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的歷史意義

㈠ 中國革命道路的現實意義

1．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發展道路理論，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指導中國革命取得了最後的勝利。毛澤東指出：不論做什麼事情，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中國革命有其自身特殊的發展規律，這種特殊的發展規律根源於中國獨特的國情，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發展道路理論正是建立在對中國國情准確的把握和認識的基礎上。 2．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發展道路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學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革命斗爭提供了重要經驗。暴力革命是社會革命的基本形式，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但是，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離開自己國家的實際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各國用什麼方式達到目的，應當由各個國家的工人階級自己選擇決定。馬克思曾經指出：「工人總有一天必須奪取政權，以便建立一個新的勞動組織；……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採取同樣的手段。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項艱巨而緊迫的任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勇敢地接受了這一挑戰，並且作出了正確的判斷。 3．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光輝典範，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標志。毛澤東說：「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於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就是中國革命不斷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過程。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發展道路的開辟，實現了中國革命由城市向鄉村的歷史性轉變，保存和發展了革命力量。 4．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發展道路理論，對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起到了啟迪作用。毛澤東指出：「任何外國的經驗，只能作參考，不能當作教條。一定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本國的具體情況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1982年9月鄧小平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8]。」1984年10月，鄧小平又一次強調指出：「中國革命的成功，是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六年來，中國農村就是根據這樣的原則，取得成功的。最近通過的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的決定，也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這是我們吃了苦頭總結出來的經驗。」

㈡ 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意義是什麼

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意義

1、中國革命新道路是中國長期革命戰爭和根據地斗爭經驗的科學總結，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客觀規律，指明了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繼續前進的正確道路，為奪取革命在全國的最後勝利提供了理論依據，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2、中國革命新道路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武裝奪取政權的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從中國國情出發，開辟出的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正確的革命道路。它的正確之處，就在於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這一結合的實現，標志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形成。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發展。

3、中國革命新道路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實事求是原則，一切從實際出發，從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得來的,帶有強烈的求實、實踐精神和敢於沖破理論禁區、勇於創新的精神，正如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闡明的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即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的極端重要性。這對於我們進行現代化建設，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成功探索具有明顯的示範作用以及啟迪意義。

(2)中國道路的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的基本國情，是紅色政權能夠存在與發展的最根本原因。 國民革命的政治影響的存在，為紅色政權的生存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觀條件。全國革命形式的繼續發展，是紅色政權能夠存在與發展的又一客觀條件。 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必要的主觀條件。

㈢ 中國革命新道路理論的內容和歷史意義是什麼

1．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發展道路理論，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指導中國革命取得了最後的勝利。澤東指出：不論做什麼事情，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中國革命有其自身特殊的發展規律，這種特殊的發展規律根源於中國獨特的國情，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發展道路理論正是建立在對中國國情准確的把握和認識的基礎上。 2．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發展道路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學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革命斗爭提供了重要經驗。暴力革命是社會革命的基本形式，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但是，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離開自己國家的實際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各國用什麼方式達到目的，應當由各個國家的工人階級自己選擇決定。馬克思曾經指出：「工人總有一天必須奪取政權，以便建立一個新的勞動組織；……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採取同樣的手段。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6]。」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項艱巨而緊迫的任務，以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勇敢地接受了這一挑戰，並且作出了正確的判斷。 3．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光輝典範，是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標志。澤東說：「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於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3]。」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就是中國革命不斷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過程。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發展道路的開辟，實現了中國革命由城市向鄉村的歷史性轉變，保存和發展了革命力量。 4．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發展道路理論，對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起到了啟迪作用。澤東指出：「任何外國的經驗，只能作參考，不能當作教條。一定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本國的具體情況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7]。」1982年9月小平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8]。」1984年10月，小平又一次強調指出：「中國革命的成功，是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六年來，中國農村就是根據這樣的原則，取得成功的。最近通過的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的決定，也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這是我們吃了苦頭總結出來的經驗[8]。」

