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教育發展歷史

① 中國教育發展史..

這個教育狀況不行啊，都是應試教育，唯分主義，教育存在太多不公平，就初中召生，學習報校太揪結了，報高了怕考不上，報底了發展不好，唉！

② 學校教育的發展史

學校教育的發展史

一、發展模式的不斷轉換
綜觀百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其發展模式的轉換大致可分為七個時期。
第一時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處於醞釀時期。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批培養外語人才和軍事技術人才的專門學校。它們不同於傳統封建教育機構，不是培養作為各級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養通曉各國語言和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所謂「藝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師同文館和1867年創辦的福建船政學堂。至1894年前後，我國共創辦了30所左右的此類學堂。這些學堂毫無例外地都是在外來因素的誘發下創辦的。所謂外來因素的誘發，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它們是清政府在外力脅迫下應急反應的產物，是為了培養應付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開辦的；第二層意思是，這些學堂都標榜以西方為榜樣，然而，在具體的學習目標上，卻並不明確，籠而統之地把西方稱之為「泰西」。從時人留下的大量文獻分析，所謂「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國。可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種泛稱，還沒有具體而明確的模仿對象。
第二個時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時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別成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一般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大學的雛型。20世紀初，清政府頒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具有近代意義的全國性學制——《癸卯學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時間里，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無論是理論層面、制度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彌漫著一種濃厚的「以日為師」的氛圍。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啟超「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餘條」[1]，即主要是參照日本東京大學的規程制定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條文也幾乎與日本學制中的相關規定一致。與前一個時期相比，學習的目標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詞被一個具體的國家——日本所取代，價值取向明確而單一。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是以日本為模式的。
第三個時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幾年間，可以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多元化時期。民國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進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學制《壬子癸丑學制》，對清末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內容作了相應的改革。其間，教育部還陸續公布了《大學令》、《大學規程》、《專門學校令》、《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和《高等師范學校規程》等一系列有關高等教育的法規法令。眾所周知，作為民國初年教育改革的總設計師，蔡元培非常關心高等教育，《大學令》就是由他親手制定的。他多次談到，《大學令》中許多內容是「仿德國制」，「仿德國大學制」[2]。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借鑒德國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願。但是，從實踐的層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並未實現。擺脫日本單一模式束縛的努力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大學設評議會、教授會的條文列入了《大學令》，但在當時的高等學校中並未實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學付諸實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國高等教育為模式對北京大學進行深刻改造的同時，另一所國立大學——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東南大學迅速崛起。留美歸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東南大學以美國大學為榜樣，延攬一批留美學生到校任教，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為一體，從管理體制、系科設置、課程內容以至經費籌措等，全面學習、借鑒美國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東南大學聲譽日隆，影響日廣，成為與北京大學南北呼應、交相輝映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鎮。
第四個時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國和歐洲各國特點的進程中，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如果說20年代後期曾經是美國高等教育影響最盛的時期，從對地方分權制的教育體制的模仿，到大學實行選科制、學分制，以至於大學各專業缺乏明確的課程標准等等都顯示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強大影響；那麼，進入30年代，則表現出一種比較主動地吸收和借鑒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經驗的傾向。如在高中畢業生中實行會考制度，以整齊大學生的入學程度；教育部制訂並實行有關大學教師任職資格的法令；強調大學畢業考試制度等等，這些舉措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吸收了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的具體做法。但是，這一時期從總體上講是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其間，有一個短暫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間實行的大學區制。實行「大學區制」用蔡元培的話來說是「仿法國制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之單元」[3]。眾所周知，大學院制試行不及兩年就無疾而終，對全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影響並不大，就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而言，可算作是一個小小的插曲。
第五個時期（1949年至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幾乎重復了半個世紀以前走過的路徑，即學習、借鑒的目標單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蘇聯為榜樣。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間，我國高等院校共聘請蘇聯專家861人，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專家在高等教育部擔任顧問。在這些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下，對高等院校的培養目標、專業設置、教學計劃、教學大綱進行了全面修訂調整，專家的工作也包括編寫教材、培養研究生和培訓教師，甚至滲透到學生生產實習、課程設計、畢業設計、實驗室和資料室建設等具體工作領域。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對私立學校的接辦改造、教會學校的取締和院系調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對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體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蘇聯為模式的高等教育體制形成並確立。
第六個時期（1958年至1977年）。摒棄「模式」，復歸「傳統」。1957年以後，由於中蘇關系的惡化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逐漸走上了一條摒棄一切外國「模式」，復歸「傳統」的道路。所謂復歸「傳統」，是指力圖用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等根據地舉辦高等教育的經驗、辦法來指導高等教育改革。所謂摒棄「模式」，就是在「獨立自主」的旗幟下，拒絕接受來自國外的任何「模式」。20年間，經歷了1958年至 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帶來的高等教育的「大躍進」。之後是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而進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調整。從1966年開始的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關起門來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經歷了高等學校三年不招生、工農兵上大學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斗、批、改」之後，力圖清除一切外國模式的干擾和影響的目的似乎已經達到，但事實是，中國高等教育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第七個時期（1978年以後）。博採各國之所長，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在經歷了閉關鎖國20年所帶來的種種災難之後，隨著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確立，中國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進入90年代，政府陸續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等一系列法規，借鑒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加快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確提出，「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這樣的大學，應該是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創造性人才的搖籃，應該是認識未知世界、探求客觀真理、為人類解決面臨的重大課題提供科學依據的前沿，應該是知識創新、推動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力量，應該是民族優秀文化與世界先進文明成果交流借鑒的橋梁。」[4] 盡管中國的高等教育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艱苦探索之後，深固拒閉、盲目排外不可取，單一的價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為政府和知識界的共識。