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國史學會的發展歷史
中國史學會首任會長為郭沫若,吳玉章、範文瀾為副會長。「文化大革命」期間停止活動,1980年恢復活動,同年10月召開中國史學界第二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由鄧廣銘、白壽彝、劉大年、鄭天挺、周谷城組成的主席團,梁寒冰任秘書長。1983年4月舉行中國史學界第三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由劉大年、吳於廑、林甘泉、胡繩、戴逸組成的主席團,李侃任秘書長。1988年7月舉行中國史學界第四次代表大會,選舉戴逸為會長,丁偉志、李侃、張豈之、張椿年、金沖及、齊世榮為副會長,王慶成任秘書長。
50~60年代,中國史學會組織一批歷史學家編輯出版了一部由十二個專題組成的、大型多卷本《中國近代史資料叢書》,對推進中國近代史研究、培養科研、教學人才起了重要的作用。1981年,與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合作,舉辦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1983年舉行學術年會,討論馬克思主義與歷史科學;歷史遺產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問題。1984年舉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60周年學術討論會」。1984年與中國出版者協會聯合舉辦評選愛國主義優秀通俗歷史讀物活動。1978年12月以來,全國出版了有關愛國主義通俗歷史讀物近兩千種。這次獲獎的二十八種,是專家們在五十三家出版社推薦的兩百三十三種中,認真評選出來的。1985年與福建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合作,舉辦林則徐誕辰200周年學術討論會。1986年與浙江省政協等單位聯合舉辦紀念章太炎逝世50周年學術討論會。1987年與北京市歷史學會聯合舉辦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爆發50周年學術討論會。
在國際交往方面,1980年8月中國史學會以非正式會員應邀派出代表團出席在羅馬尼亞舉行的第15屆世界歷史學家大會。1982年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接納中國史學會為該會會員。1984年7月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秘書長、法國著名學者埃萊娜·阿維勒教授應中國史學會邀請訪華,同中國史學界進行學術交流,增進了相互之間的了解。1985年8月派出代表團出席在聯邦德國舉行的第十六屆世界歷史學家大會。這次大會的主題之一是世界反法西斯抵抗運動,中國歷史學家代表團提交了專門為這次大會撰寫出版的論文集。1987年7月派代表團出席了在日本舉行的「盧溝橋事變50周年日中學術討論會」。
㈡ 社會歷史發展的總趨勢是什麼
社會歷史發展的總趨勢是前進的,漸盡式發展,鏍旋式上升,任何情況也阻止不住歷史的車輪前進。
㈢ 視頻會議的歷史發展
自從1964年世界上最早的模擬技術可視電話 picture phone MOD-I 誕生於美國貝爾實驗室以來,視頻會議領域的技術和相應的標准一直處於不斷的發展過程之中。而視頻會議總的來說主要經歷了模擬視頻會議、數字視頻會議和國際統一標準的數字視頻會議三個階段。
20世紀60年代發達國家就開始了模擬視頻會議的研究,並逐漸商用化。早期的視頻會議系統以模擬方式傳輸,盡管傳送的只是黑白圖像並局限於在兩個地點之間,但視頻會議還是要佔用很大的帶寬,費用很高,因此沒有得到發展。其代表有最早研製出來的美國貝爾實驗室的可視電話、英國BT公司的1MHZ帶寬的黑白會議電視會議。到70年代中期,數字圖像和語音編碼技術有了很大的進步,使得模擬系統開始逐漸轉向數字系統。但由於早期的視頻會議並沒有統一的標准,都是在各自研發的技術基礎上實現的,使得各種視頻會議產品很難實現互通。
