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從什麼發展至今作為經濟的支柱它歷史文化興旺發達的經歷現在只要以什麼為發展中心

❶ 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將以什麼為主導產業

中國未來的主導產業 中國未來經濟主導產業: 休閑產業正是具有這種同時實現技術、資金和勞動密集的突出特徵，它不是旅遊業和娛樂業的簡單疊加，而是涵蓋了農業、工業、服務業和信息業等行業的一種綜合性很強的產業，特別是補上了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一條「短腿」———服務業。因此最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 到目前為止，世界已經出現過四次分別由農業、工業、服務業和信息業驅動經濟變革的浪潮。在21世紀，經濟變革的驅動力又將是什麼呢? 國際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未來15年內，發達國家將相繼進入「休閑時代」，發展中國家也將緊隨其後。以會展、旅遊度假、體育健身、文化娛樂、藝術欣賞、社區服務等為主的「休閑經濟」將成為下一個經濟大潮。2006年，世界休閑大會和休閑博覽會將在我國的杭州舉行。休閑產業會在2015年前後主導世界勞務市場，並佔有世界GDP50％的份額，從而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支柱產業。 在中國，休閑產業是否能夠成為「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國民經濟主導產業?休閑產業能否成為內需增長的新動力?中國現階段發展休閑產業的時機是否成熟?早在1978年就回到內地投資的香港駿豪集團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朱樹豪博士，正是國內體育休閑的大力推動者。他認為，大力發展休閑產業是拉動內需、緩解國內就業壓力的有效手段，國家應該提升休閑產業的戰略地位，並盡快制定發展休閑產業的系列政策。 朱樹豪被譽為「中國體育產業第一人」。他從1992年開始，先後投入巨資，在深圳市和東莞市交界的觀瀾鎮、塘廈鎮投資建設觀瀾湖高爾夫球會及規模巨大的體育休閑產業園區。當時，那裡還是一片土質極差的荒山禿嶺，無水無電，交通閉塞。在深圳各鎮中，觀瀾的招商引資能力排在最後一位。但就是這個曾經不被看好的觀瀾湖項目，積十年之功，成為中國體育休閑產業發展的一個典範，給業界和經濟學家帶來諸多啟示。 倡導休閑產業 2002年3月初，全國「兩會」在京召開。作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朱樹豪博士提交了一份《深入研究內需市場，大力發展休閑產業》的提案。提案認為，在中國，休閑產業極高的產業關聯度和進入門檻的多樣性，與國家從需求和供給兩個角度來刺激內需，拉動國民經濟發展的大戰略極其匹配；另一方面，無論是國家的總體經濟規模，還是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都表明中國的休閑產業已經到了一個大發展時期，並能夠擔當起拉動內需增長的重任。席間，朱樹豪博士的發言引起了很大反響，傳媒競相進行了報道。 「兩會」結束後，朱樹豪博士立即組織和領導了一個專題課題組，對國內休閑產業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調研。最後形成了6萬余字的總報告。 《報告》認為，在世界產業發展過程中，能夠成為主導產業的行業，例如建築、鋼鐵等行業都具有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集技術密集、資金密集和勞動密集為一體，只有這樣的產業，才能對國民經濟的相關行業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才能從需求和供給的兩個角度來拉動經濟增長。而休閑產業正是具有這種同時實現技術、資金和勞動密集的突出特徵，它不是旅遊業和娛樂業的簡單疊加，而是涵蓋了農業、工業、服務業和信息業等行業的一種綜合性很強的產業，特別是補上了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一條「短腿」———服務業。因此最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 根據中國的國情，這次調研還重點研究了休閑產業對農村經濟以及東西部區域經濟的促進作用。提出了通過發展休閑產業，更多地將城市居民的休閑需求引向廣大的村鎮，帶動村鎮經濟的發展。事實上，我國廣大偏遠的村鎮地區，擁有發展休閑產業的良好資源，適合開展綠色、生態及環保型休閑項目，而不適合大面積進行資源消耗型工業項目的開發。