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的發展歷史

Ⅰ 民歌的起源與發展

起源和發展

民歌是勞動人民集體的口頭詩歌創作。民歌，即民間歌謠，屬於民間文學中的一種形式，能夠歌唱或吟誦，多為韻文。

民歌是人類歷史上產生最早的語言藝術之一。我們的祖先，在生產勞動中，創造了音樂，唱出了最早的民間歌曲——勞動號子。原始的民歌，同人們的生存斗爭密切相關，或表達征服自然的願望，或再現獵獲野獸的歡快，或祈禱萬物神靈的保佑，它成了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階級的分化和社會制度的更新，民歌涉及的層面越來越廣，其社會作用也顯得愈來愈重要了。

《詩經》中的《國風》，是我國古代最早的民歌選集。它匯集了從西周到春秋約500多年間，流傳於北方15個地區的民歌。《國風》中的民歌，大部揭露了統治階級的剝削實質，表達了被剝削階級的反抗思想和斗爭精神，如《伐檀》，它以辛辣的語言諷刺和詛咒了剝削階級的不勞而獲；在《碩鼠》中，更把剝削階級比作貪得無厭的老鼠，刻畫出勞動人民對奴隸主的切齒痛恨和對於「樂土」、「樂園」的嚮往。

在春秋時期，楚國的民歌已經十分繁榮。戰國後期，詩人屈原等人，對楚國民歌進行了搜集整理，並根據楚國民歌曲調創作新詞，稱為《楚辭》。《楚辭》中的不少作品，充滿了熱愛祖國和人民的感情，熱烈面富於幻想，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

西漢時期，漢武帝設立了一個音樂管理機構樂府，從事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入樂的歌謠，被稱為「樂府詩」或「樂府」。

這些樂府民歌，多以描寫民間疾苦為主要內容，直接道出了人民的愛憎，揭露了封建社會的種種矛盾。這一時期的民歌在形式上已發展成為長短句和五言、七言體，並開始加進了樂器伴奏，《孔雀東南飛》等長篇敘事歌曲的產生，同時標志著這一時期的民歌在不斷發展和日臻成熟。

唐代民歌的創作也相當繁盛。李隆基登位，楊玉環得寵，建立了楊家的裙帶關系，她的姊妹都被封為夫人，氣焰之盛竟至「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的地步，謠曰：「從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為「男不封侯女做妃，看女卻為門上楣」。這未必代表老百姓心裡的嚮往，只是一種對皇家的諷刺而已。

到了南宋，民間產生的諷刺性歌謠就更多了。南宋的統治階級，貪污腐化，玩弄政權，有民歌諷刺道：「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著皇帝賣酒醋。」可謂一針見血。

到了元明時代，人民的痛苦越來越深了。人民作歌道：「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由於階級和民族的雙重壓迫，激起了農民起義的洪流。其中，以穎州的劉福通聲勢最大，他率領了10萬農民，頭包紅中，號「紅軍」，所向無敵，所以歌謠道：「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裡無一人，紅軍府上坐。」

進入明清時代，我國的封建制度面臨崩潰，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這一時期，產生了大量的具有民主性和進步性的民歌。如明代民歌：「吃闖王、穿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盼星星、盼月亮，盼著闖王出主張」。

清朝統治中國後，人民清醒地看到，統治階級昏聵貪婪，這是招致外侮、陷國家於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主要原因。在那悲慘的年代，老百姓連溫飽都不可得，所以發出這樣的感嘆：

「天子坐金鑾，朝政亂一團，黎民苦中昔，乾坤顛倒顛，干戈從此起，休想太平年。」

1900年，袁世凱奉他的主子——清皇帝之命，到山東執行血腥屠殺政策，殺害無數義和團將士。人民恨透了袁世凱，便唱出了「殺了袁龜蛋，我們好吃飯」的歌謠。人們在袁世凱巡撫衙門的牆壁上，畫上一個戴紅頂花翎的大烏龜，爬在一個洋人的屁股後。這幅漫畫和歌謠，發泄了老百姓對袁世凱的痛恨心情。

隨著清朝的垮台，民國以來，帝國主義為了扶植中國的封建勢力，勾結軍閥，殘害中國人民，支持袁世凱稱帝，當時袁世凱聽見北京街上有許多賣元宵的，認為大犯忌諱，把元宵當成「袁消」，於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叫賣元宵，硬把元宵改為「湯圓」，於是民間流傳著這樣的歌謠：「大總統，洪憲年，正月十五賣『湯圓』。」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仇恨，日益增長，他們譏諷賣日貨的商人：「綠坎肩，真是闊，綠帽子，也不錯，叫你再販日本貨！」

作為歷史的見證，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壯麗史詩，在民歌中有著鮮明的反映。如抗日戰爭爆發後，北方農民這樣唱道：

「邊區本是根據地，趕走了鬼子殺漢奸。」「還我江山還我權，刀山火海爺敢鑽。」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主，賦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創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勞動人民翻身當家做了主人，美好的前景，展現在人們的眼前，這正像一個人在經過艱苦跋涉的沙漠旅行後，突然看到了碧波萬頃的大海，人們的情緒激動了，歌不斷從激動的心頭流出來。人們用歌聲唱出了對黨、對毛主席、對新生活的無限熱愛。人民創作了如《東方紅》、《咱們的領抽毛譯東》、《瀏陽河》、《八月桂花遍地開》等傳世之作。

民歌在新中國的土壤上得到培育，像春天田野里的野花，連片密布，搖曳生姿。社會主義民歌創作的沃野展現在眼前，勞動人民的歌聲沖天而起，響徹雲霄。

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後派出工作組對全國的傳統民間文化，尤其是民風進行大范圍的搶救挖掘工作。自1984年起，又開展了編輯《中國歌謠集成》工作。通過這些大規模的活動，使得流傳於民間的歌謠得以典藏保存，為豐富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民間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Ⅱ 民歌的形成與發展