80年代以來,隨著微電子、計算機、數字信號處理及圖像處理技術的發展,視頻會議的理論研究以及實用系統研製方面得到迅速發展。這個時期,數字視頻會議系統取代了模擬視頻會議系統,其傳輸圖像佔用頻帶比較窄,質量也比較好,從而得到發展,在某些地區開始形成了視頻會議網,如80年代初期,日本和美國研製出的2Mbps彩色數字視頻會議系統,形成非標準的國內視頻會議網。80年代中期,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飛速發展,圖像編碼解碼技術取得突破,信道費用降低,為視頻會議走向實用提供了很好的發展條件。但這一時期的數字視頻會議系統一直使用專用的編解碼硬體和軟體,要求互通的會議終端使用的編解碼器必須來自同一個廠商,否則不能正常工作,從而極大地阻礙了視頻會議系統的可擴充性和各系統之間的互操作性。
90年代以來,基於TCP/IP協議的internet網路規模、用戶數量以及業務量呈指數型增長,尤其到了90年代中期,計算機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對電信產業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基於分組交換網路的多媒體通信系統逐漸成為研究人員和電信、網路及計算機廠商關注的焦點。
電視會議經歷了模擬電視會議和數字電視會議兩個階段。模擬會議電視是早期的會議電視,在70年代就有了。
這種通信業務。當時傳送的是黑白圖像,並且只限於在兩個地點之間舉行會議。盡管如此,電視會議還是要佔用很寬的頻帶,費用很高,因此這種電視會議沒有得到發展。視頻會議進入中國初期,政府是視頻會議市場的最大也是最主要的用戶。近些年來,更多的行業用戶開始意識到視頻會議的重要性,視頻設備用戶數量不斷增加,用戶行業分布領域也越來越廣泛,由最初的政府和電信部門,發展到公安、檢察院、法院、銀行、證券、保險、教育、稅務等各個行業。和歐美國家相比,雖然中國的遠程教育和遠程醫療剛剛起步,視頻會議系統在這兩個領域的應用范圍還不夠廣泛,但從發展的角度可以看到,最近兩年,上述兩個領域的應用正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勢頭,未來將是快速發展的行業。國內市場視頻會議主要應用於下列行業:政府;金融、證券、銀行;能源;交通、公安軍隊;外資企業及大型企業;醫療與教育行業。隨著政府信息化的不斷深入,以及各地電子政務的開展,各地黨政專網的二期、三期擴建工程,今後幾年中,對於視頻會議需求最大的還將來自政府部門。由於資金和觀念等因素的影響,視頻會議在教育、醫療方面的應用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各廠商在這兩個領域中的佔有率都很有限。但由於視頻會議在技術上有著明顯的特點和優勢,其應用價值必將會得到教育界、醫學界的進一步承認。中小型企業應是今後著重關注的領域,這部分用戶數量巨大,一般對於設備終端的要求較低,而且連接點數較少。這就要求廠商能夠提供價格相對低廉的產品、全套的解決方案,以及高質量的售後服務,同時,由於這部分潛在用戶數量巨大,因此廠商和代理商的市場推廣力度應該進一步加強。技術實力差距不大的情況下,價格將成為競爭取勝的一個關鍵因素。國內廠商在設備的價格上具有很大的優勢,廠商在推廣時,應注意減輕產品價位偏高所帶來的影響。
採用視頻會議,可以實現與多人同時進行通訊,人們還可以面對面講話。在全球各地的辦公室和教育機構,
視頻會議
視頻會議還能夠用於學習、培訓和與聯系人會面,不需要進行旅行。視頻會議不僅能夠節省電話費,而且通過取消旅行還有助於改善環境和減少業務開支中安排員工外出開會的旅差費。此外,朋友和家人能夠利用視頻會議與居住在其它國家的親人保持聯系,甚至在海外作戰的士兵也能夠利用視頻會議與家裡的愛人保持聯系。視頻會議解決方案在經濟衰退期間是可行的,在經濟好轉時是關鍵的應用。以前的經濟衰退表明,在經濟危機的時候投資IT和通訊的企業在經濟風暴過去之後將處於強有力的競爭地位,甚至能夠從競爭對手那裡奪取市場份額。那些對於有能力並且願意在經濟衰退期間繼續投資IT的企業來說,可視化通訊和協作產品與服務應該是他們生存戰略的核心部分。