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編纂的意義

㈠ 歷史編纂的意思

歷史編纂以歷史典籍為對象，主要任務是揭示典籍內容與形式的辨證關專系，說明一定史體產生並屬得到發展的社會因素和學術因素，描述不同史體的特點以及在發展進程中相互影響和滲透，研究和評價不同歷史編纂學說或史體思想的產生、演變和學術價值。

歷史編纂在歷史學中的地位屬於史學理論和方法論的高超層次的學術工作。
歷史文獻學是歷史學的基礎學科，在層次上就有很大區別。但是二者亦有密切的聯系。因為歷史編纂的基本功就是對歷史文獻的整理。輕佚、編類書、匯叢書等編纂工作屬於文獻整理工作，也在歷史編纂學研究范圍之中。

編纂
[biān zuǎn]
1.
(動)就現成的材料加以整理，編寫成書，側重於「編」，多指資料較多、篇幅較大的著作，用於書面語。
～漢語大詞典。（作謂語）

㈡ 編纂《湯溝酒志》的意義是什麼

《湯溝酒志》是《江復甦名酒志》的制分志之一，也是《江蘇名酒志》中第一個編纂完成並出版發行的志書。挖掘湯溝酒的「前世今生」，追蹤湯溝酒的品牌故事，探求湯溝酒的文化底蘊，便是編纂《江蘇名酒志湯溝酒志》的重大意義所在。《湯溝酒志》定位為產品志，有別於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志，具有濃郁的行業特點和地域特色，獲得了評審專家的高度肯定，評價其是一部資料豐富、體例完備、行文規范的志稿。