民歌的起源和發展

民歌是勞動人民集體的口頭詩歌創作。民歌，即民間歌謠，屬於民間文學中的一種形式，能夠歌唱或吟誦，多為韻文。

民歌是人類歷史上產生最早的語言藝術之一。我們的祖先，在生產勞動中，創造了音樂，唱出了最早的民間歌曲——勞動號子。原始的民歌，同人們的生存斗爭密切相關，或表達征服自然的願望，或再現獵獲野獸的歡快，或祈禱萬物神靈的保佑，它成了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階級的分化和社會制度的更新，民歌涉及的層面越來越廣，其社會作用也顯得愈來愈重要了。

《詩經》中的《國風》，是我國古代最早的民歌選集。它匯集了從西周到春秋約500多年間，流傳於北方15個地區的民歌。

《國風》中的民歌，大部揭露了統治階級的剝削實質，表達了被剝削階級的反抗思想和斗爭精神，如《伐檀》，它以辛辣的語言諷刺和詛咒了剝削階級的不勞而獲；在《碩鼠》中，更把剝削階級比作貪得無厭的老鼠，刻畫出勞動人民對奴隸主的切齒痛恨和對於「樂土」、「樂園」的嚮往。

在春秋時期，楚國的民歌已經十分繁榮。戰國後期，詩人屈原等人，對楚國民歌進行了搜集整理，並根據楚國民歌曲調創作新詞，稱為《楚辭》。《楚辭》中的不少作品，充滿了熱愛祖國和人民的感情，熱烈面富於幻想，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

西漢時期，漢武帝設立了一個音樂管理機構樂府，從事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入樂的歌謠，被稱為「樂府詩」或「樂府」。

這些樂府民歌，多以描寫民間疾苦為主要內容，直接道出了人民的愛憎，揭露了封建社會的種種矛盾。這一時期的民歌在形式上已發展成為長短句和五言、七言體，並開始加進了樂器伴奏，《孔雀東南飛》等長篇敘事歌曲的產生，同時標志著這一時期的民歌在不斷發展和日臻成熟。

唐代民歌的創作也相當繁盛。李隆基登位，楊玉環得寵，建立了楊家的裙帶關系，她的姊妹都被封為夫人，氣焰之盛竟至「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的地步，謠曰：「從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為「男不封侯女做妃，看女卻為門上楣」。這未必代表老百姓心裡的嚮往，只是一種對皇家的諷刺而已。

到了南宋，民間產生的諷刺性歌謠就更多了。南宋的統治階級，貪污腐化，玩弄政權，有民歌諷刺道：「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著皇帝賣酒醋。」可謂一針見血。

到了元明時代，人民的痛苦越來越深了。人民作歌道：「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由於階級和民族的雙重壓迫，激起了農民起義的洪流。其中，以穎州的劉福通聲勢最大，他率領了10萬農民，頭包紅中，號「紅軍」，所向無敵，所以歌謠道：「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裡無一人，紅軍府上坐。」

進入明清時代，我國的封建制度面臨崩潰，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這一時期，產生了大量的具有民主性和進步性的民歌。如明代民歌：「吃闖王、穿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盼星星、盼月亮，盼著闖王出主張」。

清朝統治中國後，人民清醒地看到，統治階級昏聵貪婪，這是招致外侮、陷國家於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主要原因。在那悲慘的年代，老百姓連溫飽都不可得，所以發出這樣的感嘆：

「天子坐金鑾，朝政亂一團，黎民苦中昔，乾坤顛倒顛，干戈從此起，休想太平年。」

1900年，袁世凱奉他的主子——清皇帝之命，到山東執行血腥屠殺政策，殺害無數義和團將士。人民恨透了袁世凱，便唱出了「殺了袁龜蛋，我們好吃飯」的歌謠。人們在袁世凱巡撫衙門的牆壁上，畫上一個戴紅頂花翎的大烏龜，爬在一個洋人的屁股後。這幅漫畫和歌謠，發泄了老百姓對袁世凱的痛恨心情。

隨著清朝的垮台，民國以來，帝國主義為了扶植中國的封建勢力，勾結軍閥，殘害中國人民，支持袁世凱稱帝，當時袁世凱聽見北京街上有許多賣元宵的，認為大犯忌諱，把元宵當成「袁消」，於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叫賣元宵，硬把元宵改為「湯圓」，於是民間流傳著這樣的歌謠：「大總統，洪憲年，正月十五賣『湯圓』。」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仇恨，日益增長，他們譏諷賣日貨的商人：「綠坎肩，真是闊，綠帽子，也不錯，叫你再販日本貨！」

作為歷史的見證，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壯麗史詩，在民歌中有著鮮明的反映。如抗日戰爭爆發後，北方農民這樣唱道：
「邊區本是根據地，趕走了鬼子殺漢奸。」「還我江山還我權，刀山火海爺敢鑽。」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主，賦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創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勞動人民翻身當家做了主人，美好的前景，展現在人們的眼前，這正像一個人在經過艱苦跋涉的沙漠旅行後，突然看到了碧波萬頃的大海，人們的情緒激動了，歌不斷從激動的心頭流出來。人們用歌聲唱出了對黨、對毛主席、對新生活的無限熱愛。人民創作了如《東方紅》、《咱們的領抽毛譯東》、《瀏陽河》、《八月桂花遍地開》等傳世之作。

民歌在新中國的土壤上得到培育，像春天田野里的野花，連片密布，搖曳生姿。社會主義民歌創作的沃野展現在眼前，勞動人民的歌聲沖天而起，響徹雲霄。
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後派出工作組對全國的傳統民間文化，尤其是民風進行大范圍的搶救挖掘工作。自1984年起，又開展了編輯《中國歌謠集成》工作。通過這些大規模的活動，使得流傳於民間的歌謠得以典藏保存，為豐富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民間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Ⅲ 民歌的發展狀況

現在我國民歌正在與世界音樂接軌
有一部分音樂人士在原有傳統民歌的基礎上把傳統民歌重新配器、編曲
使之成為新型的時尚民歌，音樂上又加入了西洋音樂元素
並把多種地方歌曲拍攝成音樂電視
再有一部分民族歌唱家在世界巡演個人音樂會
也把許多有中國特色的地方歌曲帶向了世界
這也為中國民歌走向世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等於為其鋪了一條捷徑
讓世界領略到中國民歌的同時，也加大了中西文化的新交流
民歌不同於流行歌曲，民歌沒有時效性
任何時間唱都有其獨特韻味，現在有許多民歌音樂人士在不斷為其注入新活血液
相信民歌的前景是不可忽視的