因此發展休閑產業，對於落後地區的經濟能夠盡快趕上先進地區，實現全國經濟平衡健康發展意義重大。同時，休閑產業對環境污染小，對能源的需求也少，對於那些生態本來就很脆弱的相對落後地區，比如西部，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條可行之路。 此外，發展休閑產業有利於地區之間產業結構的合理布局和調整。中國地域遼闊，東西部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在這種極不平衡的發展狀況下，發展休閑產業比發展高科技更有市場。發展高科技，一般只能在上海、北京、深圳、廣州、西安的中心城市，而發展休閑產業就不同了，由於中國各個地區的風土文化和自然風光具有很大的地域差異性，都可以根據各地情況因地制宜地發展。 朱博士認為，中國加入WTO和成功申辦奧運，為休閑產業發展帶來了歷史機遇。休閑產業與傳統的第一、第二產業和一些典型的第三產業如金融業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的時間也不過最近幾十年的事情，我國休閑產業如果抓住加入WTO長達4至5年「過渡期」的大好機會，拋棄固有的按部就班的發展次序，在一些新興的休閑項目上和我國具有得天獨厚資源優勢的行業上，注意與世界慣例和產業規范相接軌，完全有可能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勢產業。 休閑產業的觀瀾湖模式 事實上，朱樹豪博士關於中國大力發展休閑產業的大型調研報告，也是他在國內投資觀瀾湖體育休閑產業群的思考和經驗總結。 一、改善投資環境、促進招商引資，帶動城鎮發展。 1979年內地改革開放之初就回國投資的朱博士，可以說是中國20多年改革發展的一個見證人。他始終認為，中國要長期吸引國際跨國公司和投資者，必須創造國際化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配套，才能鞏固他們長期投資的心態，才能出現一些名副其實的國際城市。 朱博士認為，盡管從歷史的角度看，城市的產生和發展主要依賴製造加工業的繁榮，但是，如今城市的經濟模式已經開始轉向並依賴休閑活動的興旺發達。在城市裡，商業開發、娛樂設施、餐飲服務、體育競技、藝術欣賞、旅遊觀光，所有這些休閑活動的生產和服務已成為經濟活動運行的基本條件，甚至標志著城市生活質量的各項指標，比如綠地面積、藝術場館、社區寧靜程度、自然環境狀況等，與人的休閑需求密切相關，並對今後的經濟繁榮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特別是中心城市周圍衛星城鎮的發展，更適合借鑒這一模式。 觀瀾湖的發展正是一個典型案例。觀瀾湖橫跨深圳和東莞兩地，早期相對深圳其他鎮來說，位置偏遠，經濟落後，政府規劃尚未顧及，外商少有問津，來此落戶的也是一些「三來一補」型的小工廠，有一些項目甚至對環境造成極大損害。觀瀾湖高爾夫球會選址深圳觀瀾鎮、東莞塘廈鎮之後，不僅致力於興建一個世界一流的球會，而且逐漸在20平方公里的觀瀾湖營造出一座世界品質的中國首席高爾夫社區，從環境、建築、配套、社區文化、社交方式、子女教育等方面，滿足國際國內精英人士安居樂業的需求。用一個球會帶動一個社區，一個社區帶動周邊交通、娛樂、餐飲、健身、零售、文化、咨詢和社區服務等眾多行業共同發展。 這幾年，正是有了觀瀾湖高爾夫球會，附近的交通建設不斷完善，更有梅觀、莞深兩條高速公路直達球會。許多當地的官員和投資者都表示，如果沒有觀瀾湖高爾夫球會這個項目，以當地的經濟基礎不可能出現這樣一個國際性的社區。 二、擴大就業，增加稅收。 進入內地投資多年，朱樹豪博士說，中國的產業發展一定要符合中國的基本國情，這就是人口眾多，就業壓力大，在勞動力人口中，有許多是僅僅具備中等或者中等以下勞動技能的人。而發展休閑產業對增加就業、增加稅收以及土地資源的優勢利用具有巨大作用。 據悉，觀瀾湖高爾夫球會的所有土地全部以土地出讓的形式徵得，僅全部交清的地價及農民補償款就達6.7億元，而且所有用地都是丟荒的山頭和殘疏的荒地，經過綜合整治和規劃，變成了國際一流的綠色社區，近幾年，隨著國際球會知名度的上揚和國際人士的匯集，更帶動周邊地區的地價普遍上揚，使這里成為名副其實的風水寶地。在稅收方面，球會及其相關公司開業以來創稅逾近3億元。2001年，球會邀請世界最佳運動員泰格伍茲首訪，並代其繳稅429萬元，創造了去年全國個人納稅的最高記錄。讓朱博士備感欣慰的是，球會不僅創造了5000多個就業機會，而且為內地培養了大量的高爾夫從業人員。 三、展示中國文明進步的「窗口」。 體育休閑產業陶冶人們的情趣，注重精神需求，提升國民素質，不僅與中國加大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非常匹配，而且是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的名片和形象工程，從一個側面生動地反映了中國的文明進步和繁榮穩定。

