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政治傳播有哪些政治影響
政治傳抄播的政治影響：
（1） 形成特定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客觀政治過程在社會成員心理反映上的積累，包括政治認知、信念、感情、態度、價值等。）
（2） 政治傳播促進政治民主化：信息的充分流通是政治民主化的前提； 政治民主化強調平等；政治民主化強調決策的科學性； 政治傳播在促進政治民主化進程中起一定的教化作用。促進政治民主的基礎性建設，促進民主政治的制度性建設，促進公民的民主政治教育；
（3）政治傳播促進政治社會化
第一、政治社會化與政治傳播具有相似的政治要件，二者都作用於一定的政治文化，都是一種政治實踐過程，二者的顯著特徵都是人們成長為政治人的過程；
第二、政治社會化與政治傳播擁有共同的媒介，即政治符號、大眾傳媒、各種社會、政治、經濟組織；
第三、 政治社會化和政治傳播有共同的影響因素，即利益因素、政治權利因素、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因素、政治事件。
2. 法國新聞傳媒發展的歷史、政治背景和特點；1980年代之前的新 聞傳播狀況,為什麼 1000字左右
在法國新聞史上，獨裁控制和爭取新聞自由的斗爭一直伴隨著法國傳媒業的歷史進程。
一、中世紀的法國新聞業
中世紀的法國是歐洲大陸最強大的農業國，強大的封建王朝中央集權，使得封建時代的法國報業收到封建王朝的專制統治。從15世紀中葉到法國大革命（1789年）長達200多年的時間里，全國只有3份國王欽定的報紙：《公報》（1631年5月在巴黎出版）、《學者報》（1666年1月在巴黎創辦）、《文雅信使》（1672年3月創開於里昂）。通過這些報紙，封建王朝控制了新聞、文學、科學方面的思想傳播。
隨著啟蒙運動的開展，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迎來了一次史無前例的思想大解放。廣大愛國文人，日益不滿波旁王朝的專制統治，反對之聲日益囂張。而專制政府對新聞業的獨裁控制，也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18世紀著名劇作家博馬舍曾經在他的名劇《費加羅的婚禮》中諷刺這種對思想的控制：「只要我的寫作不談當局，不談歌劇院，不談別的戲園子，不談當權人物，不談有聲望的群體，不談任何一個有點小小地位的人，經過兩三位檢察員的審查，我可以自由付印一切作品。我因為想利用這個可愛的自由，所以宣布，要出版一種定期刊物，我給這個刊物起的名字是《廢報》。」‚
啟蒙運動的思想浪潮不可抵擋，政府終於妥協。1777年元旦，法國第一份日報《巴黎日報》創辦，也經批准出版，但主要刊登一些社會新聞。
二、大革命時期的法國新聞業
大革命時期的法國，思想處於高度解放狀態，新聞業也得到蓬勃發展。然而歐洲大陸中心的農業大國法國，其商品經濟並不發達。而經濟基礎決定了法國這次為爭取人權解放的運動，無論從政治和從思想上來講，都是不徹底的。從思想上來看，小農意識「自私、狹隘、保守、封建」的思想滲透法國人心甚至連最前線的革命人士也不例外。「人權的解放」在付諸行動的時候難免成為空談。
一早已註定的法國大革命的失敗，使法國新聞業的蓬勃也只是曇花一現，然而其對後世的影響確無法忽略。
這個時期，法國的文化思潮受啟蒙運動影響，以「自由、平等」為核心，新聞媒體作為文化的宣傳工具，決定當時法國新聞宣傳的核心是人權的解放。
1789年法國爆發資產階級大革命，並發表了舉世聞名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歷史書上大多簡稱為《人權宣言》）。該宣言第11條規定：「思想與言論的交流乃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任何公民均享有言論、著作和出版自由。但在法律限制內，須對濫用此項自由負責任。」《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具有法律效力。這是世界上第一次以法律條文規定公民的新聞出版自由，是法國人民對人類文明作出的偉大貢獻之一。它直接影響了當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產生，影響了整個世界傳媒業的發展，為新聞自由奠定了法律基礎。從《人權宣言》提出以後，任何現代國家都不能迴避言論出版自由。
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各種鼓吹革命的報刊風起雲涌，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馬拉創辦的《人民之友報》（1789年9月在巴黎出版，1792年改名為《法蘭西共和報》）。馬拉不斷撰文揭露資產階級貴族的兩面性以及叛變傾向，最後遭人暗殺。
三、大革命後到19世紀末的法國新聞業
工業革命對歐洲的影響，英國的崛起，動搖了法國歐洲大陸霸主的地位。從1792年4月開始，法國捲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先後與奧地利、普魯士、英國、西班牙、義大利諸邦國對壘，戰爭延續了20餘年。內外戰爭的沖擊，使法國經濟受到巨創。法國需要國內的暫時安定。隨著大革命的失敗，拿破崙軍事獨裁、波旁王朝復辟。法國文化也從輝煌走向暫時的衰落。表面看似倒退，而文化的解放卻已成事實。這個時期法國的文化處於休養階段，而新聞業亦是如此。
在長達90餘年的時間里，新聞自由一直受到摧殘。而科技文化的發展卻不容忽視。為之後法國新聞業的輝煌奠定了基礎。
四、第二次工業革命到二戰結束的法國新聞業
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開展，科技、經濟的發展，全世界范圍陷入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掠奪與瓜分之中。伴隨著經濟掠奪而來的，是文化的掠奪。而文化的掠奪，反映在某種程度上，是文化科技的迅猛發展。戰爭的需要、政府的支持，促使通信技術不斷革新、交通運輸產業迅猛發展，給法國新聞業的發展提供了科技保障，不僅促進了法國新聞業的發展，更造成了法國新聞業此時期的輝煌。