㈣ 如何理解中國革命道路的歷史意義和價值

歷史意義：推動歷史前進，助力現代中國的形成。
現代價值：對於現代人立身取向有借鑒價值，對於把握國家命運有啟示價值。

㈤ 中國道路的國際意義和影響

（一）
「這是亞洲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時刻。」
1949年10月3日，英國《泰晤士報》第四版刊登了駐香港記者關於新中國成立的報道。
今天，生機勃勃的人民共和國即將迎來65歲華誕，國際輿論以更加輕松的筆調講述著中國故事。
韓聯社寫道，因為有中秋節和國慶節假期，秋天訪韓中國遊客有望大增，韓國化妝品和免稅店股價大幅上漲，中國遊客青睞的電飯鍋和幼兒用品生產企業股價也在上漲。路透社文章稱，隨著中國國慶長假臨近，9月份中國黃金進口量增加，整個國際黃金市場正在緊密關注。
一窮二白的東方大國總有一天會改變面貌，想必這並未超出《泰晤士報》那位記者的想像力。不過，這位前輩可曾料到，有朝一日中國的國慶節將給世界各大媒體的經濟報道供料？
21世紀的中國故事又何止於經濟話題。

「儒家文化影響到其他國家和地區人們的行為方式，影響他們對自然、文化、家庭、政治制度、社會秩序的理解。這個過程出現的原因在於中國文化更加繁榮，中國人民更加團結，社會共識更多。」
（二）
向前走的人們，不應忘記曾經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過去。
回首我國近代史，中華民族遭受的苦難之重、付出的犧牲之大，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戰亂頻仍，民生凋敝，喪權辱國，成了舊中國長期無法消除的病癘。
「在赤日炎炎下，久旱無雨的黃土高原一片死寂，沒有綠色，樹木光禿禿的，樹葉被摘光了，樹皮也被剝凈了。路邊橫著骷髏的死屍，沒有肌肉，骨頭脆如蛋殼，稍有一點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美國記者斯諾曾長期在舊中國考察，他在書中真實記載了當時中國大飢荒的景象。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預言：中國人口眾多，歷代政府包括國民黨政府都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這是他們失敗的原因。同樣，共產黨政權也解決不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它必然會因此而垮台。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以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充滿英雄氣概的政黨。毛澤東1949年9月21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致開幕詞時庄嚴宣告：「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2009年，澳大利亞《世紀報》寫道：10月1日的「生日派對」就是一首對現代中國從飽受戰爭折磨和一貧如洗的起點長途跋涉到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頌歌。
一年後，法國主流經濟報紙《論壇報》在社論版就以一條醒目的紅色中國龍為題花，以「中國改變了什麼」為主題開辟中國經濟專欄。接受專訪的29位經濟界精英認為，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大規模、快節奏的國家崛起，這一獨一無二、世界范圍內的大規模崛起正在並將繼續沖擊這個時代。
有西方學者做過計算，2011年，中國為世界貢獻了1.3萬億美元的經濟增長，相當於每12周半創造出一個希臘的經濟總量，每一年創造出一個西班牙的經濟總量。
2013年，中國進出口總值達4.16萬億美元，成為全球貨物貿易進出口第一大國，為全球貿易夥伴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和投資機會。
10多天前，阿里巴巴在世界金融之都紐約成功上市，以2314億美元市值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市值互聯網公司。美國《時代周刊》驚呼，「你的下一份工作沒准就在中國」。
歷史上有哪個人口大國，像中國這樣迅速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給全世界各國，尤其是給那些曾經慘遭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掠奪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普通民眾，帶來如此豐厚的發展紅利呢？
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看來，中國式的市場經濟將以一種當前我們無法想像的方式繼續，而數千年的中國歷史沉澱將為其提供牢固的基石……隨著中國在21世紀持續向前發展，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市場經濟，進一步融入全球勞動分工，中國同時也在回歸自己的傳統。
英國著名史學家弗格森在被一幅幅中國圖景震驚的同時，也清晰地感覺到，西方主宰了500年的這段歷史，正接近尾聲。
搭乘快速行進的中國列車，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與一個正在重新尋找輝煌的偉大文明進行著前所未有的密切互動。越來越多研究中國的學者，將視線超越中國的經濟規模和發展速度，超越中國一年生產了多少億雙鞋子這樣一些具體數據，探求中國故事背後的發展道路、動力源泉和制度安排，展望中國故事將為人類發展進步作出怎樣的貢獻。
（三）
為什麼中國發展壯大起來了，而有的國家卻亂了、散了或者衰落了？是純粹偶然因素作用，還是必然的結果？
尋找其中答案，關鍵要看道路問題。古今中外，由於發展道路選擇錯誤而導致社會動盪、國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可以說，道路問題從來都是決定國運興衰第一位的問題，道路選擇牽系一個國家的命運。
很多人認為，當今世界最應被深入研究的國家發展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有目共睹，從201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翻開中華民族奮斗歷程嶄新一頁，到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全面深化改革號角，再到2014年改革開局之年中國各領域呈現的新常態，中國共產黨率領13億中國人民團結奮進，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穩步前進，展現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有目共睹，中國選擇了一條成功的發展道路，這是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因為走上了這條道路，中國發展壯大起來。中國的跨越式發展成為國際社會熱議的焦點，甚至有外國知名學者以《當中國統治世界》為題著述。有書評就此指出，書名使用「當」而非「如果」，說明作者意識到中國崛起已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必然。