❷ 修改病句（題目、答案）

1發現改為發明
2思想去掉
3進一步提高改為有了
4、把能抓緊去掉
5提高改為擴寬
6的英勇善戰去掉
7一倍改為一半
8把自己改為我
9誕生72周年改為的生日
10，結果前加上實驗的
11.最後一句改為唐山地震非常強烈
12去掉肥大的蘑菇
13.去掉親切
14.深刻的後面加批評
15.去掉昔日的
16力量改為力氣
17自己後面加成為
18去掉循循善誘的教導
19.豐富改為豐滿
20.嘴裡去掉
21、去掉優秀的
22時期改為時間
23.最後加上的熱潮
24.去掉多病的，歧義
25.改為豐城是我省煤的蘊藏量最豐富的地區之一
26.壯麗改為壯烈
27心裡改為臉上
28因而改為反而
29運動會的後面加運動員，最後的同學去掉
30最後加了
31性質的改為高興的
33意思改為意見
34鮮花改為花朵
35繼續改為連續
36把公共汽車調到學生後面
37.去掉昆蟲
38頑強改為執拗
39.去掉許多
40賓士改為飛奔，忽然改為突然
41去掉注視
42在要發揮前加我們
43.去掉漸漸
44.茂盛改為昌盛
45去掉著
46第一句改為以上事實，去掉從……中
47.評上改為被評為
48.錯誤後面加改正
49.精神改為態度
50激烈改為猛烈
52去掉稍微
53去掉各種
54定期放到學校後面
江老師關心學生的視力衛生，建議學校定期調整學生座位
55我正吃晚飯，李明找我去看電影

❸ 從1949開始到現在中國發展的過程

新中國的70年，我們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跡。

1、70年，我們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偉大奇跡。

中國經濟發展的偉大奇跡，植根於新中國前30年艱苦卓絕的探索，得益於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抉擇。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在不長的時間里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改革開放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全面展開，充分釋放了中國經濟的活力，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罕見的中國速度。

201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900309億元，經濟總量首次站上90萬億元的歷史新台階，穩居世界第二位。

2、70年，我們創造了民生改善的偉大奇跡。

我們黨始終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堅持讓人民群眾共享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成果。經過70年不懈努力，人民生活水平從解決溫飽到實現總體小康，正在邁向全面小康。

1978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高達7.7億人，到2018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已下降到1660萬人。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力度之大、效果之彰，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

中國還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覆蓋人口最多的社會保障體系。

3、70年，我們創造了科技進步的偉大奇跡。

新中國70年，是創造科技進步奇跡的70年。在這70年中，我們形成了規模宏大的科技隊伍，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舉世矚目的科技成就。

多復變函數論、陸相成油理論、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等成就，高溫超導、中微子物理、量子反常霍爾效應、納米科技等基礎科學突破，「兩彈一星」、超級雜交水稻、高性能計算機等工程技術成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堅強支撐，也為我國成為一個有世界影響的大國奠定了重要基礎。

當前，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等新技術推動數字經濟、平台經濟、共享經濟井噴式發展。古老的中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中踏浪前行。

4、70年，我們創造了制度創新的偉大奇跡。

一部新中國成長史，就是一部輝煌的制度創新史。在基礎薄弱、人口眾多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推進現代化事業，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全新創舉，沒有現成的教科書可供學習，沒有成熟的發展模式可供模仿，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創新。

70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了制度創新的偉大探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障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構建起和諧的黨際關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優勢結合起來，「一國兩制」偉大構想開辟了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的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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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載成就巨大

1994年中國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那一年，四川成都一所中學里，有個16歲的少年首次在微型計算機下完成了初等幾何命題的全部證明。

後來，他有了一次成果匯報的機會，他做了很多准備，卻只被問到一個簡單的問題：你一分鍾打多少字？回首當年，他說「恍然是一種啟迪」。

故事裡的少年，是全國政協委員、搜狗公司CEO王小川。王小川的經歷，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科技事業快速發展的一個縮影。

從1979年由王選主持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成功研製，到2005年王小川發明搜狗輸入法，中文信息化進程中基礎技術和應用技術的數次重大突破，夯實了實現科技強國的語言基礎。