1835年，查理·哈瓦斯創辦哈瓦斯通訊社，這是世界上第一個通訊社。
1922年11月，法國郵電部在埃菲爾鐵塔上設立電台，定期播放節目，由此揭開法國廣播事業的序幕。
1938年開始定時播放少量的電視節目。二次大戰後，戴高樂政府接管了國內所有廣播電視，取消私營廣播，建立了長達30年之久的國營廣播電視系統。在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民營體制、英國的公營體制、法國的國營體制構成廣播電視的三種模式。
五、二戰後至今的法國新聞業
法國的新聞媒體，「是西方各國中……最年輕的媒體」ƒ。法國現在的所有報刊、電台、電視台絕大多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創辦。
二戰帶給法國文化巨大的沖擊。20世紀末-21世紀初，以法語為載體的法蘭西文化面臨嚴重的危機——來自以美國為首的外界工業文化的攻擊。20世紀美國成為世界文化中心之一，好萊塢電影的風靡，占據了法國電影市場，最重要的是美式英語已經成為全球通行的語言，法國語言除了在奧委會還有一席之地、仍以第一語言出現外，在普通情況下卻很少用來交流了。美國的飲食也進軍了巴黎，麥當勞、肯德基等快餐隨處可見，使法國這個「擁有365種乳酪的國家」處在了非常尷尬的境地。
而從18世紀以來就未曾安定過的法國，戰後接受美國的經濟援助，採取休養生息的策略。為了維護法國的文化影響力，政府不得不對法國文化採取操控，利用對外經濟文化援助努力維系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文化大國地位，「法國在對外文化政策上是不遺餘力的」。而新聞業做為文化事業的一部分，法國政府未曾放棄過對其的控制。
戰後的法國政府對報紙和廣播電視長期實行二元政策。對報紙，法國政府歷來推行多元主義原則，鼓勵多鍾報紙、多鍾聲音，鼓勵報業之間展開競爭，但對廣播電視，政府卻反其道而行之。
1940年，德軍攻佔巴黎以後，當時法國的報刊要麼投降，要麼跟隨維系傀儡政權。1944年夏，法國解放以後，以戴高樂將軍為首的臨時政府規定，凡在敵占區出版15天以上的報紙永遠不準再出版，原先的報紙幾乎全部關閉。所以，目前法國的各新聞媒介除個別報紙外，其歷史最長的也不會超過63年（到2007年底）。
法國的廣播電視自1944年法國解放以後，政府宣布接管所有廣播設施，1945年又頒布法令，禁止私營的商業廣播，電視台也同樣如此。廣播電視在長達35年時間里，雖然其體制有些微調，但始終由政府主控。直到1982年7月議會通過《視聽通信法》，允許開辦民營電台，1985年政府又宣布開放商業電視，1986年希拉克當選法國總統，再次修改法律，通過《傳播自由法》，政府不再掌控新聞業，允許商業性廣播電視自由發展。當時政府所掌握的電視一台、二台、三台、四台、五台、六台全部轉型，一台、五台、六台公開招標轉讓給法國大公司，二台、三台、四台轉為公共頻道。至此確立了公私並舉的雙軌制運作模式。
目前，法國聞名於世的新聞機構是法新社和威望迪公司。此外，有250家日報，6家電視台（即電視一台、五台、六台為私營，二台、三台、四台為公營），另有1000家左右電台。
3. 中國傳播媒介的發展史
中國近代報業在競爭發展的歷史嬗變過程中，無不與國際傳播的大背景密切相關。「所謂國際傳播，表現更多的是利用大眾傳播的交流，即特 定的社會集團通過印刷傳播（報紙、書刊）或者電子傳播（廣播、電影、電視）面向受眾的社會范圍最廣的傳播。」[1] 而信息的國際傳播交流地位，往往與一國的國力興衰有關。近代的中國，被動接受的是殖民化的媒介話語，西方傳教士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面紗，攜媒介經營理念以虛偽面孔出現，但內質卻是赤裸裸的文化滲透；19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外國媒介資本規模及其強勢話語霸權的沖擊，我國近代報業幡然醒悟，改良派與革命資產階級報業紛紛出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運作模式與近代國際接軌。而國際傳播並非現代媒介外部生存環境的專有詞，它和近代的「西學東漸」一脈相承，在中國報紙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它一直為媒介提供了豐富的時代背景，也深刻影響著中國近代報業匯入世界傳媒潮流的進程。
中國近代報業時間范疇界定
中國近代報刊的時間范疇，一般認為是從1815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雜志在上海出版）。[1]我國國人獨立創辦報刊，最先是艾小梅於1873年在漢口創辦《昭文新報》，但此報存在時間很短。隨後，1874年1月，由我國第一個報刊政論家王韜在香港主持創辦《循環日報》，同一時期，報人容閎在上海創辦中國大陸第一份由中國人主辦的中文報紙《匯報》。對此，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時間頗有爭議。倪延年、吳強先生在其編著的《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中提到：「雖然，從19世紀初就有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大陸創辦了中文報刊，但畢竟不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報刊，稱之為中國近代報刊似乎稍失嚴密。而以艾小梅、容閎、王韜等人為首創辦的第一批中文報刊，則不是勢單力薄就是遠離大陸，故難以從中國近代報刊的社會作用角度來認識。我們認為：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實質性標志應是康有為等人於1895年在北京創辦的中國大陸最早的政論性雜志《中外紀聞》。當然，這一標志的出現不是突發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們（包括外國人和中國人）創辦報刊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自19世紀50年代起在香港、廣州、上海、漢口、福州等地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批中文報刊，可以看作是中國近代報刊的開端，同時也是中國資產階級報刊的萌芽。」[3]
