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社會歷史意義

Ⅰ 紅樓夢的現實意義

紅樓夢的現實意義體現在對國內和世界兩方面的影響：

一、國內影響

1、《紅樓夢》問世不久，曾經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了三十年，被人們視為珍品。「當時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價，得金數十，可謂不脛而走者矣！」（程刻《紅樓夢》程偉元序）及用活字印刷出版後，立即流行南北。

2、從清代一些文人筆記的零星記載中，看到《紅樓夢》已成為當時人們談論的中心。京師流傳的竹枝詞說「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在談論時，有時因雙方爭執不下，「遂相齟齬，幾揮老拳」。

3、民間戲曲、彈詞演出《紅樓夢》時，觀眾為之「感嘆欷 ，聲淚俱下」（梁恭辰《勸戒四錄》）。甚至有人讀了《紅樓夢》，由於酷愛書中人物以至痴狂（見 《三借廬贅談》《庸床齋筆記》等書）。

4、在中國文學發展的過程中，《紅樓夢》傑出的現實主義創作成就，給後代作家提供了豐富的藝術經驗，直至中國現代文學中，也有明顯受《紅樓夢》影響，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品。歷來以《紅樓夢》題材創作的詩、詞、戲曲、小說、電影就更不勝枚舉。

兩百年來對《紅樓夢》的研究工作一直沒有間斷，並有大量的研究著作產生，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紅學」，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罕有的現象。

二、世界影響

日本

1、《紅樓夢》最早流傳到海外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當時由浙江到達日本的一艘船上載有67種中國圖書，其中就有「《紅樓夢》9部18套」。 曲亭馬琴的代表作《南總理見八犬傳》中，八犬士每人出生時身上都有一顆靈珠的構思，很可能是從《紅樓夢》中寶玉含玉降生得到的啟示。

2、1892年，森槐南翻譯了《紅樓夢》第一回楔子，發表在《城南評論》第2號上。以此為肇始，各種形式的日譯本層出不窮，這也使得更廣泛的日本民眾能夠走近這部來自中國的名著。直到20世紀30年代，許多日本人到中國留學時，都還在用《紅樓夢》學習標準的北京話。

兩個多世紀里，「日本紅學」的學術文章和譯作從數量上看一直都在國外紅學中佔有領先地位。

朝鮮半島

1800年前後，就有了中、朝文對照的全譯抄本《紅樓夢》，成為朝廷文官受命為王妃或宮女提供的消遣讀物。由於深受《紅樓夢》的影響，朝鮮半島的文人們還創作了風格類似的作品，如《玉樓夢》《九雲記》等。

法國

1981年11月，《紅樓夢》法文版由伽里瑪出版社列入法國最負盛名的文學叢書中出版，社會上頓時掀起一股「紅樓熱」。盡管這套3400頁、分上下兩卷的法文《紅樓夢》定價十分昂貴，但已經再版4次。三位翻譯家並肩戰斗的故事，還被成都出生的旅法華人女作家鄭碧賢寫成一本書《紅樓夢在法蘭西的命運》。

英美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中文教授王際真英文節譯本譯文流暢、准確，導言部分被譽為英文翻譯本之冠，受到西方讀者的好評，影響較大。

英國牛津大學教授霍克思的新譯本最大特色是靈活，充分考慮到文化差異，比如將「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譯為「沒有麵粉做不了麵包」等，深受英語讀者的歡迎，算是在西方世界影響較大的《紅樓夢》英譯本。有專家把它與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相提並論，認為都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

西班牙

博爾赫斯選譯了《紅樓夢》的部分章節，1940年出版。在博爾赫斯眼裡，《紅樓夢》中的太虛幻境、風月寶鑒、現實與夢境的交替模糊，與博爾赫斯在文學創作中所鍾情的迷宮、鏡子和幻境存在著某種意義上的契合。

因此，盡管博爾赫斯以對長篇小說挑剔而著稱，卻從來不吝於向《紅樓夢》獻上他的溢美之詞。北京大學西班牙語系教授趙振江在秘魯專家米爾克·拉烏埃爾從英譯本轉譯的西語《紅樓夢》基礎上，翻譯出一個更好的西語《紅樓夢》三卷本，於1988、1989和2005年分別出版面世，引起了巨大轟動，備受好評。

(1)紅樓夢的社會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紅樓夢》誕生於18世紀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當時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舉國上下沉醉在康乾盛世、天朝上國的迷夢中。

1、在康熙、雍正兩朝，曹家祖孫三代四個人總共做了58年的江寧織造。曹家極盛時，曾辦過四次接駕的闊差。曹雪芹生長在南京，少年時代經歷了一段富貴繁華的貴族生活。但後來家漸衰敗，雍正六年（1728年）因虧空得罪被抄沒，曹雪芹一家遷回北京。

2、回京後，他曾在一所皇族學堂「右翼宗學」里當過掌管文墨的雜差，境遇潦倒，生活艱難。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窮苦，「滿徑蓬蒿」，「舉家食粥酒常賒」。《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創作的。

3、《紅樓夢》開卷第一回第一段「作者自雲」即是曹雪芹自序。在這篇自序中，曹雪芹以真實身份出現，對讀者講述寫作緣起。據他自述，他是依託自己早年在南京親歷的繁華舊夢而寫作此書。

4、因流落北京西郊，碌碌無為，一事無成，猛然回憶起年少時家裡所有的女孩兒，覺得她們的見識才氣遠遠超過自己，不禁深自愧悔。何況鄉野生活悠閑自在，風光宜人，更令他思如泉湧，下筆如神。

曹雪芹自謙才疏學淺，只得用市井白話來寫這部小說，意在為那些女孩兒立傳，排遣自己的苦悶，兼以供讀者把玩賞析。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紅樓夢 （清代長篇人情小說）

Ⅱ 【紅樓夢】的歷史意義是什麼

中國十八世紀批判的現實主義的偉大作品——《紅樓夢》鮮明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背景，具有巨大的歷史意義。只有胡適派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者，才故意抽掉它的社會背景，歪曲它的歷史意義，而把它說成是為「懺悔情孽」而作的。胡適一流人戕賊中國古典文學、扼殺古典作家的現實主義傳統、毒害青年讀者的不可告人的用心是顯而易見的。

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點，與任何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的文藝觀點根本不同。高爾基在《年青的文學和它的任務》一文中說過。「馬克思承認在巴爾扎克的作品裡面學習了很多東西。依據左拉的小說，我們可以研究整個的時代。」

我們從《紅樓夢》裡面，同樣看出了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它的發展脈絡，從這里我們應該正確地認識它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

本文打算從《紅樓夢》這部作品所描述的事實中關於當時社會經濟生活的若干主要線索，聯繫到一些重要的歷史材料，就它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作正面的說明。

一

《紅樓夢》這部作品所反映的社會歷史背景是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主要的是十八世紀的上半期。

這個時期的中國社會是什麼樣子的呢？概括地說，當時的中國是處在封建社會開始分解、從封建經濟體系內部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正在萌芽的時期。雖然，作為當時占支配地位的決定著社會性質的還是封建經濟，因而當時的社會還是封建社會，但是，這個時期韻封建社會畢竟不同於以前的任何時期。它已經產生了新的因素，其標志是。在封建經濟內部生長著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萌芽，代表著資本主義關系萌芽狀態的新興的市民社會力量有了發展，同封建主義思想意識相對立的市民思想明顯地抬頭了。這就表明了當時的社會，除了農民和地主的主要矛盾以外，還存在著代表資本主義關系萌芽狀態的新興市民社會力量和封建統治的矛盾，而在這個矛盾中，還夾雜著民族矛盾和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復雜內容。

由於《紅樓夢》是反映當時那樣錯綜復雜的社會背景的一部偉大作品，它就不但揭露了當時的貴族官僚大地主階級的腐敗、虛偽、殘酷、暴虐和深刻的社會矛盾——包括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和階級內部的矛盾，而且反映了當時新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萌芽和新興的市民社會力量追求民主和個性解放的生活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痛苦。