今天，人工智慧時代到來，這一進程仍在加速。近兩年，王小川帶領他的團隊先後推出了跨語言搜索、商用的機器同傳系統、公開演示的中文唇語識別系統、AI合成主播。王小川告訴本報記者，現在，他們每天服務的中文語音請求超過5.4億次。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信息產業取得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落後到趕超的歷史性成就。」全國人大代表、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深有感觸地說，今天，浪潮集團正為全國150多個省級、市級政府以及74萬家企業提供雲計算服務，造福3.2億群眾，連續5年政務雲市場佔有率第一；

積極發展工業互聯網，推動企業上雲，深化雲ERP發展轉型，以開源方式打造工業PaaS（平台即服務）平台，構建SaaS（軟體即服務）生態；開創政府數據從共享、開放向授權運營升級的先河，100多個省市政府數據運營工作扎實推進；智慧城市等新興業務快速發展。

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取得的歷史性成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全國人大代表、西安工程大學校長高嶺向記者說出了他自己的感受：「一是高校招生規模不斷擴大，1977年恢復高考，當時錄取率很低，而到了2018年，高考實際錄取率已達81.13%。

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很多學生因此受益。二是高素質人才顯著增加，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高校畢業生僅有2.1萬人；2018年則達到了820萬，2019年預計達到834萬。

三是教育在國家發展中地位和作用愈加明顯，中國高等教育從支撐、服務社會發展，逐漸處於基礎、支撐及引領地位，成為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中堅力量。」

❹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

西方經濟學20世紀百年發展歷程回眸

一、國家與市場：一條永恆的主線

可以說，早在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主張國家干預與主張自由放任兩大思潮之間的分歧與論戰。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線依然還是緊緊圍繞著這個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線而展開的，所不同的僅僅在於，雙方各自的學派更繁雜了，爭論的范圍與內容更泛化了，兩種思潮此消彼長，興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縮短了。

1、戰前關於國家與市場的論爭及凱恩斯主義的誕生

在19世紀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認為，在競爭環境中，通過市場的力量，個人的最大化行為會轉化為一種最優化的社會狀態；這個傳統後來構成經濟學家偏愛「自由放任」的一種比喻，並最終演變成在19世紀占據統治地位的 「生產自動創造需求」 的薩伊定律。

當歷史剛剛踏入20世紀門檻的時候，經濟學家們逐漸看到，在現實世界中，市場機制並非萬無一失，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伴隨著失業等不良經濟現象時有發生。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舊制度學派主張國家調節和仲裁勞資矛盾、反對自由放任政策；馬歇爾的門徒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雖然總體上講他仍然排斥政府幹涉經濟生活，但對自由放任的理想主義也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國家應出面校正生產外部性以防止出現邊際私人凈產值與邊際社會凈產值相背離的現象發生。以繆爾達爾、林達爾、倫德堡、俄林和林德貝克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學派在1929－33年大危機中逐漸成熟起來，他們秉承該學派的理論先驅威克塞爾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傳統，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半個世紀的實踐經驗為其佐證與支持，運用宏觀動態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較系統地「混合經濟理論」，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一幟，魅力無窮。

如果說上述對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學說提出質疑、抨擊的眾多西方經濟學家只是對其進行的「局部革命」的話，那麼，凱恩斯1936年發表的《通論》則是對其進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動和徹底的批判。凱恩斯主義認為，通過利率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和藉助於工資的變化來調節勞動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並不能自動地創造出充分就業所需要的那種有效需求水平；在競爭性私人體制中，「三大心理規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於社會的總供給水平，從而導致就業水平總是處於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拋棄自由放任的傳統政策，政府必須運用積極地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確保足夠水平的有效需求。凱恩斯最根本的理論創新就在於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經濟學的證明，這是凱恩斯主義出現以前任何經濟學都根本做不到的。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建議後來通過其信徒們的努力廣泛地被西方國家政府作為其經濟政策的行動指南，總需求水平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廣泛接受。如果說在此之前象美國「新政」這類反危機的政策只是一種臨時應急的措施，還談不上明確地以一種經濟學說作為其理論基礎的話，那麼，從此以後，以維持充分就業水平為目標的宏觀管理就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常規政策。凱恩斯主義影響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走勢，使西方正統經濟學說的理論核心以此作為一個嶄新的轉折點，「凱恩斯時代」由此正式開始，凱恩斯本人成為「戰後繁榮之父」；與此同時，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體制論退出了正統經濟學的統治地位。

