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人類的歷史時代演變過程。
(1)資本主義在歐洲的興起(14—16世紀)
①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
A、根本原因:社會生產力發展
(生產技術的發展引起了生產關系的變革和社會結構的變化)
B、具體因素:生產技術的進步社會生產分工的擴大商品經濟的迅速發
展(產生萌芽地區的)國內外市場的逐步形成
②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前提(馬克思語)
③商業資本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起了巨大作用,促進了自然經濟的解體和市場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發展逐漸改變了農村的自然經濟。
④新航路的開辟和早期殖民掠奪
A、根源:15世紀歐洲各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萌芽
B、新航路開辟的影響和意義:引起了兩個「革命」
C、早期殖民掠奪:葡萄牙、西班牙最早從事殖民征服;掠奪到的巨額資金轉移到歐洲其他國家(本質作用:歐洲資本原始積累);葡、西沒有因這些財富而較早地發展起資本主義。
(2)工場手工業時期的資本主義經濟(17世紀初—19世紀初)
這一時期,是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封建自然經濟走 向瓦解是這時經濟領域中的主要發展趨勢。
①資本主義尚處在初期階段
許多近代資本主義必有的特點還沒有具備。商人以及一些大資本家是早期資產階級的主要成員,通常被稱為大資產階級。
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階級在這一階段也還沒有最後形成。在資產階級中間起主導作用的是與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相聯系的商業資產階級,工人還沒有形成為近代的產業無產階級。
②資本主義發展早期(16—18世紀)比較盛行的經濟思想:重商主義
③這一時期歐洲經濟發展狀況:
葡萄牙、西班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緩慢
荷蘭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特點是它的對外貿易遠較工業占優勢,「海上馬車夫」,這一特點以後就成了它在經濟發展中的弱點。
英國資本主義發展迅速,取代了荷蘭在西歐的經濟地位和海上霸權。
法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很快,18世紀成為歐洲大陸最發達的國家(農業占統治地位,工商業發達);拿破崙時期鼓勵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
俄國在17世紀出現了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但發展極其緩慢,其水平也較低,有很深的農奴制的烙印,經濟遠遠落後於西歐國家
④這一時期,由於受手工業工場生產能力的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充分,遠遠未對封建自然經濟形成優勢。反映在政治領域,這一時期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很少;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曲折、反復;資本主義制度遠未健全和完善。
(3)工業革命後的資本主義經濟(19世紀初—19世紀70年代)
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制度在歐美先進國家普遍確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初步形成。資本主義經濟戰勝封建自然經濟,確立了對世界經濟的統治地位,是這一時期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徵。造成這種根本性變化的主要推動力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進行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
工業革命極大地解放生產力,從物質上大大增強了資本主義的力量;法國大革命創立的一系列資本主義立國原則及革命留下的戰斗精神,從政治思想上壯大了資本主義的力量。特別是工業革命的後果,使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①工業革命的開始、擴展、對人類社會產生的重大影響。
②這個時期以工業革命為開端,邁出了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第一步,
(促進了商業資本主義向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演變)工業革命的完成,機器大工業的建立,使資本主義力量迅速超過了封建主義,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終戰勝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迅速發展。這些都顯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進步性。
③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發展,在政治領域導致了三股進步歷史潮流;資產階級革命和改革、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民族解放運動,或者稱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三大傾向。
(4)第二次工業革命後的資本主義經濟(19世紀70年代—20世紀初)
這一時期,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從蒸汽機時代進入了電氣化時代。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飛躍式的大發展,壟斷經濟形成,資本主義正在進入成熟的階段,即由自由資本主義階段逐步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到了19世紀70年代,西方資產階級反封建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東方則沒有成熟到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和改革的程度,因而在大約30多年的時間里,世界上基本沒有發生過革命,資本主義處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之中。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巨大發展。
①第二次工業革命(內容、特點、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內在聯系)
第二次工業革命使資本主義經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社會生產力方面;社會生產關系方面
②壟斷和壟斷組織的出現:(評價)