本來，清代以前的封建土地關系，已日益向兩極發展，雖然在農民大起義中部分解決了土地關繫上的尖銳矛盾，但是在清代新的歷史條件下，這個矛盾又繼續迅速發展。顧炎武《日知錄》記載的「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的現象正在逐漸嚴重化。明代統治者早已實行了「計畝征銀」的一條鞭的賦稅制度，貨幣地租逐漸發展，農產商品化趨勢已經日益顯著，國內市場擴大，全國有三十幾個城市的商業和手工業都相當發達，出現了許多自由商人和獨立手工業者；除官辦的手工工場以外，還出現了帶著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工場手工業；同外國的貿易往來也開始增多；以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為代表的新生的市民思想正在傳播。特別是在東南地區，這種市民經濟和市民思想已經開始成為一個新興的社會力量。

清朝封建統治者對於明代已有相當萌芽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和市民社會勢力的發展，曾極力加以抑制和摧殘。但是，客觀的歷史發展並不符合於清朝封建統治者的主觀願望，新興的社會力量是消滅不了的。相反，由於清朝統治者依靠和縱容八旗貴族和大官僚大地主階級，給以種種特權去兼並土地、壟斷商業和手工業、進行高利貸剝削的結果，卻引起了清代農村土地更加集中，農村中失去土地的人口大量游離出來，社會的階級分化更加劇烈，高利貸和商業資本更加活躍，農產商品化的過程進一步加快，手工業更多地為市場而生產；國內市場日益擴大，國外貿易也比以前活躍；城市工商業進一步發達起來。在這種條件之下，代表資本主義關系萌芽狀態的新興的市民社會力量就進一步發展了。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從中世紀的農奴中間產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從這個市民等級中間發育了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是這種情形。當時的市民社會中有城市的手工業者、工場手工業主人、中小商人，以及住在城市的一部分經營地主和破產的貴族地主，還有代表市民思想的追求民主和個性解放的知識分子。這個新興的社會力量當時雖然還沒有擺脫封建的束縛，但是它從經濟上到思想上都表現了與封建主義相對抗的許多特點。

還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清朝統治者不斷地對漢族人民及其他民族進行屠殺和戰爭，一方面消耗了大量的兵力、財力，加深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另一方面也進一步擴大了國內外的市場，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封建經濟的自給自足的基礎日漸動搖起來。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指出：「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分析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期間的歷史材料，也可以進一步認識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論斷。

當然，誰也不能否認，當時帶著資本主義性質的新興的市民經濟，還沒有充分成熟的發展條件；而當它剛剛萌芽的時候，外國資本主義的勢力已經逐步侵入了中國，阻礙中國新的工商業的正常發展。後來外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成為帝國主義，以資本輸出代替商品輸出，並且用戰爭的手段打開了封建的中國，就使中國淪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被奴役地位。但是，這並不能引出一個錯誤的判斷說：當初的資本主義因素既然還沒有充分成熟的發展條件，就不可能產生反映它的文學藝術作品。事實並不是這樣。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論中教導我們：「關於藝術，誰都知道，它的某些繁榮時代，並不是與社會的一般發展相適應的，因而也不是與那可以說構成社會組織骨乾的社會物質基礎相適應的。」因此，馬克思認為希臘人的藝術「在我們面前所顯示的魅力，是與它生長於其上的未發展的社會階段不相矛盾的，相反，它正是這個未成熟的社會關系的反映。」

《紅樓夢》應該被認為是代麥十八世紀上半期的中國未成熟的資本主義關系的市民文學的作品，其理由就在這里。

二

《紅樓夢》開卷第一回就描寫一個中小地主甄士隱的家庭遭遇一場火災，他「與妻子商議，且到田莊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盜賊蜂起，官兵剿捕，田莊上又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地都折變了，攜了妻子與兩個丫鬟投他岳丈家去」。後來「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這是當時封建社會的土地佔有關系的變化和在這個基礎上所產生的新的社會矛盾的一個具體寫照。

中小地主和自耕農喪失土地、大地主激烈兼並土地的血腥記錄和農民的反抗事跡，充滿了十八世紀的清代歷史，這是人所共知的。

清代初年的圈地運動，曾經佔去了大量肥沃的土地。當時有二十五萬頃的圈地，八旗壯丁每人佔地達三十六畝。劉繼庄在《廣陽雜記》中寫道：「圈地每人六賞，一賞六畝，共地三十六畝。如家有壯丁二人，該地七十畝夕人多者照數加增。」但是到了乾隆年間，新的土地兼並的風浪很快襲來，不僅漢族農民紛紛失地，而且據《清朝文獻通考》的記載，就連八旗壯丁圈佔的土地也「大半典賣」了。《清朝經世文編》中載有乾隆十三年楊錫紱的奏疏說：「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這就證明當時土地兼並是多麼劇烈的了。兼並的結果是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數大地主手裡。清代全國耕地面積在康熙二十四年為六、0七八、四三0頃，雍正二年為六、八三七、九一四頃，乾隆十八年為七、0八一、一四二頃，而大地主階級兼並的土地數目卻很驚人。據昭槤所作《嘯亭續錄》記載，直隸懷柔的一家姓郝的大地主就佔有了「膏腴萬頃」，皇帝出巡，借宿在他的家裡，「進奉上方水陸珍錯百餘品」，一日耗費十幾萬兩銀子。還有「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仿」。一家大地主就佔了一百萬畝土地，那末，照上述全國耕地六百萬頃或七百萬頃來計算，如果有六百個或七百個這樣的大地主就把全國的耕地都占完了。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繼續尖銳化是必然的。明末農民大起義被鎮壓了多年以後，零星的農民騷動又繼續發生。最著名的如乾隆三十九年山東臨清的「王倫之亂」，攻破陽谷、堂邑等縣城，就是證明。《紅樓夢》的作者所謂「盜賊蜂起」完全是事實。不過，這個時期農民對地主階級的斗爭，還沒有馬上爆發成為全面的起義。

歷史已經證明，清代的所謂「康乾盛世，嘉道守文」的整個時期，即是封建經濟發展到爛熟的時期，也是它的內在矛盾和外部矛盾開始充分暴露的時期。這種情形就如同《紅樓夢》第二回中作者借一個古董商人冷子興的嘴裡說出的榮寧二府外強中乾的情形一樣，「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

但是，這些大地主階級卻好比「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紅樓夢》第十六回中，賈璉的乳母趙嬤嬤說；「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花的象淌海水似的。」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里也預備過一次。」趙嬤嬤又說：「如今還有在江南的甄家，噯喲，好世派，獨他們家接駕四次。要不是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糞土，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他們的這么多銀錢財產是從何而來的呢？

顯然，當時地主階級的大量銀錢財產的來源，除了進行高利貸剝削和經營工商業賺來的以外，主要的還是從農民身上進行殘酷榨取得來的。《紅樓夢》第五十三回寫出寧國府交給烏進孝掌管的就有八九個莊子，榮國府交給烏進孝的弟弟掌管的也有八處庄地，還有東省的屯地不算。老管家周瑞曾對賈珍說：「奴才在這里經管地租莊子，銀錢收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往來。」這還只是他們對農民剝削的一個方面而已。