㈢ 史記的現實意義

（一）開創了「紀傳體」體例。何謂紀傳體呢？紀，指本紀，即皇帝的傳記；傳，指列傳，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傳記。歷史人物是豐富多彩的，歷史現象是紛紜復雜的。怎樣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種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書里呢？司馬遷在前人的基礎上，在《史記》中以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結構，創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為主體的歷史編纂學方法。「本紀」按年代順序記敘帝王的言行和政跡；「表」按年代譜列各個時期的重大事件；「書」記錄了各種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載述諸侯國的興衰和傑出人物的業績；「列傳」記載各種代表人物的活動。司馬遷創造性地把這五種體裁綜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系。
（二）《史記》開創了政治、經濟、民族、文化等各種知識的綜合纂史方法。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時期，記載了我國近三千年的歷史。是我國第一部規模宏大、貫通古今、內容廣博的網路全書式的通史。在《史記》中，司馬遷第一個為經濟史作傳：《平準書》、《貨殖列傳》；司馬遷又第一個為少數民族立傳：《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他還第一個為卑微者列傳：《刺客列傳》、《游俠列傳》等。《史記》第一次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包容在歷史學的研究范圍之內，從而開拓了歷史學研究的新領域，推動了我國歷史學的發展。由於紀傳體可以容納廣泛的內容，有一定的靈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級關系，因而這種撰史方法，為歷代史家所採用，影響十分深遠。
（三）秉筆直書，是我國寶貴的史學傳統，司馬遷的《史記》對此有很好的發揮。所謂秉筆直書，就是史學家必須忠於歷史史實，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撰寫歷史。《史記》明確表示反對那種「譽者或過其失，毀者或損其真」的作法。項羽是司馬遷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馬遷以極大的熱情和強烈的愛記述了項羽的偉業。但對於項羽的驕傲自大和企圖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點，司馬遷也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對於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從感情上司馬遷是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惡。相反，對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為司馬遷的實錄精神，才使《史記》以信史聞名於世。《史記》還貫穿一條重要線索，即重視人的歷史作用。司馬遷是反天命的。強調人是歷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寫帝王將相的同時、注意為社會上的各種人立傳，尤其是把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放到與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會的聖人孔子同等的地位來寫。所以在《史記》中，既有戰國七雄的世家、蕭丞相（蕭何）。留侯（張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時也有《陳涉世家》。司馬遷也很重視物質生產活動在歷史上的作用，把經濟狀況同政治上的治亂興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還強調總結歷史經驗。提出以史為鏡、鑒往知來的思想。由於司馬遷在歷史編纂學上的偉大創造精神，他的進步的史學思想和嚴謹的治史方法，使《史記》成為我國史學史上一座巍峨的豐碑，司馬遷也贏得了「中國史學之父」的美名。
（四）《史記》也是一部形象生動的歷史傳記。它的文采歷來為我國文學界所稱頌，它開創了我國傳記文學的先河。司馬遷像一個出色的畫家，以他那十分傳神的畫筆，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像；又像一位善於捕捉瞬間的雕塑家，以他那鋒利的刻刀，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個風采各異的雕像。在《史記》這座人物畫廊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歷史上那些有作為的王侯將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計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爭鳴的先秦諸子、「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諾必誠的游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賈，以及醫卜、俳優等各種人物的風采，給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啟迪。司馬遷創造性地把文、史熔鑄於一爐，為我們寫下了一部形象的歷史。所以，魯迅先生稱贊《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記》擁有的讀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史記》的誕生，就中國史學的具體發展而言，《史記》的貢獻巨大。
第一，建立傑出的通史體裁。《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網羅百代的通史名著。無論說它是古代中國史學史的最輝煌成就，還是說它是世界古代史學史的最輝煌成就，都毫不為過。這一點，只要將之與希羅多德的《歷史》相比較，就會非常明白。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啟先例，樹立了榜樣，於是仿效這種體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繼而起了。通史家風，一直影響著近現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
第二，建立了史學獨立地位。我國古代，史學是包含在經學范圍之內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書在劉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藝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後面。自從司馬遷修成《史記》以後，作者繼起，專門的史學著作越來越多。於是，晉朝荀勖適應新的要求，才把歷代的典籍分為四部：甲部記六藝小學，乙部記諸子兵術，丙部記史記皇覽，丁部記詩賦圖贊。從而，史學一門，在中國學術領域里才取得了獨立地位。飲水思源，這一功績應該歸於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第三，建立了史傳文學傳統。司馬遷的文學修養深厚，其藝術手段特別高妙。往往某種極其復雜的事實，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貼，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線遠，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煉，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容齋隨筆·史記簡妙處》）
但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由於作者受到當時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他的歷史觀是唯上唯心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內容的歷史真實性與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響。
《史記》作為第一部傳記文學的確立，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過去歐洲人以歐洲為中心，他們稱古希臘的普魯塔克為「世界傳記之王」。普魯塔克大約生於公元46年，死於公元120年，著有《列傳》（今本譯作《希臘羅馬名人傳》）50篇，是歐洲傳記文學的開端。如果我們把普魯塔克放到中國古代史的長河裡來比較一下，可以發現，普魯塔克比班固（32—92）還要晚生14年，若和司馬遷相比，則要晚生191年了。司馬遷的《史記》要比普魯塔克的《列傳》早產生幾乎兩個世紀。
《史記》無論在中國史學史還是在中國文學史上，都堪稱是一座偉大的豐碑。史學方面姑且不論，文學方面，它對古代的小說、戲劇、傳記文學、散文，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首先，從總體上來說，《史記》作為我國第一部以描寫人物為中心的大規模作品，為後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和多種可能性。《史記》所寫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實有人物，但是，通過"互見"即突出人物某種主要特徵的方法，通過 不同人物的對比，以及在細節方面的虛構，實際把人物加以類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學中，都有這樣的現象，這是人類通過藝術手段認識自身的一種方法。只是中國文學最初的類型化人物出現在歷史著作中，情況較為特別。由此，《史記》為中國文學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後代的小說、戲劇中，所寫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各種人物形象，有不少是從《史記》的人物形象演化出來的。
在小說方面，除了人物類型，它的體裁和敘事方式也受到《史記》的顯著影響。中國傳統小說多以"傳"為名，以人物傳記式的形式展開，具有人物傳記式的開頭和結尾，以人物生平始終為脈絡，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情節，並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評論，這一切重要特徵，主要是淵源於《史記》的。
在戲劇方面，由於《史記》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戲劇性，人物性格鮮明，矛盾沖突尖銳，因而自然而然成為後代戲劇取材的寶庫。據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所載，取材於《史記》的劇目就有180多種。 據李長之統計，在現存132種元雜劇中，有16種采自《史記》的故事。其中包括《趙氏孤兒》這樣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名作。已經失傳的類似作品，當然更多。到後來的京劇中，仍然有許多是取材於《史記》的，如眾所周知的《霸王別姬》等。
在傳記文學方面，由於《史記》的紀傳體為後代史書所繼承，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傳記。雖然，後代史書的文學性顯著不如《史記》，但其數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將其中優秀傳記提取出來，也是極為可觀的。此外，史傳以外的別傳、家傳、墓誌銘等各種形式的傳記，也與《史記》所開創的傳記文學傳統有淵源關系。
《史記》固然"究無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從而開創了史學的種種先河，也堪稱是膾炙人口的文學佳作，但《史記》最為耀眼的閃光點在於它的平民立場。在司馬遷的《史記》之前，所謂的歷史僅僅是王侯的發家史、光榮史、太平史。在司馬遷的《史記》里，自以為功高蓋世的帝王們同樣有無恥、暴戾、虛假和懦弱的一面；雖然有著種種的過失和缺點並最終兵敗垓下，自刎烏江的楚霸王項羽不失為頂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陳勝曾經在田間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莊稼漢，也是滿懷鴻鵠之志的豪傑，正是他第一個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統文人對浪跡江湖的行徑嗤之以鼻的時候，司馬遷卻對荊軻、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俠們和快意恩仇的游俠精神贊譽有加、不勝神往……《史記》就是這樣以平民的立場、平民的視角、平民的情感看歷史、寫歷史、評說歷史，從而第一次給歷史以真實可親的面 目，第一次給那些值得尊敬的靈魂們以尊嚴。清朝詩人宋湘曾經有句詩說："史有龍門詩少陵"，《史記》中所透出的民間精神，再現在杜甫那些憂國憂民的不朽詩作中，並成為流傳千古的力量源泉。
《史記》是中國歷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是司馬遷對中國文化特別是歷史學方面的極其寶貴的貢獻。全書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除《秦本紀》外，敘述歷代最高統治者帝王的政跡；「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絡和補充；「書」是個別事件的始末文獻，它們分別敘述天文、歷法、水利、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發展和現狀，與後世的專門科學史相近；「世家」主要敘述貴族侯王的歷史；「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記，少數列傳則是敘述國外和國內少數民族君長統治的歷史。《史記》就是通過這樣五種不同的體例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配合和補充而構成了完整的體系。它的記事，上自黃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間，全面地敘述了我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歷史發展，是中國古代歷史的偉大總結。
由於司馬遷受時代的限制，《史記》也存在某些缺點與不足之處。例如，存在「天命」、災異和歷史循環論的神秘思想的影響。在《六國年表序》論述秦並天下的原因時，指出這是「天所助」的結果。《高祖本紀》帶有「三統循環論」的色彩，以為「三五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在《天官書》中，記述各種特殊的自然天象時，常常與人事聯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現了災異的神秘思想。這些說明《史記》在「究天人之際」時，仍然沒有擺脫「天人感應」神學思想的影響，等等。