這種投資將使這些企業在經濟復甦的時候處於有利的競爭地位。隨著社會的發展,視頻會議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同時對視音頻質量、數據協作共享、靈活易用性、易管理性的要求也越來越嚴格。早期的視頻會議系統通常以專用硬體設備的形式構成,包括多點控制單元MCU和視頻終端,並且彼此之間要用專網進行連接。硬體及專網的高額成本制約了硬體視頻會議系統只能用於政府、部隊、大型企業集團,很難向中小企業、日常化應用普及。隨著計算機處理能力和軟體技術的提高,視頻會議系統也開始向軟體化發展,越來越多基於伺服器端/客戶端模式的軟體產品出現,引領視頻會議向辦公交流、業務培訓、市場營銷等多領域擴展,並且這種相對低成本、便捷化的應用正在逐步為大多數中小型企事業單位接受。網路視頻會議是軟體視頻會議的最新發展,它完全基於Internet互聯網,支持面向全球的協同工作;同時以互聯網時代最常用的瀏覽器模式使用,極大的擴展了應用場景和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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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會子有什麼歷史發展,反應了什麼現象
南宋會子發行初期,由於政府措施得當,發行謹慎,尚能維持其幣值。當時宋孝內宗曾對大臣說過:「朕以會子容之故,幾乎十年睡不著」(洪邁《容齋三筆》卷14)。一代帝皇對發行紙幣如此重視,從中可見封建統治者對紙幣發行的小心態度。起初,紙幣並無分界發行的制度,隨著會子發行量的逐漸增多,也為了防止偽鈔的流通,政府改革會子的發行制度。在乾道四年(1168年),議定立界限額發行會子,「三年立為一界,界以一千萬緡為額」(《宋史·食貨志》卷181)。自乾道四年第一界會子發行之後,各界會子的發行雖有定數,但從淳熙四年(1177年)。第四界開始,會子發行額便大幅度上升,至第九界以後已無法控制數額,茲將各界會子的發行數額摘錄於後,以供讀者作參考。
㈤ 奧運會發展史
奧運史
奧運會自公元 776 年於希臘的奧林匹亞舉行以來,已經有 1200 年的歷史版。當時的運動項目權有五項全能(包含鐵餅、標槍、跳遠、賽跑和摔跤)、賽跑、拳擊、摔跤、Pankration(拳擊和摔跤的混合運動)、四輪馬車賽跑和騎馬。
奧林匹克的復興始自 1896 年,當時希臘的雅典舉辦了第一次現代奧運會,當時有來自 14 個國家的 245 名運動員參加。 此後,參賽運動員、參賽國家和比賽項目與日俱增,在 2000 年澳大利亞的悉尼奧運會上,有來自 199 個國家的 10,000 多名運動員參賽。冬季體育項目最早在 1908 年添加到奧運會中,當時是花樣滑冰運動。冰球項目自 1920 年加入。在 1924 年,冬奧會第一次在法國的查米尼斯單獨舉行。 自 1994 起,冬奧會定於不和夏季奧運會同年舉行,因此目前奧運會為每兩年一屆,冬季奧運會和夏季奧運會交替進行。
㈥ 歷史發展的階段
你好。
根據馬克思主義,人類歷史發展分為五個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時期開始階段)。
㈦ 中國歷史發展是怎麼進行的
中國歷史的發展是在中原王朝與周邊各游牧民族的互動過程中進行的,歷代中原王朝面臨的共同危險,即來自北方(西北、北方、東北)游牧民族的持久威脅,也就是傳統所謂的「邊患」,「防虜」成為歷代邊疆經營的中心任務。
勒尼·格魯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國》中曾指出,在歐洲、小亞細亞、伊朗、印度及中國都早巳達到同一物質文明階段後,「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地帶曾經擺脫了這種運動。這就是那伸展於歐亞大陸中部和北部的一條長方形的領土,草原地帶。它從滿洲邊界直至布達佩斯和西伯利亞森林,是在它的北方邊緣延伸著。在那裡,除了一些孤立的小方塊土地以外,地理條件不允許農業生活的發展,把居民們限制於永遠過著畜牧的生活、游牧生活;在幾千年前新石器時代末期時的生活還存在於其餘的人類中間。