江下游地區。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在赤壁大勝南侵的曹操數十萬漢軍。222年,孫權受魏帝曹丕封為吳王,229年吳國正式脫離魏國獨立,浙江向為孫氏吳國領地。吳國時期,浙江境內經濟穩定發展,臨海郡永寧縣(今浙江溫州)和橫藇船屯(今浙江平陽)是當時幾個主要造船中心之一。當時浙江西部和皖南等山地仍為山越部落,與平地的兩浙人有所不同,為增加吳國人口和兵力,吳國對山越進行征撫,並且大搞屯田,以增強吳國的國力。
280年,浙江在吳降晉後轉歸晉國統治。318年,由於中原發生五胡亂華,晉皇室南下至前吳國故都南京,始稱東晉,此後在一系列宮廷政變後,政權經歷宋、齊、梁、陳之變遷。此後大量中原漢人貴族和士大夫南遷,也就是所謂的衣冠南渡。中原人口主要南遷在南京周圍和太湖以西。浙江(包括屬同一文化圈的太湖流域的大部分地區)尚不是這次中國人南遷的最主要的居住地,但是仍有不少北方人士補充進浙江人中。有名的包括謝氏(謝靈運等)、王氏(王羲之家族)等。
這一時期浙江屬於「揚州」。六朝西曲的「下揚州」題材就是描述浙江的富庶情形的。吳興郡(今湖州)、臨海郡(今台州)、永嘉郡(今溫州)等新的行政區劃也是那時建立的。
公元589年,在陳為隋所並後,浙江再次進入中原王朝統治時期。
[編輯] 隋唐
主條目:兩浙道
隋朝修建了大運河,將太湖流域和洛陽連接起來。武德九年唐軍進入江南,從起浙江失去了獨立的地位。貞觀元年開始,太湖流域的糧食被大批征調到北方,從此延續了1100多年。 8世紀開始,設立浙江西道節度使(駐地今蘇南鎮江)和浙江東道節度使(駐地紹興),大體延續了秦漢會稽郡的范圍。兩浙藩鎮的統治為將來吳越國獨立打下了基礎。
[編輯] 吳越國和兩宋
主條目:吳越國
主條目:兩浙路
黃巢革命徹底摧毀了唐朝腐朽的統治。軍閥董昌在鎮壓黃巢的過程中恢復了吳越的獨立,他的部將臨安人錢鏐在杭州建立了吳越國,在中原經歷五代十國紛爭的百年動盪中,吳越國保持了東南的穩定和繁榮。為兩浙成為日後中國繁庶之地奠定了基礎。吳越國時期人口達到55萬戶。
宋代錢塘江下游地圖978年,宋國大軍壓境,吳越國君臣在經過商議後為保全兩浙民生,將土地獻給北宋(960年-1127年)。北宋在浙江設立兩浙路,下設14個州:蘇州、常州、潤州、杭州、湖州、秀州(嘉興)、越州(紹興)、明州(寧波)、台州(臨海)、婺州(金華)、衢州、睦州(建德梅城)、溫州和處州(麗水)。兩浙路基本繼承了唐代的兩浙道。
當北宋滅亡以後,宋室在杭州建立南宋(1127年-1279年)今天浙江的省會杭州,當時稱做「臨安」,就成為南宋的行在(皇帝所在的地方,臨時首都)。甚至在南宋滅亡以後,馬可波羅還對這里的繁榮與美麗感到驚訝,稱這里是世界上最美麗華貴的天城。[9][10][11]。由於兩浙多年未受戰火侵襲,這段時期的浙江,在全國經濟中的地位與日俱增,並憑借糧食、茶葉和絲綢等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賦稅重地。[12]1276年,蒙古軍隊攻佔杭州,結束了杭州作為首都的年代。元朝將原來的兩浙路與南京等地合並,設立江浙行中書省,首府仍在杭州。
[編輯] 明朝
在浙江省發現的明朝瓷器,收藏在華盛頓史密森尼學會。主條目:浙江承宣布政使司
朱元璋的明朝軍隊在1368年攻入兩浙,吞並浙西的張士誠和浙東的方國珍,佔領兩浙全部,設立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朱元璋隨後為將首都應天府(今天的南京)和他的老家鳳陽拼湊成一個新的行政區劃——南京(南直隸),將傳統上一直由浙屬的蘇州、松江等地劃予南直隸,致使自馬橋文化和越國時期以來,一直統一在一個行政區中的太湖流域被人為的分屬兩地,並被因陋就簡的沿至今日。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設立11個府、l州、75縣。
明朝時浙江是全國賦稅重地之一。此時嘉興、湖州發展為生絲的主要產地。對外貿易也極其活躍。但是朱元璋對兩浙人支持張士誠和方國珍對抗明朝向來不滿,遂對包括浙江在內的沿海實施封閉鎖國的海禁政策,使商業文明和重商傾向較明顯的浙江備受壓制。海禁嚴時更有「片板不許下海」的規定,並實行「遷海令」,沿海居民一概內遷,嚴重威脅沿海居民生計。[13]洪武十九年(1386年)舟山46島居民30000餘人被強遣入內地,次年全國唯一的海島縣昌國縣(今舟山市的前身)廢除[14]。 故有明一代沿海漁商民沖擊海禁的事件頻頻發生,到嘉靖朝時終釀成所謂的大倭患。實則倭寇之中,閩浙人比例最高。
[編輯] 清朝
主條目:浙江巡撫
清兵入浙後,於康熙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為浙江省。由於浙江曾積極抵抗清兵,滿清對江南文人採取高壓政策,野蠻的文字獄、明史案即發生於浙江,在浙江一手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呂留良開棺戮屍、捕殺曾靜等事件。