㈣ 怎樣理解史學工作者歷史編纂旨趣在歷史編纂中的意義

歷史到底要以怎樣的方式呈現也是需要經過思考的。這就是寫書的需要考慮的問題。

㈤ 二十四史的編纂對中國文化的記載和傳承有什麼作用

《二十四史》是中國歷史上二十四部著名史書的總稱，其中包括《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和《明史》二十四部史書。它自成體系，記載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進程，在世界上都是極為罕見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出版問世之後，各種舊版本幾乎全被替代，成為海內外學術界最權威、最通行的版本，這是整理中國文化遺產的一項巨大成果，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巨大影響，享有「國史」標准本的美譽二十四史記載了我們的文化,包括我們的天文,地理.《漢書》還有《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在范曄《後漢書》之前,已有許多記載後漢(就是東漢啦)的史書，范曄以《東觀漢記》為基本史料依據，以華嶠書為主要藍本，吸取其他各家書的長處，刪繁補缺，整齊故事，超越眾家，後來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曄《後漢書》取代《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與《三國志》並稱「前四史「，盛行於世。而諸家《後漢書》，除袁宏《後漢紀》外，都相繼散亡。惟獨范曄《後漢書》保存下來,逐漸成為正史,也成為我們現在研究東漢歷史的最基本的依據。范曄《後漢書》的記述，起於劉秀起兵推翻王莽，終於漢獻帝禪位於曹丕，詳載了東漢一百九十五年的歷史。

㈥ 編纂民法典有什麼意義和價值

2019年12月23日，「完整版」民法典草案首次亮相。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內議現場，一本本《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擺放在與會人員面前，提請會議審議。

民法典各分編草案與民法總則「合體」，成為過去一年來國家立法工作中耀眼的一道印記。

從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編纂民法典這一重大立法任務，到 「兩步走」：第一步出台民法總則，第二步編纂民法典各分編，民法典立法之路蹄疾步穩。

2019年，民法典各分編草案的拆分審議密集進行。明確禁止高利放貸、進一步完善防止性騷擾有關規定、合理確定無效婚姻的情形、完善高空拋物墜物責任規則……努力傾聽人民心聲、聚焦社會熱點問題，積極回應社會訴求、滿足新時代人民法治需求、全方位保護人民民事權利，讓立法的每一個環節都凝聚社會生活規則的最大共識。