從這里我們還可以看到：當時的地租已有不少是採用貨幣地租的形式的。烏進孝交給賈珍的租子，主要的是二千五百兩銀子，其次是一千擔常用米，其餘是山珍野味。當時江南地區貨幣地租已經相當流行。如《松江府志》載，乾隆元年尚書楊名時奏稱：「婁縣知縣王士瑾請將畢姓田產，每歲租銀一千三百餘兩供廩食之需。」這類記載散見在許多文獻中，可以證明有許多私人的田產，每年是收租銀而不是收租谷的。貨幣地租的流行，同田賦徵收中的銀糧比例的變化也是一致的。按《清朝文獻通考》所載，順治十八年的田賦中，銀賦為二一、五六七、OO六兩，糧米為六、四七九，四六五石；而乾隆十一年的田賦中，銀賦增至二九、六一一、二O一兩，糧米則為八、四O六、四二二石。銀賦是把農產品出賣換得貨幣來完納的。銀賦的增加不但說明了貨幣地租的逐漸流行，而且說明了農產商品化的程度提高了。

隨著農產商品化的趨勢而來的是棉花、煙葉等商品作物種植的加多。例如，棉花在明代就已在長江流域普遍種植，清代更為發達。康熙有御制木棉賦，贊揚種棉的利益；乾隆年間直隸總督方觀承編繪木棉圖說十六條，說明棉花的播種和染織的全部過程，刻石樹立在保定，於是以滹沱河流域為中心，在北方也普遍推廣植棉了。又如煙葉的種植，這時候也比以前更多。王士禎在《香祖筆記》里說。「今世公卿士大夫無不嗜煙草者。……初漳人自海外攜來，莆田亦種之，反多於呂宋。今處處有之，不獨閩矣。」我們不必去討論煙葉傳入中國的途徑，但要說明這種商品化作物日漸普遍的趨勢，甚至引起了封建統治者的不安。雍正五年有一道上諭說：「煙葉一種，於人生日用毫無裨益。……小民較量錙銖，但顧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故當圖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棄重就輕，必非情之所願也。地方官遽然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農產商品化的趨勢已經不是法令所能夠阻擋的，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種植棉花和煙葉的，當然不是完全為了自己的消費，而是為了出賣。這就可見那時候的商品作物已經相當發達了。那時候的經營地主，首先也是種植商品作物的。明季顧起元的《客座贅語》所記載的金陵「城西一帶最宜於蔬圃，近市而易於獲利」的情形，在清代更加普遍。雍正五年的上諭中就曾譴責那些致富之家「捨本逐末，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為果木之場；廢饔飧之恆產，以幸圖贏余之利」。種植大批果木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市場的需要。市場上需要什麼，他們就生產什麼，這是毫不奇怪的。這時候農村中的僱工，也隨著商品化的農業經濟的發達而同時增多。康熙年間編修的《古今圖書集成》記載著許多農村僱工的情況。如《揚州府部》《匯考》中寫道：「無田之農受田於人為佃戶，無力受田者為僱工，多自食其力。」「力任播獲，年可獲中人資，為地佣。」《蘇州府部》《匯考》中又寫道。「吳農治田力穡。……僱工以襄其事，以歲計曰長工，以月計曰忙工。」雖然農業中的僱傭勞動也是很早就有的，可是這個時候卻更加發展了。這只有在經營地主和富農經濟產生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紅樓夢》第五十六回中描寫探春興利除弊，決定把大觀園出產的筍、菜、魚、蝦、香草、花兒和稻子都包給能知園圃的老媽媽，一年可得四百銀子的利息。這簡直就是大經營地主的算盤了。第七十九回里寫的「桂花夏家」「單有幾十頃地種著桂花」也是一例。

這些大地主和高利貸、商業資本還結了不解之緣。請看《紅樓夢》的第四回，那位葫蘆廟的小沙彌出身的門子就說出了金陵的賈、史、王、薛四大家的關系，是「聯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賈赦、賈敬等是世襲的封建貴族大官僚大地主不必說了。薛寶釵的哥哥，那個仗勢欺人、搶走香菱、打死馮淵的薛蟠，不正是「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著內帑錢糧，采辦雜料」的「皇商」嗎?薛姨媽不是還有好幾處當鋪嗎？賈府被抄的時候不是查出兩箱房地契文、一箱放債的借票嗎？這些已夠說明：他們不但是封建大官僚，而且又是兼並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又是大高利貸者和大商人。

當時的官僚、地主、高利貸者和商人相結合的例證，在史籍中是不勝枚舉的。例如，《東華錄》載，康熙二十八年御史許三禮參劾尚書徐乾學「發本銀十萬交鹽商於揚州貿易；在大蔣家胡同開當鋪放債，在無錫一處即買田一萬頃。」《東華續錄》引乾隆九年大學士鄂爾泰的奏疏，其中說道：「查京城內外官民大小當鋪共六七百座。」前面所舉《嘯亭續錄》中還引述高士奇的「親家陳元帥，伙計李開芳，開張綢號，寄頓各處賄銀，資本約至四十餘萬。又於本鄉平湖縣置田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溪廣置園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以高士奇之流的新官僚而擁有田地千頃，商鋪資金數百萬，這在當時並不稀奇。

因為清朝的統治者是代表大地主階級的，它並不願意妨礙大地主階級兼並土地，倒反願意讓商業高利貸資本同封建土地制度相結合。據《東華錄》引乾隆年間的一道上諭說：「山西等處富戶夕赴豫舉放利債，藉此准折地畝，貧民已經失業，雖遇豐稔之年亦無憑借。」乾隆朝中的一位刑部左侍郎錢維城上疏也說：「豪商大賈挾其金錢，買賤賣貴，子母相權，歲或入數萬金。富者以數百萬計，以一家而有數千百萬家之產，則以一家而致數千百萬家失業也。」

這個結果是什麼呢？這就是：一方面地主階級利用商業高利貸資本趁機加緊剝削農民，積累財富，並且把一部分財富投到城市工商業中去；另一方面農村土地更加集中到少數地主手裡，大批農民失地流亡，大批地流向城市，成為城市中的僱傭勞動者。

《紅樓夢》描寫的歷史悲劇所留給讀者的消極方面的影響，其根源就在這里。然而，這決不是作者的過錯，這同樣是反映了十八世紀上半期的中國代表資本主義關系萌芽狀態的新興市民社會力量的脆弱性和它的歷史命運啊!

Ⅲ 紅樓夢的歷史價值,意義

紅樓夢是頹廢藝術,紅迷越多,民族越無望
霧月政變

清康熙末年，朝廷追繳國庫欠款，曹雪芹家是大宦官，欠了國庫不少銀兩，無力償還，根據朝廷法令，以操家抵償，曹氏從此沒落！

以明朝的賈，王，史，薛四大家族為背景的紅樓夢實際是曹雪芹用以折射自己家族生活遭遇的手段，主要是傾訴自己家族的辛酸史，同時反應明清時代的社會生活和官場情況。如果說此書有歷史價值的話，也許就是它對當時社會生活和人倫道德的部分反映。

一些所謂的專家學者根據這一點盲目誇大紅樓夢的歷史價值（對於文學價值，在下不評論），成立所謂的紅學會，實是無聊至極的東西。隨者他們的宣傳，紅樓夢變的越來越高深，好象普通百姓無論讀多少遍也永遠不會領悟！這樣紅樓夢的高深的光環就將永遠保持，紅樓夢永遠是部分專家能領悟的，能不斷研究出新東西的神秘著作！這些專家們就能永遠「研究」下去，永遠有事可做！

大家回顧一下歷史，無論國內國外還有沒有第2本象紅樓夢這樣的書籍？永遠這么高深，永遠只能被部分人部分理解，永遠研究不透？也許只有馬克思主義了！

書籍本來是教授人們知識，傳授前輩的經驗，和老師一樣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工具。同時無論什麼書籍都是對某個時代有用處，都有其歷史局限性，所以它們都會隨者時代的發展慢慢失去部分價值。如果一本書永遠那麼高深離奇，永遠不可全部理解，適用范圍和服務對象超越時代，超越歷史局限性，那麼大家仔細想想這是什麼書籍？這樣的作者是什麼作者？難道是上帝派到人間的天使寫的人類興亡史？