2、戰後以來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的論爭

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繁榮的時期，「在野」的自由主義思潮在新保守主義的旗幟下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凱恩主義陷入危機時東山再起；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學派林立，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它們或曇花一現，各領風騷，或孤芳自賞，獨樹一幟；它們或是自詡為「嫡傳」的凱恩斯主義者，或公開聲明是凱恩斯主義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是全面維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歷史傳統和全面恢復「自由放任」的理論綱領，倡導的是對新古典的回歸和凱恩斯經濟干預主義的抗衡，堅持的是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經濟學體系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根本原則。20世紀下半葉，諸多自由主義學派來勢兇猛，「是市場還是國家」的爭論再次白熱化，使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西方經濟學進入了「戰國時代」，曾幾何時登上美國「正統」經濟學的寶座和成為英國的「御用」經濟學，「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應運而生，並曾經喧賓奪主，如日中天，佔有一席之地，影響了一代經濟學者，對「主流」 的自我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留下了濃濃的一筆，使得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是如此地璀璨奪目，流光溢彩，以致於在我們回眸其百年發展史的時候，不得不對足以構成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勁敵甚至動搖其「正統」地位的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予以專門論述。

現代貨幣主義即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譽為是戰後至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甚至被經濟學界譽為泰斗。弗里德曼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論基礎之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以此提出了與凱恩斯干預主義相抗衡的自由主義論點，認為，在國家不進行任何干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行情動盪遠遠低於干預時的程度；國家的真正作用不在於短期內影響市場，而首先應保證貨幣總量能定期和有規律地增加。這是因為，第一，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在凱恩斯那裡，由於人們的慾望已經得到滿足，所以，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而儲蓄則呈遞增趨勢，這樣，政府應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以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弗里德曼駁斥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認為人們的慾望原有的得到滿足之後，新的隨即產生，是永無止境的，擴張性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貨幣供給數量則應是貨幣政策的惟一最佳選擇，即根據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制定一個長期不變的貨幣增長率。弗氏認為，1929-33年大危機中約有1萬家美國銀行倒閉破產，造成美國國內貨幣供給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聯儲能在這次大危機中發揮作用，那麼那場大危機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經濟衰退。第二，關於「自然失業率」。凱恩斯主義認為，高就業水平是有效利用社會資源的保證，即要想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就必須有高水平的就業。弗里德曼認為這是一種模糊甚至錯誤的想法，認為，高就業水平恰恰可以被認為是沒有最好地利用社會資源的一個標志：為了社會生產而犧牲了對閑暇的享受，而前者的價值要遠遠小於後者的價值，這樣，通貨膨脹政策就會使人民產生錯覺，「強迫」人民認為他們的實際工資高於這些工資的實際價值。第三，關於失業與通貨膨脹。既然自然失業率是一個常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那麼，自然失業率就是一種經濟條件，這樣，貨幣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質，人們就很難通過改變通脹率來改變自然失業率即改變經濟條件。在短期內也許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某種比例關系，但長期內，這種關系會消失，即就業水平與通脹率之間是沒有關系的。如果要把失業率減少到「自然率」以下，那麼通脹率就會非常之高，代價也會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國政府因為要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結果使國內通脹率從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之間爆發的這場曠日持久的「血腥之爭」（the bloody debate）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70年代結束。他們相互指責攻擊，甚至竭盡嘲諷辱罵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討會上，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羅在評論弗氏的一篇論文時嘲諷道：「米爾頓和我之間的另一個區別在於，任何事情都使米爾頓想起貨幣供應；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寫進我的論文中去」 。再如，凱恩斯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中是這樣嘲笑貨幣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能增加產出提高收入。但這就象買一根粗腰帶來試圖變胖一樣。在當今美國，你的腰帶對於你的肚子來說確實太長了」 。