更有甚者,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即森林地帶的部落,還停留於馬德林式獵人的文化階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帶遂成為野蠻人生活的保留地」。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研究了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文明史的進程後也指出,自從人類進入第一個文明時代——古代文明(前3500年~前1000年)開始,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各文明中心,就已面臨游牧民族入侵的持久威脅。原因是:「在地處大草原西部的印歐各族和地處大草原東部的蒙古一突厥人之間,有一條最早的分界線,這就是阿爾泰山脈和天山山脈。這條分界線以東的大草原,地勢較高、乾燥,氣候通常也更惡劣……這一地理上的不平等造成相應的歷史上的不平等。即出現一個持久的、影響深遠的、由東向西的民族大遷徙……只要有機會,它們就不時地侵入中國。」所以,他認為,1500年以前人類歷史幾乎是游牧民族在「自然法則」支配下南下,對南方諸文明帝國壓迫以至於征服的歷史。
中國境內北方的高原和草原,恰恰是歐亞大陸游牧民族生存圈的重要組成部分,匈奴、鮮卑、突厥、回紇、蒙古等幾個在世界古代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民族,都在這一地區生活過,使這里成為少數民族活動最活躍的地區,中國歷史上的緊張狀態正與這一大背景息息相關。從公元前4世紀末開始,草原部落中就不時會出現一些強大的集團,「胡騎南下」,挺進和占據這一地區,並大規模地撲向中原,給中原王朝造成巨大壓力。比如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2世紀,有秦、漢與匈奴的對抗。魏晉時是所謂的「五胡亂華」,匈奴、鮮卑、羯、氐、羌等輪番進入中原。到了南北朝和隋唐,則有突厥、回紇、吐蕃相繼登上歷史舞台,成為隋唐二代邊疆經營中的首要問題。此後,則有契丹、女真、蒙古、滿族從其在北方和東北的原居住地崛起。可以說,游牧民族此起彼伏,由秦漢時的「寇邊」到後來據有半壁江山,甚至入主中原,一直是歷代中原王朝面臨的威脅。所以,歷代中原王朝無不苦於北部邊疆問題。正如漢代的揚雄所說:「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即使邊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實現了大一統,但因為亞洲內陸游牧民族的遷移不定,新人居其發祥地的游牧民族,會重新構成對中原王朝的威脅,中原王朝仍面臨著所謂的「防虜」問題。對此,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就指出:「在歷史上,最威脅中國的是北族。他們和中國人的接觸,始於公元前4世紀秦、趙、燕諸國與北方的騎寇相遇,至6世紀之末五胡全被中國同化而告終結,歷時約1000年。其第二批和中國的交涉,起於4世紀後半鐵勒侵入漠南北,至10世紀前半沙陀失卻在中國的政權為止,歷時約600年。從此以後,塞外開發的氣運,暫向東北,遼、金、元、清相繼而興……這三大批北族,其逐漸移人中國,而為中國人所同化,前後相同。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人的,至第三期,則系以征服的形式侵人。」
因此,建立穩定的邊疆秩序,有效對付游牧文明的流動性格以及大草原興衰無常、充滿變數的政治形勢,是中國傳統邊疆經營艱巨而經常性的任務。因為,盡管中原王朝與境內周邊游牧民族的關系是一國之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權之間的關系,但強大的邊疆民族政權的存在,對中原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安定,對大一統局面都是最嚴峻的挑戰。中央政府如不能有效抵禦或反擊來自這些游牧民族的威脅,保護邊疆,則中央的威信勢必難以維持,大一統的政治秩序就面臨動搖和被打破的危險。所以,防禦游牧民族的襲擾,解除其對邊疆的安全威脅,將其納入大一統政治秩序的支配,成為歷代大一統帝國邊疆經營的主要任務。