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而又廣泛吸收各國之長的高等教育的發展道路，是中國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過上面簡略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個世紀里，中國高等教育在發展模式的選擇上經歷了那麼多次的轉換，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歸根到底這是受近代中國急劇變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所制約。如果我們把一個世紀作為一個歷史過程考察，又會發現，百年間，我們在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選擇上似乎走了一個大圓圈：被迫開放（無意識的泛化）——單一的價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單一的價值取向——封閉——主動開放（在世界范圍內博採眾長）。歷史證明，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關起門來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絕借鑒任何先進國家的經驗，無論是在「天朝大國」的迷夢中還是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都是一條自我封閉、作繭自縛的死胡同；囿於某種政治環境，價值取向單一，同樣不是發展的最好選擇。這是因為，高等教育作為人類所創造的知識文化的重要傳播場所，作為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基地，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高等教育的發展，既要受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具體國情所制約，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發展規律的制約。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就是在如何認識和正確處理這一對矛盾的過程中艱難推進的。不能以強調本國情形的特殊性為由而拒絕遵循高等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能以標榜追趕世界潮流為借口而置本國國情於不顧，這是我們回顧和總結這段歷史所應深刻記取的經驗教訓。
二、傳統與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幾年間，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19世紀最後幾年所創辦的天津中西學堂、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學的雛型。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奏定大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和《奏定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在這些章程中，關於辦學理念和培養目標，有了新的表述：大學堂「以謹遵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以各項學術藝能之人才，足供任用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國學術日有進步、能發明新理以著成書、能製造新器以利民用為成效。」[6] 從前一個時期的培養「藝才」、「專才」，到這一時期的提出「通才」，從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傳統的人才觀。因為中國的傳統教育也強調「通才」，即所謂 「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但是，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項學術藝能」為前提的，不僅與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內涵上有所不同，而且，這種目標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藝才」與「專才」的地位。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較之前一時期，較多地接納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當然，這種「通才」仍必須「謹遵諭旨」，「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在這里，中國傳統高等教育的影響依然十分強大。這是因為，雖然科舉制度在1905年被廢除，但是，科舉制度賜予出身的陋習仍然保留下來，秀才、舉人、進士的頭銜還十分具有吸引力。當然更重要的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政治框架還在起著支撐作用，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變革終究需要以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變革為前提。與此相適應，在這十幾年間，高等教育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方法上發生了較大變化。最明顯的表徵是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被大量引進高等教育的課堂，政治學、法學、教育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被作為大學或高等學堂的教學內容，通過日本引進或翻譯的西方教科書大量出版。學術界往往把這一時期看作是在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個高潮。與此同時，在傳統高等教育中特別受到重視的儒家典籍「經學」的研習，也被保存下來，京師大學堂有經學科之設，而且置於各學科之首。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領域，傳統與移植之間的沖突、矛盾在政策層面和實踐層面都非常激烈。
民國初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從根本上否定了「中體西用」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文化觀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學民主」的精神來改造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文化，這也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進一步發展演變提供了思想基礎。 從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間，民國政府和後來的國民政府制定頒布過幾部重要的關於高等教育的法令、規程。就培養目標而言，從法律條文上看，最大的變化在於取消了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專門學校令》提出，「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同年頒布的《大學令》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在這里強調的是高深學術，是培養「碩學閎才」和「專門人才」。高等教育領域中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區分標準是「學」與「術」，前者重在學術研究，後者重在應用技術。政治上、思想上的種種限制與要求，即所謂「忠君」、「尊孔」，在培養目標中被取消了。特別在民國前期，由於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飛躍。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這一時期，中國才真正開始致力於建立一種具有自治權力和學術自由精神的現代大學。」[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的觀念，通過蔡元培的理論倡導和身體力行第一次較全面地被國人所認識和接受。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造，他所反復強調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他對大學功能的理解與認識，即所謂「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等等，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對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通過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努力，使中國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養目標上，從根本上動搖了以培養「內聖外王」的「賢士」、 「君子」、「循吏」為目標的主流傳統。在這里要強調說明的是，蔡元培在宣傳、倡導西方大學理念的同時，也充分利用了中國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非主流傳統，即張揚古代書院濃厚的學術氛圍、師生間砥礪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對的獨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澤東等人「鑒於現在教育制度之缺失，採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創辦自修大學。蔡元培聞訊後，高興地寫下了《湖南自修大學介紹與說明》一文為之鼓吹：「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範者與？」[9] 對西方大學理念的移植與中國高等教育主流傳統和非主流傳統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時期特定的環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制定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和《專科學校組織法》。其中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分別為「大學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專科學校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教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在 20年之後的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法》和《專科學校法》，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與20年前幾乎完全一致。上述情況說明，在1912年至 1949的近40年間，高等教育培養目標是研究高深學術的學者和研習應用科學的技術人才這條主線一直貫穿其間。