清朝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7月5日,英軍炮轟定海城,鴉片戰爭正式爆發。翌日城陷,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率軍抵抗後陣亡。根據戰後簽訂的中英江寧條約,寧波成為最早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1861年,太平軍從江西進入浙江省,除最南的溫州地區外全省各地都受嚴重影響。由於江浙地區是官員和紳士的主要來源地,這一地區對於儒教的信仰致使民團不斷與太平軍作戰,造成浙江全省除最南的溫州地區外,人口損失慘重,尤其是浙江西部的湖州、杭州兩府各縣,人口損失多在2/3以上,尤其武康、孝豐、安吉3縣,人口損失在96%以上。太平天國戰爭導致大批江浙人士進入上海的外國租借避難,對上海的開發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平定太平天國的同時,湘軍的勢力開始在浙江迅速擴張,1861年後的多任浙江巡撫均由湘軍把持,一改過去進士出身的文人巡撫,直到葛畢氏案發生後,湘軍的力量才大為削弱。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浙江省參與東南互保,免受戰爭侵擾。
[編輯] 中華民國時期
[編輯] 浙人治浙
主條目:浙人治浙
辛亥革命以前,浙江是革命黨活動活躍的地區,浙人章太炎、徐錫麟、秋瑾、陶成章等人成立光復會,影響波及長江下游和東南沿海。1911年11月,杭州新軍起義,時任浙江咨議局議長湯壽潛被推舉為首任浙江都督,宣告浙江獨立。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成立,浙江省省會仍定於杭縣(原稱錢塘)。1月都督湯壽潛改任中華民國首任交通總長後,浙江各界又公推蔣尊簋為浙江都督。但在袁世凱的壓力下,蔣尊簋被迫辭去都督,袁遂任命朱瑞為浙江都督。
1916年4月12日浙江省宣布獨立,布告安民。5月,公推呂公望為浙江都督兼省長,倡導「浙人治浙」,加入反袁護國運動。省議會議長沈定一召集被袁世凱解散的省議會復會,恢復《臨時約法》,行使省議會的權力。但由於局勢動盪,呂公望無力掌控浙江政局。1917年1月,北洋政府任命楊善德帶兵來杭任浙江督軍,齊耀珊任浙江省長,浙江各界雖力拒,但終未挽回局面。
[編輯]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
楊善德就任浙江督軍後,浙江省被正式納入北洋軍閥勢力范圍。楊去世後,盧永祥接任浙江督軍。楊盧2人均屬皖系軍閥。因當時的江蘇省為直系軍閥統治,所以浙江督軍節制同屬皖系的上海地區。
1924年9月,江浙戰爭爆發,屬直系軍閥的江蘇督軍齊燮元聯合江西和福建進攻皖系的盧永祥。10月戰爭結束後直系獲勝,驅逐盧永祥。浙江進入直系軍閥統治時期,督軍為孫傳芳,直至北伐戰爭結束。
清末民初時期,浙江因為資本主義萌芽和開埠較早,較早的接觸了西方近代思想的影響並且投入到推翻清朝的統治的斗爭中,孫中山後期的革命經費大部都是浙江湖州的絲綢商人籌集和捐贈的,蔣介石就是依靠江浙財閥的勢力上台的,湖州人當時就占國民黨中常委的1/3,控制了當時的政權。浙江人還較早參與了當時上海的開發,寧波人大量移民上海,湖州人控制了當時上海大部分碼頭和租借大半房產,並建造了百樂門,和平飯店等知名建築。
[編輯]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
主條目:浙江省政府
1927年2月底,北伐軍佔領浙江全境,7月27日浙江省政府正式成立,浙江開始了在國民政府領導下的十年建設,其間多項重要基礎設施竣工。1929年,張靜江在杭州成功舉辦了第一次西湖博覽會。
[編輯] 浙江抗戰
主條目:抗日戰爭期間的浙江
抗日戰爭期間,浙江是戰爭的主戰場之一,屬於第三戰區。北部的嘉興、吳興、長興等地是前期淞滬會戰的主要戰場之一。1937年8月14日中日在杭州筧橋上空爆發八一四空戰,中國空軍在相對劣勢下,擊落日機數架,取得空戰大捷。8月下旬,浙江境內成立杭州灣北岸守備區和浙東守備區。至年底,杭州以北平原地區全面失守。為阻緩日軍行動,國民政府對浙江實行焦土政策,炸毀錢塘江大橋,形成中日隔錢塘江對峙的浙江正面戰場(共犧牲上將2名(含追贈))。
1939年3月21日,富陽抗敵自衛團奮戰三天兩夜,取得東洲保衛戰的勝利,擊退日軍偷渡錢塘江掃盪浙東的企圖。1940年1月,日軍土橋師團乘雪天渡過錢塘江,佔領蕭山。7月16日,日軍從海上進攻鎮海,威脅當時全國最重要的對外港口和抗日前哨寧波,國軍在戚家山爭奪戰中取得抗戰中的第一次反登陸海防戰大捷,是為鎮海大捷。1941年4月20日寧波淪陷。
浙江淪陷後,先被編入日軍的傀儡政權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到1940年再被編入汪偽政權。