壟斷的出現,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局部調整,是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並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壟斷組織的出現,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生產的發展,此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速度加快。
③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基本定型:以科技為先導,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手段,以壟斷為生產組織形式,成為一種經濟模式。
④這一時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這一時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都有巨大的發展,這些國家在20世紀初都先後成為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國,完成了工業化的進程。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增加了。
美國和德國更多地採用新技術、新設備,工業生產集中程度較高,壟斷經濟發達,再加上其他有利的條件,經濟發展步伐最快,後來居上,超過英國和法國,工業產值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
英國和法國由於技術設備落後,資本大量輸出,過早地偏離了工業經濟發展為主的道路,走向資本輸出為主的道路,經濟發展緩慢下來,被美國和德國超過,工業生產下降為世界第三和第四位。
日本通過對內大力發展工商業,扶植壟斷經濟,對外極力進行侵略擴張,開拓市場,掠奪資源,攫取巨額戰爭賠款等措施和手段,迅速崛起,成為亞洲強國。
相對而言,俄國在1861年改革廢除了農奴制之後,資本主義經濟雖然有較大發展,但由於封建殘余勢力的束縛,仍遠遠落後於其它主要資本主義國家。
⑤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初,經濟上飛躍式的發展,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與發展,導致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最終確立,整個世界被瓜分完畢。同時,這種跳躍式的發展導致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平衡性的加劇,改變了它們之間力量的對比,造成了他們之間的新矛盾,形成了幾個帝國主義大國加緊爭奪霸權,重新瓜分世界的局勢,最終導致了兩大軍事侵略集團的對峙和一戰的爆發。
(5)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資本主義經濟(20世紀20、30年代)
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波動很大,繁榮與危機、動盪與穩定、自由競爭與國家干預多種現象同時並存是其最基本的特點。可以說,這一時期,是現代西方經濟史上最為動盪的時期。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一戰一方面給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造成了嚴重破壞,另一方面造成這些國家政局的動盪,從而影響到經濟的發展。二是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矛盾激化,特別是生產與銷售的矛盾直接導致了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
①「一戰」後, 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狀況
「一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國家除美國、日本經濟實力增長外,無論是戰敗國德國,還是 戰勝國英國、法國在經濟上都是一片衰敗和混亂。
英國債務劇增,工商業衰退;法國由戰前的債權國變成了債務國;戰敗的德國經濟惡化尤為嚴重。
美國和日本是大戰的受益者。美國在大戰中發了橫財。戰後紐約成為世界金融中心。20年代進入了「柯立芝繁榮」時代;日本在戰後經濟增長,由債務國變為了債權國。
②20年代各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從略);資本主義國家在1924年後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和短暫的經濟繁榮時期。(美國經濟繁榮背後的隱患;日本經濟的脆弱性)
③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次大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周期性生產過剩危機,同時一定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資本主義世界潛在的經濟問題和自由放任政策發展相結合的產物。因此,各國為擺脫經濟危機,都加強了國家的干預政策。但干預的具體措施和特點卻有所不同。一種是在維護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的國家干預,另外一種干預則偏離了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軌道,走上了法西斯統治經濟的軌道,是一種不正常的發展道路。
羅斯福新政的政治和社會影響: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成功嘗試,為二戰後強化國家干預經濟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提供了一種模式。
(6)「二戰」後的資本主義經濟(20世紀40年代至今)
這一時期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大發展時期,無論從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區域化過程中所佔的地位,都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同時,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格局呈現出由美國獨霸向經濟多極化發展的趨勢。造成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大發展的主要因素,一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發生,二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空前發展。
①「二戰」後西歐各國經濟的發展
「二戰」後西歐各國經濟發展經歷了五個階段:
A.1945—50年代初為恢復時期,西歐各國憑著原有的經濟技術基礎,藉助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工業生產到50年代初逐漸恢復到戰前水平;
B.50年代初—1973年是持續高速發展時期,這一時期是西歐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