倪、吳兩位學者的觀點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觀點卻存在三個方面值得商榷：一是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的表述前後矛盾和含糊，既認為19世紀90年代是產生的實質性標志，又認為19世紀50年代是中國近代報業的開端，同時在該書的第9頁提到「中國近代報刊的發展歷史基本上與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歷程相一致，即當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前期階段時，中國近代報刊也處於上升時期」；二是在理解「中國近代報刊」時，把「中國（人）」作為創辦者主體，而從客觀歷史來看應把「中國（人）」做作為地域性主體，這樣就不會割斷報業發展流程中的歷史聯系，畢竟「中國近代報刊」與「近代中國報刊」的內涵不同，如果是後者，則倪、吳觀點姑且可以自圓其說，但這樣會有悖報業歷史發展事實；三是在外國傳教士創辦報刊過程中，其報紙形式和內容逐漸趨向中國化，且有的報紙吸收中國報人參與合作，如王韜在英國人麥都思主持的墨海書館從事十三年，為他後來辦報提供了借鑒。有的報刊後來被中國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辦《申報》。因此，按照方漢奇先生的觀點，把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界定為1815年傳教士創辦第一批中文報刊開始，既符合報業發展的歷史，也便於問題的討論。
滲透與移植——近代西方報業的東漸
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和發展的背景，通過考察其歷史，歸納起來有兩大方面：一是內因。一方面由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與發展，為報業提供了物質條件。另一方面，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特別是鴉片戰爭前後，人們渴求對動盪社會信息的需求，這促進各種報刊不斷涌現；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報業產業的發展和文化擴張，促使西學東漸，本文主要從後者即以國際傳播為背景進行歷史性考察與分析。中國近代的報刊業源於鴉片戰爭前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傳教士在南洋和東南沿海一帶共辦有6家中文報刊11家外文報刊。鴉片戰爭後的半個世紀里，傳教士創辦的中外文報刊近170種，約占同期中國報刊總數的95％。正是這些報刊在內容編輯、印刷、發行等方面都帶動了中國近代民族報刊的誕生。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前實行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國傳教士及其所創辦的報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帶出版，然後尋找機會傳入大陸。由於這些報刊的創辦者們很多來自工業生產比較發達?獸祱栮浴?????????、科學技術比較先進、報業體系日益完善和發達的西方國家，他們在采編印發等業務和技能上比中國京報和官報具有明顯的現代性。19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進，中國近代報刊應運而生。外報傳入中國後，一些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報界，引進「西學」，自辦報刊。從傳教士在1815年8月辦第一張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起，「無論是外國人辦的，還是中國人辦的報紙，均多少不等地承擔起了推動中國捲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過這些報紙因辦報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發點和目的不同罷了，但最終殊途同歸，緩慢地匯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國近代報紙的發展，不管是它的宣傳效應，還是它的產業模式，無不深深打上西方傳播觀念或媒介資本運營理念的烙印。