為什麼在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下，中國的發展道路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
顯然，無論情願與否，外界觀察者都已經不可能迴避中國道路的合理性、正確性、必然性。對於一個發展中大國而言，選擇正確的道路，關系根本、牽動全局。因而只有聚焦「道路」，人們才能真正把握解密中國奇跡之門的那把鑰匙。
（四）
迦納前總統羅林斯曾將自己的辦公地設在一座緊挨大西洋的石堡。這座石堡在歷史上被歐洲人用於運送奴隸，羅林斯選擇此地是為了永不忘記「屈辱的歷史」，帶領國家奮發圖強。
然而，這樣一位心懷夢想的領導人也曾有過疑慮：「我們的民眾似乎缺少一種理性精神，好像這種精神已經被殖民主義閹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難做。」
一個後發國家如何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改變自身命運，實現趕超？這個命題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大批發展中國家所共同面臨的歷史挑戰。而羅林斯所言「理性精神」，正是後發國家在探索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時必不可少的。
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發展中國家的探索不是在歷史的真空中進行。經濟全球化逐步改變了世界圖景，但是整個國際秩序的主導權卻還是被西方國家牢牢握在手中。盡管昔日殖民主義的老路已經走不通，但是作為現存國際體系的既得利益者，西方國家又怎會心甘情願將優勢地位拱手讓人？
「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的這句名言講得很坦率。
回顧整個二戰後世界史，西方國家按照自己意願改造世界的行動貫穿始終。在這樣的國際秩序中，很多發展中國家在探索自身發展道路時，首先要面對如何處理來自西方的「萬能葯方」問題。
幾年前，一家非洲電視台的民調顯示，該國民眾最關心的問題，第一是就業，第二是治安，而該國議會反復討論的「中心議題」卻是只有不到2%的人所關心的「憲政改革」。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任何一個國家的道路，都應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來決定，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決定。無本之木豈有長生挺茂之理。不顧國情照抄照搬別國的制度模式，到頭來很可能畫虎不成反類犬，不僅無法解決實際問題，而且會因水土不服而生出禍端。
（五）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中國的事情只能靠我們自己。這是中國從自身歷史中得到的深刻領悟。
近代以來，急於救國的中國人嘗試了各種主義和思潮，卻都沒能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最終，飽經磨難的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通過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才徹底推翻了三座大山，開啟振興中華的征程。
改革開放前夕，剛剛從「文革」十年動亂中走出的中國百廢待興。一個依舊吃不飽飯的落後大國如何才能找到一條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正確道路，成為擺在當時所有中國人面前的時代命題。
苦苦求索的過程中，中國從來沒有指望完全依靠別人來實現自己的發展夢想，沒有去拄著別人的拐棍走路。正如鄧小平所強調：「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
只有紮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經過不懈探索和大膽實踐，中國找到了自己的發展道路。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發揮政府和市場的良性互動作用，以改善老百姓生活為政府首要目標，漸進實施改革，全方位對外開放……基於國情世情、切實可行的治國方略，帶來國家實力的增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國際影響力的上升，雄辯地證明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實現人民福祉，堅定不移走這條道路、與時俱進拓展這條道路，必將引領中國走向更加光明的未來。
（六）
如果以西方國家近幾年走過的「動盪歲月」作為參照系，中國的穩步前行就更顯珍貴。
本世紀的最初幾年，美國著名新聞評論家法利德·扎卡利亞熱衷於向讀者宣告，美國享有自羅馬帝國以來未曾見過的「全方位單極地位」優勢。僅僅十年之後，他就將視線轉向「後美國的世界」以及「其餘國家的崛起」。促成扎卡利亞重新審視這個世界的，不只是「其餘國家的崛起」，也源於西方世界自身體制機制弊端的集中暴露。
首先，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導致選舉前後兩重天，民主已被「格式化」。
當代西方著名理論家羅伯特·道爾認為：「民主最關鍵的特徵是政府對其公民的偏好持續的回應性。」然而，在一些西方國家，對一人一票的膜拜已經取代了對於民意的真正尊重。
在福利制度上已經高枕無憂躺了幾十年的歐洲，終於有人擔憂「歷屆政府只管點菜不管埋單」的問題。政治家受困於選票，無力推行真正有利國家長遠利益的改革。哈貝馬斯被認為是當今歐洲最重要的思想家，歐債危機不斷蔓延之際，這位年過八旬的哲學家挺身而出，猛烈抨擊歐洲政客和官僚「毫無信念」，只是擔心失去自己的權勢，而歐洲的民眾卻變成了無力的旁觀者。
英國自民黨在上屆大選之前信誓旦旦，許諾削減甚至免除英國高等教育學費，但與保守黨組成聯合政府後，卻迫於財政壓力一再食言。英國民意機構調查顯示，只有18%的英國民眾相信政客所說的話，而隨著政客逃稅、欺詐行為的增加，59%的民眾質疑政客的道德水準。
近幾年來，「佔領運動」在西方世界颳起旋風，表明洶涌的民意正在尋找選舉機器以外的有效表達。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威斯特在演講中呼籲：「不可能將解決華爾街的貪婪問題轉換為提出一兩個具體要求。我們現在要談的是一種民主的覺醒。」
其次，盲目追求選票，導致政治與金錢的結盟變得更加堅不可摧。