世界上沒有這樣的書！更沒有這樣的作者！！！ 如果有，也只能是上帝親自工作！所以不要把紅樓夢弄的那麼高深！我的第一段話已經介紹了它的歷史背景，其實它和許多古今中外的書籍一樣，只是反映了它那個時代的部分現象和情況，只是給人們留下了一些直接或見解的史料而已。無論從歷史價值還是文學價值上來說都是如此！

就紅樓夢本身而言，在下認為並不怎麼樣，也許書的整體構思還算可以，但是書中濃墨重採的描寫的確使它變的過分細膩，的確是一本適合女人自我安慰的書籍，曹雪芹也的性格很細膩啊~！也許紅學會的「專家」們研究的就是這個！

不要以為自己看過了，別人沒看過就覺得自己多麼高深！無論什麼書都是這樣，更何況是這樣一本爭議很大的書。在下讀過，覺的真不怎麼樣！

以下是正反兩方的回貼,大家也來討論一下吧

1:白痴！不說別的，單說詩詞有多少著作能比得上？那麼大一部著作，卻無一句是多餘的，結構布局之嚴密，又有多少小說坎與比肩。
再說，一本小說又不是逼你去喜歡，你不喜歡就算了，扯什麼民族無望。
不過不只中國，這個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紅迷倒是越來越多了。那麼多的人難道都是白痴？大家都能從這部書看出不同的東西來，這也很了不起了。至於那些研究紅學到無聊之地的人，大家一般都是無視。

2:同意樓主的看法，我最厭惡把任何東西神秘化的拔高。

現在的紅學會所發掘出來的新意，恐怕很多連作者本人都沒有想到。

紅樓夢原來好比一個棒球，後來有人不斷地上漆，最後成了一個直徑逾米的太極球。

這類史海鉤沉的事研究得過多，我覺得只有兩個字表達：無聊。

有精力多研究一些興亡史，同時多調查一些當代史，從而大致搞清當前所處的歷史階段和存在的風險，提出正確的而不是紙上談兵的解決辦法，這才是史學的正途。

Ⅳ 紅樓夢的文化意義是什麼

講《紅樓夢》的主題思想，我覺得首先應搞清楚一個，就是什麼叫主題思想。那麼探討一部作品的主題思想呢，我覺得大概是有這么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呢，就是說這部作品這部小說，它寫了什麼內容。第二個層次，就是說作家寫這部書的時候，他的創作動機是什麼？他為什麼要寫這個書？那麼第三個層次，後來的人對這部書是怎麼樣看的，大概比較麻煩的就是最後一步。因為魯迅先生講過這樣一段話，可能大家知道，就是講到《紅樓夢》的時候，他就說，說《紅樓夢》的名義就是很多，因為讀者的眼光不一樣，所以就認為《紅樓夢》的思想呢，也有沖突。比如說「經學家看見義，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的是排滿，流言家看的是宮闈秘事」。實際上一部作品的主題思想，由於讀者的思想感情和他的立場角度不一樣，那麼就會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覺得看《紅樓夢》也是這樣，首先我們就說還是應該肯定《紅樓夢》是有主體思想的。大概最早的沒有《紅樓夢》的主題思想，當時沒有這樣一個概念，就是認為《紅樓夢》它寫的是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寫呢？是誰呢？就是脂硯齋，這個大家都知道，當然脂硯齋是誰，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看法不一樣。
那麼當時脂硯齋他講到說《紅樓夢》描寫的什麼呢，大家可以看到《紅樓夢》的第一回脂硯齋有個批，這個批語是寫在第一回，寫了一個 「絳珠仙草，神瑛侍者」的故事。那麼寫了以後，脂硯齋這兒有個批，他就說作者是要借這個故事來寫他心裏面的積郁，積郁就是悲愁和苦悶。那麼曹雪芹通過《紅樓夢》要把他自己心裡邊的悲痛的一些事情講出來。這是比較早的，那麼下來就是評點派，評點派代表人物是兩個，一個大家也看到的就是所謂的護花主人，就是王希廉。那麼王希廉他在評批里邊有這么一句話，意思是說曹雪芹為什麼要寫《紅樓夢》，就是感嘆家世的盛衰。這是評點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還有一個叫做張新之，就是太平閑人，那麼他認為《紅樓夢》的主題思想是諷刺家庭教育的失敗。那麼後來就是索隱派，索隱派它重要的興趣是考察《紅樓夢》它的本質是什麼，這個大家也知道，最流行的一個就是認為《紅樓夢》里邊寫的是順治皇帝和董小宛的故事，順治皇帝就是賈寶玉，董小宛就是林黛玉，寫他們兩個的故事。這是說他寫這樣一個故事，索隱派里頭其實最有代表性的呢，那麼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認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那麼就說里頭寫的女子就是漢人，男子就是滿人。所以他認為《紅樓夢》主要是要批判滿清王朝的，那麼下來就是考證派，考證派認為《紅樓夢》就是曹雪芹的自傳，寫他自己的家世的，當然解放以後，那麼又有一些新的一些意見。

《紅樓夢》大家是非常喜歡的，很有興趣了，其實關於《紅樓夢》的研究，剛才張先生所敘述的那個情況，這之間這幾種流派，事實上是一直貫穿下來的。但是有一些是並行的，但是有一些呢，它是有所側重的，比如說1921年胡適發表了《〈紅樓夢〉考證》以後，那麼好像考證派比較的占上風，為主體，為主線。但是其實這個時候的小說的評點派和索隱派都還存在的，所以它這幾種是互相交錯在一起的，而這裡面每一派的裡面其實情況也不一樣的。我們常常講，比如考證派吧，往往說是胡適先生是開山者，而且往往也把俞平伯先生提到這裡面來，但是事實上呢，現在有人就指出，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和余平伯的《〈紅樓夢〉考證》是不一樣的，胡適先生對於《紅樓夢》的考證，他更著重於史學的，就是說把《紅樓夢》的作者，《紅樓夢》的版本，放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裡面去考證，通過歷史，通過史料來對它進行考證，當然這方面胡先生取得很大的成就了，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辯》或者《〈紅樓夢〉研究》這個著作為代表的。他的考證呢，更著重於對於《紅樓夢》作品本身，所以有人稱做這是文學的考證，那麼文學的考證呢，事實上跟後來興起的小說批評，其實它這里邊有很多是相融的，文學的考證和小說的批評它是相融的，所以這里邊的關系很有意思的，仔細來分辨的話，有很多值得思考的。

《紅樓夢》之所以形成為一門學問、專學，並不僅僅它有謎，首先是《紅樓夢》本身所具備的文學藝術魅力，吸引了大家，大家關心《紅樓夢》了，才去關心它的謎。像我無名無姓，大家不知道，我失蹤了、死了、活了，大家不會關心。因為《紅樓夢》有這個魅力吸引著大家，所以說大家才要去關心《紅樓夢》，也關心《紅樓夢》的謎。那麼考證越多，發現的史料越多，那麼解決不了的問題也就越多，出現許許多多的矛盾的地方。曹雪芹活了四十歲也罷，活了五十歲也罷，咱們知道他的都只是些零零星星、點點滴滴的東西。所以好多是解不開的謎，《紅樓夢》又是一部未完的作品，它也有許多解不開的謎，正因為它有魅力，大家要去解這個謎，越解謎越多，越有吸引力。第二個就是說許許多多的大學者，都加入紅學研究隊伍中來，不是說能搞《紅樓夢》就能成為大學者，而是他本身有深厚的文學功底、文學修養，他才有《紅樓夢》的研究。歷史上熟悉的人物像蔡元培先生，胡適之先生、俞平伯先生，到後來的周汝昌先生，馮其庸先生，李希凡先生等等，甚至於說咱們政治領袖的參與，更把這個紅學熱潮給掀起來，這個形成一個什麼呢，更重要的是一個群眾基礎，就是說有許許多多《紅樓夢》愛好者在，愛好《紅樓夢》不是別人能煽呼起來的，我在這兒推銷一個產品，我做什麼廣告，而是《紅樓夢》本身具備這樣的魅力，為廣大的讀者所認同，所喜好，所以說紅學的形成不是單方面的，原因也不是單一的。