一是理論層面：西方傳媒文化與意識的滲透。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報刊重點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國話語闡述西方基督教義和文化觀念。鴉片戰爭後，他們的辦報活動向內地深入，上海成為近代報業的中心。從19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會或傳教士個人名義創辦的中外文報刊多達170種，約占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95%，幾乎壟斷了我國的新聞事業。這時期外國人創辦的中文報刊主要有：《遐邇貫珍》《六合叢談》《中外新報》《中國教會新報》《中西聞見錄》《益聞錄》等，這類刊物一方面傳播了在當時還不失為進步的新學問，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在這些刊物中，尤其以《萬國公報》影響最大，它於1868年9月5日創刊於上海，長期擔任主筆的是林樂知和李提摩太。該刊採取了將基督教教義、西方文化和中外時政融於一體的宣傳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在動盪的局勢中合法干預中國的內政，並且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滲透。正如近代新聞學者戈公振在論述外報對中國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時說：「初外報對於中國，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評論。及經幾度戰事，窘象畢露，言論乃肆無忌憚。挑釁飾非，淆亂聽聞，無惡不作矣。」[5] 在外報的刺激和影響下，一些接觸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開始在航運發達的香港創辦近代中文報刊。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王韜於1874年1月5日創辦的《循環日報》，而這也得益於王韜在歐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學、文化以及先進的傳播觀念，同時形成了他的獨特的辦報思想和經營理念。如王韜在他的第一篇公開談論現代報紙的文章《論日報漸行於中土》中，對《泰晤士報》政治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准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對此，激進的梁啟超有不同的認識和看法：「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事，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德奧意之聯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泰晤士之議論」（見《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不過，綜觀兩人觀點，他們過分誇大了《泰晤士報》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視政治與新聞業結盟，國人卻趨之若騖。
盡管如此，但中西傳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促進了中國新聞學的創立和發展，這同時也歸功於新聞學的創立者們，他們對西方現代新聞學的學習與傳播盡了很大努力。如我國第一位在西方學習過新聞學的留學生徐寶璜，曾在日本新聞學會聽過課的任白濤、邵飄萍，以及當時雖沒有出國卻是中國全面掌握世界新聞學研究現狀的戈公振。他們當中的邵飄萍和戈公振分別是著名的北京《京報》和上海《時報》的主編，在新聞從業過程中，實現了西方新聞學基本理論與中國當時最高水平的新聞實踐相結合，構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國新聞學，融會了英、德、日、中四大語種著作提供的各種觀念、經驗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國報學史》表現尤為典型，這本書的緒論部分，實際上是新聞理論，雖然只有一萬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參考書籍和文獻達二十二種。而整個緒論的思維結構和論證方式，基本上是中國文論的傳統模式。可以看出，創立時期的中國新聞學處於世界新聞學研究的比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聞學著作的徐寶璜在《新聞學》自序里所說：「本書所言，取材於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無完善之書，或為歷史之記述，或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讀之而窺全豹者，尚未一見也。……自信所言，頗多為西方學者所未言及者。」後來，蔡元培為徐寶璜書序中對中國新聞學地位作了准確的評價，他說：「我國新聞之發起（昔之邸報與新聞性質不同），不過數十年，至今而始有新聞學之端倪，未為晚也。」[6] 所有這些傳播意識和理論，對中國近代報刊實踐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二是實業層面：西方媒介資本和經營理念的移植。中國近代報刊主要包括宗教性報刊、政論性報刊、商業性報刊、專業性報刊、娛樂性報刊等幾類，但真正代表中國報紙產業的要數外國人創辦的以贏利為目的的綜合性商業大報，當時全國商業中心——上海也成為大報競爭的中心。
1872年4月30日，由英國人美查等人集資創辦《申報》，打破了於1861年11月創刊的《上海新報》獨家經營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來看待他所從事的報業，從報紙的內容、發行和價?獸祱栮浴?????????格三方面與《上海新報》展開競爭。美查認為，「這報是給華人看的，文字應從華人方面著想。」因此在內容上盡量適合中國讀者口味，並且從創刊起就確立了「新聞、評論、文藝（副刊）和廣告」的辦報模式。大幅度降低報價，積極拓寬發行渠道。所以，對手《上海新報》不得不於1872年12月30日自動停刊。《申報》成為上海獨家經營的中文報紙。此前創辦於1861年的《上海新報》，被譽為「上海中文報紙的第一顆新星」，但是該報的主編都是傳教士，報紙的宗教氣息很濃，不能適應商業發展需要。《申報》一創刊就呈現出近代報紙比較完備的形態，有消息、廣告、京報全錄、副刊、經濟新聞、社會新聞、言論等體裁。