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民國時期與清末比較，最大的變化是廢除了反映封建傳統文化的科目，增加了體現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學科，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方面更是如此。據統計，民國初年《大學規程》中所開列的課程科目總數比清末《癸卯學制》所規定的多300多門；專科學校課程也比清末相應學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20年代開設的課程中，有許多在歐美各著名大學中也是剛剛起步。在課程體系方面的另一顯著變化是，從參照日本到直接借鑒西方高等學校的課程設置。許多大學和專科學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學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認為，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對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出現了第二個高潮。直到30年代後期才陸續開始有中國學者自己編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學叢書」的字樣在各大學和專科學校採用，而且仍主要限於人文社科類學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明確表述，最早見之於政府法規文獻的是1950年7 月政務院批準的《高等學校暫行規程》。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的宗旨為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章的規定，以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設人才。」[10]在這里，除去頭、尾兩處有關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內容是「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成就的建設人才」。與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相比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這是十分自然的；應該說，作為高等教育的特點還是體現出來了，「高級建設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說涵蓋了學術人才與專門技術人才。當然，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所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等等，在剛剛取得政權的社會條件下，是不會受到關注的。相反，對大學中舊知識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議事日程。在課程體系方面，特別強調了廢除國民黨政府開設的政治教育課程，代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著作為基礎的新的課程體系。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則是全面地照搬蘇聯的課程體系。1955年有個統計，當時的浙江師范大學開設的153門課程中，有41門是以直接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教科書為基礎而設立的，另有79門課程所用教材是在蘇聯模式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11]。可以說，在這一歷史時期，對國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課程體系方面出現了第三個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間，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一股追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風潮。知識分子們響應中國共產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對於機械地照搬蘇聯模式，大學中專業設置過窄、高等教育中忽視社會科學以及把馬列主義奉為教條等現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學的馬寅初。這可以看作是中國高等教育非主流傳統與移植而來的蘇聯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統一）的一次頑強對抗。眾所周知，這次風潮的結果是以「反右斗爭的全面勝利」而告終。 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著名講話中，提出了指導中國近30年的教育方針，即「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澤東的講話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12]從此，這個方針成了中國所有教育機構，包括大、中、小學的辦學宗旨。
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頒布，對高等學校的培養目標作了前所未有的詳細規定：「高等學校學生的培養目標是：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具有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願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人民服務；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著作的學習，和一定的生產勞動、實際工作的鍛煉，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勞動觀點、群眾觀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掌握本專業所需要的基礎理論、專業知識和實際技能，盡可能了解本專業范圍內科學的新發展；具有健全的體魄。」[13]可以說，這是近代以來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字數最多的一次表述。應該說，較之1957年毛澤東的論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指示中的規定，培養目標更明確，對專業有一定的要求。考慮到20世紀 60年代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這已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而且，也確實對實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多久，隨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口號的提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泛政治化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變成了「反修、防修，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標語。與此相適應，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學習、觸及靈魂、思想改造的同時，專業知識被壓縮至最少程度，大學變成了短訓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間，中國高等教育在培養目標、教育理念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同樣可以從移植與傳統的沖突中得到解釋。如果說1949至1956年的全盤蘇化期間，我們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養目標仍然強調的是學術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是對民國以來形成的主線的繼續，體現的是外來因素的移植，同時融合了傳統的影響（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麼，後20年間則是傳統對移植的激烈反抗並戰勝之。在這里，所謂傳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中國傳統高等教育所積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培養政治人才的主流傳統；二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在培養幹部隊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間，特殊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使中國的高等教育關閉了與世界交往的大門，為傳統的復歸和高揚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和氣候。1978年4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否定和拋棄了「文革」中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教育目的，將現代化的實現確立為教育的主要目標。同年10月，教育部對1961年頒布的《高教六十條》略作修改，印發全國高校組織討論，關於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完全是原來的表述。盡管如此，至少說明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注重專業知識的問題已被提到議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國人大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規定對在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畢業生和科研人員經過嚴格考核，分別授予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其目的是為了促進科學專門人才的成長，促進各門學科學術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1985年5月，中共中央頒布了《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高等學校擔負著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重大任務。」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第一次如此明確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務歸結為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這次會議的另一項與高等教育理念有關的重大決定是，明確提出要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改變政府對高等學校「統的過多的管理體制」，使高等學校具有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積極性和能力。」[14]盡管在實際實施過程中高等學校所獲得的自主權遠未達到文件中所給予的自由度，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說，《決定》給予了我國高等學校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自主權。此外，《決定》還強調高等學校是教學、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蘇聯模式那樣，要麼負責教學，要麼負責專業培訓；強調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制度，強調提高教學質量，開展教學改革試驗，改變專業過窄的狀況，增加選修課，實行學分制和雙學位制等等，努力借鑒和移植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
進入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體制的轉變，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94年7月，國務院頒發《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提出要進一步發揮高等學校在國家科學技術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實施「211」工程，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1998年8月，全國人大制定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高等學校應當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突出強調了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辦學自主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年來制定頒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開放20年來我們在高等教育辦學理念、培養目標、管理體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識。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斷高漲，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們所接受，並轉化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國高等教育面向社會精英階層的傳統正在成為歷史。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在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曲折之後，終於有了明確的、與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同步的理念、目標與方向。

