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後期文學解放思潮的歷史意義

⑴ 明朝前後期的文學思想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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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復古主義文學思想的發展和前後七子的文學思想
一,明初詩文批評
明初自洪武至宣德,正統的近百年間,文學思想上以明道宗經為主導傾向,詩歌創作上推崇漢魏盛唐.其代表人物有宋濂,劉基,高棅,李東陽等人.
1,高棅《唐詩品匯》
其論詩受嚴羽影響很大,以盛唐為法.他在《唐詩品匯》凡例中說:"先輩博陵林鴻,嘗與余論詩,上自蘇李,下迄六代,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殊欠秋實,唯李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固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故學者當以是楷式.予以為確論.後又採集古今諸賢之說,及觀滄浪嚴先生之辨,益以林之言可征,故是集專以唐為編也."論詩主要以體制,聲調,氣格,興象等為標准.
附錄:
《四庫提要》:"《明史·文苑傳》謂終明之世,館閣以此書為宗.厥後李夢陽,何景明等,摹擬盛唐,名為崛起,其胚胎實興於此.平心而論,唐音之流為膚廓者,此書實啟其弊;唐音不絕於後世者,亦此書實衍其傳.功過並存,不能互掩.後來過毀過譽,皆門戶之見,非公論也."
2,李東陽(1447——1516)《懷麓堂詩話》
《懷麓堂詩話》記載:"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聞琴斷知為第幾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線,此具眼也.費侍郎廷言嘗問作詩,予曰:試取所未見詩,即能識其時代格調,十不失一,乃為有得.費殊不信.一日與喬編修維翰觀新頒中秘書.予適至,費郎掩卷問曰:請問,此何代詩也 予取讀一篇,輒曰:唐詩也.又問何人 予曰:須看兩首.看畢,曰:非白樂天乎 於是二人大笑.啟卷視之,蓋長慶集,印本不傳久矣."
二,"前七子"詩文批評
明代從弘治,正德之交到隆慶,萬曆之際的近百年間,以前後七子為代表的復古摹擬文藝思潮占據文壇的主要地位.
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廷相,康海,王九思.《明史·李夢陽傳》"夢陽,才思雄鷙,卓然以復古自命,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
1,"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李夢陽《缶音集序》:"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弦.宋人主理而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鏟去不為,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為耶 "
何景明《雜言》也說:"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2,提倡學習古人格調,法式
李夢陽《駁何氏論文書》"高古者格,宛亮者調"要求詩歌做到"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沖,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也."何景明批評他"刻意古范,鑄形宿模,而獨守尺寸."這正是李何分歧所在,同為學古,一重形跡,一重神情;一實一虛.李主氣骨而往往流於刻板;何重才情而間有清新之作.
三,"後七子"詩文批評
到了明代嘉靖,隆慶年間,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並有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作呼應的後七子興起,把復古主義思潮又推向了一個新高潮.後七子氣焰高於前七子,攀龍自誇"微吾竟長夜",自比孔子.後七子多少年得志,王世貞《藝苑卮言》批評所及,更是目空一切,但晚年頗自悔.《明史》上說"元美嘗曰:吾作《卮言》時,年未四十,與於麟輩是古非今,至於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當,又傷輕薄,惟有隨事改正,勿誤後人而已."
1,雖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主張靈活多變,神化無跡.
雖然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主張靈活多變,神化無跡,重視表現性情之真,講究詩歌意境的創造,強調作家的天賦才能和對藝術的靈敏悟性,實已開公安派文學思想之先河.他說古詩之妙正在其神與境會,妙合自然,故"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歧級可尋,無聲色可指",盛唐七律,"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是法極無跡,人能之至,境與天會,未易求也."在表現方法上完全可以按照實際情況有多種多樣的變化"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對偶而妙者,皆興與境詣,神完氣合使之然."
2,格調說
"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認為格調生於才思,格調之高超在才思之深遠廣博,故學習古人格調,不可在形貌上摹擬因襲,而要在擴大自己的才思上下工夫.
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格調'就是一切聲容意興體制之'總抽象'".
鄒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所謂'格'往往是指詩歌體制上的合乎規格;所謂'調',就是指詩歌的聲調韻律."
3,主張學古和師心的結合
"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文,吾始甚狹之,今乃信其然耳.記聞既雜,下筆之際,自然於筆端攪擾,驅斥為難.若模擬一篇,則易於驅斥,又覺局促,痕跡宛露,非斫輪手.自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細滌其腸,日取《六經》《周禮》《孟子》《老》《庄》《列》《荀》《國語》《左傳》《戰國策》《韓非子》《離騷》《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班氏《漢書》,西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柳,便須詮釋佳者,熟讀涵詠之,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台閣山林,絕跡大漠,豈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卻,已落第二義矣."
四,唐宋派散文批評
在前後七子的擬古風氣彌漫文壇的時期,也有一些作者另闢蹊徑,與之抗衡.在散文方面就有被稱為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明史· 文苑傳》"慎中為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以下無可取,已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於曾鞏;順之初不服,久亦變而從之."《明史·茅坤傳》"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喜唐宋諸大家文,所著《文編》,唐宋人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故坤選《八大家文抄》.其書盛行海內,鄉里小生無不知茅鹿門者."