C.1974—1982年是經濟「滯脹」時期
D.1982—90年代初,資本主義經濟又進入了低速增長時期;
E.90年代初至今,資本主義經濟進入了溫和衰退和緩慢回升時期
②對於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認識
③這一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
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進一步加強,出現了經濟發展的新格局。由美國稱霸、歐洲日本依附,轉化為以美國為主的美、日、西歐三足鼎立;西方經濟不平衡發展增強的同時,經濟區域化、一體化趨勢也有新的發展。
另外,這一時期由於第三世界興起,資本主義原有的世界市場逐步解體,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則變換方式,利用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掠奪,擴大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
⑵ 漢字的發展與歷史演變的關系
甲骨文:就是殷商時代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因為文字是用鋼刀和石刀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所以(1)形體不固定。(2)行文的程式不統一。(3),筆畫細而硬,多用方筆,圓筆很少,是「方塊字」的原型。
金文:金文是指鑄刻在銅器上的文字。因為周代的文化比殷代的文化繁榮得多,典籍文物極為豐富,所以金文(1)曲筆較多,線條粗而自然,字形趨向工整。(2)金文一般都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刻不好還可以修改,所以字形顯得渾厚質朴,不過到周朝末年便趨向流利秀拔。(3)字體多不固定,一個字往往有多種寫法。
大篆:所謂「篆書」,其實就是「椽書」,也就是「官書」。戰國時期大篆的特點:1.線條化達到了完成的程度。2.結構比較整齊。3.同一個器物上的異體字幾乎沒有。4.筆畫較繁,書寫不夠方便。
小篆:在秦始皇時代,官事頗多,官書浩繁,於是統一文字,並普遍使用小篆,其特點較大篆:(1)形變;2)偽變;(3)省變;在以上這三種變化方式中以省變為主,這是符合漢字由繁到簡的發展規律的。
隸書:隸書是由草篆(民間使用的篆書)演變而成。漢隸較之篆書,象形的面貌、消失,使文字完全失去了圖畫色彩,變成了純符號性的交際輔助工具。「隸變」是漢字發展史上一大進步,是了不起的一大飛躍。如果要把漢字的形體分為古今兩大類的話,那麼隸書以前叫做「古」,隸書開始而後就叫做「今」。
楷書:楷書是代隸書而通行的一種字體。
總的演變流程是由象形變為符號,由繁雜變為簡單,有多形變為單形。
⑶ 文化變遷的發展歷程
從人類學誕生以來,各個學派都講社會文化變遷。 早期進化學派用文化進化理論來說明文化發展的普遍性,認為人類文化普遍地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向復雜發展進化,形成一個發展順序。涉及的主要是歷史上的文化變遷,當然重建人類的過去也是為了了解如今的情況,但他們不大重視民族之間的文化接觸,以及正在發生的文化變遷過程。
傳播學派側重於進化論所忽視的文化的地理、空間和地方性變異,著重研究文化的橫向散布,認為文化的變遷過程就是傳播過程,文化主要在傳播過程中發生變遷。但是,他們忽視人類創造文化的能力,對文化變遷的過程或傳播時間順序的解釋就缺乏說服力。
功能學派雖著重於社會文化的功能、結構的研究,講文化現象的變化著重講它的功能的變化、消失與替代,但也注意研究在調查中所發現的文化變遷。拉德克利夫一布朗論述了文化接觸產生的相互作用,認為研究文化變遷的過程,共時性研究優於歷時性研究,但同時也必須進行歷時性研究,才能發現文化變遷的規律。馬林諾夫斯基寫了《文化變遷的動力》,對文化變遷作了具體的論述。
美國歷史學家博厄斯強調每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認為這種特殊性—方面取決於社會的內部發展,另—方面取決於外部的影響。這既考慮到獨立發明,也考慮到傳播的作用。他們強調傳播,也反對極端傳播論。早在1920年博厄斯便指出美國學者開始對文化變遷的動態現象感興趣,1932年在《人類學研究的目的》一文中說,「人類學必須研究文化現象的相互依賴,必須通過對現存社會的研究取得資料」,「我們不僅要知道現存社會的動力,還要知道它們如何變成這樣」,他認為應研究不同文化接觸所產生的影響。研究文化的涵化,只研究文化分布不研究社會文化變遷則不完全,「總之,我們試圖開展的方法建立在現時可以觀察得到的社會動態變化的研究上。他強調要作詳盡的描述性的民族學調查,雖因其忽視理論的傾向而受到批評,但細致的調查可以使研究者從中觀察到文化變遷的過程。
赫斯科維茨等從30 年代開始便把文化變遷作為專門的研究課題。美國人類學家著重研究印第安人與白人文化接觸所引起的變遷,赫斯科維茨說文化的變遷的研究起源於美國歷史學派。與此同時,英國人類學家著重研究殖民地土著居民與白人文化接觸所引起的變遷。二次大戰以後,第三世界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問題更加引起人們的關注,促使人類學家更多地研究文化變遷。文化變遷研究仍然是研究的熱門課題。
巴尼特(H.G.Barnett)的《創新:文化變遷的基礎》1953年被認為是研究文化變遷的基本著作。他得出了創新是所有文化變遷的基礎的結論,指出「創新應被界定為任何在實質上不同於固有形式的新思想、新行為和新事物。嚴格說來,每一個創新是一種或一群觀念;但有些創新僅存於心理組織中,而有些則有明顯的和有形表現形式。」。創新包括進化、發明和發現、傳播或借用。
進化、發明、發現、傳播或借用,是文化變遷的過程或途徑。進化是社會內部發展引起的,如生產技術由低級發展到高級,社會組織由簡單發展到復雜。文化的進化自然地引起文化變遷,進化的過程就是變遷的過程。發現是使某些已存在的過去不為人所了解的事物變得為人所知。發明是對先前的材料、條件進行新的綜合,從而產生出一種新的東西。有些發現和發明是無意識的、偶然的,如古人發現用火燒陶土可使之堅硬從而發明制陶;有些發現和發明是有意識的革新,如紡紗機、蒸汽機的發明。當社會接受了發現和發明並有規律地加以運用時就引起文化變遷,比如歐洲工業革命、當代的科技革命。發現和發明可以在—個社會內部產生,也可以在外部產生而被—個社會所接受。傳播是文化變遷過程的重要內容,創新的普遍形式。早期進化論者不僅強調發明和發現。也指出了傳播的作用,摩爾根說「所有的重大發明和發現都會自行向四方傳播」,泰勒也講「文化的傳播法則」。馬林諾夫斯基認為,社區內部所引起的文化變遷是由於獨立進化,不同文化接觸產生的文化變遷則由於傳播。他甚至把借用看作與其他的文化創新形式一樣具有創造性。
傳播和借用有幾個特點:
1.傳播是一選擇的過程 文化特質和文化叢體被接受或抗拒,視其對接受—方的效用和適應性而異。傳播的速度各不相同,A.M.羅傑斯等認為,對某一特定的 創新所採用的速度,決定於創新在接受一方文化中的相對優越性、適應性、復雜性、可行性和可鑒性。即新的文化特質與舊特質 相比的優越程度,與現存的價值觀念、經驗和需要的適應程度,被 理解和應用的難易程度,能夠進行試驗的范圍大小,其結果的可 見程度等。
2、 傳播是互相的、雙向進行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相接觸,文化的傳播一般是相互的、雙向進行的,他們選擇地互相採納對方的文化特質和文化叢體。
3、 文化傳播的范圍或借用的程度決定於兩個民族之間接觸的持續時間和密切程度。
4.相似文化的群體容易相互適應和借用量大具有相似文化的群體,由於有相似的文化特質和文化叢體,比較容易互相適應,文化的互相借用數量大。