③ 教育發展的歷史階段是什麼。世界的（最好有中國的）

1——先秦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2——隋唐教育的系統化隋唐時期由於政治、文化、科學內、容經濟等方面都發展迅速，國家教育模式也擺脫了漢代獨尊儒術的觀點，同時兼顧佛道思想，逐漸形成以儒學為主，佛道為輔，兼通六藝的發展方針明朝教育的興盛[編輯] 教育機構逐步擴大和完善
3——民國教育
4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 院系調整與教育模式革命化
(具體看教育學基礎這本書)

④ 從古至今的中國教育發展

中國教育歷史和現狀

中國自古有尊師重教的傳統。中國人尊崇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兩千多年前，孔子創辦私學，使平民受教育成為可能。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經典，是中國封建社會教育的主要內容。
中國學校教育歷經數千年，公元前21世紀的夏朝（約前2070—約前1600）就有了校、學等教育機構。在中國，封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官吏，科舉制度是官府經過定期舉行的科目考試，擇優選取人才，分別任官的一種制度。科舉制度自隋朝（581—618)開始， 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除，歷時1300年。 現代意義的學校在中國出現於19世紀60年代，最早是外語學校、軍事學校和技術學校，當時的清政府還派遣年輕人到英、法等國學習軍事和技術。1912年，剛剛建立的中華民國（1912—1949）對封建教育進行了全面改革，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德、智、體、美「四育平均發展」的教育方針。
1949年11月，新中國成立一個月後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自此，在和平與安定的社會環中，教育開始了新的發展。從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間，中國建立起初具規模的學前教育、大中小學教育及成人教育系統，實行全日制教育、業余教育、工作時間內安排專門時間系統學習等教育形式。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教育事業加快了改革與發展的步伐。教育體制改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全面啟動。改變了過去無法可依的行政管理方式，加強教育領域的法制建設，已頒布實施的有《學位條例》（1980年）、《義務教育法》（1986年）、《教師法》（1993年）、《教育法》（1995年）、《職業教育法》（1996年）、《高等教育法》（1998年）等6部教育法律，以及16項教育行政法規和200多件教育行政規章，教育法律法規體系的基本框架已經建立起來。
20世紀90年代，中國政府在制定改革與發展的全局戰略時，將科技與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位置，「科教興國」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教育承擔著提高國民素質、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的人才的重要任務。1999年6月，中國政府作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決定以提高民族素質和創新能力為重點，深化教育體制和結構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教育的功能將從傳播知識向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綜合素質轉變。
在21世紀，中國的教育界在改革中不斷完善以學歷教育為主的學校教育系統，健全以職業資格教育為主的行業與企業教育系統，設置以文化生活教育為主的社會教育系統，在全國各個地區和各個行業形成職前教育與職後教育相互溝通、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並舉、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並重的終身教育網路，為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勞動者提供開放的、多樣化的、社會化的受教育機會。