由於浙江為國民政府重要控制地和財稅來源,浙江抗戰抵抗強烈,其間日軍在浙江使用了生化武器,是日本進行細菌戰的主要受害地區之一,造成浙江人民重大傷亡。目前,在義烏和衢州分別建有細菌戰紀念展覽館,反映侵華日軍細菌戰的犯罪史實。
1945年9月4日第3戰區參謀長張世希與駐杭州的日軍第133師團參謀長樋澤一治在富陽宋殿村(今屬富陽市受降鎮)舉行洽降會談,浙江光復。
[編輯] 光復後及國共內戰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共4個兵團10個軍分兵數路進入浙江作戰。5月,溫州、杭州、寧波等浙江大陸各城相繼易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浙江省政府遷至舟山,繼續有效統治浙江沿海諸島。1950年5月,浙江省政府等駐舟山各機構及大量人員隨中華民國國軍撤退台灣,省政府因之撤銷。隨後解放軍陸續接管舟山群島。
國民政府棄守舟山後,仍保有浙江東南的大陳列島(台州列島)、一江山等島而由國民政府控制。1955年1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陷一江山島[15],國民政府見大勢已去,在美國第七艦隊的護航下,將大陳島上的軍隊和居民全部撤退至台灣,隨後更撤離南麂。浙江省至此全境易手。[16]
[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1949年7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
國共政權交替後,如其他各省一樣,浙江也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原來發達的商業文明因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而沉寂。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浙江才恢復新生。
浙江省的南部山嶺起伏,有限的耕地使得難以僅靠農業生存。鄧小平在中國實行經濟改革,給這一地區的人們帶來機遇,他們將生意做遍了全中國。通過勤奮的工作、積極進取的精神、低工資成本和放眼世界市場的眼光,浙江南部經濟迅速崛起,並涌現出全國私營經濟代表的溫州,全國航運業巨頭雲集的寧波,全球輕紡市場中心紹興及以小商品城著稱的義烏等典型,加上傳統上比較富裕的浙江北部地區。這個時期的浙江省成為中國最富裕的省份。浙江模式也成為一種發展典型。
㈥ 浙江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浙江是中國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對外開放省份。素有「魚米之鄉」之稱,是綜合性的農業高產區域,以多種經營和精耕細作見長,大米、茶葉、蠶絲、柑桔、竹品、水產品在全國佔有重要地位。綠茶產量佔全國第一,蠶繭產量佔全國第二,綢緞的出口量佔全國的30%,柑桔產量名列全國第三, 毛竹產量居全國第一。 浙江也是全國的一個重點漁業省,漁業已由傳統的生產型,逐步過渡到現在的捕澇、養殖,加工一體化,內外貿全面發展的產業化經營。舟山漁場是全國最大的海洋漁業基地,海洋捕撈量居全國之首。杭嘉湖平原是全國三大淡水養魚中心之一。 浙江工業基礎較好,以輕工業、加工製造業、集體工業為主。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1995年底,鄉鎮工業已佔全省工業總產值的四分之三。絲綢工業歷史悠久,產品精美,傳統工業聞名遐邇,電力工業發達,秦山核電站為國家第一座核能電站。新安江電站為國內第一座自行設計、自製設備和施工安裝的大型水力發電站。浙江境內交通條件日趨改善。 浙江省的人類發展指數為0.817,屬於高等水平,同時他也是多年來中國大陸各行省之中人均最好的(2009年以前),可見他的可發展水平甚高。最新數據顯示:2010年,全省生產總值為27227億元,比上年增長11.8%(見圖1)。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1361億元,第二產業增加值14121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11745億元,分別增長3.3%、12.4%和12.3%。人均GDP為52059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為7690美元,仍居國內各省第二位),增長10.1%。三次產業增加值結構由2005年的6.7∶53.4∶39.9調整為2010年的5.0∶51.9∶43.1。從各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來看,第一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為0.1個百分點,貢獻率為1.3%;第二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為6.5個百分點,貢獻率為55.0%;第三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為5.2個百分點,貢獻率為43.7%。隨著整體經濟恢復平穩較快發展,各行業也逐漸回到均衡發展態勢。工業保持較快增長,全年工業增速比去年提高了6.7個百分點,為本省經濟增長提供了主要動力;第三產業保持穩定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穩步提高,除房地產業有所回落外,各行業都保持較快發展。