5. 重新解釋(Reinterpretation) 指接受的一方對新引進的文化特質和文化叢體在形式、功能和意義上的改變,以適應自己的需要。
6.變遷的主要原因 人類學家們對於哪一個領域更易於引起變遷的問題有不同的說法,一說技術先於意識形態;一說意識形態更為根本;米德等則認為越早學到的東西越難改變。第二種觀點以L.A.懷特為代表,認為在整個文化系統中,技術系統引起社會系統的變化。而技術社會系統又引起意識形態系統的變化。這個看法符合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躍的因素的唯物主義觀點。
7、文化系統的變遷 文化系統中其一部分的變遷,引起其他部分的相應變遷,巴尼特稱為連鎖反應效應。因為文化是一個整體,文化的一個部分發生變遷,必然引起整體中互相關聯的部分的反應,最先改變的起著決定性的制約作用。
⑷ 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特點
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特點
和中國古代歷史相比較,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特點是什麼呢
第一,它的歷史變化非常迅速和劇烈.中國古代歷史時間漫長,內容豐富,但從歷史發展的宏觀方面,也就是生產方式,政治體制和社會意識形態等方面看,應該說是處於長期相對停滯的狀態,變化非常緩慢,外國一些學者對此大感驚異不解.例如:大文豪雨果感嘆"中國真是保存胎兒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爾曾這么說:"中國歷史本身沒有什麼發展,因此我們不必再與聞該歷史的各個細節方面."當時德國還有學者說:"在我們面前的中國它沒有過去,而是一個我們古代就認識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樣存在的國家."德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朗克(1795-1886)的說法更典型:"中國人民永遠靜止的人民"(見《中外文化交流史》頁118-119)當然,這種看法存在著很大的歷史偏見,但確也反映出,與外國古代歷史相比,中國古代歷史變化較小.中國近代歷史就不一樣了.算到新中國成立也不過110來年的時間,而歷經新舊民主革命兩個歷史階段,可以說是飛躍式的變化.除了社會性質,革命階段的變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現出來,譬如,單說我們要講的近代80年中,就發生了不下十餘起震盪全國甚至有國際影響的戰爭,事變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爭.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變,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變化之劇烈,我們學習當中應注意體察.
第二,它的社會變化非常復雜.這種復雜性主要源於它不是一個完整的,單一的社會形態.它的表現可以分這么幾點來大致看一下:
(1)表現在生方式上.中國近代始終處於舊的生產方式衰敗而末死亡,新的生產方式產生而末壯大的狀態.封建經濟,在鴉片戰爭後呈衰敗趨勢,但封建經濟的基石,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密切結合的自然經濟,始終沒有完全瓦解,相當一部分窮鄉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這種痕跡仍比較明顯,而應該作為社會上新的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生產,卻主要又不是來源於明末清初以來曾經孕育於封建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這種萌芽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後,幾乎都被摧殘殆盡),而是由依附於洋務派所辦的民用企業的商股和較小規模的商辦企業,在帝國主義壓迫和封建主義束縛的夾縫中產生和發展的,很有限,在社會生產中始終未能佔主導地位.而外國資本則比民族資本要強得多.這樣,中國近代的社會經濟就有地方經濟,小農經濟,不同成份的資本主義等經濟多種形態.總之在近代中國始終是多種經濟並存,並不是一種生產方式出現就代替了舊的生產方式那麼單純.
(2)表現在階級結構上.正是基於上述一點,各種經濟成份交錯並存,相應,也就造成多種階級力量並存,階級關系錯綜復雜的狀況.我們知道.在中國封建社會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是最基本的階級.而中國近代情況就不同了,因為半封建,半資本主義並存,所以主要就存在有四大階級:地主階級,農民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另外,還有個別少數民族地區有奴隸主和奴隸,農奴主和農奴的存在,不佔主要地位).而這四個階級各自內部情況又比較復雜且處於劇烈的分化變動之中.例如官僚,買辦,商人等形成的資產階級,許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資本家二任.農民和工人階級又有著天然的聯系,就是破產農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當了無產階級的後備軍,成為工業無產者.就單說資產階級吧,階層十分復雜,可分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大部分,而民族資產階級之中,又明顯地表現出上層和中下層的階層的分野.總之,中國近代的階級狀況是很復雜的.
(3)表現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錯綜交織.中國封建社會,社會主要矛盾比較單純,就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而到了中國近代,不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依然作為社會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資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這對主要矛盾,中國人民肩負了反帝,反封建的雙重任務,而中國封建統治者與外國侵略者之間的關系又是微妙的,即有矛盾沖突的一面,又有勾結聯合的一面,具體情況又因時因事而異,所以,近代中國的反侵略反封建斗爭的格局就十分復雜.
(4)還表現在中國是列強共同控制,侵略的半殖民地這樣一種特別狀況.近代中國既不象獨立的國家那樣,也不象被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控制的完全殖民地那樣,它是被列國諸國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強各國的社會特點,地理環境,國力強弱.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等條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國的手法,特點也不完全一樣,但它們又都力圖控制和影響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挾持一派或幾派政治勢力.在侵略當中既相勾結又相爭奪,都想盡多地攫取侵略權益,但又不能獨吞中國這塊肥肉,不能不保持一定均勢將中國置於半殖民地狀態.這也增加了近代中國社會歷史的復雜性.