⑤ 中國古代教育的發展歷程

西周時期，政府設國學和鄉學兩類，而此時的教育依然一貴族教育為主，平民是回很難進入官辦學校學習的。答
教育之初為孔子，創建學校；
教育觀念開始發展，出現私塾；
逐漸出現太學等高等學府，學校逐漸注重學生的自學和討論，有成套的規章制度，有多種多樣的分科和獨特的學風；
到了近代出現學堂，到了近現代，中國曾積極向外國學習，在教育制度上學過日本、德國、美國。引進西方的政治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技術作為各級各類學校的課程。教育觀念正成熟；
再後來有了大學，國家在教育方針、學制、課程和教育方法上都有很多創造，需要認真地研究和總結。
以後還有發展》》》

⑥ 中國現代歷史 教育歷程

到了近現代，中國曾積極向外國學習，在教育制度上學過日本、德國、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又向蘇聯學習過。在教學內容方面也曾引進西方的政治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技術作為各級各類學校的課程。

在向外國學習的過程中，走過了一些曲折的道路，其中有經驗也有教訓，最大的教訓是在吸取時沒有注意結合中國的實際加以分析、鑒別，忽視了中國的特點。這些經驗和教訓，對中國教育史研究來說都是一筆財富。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中，創立了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教育。這是馬克思主義教育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的經驗是豐富的,在教育方針學制、課程和教育方法上都有很多創造，需要認真地研究和總結。

一、1977年，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沖擊而中斷了十年的中國高考制度得以恢復，中國由此重新迎來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天。

1977年9月，中國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恢復已經停止了10年的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以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方式選拔人才上大學。

二、1995年11月，經國務院批准，原國家計委、原國家教委和財政部聯合下發了《「211工程」總體建設規劃》，「211工程」正式啟動。

2002年9月，經國務院批准，原國家計委、教育部和財政部聯合下發了《關於「十五」期間加強「211工程」項目建設的若干意見》。

2011年12月30日，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時表示，「211」工程和「985」工程的規模已經穩定，不再新設這兩個工程的學校，同時為了注重學科導向，引入競爭機制，實施了「特色重點學科項目」對非「211」學校的國家重點學科予以支持。

2016年6月，教育部官網發布了「關於宣布失效一批規范性文件的通知」，宣布《「211工程」建設實施管理辦法》等一批規范性文件失效。

(6)中國的教育發展歷史擴展閱讀：

1905年，科舉考試制度壽終正寢，從此中國現代教育登上了歷史舞台。1936年，全國已經有100多所大學。當時的高考制度是各所學校自主組織命題，學生可以選擇報考多所大學，也可能同時被多所大學錄取。然而那時的教育普及率仍讓很低。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規定在中央部門或國防科工委系統所屬的某些高等院校，要按一定比例面向農村或農場、牧場、礦區、油田等艱苦行業的定向招生。如今這種制度已經盪然無存！

1983年，英語被正式列入高考科目。對於英語不好的同學，此時帶上了緊箍咒，1985年，一向由國家「統包」的招生制度，變成了不收費的國家計劃招生和收費的國家調節招生同時並存的「雙軌制」。

1985年以後，國家教委決定在北京大學等43所高等學校進行招收保送生的試點。這個你懂的，1989年8月，國家教委決定將標准化考試逐步在全國推行。

1994年，高考生物和地理被取消高考，這導致學生地理和生物知識的貧乏。

1996年，中國高等教育試行並軌招生，高校學費開始增加。記得小編上學那會是5000多，小編來自農村，那可是家裡一年的純收入！2000年，一直由國家「全包」的師范專業也實行收費，招生並軌改革完成。

2017年高考增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考核內容，比如，在語文中增加古代文化常識，文言文、傳統節日、民俗等內容，在數學中增加數學文化的內容。

⑦ 中國的教育歷史概括

中國歷來是個教育大國，人們從古遵從「不學不知義」主流思想，對於學習教版育一直存在權崇敬觀念。所謂「誠哉古人言」，流傳千年的教育正如古人所說該當長思久故，因此在當代中國社會，科教興國戰略的興起不僅是歷史精華的承載，更是學子前行的規章。

最早的教育時代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時期，此時的人們更多把教育理念放在勞動上，上至製造工具，下到捕獵種田都是當時的教育核心。在生產力情況得到改善之後，人們又將教育重心往藝術文化上偏移，開始了對文字與音樂的追求。

在從夏商至春秋的奴隸社會教育時期，人們開始了對人倫事理的研究和記錄。直至西周，社會上已經出現了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準的教育考察規范，在招攬社稷人才時也常常據此選拔。