㈦ 浙江的歷史
浙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素稱"文物之邦".歷史悠久,積儲深厚.從考古資料看,早在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就有原始人類"建德人"在今天的浙江西部山區一帶活動.到了距今六,七千年至四,五千年間,浙江境內人類活動的范圍已相當廣泛,先民們在這里勞動生息,開辟草萊,改造自然.全省境內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達百處以上,分別屬於河姆文化(距今6000-7000年),馬家浜文化(距今5000-6000年)和良渚文化(距今4000-5000年).在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種類齊全的骨,石,陶,木製成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大量保存完好的古代稻穀,榫卯結構清楚的木構件,以及色彩鮮艷的漆碗,依然能吹出動聽音響的原始骨哨等.表明了中華民族的祖先早在七千多年前,就已經創造出了令人驚嘆的史前文明,證明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同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在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年),浙江分屬吳,越兩國.以會稽(今紹興)為都城的越國,在越王勾踐時期曾經相當富強.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在浙江設置了會稽郡.三國時期(公元220- 280年),浙江富陽人孫權建立了吳國.公元十世紀初,浙江臨安人錢liu建立吳越國,以今杭州為都城.南寧王朝(公元1127-1279年)建都臨安(今杭州)150餘年.元代(公元1206-1368年)浙江屬江浙行中書省.明朝時(公元368-1644年)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轄杭,嘉,湖,寧,紹,台,金,嚴,溫,處11府,1州(安吉州),75縣,省界區域基本定型.清朝(公元1616-1911年)初期地方行政承襲明朝,康熙(公元1661-1722年在位)初年始為省,浙江省的建置至此大體確定.
浙江經濟開發較早.早在東漢時期(公元25-184年),浙江就已出現了較大規模的水利工程,煮鹽業,制瓷業也已達到相當的水平.公元三世紀以後,浙江經濟獲得進一步發展,商業也日漸繁榮.到了隋唐時期(公元581-907年),浙江的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農業產量大有提高,杭州,嘉興地區成了中國江南重要的糧食產地.絲織,瓷囂,造紙等手工業生產發達,商品貨幣經濟活躍,明州(今寧波)成為當時中國東南沿海重要的貿易港口.公元十世紀以後,浙江進入封建經濟的繁榮時期,成為當時中國的富庶地區之一.農業生產不僅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而且經濟作物的種類和種植面積有所擴大.絲織,制瓷,造紙,印刷和造船業等已居當時中國的領先地位.商業性集鎮紛紛興起.海外貿易不斷擴大.絲綢,茶葉,瓷囂是當時輸出的主要商品.現在的寧波,溫州,是當時中國東南部進行對外貿易的重要商埠,海上航運可達日本,朝鮮和東南亞諸國.
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後,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海港日益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經濟發展滯緩.直至1949年5月,浙江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迎來了新生,進入了社會主義的新時期.