Ⅳ 中國民歌的發展與分類

一、民歌的起源和發展 民歌是勞動人民集體的口頭詩歌創作。民歌，即民間歌謠，屬於民間文學中的一種形式，能夠歌唱或吟誦，多為韻文。 民歌是人類歷史上產生最早的語言藝術之一。我們的祖先，在生產勞動中，創造了音樂，唱出了最早的民間歌曲——勞動號子。原始的民歌，同人們的生存斗爭密切相關，或表達征服自然的願望，或再現獵獲野獸的歡快，或祈禱萬物神靈的保佑，它成了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階級的分化和社會制度的更新，民歌涉及的層面越來越廣，其社會作用也顯得愈來愈重要了。 《詩經》中的《國風》，是我國古代最早的民歌選集。它匯集了從西周到春秋約500多年間，流傳於北方15個地區的民歌。《國風》中的民歌，大部揭露了統治階級的剝削實質，表達了被剝削階級的反抗思想和斗爭精神，如《伐檀》，它以辛辣的語言諷刺和詛咒了剝削階級的不勞而獲；在《碩鼠》中，更把剝削階級比作貪得無厭的老鼠，刻畫出勞動人民對奴隸主的切齒痛恨和對於「樂土」、「樂園」的嚮往。 在春秋時期，楚國的民歌已經十分繁榮。戰國後期，詩人屈原等人，對楚國民歌進行了搜集整理，並根據楚國民歌曲調創作新詞，稱為《楚辭》。《楚辭》中的不少作品，充滿了熱愛祖國和人民的感情，熱烈面富於幻想，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 西漢時期，漢武帝設立了一個音樂管理機構樂府，從事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入樂的歌謠，被稱為「樂府詩」或「樂府」。 這些樂府民歌，多以描寫民間疾苦為主要內容，直接道出了人民的愛憎，揭露了封建社會的種種矛盾。這一時期的民歌在形式上已發展成為長短句和五言、七言體，並開始加進了樂器伴奏，《孔雀東南飛》等長篇敘事歌曲的產生，同時標志著這一時期的民歌在不斷發展和日臻成熟。 唐代民歌的創作也相當繁盛。李隆基登位，楊玉環得寵，建立了楊家的裙帶關系，她的姊妹都被封為夫人，氣焰之盛竟至「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的地步，謠曰：「從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為「男不封侯女做妃，看女卻為門上楣」。這未必代表老百姓心裡的嚮往，只是一種對皇家的諷刺而已。 到了南宋，民間產生的諷刺性歌謠就更多了。南宋的統治階級，貪污腐化，玩弄政權，有民歌諷刺道：「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著皇帝賣酒醋。」可謂一針見血。 到了元明時代，人民的痛苦越來越深了。人民作歌道：「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由於階級和民族的雙重壓迫，激起了農民起義的洪流。其中，以穎州的劉福通聲勢最大，他率領了10萬農民，頭包紅中，號「紅軍」，所向無敵，所以歌謠道：「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裡無一人，紅軍府上坐。」 進入明清時代，我國的封建制度面臨崩潰，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這一時期，產生了大量的具有民主性和進步性的民歌。如明代民歌：「吃闖王、穿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盼星星、盼月亮，盼著闖王出主張」。 清朝統治中國後，人民清醒地看到，統治階級昏聵貪婪，這是招致外侮、陷國家於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主要原因。在那悲慘的年代，老百姓連溫飽都不可得，所以發出這樣的感嘆： 「天子坐金鑾，朝政亂一團，黎民苦中昔，乾坤顛倒顛，干戈從此起，休想太平年。」 1900年，袁世凱奉他的主子——清皇帝之命，到山東執行血腥屠殺政策，殺害無數義和團將士。人民恨透了袁世凱，便唱出了「殺了袁龜蛋，我們好吃飯」的歌謠。人們在袁世凱巡撫衙門的牆壁上，畫上一個戴紅頂花翎的大烏龜，爬在一個洋人的屁股後。這幅漫畫和歌謠，發泄了老百姓對袁世凱的痛恨心情。 隨著清朝的垮台，民國以來，帝國主義為了扶植中國的封建勢力，勾結軍閥，殘害中國人民，支持袁世凱稱帝，當時袁世凱聽見北京街上有許多賣元宵的，認為大犯忌諱，把元宵當成「袁消」，於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叫賣元宵，硬把元宵改為「湯圓」，於是民間流傳著這樣的歌謠：「大總統，洪憲年，正月十五賣『湯圓』。」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仇恨，日益增長，他們譏諷賣日貨的商人：「綠坎肩，真是闊，綠帽子，也不錯，叫你再販日本貨！」 作為歷史的見證，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壯麗史詩，在民歌中有著鮮明的反映。如抗日戰爭爆發後，北方農民這樣唱道： 「邊區本是根據地，趕走了鬼子殺漢奸。」「還我江山還我權，刀山火海爺敢鑽。」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主，賦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創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勞動人民翻身當家做了主人，美好的前景，展現在人們的眼前，這正像一個人在經過艱苦跋涉的沙漠旅行後，突然看到了碧波萬頃的大海，人們的情緒激動了，歌不斷從激動的心頭流出來。人們用歌聲唱出了對黨、對毛主席、對新生活的無限熱愛。人民創作了如《東方紅》、《咱們的領抽毛譯東》、《瀏陽河》、《八月桂花遍地開》等傳世之作。 民歌在新中國的土壤上得到培育，像春天田野里的野花，連片密布，搖曳生姿。社會主義民歌創作的沃野展現在眼前，勞動人民的歌聲沖天而起，響徹雲霄。 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後派出工作組對全國的傳統民間文化，尤其是民風進行大范圍的搶救挖掘工作。自1984年起，又開展了編輯《中國歌謠集成》工作。通過這些大規模的活動，使得流傳於民間的歌謠得以典藏保存，為豐富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民間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民歌的分類和特點 我國各民族的民間歌謠蘊藏極其豐富，從《詩經》里的《國風》到解放後搜集出版的各種民歌選集，數量是相當多的。 至於目前仍流傳於民間的傳統歌謠和新民歌，更是浩如煙海，這些民歌就形式而言，漢族的除了民謠、兒歌、四句頭山歌和各種勞動號子之外，還有「信天游」、「爬山歌」、「趕五句」以及「四季歌」、「五更調」、「十二月」。「十枝花」、「盤歌」等象各具特色的多種樣式。至於像藏族的「魯」、「協」，壯族的「歡」，白族的「白曲」，回族的「花兒」，苗族的「飛歌」，侗族的「大歌」，布依族的「筆管歌」，瑤族的「香哩歌」等，都各具獨特的形式。就風格而言，苗歌瑤歌古樸渾厚，藏歌傣族光麗優美。 蒙古族民歌健朗悠揚，鄂倫春族民歌則粗曠有力。同是「花兒」，保安族和東安族的韻味不同，寧夏和青海的也各有異。同是漢族民歌，北方的以豪放見長，南方的則比較委婉。 民歌的內容豐富，種類繁多，按民歌內容可以分為以下六類，勞動歌、時政歌、儀式歌、情歌、兒歌、生活歌。 1、勞動歌勞動歌包括各種號子、夯歌、田歌、礦工歌、伐木歌、搬運歌、採茶歌等所有直接反映勞動生活或協調勞動節奏的民歌。它是一種由體力勞動直接激發起來的民間歌謠。它伴隨著勞動節奏歌唱，與勞動行為相結合，具有協調動作、指揮勞動、鼓舞情緒等特殊功能。 2、時政歌時政歌是人民有感於切身的政治狀況而創作的歌謠。它反映了勞動人民對某些政治事變、政治措施、政治人物，以及與此有關的政治局勢的認識和態度，表現了勞動人民的政治理想和為此理想而斗爭的精神。3、儀式歌儀式歌是伴隨著民間禮俗和祀典等儀式而唱的歌。它產生於人們對自然力的威力尚不認識而對語言的力量又很崇拜的時候，即幻想用語言去打動神靈，用以祈福、免災。4、情歌情歌是廣大人民愛情生活的反映。它主要抒發男女青年由於相愛而激發出來的悲歡離合的思想感情。它充分表現了勞動人民純朴健康的戀愛觀和審美情操。有的情歌也表現了對封建札教的蔑視和反抗。 兒歌是以簡潔生動的韻語創作緊流傳於兒童中間的一種口頭短歌。