唐順之的"本色"說
《答茅鹿門知縣二》中說:"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絕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臣中人也,雖其專學為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復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為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 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只見其捆縛齷齪,滿卷類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 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 "
第二節 明代文藝新思潮的興起和李贄的"童心"說
明朝從嘉靖後期開始,文藝上出現了一股反復古的新思潮,至隆慶,萬曆逐漸擴大.其核心是強調文學源於人的心靈,以師心代替師古,要求文學沖破禮教藩籬,擺脫理學的束縛,充分體現人的個性,並主張任性而為,不受任何束縛,以真實,自然與化工造物同體為最高審美原則.
附錄:
郭紹虞先生說:"卓吾是當時一個怪人.性褊窄,而讀書又眼光甚銳,能時出新意.為文不阡不陌,作字亦瘦勁險絕.對俗客則寂無一語,遇勝友則終日晤言,滑稽排調沖口而發.為和尚而獨存鬢須,服儒冠而身居蘭若.怪怪奇奇,所以很不合於流俗,而卒致為人所構陷."(《中國文學批評史》)
一,"童心"說的理論淵源
孟子有"不失赤子之心"
老子有"能嬰兒"的提法
禪宗有"本來心"的佛性
王學左派有"赤子良心"之說,李贄的思想受王學左派的影響很大.王學左派即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是王陽明的高足,江蘇泰州人,死後,講席傳給其子王辟,李贄就是王辟的弟子.所以李贄的"童心"說的直接理論淵源是王學左派的"心學".
二,"童心"說的具體內涵
1,提倡真情,反對假理
他說:"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
附錄:
他在《雜說》一文中說:"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既已噴玉吐珠,昭回雲漢,為章於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於名山,投之水火."
2,批判的矛頭直指當時盛行的假道學
"童心"為什麼會失卻呢 李贄認為首先是"聞見道理",這個"聞見道理"就是當時的程朱理學,是這個"聞見道理"使"童心既障",而造成"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的現象.甚至說:"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這真是道前人所不敢道,振聾發聵,這種叛逆精神在中國歷史上非常罕見.他曾無情地揭發了當時口不離程朱理學,標榜"存天理,滅人慾"的道學家的極端虛偽性,指出他們不過是"欺世盜名",借"道學以為富貴之資""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三教歸儒說》)"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表面上自詡要"厲俗而風世",實際上他們正是"敗俗傷世者".(《又與焦弱侯》).
三,"童心"說的意義
這種理論完全突破了"文以載道"的傳統藩籬,在思想內容上完全是新質的,閃爍著啟蒙主義的光輝,在文學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公安三袁"的"性靈"說,對明代的小說,戲劇創作及其理論都產生巨大的影響.
第三節 公安三袁的"性靈"說
袁宏道《敘小修詩》說:"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公安派"打出"性靈"的旗幟,是針對復古派的末流在創作上的泥古格調,在文壇曾引起不小的震動.
一,提倡革新與創造,反對因襲模擬——"變"
1,"世道既變,文亦因之"
袁宏道在《雪濤閣集序》中說:"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唯識時之士,為能堤其潰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之人有擬而為之者,終不肖也.何也 彼直求騷於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及《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
2,"法因於敝而成於過"
袁宏道在《雪濤閣集序》中說:"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著也.矯六朝駢儷飣餖之習者,以流麗勝,飣餖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務為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濃,而濃實因於淡.然其弊至以文為詩,流而為理學,流而為歌訣,流而為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
3,"各極其變,各窮其趣"
袁宏道反對貴古賤今,他在《序小修詩》中說:"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准於秦漢,詩則必欲准於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 詩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 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 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 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
二,強調抒發真情,不拘形式法度——"真"
袁宏道在《序小修詩》中說:"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筆." "愁極則吟,故嘗以貧病無聊之苦,發之於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讀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真詩,可傳也."
三,崇尚審美趣味,力求擺脫知識義理的束縛——"趣"
1,自然之趣
袁宏道在《敘陳正甫會心集》中說:"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真無逾於此時者.……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為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
2,新奇之趣
袁宏道在《答李元善》中說:"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字法句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