㈧ 浙江省義烏市的歷史和發展
義烏坐落在中部地區的浙江省與土地總面積為一千一百零五平方公里。整個城市管轄8鎮和5個街道,人口登記為地方六十七點〇萬家居和600000外部暫時 的。義烏市有著悠久的歷史。秦王贏政(公元前222 ) ,是在烏縣,在7日鄔的唐代(公元624年) ,並改稱義烏, 1998年,當時是作為一個城市。從舊時代,義烏市已取得的榮譽是先進的:文化,駱賓王之一-四項傑出人士初唐,宗澤-著名的抗金秘書長宋和朱丹溪之一- 四名醫金元時期。近代以來,義烏市已產生教育家陳望道,文藝理論家馮雪峰和歷史學家吳晗,等等。
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義烏市已決定實施發展戰略的構建城市商業堅定不移地繁榮,成為商品行業的領導者,驅動區域經濟,並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和強勁的經濟城 市的城市從傳統農業小縣城。 2002年,全市實現國內生產總值的RMB15.6億元,財政總收入RMB1.66億元。金融機構的存款有出色的RMB29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 RMB5688元。 2001年,義烏市總體經濟指數為19的所有縣(市)的首位。此外,近年來,義烏市已被列為其中一個縣(市)的領導現代化建設在浙江,一個關鍵地區促進城市化在浙江,和第一組的強有力的縣(市)的擴大經濟管理許可權。目前,義烏是一個地區發展的最活躍的浙江。即使在全國,義烏先後獲得這種榮譽作為項目的全國技術先進的城市,全國體育工作先進城市,全國文化工作先進市,浙江省文明城市,浙江省教育強市,等等。此外,它已被授予全國雙擁模範城市獎連續4次。
今天,義烏市出現一個繁榮的場面與一個繁榮的市場,發展經濟和穩定社會。商品行業一直主導產業的區域經濟。目前,義烏小商品市場擁有一個面積為 1.5萬平方米並已40000商店,收集28類,約200000種日用品。吞吐量近10000噸,市場的業務量是最重要的全國性大型專業市場12個連續多年,並已獲得了獨特的市場之一的標題是'注重質量'和'保持承諾,由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此外,義烏市場已成為國際商品配送中心和重要基地的外國商人購買的商品。工業經濟正在迅速聚集和加強,目前已開發和正在開發的工業園地區64平方公里,超過1300年的企業。它也培養了一批主導產業,規模企業和知名產品的襪子,飾品,拉鏈,化妝品,襯衫,文化文章,制筆,玩具等,形成工業發展結構,小商品,大產業,小企業和大殖民。高效農業穩步發展,與傳統農業正迅速轉變為現代農業,都市農業和外部農業。城市建設變化快,和一個大集團和民間的省級重點項目,如Xiuhu廣場,梅湖會展體育中心和義烏市部分杭州,金華,衢州的高速公路正在建設。該地區的城市建成區已擴大到38平方公里,人口的城市增加至43.000萬,和文化的水平達到55 %以上。因此,城市的整合,迅速推進。在進行農村潔凈,道路硬度,道路照明,家庭美化和環境優化建設,城市面貌迅速改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斷加強。社會職業越來越多,而經濟環境是堅持優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日俱增。
在新的世紀,義烏的發展與時並進,利用和創新,提出了目標走在巨大的步驟,並努力成為世界排名前十位的世界商品博覽會在今後20年內,建設一個真正的國際小商品城。
第一步到2005年:率先實現現代化,全省,增加經濟外交方針,使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美元以上3200 。這種意願的基礎建立國際商貿城建設。
第二步到2010年: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了$ 6000 ,並建立全球地位的國際商品流通中心,製造中心和研發中心,作為國際商品城市的形成。
第三步到2020年: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美國一點五〇 〇萬美元, octupling說, 2000年,隨著社會經濟綜合指數將在十大城市在整個縣。全面提高經濟國際化,城市現代化,城鄉一體化,社會文明和科學的領導,要成為一個真正領先的國際小商品城。
創建全球最大的超市,建設國際購物中心,義烏是克服障礙和克服技術上的困難,並努力向前邁進。
大力推進經濟國際化,不斷提高經濟的一般力量和國際競爭力。