⑸ 歷史發展習俗的變遷
中國人把過春節稱為過年,「一夜連雙歲、五更分二年」,普通的一副對聯,說透了歲時節令的最根本轉折變化。年,不僅標志著自然氣候的變化節點,更是成了人的生命節點的象徵,千百年來,春節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最具聚合力量和形象體現的一個民俗節慶,無論在文化精神層面,還是文化表象層面,或是文化經濟層面,都蘊含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與歷史意義。
春節是一個非常厚重的歷史文化巨著,又是最具活力的創新節日,除舊布新是春節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春聯里最常看到的就是「萬象更新」「辭舊迎新」等充滿活力的詞句。穿新衣、添新歲、納新福,以全新的姿態去面對新生活,開啟新紀元,創造新業績,成為春節勵志的核心意義。春節能成為老百姓永遠的期待和追尋,核心就是它所承載的對新希望、新生活、新成就的文化基因,它所具有的文化意義和創新價值。
春節的傳承與發展,首先是它對自然的尊重,對人性的尊重,對文化的尊重。春節文化的弘揚,最核心的就是認識和總結春節形成的生態學意義、春節發展的社會學意義和春節充滿活力的經濟學意義。如何有效聚合春節最活躍的市場要素,形成春節產業文化體系和運行平台,使散落在各地的碎片化春節市場、低端化春節產業、地域化交易制約和時效性市場短板得到提升和解決,讓春節經濟既具有體現中華民族性格的張揚與傳承,又能夠成為中國文化成為國際化人文語匯的重要主題,最終以經濟為載體,走向全人類的生活~
⑹ 我很想知道中國每個歷史階段的重大事件和發展情況。
中國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止於1949年南京國民黨政權覆亡,歷經清王朝晚期、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時期、北洋軍閥時期和國民政府時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漸形成到瓦解的歷史。
19世紀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強接連發動了侵略中國的戰爭,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不斷遭到破壞,西方列強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後,列強對華侵略加劇,中華民族危機日益深重。
中國人民為反抗列強侵略,爭取民族獨立,進行著英勇的斗爭,開始了救亡圖存的探索。以「自強」「求富」為目的的洋務運動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資產階級維新派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發展資本主義,進行了維新變法運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運動沖擊了封建主義的思想、道德和文化,開啟了思想解放的閘門。中國在飽受列強欺凌、被迫開放的環境中不斷進行著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變革,中國的近代化艱難起步,社會結構開始逐步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
1919年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標志著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了國民革命運動的高漲。國共合作破裂後,中國共產黨為反抗國民黨統治,進行工農武裝革命,開始了中國革命道路的艱難探索。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中華民族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七七事變,中華民族全面抗戰從此開始。中國人民經過八年浴血奮戰,終於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來反侵略戰爭的徹底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面臨著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決戰。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國民黨政府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悍然發動內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戰爭,推翻了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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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下面的這些觀點:
一、關於「中國近代」的概念嚴格說來,「近代」這個詞,並不是社會發展史上指稱某一確定歷史時期的科學概念。使用上很不統一。一般而言,就歐美目前來說,是把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時期作為「近代」的開始。所以世界歷史是把最早的資 產階級革命爆發(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作為「近代」歷史開端的標志。但中國情況不同。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像歐美國家那樣獨立的資本主義社會時期。我們把1840年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的發端,並不是由於這個時候中國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成熟到了要求取代的封建生關系的程度,因而導致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就像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那樣。而主要是由於外來的侵略。引起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把中國推到一個與過去不同的歷史時期,也就是半封建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這個社會雖然後來也產生了資產階級,也曾有過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的階段,但是難以說它是一個完全的資 本主義社會。只是從中國歷史發展階段來說,它約略地相當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范疇。