美國媒體披露，美國富豪借非營利組織捐獻「黑金」操控政治，2010到2012年選舉周期中，「黑金」數額高達3.1億美元。而今年的中期選舉，相關開支更是有可能達到10億美元。就連民主黨參議院競選委員會主席貝內特都表示，廣告數量如此龐大，加上選民不知道誰為廣告埋單，可能會導致選民在選舉日之前，就喪失了投票慾望。
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勞倫斯·萊辛格把專著《失落的共和》的副標題定為「金錢如何腐化了國會，以及一個停止它的方案」，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則更進一步，將林肯的名句「民有、民治、民享」改成了「1%所有、1%治理、1%享用」。美國總統奧巴馬坦承：「競選需要電視媒體和廣告，這就需要錢，去弄錢的過程就是一個產生腐敗影響的過程，拿了錢，就要照顧供錢者的利益。」
再次，黨爭紛沓、相互傾軋導致整個政壇相互掣肘、內耗嚴重。
今年早先時候，一款智能手機應用程序在美國走紅，使用者通過掃描商品的條碼就能從程序中得知該產品生產商的政治傾向。結果顯示，桂格燕麥公司平均78.5%的錢投給了共和黨，星巴克公司80.75%的錢給了民主黨。
該款軟體走紅無疑反映了美國社會政治「極化」之風愈吹愈烈的苦澀現實。事實上，早在該應用程序問世前，美國民主黨前參議員拉斯·范戈爾德已經做出預測稱，按照美國兩極分化的速度，兩黨人士不久就會要求消費品反映他們的政治立場——美國將會有「共和黨」牌牙膏和「民主黨」牌牙膏。
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托馬斯·曼看來，始自國會山政治精英的政治極化，已經蔓延到民眾中，而民眾的政治極化又會反作用於國會，固化兩黨分歧，這種從上到下向兩極偏離的趨勢會在美國社會內部催生彼此之間不能理解、無法交流的「部落文化」，給美國的政治體製造成巨大負面效應。
政黨極化同「制衡體制」兩相疊加，又進一步弱化國家能力。從財政懸崖到政府關門，再到本屆國會被評為「最低效國會」，華盛頓頻頻上演政治鬧劇。
難怪西方政治學界近來流行「有否決權的玩家」理論。事實表明，在一個政治體系中，如果有否決權的玩家很多，就沒法做決策，群龍無首、一盤散沙的情況隨之出現。
凡此種種不難看出，「西方民主還真是個問題」，這種觀感早已不僅是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個人判斷。難以找到解決自身弊端的勇氣與智慧，西方又怎能繼續在自封的神位上安坐？
（七）
古羅馬哲學家塞內加曾經說過：「有準備的人遇到機會，幸運就會降臨。」
沒有人相信「持續增長是一種主要依靠運氣的隨機現象」。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認為，「快速、持續的經濟增長不是自發產生的，它需要一個國家政治領導人的長期承諾，這個承諾需要以耐心、堅持和現實主義來實現」。
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中國大趨勢》一書中分析了中國成功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家的長遠目標通過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程序形成，政府制定優先政策和優先發展重點，而人民各盡其責，在保持和諧與秩序的同時允許多樣性的存在」。
據報道，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參加上海磁懸浮列車的啟用儀式時，媒體問他為什麼德國西門子公司生產的列車，最終由中國而不是德國購買並投入使用。施羅德答道：「因為德國修建這樣的項目有太多爭議……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顧及。」義大利著名學者納波利奧尼評論說，中國則不同，中國由政府決策，如果有需要，那麼就修建。在中國，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為人民服務。
美國學者斯蒂芬·李柏在《紅色警報》一書中指出：「中國領導層能夠制定長遠的國家發展規劃，並按部就班地把計劃付諸實施，這是西方國家做不到的。」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前駐華首席記者齊邁克曾感慨地說，中國只用了30年的時間就把英國和美國在工業革命時期需要100年才能完成的使命完成了，極大地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僅憑這一點就應當「給中國共產黨打一個高分」。
法國學者高大偉曾這樣勸誡西方世界：在中國面前，西方要學會謙虛；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至少有7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都長，再加上長期精英政治文化的傳統，很難想像中國會完全跟著西方模式走；中國一定是我們新世界的一個共同設計師。
美國學者傅高義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中國的確做了很多事情，做得不錯。雖然中國的做法不能完全照搬，但也有值得美國學習的地方。」
（八）
歷史條件的多樣性，決定了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後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那樣做的結果，不是必然遭遇失敗，就是必然成為他人的附庸。
打破照搬照抄的沖動，從實際出發探尋自己的道路，這是智者的選擇。在德國杜伊斯堡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托馬斯·海貝勒看來，這是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秘訣。
對世界而言，中國道路取得的成功無疑是振奮人心的。這不僅意味著一個發展中大國崛起給世界創造無限發展機遇，而且充分證明了一個道理：各國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所謂「終極模式」根本就不存在。
出自迦納前總統羅林斯的一段話，恰是對中國啟示的精闢闡釋：「西方人總是給你規定一個模式，只能照搬；但你們的鄧小平說，千萬不要照搬我們的模式，而是要實事求是。有幾千年文明史的國家才能講出這樣的話，這是一種西方永遠不及的智慧。」
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概。天下將興，其積必有其源。站立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13億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中國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台，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
中國信心，根深源遠，堅定不移。
中國道路，承載夢想，走向輝煌。