堅持國際戰略指導的方向,全面提高經濟整體素質,逐步構建義烏成為國際商品流通中心,製造中心,研發中心和購物中心。此外,修改和完善總體規劃的國際商貿城的三十二點四平方公里,加快第二期項目和國際貿易中心的國際商貿城,培育和加強會展業與義博會作為一個世界領先地位,使義博會成為國際著名的展覽。此外,開展五年行動同步發展戰略的外貿圖紙,貿易和工業的聯系,知名品牌駕駛,大規模推動,政府推動,努力使義烏市場成為國際商品流通中心以最低的成本,最好的信貸和最好的服務,積極開展貿易和工業聯系,以工業建設為載體,促進特殊行業和大型企業,讓信息化潛水工業化,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使品牌的商品,在義烏市著名的整個世界,建立義烏成為國際商品生產基地。大力推進技術創新,積極構建技術創新服務體系,把建設數字義烏生效,建設國際商品研發中心。堅持一體化的引進和走出去,關於商品外貿違反,採取利用外國投資的關鍵,加快快速發展的外部經濟。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購物和旅遊為重點,努力創造全球最大的超市和建設國際購物天堂。義烏位於中心的浙江省,面積一一○五平方公里,義烏市有8個鄉鎮和5個城區在其管轄范圍內與當地人口的67.0萬和非本地人口600000 。自改革開放以來,義烏市始終堅持的發展戰略「 ,發展城市商業」 ,並探討凈戰略促進區域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旗艦,貿易和商業,這有助於義烏成為發達縣和被稱為城市的地方的第一個國際商品期貨市場在我國種植。
據統計,在2004年,義烏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二百八十二點零零零億元, 17.3 %增加,在去年財政收入二十九點五零億(地方,十五點一億) , 109.6 %的調整計劃;社會固定資產投資9月12日億元,增長20.4 % ;儲蓄存款48.277 billoin ,同比增長21.3 % ;社會零售價六十○萬〇五百點〇 〇萬,同比增長14.4 % ;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三元人均純收入和農民人均六千九百六十九元,增加了15.3 %和13.4 %,分別採取了價格上漲。在全面發展水平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義烏市排名第17的前100個縣的國家和第1的22個縣級市在浙江省於2003年。 2004年,義烏市第一名的最喜愛的縣級城市的眼睛國內和海外公開。近年來,義烏已成為各縣市的浙江省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和一個縣,市在浙江省享有部分縣一級的經濟管理許可權。義烏市也被授予榮譽是關鍵地區的城市化的驅動器,並命名為國家衛生城市。此外,義烏市已榮獲國家科技
㈨ 有關浙江歷史的資料
浙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素稱"文物之邦".歷史悠久, 積儲深厚.從考古資料看,早在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就有原始人類"建德人"在今天的浙江西部山區一帶活動.到了距今六,七千年至四,五千年間,浙江境內人類活動的范圍公元十世紀以後,浙江進入封建經濟的繁榮時期,成為當時中國的富庶地區之一
浙江擁有「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的美譽,更有「文化之邦」、「旅遊之鄉」的盛名,歷史悠久,經濟發達,交通便利,文化昌盛,自從東晉南朝以來就後來居上,千百年來遙遙領先,在21世紀的現代化賽跑中理當再接再厲,更上新台階。筆者針對浙江歷史文化的地域特點初步羅列了遺產中的合理因素:
一寶貴的精神財富之鼓舞:久遠而光榮的歷史,在中華民族史冊上留下濃重一筆。從遠古的建德人開始、河姆渡、馬家浜和良渚原始文化揭開了文明的篇章,傳說中舜的後代受封於上虞和餘姚,大禹治水到過紹興,並長眠在此,在先秦已為百越文化中心,春秋時的越國、三國的孫吳和十國中吳越均以浙江為發端,南宋以臨安為都一度占據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治水英雄大禹可謂大智大勇,公而忘私,制服了兇猛的洪水造福黎民百姓,「三過家門而不入」傳為千古美談;白居易、蘇軾、王安石在浙江任職勤政為民,澤被後世;海瑞在淳安剛正不阿,敢於冒犯權貴,人稱「海青天」。杭州有幸埋下精忠報國的岳飛父子的忠骨;陸游念念不忘收復失地,「位卑未敢忘憂國」激勵了無數志士仁人;名臣於謙以自身行動實現《石灰吟》的絕唱。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報仇雪恥;孫堅父子乃一代梟雄,威震江東成就霸業;抗倭名將戚繼光在浙江招募和訓練「戚家軍」,在台州九戰九捷,平定了倭患。近代浙江在反封建反侵略斗爭中前赴後繼,可歌可泣,鴉片戰爭中壯麗殉國的「定海三總兵」彪炳千秋;鎮海招寶山炮台官兵痛擊法國侵略軍;太平軍馳騁浙江大地掃盪清妖;「鑒湖女俠」秋瑾壯志凌雲,豪氣沖天,不愧為巾幗英雄。浙江兒女的英名偉業真是不勝枚舉,永遠鼓舞我們自尊自信,愛國愛鄉,自強不息,從中獲取強大的精神力量。