Ⅳ 陝北民歌的發展背景與發展歷史

陝北民歌是陝北勞動人民精神、思想、感情的結晶。陝北民歌分為勞動號子、信天游、小調三類。勞動號子包括打夯歌、打硪歌、採石歌、吆牛歌、打場歌。信天游分為高腔和平腔。這些自成體裁又各具特點的民歌，都從各方面反映了社會生活，唱出了陝北人民的苦樂和愛憎，並且當社會制度根本改變的時候，民歌的內容和形式也隨著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反映在內容上表現了新的社會生活和新的人物形象，同時也使各種體裁具有了新的意義。
陝北民歌流傳於榆林的山坡、溝窪、田野、村落，是世世代代的陝北人「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用攔羊嗓子回牛聲吟哼吼喊出的山野之聲、里巷之曲。陝北民歌的歷史可追源到古代巫歌和祭祀秧歌調，並與古來有之的春節「鬧紅火」的習俗緊密關聯，如綏德出土的漢代畫像石中有樂舞百戲和秧歌的內容，可見當時陝北歌舞已經盛行，民歌必然隨之濫觴。 民歌是最簡便的藝術形式，它隨著陝北人民的勞動生活和陝北的歷史以及民俗活動而誕生，並留傳至今。如《腳夫調》的曲調只有三個音，是較為原始的反映陝北人民勞動生活的信天游山歌。再如《調兵曲》反映了清代順治五六年間，滿清政府鎮壓回民起義的史實。20世紀30年代以前，陝北民歌是陝北人民依照自己的生活與習俗，在耕地、趕腳、放牧、喝酒、過節、蓋房、祝壽、婚喪嫁娶、廟會等生活場景里，觸物生情，即興編唱出來的，逐步形成了高亢、豪放、粗獷、悠揚的風格，寄口頭傳唱而流行，靠集體編創而繁盛，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陝北人民的生活、歷史沿革和社會變遷。 1935年毛主席率領的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以後，陝北成了中國革命的指揮中心。此時陝北民歌主要反映「鬧紅」，土地革命、抗日戰爭等內容，形成革命歷史民歌。1942年興起的大生產運動和新秧歌運動，對陝北民歌的發展有著重要作用。在大生產運動中，佳縣、綏德、米脂、清澗等革命老區人民，積極響應邊區政府的號召，大規模、有組織的移民到人煙稀少、土地較多的延安地區，開梢林、墾荒地，其中許多人以後就定居延安各地。移民們將許多民歌和民間藝術帶到延安。如《東方紅》原名《移民歌》，歌中唱到「佳縣移民走延安，一定要開老南山，不過幾年再來看，盡是一片米糧川」。再如橫山說書藝人韓起祥到延安後，說新書、唱工農，受到毛主席贊揚。陝北民歌經革命文藝工作者的採集和改編，出現了《東方紅》、《翻身道情》、《綉金匾》、《擁軍秧歌》等一批響譽全國的陝北民歌。有人說陝北民歌「唱紅了天」，這是指《東方紅》唱出了時代的心聲，表達了億萬中國人民敬愛毛主席，跟著共產黨鬧革命求解放，建設新中國的決心。有人說陝北民歌「唱出了一個新天地」，這是指《翻身道情》以鮮明的特色，將陝北民歌的影響力、感染力演繹到了極致，「大家團結鬧翻身」成了引領當時時代的共識，陝北人民唱著《東方紅》和《翻身道情》迎接了新中國的誕生。這一時期除了革命民歌，又有了《三十里鋪》、《趕牲靈》、《黃河船夫曲》、《跑旱船》、《五哥放羊》等許多精曲陝北民歌相繼問世。1952年中央歌舞團在綏德縣數千名歌手中精選了三十多人，組建了陝北民歌合唱隊，使陝北民歌有了國家級演唱團體，讓陝北民歌不僅唱響了中國大江南北，而且享譽國際舞台，這在我國民歌發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至文革前，榆林各地民歌演唱活動非常活躍，以至許多村鎮成了遠近聞名的「民歌村」，以綏德為中心，各地出現了許多著名藝人，他們有的參加全國民間文藝匯演，有的被音樂院校聘請任教，有的以後成為專家、教授。陝北民歌的曲目，有的被改編為民歌管弦樂曲，有的被改編為電影音樂，有的成為音樂院校的教材。總之，1935年以後至1965年是陝北民歌的紅盛期。 文革期間，陝北民歌被禁唱，只有《東方紅》如同第二國歌被中央廣播電台每天播放。1975年以後，陝北民歌逐漸恢復演唱，1979年榆林民間藝術團赴省、赴京演出，受到廣泛贊譽，並被攝入電影藝術片《泥土芳香》中，1982年文化部專調榆林民間藝術匯報演出團赴京進行示範表演，對遏制當時國內藝術界崇洋媚外思潮，起到重要作用，並推出了王向榮、郭雲琴等一批民歌演唱家和優秀民歌手。1985年地區正式成立民間藝術團，並連年出國演出，陝北民歌再度唱響國際舞台。從80年代始至90年代初，完成了陝北民歌集成工作，共收集各類民歌八千多首。改革開放以後，各種陝北民歌演唱會和賽事，在榆林頻頻舉行，不斷涌現出陝北民歌演唱優秀人才，並在全省、全國大賽中頻頻獲獎，特別是2006年陝西省陝北民歌大賽中評選出的「十佳歌手」均屬我市籍選手，這在建國以來的民歌賽事中，尚屬首例。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陝北民歌的源頭、主流在我市，榆林民歌是陝北民歌的代表。