⑵ 明代後期文學成就的代表有哪些

最能代表明代後期文學最高成就的還是戲曲與小說。在戲曲創作方面，《寶劍記》內、《鳴鳳記》、《浣紗容記》改變了明初戲曲創作中宣揚封建道德、鼓吹神仙道化的風氣，代之以直接或間接地反映當時尖銳的政治斗爭的作品。優秀雜劇作家徐渭，通過《四聲猿》等作品，表現了蔑視傳統的封建禮教，提倡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思潮，具有濃厚的反傳統色彩。

⑶ 明朝後期文學成就最高的是什麼

相比而言，最能復代表明代後期文學制最高成就的還是戲曲與小說。在戲曲創作方面，《寶劍記》、《鳴鳳記》、《浣紗記》改變了明初戲曲創作中宣揚封建道德、鼓吹神仙道化的風氣，代之以直接或間接地反映當時尖銳的政治斗爭的作品。優秀雜劇作家徐渭，通過《四聲猿》等作品，表現了蔑視傳統的封建禮教，提倡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思潮，具有濃厚的反傳統色彩。

⑷ 五四文學革命的主要內容和歷史意義

一、五四文學革命的主要內容：

五四文學革命是一場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文學變革，主要目的為破壞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話散文，破壞詩歌舊韻、重造新韻。

1、改良文學的「八事」，即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語俗字。

2、文學革命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二、五四文學革命的歷史意義：

1、首先，五四新文化運動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而文學革命作為這一運動的組成部分，以激進的態度否定了以封建思想為其主導的傳統文化體系，宣揚了個性解放、人性自覺、自由平等等新思想、新觀念，為新文化運動的深入展開發揮了巨大作用。

2、其次，在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它為白話最終成為中國現代民族語言奠定了基礎。經由晚清的白話運動和文學革命對白話文學的竭力倡導，終於在1920年，作為現代「國語」的白話納入官方教育體制，

一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頒令全國國民學校，一、二年級的國文教育統一採用語體文（白話），這無疑承認了文學革命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它成為民族文化轉型的契機。

3、第三，打破中國文學孤立封閉的格局，建立了與世界文學的密切關系。文學革命完全改變了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它以極為開放的胸襟持續不懈地翻譯和介紹外國現代文學和文化思想，形成了一場大規模的文化吸收潮流。