那麼索隱派它作為另一個歷史流派，怎麼說呢，概念是怎麼說的，索隱就是因為第一，《紅樓夢》有許多謎，曹雪芹有許多謎，《紅樓夢》有這么大的藝術魅力，那麼有許多人，就是說作者在前面有一個誤導就是說「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來，這種情況下，有好多人，就要去索隱《紅樓夢》背後隱去的真事到底是什麼，然後就出現了種種說法。

最早可能是乾隆54年出現了「張侯家世說」，就是周春在《閱〈紅樓夢〉隨筆》里邊提出來的，張侯大家比較熟悉，就是看過金庸的小說《鹿鼎記》里邊的有一個張勇，歷史上實有其人，當時在平「三藩」之亂的時候，他立過戰功。那麼往後，實際上最早前面還有一個是納蘭明珠家世說，納蘭明珠大家看二月河的小說也都知道，就寫了他的家史，有的時候是明珠，有的時候是他的兒子納蘭性德。那麼還有一說，前一段《宰相劉羅鍋》放得很火，說是和珅家世說，等等，實際上說它隱去的真事，也就是《紅樓夢》的主題是什麼。

所以說，它索解背後隱去的真事，恰恰是中國人傳統的習慣上文史不分的概念所造成的，就是說小說起源於什麼，起源於什麼時代，現在學術界是有爭論的，像張老師、段老師他們專門搞小說史，都知道這個，有的說起源於史，有的說起源於神話等等，有說是起源於先秦散文。但是呢，看看那個都是翔實的，它真正成熟是從唐傳奇開始，小說開始成熟起來的。但是呢，中國古代也就是說把小說叫做野史，就是說它是補正史之不足，所以文史不分家的觀念，造成了中國人一種觀念，就是說小說是來源於歷史，它是寫了一段真實的歷史，而不是文人在那兒編造的故事，當然編造故事有的是虛空架構，有的是按照生活的真實，來藝術地升華，來寫成的小說，那麼就形成了這一流派。

還有一個咱們傳統的漢人解經，就是分為古今兩大學派，就是今文學家和古文學家。古文學家是依據版本，依據事實來考證這個書的真偽，這一段文字的是非真假，那麼今文學家的，當時新文學家都是一幫「中央委員」一級的政治家，他要求的是文藝為政治服務，他所以解詩經的時候，就枉加闡釋，那麼這種傳統繼承下來到宋代這個時候，王安石他們搞變革的時候呢，解經的時候，都是隨意而為。我怎麼闡釋這個，甚至我可以說，一直發展到咱們建國以後，1949年以後，對《紅樓夢》的闡釋都有他們共同的性質，就是說我隨意而解《紅樓夢》。文學藝術研究創作，要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有這樣的要求，那麼闡釋必然是歪的。那麼實際上說到考證派，考證派推翻了索隱派的妄言，他注重事實，他從古文學家那兒流變來的，可是當胡適這一派，就是新紅學派，把曹家和《紅樓夢》裡面的甄賈兩府等同起來的時候，他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只不過是說蔡元培他們這一派，索隱的是明珠家世，什麼康熙朝的政治小說等等，他索隱的是曹雪芹的家世，根本的區別在於混同了文學與生活的界限，混同了文學與歷史的界限，《紅樓夢》就是一部小說。

關於王國維的哲學思想我研究的不太多，他寫過一篇就叫做《〈紅樓夢〉評論》。那麼這一篇文章呢，在當時還是比較重要的，因為他是不同於評點派、索隱派的觀點的。我接著剛才孫玉明先生說的，索隱派里邊有一種意見，就是認為《紅樓夢》里邊寫的就是明珠家世說。寫的就是納蘭性德，納蘭性德在清朝是個有名的詞人，那個詞寫得相當好，那麼王國維先生我覺得他的這個觀念很重要。他就說《紅樓夢》裡面寫的一些內容，特別是一些詩詞的一些思想色彩，那麼和納蘭性德。他很年輕的時候，他妻子就去世了，去世以後他寫了一系列的詞，來悼念他的妻子，有名的像《金縷曲》。那麼王國維先生他就認為，《紅樓夢》里邊的一些感情色彩和納蘭性德的詞是一樣的，就是相通的。但是他認為《紅樓夢》裡面所寫的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絕對不是納蘭性德和他妻子的那種感情。所以他認為《紅樓夢》是中國的一大悲劇，是悲劇里邊的悲劇。我覺得《紅樓夢》我寫的是什麼？《紅樓夢》寫的人生的悲劇、愛情的悲劇、家庭的悲劇，也是社會的悲劇。大概這樣一個觀點就是今天我們有這樣一種意見，這個觀點大概最早的可能來自於王國維先生的那個意見，因為王國維先生他是一個文字學家，他是一個古典文獻學家，同時他也是一個文藝批評家，所以，他的眼光我覺得比索隱派的那些蔡元培先生，沈瓶庵這些，比他們要高得多。

王國維先生《<紅樓夢>評論》這部書很薄，它這書最早寫成的時候，1904年，因為他這個書的問世的時間，那比索隱派的那兩部代表作品，就是蔡元培和王夢阮比他們那個要早十幾年。所以中國的《紅樓夢》研究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像王國維這樣有理論的有系統的這種評論，應該說是在中國學術史上很有價值的這種評論，給沖淡了。大家所喜歡的、大家所關心的就是賈寶玉到底是誰，賈寶玉是不是順治皇帝，林黛玉是不是就是董鄂妃。

大概像蔡元培先生他那個《石頭記索隱》大概是1917年的時候，其實他比王國維那個已經晚了很多了。但是他這個一出來以後，就把王國維先生非常重要的這部著作就給沖淡了。那麼你談到王國維的這部著作我覺得在中國，它不光是紅學史上的一部有標志性的一部理論著作，而且在中國學術史上也是站得住腳的，也是很了不起的。那麼就研究《紅樓夢》而言呢，他是第一個是有系統地來研究《紅樓夢》的學問的。整個《紅樓夢》已成為一個學問，它的理論價值得到闡釋，這個王國維是功不可沒的。另外他也是第一個用西方的理論來研究《紅樓夢》的，他引用的是德國的哲學家叔本華他們的這種哲學觀點用來研究中國的《紅樓夢》，宿命的、悲觀的。這是很了不起吧，我們現在要引進西方的理論技術，那王國維那個時候就已經引進得非常成功了，已經拿來了。

所以這個著作在《紅樓夢》研究當中是功不可沒的，那麼它裡面所講的問題我的看法它是一個美學角度的評論文章，它雖然講人生，說《紅樓夢》寫的就是人生的這種，人生有慾望，慾望不能得到滿足就永遠是痛苦的，這是他的觀點。人就像鍾擺，鍾的擺是一樣的，擺過來擺過去的話，都是在痛苦慾望之間，不會超出這個。所以他認為他用這個觀點解釋《紅樓夢》，就比如像賈寶玉看到他的未來就是賈雨村賈政第二，他不願意再走這樣同樣的路。

賈寶玉越是有慾望，他希望過那樣的生活，他希望得到像林黛玉那樣的愛情，那麼這些又是不能夠實現的，所以他就永遠在痛苦當中，所以他最後講到了，賈寶玉最後怎麼辦呢？出家是一種解脫，人生是永遠不能擺脫痛苦的，因為你人生老是有慾望，慾望是不能得到滿足的，所以就是永遠是痛苦的。那麼怎麼才能夠解脫呢？就像賈寶玉那樣，這是他特定的想法。但是我覺得《紅樓夢》評論的價值不在於這兒，在於《紅樓夢》的美學的批評，美學的鑒賞。他提出來就是中國兩部悲劇作品之，一個是《桃花扇》，孔尚任的長篇傳奇；另一個就是《紅樓夢》，而且他說《紅樓夢》是悲劇中的悲劇。這樣引進悲劇的理論來研究《紅樓夢》，王國維是首功，地位是很高的。