對於這種游牧民族周期性南下的現象,從歷史上以來就有不同的解釋,這些意見歸納起來不外有以下幾條:一是認為游牧民族「虜性狼狠」。如唐朝史官在《晉書·劉曜傳》中有一段「史臣曰」就非常典型:「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之於封畿,窺我中釁」;二是歸之於氣候變化或地理環境因素;三是認為草原地帶人口的過度膨脹威脅到游牧民族的生存,使其不得不向外擴張;四是認為緣於游牧民族與農業民族的貿易受阻,如林恩顯先生就認為「北亞游牧民族對中原農業民族的一切行動動機,多數出於經濟上的需求;而農業朝廷對北亞游牧政權的要求,則多屬於政治性」;五是認為掠奪對游牧民族有利;六是認為游牧貴族為了擴大自己的統治而發動戰爭;七是認為源於雙方的文化隔閡和沖突。這些觀點有的從人性論出發,有的歸之於地理環境或文化,有的歸之於經濟貿易,但基本上只是道出了現象而未觸及本質。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自然條件通過對生產方式的制約進而影響到經濟結構和社會行為。「中國政治生活一直受『夷狄』影響主要是因為地理環境所致——草原與農耕地區緊緊地連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存在與地理上的不同相適應的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亞洲腹地草原於燥,沒有河流流入大海,不可能從事大面積農耕。西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缺乏充足的水資源,因而人口稀少。這些『夷狄』所居住的地區大約是中國面積的兩倍,但人口不可能超過中國人口的四十分之一。」所以,游牧經濟與定居農業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的極大反差,生產力技術構成的低下以及社會經濟結構單一,內部轉化產品途徑的過於狹窄,使得他們的周期南下成為草原社會發展的自然過程。於是,「進行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創造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也就是說,游牧經濟對農業經濟的依賴性刺激游牧民族向農業區掠奪,而經濟上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又增加了其劫掠的慾望,「於是這種人文地理上的問題變成了社會問題……。在這樣的條件下,游牧人民定期性向農業區域侵犯便成了一種自然法則」。
歷史上某些時期,中原王朝固然可以憑軍事實力或行之有效的戰略,扼制邊疆地區游牧民族的襲擾,或與之達成和解,解決「邊患」,但這仍然只是暫時的,因為,「人文地理上的嚴酷法則在繼續起著它的作用。假使漢化了或波斯化了的汗王們沒有被當地居民的反擊,逐漸地或突然地淘汰了的話,卻有新的部落出現於他們的邊境;那些出現於草原深處而還在忍受著飢餓的部落把他們的堂兄弟只看作是一個暴發的塔吉克人或一個拓跋人,一個波斯人或一個漢人,他們重新開始不利於他的同樣的冒險行動。這種冒險行動幾乎常常是成功的,同樣一個調子在一千三百年間,因為從匈奴人據洛陽到滿族進入北京恰為一千三百年,重彈了幾次」。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游牧民族相對於農業民族的軍事優勢。作為「馬背上的民族」,游牧民族行軍作戰固然騎馬,平時也「逐水草而遷徙」,如此,日常生活也就如同行軍打仗。嚴酷的自然環境又磨練了其人「耐飢凍,習勞苦」的性格。因為,「游牧生活要求游牧人較之定居的綠居民,要具有更強健的體魄,同時它也要求游牧人比定居居民具備更加獨立的意識。因為這可使游牧者在危急關頭敏捷地做出判斷,採取主動。這對於被束縛在無休止的農業勞動中的定居者來說,幾乎是無法想像的。在爭奪牧場、部落內訌以及血親復仇的戰爭中,游牧者自然地形成了侵略的本性,這種侵略本性,再加上他們對定居社會產品的需求,使游牧者經常對自己的鄰人進行掠奪。這些掠奪的習性以及他們所帶來的毀滅,使游牧者得到了天生蠻夷的稱號」。馬背上民族的這種空前的靈活機動性和善戰在向中原進犯中得到充分發揮,同時,「因為獰獵和牧馬職業,是以箭術和騎術的技藝為先決條件的,而對於為了短期戰役招募來的沒有受過長期訓練的農民或綠洲居民戰士來說,要具備這些技藝則是不可能的」。因而,習慣於游牧生活的民族,在軍事戰術上超過農業民族的步兵,能夠很容易地征服人口更多且文明水準遠遠高於自己的民族。