正是在這種文化引介的潮流中，西方自文藝復興運動以來的各種思想和學說，在20世紀初的現代中國找到了通行的市場，不僅影響和構建了現代文學創作的風貌，也影響和構造著中國對現代化的追求和憧憬。

(4)明代後期文學解放思潮的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五四文學革命介紹：

五四文學革命是指從1917年初至1919年五四運動後一段時期里發生的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文學變革。這場文學革命，是由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首先發起的。這場文學革命，是由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首先發起的。

五四運動前後，文學革命的理論和主張帶上更為鮮明的反封建色彩。1919年初陳獨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更高地舉起科學和民主的大旗，表示進行文學革命「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魯迅以最勇猛熱忱的戰斗，成為文學革命的偉大旗手。

1918年5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話文。接著，《晨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的副刊也相繼改用白話文。據統計，僅1919年全國出現的白話刊物就有400餘種。緊接著理論的倡導，是新的文學創作的實踐。

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適的8首白話詩詞後，又於1918年1月發表胡適、劉半農、沈尹默的白話詩，後來魯迅、李大釗、陳獨秀等也創作了新詩。1918年5月，《新青年》發表魯迅的《狂人日記》，揭露吃人的封建禮教和制度，接著又發表《孔乙己》、《葯》等。

稍後，郭沫若發表《鳳凰涅槃》等後來收在《女神》中的大量詩篇，洋溢著反帝反封建的徹底精神和狂飆突進的時代色彩。它們都是這場革命的最初業績。不久成立的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和其他新文學作家，以自己的創作成果，豐富並發展了五四文學革命的成果。

⑸ 明代有著怎樣的社會思潮對明代文學有著怎樣的影響

王學左派的復興起與禪宗思制想的廣泛滲透，促使人們在思想觀念、思維方式上發生了變革，開始用批判的精神去對待傳統、人生和自我，為明代掀起復甦人性、張揚個性的思潮創造了一種氣氛，啟發了一條新的思路，提供了一種理論武器。這一思潮對於沖破僵化的思維，在創作中強化主體意識具有重要的作用。創作主體意識的加強，使文學的個性特徵也隨之而鮮明，文學在個性化的道路上邁進了可觀的一步。隨著主體意識的加強和人的自我價值的覺醒，肯定世俗任玉，肯定「好貨」、「好色」的潮流，也將文學家的目光引向「穿衣吃飯」、「百姓日用」，寫「世俗」、寫物慾，寫性愛，擴大了題材范圍。他們面向現實，注重用通俗的語言，真實而細致的開掘和表現人的心靈，特別是由此而出現的有關青年男女爭取戀愛自由和婚姻自主的作品，有力的沖擊了當時的封建禮教，致使明代文學呈現出一種新的氣象。

⑹ 能代表明代後期文學最高成就的是什麼

最能代抄表明代後期文學最高成襲就的還是戲曲與小說。在戲曲創作方面，《寶劍記》、《鳴鳳記》、《浣紗記》改變了明初戲曲創作中宣揚封建道德、鼓吹神仙道化的風氣，代之以直接或間接地反映當時尖銳的政治斗爭的作品。優秀雜劇作家徐渭，通過《四聲猿》等作品，表現了蔑視傳統的封建禮教，提倡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思潮，具有濃厚的反傳統色彩。

⑺ 明代中期文學有何特點

王陽明心學的發展及其影響日益擴大，從左派王學的泰州學派，一直到李贄，都在不同程度地張揚個性，突破了封建禮教的束縛，促進了個性解放和文學解放，李贄倡導的「童心說」直接影響了公安派的「性靈說」，成為文學解放的號角。