Ⅵ 民歌的起源和發展

民歌
民歌(FOLK)原本是指每個民族的傳統歌曲，每個民族的先民都有他們自古代已有的歌曲，這些歌絕大部分都不知道誰是作者，而以口頭傳播，一傳十十傳百，一代傳一代的傳下去至今。不過今天我們所說的民歌 (FOLK)，大都是指流行曲年代的民歌 (FOLK)，所指的是主要以木結他為伴奏樂器，以自然坦率方式歌唱，唱出大家純朴生活感受的那種歌曲。美國民歌手 WOODY GUTHRIE在五十年代的唱片可說是最早的民歌唱片錄音，所以普遍被認定是現代民歌 (FOLK)的祖師。之後 PETE SEEGER、 THE WEAVERS繼續推動這類音樂。六十年代越戰，反戰民歌手如 BOB DYLAN、JOAN BAEZ、PETER、PAUL AND MARY等成為時代的呼聲。

民歌，人民之歌。 從古至今，無論東西南北，每一時代、地域、民族、國家；在不同的地理、氣候、語言、文化、宗教、的影響下，都不其然會產生一類別人類自娛、文化留傳或生活實質的宣洩。 他們會以不同的形色傳遞他們的歷史、文明及熱愛，而歌謠亦是其重要之一環，而社會學或大眾俗稱之為民歌／謠。

如此類推，我便會發覺可以有中國的民歌，美國的民歌，英國、俄國、蘇格蘭、澳洲或非洲民歌等等。就像如果這幾天大家有到海運大廈天台參與德國啤酒節，大家一定到聽到不少他們以結他、手風琴等奏出的的普魯士民謠。

民歌／謠的特色，是在於其能否反影它的出處和環境、文化特色／質，而不只是在乎其使用的樂器的多少、輕重。（當然無可否認，樂器本身很多時亦能反影民歌本身的文化背境。）今天，我們活在香港，民歌音樂的文化早以支配在西方篷裙之下，我們今天說的民歌，大多數也就是西方（美國）的民歌。

美國的文化對比上說（中、英、歐洲大陸等）都比較短；在我們聽到一些美國怨曲、跳舞音樂、爵士樂曲外，在乘接中、西部人民的心靈，我們會聽到不少第二代美國本土人民的心曲，拓荒者的Country Fork Music， 好像Woody Guthrie's 『This land is my land'、 Oh Susanna、Michael, Row the Boat ashore等等，此為典形的美國民歌。而 The Weavers (Pete Seeger)、The Kingston Trio、The Highway Man等可以說我所認識的是美國民歌的先驅。

至於被稱為美國現代（六十年代稱之為現代，而我們2004年被稱為處於後現代的尾聲） 民歌之父的是 Bob Dylan。 Bob Dylan 之所以被稱為'現代民歌之父'，是因為其在六十年代首先以他典形反叛、控訴加上其如詩的文字( lyric) 寫出了不少能代表當代美國土地、文化，新一代知識份子、年青人的心態的樂曲。 而該等文字、歌曲，又真的能直接、間接及一代一代地影響著美國甚至世界各地的文化（不止於音樂文化）。

Ps. 至於其他大家能常常聽到的西方民歌手有:，PPM最喜的（相信是） Peter, Paul and Mary, Simon and Garfunkel, Donovan, Joni Mitchell, John Denver .......等等,

唐代詩人崔頤寫了一首傳誦千古的<黃鶴樓>，令後來登上黃鶴樓的李白對著眼前美景，卻有「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頤題詩在上頭」之喟嘆。

在下當然不是李白，只是開個玩笑。本來我也想從宏觀的角度去寫寫「何謂民歌」這個題目，只可惜被Mel兄捷足先登了(一笑)。這里只好來個狗尾續貂，零星補充一下。

民歌和民謠的涵意實有點區別，民謠的「謠」字，有「虛」、「無」的意思，亦即所謂謠言、謠傳。「民謠」是泛指古時在民間流傳的歌曲，而作曲者已無可稽考，這些我們才會叫做民謠(當然也可叫民歌)，所以我們會說現代民「歌」或城市民「歌」，而不應有現代民「謠」或城市民「謠」之說。

至於英文的"Folk Song"是否有古今之分，在下並無考究，不敢胡說。

我們在西洋歌劇或中國地方戲曲，不難發覺其音樂的部份，亦能充分反映一個族群的色彩性格、文化傳統，但我們不會稱之為民歌，並不盡然是它有豐富的藝術內涵；而是這類傳統音樂，在沒有留聲機的年代，是宮庭貴族、知識份子或上層社會的「專利品」，並沒有在民間普及，所以「流傳民間」是成為民歌的最基本條件。