對於王國維先生這邊，首創之功不可沒，我承認。但是我覺得現在紅學界對這篇文章評價非常高，他當時之所以沒有引起反響，後繼無人的原因：第一是當時咱們的留學生太少，了解歐美的人還太少，那麼它引不起反響；第二是他這個文章現在仔細讀一讀，給我們現在研究界基於用歐美的方法，弗洛伊德、尼採的理論來肢解文學作品是一個道理，只不過王國維先生是一個大學者，他駕馭起來游刃有餘。就說讓你讀著非常什麼，他純粹用叔本華的理論來解釋人生可以，來解釋《紅樓夢》不可以，《紅樓夢》雖然寫的是一部人生的悲劇，但《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那種思想和叔本華是不一樣的，叔本華所謂是人生是痛苦的，痛苦來自於慾望。這樣解釋人生，我覺得有時候行得通，可是《紅樓夢》表現的不是這樣，《紅樓夢》表現的人生是美好的，但人生是美中不足的。人生許許多多的美的東西被毀滅，它又無可奈何，無法挽回這樣的一首悲歌。我是這樣想的，所謂的是人間倒有許多樂事，只不過是美中不足，好事多磨。這是當時那個石頭動了凡心要下凡的時候說的那一番話，在曲子裡面也唱到了「嘆人生美中不足今方信」，有的版本是「嘆人間」，實際上還是一個道理。

通過《紅樓夢》的描寫，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痛苦煩惱，有許多歡樂歡笑和幸福，大觀園裡面的描寫，許多情節的描寫，令人羨慕、令人嚮往，令人忘憂，忘卻痛苦的，可是這些東西恰恰被毀滅了。這由此以人為本、以人為出發點，由此觀照到整個自然宇宙。為什麼花開了它要凋謝，為什麼人年輕的時候那麼漂亮她要老，為什麼人有生還有死，為什麼還有四季的變化，等等東西。他在探索自然，所以它通過黛玉之口對天發出問蒼天這樣的話。他是一種無可奈何，所以無可奈何花落去，無可奈何人死去，人老去，無可奈何世界的一切美好的東西都毀滅了。真善美，是他所贊美的，假丑惡是他所譴責的，他在挽留世界的一切，他在哀嘆世界的一切。包括賈寶玉的心勞力竭、無可挽回，無可奈何。當然最後論主題思想，從《紅樓夢》產生以來，甚至每一部小說，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流傳到今天我們在座的甚至我跟我兩位老師，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剛才張老師已經談到了說《紅樓夢》是一部人生的悲劇，我也承認，但是我們關於人生的涵蓋的那個內涵又不一樣，那麼我只是說說我自己的看法來。

張俊：我覺得是這樣的，從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觀點來看，可能有它的缺陷。但是我覺得我們首先要肯定它首創之功。因為他是研究《紅樓夢》里邊，段啟明先生講的那個，是第一個把西方的美學觀點，引用來評價《紅樓夢》的，這一點是應該對它肯定的。至於說它這個里邊有些觀點，那麼今天我們可能不認同，到了今天可能有一些並不見得同意，這是很自然的，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咱們改革開放以後，那麼引進一些西方的一些觀念，我們研究《紅樓夢》。實際就是說在當時的時候，西方有一些文章寫得還是很好的，我們看不著。在1975年的時候，有一個美國的一個漢學家，《紅樓夢》研究家余英時先生，他寫了一篇論文，就是《〈紅樓夢〉裡面的兩個世界》，這一篇論文在當時反響很大。他講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是什麼，一個是大觀園裡面，一個是大觀園外。大觀園里就是「情」的世界，就是感情的世界，大觀園外就是「禮」的世界，禮教統治的世界。

段啟明：這「兩個世界」我有點想法，我覺得，我等著孫玉明來批評我呢。我覺得這個大觀園是不是能夠跟外邊的社會分開，它是另一個世界，這個值得研究。余英時先生這個講法是影響非常之大的，在海內外影響都很大的。因為魯迅先生曾經講過一句話，「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受之者，獨寶玉而已」。那麼它所說的這個「悲涼之霧遍被華林」，這個「華林」是包括了大觀園的，而且從賈寶玉的生活來看，賈寶玉主要生活的是大觀園嘛，不是說他跑外面去了，受了種種的挫折或者怎麼樣，那麼他對於人生的感觸，他對於人生痛苦的深切的體驗，就是在大觀園生活所獲得的。所以大觀園並不是什麼理想的地方，更不是說超脫了現實的一個什麼理想的地方，它跟《牡丹亭》里邊那個夢裡面的那個東西，它不是一回事，它是實實在在地寫了這么一個生活的環境。而賈寶玉所蒙受的種種人生的這種苦難，對於人生的這種感觸，就是在大觀園當中生活所得到的，所以它跟外面呢，是有一個圍牆，但是就是說這「兩個世界」是從什麼意義上來講這兩個世界，如果說是把外面的大觀園外面的當作是一個現實的充滿矛盾、充滿痛苦的社會，而大觀園裡面是一種理想的、是一種歡樂的，那我覺得不太符合這個事實。大觀園裡面的血淚，它真正感染了賈寶玉，所以賈寶玉對於人生最後採取那麼決絕的態度，就按現在的120回本子來看吧，它也是毫無反顧地走了，更不用說，到底是曹雪芹的原著最後是「懸崖撒手」，只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那他對於這個生活簡直是徹底地否定了。所以大觀園沒有使他得到什麼，大觀園牆里像牆外一樣使他失意。

余英時把《紅樓夢》硬性地劃為兩個世界，恰恰是沒有考察一下中國小說或者戲劇發展的歷史。在中國古代封建時代，男女之間的戀情要有一個特定的場所，有的是作家的虛構，有的是來自於現實生活。幾個地方，夢里邊，代表作《牡丹亭》；妓院里邊，從《霍小玉傳》、《李娃傳》一直到後來的《杜十娘》的故事。再一個在後花園，才子佳人後花園，還有一個，一層關系就是表兄妹，在那個時代，男女到了一定的年齡，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像賈寶玉那樣，在內闈廝混，作者要迴避年齡，讓這些人做許多大事，說出許多大人才能說得出來的人生哲理的話。甚至可以推薦王熙鳳這樣的一個人去協理寧國府，那麼賈寶玉的年齡會太小嗎，這時候就淡化它，寫成了大人，但要讓他在內闈廝混，有跟一幫女孩子在一塊兒的條件的時候，就要把他的年齡給縮小。那麼大觀園實際上也就相當於在《紅樓夢》以前的後花園、寺廟、妓院或者夢里邊，它給《紅樓夢》里邊的男女主人公愛情的發生，提供了一個可信的場所。青石板上長不出樹苗來，它先給你提供一片沃土，然後再培植這一棵愛情的苗子。那麼大觀園呢，實際上就是這么一個地方，而前面我也談到了，《紅樓夢》的主題是什麼？我認為是人生的悲劇，是人生、人世間、自然界中一切美好事物被毀滅的悲劇，它通過薛蟠打死人，讓寶釵進了北京，通過林黛玉喪母，也把她弄到京，全集中到賈府這個大舞台以後呢，男女主人公所謂的這一干風流冤家就能聚到一塊兒來，才演出這一台戲，最後通過元妃省親搭了一個更大的非常漂亮的一個大舞台，讓這些男男女女、少男少女們在這兒來演出這一出人生悲劇。那麼大觀園很美好，里邊的生活非常美的，充滿了歡聲笑語，但里邊也不是沒有矛盾的，里邊的矛盾很多，到抄檢大觀園，可以說是一個信號，是第一縷秋風吹來的時候，剩下的就是百花凋謝，萬木凋零。那麼它前邊竭力渲染大觀園的美好，渲染人生的美好，恰恰是美好事物渲染到極點的時候，被毀滅的時候，這個時候才讓人嘆息，比如你走到路上看到一棵野草的時候，你踩它一腳就不會介意，當你看到一朵漂亮的小花的時候，你可能會珍惜它、愛惜它。當你養一盆非常名貴的鮮花的時候，你也會愛惜它，當它一旦沒養好，它死去的時候，你這種悲痛才是由衷的。所以說我覺得呢，余英時先生劃分這兩個世界，是無道理的，他恰恰是搭起一個美好的舞台，在這個舞台上的一切美好的事物，男女主人公被毀滅，青春的包括愛情的，人生的一切東西被毀滅，大觀園里邊並不是脫離現實的，兩個世界的劃分，我覺得是太絕對的。