在報道方式上值得借鑒，如在報道重大社會新聞時，經常採用連續報道或集中報道的方法。最為典型的是關於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的報道。此案發生於1873年浙江餘杭縣，當時《申報》在杭州有一個分銷處，楊案發生5個月後，《申報》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題目為《記禹航生因奸謀命事細情》的報道，把楊乃武名字寫成「禹航生」並報道他如何風流放盪而導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載了《記禹航生略》一文，報道了該案縣審時已判二人死罪，楊姐不服判決，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該案在省中復審的全過程。此後一段時期，陸續發表了關於楊案的報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審餘杭案》為止，連續報道達四年之久，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也提高了《申報》的知名度和發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國人福開森買下了由英國人丹福士於1893年創辦的《新聞報》，由汪漢溪擔任總經理，從此，上海報業又是兩軍對峙——《申報》與《新聞報》。《新聞報》的競爭手段有三：（1）迅速介紹商情，以經濟新聞為重點；（2）運用東借西還的資金周轉方式，不斷添置新式印刷設備；（3）不惜巨資，建立無線電收報台，直接收聽外國電訊，贏得新聞出版時間。到1929年，兩大報業並駕齊驅。
「外報的畸形繁榮，是外國資本輸入的一種表現。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潤，並往往與西方文化滲透並進而互為表裡。」[7] 民族資產階級報刊是中國近代報刊的主流，主要有兩類：一是商業報刊，它晚於傳教士創辦的宗教文化報刊，大多是脫胎於外國人創辦的報刊，但比較注重經營管理；另一類是資產階級政黨報刊。從文化底蘊上看，西方宗教文化無法與具有深厚傳統的中國文化匹敵，所以隨著歷史的推移，這些外國人辦的商業報紙逐漸轉移到中國民族資本手中。在中國創辦中文報紙的外國資本，為了溝通語言、迎合習俗、拓展業務，他們紛紛僱傭中國人參與報業采編出版等業務。後來華人資本的壯大以及其從業經驗的豐富，逐步控股外國報業資本，《申報》的發展就是這樣一個典型。
《申報》和《新聞報》作為英、美報紙，主要是為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活動提供講壇，為推銷他們的商品做廣告宣傳。但是，他們以贏利競爭為動力在新聞業務和生產工具的不斷變革，他們的報業資本以及先進經營理念的滲入，對後來中國本土報業的發展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如1874年創辦的《循環日報》，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國中文報紙，廣告占報紙版面3/4左右。同時，它以印刷業為依託，進行各種文化事業經營，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環日報》上所刊的「中華印務局告白」稱：「啟者：本局設在港中環百步梯，除發行《循環日報》外，兼印售月份牌、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王韜《蘅華館詩集》，代售《米利堅志》、《法蘭西志》等書籍。」又如《時務報》本是一家政論性很強的報刊，但又兼顧新聞性和娛樂性，以此吸引讀者。尤其是時務報館除定期出報外，還推行許多新式文化事業和實業活動，凸現報紙的綜合社會功能。如出版中外時務書籍，代售書報，協辦學堂，兼辦實業等等。它作為一份紳士辦的報紙，完全自籌資金，經營上自負盈虧。盡管沒有像《申報》《新聞報》那樣走企業化大報的道路，但其運作尤其是它的銷售發行具有明顯的產業特色，《時務報》的發行主要是通過報館在各地建立的代售點，18個省內達138處，就連日本和新加坡也設有海外銷售點。當然，在這一階段，商業報紙的運作開始採用企業化模式，但還沒有形成報業集團。而到了在20世紀30年代，著名報人成舍我考察西方報業集團，回國後在中國搞報業托拉斯，成立新聞公司，目標是辦成包括十家大報以及通訊社、新聞研究中心、定期新聞研究刊物、新聞畫報等的報業集團。這是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有意識、有組織地組建報業集團的萌芽，也是西方報業經營理念東漸的結果。
三是技術層面：西方報業印刷技術的引進。這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印刷術的傳入。首先以鉛活字印刷術為首的近代印刷術在西方國家出現，並且逐漸傳入中國。1807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奉到達中國，隨即展開了廣泛的翻譯、出版活動。從1815年起，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陸續出版了馬禮遜編寫的中、英文大型工具書《中國語文詞典》，這部書是含有中英文兩種文字的工具書，如用中國傳統的雕刻版，則大量細小的英文字無法雕刻，從當時的技術工藝來看，雕版既無法與鉛活字拼接?獸祱栮浴?????????，也不能採用機械印刷。因此，要出版這部書只有採用中文鉛活字排印。為此，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製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鉛活字。當時還沒有發明中文字模，無法大批量生產中文鉛字，於是採用古老的辦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鉛合金上刻制。