現代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幾乎被英國撒切爾政府全盤接受，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主義認為，以往的「教訓是，政府不應試圖『人為地』保持充分就業，而應允許市場力量來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而且，對付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方法意味著以失業必然上升為條件而對經濟進行擠壓（通貨緊縮）。這樣，至少在短期內，失業基本上變成了『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的方法之一。」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爾1979年上台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貨幣主義與撒切爾主義使英國告別充分就業，社會福利政策開始大規模收縮與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其說反對干預主義不如說他只希望政府只對貨幣供給進行干預，但本質上講，對貨幣供應量的干預也是最大的干預。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凱恩斯主義受到了來自供給學派的嚴峻挑戰。供給學派的顯著特徵如同它們名字一樣，特別強調「供給」。60年代末產生於美國、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和蒙德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全盤否定凱恩斯「需求決定供給」的需求管理這個核心命題，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本原因，因為，增長與刺激需求將導致貨幣供給數量的增長，由此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認為鼓勵刺激需求無疑等於抑制儲蓄，從而導致了投資率和勞動率的下降，進而降低了積累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供給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為此，南加州大學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雞尾酒會的餐巾紙上畫的一條旨在降低稅率的曲線即所謂「拉弗曲線」便成了白宮的「葯方」。這個「降稅」的葯方是基於3個理論假設：第一，認為稅收量不一定與邊際稅率呈同方向變化，在達到某一點時則會朝相反方向變化；第二，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人們用勞動代替休閑；第三，高稅收還將造成低投資率，使投資減少，資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投資和生產。

供給學派在學術上建樹不多，在理論上缺乏體系的完整性，所以，它僅是解決「滯脹」的一種對策而已；雖然一貫自詡反對凱恩斯的干預主義，標榜自己為自由放任主義，但是，就「干預」的本質來講，強調「供給管理」反對「需求管理」、國家干預供給與干預需求豈不是「半斤八兩」？供給學派之所以一度得勢，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滯脹」怪圈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大背景下被裡根政府所採納：因一時所需而一舉成名。

二、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

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性理論突破為20世紀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輔平了道路，從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院學生或經濟學教授既人人皆知又無法跨越的基本理論框架。

1、「張伯倫革命」

亞當·斯密以後的一百多年裡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時壟斷還是個別現象。正如1982年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亞當·斯密作為建立傳統的偉大人物，在壟斷領域也沒有給我們留下空白，他創造或者說提出了三個權威性的傳統」 。這三個傳統分別是：對正規的壟斷理論置之不理、將他那個時代的壟斷現象看作是國家賦予的專營特權、對壟斷和勾結行為無需採取什麼行動。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後，經濟學理論已無法對其進行解釋，現實世界中的普遍壟斷現象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從19世紀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麥克庫洛赫，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馬歇爾、古諾、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們早已對壟斷理論和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問題在於，他們始終沿襲著「斯密傳統」，即將自由競爭作為普遍現象而把壟斷作為例外來構造他們的理論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經濟學》中仍然還認為「在今天，把競爭當作普遍現象和把壟斷當作例外是比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的張伯倫和英國劍橋的羅賓遜夫人分別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才正式宣告「斯密傳統」的徹底結束。始於張、羅二人的「張伯倫革命」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們擯棄了長期以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把「完全競爭」作為普遍的而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情況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提出了一套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說明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的市場模式，並在其成因比較、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方面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將市場結構分成了更加符合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實際情況的4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張伯倫革命」的經濟學意義就在於，20世紀中期宏觀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天然邏輯的發展起點就是對壟斷的分析，從這個起點出發，恰恰使得西方經濟學比較正確地描述和表達了百年經濟歷史的本質和現狀。

2、「凱恩斯革命」

如果說1929－33年大危機是對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反動的話，那麼，凱恩斯主義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次革命，而《貨幣通論》則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凱恩斯本人就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甚至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從而在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進與發展中成為一個永恆的主角。

如同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著作名稱那樣，凱恩斯主義的推演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一、以往假設的充分就業均衡是建立在薩伊定律基礎之上，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函數的分析結果顯示，通常情況下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其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就業量就取決於總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四、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危機繼續存在；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而非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這是唯一切實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 。五、進而，他提出了一國政府應當實現的六大經濟目標：充分就業、價格穩定、長期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資源最優配置。

凱恩斯之所以從宏觀的視角對大量的宏觀概念進行歸納與整合之後，使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限制，從而翻開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嶄新一頁，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論對腐朽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給予解釋和彌補。

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得以向前大大推進的一個重要標志；說到底，凱恩斯革命是一場方法的革命；凱恩斯之後，無數凱恩斯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變中整合。凱恩斯主義內部發生的沖突、裂變、整合是凱恩斯主義得以發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例如20世紀50年代後期爆發了持續幾十年的「兩個劍橋之爭」——這場影響很大的學術爭論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對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與貢獻是深遠的、巨大的。