上世紀至今英語是強勢語言，在多個領域影響著全世界，民歌亦然。我們這一代人，受歐美民歌薰陶至今。60年代歐美民歌在市場力量推動下作多元發展，臻至圓熟之境。事實上，歐美民歌在音樂上的價值和意義，是值得我們充份推崇和肯定的。

民歌是人民其中一個表達思想感情的「工具」，而每個族群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傳統、性格色彩，所以各地民歌的風格亦有不同。在下認為玩民歌要玩得好，關鍵是否能玩出那種民歌的真性情、那種民歌feel，這個"feel"字，民歌友一看便明；但對民歌較為陌生的朋友可能不明所以。在下亦無法具體說明甚麼叫"民歌feel"，試舉兩個例子作結：當年有朋友向我說：「羅大佑作曲好是真的好，但他唱歌不大好。」我聽後莞爾一笑，回答他：「難道你覺得羅文唱<鹿港小鎮>、唱<未來的主人翁>，會唱得比羅大佑好嗎？」

民歌的種類和特點

勞動歌，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專指號子，以與勞動動作相配合的強烈聲音節奏和直接促進勞動的功用為其基本特徵。廣義的包括在勞動中唱的歌，如草原牧歌、採茶歌等。後一類歌，有些也配合勞動動作而歌唱,一般對勞動也能起一定的鼓舞和調節情緒的作用,但無明顯的與勞動動作相配合的強烈聲音節奏。廣義的勞動歌，有時也可歸入生活歌中。

儀禮歌，伴隨民間祈年慶節、賀喜禳災、祭祖吊喪等儀式及日常迎親送友等習俗活動而吟誦演唱。大致有訣術歌、儀式歌、習俗歌三類。訣術歌，是被認為具有法術作用的民間歌訣與咒語，如"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哭夜郎，過路君子吟三遍，一覺睡到大天光"之類。儀式歌，是與節令慶祝、其他祭祀等儀式相結合而誦唱的歌，主要內容為祭神求福、祈保豐收等。如祭灶王爺求福、祭龍王爺求雨所唱的歌。習俗歌，用於婚娶、生子、祝壽、送葬、造房等紅白喜事和迎賓待客的場合，如撒帳歌、哭嫁歌、蓋房歌、敬酒歌等。這是儀禮歌中數量居多、迷信色彩較少、文學價值較高的部分。

時政歌，主要內容是反映人民群眾對某些政治事件、人物的認識和態度的。有相當高的文獻價值。中國古代的時政歌謠，不少以童謠形式出現，其書面記錄，較多見於各朝史書的《五行志》中。時政歌謠大致可分三類：①揭露諷刺統治者的歌謠，這類作品數量最多；②贊揚廉潔、愛國官吏的歌謠；③歷代農民起義的歌謠，這類歌謠，體現農民的覺醒最充分，政治色彩最濃。

生活歌，反映人民一般的社會家庭生活和日常勞動生活的各方面，尤以表現農民和婦女生活的為多。關於農民生活的歌，反映了廣大農民在舊社會所過的非人生活，揭露地主殘酷剝削和貪婪吝嗇的本質。流傳相當普遍的《十二月長工歌》，比較集中地反映了長工與地主的尖銳矛盾。婦女生活歌，大部分出自民間婦女之口。女性從一出生即受歧視的童年，到像貨物一樣被買賣的出嫁；從備受虐待摧殘的小媳婦生涯，到熬成婆後仍無幸福可言的畢生悲慘遭遇，在婦女生活歌中都有所反映。在大量的苦情歌中，又常蘊含著對美滿生活的憧憬。在資本主義興起後的近代歌謠中，常迸發出反抗的時代強音。

情歌，據有些學者的看法，大概最早產生於對偶婚與對偶婚從夫居的一夫一妻制的交替時期，是民間歌謠中數量最多，也更加膾炙人口的一種，在歷代勞動人民特別是少數民族人民的愛情生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①傾訴互相愛戀之情和表明選擇愛人標準的，如《絲線牽橋妹敢過》、《金銀不是如意郎》。②抒發離別、想念之情的，如《把你畫在眼睛上》、《和來捏作一個人》。③表達誓不分離的堅貞愛情的，如《情願挨打不丟郎》、《出了衙門手牽手》。④告誡和批評的怨情歌，如："要學莧菜紅到老，莫學花椒黑了心"、《小妹郎多亂了心》。⑤為數甚多的"家花不如野花香"之類的偷情歌，雖含某些不健康的思想情感，但往往也表現了被剝奪正常愛情生活的人們對幸福生活的嚮往與追求。

兒歌一詞，中國"五四"以後才普遍使用。古代稱為"孺子歌"、"小兒謠"等。兒歌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專指由兒童自己創作以及由大人教唱但內容符合兒童生理心理特徵和理解能力的歌。廣義的還包括由媽媽奶奶等教唱、反映舊社會大人特別是婦女生活情感的、但由兒童傳唱開來的歌。具有時政歌謠性質的所謂"童謠"，一般非真正的兒歌。兒歌按其功用，大致可分為三類：游戲兒歌、教誨兒歌、訓練語言能力的繞口令等。

中國不僅不同民族和地域，民歌形式往往各異，即使在同一民族和地區中，也常有多種樣式。

句式方面：如漢族民歌，除七言體外，還有三、四、五、六、八言或多達十幾字一句的。納西族民歌和苗族古歌，幾乎都是五言句，水族的歌多為前三言、後四言的特殊復式句。

章段結構方面：四句頭最多。陝南、鄂西以及湖南、安徽、四川等省部分地區流行趕五句。兩句一首的有陝北信天游、內蒙古爬山歌、晉西北的山曲、壯族"師"體歌等。藏族"魯"體歌，多三至五句成章，三章成首，且句子之間講究對應。"諧"體歌多四句一首，也有六或八句成首的。僳僳族民歌，凡兩句兩句唱的，均分為上句與下句，上下句要求對仗。漢族各地流傳的小調歌詞，體例各有格套，如四季調為四段式，五更調為五段式,十送等為十段式,十二月調為十二段式等。西北"花兒"的河湟、洮岷、隴中三派，格式各異。各族民歌中，還有不少章、段、句數是不固定的。