此外,原始的部落組織更增強了其軍事力量。游牧帝國不像中原農業帝國行政與軍事分離,其軍事組織與行政組織(氏族部落體制)是合一的,成年男子無疑都是部落的戰士,所謂全民皆兵。部落首領平時組織部民游牧狩獵,戰時即為軍事長官,便於動員,能夠做到「指麾而令從」。投降匈奴的漢人中行說與漢朝使者辯論時就說,匈奴軍政合一的優點在於「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可見其部落組織也就是軍事組織,基本不存在向戰時體制轉變的問題,具有很強的適應性,能夠全力以赴地投入戰爭。以農業立國的中原王朝雖然社會經濟發達,但同時社會結構復雜,國家力量為各種各樣的活動所分散,軍事動員復雜而困難。同時,定居的農業經濟難以承受戰爭的巨大負擔,曠日持久的戰爭對社會造成的是破壞性的影響,比如,沒完沒了的兵役使農民難以忍受,並影響到農業生產,軍隊數量的無限制擴大又會增迦納稅者的負擔,使農業經濟不堪重負,從而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歷史上,因頻繁發動邊疆戰爭而導致亡國的王莽、隋煬帝等,給後代統治者留下的是不盡的教訓,所以,游牧民族在同中原王朝的戰爭中往往居於主動,而中原王朝的邊疆經營卻有著先天的困難。
㈧ 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什麼
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重復性、預見性、層次性、不確定性、開放性。
1、重復性。這是歷史發展最基本的屬性,也是同於自然規律的一種屬性,由此也表明了歷史規律的客觀性。人們正是對歷史現象的多次重復進行探索,抓住其內在聯系,證明它是歷史規律。
2、預見性。如果沒有一定程度上的預見性,就不稱其為歷史規律,這樣,發現規律才有價值。
3、層次性。某些歷史規律適用於幾種社會形態或整個人類社會,而更多的則只適用於特定的歷史時期和地區,即所謂普遍規律和特殊規律。其他具有規律性的現象、事物都是特殊規律,都具有偶然的因素;而在它們各自的層次上,又都是必然的規律。
4、開放性。因為歷史規律的不確定性,歷史規律的被認識有可能被修正、被限定范圍,甚至被否定;同樣,還有可能不斷揭示出新的歷史規律,並在更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加以驗證。
5、不確定性。由於人的主觀限定,即使是被揭示出來的歷史規律,也要經由長期歷史發展進程的檢驗,看它是否確是歷史規律。
(8)會歷史發展的擴展閱讀
歷史科學性規律:
1、有一定的史籍史料為依據。人們了解古代的歷史主要通過對歷史文獻的研究和分析,內容翔實的古書大大提高了歷史的透析性,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2、有古物或遺址可以做比較。從古墓中發掘的古物同樣具有參考價值,可以使人們了解古物所屬年代的風土人情。而對於遺址(如三星堆遺址)而言,科學家通過化學元素分析法(如C14檢測法),或對地質層進行研究,就可以對歷史有一段明晰的了解。
3、符合人們的普遍意願。即使是神話傳說,也絕不是胡編亂造,而是經過長期的生產過程中,被廣大勞動人們一直接受的故事。而對於童話而言,是人全憑自己的思想編造的故事,並非歷史。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歷史規律
㈨ 人類歷史會如何發展