㈥ 獨特的中國革命道路的歷史意義

1．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發展道路理論,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指導中國革命取得了最後的勝利.毛澤東指出：不論做什麼事情,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中國革命有其自身特殊的發展規律,這種特殊的發展規律根源於中國獨特的國情,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發展道路理論正是建立在對中國國情准確的把握和認識的基礎上.
2．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發展道路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學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革命斗爭提供了重要經驗.暴力革命是社會革命的基本形式,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但是,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離開自己國家的實際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各國用什麼方式達到目的,應當由各個國家的工人階級自己選擇決定.馬克思曾經指出：「工人總有一天必須奪取政權,以便建立一個新的勞動組織；……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採取同樣的手段.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項艱巨而緊迫的任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勇敢地接受了這一挑戰,並且作出了正確的判斷.
3．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光輝典範,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標志.毛澤東說：「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於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就是中國革命不斷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過程.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發展道路的開辟,實現了中國革命由城市向鄉村的歷史性轉變,保存和發展了革命力量.
4．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發展道路理論,對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起到了啟迪作用.毛澤東指出：「任何外國的經驗,只能作參考,不能當作教條.一定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本國的具體情況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1982年9月鄧小平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8].」1984年10月,鄧小平又一次強調指出：「中國革命的成功,是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六年來,中國農村就是根據這樣的原則,取得成功的.最近通過的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的決定,也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這是我們吃了苦頭總結出來的經驗.」