再後來則到了以孔孟思想為尊的封建王朝教育時期。孔子主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並開設私學之風，為近現代學校的產生奠定了基礎。這時的人們著重培養君子之風，受孔孟文化影響好讀聖賢兵法之屬書籍，並不斷將前人事跡記錄在冊，以倫理道德育後，以仁愛之風待人。

⑧ 中國教育發展史

一、五四新文化運動推動下的教育改革

（一）恢復民國初年的教育宗旨，廢除讀經科，提倡民主科學的新教育

袁世凱倒台後，范源濂為教育總長，他表示要切實實行元年所發表的教育方針。1916年9月，教育部撤銷1915年頒布的「教育綱要」。10月，教育部頒布《高等小學校令施行細則》，刪去了「讀經」及有關內容。1917年5月，憲法審議會否決了將孔教定為國教的提案，並撤銷了1913年憲法草案中所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的條文。學校的教學開始加強科學教育，重視實驗作業，增加了實用和職業的教學內容，民國初年所制定的教育方針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實現。

（二）確立男女平等教育權

新文化運動在反對舊禮教、舊道德的同時，積極地宣傳男女平等、個性解放等思想，主張男女有平等受文化教育的權利，主張男女同學。按1912年所定學制，只規定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學，到1915年，袁世凱公布《國民學校今》中，只准許小學一二年級內男女合班上課，三年級以上，男女生只可同校，不得同班。新文化運動興起以後，由於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逐步解決男女教育平權的問題。1917年10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三屆會議，向教育部提出推廣女子教育的議案，要求增設女子高等小學、女子中學等。1918年6月，教育部通過各省區酌量地方情形，分別辦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請推廣女子教育案」。1920年暑假，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首次招收女生，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也開始招收女生。1921年以後，各大學都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學。中學實行男女同學雖然較為遲緩，但一些比較進步的中學如廣東的省立中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附屬中學，也實行了男女兼收，甚至同班的辦法。這些措施，盡管距真正的男女平等教育還有相當的距離，但已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兩千多年以來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狀況，是中國教育發展史上一件有重大意義的事件。

（三）學校教學採用國語和白話文

新文化運動，提倡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提倡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等新文學，出現了不少優秀作品，為學校教育提供了許多國語教材和課外讀物。於是，教育界人士強烈要求學校教學採用國語和白話文。1917年10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年會議決《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語言統一案》，要求教育部速定國語標准，並設法將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區，以為將來小學改國語之預備。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當時，在北京，蔡元培等創辦的孔德學校自編了國語讀本，江蘇省自行通過「各學校用國語教授案」，開始用國語教材。中華書局出版的《新式教科書》，也用了一些白話文。在這種形勢下，教育部於1920年明令公布，小學一二年級國文改為語體文，並規定至1922年止，凡舊時所編的文言教科書一律廢止，改為語體文。中學各科教科書，隨之逐漸用語體文改編，高等學校的講義，也採用了語體文。這樣，大、中、小學文言文教材逐漸地被淘汰。這是中國教育史上一件重大的改革。

（四）大學的改制

蔡元培1917年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後，即著手對北京大學進行改革。他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收的辦學方針；聘請陳獨秀、李大釗、魯迅、李四光等著名學者到校任課；改革預科，調整專業，將學門制改為學系制度；將年級制改為選科制，實行學分制；改革學校管理體制，設評議會，實行民主管理；籌設研究所，組織各種研究會，鼓勵科學研究；首先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學；採用白話文講義，幫助學生辦刊物，成立各種學會等。這些改革，使北京大學思想活躍，氣象一新。北京大學的改制，引起全國高等學校的反響，有些做法當時即在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校長會議上議決照辦。以後，各大學也逐漸按北京大學的制度辦理。

（五）各種教育思潮的涌現和各種教育團體的建立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民主與科學旗幟鼓動下，教育界思想也十分活躍，涌現了平民教育、工讀教育、職業教育、實用主義教育等多種進步教育思想，建立起不少教育團體。主要有1915年在美國建立，1918年遷回國內的「中國科學社」，1915年由各省教育聯合會及特別行政區教育會代表組成的「全國教育會聯合會」，1917年由國內教育、實業界知名人士發起成立的「中華職業教育社」，1921年冬由實際教育調查所、新教育共進所、新教育編輯所合並成立的「中華教育改進社」，1923年成立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等。這些教育團體從不同的方面開展教育改革運動，對1922年學制改革。對當時學校教育的發展影響很大。