3、「預期革命」

70年代發展起來以美國羅·盧卡斯、托·薩金特、羅·巴羅、尼·華萊士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因使用「理性預期」這一重要經濟學概念並以此建立起其理論體系而被普遍稱之為「理性預期學派」 。所謂「預期」是指對同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數進行的預測，如為決定產量而是否進行投資時企業對其產品的未來價格進行的預測，勞資關於工資水平的談判中工會對未來物價水平走向作出的預測，等等。他們認為，雖然凱恩斯也曾反復講到預期，但他的預期只是適應性預期，具有隨機性，沒有理性的解釋，即屬「後向預期」，這是因為凱恩斯主義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體系，其假設前提是錯誤的：第一，凱恩斯主義中的當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為目標；第二，同一經濟人在不同函數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的假定條件正好與上述兩個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預期」假定市場是連續出清的，即通過工資和價格的不斷調整，供給總是等於需求，處於均衡狀態。從這三個假定出發，盧卡斯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其他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貨幣供給的沖擊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由此引起經濟波動；由於貨幣供給的沖擊引起經濟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沖擊將導致需求的沖擊；這樣，需求的干擾將導致經濟波動；既然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政府賴以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那麼，「政策無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靈論」。

「理性預期」 被稱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預期革命」，對20世紀經濟學發生了重大影響，「理性預期」作為一種宏觀分析工具在西方經濟學中已被廣泛採用，甚至被它的論敵使用，並且在股票、債券、外匯市場的運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雖然總體上講「理性預期」已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用任何「預期失誤」或信息不完善性來解釋經濟周期都是缺乏說服力的，認為「理性預期」有許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開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合理預期提出了批判，對政府幹預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場出清還是非市場出清，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政策無效還是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分歧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新古典學派的理想主義超越了現實感，新凱恩斯學派則較少沉湎於理想主義而較多地面對資本主義現實。再例如，人們在談論股票市場時比論及宏觀經濟時更為贊同理性預期理論，這是因為，和大多數其他市場相比，股票市場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人們買近賣出都很容易，並幾乎不存在交易費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有形市場較為復雜，並具有剛性：辭人、僱人、轉產、關閉工廠都存在成本，因為合同強化了勞動的名義價格、資本和機器設備的確定性，卻降低了流動性和靈活性。

此外，「理性預期學派」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政府失靈論」的邏輯演繹結果與公共選擇等學派一起共同向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嚴重挑戰。195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巴托教授首次創造並使用了「市場失靈」這一概念，並將市場壟斷視為「市場失靈」現象之一，「市場失靈」一詞隨即便風靡半個世紀；到七十年代「滯脹」時期，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府失靈」；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人們可以發現，「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概念充斥於經濟學文獻，它們針鋒相對，難分勝負，沒有贏家，形成了獨特的二十世紀末沒有經濟學「主流」的理論「真空」狀態。

三、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期面對「滯漲」所表現的束手無策和「撒切爾主義」與「里根經濟學」的先後誕生標志著經濟學的凱恩斯時代的終結；隨後，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相繼丟掉了經濟學的「正統」寶座，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一時形成了「真空」狀態。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這個「真空」狀態實際上就是「戰國」的「動亂世界」：「由於凱恩斯的緣故，於是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由於弗里德曼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都是貨幣主義者；而由於動亂世界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又都成了折衷主義者了」 。就在這人人都是折衷主義者的時候，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被認為引發了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經濟學界曾出現過3本廣為流行並被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一反傳統，在基本上維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同時，還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大膽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張。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是約50年後馬歇爾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作為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兼收並蓄，折衷調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論，從生產成本說供給決定，邊際效用價值說決定需求，進而建立了均衡價值論，其「折衷的理論體系」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對20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流派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經濟學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進入20世紀以來，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曾經歷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傳統的壟斷例外論的「張伯倫」革命，第二次是為資產階級國家干預經濟奠定理論基礎的「凱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紀中葉的薩繆爾森。薩氏試圖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即將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創立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成為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在戰後的40年裡始終居於正統地位。於是，作為新古典綜合派或稱後凱恩斯主義的標志，薩氏撰寫的教科書《經濟學》就成為代替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個里程碑。半個世紀以來，該書廣為流行，空前暢銷，被譯為數十個國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新古典綜合派既不能解釋「滯脹」的存在，又提不出應時政策，其正統地位開始動搖，來自包括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種種流派的抨擊、責難和進攻大有在整體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勢。論戰之中，1993年被譽為「經濟學革命領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認為是第四個里程碑的教科書《經濟學》，從而，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裡，該書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學院和大學被採用和廣泛認可，其中文譯本在1997年出版後的3年裡就銷售了12萬冊，被我國出版界和學界視為一大奇跡。對於斯蒂格利茨的貢獻，不管有人將之稱為是「對新古典綜合派的反動」也好，還是冠之以對後凱恩斯主義的革命也罷，或將之稱為第四個里程碑，亦或譽之為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至少，在西方經濟學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夠成為歷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紀報以熱烈掌聲的經濟學觀眾「謝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紀末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批評自由市場缺陷的新古典綜合派「正統」地位受到多重夾擊、似乎已經過時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經濟學》獨樹一幟，成為眾人矚目的一道亮麗風景線；至少，不無誇張地說，是斯氏，是他為20世紀末的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與開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經濟學界已經逐漸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與其背後的微觀經濟學原理聯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經濟學原理，而不是兩套。但是，在現有的教科書中，這種觀點根本就沒有得到體現」 。斯氏在承認薩繆爾森成功地將二者融合起來的前提下，試圖超過薩氏的努力，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置於扎實的微觀經濟學之上，例如，充分就業模型，存在失業模型和綜合模型三個模型，便是在外部約束條件改變下，從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導得出並進而展開而成的，從而實現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逐步衍生和有機聯接。此為其一。