以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為首的公安派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反對文學的復古，主張創新，並以他們的創作實績掃清了復古派在文壇上的影響，成為晚明詩文革新運動中的一支勁旅。其後的竟陵派在學習公安派的同時，試圖以出深來補救公安派的膚淺之弊。到了明末，以陳子龍、夏完淳為代表的一批愛國作家雖然也倡導復古，但他們憂患時事，並親身參加到抗清斗爭中去，他們的詩文創作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與慷慨雄健的風格，自有其獨特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晚明的小品文創作，這種小品文實際上是一種短小精悍、形式自由活潑的散文，或寫山水，或為序跋，或抒一己的情感等等，不拘一格，抒發性靈，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出現了像袁宏道、湯顯祖、王思任、陳繼儒、張岱、劉侗等一批小品文名家。

相比而言，最能代表明代後期文學最高成就的還是戲曲與小說。在戲曲創作方面，《寶劍記》、《鳴鳳記》、《浣紗記》改變了明初戲曲創作中宣揚封建道德、鼓吹神仙道化的風氣，代之以直接或間接地反映當時尖銳的政治斗爭的作品。優秀雜劇作家徐渭，通過《四聲猿》等作品，表現了蔑視傳統的封建禮教，提倡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思潮，具有濃厚的反傳統色彩。

明傳奇出現了以沈王景為代表的吳江派和以湯顯祖為代表的臨川派。吳江派創作成就雖然不高，但對明中葉後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唱腔之一崑腔音律的整理有較大的貢獻。湯顯祖更是受王學左派影響的優秀劇作家，他的代表作《牡丹亭》熱情歌頌了反對封建禮教，追求愛情幸福的要求，響起了個性解放的時代最強音。

⑻ 名詞解釋或簡答：談談「五四」新文學革命的歷史意義

（1）動搖了封來建思想的源統治地位。新文化運動前，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傳各自的政治觀點時，都沒有徹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經過新文化運動，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沖擊批判，人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學思想得到弘揚。中國知識分子在新文化運動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這就為新思潮的傳播開辟了道路，也推動了中國自然科學事業的發展。
（3）為五四運動的爆發作了思想准備。新文化運動啟發了民眾的民主主義覺悟，對五四愛國運動起了宣傳動員作用。
（4）後期傳播的社會主義思想，啟發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使他們選擇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拯救國家、改造社會和推進革命的思想武器。這是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於文化的普及和繁榮。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能夠使語言和文字更緊密地統一起來，為廣大民眾所接受，從而有利於文化的普及與繁榮。

⑼ 說一說明朝中後期的文學情況

明朝中後期的文學流派主要是公安派和竟陵派，代表人物是前、後七子
在晚明的詩歌、散文領域中，以「公安派」的聲勢最為浩大。
公安派，明神宗萬曆年間。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們是湖北公安人，故稱公安派。
「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領袖，其中袁宏道聲譽最高，成績最大，其次是中道。這一派作者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等。
作為公安派理論核心的口號是「獨抒性靈」。 公安派的「性靈說」融合了鮮明的時代內容，它和李贄的「童心說」一脈相通，和「理」尖銳對立。性靈說不僅明確肯定人的生活慾望，還特別強調表現個性，表現了晚明人的個性解放思想。袁宏道
公安派反對前七子和後七子的擬古風氣，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發前人之所未發。其創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潑，自然率真，但多局限於抒寫閑情逸致。
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為湖北公安，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曆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後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後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曆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的觀點，振聾發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
明代後期文學流派。以竟陵人鍾惺、譚元春為首，因此得名。又稱竟陵體或鍾譚體。（竟陵，即今日之湖北省天門市）。
明代中葉後,前、後「七子」擬古之風甚烈,「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成為評判詩文准則。「唐宋」、「公安」兩派曾先後給予抵制和抨擊。
竟陵派認為「公安」作品俚俗、浮淺，因而倡導一種「幽深孤峭」風格加以匡救，主張文學創作應抒寫「性靈」，反對擬古之風。所謂「性靈」是指學習古人詩詞中的「精神」,這種「古人精神」,不過是「幽情單緒」和「孤行靜寄」。所倡導的「幽深孤峭」風格，指文風求新求奇，不同凡響，刻意追求字意深奧，由此形成竟陵派創作特點：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語言佶屈,形成艱澀隱晦的風格。竟陵派與公安派一樣在明後期反擬古文風中有進步作用，對晚明及以後小品文大量產生有一定促進之功。然而他們的作品題材狹窄,語言艱澀,又束縛其創作的發展。
竟陵派的追隨者有蔡復一、張澤、華淑等。這些人大都發展竟陵派生澀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語，自稱「空靈」，使竟陵派文風走向極端。
當時受竟陵派影響而較有成就的是劉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為竟陵體語言風格代表作品之一。