二、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教學改革實驗

（一）試行智力測驗和教育測驗

智力測驗和教育測驗分別是用以測量學生的智力水平和學習能力、學習成績的方法。起源歐美，五四時期被介紹到中國。1918年江蘇省立師范附小主任俞子夷編《毛筆書法測驗》，為中國編制測驗之始。1920年廖世承、陳鶴琴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用智力測驗考試報考學生。1922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心理教授麥柯爾來華，與東南大學及北京各大學師生合作編了智力與教育測驗約30種。後陸志韋又訂正法國比納—西蒙量表，共包括65個測驗。同時國內各地舉行智力測驗與教育測驗實驗。1923年中華教育改進社在社內設立「施行教育心理測驗講習會」。1928年中華職業教育社設測驗部，江西省教育廳設江西兒童智力測驗局並在南昌、九江及各地舉行測驗，1931年6月「中國測驗學會」成立，並發行「測驗雜志」，但因「經費支細，致工作未能如期完成」[1]。後來有關這方面的活動，除師范院校設有「教育測驗與統計」課外，在30年代就已經消沉下去了。

（二）推行設計教學法和實驗道爾頓制

設計教學法和道爾頓制都是作為以兒童為中心的新教學法介紹進來的。

設計教學法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教育哲學系主任克伯屈等人所創，1917年輸入中國。1921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曾議決過「推行小學設計教學法案」。1927年中華教育改進社邀請設計教學法的中心人物克伯屈訪華，在上海、北京等地講演並大力介紹設計教學法。一時這種教學法頗為風行。當時設計教學法實驗主要採用不分科的「作業中心的大單元教學」和分科的「設計式的各科教學法」兩種形式進行。

道爾頓制為美國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在美國道爾頓市道爾頓中學所創，從1922年起中國開始介紹道爾頓制。最早實驗道爾頓制的是上海吳湖中學，以東南大學附中等校的實驗最著名。據統計，到1925年全國實驗此法的中小學有57所。1925年柏克赫斯特來華講學，擴大了道爾頓制的影響。

1931年美國教育家華虛朋來華，介紹文納特卡制，這是一種道爾頓制和設計教學法混合的教學制度，曾在當時陳鶴琴主持下的工部局小學試行，對某些學校的教學有過一定影響。

（三）改教授法為教學法

清末以來關於學校教學方法的問題，一直稱為「教授法」。陶行知首先在南京高等師范提出改教授法為教學法。陶行知認為先生的責任不在教，而在教學，在教學生學。教的法子必須根據學的法子。教師應該一面教一面學，並不是販來些知識，就可以終身賣不盡的。陶行知這個觀點後來發展成為基於杜威的教學觀點而提出的「教學做合一」。但是當時他提出的這個問題是一個帶普遍性的同題，作為教學規律和科學概念「教學法」比「教授法」更能反映教學過程的實質，所以為教育界所接受，此後，均將教授法改稱期「教學法」。

此外，這時一些學校還開展對各科教學法的研究。1927年各省市有專設實施小學者，明確規定其任務為實驗新的教學方法。不過這些實驗都比較零碎，成果不大。

三、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教育運動

（一）中華職業教育社的農村改進實驗區

最早提出劃區實驗農村教育的是中華職業教育社。1925年8月黃炎培曾提出一個「山西劃區試辦鄉村職業教育計劃」，隨之職教社又提出「試驗農村改進計劃」。目的是：「期以教育之力，改進農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會革新之基。」在列舉的2I項事業中，第一是「研究改良農事，推行試驗有效之農作方法」。第二「研究增進工藝效能」。第三「推行義務教育，凡學今兒童，不論男女設法使之就學」。第四「對年長失學者，施以平民教育」等[2]。並於1926年7月以滬寧線上崑山的徐公橋為第一試辦區域。辦法是在徐公橋成立鄉村改進會，下分總務、建設、農藝、教育、衛生、娛樂、宣傳7部，試驗期6年。1928年開始試驗，主要工作為：建立農藝試驗場，設立農具農產品陳列室，散發改良種子，組織信用合作社，借低利貸給農民，建立公共診療所等；教育方面，建立4所公立小學，2所私立小學，2個流動教室，開辦夜校（教材用《農民千字課》，加授農民常識、公民常識、鄉村信條），以及建立閱書室，立格言牌，舉行露天識字、講演等。於1934年試驗完畢交地方辦理。

此外，中華職業教育社還在鎮江黃墟、吳縣善人橋、滬郊等地辦理過農村改進實驗區。為了培養從事農村改造工作的人材，職教社在徐公橋辦了講習所。1933年秋在滬西清河涇創辦農村服務專修科，在浙江餘姚縣諸家橋辦了「浙江諸家橋農村改進試驗學校」。

中華職業教育社想通過農村改進的辦法來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當然是改良主義的幻想。不過職業教育社的農村改進區把發展生產，發展農村經濟放在首位，採取「富政教合一」的方針，這是它的獨特之處。