這樣說來,就是把半殖民半封建的一個社會歷史階段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當然,國外有的歷史研究者不這樣看,他們把中國近代的起點上推到十七世紀中葉清朝建立的時候,一方面強調與西歐歷史分期的對應性,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國近代史的主題說成好像是中國國內的民族矛盾。這是不科學的,我們還是著眼中國社會的特點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歷史階段作為中國近代。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歷史,從1840年開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才告結束。那麼是不是應該把整個這一時期都算作「中國近代」史呢?從科學意義上講,應該是這樣。這一觀點,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就有人提出(例如榮孟源在1956年寫的「關於近代史分期問題」一文,就明確表示贊同中國近代史的斷限從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的意見)後來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到現在看來,應該說得到了基本公認。但是從教學習慣上,一般還是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界,把這段歷史劃開,前半段作為「中國近代史」。後半段歸入「中國現代史」。也就是說,只把舊民主主義階級歸入「中國近代史」,而把新民主義革命階段歸入中國現代史。雖說這兩個階段確有不同的特點(主要是革命領導力量不同),但社會性質並沒有變,都應劃在中國近代歷史時期。這是我們要了解的第一個問題。二、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特點和中國古代歷史相比較,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特點是什麼呢?第一,它的歷史變化非常迅速和劇烈中國古代歷史時間漫長,內容豐富,但從歷史發展的宏觀方面,也就是生產方式、政治體制和社會意識形態等方面看,應該說是處於長期相對停滯的狀態,變化非常緩慢,外國一些學者對此大感驚異不解。例如:大文豪雨果感嘆「中國真是保存胎兒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爾曾這么說:「中國歷史本身沒有什麼發展,因此我們不必再與聞該歷史的各個細節方面。」當時德國還有學者說:「在我們面前的中國它沒有過去,而是一個我們古代就認識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樣存在的國家。」德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朗克(1795-1886)的說法更典型:「中國人民永遠靜止的人民」(見《中外文化交流史》頁118-119)當然,這種看法存在著很大的歷史偏見,但確也反映出,與外國古代歷史相比,中國古代歷史變化較小。中國近代歷史就不一樣了。算到新中國成立也不過110來年的時間,而歷經新舊民主革命兩個歷史階段,可以說是飛躍式的變化。除了社會性質,革命階段的變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現出來,譬如,單說我們要講的近代80年中,就發生了不下十餘起震盪全國甚至有國際影響的戰爭、事變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爭。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變,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變化之劇烈,我們學習當中應注意體察。第二,它的社會變化非常復雜這種復雜性主要源於它不是一個完整的、單一的社會形態。它的表現可以分這么幾點來大致看一下:(1)表現在生方式上。中國近代始終處於舊的生產方式衰敗而末死亡,新的生產方式產生而末壯大的狀態。封建經濟,在鴉片戰爭後呈衰敗趨勢,但封建經濟的基石,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密切結合的自然經濟,始終沒有完全瓦解,相當一部分窮鄉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這種痕跡仍比較明顯,而應該作為社會上新的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生產,卻主要又不是來源於明末清初以來曾經孕育於封建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這種萌芽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後,幾乎都被摧殘殆盡),而是由依附於洋務派所辦的民用企業的商股和較小規模的商辦企業,在帝國主義壓迫和封建主義束縛的夾縫中產生和發展的,很有限,在社會生產中始終未能佔主導地位。而外國資本則比民族資本要強得多。這樣,中國近代的社會經濟就有地方經濟、小農經濟、不同成份的資本主義等經濟多種形態。總之在近代中國始終是多種經濟並存,並不是一種生產方式出現就代替了舊的生產方式那麼單純。(2)表現在階級結構上。正是基於上述一點,各種經濟成份交錯並存,相應,也就造成多種階級力量並存,階級關系錯綜復雜的狀況。我們知道。在中國封建社會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是最基本的階級。而中國近代情況就不同了,因為半封建、半資本主義並存,所以主要就存在有四大階級:地主階級、農民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另外,還有個別少數民族地區有奴隸主和奴隸、農奴主和農奴的存在,不佔主要地位)。而這四個階級各自內部情況又比較復雜且處於劇烈的分化變動之中。例如官僚、買辦、商人等形成的資產階級,許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資本家二任。農民和工人階級又有著天然的聯系,就是破產農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當了無產階級的後備軍,成為工業無產者。就單說資產階級吧,階層十分復雜,可分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大部分,而民族資產階級之中,又明顯地表現出上層和中下層的階層的分野。總之,中國近代的階級狀況是很復雜的。(3)表現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錯綜交織。中國封建社會,社會主要矛盾比較單純,就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而到了中國近代,不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依然作為社會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資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這對主要矛盾,中國人民肩負了反帝、反封建的雙重任務,而中國封建統治者與外國侵略者之間的關系又是微妙的,即有矛盾沖突的一面,又有勾結聯合的一面,具體情況又因時因事而異,所以,近代中國的反侵略反封建斗爭的格局就十分復雜。