那麼諸多不同因素,什麼因素起對於歷史因果脈絡的作用更大呢?我覺得吧,一般來說是人無法或者難以改變的因素,可以看做是相對恆定的因素。那麼作為人類本身的歷史,可以把這看做是常量,難以改變的量。而其它的因素,相對來說就是變數。也就是說,這些常量可以改變變數,但變數卻難以改變常量。這樣說來,諸如自然環境,還有人本身生理和心理的因素等等,對人類歷史的大多數時間來說,都是難以改變的常量。
人類自身的歷史,多數時候都是改變一些變數,去適應這些常量,於是導致了不同的生產和生活的社會結構。不同的生產生活的結構,產生了不同的習俗經濟乃至法律政治思想文化等等。這些一環扣一環,上與下之間是作為受生的因素而存在。一般來說被受生的因素,是某種已經形成的穩定的生活生產的社會,維持這種社會穩定運行的因素,是對這種社會更精闢的描述。但是,這些因素,本身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但不如自然和人性因素穩定),由上一因素受生後就具有自身一定的慣性,並不會馬上因上一因素改變而馬上改變。所以可以看做是比自然和人性本身因素次等重要的因素,同樣影響著歷史因果的發展。歷史由許多不同因素互相影響著,各自有各自大小不同的作用。
由此看來,歷史如何發展,是有諸多不同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因素越多那麼就可以說社會越復雜,社會越復雜就越來越趨於混沌的體系,越來越難以名狀其中的因果脈絡(多體問題)。身在其中人,更是難以准確預料將來會如何發展。只是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看,用心觀察歷史,還是可以發現一些歷史因果脈絡的存在,但難以說某某因素一定會決定了歷史將如何如何發展。(詳見此文)。
比如說,蘋果熟了會因為萬有引力而落在地上。但是在掉落過程中除了這個穩定的影響因素外,還有很多偶然因素存在,所以你不可能完全預知蘋果具體將會在何時掉落在何地。也就是說,歷史事件之間雖然存在因果關系,但是這其中也存在著許多無法被認識清楚的偶然因素,諸多不確定因素使得歷史變得混沌,起始點微小的不同而導致結果卻又巨大的不一樣。所以雖然有因果的脈絡存在,但你無法說某一存在於時空中的結果是必然會如此。只是由於某些更穩定的因素存在,在歷史因果脈絡中,可以產生更明確的,相對更重要的作用。由此,雖然無法知道歷史必然的結果,但是可以對結果大致描述其可能存在的范圍,這個范圍就是歷史的脈絡。這些歷史脈絡被人發現,只是可以更方便人們去認識歷史,讓歷史不再混亂不堪的被人去認識,那麼人們就能從歷史中獲得某些益處。但這本身,並不能讓歷史學家成為占星家或者預言家。
實際上,我們所認識的歷史,只是曾經發生的歷史事件殘留到現在的諸多遺跡而已。真正的歷史已經隨時間而消逝,我們是無法回到過去對其加以認識。人通過自身的理性是可以對這些殘跡加以理解,得出某些結論,也就是歷史發展的一些脈絡。但不能由此說,某一種或者幾種因素,就決定了歷史一定會如何如何。所以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就算人類歷史本身存在某種因素必然導致某種結果,但由於歷史本身已經消逝,所以這本身也是無法被人類所認識的。我們只是認識的歷史殘跡而已,這些殘跡由歷史學家重新構建出以往存在的歷史因果脈絡或者模型。歷史的因果脈絡或者其模型,並不等於以往真正發生過的歷史,這只是存在於人們的心中,由人根據歷史殘跡重新構建的框架而已(莊周夢蝶)。
人除了自身理性之外,還有情感道德觀以及自身利益等主觀性的東西影響著人,這些多少也會對歷史研究者產生影響。如果說能從歷史因果脈絡中,總結出某種看似必然或者一定可能性上的「客觀規律」,但是研究者的主觀性的存在,讓所謂客觀規律一定程度上要有所打折。雖然如此但是這種「規律」還是可以用來唬人,用這種「規律」所具有的「客觀性」讓許多人信服,從而改變歷史的發展進程,達到自己「主觀」的目的。我覺得吧,如果做的好,一定程度上有其能讓人信服的過硬的客觀道理,這就是一種比較高端的「影射史學」。如果做的太低端被人一眼看穿,那這種研究也就把歷史弄成了橡皮泥了。雖然這兩個詞看似都在貶低歷史研究,但是人通過自身各自不同的主觀性,來發現歷史可能存在的各自不同的多樣客觀性,還是十分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