用韻方面：漢族民歌押尾韻的居多，四句一首的多一、二、四句用韻，五句一首的一、二、四、五句用韻，兩句一首的每句有韻。蒙族民歌則多押頭韻，在大多數四行為一章，上、下兩章成一首的民歌中，一般每行都要求押韻。各民族的民歌中，還有押腰韻、腰腳韻、頭腳韻或腰韻、尾韻相互為韻的。壯族的"勒腳歡"，西北各族的"花兒"，有特殊的押韻法。

表現手法方面:比興、誇張、重疊、諧音等手法,在民歌中多有運用。揭露抨擊性的時政歌謠，常用諧音、隱語。雙關語在情歌中運用較多。擬人化手法，兒歌中較為常見。納西族的相會調，在大量運用諧音同時，通篇以物擬人，如用蜂花、魚水相會，比喻男女間的愛情。 民歌的風格，因地區、民族等不同而異。傣族民歌明麗，赫哲族民歌粗獷。漢族民歌，北方的多偏於豪放，南方的一般比較婉約。但同為南方民歌，吳歌又比楚歌更顯細膩。同是花兒，不同民族或地區，也各有特色。

中央台有一個專門講訴民歌的節目叫《魅力28》，是有董卿主持的，這個節目會用各種不同的手法去詮釋一首民歌，還會講這首民歌的由來。

Ⅶ 中國民歌的發展歷程是什麼

中國民歌文化多姿多彩，其發展也是頗為艱難而曲折的。中國民歌的傳承與發展可以按照歷史的時間軸來進行。 
在久遠的春秋時期出現的《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其中涵蓋了一百多部民歌，其覆蓋的地域極為廣泛，包括如今的黃河流域各省以及部分長江流域的地區。《詩經》中的民歌內容涉及廣泛，包括勞動人民多階級壓迫的思想反抗、人們對愛情生活的嚮往、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等。 
到了漢代以及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行政中心的南遷，中國南方的民歌記入正史，從而受到人們的關注。在這期間的民歌，受到人們關注的多是湖北江浙一帶地區的西曲、吳歌等。作為民間歌曲之中的徒歌，是一種沒有伴奏的歌曲，其單獨依靠歌聲來表達情感，大部分表達的中心思想是離別、愛情。當然，西曲、吳歌兩者不同的是，西曲大多是反映男女感情的民歌，吳歌大多是兒女思想感情的意趣。 
到了唐宋時期，民歌的發展尤為迅速。伴隨著民歌的流行，出現了眾多經典的曲調，取得了人們的喜愛。唐代時期，人們對民歌進行加工和改編，使民歌結構趨向一定的「唱詞化」，講究一定的唱法。宋代的曲子更是深入人心，民歌呈現更多元化，人們模仿民間的曲子進行抒寫詩歌，使民歌音樂發展更為迅速。 
明清時期的民歌發展是中國民歌發展史的高潮，其根本原因是人口的流動性增強，居住在農村的人們涌到大城市的數量急劇增加，大量的民間歌曲匯聚在城市當中，並進行一定的加工改造，造就了民歌史上的高峰。明清民歌經典作品如《倒板槳》、《一剪梅》、《滿江紅》等等～

Ⅷ 漢族民歌的歷史發展概況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包括「風」、「雅」、「頌」。其中「國風」是當時北方15個地區的民歌，反映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五百餘年間復雜的社會生活、階級關系以及人民的生活情況。其中多數為四言句，如《碩鼠（魏風）「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上樂土，愛得我所。」這是四言句式，以簡練的語言揭示了對剝削者的仇恨以及對「樂土」的嚮往。「國風」中也有二言至八言的其他句式，也有在句中、句末使用「兮」、「之」、「矣」等語氣詞的。如《伐檀》（魏風）：「 不嫁不檣，胡取禾三百鷹兮？不狩不錯，胡瞻爾庭有懸桓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幽風·七月》是我國最早的長篇敘事歌，它以時令季節為序，展現了奴隸終年勞累、倍受壓榨的痛苦生活。
《楚辭》是繼《詩經》之後．戰國時期（公元前4世紀）的著名詩集。其中部分是偉大詩人屈原．宋玉等傷楚國民歌的佳作。如《離騷》、《九歌》、《天問》等；部分是詩人搜集整理的楚地民歌。《九歌》原為楚南部民間祭祀巫舞，屈原加工成樂舞．以鍾、鼓、琴、瑟、竿、笙等伴奏。《楚辭》在形式上，較《詩經》更為活潑，由四言句發展為長言句，句式參差不齊，變化不定；文辭較華麗．大膽運用想像、誇張、象徵和虛擬等手法，富於浪漫色彩。
漢魏六朝以樂府民歌聞名。「樂府』本是漢武帝設立的音樂機構．用來訓練樂工．制定樂譜和採集歌詞，其中採集7大量民歌，後來，「樂府」成為一種帶有音樂性的詩體名稱。今保存的漢樂府民歌的五六十首，真實地反映了下層人民的苦難生活。如《戰城南》、《東門行》、《十五從軍征》、《限上桑》等，其文體校《詩經》，《楚辭》更為活潑自由，發展了五言體、七言體及長短句等，並多以敘事為主，塑造了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孔雀東南飛》（又名《焦仲卿妻》）、《木蘭辭》是漢魏以來樂府中敘事民歌的憂秀代表作。漢代盛行的「相和歌」初為一人唱、三人和的「但歌」（即徒歌，無伴奏之歌），中間插有「羊吾夷』、「伊那何」等襯詞；後發展為「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的有伴奏之歌；再後則發展為」相和大油」（是以笙、笛，節、琴、瑟、箏等伴奏的歌舞）。由漢至南北朝，清商樂替代了相和歌在民間歌壇的地位，清商樂主要包含吳歌（江南）和西曲（荊楚）。