(4)還表現在中國是列強共同控制、侵略的半殖民地這樣一種特別狀況。近代中國既不象獨立的國家那樣,也不象被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控制的完全殖民地那樣,它是被列國諸國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強各國的社會特點、地理環境、國力強弱。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等條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國的手法、特點也不完全一樣,但它們又都力圖控制和影響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挾持一派或幾派政治勢力。在侵略當中既相勾結又相爭奪,都想盡多地攫取侵略權益,但又不能獨吞中國這塊肥肉,不能不保持一定均勢將中國置於半殖民地狀態。這也增加了近代中國社會歷史的復雜性。(三)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和基本線索問題。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是胡繩同志於1954年在該年度《歷史研究》第1期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首先系統地提出的,該文題目就叫《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在此以前,中國近代史著作一般沒有作明確的歷史分期,多是「紀事本末體」,就是:以重大事件為主幹,分若干章分別交待各事件的來龍去脈,評述其成敗利鈍和歷史意義等(像范老的《中國近代史》上冊基本就是這樣)。這種體裁、體例的優點是能使讀者對某一特定史事的全過程有較完整的了解,但由於一般是以政治事件的始未為主題,從而易於忽略與此事件相聯系的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內容,且不易顯示整個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線索和規律。自胡繩同志發表《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引起了一次卓有成效的關於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大討論,結果 ,胡繩同志在其文中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說」為學術界所公認,幾成定論。所謂「三個高潮說」,是基本上用階級斗爭的表現來做劃分時期的標志,據此,從中國近代歷史劃出三次革命高潮時期:第一次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時期;第二次是甲午戰後的幾年,也就是戊戌變法運動和義和團運動時期;第三次是由1905年同盟會的成立到辛亥革命時期;三次革命高潮構成了中國近代歷史演進的基本線索。據此分別以每一次高潮為一個中心,將整個中國近代史劃分為從時間上能夠銜接起來的三個段落:一是1840-1864年;二是1864-1901年;三是1901-1919年,多年間不管是教科書還是中國近代通史著作,一般都是這個模式。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從80年代初開始,中國近代史學界就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問題展開了第二次大討論。這次討論是以李時岳同志在《歷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發表的一篇題為《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的文章為起點的。這篇文章是主張按照如其標題所示來認識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的,旨在把資產階級運動的發生、發展認定為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有人將這種觀點概括為「三個階梯說」。不過,文章中也把太平天國農民戰爭作為中國近代歷史基本線索中的最初一階。李時岳同志對將他的觀點概括為「三個階梯說」也表示不同意(主要是不同意數碼「三」,至於「階梯」之喻,他表示很欣賞),故我們不妨稱之為「四個階梯說」。「三個階梯」也罷,「四個階梯」也罷,反正是突出資產階級運動這條線索,這一點很明顯,這和「三次高潮說」大不相同,是對「三次高潮說」的挑戰。具體歷史事件上,兩者的分歧和差異主要在於:在「三次高潮說」中,沒有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而突出了義和團運動的歷史地位(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主要標志);在「四個階梯說」中,有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而排去了義和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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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中國歷史的變遷 發展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統領全篇的起首語。確實,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是在「分」與「合」這對矛盾的斗爭、統一中前進的,中華民族因此不斷遭受磨難和危機,也不斷獲得新生和發展。 那麼,這種「分」與「合」有沒有什麼規律呢?換句話說,多長時間要「分」,多長時間再「合」呢?一般說來,歷史的發展具有某種偶然性,要找出其在時間上的周期性是困難的。但中國歷史恰恰相反,周期性非常精確地出現在幾千年的和平與動亂中。 這種周期性是李四光發現的,他在1931年發表的《中國周期性的內部沖突》一文中,對中國的戰爭與沖突提出了他的調查數據,揭示出中國的和平與動亂的循環有一種很精確的周期性。他說,這種周期性遠遠超出了可能性所允許的界限……也許可以說太精確了,如果用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去判斷,則決然預測不到的。 以幽默著稱的中國著名作家林語堂對李四光的研究很感興趣,他在他的名著《吾國吾民》中轉述了李四光的發現,他說: 「驚人的事實是,中國歷史可以很方便地劃分為每八百年為一單位的周期。每個周期都以短命的然而在軍事上卻很強大的王朝開始。它使中國在幾百年的內部紛爭之後重新團結起來。其後,是五百年的和平,中間有一次改朝換代,接著是一系列的戰亂。結果首都即從北方遷往南方。然後,北方與南方脫離,南北形成對峙局面,敵對情緒強烈。這時,外來民族入侵,整個周期便告結束。歷史於是又開始循環。中國又一次統一在中國人手中,文化又開始繁榮起來。 「每一周期中所發生的事件,在時間上與關聯上的相同性,顯示出一種不可思議的、機械般的准確性。李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曾列舉了中國歷史上巨大的建築工程來說明這種准確性。