這樣一項浩繁的工作，決非一人或幾人能完成，於是僱傭大量中國人參與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審稿、校對、印刷等，才得以順利完成。1815年，傳教士米憐奉馬禮遜之命帶領中國刻工梁發在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這個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就是採用雕版刷印。19世紀初，西方近代印刷術與印刷油墨同時傳入中國。到1913年，國人自辦的第一家專業油墨製造廠上海中國油墨廠成為我國製造現代印刷油墨的開端，產品分為印書油墨和印報油墨，印刷上海《申報》、《時事新報》、北京《國民公報》、《大國民報》等。另外，通過西方傳教士，石印術也傳入中國，1833年廣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繼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國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術傳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點石齋石印書局成立。
第二，印刷設備的引進。由於動力的採用、捲筒紙輪轉鉛印機以及自動鑄排機等的發明使用，近代印刷術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百餘年時間里進入了成熟階段。19世紀歐洲主要國家及美國已建立起近代工業體系，動力、冶金、機械、化學、造紙等工業的發展，為印刷技術的進步提供了有利條件，在這一進程中，印刷生產擺脫了傳統的手工業模式，實現了工業化生產，顯著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到19世紀70年代，上海、廣州、天津、漢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設備一直來自外國。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報館購置歐式手搖輪轉機，每小時可印幾百份報紙。1906年，由英國人發明的電氣馬達作動力的單滾筒機進入中國，開始新聞紙兩面印刷。1912年申報館購置雙輪轉機，每小時可印2000張。1916年，申報館購置法式滾筒紙印刷機，每小時可印8000張。1925年上海時報館購置德國的彩色滾筒印刷機，是當時先進的凸版印刷機械。在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期間，印刷機械開始作為民族工業出現，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機器廠創建，至1912年先後又有6家規模大體相似的印刷機械廠建立，這些印刷機械廠以維修為主，兼生產一些小型印刷設備。印刷術及設備的引進，積極推動了中國近代報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① 張桂珍《國際傳播與國際關系》見劉繼南主編的國際傳播：現代傳播文集[C]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
②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
③ 倪延年、吳強《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M]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6頁
④ 蔣曉麗《全球化語境下的華文傳媒言述方式的嬗變》西南民族學院學報[J]2000（10）第104頁
⑤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M]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110頁
⑥ 徐寶璜《新聞學》自序[M]，見《新聞文存》第281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⑦ 胡太春《中國報業經營管理史》[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頁
4. 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的信息傳播手段(盡量按照出現的先後順序寫)
人類傳播的發展進程
傳播活動幾個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口語傳播時代人類傳播活動，
重要意義:
1.口語最初僅僅是一種將聲音與周圍事物或環境聯系起來的符號，
2.在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社會實踐中，逐漸提高了它的抽象能力，成了一種能夠表達復雜含義的音聲符號系統。
同時，口語也大大促進了人類思維能力的發達。大大加速了人類社會進化和發展的進程，直到今天，口語依然是人類最基本、最常用和最靈活的傳播手段.——（符號系統思維社會）
局限性:第一，口語是靠人體的發聲功能傳遞信息的，由於人體能量的限制，口語只能在很近的距離內傳遞和交流。
第二，口語使用的音聲符號是一種轉瞬即逝的事物，記錄性較差，口語信息的保存和積累只能依賴於人腦的記憶力。
因此，口語受到空間和時間的巨大限制，在沒有諸如電話等口語媒介的情況下.它只能適用於較小規模的近距離社會群體或部落內的信息傳播。——時空局限
第二個階段:文字傳播時代——文字是人類傳播發展史上第二座重大里程碑。在結繩符號、原始圖畫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人類傳播的第一套體外化符號系統是什麼?其產生有什麼意義?