段啟明：我肯定一點就是說，把中西文學進行比較這種研究道路是絕對可走的，絕不荒唐，絕不是荒唐的。因為運用西方的理論，甚至和西方的文學加以比較，這種研究本來是從王國維以後就有這樣一個傳統的，我們只是在60年代前後，那個時候不開放，那種情況下，固步自封，那個時候出現了，那是一個逆流。所以說吸收西方的觀點，跟西方的文學進行比較，這個就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研究方面。我剛才說，王國維1904年寫《〈紅樓夢〉評論》，到1920年，我記得有兩篇文章，其中特別是有吳宓先生，學衡派的吳宓先生，吳宓先生寫過一篇《〈紅樓夢〉新讀》。這篇文章是1920年寫的，那完全是一個跟西方文學的一個比較的研究，這個時候已經是很正常了，而且我們看那一代的學者，沒有像我們現在這樣子的，外語也不行，說到西方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行。王國維、陳寅恪這一代學者你去數吧，都是學貫中西的。錢鍾書先生等等，至少會一門外語，這才是真正的學者，而且是留過洋的，但我們這一代客觀是這么走過來的，我們沒有留洋，我們到農村勞動了，只能是用「土八路」的方法，所以也不怪我們，所以這也是我們學術傳統上的一個斷裂，我還沒說完呢，你讓我再說兩句，你老是臉背過去，我也沒法跟你交流。

學習西方的東西的話，跟西方的作品進行比較，是絕對應該進行的，可能有些有的時候它做的不太符合規范，就是說比較文學不是比較的文學，也不是文學的比較，那比較文學到底是什麼，我也不知道。比較文學的內涵，比較文學的方法，這些東西，就是現在我們要力求做得規范，它是有一個方法在裡面，不是拿過來什麼就可以的。

孫玉明：談到比較文學這一塊兒，我還是有一種感覺，我們收到大量的來稿當中，根本沒有理解比較文學這個概念，它應該如何運作，就是非常機械化地比較。比如說比較賈寶玉《紅樓夢》與《源氏物語》，那麼賈寶玉有幾個女孩，光源氏有幾個女孩，賈寶玉如何疼愛女孩，光源氏如何疼愛女孩，不是這樣比較法。如果說能深入到兩國文化的同異中去，比如說《源氏物語》產生的那個特定的時代，日本那邊的歷史文化是一種什麼狀況，那麼《紅樓夢》產生的這個時代，又是一種什麼狀況，再比較點其他東西，談點文化的流變，或者是兩國文化上的差異，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Ⅳ 紅樓夢的現實意義

經典作品包容性強，具有多種解讀的可能。
以文學為例，一部《紅樓夢》如同多棱鏡，為官者能夠看到為官之道，風雅之士看中的是其中的詩詞歌賦與琴棋書畫，管理學者可以從中感受到管理的文化。用不同的眼光切入，經典作品就可能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重提閱讀經典，有助於提升學習的效率。單純的個性化閱讀，可能造成社會思想文化的多元化。而經典作品則為學習者提供了溝通與交流的可能，成為塑造社會共識的基礎。

相比時效性的作品，經典的魅力在於超越時空的阻隔，永遠可以與當下對話。
司馬遷的《史記》中表現出了明顯的個人喜好，他所描述的項羽具有追求自我價值實現的永恆特質，項羽和現實不妥協的態度躍然紙上。這種對自我價值的探索和對人生意義的追問，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有研究價值。

(5)紅樓夢的社會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紅樓夢》是舉世公認的中國最偉大的文學作品，前人雖對它已經作了各種各樣的解析和評價，但筆者認為都遠未觸及它的精神實質。

《紅樓夢》需要以全方位的視角整體解讀，其真正的價值才能隨之顯現出來。之後會驚奇地發現《紅樓夢》不只是一部小說，它還能超越自身，超越時空與古今之哲學、政治、藝術，甚至百門學科互為貫通，互為成全，它更像是一面反射真理之光的球面鏡。

《紅樓夢》是一部小說體裁的哲學論著。作者用自己「親歷」的口吻真實、生動、完整地敘述了一個關於人與社會如何重新認識自己，如何達到自我完善的實驗報告。

它不但通過人物和情節全景式演繹和揭示了中國歷史上各派哲學思想的本質特徵、變化規律及相互關系，而且在對前人合理取捨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親身體驗，破舊立新，構築了新的哲學和思想體系。作者的主觀意圖是要讓這一體系成為超越佛、道、儒的新的哲學高峰。

Ⅵ 《紅樓夢》對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生活的意義

文學史上任何經受住時間檢驗的作品，都是藝術傑構，但《紅樓夢》的檔次顯然更高，它不僅代表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且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寶庫..
《紅樓夢》是傳統文化的結晶，滲透著傳統文化的因子。是封建社會的網路全書、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總匯。文學、藝術、技藝的各種形式，包括詩、詞、曲、賦、歌、贊、誄、偈、匾額、對聯、尺牘、謎語、笑話、酒令、說書、百戲、雕刻、泥塑、參禪、測字、占卜、醫葯，以及詩話、文評、畫論、琴理，《紅樓夢》中文備眾體。
《紅樓夢》是特定歷史文化背景的產物。廣一點說，到清中葉為止的持續四千多年的中國古老文化傳統，都可以看做是《紅樓夢》產生的大的文化背景。長期的文化積淀為文化藝術精品的孕育提供了適宜的土壤。當然還有明清之際的具體文化背景，這也是至關重要的，它決定一部作品在這個時候出現而不是出現在另外的時候。清王朝雖然以文化比較落後的民族入主，又經過明末社會大動盪給文化發展造成的創傷，但不久，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文化也開始復甦。到曹雪芹時代，不僅經濟達到相當的繁榮，文化也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趨勢。如果說在清朝開國之初，滿族的達官顯貴於漢文化還感到隔膜，因此朝儀宮規尚需閹侍指點，到康、雍、乾時期滿漢文化的融合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王公大臣及宗室子弟受傳統文化熏陶，無不以華夏文化的正宗繼承者自命。曹雪芹和他的家族，就是這一歷史時期特定文化環境的產兒，傳統文化的大背景、明清之際的具體文化背景和曹氏家族的文化環境，這三者在曹雪芹身上化而為一了。
《紅樓夢》是傳統文化的結晶，裡面滲透的傳統文化的因子異常豐富。就反映生活的豐富性來說，是封建社會的網路全書；就其包含的文化因子來說，堪稱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總匯。文學、藝術、技藝的各種形式，包括詩、詞、曲、賦、歌、贊、誄、偈、匾額、對聯、尺牘、謎語、笑話、酒令、說書、百戲、雕刻、泥塑、參禪、測字、占卜、醫葯，以及詩話、文評、畫論、琴理，《紅樓夢》中應有盡有，真可以說是文備眾體。沒有多方面的文化積累，斷寫不出《紅樓夢》這樣作品。同樣，真正讀懂《紅樓夢》，也需要相應的知識儲備；這就是為什麼五大古典小說中，《水滸》、《西遊》、《三國》易為一般讀者所接受，而《紅樓夢》更受知識階層歡迎的原因。不僅僅是題材問題，《儒林外史》寫的也是知識分子，但接受起來比《紅樓夢》容易得多。文化精品的生產和接受，需要作家和讀者兩方面都具備相當的條件。當然，文學史上任何經受住時間檢驗的作品，都是藝術傑構，無不是某一種文化的象徵，只不過《紅樓夢》的檔次更高，不僅代表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且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寶庫。