（二）陶行知創辦的鄉村師范和山海工學團

1926年陶行知為中華教育改進社起草《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書》，提出：「我們的新使命，是要徵集一百萬個同志，創設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合起來造成中華民國的偉大的新生命」[3]。為了實現這個理想，陶行知在1927年創辦了曉庄中心小學、南京試驗鄉村師范學校，1929年3月改名曉庄學校。

1932年陶行知草擬了《鄉村工學團試驗初步計劃說明書》，提出工學團要把工場、學校、社會打成一片；實施六大訓練，即：普通的軍事訓練、生產訓練、科學訓練、識字訓練、民權訓練和生活訓練。同年，他在上海與寶山之間籌辦了山海工學團。山海工學團包括青年工學團（青年夜校後改為共和茶園）、兒童工學團（兒童識字班）、婦女工學團、棉花工學團、養魚工學團和山海木工場等。兒童工學團採取小先生制，還把失學兒童組織起來，採取大的教小的，會的教不會的辦法，叫自動工學團。學習內容主要是陶行知編的《老少通千字課》。此外工學團還修路、築魚池的堤，辦紅廟信用兼營合作社。1937年，由於抗日戰爭，試驗停止。

陶行知所提倡和實驗的鄉村教育，雖然提出了六大訓練，但實際上他的著重點在於普及識字教育。曉庄師范是有影響的學校，自此全國各省開始創辦鄉村師范。

（三）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的定縣試驗區

1926年10月「平教會」選擇河北定縣翟城村作試驗區。1930年「平教會」總會成立縣實驗區，並系統地提出其鄉村教育觀點。針對中國農村的問題是農民的「愚、窮、弱、私」，主張實施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採取學校式、社會式和家庭式三大方式。1932年晏陽初替蔣介石擬定了《縣政改革方案》。1933年河北省政府將定縣作為縣政建設實驗區，設縣政建設研究院於定縣。「平教會」實驗部主任亦即縣政建設研究院的實驗部主任兼定縣縣長。「平教會」還在湖南、四川、廣西等地開展過平教實驗，取得不少成效。

（四）梁漱溟的「鄉村建設」

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自古以來不存在階級和階級對立，只是一個「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倫理關系是人的「天然基本關系」，鄉村是倫理社會的基礎，從而提出了改造社會要從鄉村著手的「鄉治」主張。這就是梁漱溟「鄉村建設」的出發點。辦法就是由「鄉村運動者」，通過政教合一的途徑，用鄉農學校去實行對農民的精神陶冶、自衛訓練和生產知識等的教育。

1929年由河南省政府決定，在河南輝縣創辦「河南村治學院」，由梁漱溟任教務長，設農村組織訓；練和農村師范兩部，培養基層政權人員和鄉村教育人員。1931年在山東省政府支持下在山東鄒平辦鄉村建設研究院，培養鄉村服務人員和實施鄉村建設的試驗區。1933年3月山東省政府劃鄒平、荷澤兩縣為縣政建設實驗區，兼鄉村建設實驗區。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就與兩縣政權合而為一了。由縣政府下辦學公文，在各區組織鄉農學校校董會，開辦鄉村學校。鄉農學校分初高二級，對象包括青少年兒童、成人、老年人和婦女。內容主要為兩類：一類是各鄉農學校共同課程，如識字、音樂和精神講話等；二類是因地因校制宜設置的課程，如自衛組織、自衛訓練以及有關生產技術等。

（五）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實驗」

邰爽秋是「民生本位教育」的倡行者。針對中國當時貧窮愚昧狀況，他主張「救國先救窮，教民先教富」，把發展人民生計、改進人民生活作為民生教育的出發點、中心和歸宿。從1933年開始，邰爽秋及「念二運動促進會」、「中國民生教育學會」先後在滬西農村、重慶巴縣農村等地開展民生本位教育實驗十幾年。基本做法是：以「滬西農村念二社」和巴縣「中國民生建設實驗院」為實驗機關；以全體工農民眾為教育對象；以發展民生的經濟活動為經，以文字、公民、休閑、自衛、救國等教育活動為緯；實行「經濟分團」、「混合教育」、「就地施教」、「全年施教」等教育組織制度；採用互教互學、自教自學、巡迴教學和綜合教學等方式方法；堅持知識技能並重，讀書做工兼顧，提高工農民眾文化素質，培養農村建設實用人才。民生本位教育實驗適應了當時中國農村經濟、文化、教育狀況及其發展需要，效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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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共和政體：1912-1937
http://book.ifeng.com/section.php?book_id=739&id=49727
外國資本與近代中國經濟(1912—1949)
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historystudies/200604/3798.html
民國經濟史 (1912-1949)——「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之二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5
基於制度變遷視角下的中國農業現代化（1912-1937年）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3/27/167051.html
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歷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005xdh/81097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