重要意義——第一.文字克服了音聲語言的轉瞬即逝性，能把信息長久保存下來，使人類的知識、經驗的積累、儲存不再單純地依賴人腦的有限記憶力；
第二，文字能把信息傳遞到遙遠的地方，打破音聲語言的距離限制，擴展了人類的交流和社會活動的空間；
第三,文字的出現使人類文化的傳承不再依賴容易變形的神話或傳說，而有了確切可靠的資料和文獻依據。
一句話，文字的產生使人類傳播在時空兩個領域都發生了重大變革。作為第一套體外化符號系統，它的產生加速了人類利用體外化媒介系統的進程。大大推進了各地區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和融合。在統一的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局限性:手抄傳播效率低、規模小、成本高。一部書抄寫多冊，耗費大量時日和人力。文字信息的生產規模小，加上教育的普及程度低，文字傳播基本上還屬於政府、官吏以及統治階層的特權。
第三個階段:印刷傳播時代
重大貢獻:（試述中國的印刷術發明對印刷傳播發展的貢獻）
中國的造紙術和印刷術為推動世界文明和人類傳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印刷術的發明標志著人類已經掌握了復制文字信息的技術原理，有了對信息進行批量生產的觀念。印刷機使文字信息的機械化生產和大量復製成為可能。在社會政治、文化和教育領域中帶來的巨大影響。對社會經濟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第四個階段:電子傳播時代
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實現了信息的遠距快速傳播。從人類社會信息系統的發展角度看，電子媒介還另具兩個里程碑式的意義:它形成了人類體外化的聲音信息系統和體外化的影像信息系統。實現了聲音和影像信息的大量復制、傳播及歷史保存（後人－聽觀－音容笑貌）。使文化傳承的內容更豐富，感覺更直觀，依據更可靠。一句話，它們使人類知識經驗的積累和文化傳承的效率和質量產生了新的飛躍。
電腦的出現意味著人的大腦這一信息處理中樞也開始了體外化的進程。電子信號的傳輸也實現了由模擬信號向數字信號的發展。電子傳播技術的發展.使人類進入了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信息社會。
這個過程，是人類使用的傳播媒介不斷豐富的歷史，也是社會信息系統不斷發達、不斷趨於復雜化的歷史。
5. 傳播學與政治學的關系
交叉，互相汲取營養。但政治學研究更早，傳播學從政治研究中分離出來，各有自己的研究領悟。
6. 中國文化經典在各個歷史階段的產生與傳播有什麼特點
中國文化經典在各個歷史階段的產生傳播有什麼特點 ？
中國經典不但數量多，產生的時間跨度也很長。從西秦到晚清，中 國社會的經濟等各方面都有重大變化，這就決定了中國文化經典有 著不同的時代特春秋戰國是歷史上一次重大的變革時代。當時，周 天子的力量逐漸衰落，五霸興替，雄並峙，戰亂頻繁，兼並盛行， 西周時建立禮樂制度開始瓦解。在這樣一個動盪的時代，大批人才 脫穎而出，在歷史舞台上馳 自己的聰明才智，紛紛著書立說，相 互辯難，各種主張和學說如雨後春筍涌現，形成了所謂的『百家爭 鳴』的局面。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儒：墨、 名法 、陰陽、 道德、 農、 縱橫 、雜 、小說等學派，《論語》、《 老子 》、《 孟子 》、《莊子》 等則他們的代表作品。 中國古代的史學傳統悠久漫長，在先秦大變動的社會條件下， 產生了中國最早的一批歷史著作，如 《史記》《春秋 》《左傳》 等，它們奠定了中國史學的基本精神。而《史記》《漢書》的相 繼出現，則與兩漢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密不可分，它們以紀傳體 的宏大規模和皇朝史的格局，確立了以後持續約兩千年的�6�5正 史�6�6規范。與歷史著作的發達相聯系，史學的研究也逐漸發展 起來，唐代劉知幾《史通》和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都是 這方面的代表作，它們不僅總結了先秦以來的史學傳統，對研 究其他相關學術，也有啟發意義。 中國古代重視禮法，《左傳》上說：�6�5夫禮，所以整民也。�6�6 也就是把�6�5禮�6�6作為治理人民的方式。因此，禮書在歷史上也 層出不窮。西漢經學家戴聖編的《禮記》就是其中影響最大的 一部，它具體而細致得闡述了儒分不分『家的禮治思想，無論 對國家的治理。