Ⅸ 中國民歌的發展史

同世界上的任何古老民族一樣，中國民歌也是在先民們的原始狩獵、祭祀、婚戀、放牧等活動中萌生並逐步流傳起來的。所以，它很早就確立了「勞者歌其事，飢者歌其食」，「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藝術傳統。例如，《吳越春秋》記載的這首《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相傳是黃帝時代產生的一首民間歌唱，它僅用了四個二言體的短句，就極其簡括地描述了原始狩獵勞動的全部過程。又如載於《易經》中的兩首歌詩：女承筐，無實；士圭羊，無血（「歸妹」上六）。賁如，番如，白馬翰如；匪寇，（婚）（《易經·賁》六四）。前者用二、三言相雜的句式表現了上古時代田園般的男女剪羊毛勞動場景，後者則用二、四言交錯的句式記錄了這一時期民間的婚嫁生活。再如《呂氏春秋》所載：「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為南音。」文學史家認為，這位「妾」所唱的「等啊，等你啊」之歌，應當是中國民間情歌的濫觴。而同一著作中記述的「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則是人們農業豐收之後以歌舞形式舉行大規模慶祝祭祀活動的生動記錄。早期民間歌唱的這些優秀篇章，一方面為我們了解當時的社會生活內容提供了一部分依據，同時也讓我們看到，數千年前的先民在以口頭形式觀察、概括、描述自己的勞作、婚戀、思盼、信仰等行為、感情時所達到的令人驚嘆的藝術水準。
約公元前六世紀左右，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在該集的305篇作品中，有165篇是民間歌詩。它們總稱為「風」，因收錄了當時十五個國家（地區）約500餘年間（前1006－前570）的民間歌唱之作，故又稱「十五國風」。以這些作品所反映的社會歷史內容而言，不僅十分廣泛宏闊，而且也典型深刻，稱得上是以歌唱方式揭示周民族500年來民間社會的一部「創世紀史「。特別應該提到是這些歌詩大都採用了「四言體」句式。這一詞格的相對穩定和廣泛使用，為以後中國民歌的唱詞句式的進一步發展和多樣化，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如《詩經》的開篇之作《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下略）。不但內容清新明暢，而且詞格句式本身已包含了豐富的歌唱性。
漢代以降，民間歌曲的流傳地域不斷擴大，其體裁形式也隨之發生變化。為了及時收集民間歌曲而於秦漢間成立的專門音樂機構－－「樂府」，在記錄和推廣民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此，人們便把漢魏時期流傳的民間歌詩總稱為「樂府」，同時也把這一時期民歌所採用的基本體式－－五言體總稱為「樂府體」。「樂府」是繼《詩經·國風》之後中國民歌迭起的又一個高峰，在長達五、六百年的漫長歲月中，不僅民間廣泛使用這一體式，而且也直接影響了文人的詩歌創作。
宋人郭茂倩所編之百卷《樂府詩集》，正是民間樂府和文人樂府藝術成就的集中體現。其中，流傳於東漢和南北朝時代的《十五從軍征》《陌上桑》《孔雀東南飛》《木蘭辭》以及「吳歌」中的「子夜四時歌」，有的氣勢恢宏，有的清麗婉轉，即使曲調早已失傳，但只讀其詞，也會立刻讓人動容。誠如《大子夜歌二首》所雲：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可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絲竹發歌聲，假器揚清音，不知歌謠妙，聲勢出口心。「五言體」樂府是對「四言體」國風的合理繼承和新發展，它們為接著出現的「七言體」句式和長短句詞格提供了先決條件。
唐代，在李氏王朝大力開展對外文化交流並廣泛吸收其周邊民族音樂的歷史背景下，民間歌唱仍然保持了自己旺盛的生命力。中唐詩人劉禹錫（772－842）在巴楚一帶聽到一種當地民歌「竹枝詞」，十分興奮，於是，模仿其歌體，一連寫了十首。其中最為人稱道的如：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情。又如：山頭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通過他的仿作，我們可以體會到這種「七言體」的民歌那種興比自如，「含思婉轉」的民間風格。
此外，劉禹錫還寫了一首《插田歌》，描述了他在廣東連州看到農民一邊插秧一邊唱「田歌」的真實場面。為後人留下了有關這種源遠流長而又傳播至今的民歌品種的珍貴記錄。這一時期出現的另一類民歌體裁是存見於「敦煌曲子詞」中的「太子五更轉」「思婦五更轉」。這種以「更」序分節的新形式，由於非常適合表達思念、期盼的情感內容，所以在唐宋以後廣為流傳，以至到明清之際已遍布全國，各種各樣的「五更體」民歌，隨處可聞。總的來說，除了產生新的體裁品種外，唐代民歌在體式上的最大特徵，便是「七言體」句式的全面成熟和廣泛應用。
宋元明清以來，一方面是原有的各種民歌體裁的繼續傳播，諸如農夫唱的「田歌」、漁夫的「漁歌」、山民的「山歌」、船夫的「船歌」等。另一方面，則是伴隨著城鎮商業經濟日益繁盛民間小調體裁廣泛流傳。如見於宋代話本的「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骨肉團圓敘，幾家飄零在他州。」歌詞是十分典型的「七言四句體」，曲調是各種各樣的江南小調。其中，流傳最廣的，就是以「起、承、轉、合」原則構成的四句頭「春調」。又如明代文人馮夢龍輯錄的《山歌》《掛枝兒》《夾竹桃》，清人王廷紹輯錄的《霓裳續譜》，華廣生的《白雪遺音》以及《粵謳》《小慧集》等，大多數是流行於這一時期南北各地城鎮市井的民間小調唱詞。《小慧集》（1837）中的《綉荷包》《紗窗調》《紅綉鞋》《楊柳青》《鮮花調》（即《茉莉花》）等八首帶有工尺譜的民歌，幾乎全部都屬於小調（俗曲）體裁。從中我們可以大體了解到小調在這一時期的發展概貌和特殊地位。
總之，至清末民初，中國民歌在經歷了數千年的傳播、流變、創新、積累之後，一方面是為適應不同社會階層以及不同的民俗場景而形成的題材范圍和體裁類別都已達到十分豐富成熟的境地。另一方面則是它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特定環境下所蘊積起來的民族和地域性風格的全面展示。從而使這類民間音樂成為歷史悠久、傳承不斷、體裁多樣、色彩斑爛、蘊藏豐富的一個民族文化寶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明確指出：中國民歌是中華民族社會生活的一部「網路全書」，也是為其他民間音樂不斷提供豐富營養的永不枯竭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