民法典草案公開徵求意見期間，13718位網民提出114574條意見。社會公眾普遍認為，編纂民法典，以法典化方式確認、鞏固和發展改革開放取得的法治成果，充分彰顯、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成果和制度優勢。

隨著十三屆人大三次會議的臨近，民法典草案即將提請全國人代會審議。幾代人熱切期盼的中國民法典，即將迎來歷史性時刻。

㈦ 如果歷史是研究過去的話，那麼歷史編纂學的意義是什麼呢

新時期中國歷史編纂學的創新及其意義

代繼華在《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版2005年第12期撰文指權出，史書是新時期史學變革諸內容的載體，尤其是大型史書的編撰，史體必須創新。以白壽彝等為代表的史學家在深厚學養基礎上，自覺整合多種史書體裁的長處，創造了「新綜合體」、「新編年體」與「新紀事本末體」，走出了中國史書編纂的一條新路，顯示出中國史學在唯物史觀指導下的生機，表現出歷史編纂學的積極意義：一是史體的創新既來源於固有的史體形式，又跳出和高於固有的史體形式。二是增強了史書從縱向和橫向兩方面綜合表述歷史的手段和能力，促進了歷史現象之間的直接間接聯系。三是改變了傳統史體和章節體形式單一的局限，為時人和後人編寫通史、斷代史和專門史的史書提供了可供參考、借鑒和選擇的更多史體樣式。四是照顧了各方面讀者的閱讀興趣和研究興趣，開辟了21世紀中外讀者認識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的更多新途徑。五是開創了講綜合、重聯系的多體裁配合的史體新局面。

㈧ 張遂編修的大衍歷草稿具有怎樣的歷史意義

在727年，張遂於兩年前著手編修的大衍歷草稿完成，這部歷法以隋代劉焯的皇極歷為基準，數據准確，計算精確，集中了作者的心血，它的結構體系一直到明代參考西方歷法之前，還是後世歷法研究者們的主要藍本。

㈨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嘗試編纂現代意義上的民法典是哪一部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嘗試編纂現代意義上的民法典是大清民律草案。

1907後(光緒三十三年)民政部奏請編定民律，憲政編查館也請修訂，於是，清政府派沈家本、俞廉三等為修訂法律大臣，並聘請日本法學家志田鉀太郎、松岡義正擔任總則、物權、債權三編的起草，其餘兩編親屬、繼承由修訂法律館會同禮學館起草，具體由朱獻文、高種和分任起草。

(9)歷史編纂的意義擴展閱讀：

大清民律草案全部草案於1911年9月完成，即所謂《大清民律草案》。共五編。

第一編總則，分八章三百二十三條，即：法例、人、法人、物、法律行為、期間及期日、時效、權利之行使及擔保；

第二編債權，分八章六百五十四條，即：通則、契約、廣告、發行指示證券、發行無記名證券、管理事務、不當得利、侵權行為；

第三編物權，分七章三百三十九條，即：通則、所有權、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擔保物權、佔有；

第四編親屬，分七章一百四十三條，即：通則、家制、婚姻、親子、監護、親屬層、扶養之義務；

第五編繼承，分六章一百一十條，即：通則、繼承、遺囑、特留財產、無人承認之繼承、債權人或受遺人之權利。

五編總計三十三章，一千五百六十九條。草案前三編是以德國、瑞士、日本的民法為典範，後兩編沿襲中國舊律有關內容。但未及公布，清政府就被推翻了。為後來的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制定民法提供了借鑒和參考資料。

㈩ 怎樣認識和發揮史料在歷史編撰中的作用

史料是再現歷史的基本素材和依據，也是歷史教學的基礎，歷史的無窮魅力回也在於它包含了大量豐富的答史料和內涵。離開了史料，歷史知識就成了無本之木。近年來，隨著新課程理念和教材的日益推廣，高中歷史試題更加突出了對材料處理能力的考查，以各種材料為載體的高考試題不斷增加，史料在高中歷史教學中的運用也越來越普遍，史料運用的有效性也就備受關注。因此，本文試圖從史料教學的角度出發，分析如何以此更好地推進高中歷史有效課堂。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 適當、准確的選取史料
教學的有效性包括教的有效性和學的有效性，課堂教學行為對教學效果會產生直接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成功的教學依賴於教師有效的教學行為。從教師的角度來說，有效課堂應該是教師引導學生主動參與的學習過程。所以對於教師來說，如何適當、准確地指導學生選取史料尤為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