二深厚的思想之涵養:浙江先民把一個落後貧窮的蠻荒之地逐步建設成全國領先的膏肓省區,不僅摘掉「南蠻」帽子,而且維持千餘年的前列地位,豐厚的文化折射出璀璨的思想光芒,筆者認為所蘊涵的精華主要有 :⑴創新精神。「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先秦就形成了特色鮮明的吳越地域文化,後來在學術上自成一家,「浙東學派」長盛不衰。首先或在文章體裁獨創一格,另闢蹊徑,例如王羲之的書法、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魯迅的雜文,蔡東潘編撰二十四史演義的宏篇巨著;其次或在思想體系或文學藝術流派上推陳出新,代有高峰,哲學、史學、繪畫、戲劇中各學派影響深遠,少有亦趨亦步,故步自封的因循守舊,地方戲曲百花齊放,有越劇、婺劇等藝術奇筢。⑵思想解放精神,浙江先民總以開闊的胸懷開風氣之先,少受習慣惰性的束縛,這與臨近海洋環境相關,梁啟超先生有精闢的見解:「海上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能使起精神曰以勇氣,曰以崇高,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於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銳」。如從哲學上東漢的王充大膽批判正統的董仲舒「天人感應」謬論;南宋的陳亮、葉適等開創「事功學派」與程朱理學針鋒相對;浙江是中世紀後期批判哲學和啟蒙思想的搖籃,它總是緊貼時代脈搏,從王陽明的心學繼承了先賢們的主體與現實精神,訴諸良知,注重踐履,沖出壓抑人性、束縛思想的泥潭,促進人們突破經學和理學的藩籬。進而誘導了明末清初啟蒙思潮的異軍突起;以黃宗羲為首章學誠殿後的浙東學派承接王學之餘緒,革新士林習氣,一定程度上活躍了學術界;龔自珍在萬馬齊喑的沉寂中發出「九州生氣恃風雷」的吶喊,拉開近代化的序幕。後來更受到洋務思潮、維新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及新文化運動的「民主」、「科學」精神、馬克思主義的熏陶,成為推進歷史文化前進的動力,章太炎、魯迅堪稱一代宗師。在文學界南宋文壇陸游、李清照、陳亮以表現亡國之恨,渴望收復河山的豪放派詩篇占據主流;封建末世的文藝領域里,呈現明顯的世俗化和自由化傾向,人性的解放左右了創作主流,李漁、洪升等享譽海內;「五四」時期新文學大軍中有魯迅、朱自清、錢玄同、陳望道、徐志摩、張修人等。⑶開放融會精神:由於北方的戰亂、南方相對穩定,加上自然環境優美,使大批北人南遷,包括相當部分的知識分子,王羲之、謝靈運等都是名士,因而極大改變了浙江的社會和文化結構。從秦漢時的「有罪吏民」的流放地,經東晉南朝的開發,隋唐時大運河開通後奮起直追,兩宋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並保持至今。何況因經商和出仕而足跡遍布大江南北,古有「無紹不成衙」、「無寧不成市」的佳話,「紹興師爺」、「寧波幫」名揚天下,故信息暢通,文化交流頻繁。我省不但容納了中原文化的精華,而且不失時機抓住西學東漸的契機,中西文化在此激烈碰撞,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科技,浙江學者對此表現了極大的熱情,如李之藻、楊庭筠、李善蘭學貫中西,開啟東西文化交流的先河。唐宋以後華僑大量出海謀生,人數位居前列,特別是近代留洋學生熱潮迭起,涌現燦爛的科學群星。顯然浙江文化包含的拿來主義精神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例如王充雖然批董但還肯定」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他寫過《問孔》、《刺孟》、《道虛》等可不排斥儒、道、佛的成分;王陽明雖是儒家,卻吸取了佛教、道教的養料等可見一斑,難怪蔡元培先生破天荒地倡導「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教育主張。正因為海納百川,博採眾長,才名流雲集,通過更新自我,不斷輸入新鮮的血液,始終煥發無限的生機和活力。⑷求實經世精神,我省許多思想家強調理論上實事求是,行動上經世致用,主張治學務必講實理,求實效,並在實踐中驗證其是非,反對脫離實際的空談,譬如王充在《論衡》中有《實知》、《知實》中提出「實事疾妄」、「事有證驗,以效實然」等命題;陳亮、葉適的「義利雙行」、「以利和義」命題;呂祖謙有「育實材而求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黃宗羲的「經世應務」等;章學誠的「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觀點。浙江先民注重文化為國計民生服務,利用便利的交通條件和豐富的物產,長期從事經商活動,越國大臣范蠡棄官從商,經營有方而富甲天下;唐代有大商人李德鄰、李延赤、張支信和李處人等往返於日本與寧波、溫州之間;興盛一時的永嘉學派和永康學派受浙東繁盛的商品經濟之感染,標新立異地講究功利,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黃宗羲進一步突破了根深蒂固的「重農邑商」傳統觀念,提倡「工商皆本」,反映了江南資本主義萌芽的興起,處處表明浙江人大多擁有頭腦靈活精明,長於思考,善於經營,富於機變的特質。