⑽ 陽明心學出現後，對明朝中後期的社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對中國的影響，主要有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明朝中後期。陽明心學遍及大江南北，出現「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局面。王門後學分化為八大學派――黔中、江右、浙中、楚中、閩粵、南中、北方、泰州，特別是泰州王門將陽明心學傳播到平民百姓之中，並最終引領出了東林學派的書院講學運動。

第二階段，是清末至民國時期。在近代民族危亡的背景之下，陽明心學在清末重新復興起來，從曾國藩到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再到孫中山、蔣介石，都很重視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精神。孫中山在日本對中國留學生的演講，就特別講到王陽明對日本成為亞洲強國的影響。

後來很多中國青年學生去日本留學，就非常關注陽明學。蔣介石也很崇拜王陽明，提出「力行哲學」。蔣介石曾經三次來到貴陽修文，還有留影和題字。蔣介石到台灣以後，把他的行宮改成「陽明山」，把書房取名為「陽明書屋」，後來又專門建了「陽明大學」。

1949年之後，在港台地區的現代新儒家也「接著王陽明講」，提出中國文化的精髓就在心性之學，認為包括陽明心學在內的中國文化對未來的世界和平和發展將會產生重要影響。 

陽明心學作為中國儒學集大成的一種思想體系，自明朝中葉產生以後，即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一股狂潮，在國內外，對社會各階層的人物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不僅封建統治者極為推崇它，而且，一些文人學者也深受其影響。

不僅在國內深有影響，而且在國外也很有市場(除了中國外，他的心學還漂洋過海，深刻影響了日本、韓國、朝鮮等東亞國家，他本人也被奉為神明，日日頂禮膜拜。例如1905年時的日本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的腰牌上刻七個大字：一生伏首拜陽明）。

特別是在近代中國，一些歷史人物，譬如：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革命派孫中山、章太炎、宋教仁；國民黨方面汪精衛、蔣介石，共產黨方面毛澤東等，在其早期思想的發展過程中，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過陽明心學的影響。

在這些人物當中，不管是主張維新的，還是主張革命的，不管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他們都曾讀過王陽明的書，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受過王陽明心學體系的影響。然而，他們所走過的路卻不盡相同，結果不一樣，社會影響也各不相同。這已成為近代中國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王陽明的心學，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值得我們每個人為之驕傲的財富，他吹響了人性解放的號角，引領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的思想流傳久遠，直至近代，仍有心學學派活躍在思想界。

(10)明代後期文學解放思潮的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漢族，幼名雲，字伯安，別號陽明，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今屬寧波餘姚）人。因曾築室於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亦稱王陽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形成過程

程朱理學與佛老思想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卷十中指出：「先生（指王陽明）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遍讀考亭（朱熹）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

王陽明自己也曾自述過：「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眾說之紛撓疲邇，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溺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

（《朱子晚年定論序》）作為明代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王陽明，開始學習時為了應付當時的科舉考試，曾「泛濫於詞章」，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是封建知識分子獵取功名的必由之路。