7. 全球化時代的政治傳播功能發生了哪些新的變化
新媒體相對於傳統媒體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將傳播世界化，全球化，從全媒通接受客戶的比率來看，越來越多的產品宣傳趨向於做新媒體傳播，這樣有利於產品的全球化，經濟文化上也通過產品的流通加強了交流。
8. 政治的內涵與外延
「政治是什麼」的問題，即政治的內涵和本質問題。「治」表示管理良好的社會狀態，與「亂」相對，所以「治」是「政」的結果，有「政」才會有「治」，失「政」就會失「治」而生「亂」。中國古代往往把「興衰治亂」放在一起來談，就是這個原因。這就是「政治」一詞的正統內涵。
中國傳統社會一直保持了「政治」的正統內涵。「政」的右邊是「文」不是「武」，這也是傳統「政治」理念的一個基本內涵。
「什麼是政治」的問題，即政治的外延問題。「政治」的內涵與本質就是運用國家權力而進行的一切活動，它也劃定了「政治」這一概念的外延，即政治在這一定義下所反映的事物和對象之范疇。政治的外延構成了政治上層建築的全部內容，包含十分廣泛而又多樣的領域，它包括政治體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決策四個基本層面。這四個層面的外延構成了政治的豐富體系
政治是人的活動，人的活動又不都是政治，只有部分人的活動才是政治。這部分包括：A——追求公共權力的種種活動及其在這些種種活動產生、形成的各種各樣的關系；B——人追求利益且又追求並非僅僅的滿足自己生存和安全之需要這類利益的種種活動及其產生、形成的眾多關系；C——人既追求利益又追求公共權力的種種活動及其在這些活動中產生、形成的關系。
9. 傳播學的發展歷史有誰能回答
傳播學誕生於美國，美國的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探索傳播理論，並提出了種類繁多的傳播模式，諸如以文字、圖形和數學公式等表述的各種模式。傳播學家運用不同的模式來解釋信息傳播的機制、傳播的本質，提示傳播過程與傳播效果，預測未來傳播的形勢和結構等。
傳播學在美國問世後，很快傳到西歐和日本。英國的傳播學研究從60年代開始蓬勃興起，在方法論上可分為四大學派：以麥奎爾為首的社會學派；以霍洛倫為代表的社會心理學牌；以奇斯曼和迦納姆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牌；以利茲大學電視研究中心為代表的職能學派。日本的傳播學研究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兩大特點：一是沿襲外國主要是美國的理論體系，並著重發展了強調受眾有權直接參加傳播過程的社會參與論；二是實踐優先於理論。蘇聯自60年代起，開始重視研究傳播學理論。蘇聯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分別提出了各自的 傳播模式，較著名的有菲爾索夫傳播模式和阿列克謝耶夫傳播模式。
應當看到，西方傳播學者在研究中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比如，他們不適當地把傳播放到人類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去認識，從而排斥了人類的生產能力這一主要標志；他們把傳播行為的發生和發展分別歸之於人的本能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不把他們和社會生產方式聯系起來予以考察；在研究傳播事業的社會控制時，又往往不能徹底揭示社會內部的深刻矛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