㈦ 如何看待中國道路及其世界意義

然而中國道路成就了中國崛起，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的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實現了對西方發展模式的成功突破，正在並將繼續改變西方發展模式主導全球發展的壟斷局面。各種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共存、競爭的多元化時代已經到來。
如果說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解體，終結了「我們將要埋葬你們」這種赫魯曉夫式的機械的歷史決定論；那麼現時代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的多元化，則打破了西方發展模式被視為「普世模式」的神話，意味著弗蘭西斯·福山宣稱的「歷史終結論」這種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歷史決定論的終結。
中國崛起給我們提出了這樣的課題：應當以什麼樣的歷史觀為指導來評估中國道路或模式的世界意義。對此，我的一個基本看法是：評估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不能剝離中國道路的特定內涵。中國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在新的偉大實踐中所作出的歷史性選擇。這一道路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徵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因此，評估中國道路世界意義的正確方法應當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
評估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必須正確解讀現代化的世界歷史進程的統一性、世界各國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的多樣性、中國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成功的必然性，而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則為這些方面的解讀提供了明確指導。
中國道路體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統一性。這種統一性，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集中地體現在中國道路形成和展開的基本依據是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這個階段則是中國經歷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依次更替的各個經濟社會形態和技術社會形態這樣「一種自然史的過程」的延續。第二，集中地體現在中國道路具有現代化的世界歷史進程的統一內涵。現代化在當代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都是一個統一的歷史過程，具有統一的內涵，即現代化就是指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以現代生產力、科學和技術革命為推動力，實現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大轉變，並推動著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以及社會組織和社會行為都發生深刻變化的歷史過程。統一性的這兩個方面都意味著世界歷史進程是有規律可循的，是受客觀規律支配的。中國道路的形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努力探尋規律並按照規律辦事的結果。
現代化的世界歷史進程的統一性體現了各國、各地區現代化的歷史必然性。同時，這種統一性是通過多樣化的形態為自己開辟道路的，是建立在多樣性基礎上的，而多樣性則體現了現代化發展的個別性、具體性和偶然性。中國道路是現代化的世界進程多樣性的一個樣本，也就是說，中國道路只是當今世界各國眾多發展道路中的一種。與其他各種道路相比較，中國道路具有特別的內涵，它形成和展開的歷史與現實條件有自己的特點。多樣性展現的是各種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的特殊性，所以就此而言，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任何道路或模式都只有在特定的歷史和現實條件下才能獲得成功。基於這一認識，我們反對照抄照搬其他任何發展模式，同時也不謀求輸出中國道路或模式，不要求其他國家復制中國經驗；同樣是基於這一認識，我們認為西方發展模式的確是西方國家推進現代化的經驗總結，但它只是當代世界多樣化發展模式中的一種，不能作為普世模式輸出到世界各地。

㈧ 中國革命新道路理論的內容和歷史意義

一）開展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斗爭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八七會議），徹底清算了大革命後期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方針。
八七會議以後，舉行了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中國革命由此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二）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
以農村為重點，到農村去發動農民，進行土地革命，開展武裝斗爭，建設根據地，這是1927年以後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所要求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革命心道路的開辟，依靠了黨和人民的集體奮斗，凝聚了黨和人民的集體智慧。而毛澤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三）毛澤東不僅在實踐中首先把革命進攻的方向指向了農村，而且從理論上闡明了武裝斗爭的極端重要性和農村應當成為黨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1928年，毛澤東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社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等文章，明確指出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徵；還科學闡明了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武裝斗爭於根據地建設這三者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
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澤東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議的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四）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理論，是對1927年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和根據地斗爭經驗的科學概括。它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同當時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做堅決斗爭基礎上形成的。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初步形成。
（五）隨著革命心道路的開辟，中國革命開始走向復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和根據地逐步發展起來。紅軍游擊戰爭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農村根據地成為積蓄和鍛煉革命力量的主要戰略陣地。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是由中國革命的具體特點而決定的。
中國革命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他們之間相互勾結，力量強大，占據著我國發達的大城市，手中掌握政權和財富以及龐大的反動軍隊。而另一方面，我們的革命隊伍相對還比較弱小，主要力量是工人和農民，手中沒有政權，也沒有足夠的武裝與反動派進行斗爭，這些就決定我們不能像蘇聯的十月革命那樣以城市暴動的方式來奪取政權，必須找到屬於我們自己的革命道路。這條道路就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斗爭道路。走上這條道路之後，我們就避開了敵人統治集中的城市，在廣大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依靠當地環境和廣大人民群眾，以武裝斗爭的方式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權。
這條道路的重要意義在於找到了適合於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從此擺脫了反動敵人的鎮壓，尋找到了能夠與敵人抗衡的方法，將中國革命引向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