Ⅶ 研究紅樓夢的背景、目的與意義。

《紅樓夢》通過講述四大家族的榮辱興衰，反映了封建王朝逐步走向衰亡的必然趨勢，其中夾雜著的道理對當今之治國、處事，樹立人生觀均有重要意義。它的深沉宏遠不是簡簡單單就可品析的。

《紅樓夢》有很高的藝術成就：
《紅樓夢》對中國古典小說的形象塑造進行了一次歷史性的總結，塑造出一大批高度個性化的藝術典型，從而完成了具有中國古代民族特色的現實主義人物藝術的發展歷程。

1.《紅樓夢》完全改變了以往小說人物類型化、絕對化的描寫，寫出了人物性格的復雜性、豐富性。作者嚴格依照生活的本來面目進行創作，「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他筆下的人物往往「正邪兩賦，善惡相兼」，大都是多側面、多稜角、多變化的圓形人物，真正打破了「惡則無往不惡，美則無一不美」的傳統人物描寫模式。
2.《紅樓夢》寫出了人物形象的獨特性格，人各一面，毫不雷同。書中所寫多為年輕女性，年齡、身份、教養、生活環境相近，作者以其精湛的技巧塑造了一批同中有異的藝術典型。之所以能達到如此效果，與作者創造性地運用了多種表現手法有關。第一，打破以往小說的傳奇性特徵，通過日常瑣屑的生活細節，對主要人物的獨特性格反復皴染。第二，藉助於對比與映襯手法，使人物既立體、豐富，又鮮明、獨特。作者不僅使那些性格不同的人物在對比中顯得異常分明，而且能使那些性格相似的人物顯出各自的獨特性。第三，通過環境描寫和氣氛渲染襯託人物個性。
3.在《紅樓夢》之前，中國古代小說的心理描寫相當薄弱，《紅樓夢》在人物內心世界的開掘上卻最見功力。作者運用多種方式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形神畢現，入木三分，成功地揭示出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內心深處種種隱微曲折的情感。有時是直接以內心獨白的形式將人物的所思所想剖析得細致入微;有時是將人物的心理活動外化為具體可感的、確定性的動作、語言和景物，以之來間接地傳達人物的心理;有時還將筆觸深入到夢境和潛意識的層面，使心理寫實和主觀表意相結合。《紅樓夢》代表著中國古代小說心理描寫的最高成就。

Ⅷ 析《紅樓夢》在當今社會的價值意義

被稱為「網路全書」。首先，紅樓夢是一部宣揚真善美的作品，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真摯的愛情，友情和親情，通過人性冷漠和溫情的對比，超脫的美好生活和現實艱難的對比，充分表現了作者對真善美的強烈追求和渴望，當然，這種追求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很難實現，而且在任何社會都很難真正實現。追求真善美是每個不同的社會共同的願望，到現在也沒有過時，反而在一味注重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更應該提倡，讓我們把對物質的掠奪性消費的節奏放慢一點，平心靜氣捫心自問，我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大觀園里，姐姐妹妹可以生活在風景如畫的園林，人在畫中游，現實的我們離這種生活越來越遠，可是我們卻對自然的親近之情越發強烈，我們都有著返樸歸真的願望。

在階級社會，我們看到了寶玉眾生平等的情懷，尊重服務人員，沒有高低貴賤的觀念，這也是我們這個社會需要弘揚的。

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一個個反面典型，名叫善姐的丫頭實非善良之輩，被平兒的反襯凸現了善與惡的區別，這種區別是一個永久的話題。

其次，紅樓夢是一部追求自由的作品，鮮活的人物們不僅追求愛情的自由，而且追求平等生活的自由，我們在紅樓夢裡面看到了大膽表達的小紅，心高氣傲的晴雯。

再次，紅樓夢詩詞，飲食，建築，服飾都可以構成單獨的藝術門類供今天的有同樣愛好的群體欣賞，享受。

Ⅸ 紅樓夢的意義

魯迅說：「悲劇是將有價值的東西毀給人看。」
正是因為被毀滅的東西有價值，在一旁觀看的我們才會感到震撼與悲痛。
而紅樓夢的藝術特色就在於他描繪了一個個冰清玉潔，才華橫溢，情韻雅潔，美麗聰明，志行高潔的青春少女被毀滅，從而展現了深刻，刺痛靈魂的悲劇。
但是，曹雪芹作書之年，所處的環境和我們現在的環境天差地別，女人是二等公民，是男人的附庸，平俗之民如此見地，有學識的人也這樣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他們是文化的壟斷者，他們的思想水平與認識其實就代表了當時的正統倫理價值。而賈寶玉這樣的形象（指親昵女子）只能被當做「孽根禍胎」。也就是說當時女人是不被認可的。
有必要比較一下其他古典文學對待女性的態度。地位最高的也不果是崔鶯鶯等為愛情而勇敢斗爭的形象，其次是被侮辱值得同情的形象，再其次是供玩弄的藝妓，最卑微的就是搶劫，欺騙，拐賣的對象，甚至是淫婦。從沒有一部作品像紅樓夢一樣，真正帶著尊敬來描寫一群青年女子的個性鮮明，超凡脫俗，思想胸襟的開闊，聰明善良。而我們則在作者描繪的情節終與她們同呼吸共命運，感她們所感，愛她們所愛，所以才會對她們的悲劇有著盪氣回腸的感慨。
如果僅是這樣，那我們很容易理解為大觀園女子的悲劇只是在特定的時間與地點上演的鬧劇，但實際的情況是，大觀園中的女子，無論是身居顯位的小姐，還是丫鬟，都無法逃脫悲劇的命運，而她們的悲劇各自有不同的內容，有封建婚姻制度的悲劇，有封建道德禮教的悲劇，有封建婢妻制度的悲劇，有赤裸裸的封建暴力凌辱女性...賈府的婢女地位比一般人家的要高很多，都要遭受非人待遇，更何況貧苦無依的平民女子？所以紅樓反映的是整個時代女性的悲劇。
賈寶玉從小生活在女孩的真善美的世界中，對外界的丑惡極度反感，這種反感又轉過來加深了他對女孩的依賴與尊敬。正是他對女性有著高度的尊敬，他才能深刻的感受到那些美麗的女子所受的毀害，魯迅評價寶玉為：「昵而敬之，恐拂其意，愛博而心勞，而憂患日益甚矣。」寶玉是博愛的，他將她們所有的人的悲歡哀樂榮辱得失都納入自己的關注之中，怎麼不是愛博而心勞？於是我們通過賈寶玉的眼睛，看到了大觀園中的女子性格心靈之美，最主要的就是要求什麼都美，要千姿百態的美，無限豐富深刻的美，不能容忍任何一點對美的粗暴和褻瀆。但就是這樣的美，在我們眼裡隕滅了。
但身為統治階層的賈母，王夫人，賈政等人，卻絲毫看不到悲劇，他們認為她們的死都是死有餘辜，命中註定，咎由自取。這強烈的反差貫穿紅樓的始終，讓我們一直感覺到在大觀園這個小小的女兒國外，黑暗的勢力無時無刻不在威脅她們，賈府中形形色色的勾當卑劣污濁，無不揭露著封建社會的黑暗。但最終，最後一點光明還是被吞噬了。紅樓夢也悄然合上，而留給我們的是無盡的翻滾與哀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