斯氏一改後凱恩斯主義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將許多諸如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等許多不在新古典經濟學視野之內的近二、三十年來經濟學的新成果和新發展納入其研究領域，使之更加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尤其是對新古典綜合派走下坡路之後崛起的新自由主義各學派加以整合和綜合之後，使之不但大大推進和包容了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系，同時，還烙有深刻的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新制度經濟學等20世紀後半葉發展起來的幾乎各種學派的明顯痕跡。此為其二。

其三，可能由於斯氏的最大貢獻是對財政的研究，或許因為他是研究公共部門經濟學的頂尖經濟學家，他始終十分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市場的「常態」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場的不完全性，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市場失靈」 現象界定了政府活動的范圍；市場失靈現象的根源在於沒有人對市場負責，沒有人干預市場；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強制性等特點決定了政府應該出面干預的理由；至於如何干預，斯氏針對「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並將「科斯定理」稱之為「科斯謬見」，認為，在解決外部性和產權明晰等難題時，「科斯定理」及其「自願解決」或稱「協商解決」將克服不了「搭便車」問題，高昂的交易費用將導致無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否則就不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

❺ 請問社會主義的發展經歷了那幾個階段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經歷了三大階段：第一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是過渡時期，第二階段從三大改造完成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是曲折發展時期。第三階段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至今，是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
1、過渡時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主要任務是完成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
2、曲折發展時期(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主要表現為：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超額完成「一五」計劃；1956年，中共「八大」制定了正確的經濟建設方針；但是領導人片面追求經濟發展速度，輕率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左」傾錯誤持續發展，直到一場空前的政治經濟浩劫——文革的發生。
3、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找到了適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至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對內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行國有企業改革；對外實行開放，形成多領域、多層次、全方位的開放格局，大力實行「引進來」、「走出去」戰略，加入世貿組織，積極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新中國成立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現代化進程加快。其表現是：GDP穩定增長；城鎮化進程加速；進入互聯網時代，社會生活時尚發生了巨大變化。

❻ 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三個堅持五大任務五大政策支柱五個更加註重分別指的是什麼

五大政策包括：
宏觀政策要穩，
產業政策要准，
微觀政策要活，
改革政策要實，
社會政策要托版底。

五大任權務:
進一步鞏固「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落實「保障教師工資、保障校舍安全、保障學校運行」的「三保」政策，杜絕中小學亂收費；
以就業為導向發展農村職業教育，以農民培訓為重點大力開展農村成人教育；
推進農村中小學教師人事制度改革，充分利用現代遠程教育手段對教師開展繼續教育；
以教學光碟播放和衛星教學收視點建設為主，實施農村中小學現代遠程教育工程；
開展經濟發達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對口幫扶，加大對農村貧困學生的資助力度。

❼ 從古至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演變是什麼樣的

我認為從古至今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都是朝著南方不斷的發展的，在南宋以前中國的經濟文化政治中心都在北方，而在南宋中國的經濟文化政治都已經遷移到了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