明朝建立後，在文化教育領域里，把尊經崇儒、遵奉程朱理學作為基本政策。早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在《御制大誥》中明確指出：「申明我中國先王之舊章，務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今後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誅」。這就把綱常道德和儒家經典確定為統一思想的武器和進行教育的「聖經寶典」。

陳鼎在《東林列傳》中曾記述說：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後，「一宗朱子之學，令學者非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成祖文皇帝，益光而大之，令儒臣輯《性理全書》，頒天下。」

在這種獨尊儒術、推崇程朱的政治、學術氣氛下，一般知識分子都是墨守朱子舊說，無所發明，「此亦述朱，彼亦述朱」，「格物窮理」、「修心養性」的思想學說盛行於當時。青年時代的王陽明曾「遍求考亭（朱熹）遺書讀之」就毫無奇怪了。

他曾依朱熹「格物致知」之說，坐官署竹園中「取竹格之」，後由於格竹失敗而致勞成疾。從此，王陽明由信奉朱熹之學，走向懷疑朱熹之學，成為後來他轉變為主觀唯心主義者的契機。

當然，王陽明對佛教也有不滿意的地方，如他說：「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王文成公全書》卷九）王陽明對當時學術界攻擊其學說為「禪學」而深感不滿。

「心學」的基本形成

由於明王朝面臨深重的社會危機，王陽明深感統治思想界達二三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學和佛老思想於世無補，因此，他開始對理學和理學教育進行檢討、反省、批判。他說：「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為之倡焉耳。」

王陽明對程朱理學的僵化和教條化的批評、否定，目的在於重振儒家的倫理道德，使之落到道德實踐的實處。所以他把「正人心」作為拯救危機的靈丹妙葯。王陽明主張從「格心」入手，加強封建道德教化，喚起人們內在的天德良知，自覺地遵從封建的統治秩序和倫理綱常，從而達到消除明王朝的政治危機和思想危機。

他曾寫了題為《睡起偶成》的詩，曰：「起向高樓撞曉鍾，尚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王陽明對他的「致良知」的「格心」之術頗為自信。他認為自己那一套唯心主義的「心學」是能夠把昏睡中的人們喚醒的。《明史·儒林列傳序》曾記載說：「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余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

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

這說明王陽明適應了當時明代學術發展的需要，拋棄「即物窮理」的理學模式，創立了一種進行內心主觀的直接反省的「心學」思潮。在批判程朱理學的基礎上，力圖把儒學加以刷新和改造。

陽明學的確立和傳播

王陽明從34歲開始授徒講學，直到去世，從事教育、學術活動凡二十多年。他的學術思想和教育思想不僅在中國影響很大，而且遠播海外，弟子門人遍布各地。

明朝中葉以後，隨著程朱理學日益失去控制人心的作用，王陽明的思想、學說逐步左右了思想界。王陽明將封建的倫理道德說教，改造得更為系統和完善，而且具有簡易明白、通俗易懂的特點，便於傳播和推行。這無疑為行將衰敗、沒落的封建地主階級提供了新的興奮劑和麻醉劑。

陽明學派的形成自然與陽明學有密切聯系。所謂陽明學派，實際是以王陽明為宗師和以陽明學為核心的思想流派。它是一個弟子遍天下，流傳逾百年，體系龐雜，勢力浩大，影響久遠的思想、教育流派。

陽明學派的崛起也與王陽明個人的聲望密切聯系在一起。正如時人所說的：「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時名卿，鮮能及之……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明儒學案》卷十八）

王陽明在政治、軍事、學術、教育上的成功，為社會普遍承認，因此他成為明中期封建統治階級的企望而實際又滿足了這個願望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典型代表人物。

其弟子對宗師崇拜和愛戴，四處講學，傾動朝野，風行天下，亦為明代空前未見，有力地促進了陽明學派的形成和確立，使陽明學成為一代之學，王陽明成為一代名師，並奠定了在中國學術史、教育史上的歷史地位。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陽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