三興學重教和耕讀傳家的民風之陶冶:古代私塾和書院星羅棋布,宋代就有書院167座,地方學校遍布;清代有496所;近代新學更是開風氣之先,1897年求是書院(浙大前身)由廖壽豐創辦;經亨頤先生組建的春暉中學與南開齊名,名師薈萃;解放前浙大由馬寅初、蘇步青、竺可楨、錢三強、談家楨等主持,已獲得「劍橋第二」的大名;西冷印社籠絡大名鼎鼎的美術大師,師資陣容蔚為可觀。同時勾踐的卧薪嘗膽精神激發後人發憤苦讀,民間期待成龍成風,崇尚知書達理,全家含辛茹苦,學子們也安貧樂道,好學上進,形成「好學篤志,尊師擇友,弦誦之聲,比屋相聞」的濃厚氛圍,故紹興人以讀書求功名盛況空前,以出足智多謀的師爺龐大群體;東陽有「教授鄉」、「博士縣」的桂冠而聞名全國;金華有「小鄒魯」的別名。進而社會各界紛紛慷慨頰囊,集資辦學蔚然成風,包玉剛、邵逸夫等斥資助學功在千秋,正是說明重教傳統世代相傳,在當今發揚光大。還值得一提的是浙江藏書堪稱一絕,建立藏書樓重於儲存金銀珠寶,自晉至清藏書家約400餘 ,有天一閣、文淵閣、嘉業堂等,人們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因而在優良文化氣氛的潛移默化下,浙江具備全國首屈一指的人才庫,二十五史中南宋列傳人物佔全國12‰;明朝佔14‰‰;清朝佔19‰,杭州、紹興是盛產狀元,對此梁啟超、丁文江先生都有詳細考證。
四人文旅遊資源之優勢:首先,文物在全國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有全國第一批歷史名城中杭州、紹興、寧波榜上有名;全國重點保護文物六處。其次古跡不計其數,比如六和塔、蘭亭、禹陵等,佛教名剎如靈隱寺、國清寺、天童寺和阿育王寺等;更有河姆渡、良渚、馬家浜古人類遺址。再次園林建築佔一席之地,,杭州為七大古都之一,仍有宋城遺留至今;東陽盧宅、蘭溪諸葛八卦村、武義俞源太極村是研究古老文化的活標本。再次工藝美術特產名聞遐邇,一方面絲綢、茶葉、瓷器、中葯製作工藝精良,如紹興黃酒、金華火腿等自古為皇家貢品,也成為傳統出口產品;另一方面杭州織錦、寧波綉花、東陽木雕、永康五金;青田石刻、浦江剪紙等名不虛傳,能工巧匠層出不窮。另外,浙江人還培植了眾多農副產品,如龍井茶、金華佛手和茉莉、茶花;黃岩柑橘、磐安香菇、浙北湖羊等。最後烹飪技藝精湛,風味獨特,五味調和,成為中國八大菜系之一,杭州、寧波、紹興菜又各有千秋,沈括、李漁、袁枚等都論述了烹調藝術,蘇東坡不愧為美食家 ,「東坡肉」揚名四方,杭州的樓外樓令人留連,飲食文化大有學問。現在亟待對這得天獨厚的資源加以清理、保護,使古老瑰寶重新煥發青春。
五人文與科學和諧發展之同步:只要粗略統計一下浙江人才分類,就顯而易見,不禁發現這不僅出類拔萃、色彩紛呈,而且數量之多、門類之齊、成果之豐實屬罕見,筆者僅以兩宋為例,有哲學家「四明慶歷四先生」和「永嘉元豐九先生」;金華、永嘉、永康學派等,文學家中詞人周邦彥、詩人陸游等,史學家有王應膦,畫家劉松年、夏圭、李嵩等,科學家沈括,發明家畢升,數學家揚輝等。也可以清朝前期為例,思想家有黃宗羲、朱之瑜、龔自珍,詩人朱彝尊、袁枚,戲劇家李漁、洪升,史學家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發明家戴梓,建築家俞皓,水利專家陳潢等。因而近代、現代無論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都人才輩出,在全國獨占鰲頭,只有科學與人文的比翼雙飛,才確保了浙江社會經濟和文化的興旺發達。
香港學者金耀基在《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中有過精闢見解:「中國的現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極地對傳統的巨大摧毀,而是積極地去發掘如何使傳統成為獲致當代中國目標的發酵劑,也即如何使傳統成為發生正面的功能」。浙江文化全面輝煌,經久不衰,而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為迎接科教興國的挑戰,我們有志氣,有能力,不斷開拓進取,對傳統歷史文化進行梳理、、揚棄和抉擇,在這片產生了無數棟梁精英的土地上再創輝煌,為祖國的現代化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㈩ 浙江的發展史
改革開放後迅速發展 沿海為龍頭帶動浙江內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