這些工程都發生在每一周期的某一準確的階段,呈現出一種命中註定的規律性。具體說來,它們都開始於每次文化繁榮之初:第一周期,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建造豪華的宮殿,如阿房宮,後者不久被付之一炬,大火燒了整整三個月;第二周期,隋煬帝開鑿大運河,也修建了不少宮殿,豪華奢侈,富麗堂皇;第三周期,重建長城,也即我們現在看到的長城,新開了幾條運河,修了大壩,明朝的永樂皇帝修建了北京城(永樂皇帝也因為《永樂大典》而聞名)。 「這些周期包括;一、從秦朝至六朝和韃靼入侵(公元前221年至公元588年),其間約830年;二、從隋朝始至蒙古人入侵(588—1367年),其間約780年; 三、現代周期,從明朝至今,周期還未結束。但是迄今為止已表明在過去600年間, 已經發生了許多與過去模式非常相似的事件。以19世紀50年代的太平天國為界,明清兩朝五百年的和平,現在似乎已經結束。太平天國運動標志著本周期已經第一次大的內戰浪潮。我們現在正處在動亂與內部分爭的頂峰。首都也已遵照傳統於1927年從北京遷至南京。」 林語堂寫上面這些文字的時間是1934年。這個時間,日本已經侵戰了東北,其侵佔全中國的野心已經暴露,但還沒有大的進一步行動;蔣介石正在對中國工農紅軍實行第五次大圍剿,這次圍剿迫使紅軍進行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這是一個內憂外患、中華民族再一次面臨危機的時代。 然而,後來的歷史並沒有按照過去周期的時間表推進。外來民族的全面入侵很快到來,但經過八年抗戰,侵略者無條件投降。八年時間雖不算短,但在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與六朝時期、南宋時期漢族與外來民族長期對抗相比,八年更顯得短暫。南北對峙也只在1949年持續了很短一段時間,而不象第一周期的南北朝、第二周期的南宋時期,南北對峙都持續了一百多年。當然,最後結果依慣例仍然是以北方的勝利、南方的失敗而告終。可以說,歷史象放快鏡頭一樣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里走過了以往周期中需200年走完的路程,很快,中華民族開始了持續的和平發展,似乎一個新的周期開始了。這個周期之初的幾十年也遵照傳統修建了巨大的建築工程,如人民大會堂、長江大橋、葛洲壩等等。1978年的三中全會標志著周期之初的動亂結束,真正的和平時期已經到來。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被迫加快步伐的。在1840年以前,由於地理原因,中國基本上處於與世隔絕狀態。她的東面和南面是廣闊無垠的大海,西邊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大沙漠,北邊是寒冷的、荒無人煙的西伯利亞。在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里,中華民族的歷史呈現出獨特的發展規律。然而,歷史進入近代,西方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力飛速發展,地理障礙被輕易突破,中華民族被迫捲入世界歷史發展的洪流之中。在這激烈的洪流之中,那種悠然的、史大夫似的、八百年一個周期的步伐顯然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中華民族是一個歷經滄桑、「年輕而又古老」的民族,她總是能克服各種危機,獲得新生和發展。顯然,最危險的時候已經過去,中華民族將再一次恢復自信,以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歷史發展與氣候變遷的「巧合」 我國近代氣象學的奠基人竺可楨仔細研究了我國最近五千年的氣候變遷,著有長篇論文《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我們把氣候變遷和歷史發展周期進行比較,就會發現一個「巧合」:和平時期都以溫暖氣候為主,而動亂歲月常常是寒冷的。最寒冷的時代也是漢族與北方少數民族對抗最激烈的時代,而且常常以漢族的失敗而告終。 上面這個圖顯示的是第一個周期,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秦朝起,到公元588年北方韃靼入侵止。 秦朝建立僅15年就被推翻,劉邦建立了漢朝,定都長安,史稱西漢。從這時起一直到公元25年西漢結束,二百多年裡,中國總的來說是和平發展的,而氣候也比較溫暖。《史記》中記載「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現在的山東是種不了桑麻的,要到湖北、江蘇才能種;陝西的渭河平原更不能種竹子,往南的湖北、四川才有。在公元前110年(漢武帝時代),黃河決口, 人們砍伐了河南淇園的竹子編成容器以盛石子,來堵塞黃河的決口。可見那時河南淇口一帶的竹子是很繁茂的,現在早看不到了。這些都說明當時氣候比現在要溫暖。 東漢最初幾年戰爭頻繁,氣候也有趨於寒冷的傾向。有幾次嚴寒,晚春國都洛陽還降霜降雪,凍死了不少窮苦人民。但時間不長,隨著局勢逐漸好轉,氣候又轉暖了,在河南南部種的柑橘獲得了豐收。 從東漢末年到三國、南北朝,是這個周期的後400年,也是戰爭頻繁的400年,這段時間產生了一批後來十分著名的軍事家,如曹操、諸葛亮、周俞等,也出現了一批著名的戰例,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等。 這段時間的氣候也日趨寒冷。東漢末年,曹操在銅雀台種橘,只開花不結果。三國時代,曹操的兒子曹丕到淮河廣陵(現在的淮陰)視察十多萬士兵演習,,淮河突然凍結,演習不得不中止。那時候的氣候已經比現在還要寒冷。 這種寒冷的氣候不僅一直持續下去,還逐漸加劇了。到公元366年東晉時期, 渤海灣從昌黎到營口連續三年全部冰凍,冰上可以往來車馬和三、四千人的軍隊。 南北朝(420—589年)時期,北方少數民族侵入中原,在長江以北建立了政權,原先生活在長江以北的漢族大戶人家攜帶著他們的名貴書畫、細軟逃到了江南。江南的漢族政權以現在的南京為首都。他們以前在北方生活時,常在冬天利用巨大的冰塊建立冰房,以儲存食物。到了南京,他們照樣能建立起龐大的冰房,而現在的南京是找不到大塊冰的。這說明當時的南京比現在要冷得多,根據竺可楨的研究,東晉到南北朝是這個周期最冷的時期,同時也是北方少數民族最活躍、南侵最遠的時期。 南京這個地區,從南北朝開始多次成為北方漢族人的逃難地,也多次成為亡國之都。三國孫吳、東晉,南朝宋、齊、梁、陳,五代時期的南唐,明朝的建文、弘光,這些朝代滅亡的悲劇宛如走馬燈一般在南京上演,真正是「南朝自古傷心地」。所以南京周圍的文人們所寫的作品都是傷感、懷舊、哀怨纏綿,凄艷陰柔。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紅粉》就是根據南京作家蘇童的作品改編的。讀蘇童、葉兆言、魯羊等江蘇作家的作品,常能感受到這種風格。這種風格的形成和強化幾乎都是在氣候變冷的時期。 第二個周期從公元581年隋朝結束南北紛爭、統一中國開始。 與第一周期的秦朝一樣,隋朝曾大興土木,並很快滅亡,被更為強大的唐朝代替。從這時起到公元十世紀的五代十國之前,中國經歷了空前的繁榮,影響十分深遠,以致於現在的海外華人還自稱「唐人」。這時期的氣候也是近2000年來最暖和的。公元650,669和678年國都長安無雪、無冰。西安南郊梅花盛開。柑橘也種植於長安,公元751年秋天,宮內有幾株柑橘結了150多顆,味道與江南進貢的一樣。皇帝一時高興, 還叫太監把宮內所產柑橘賜於大臣。現在的西安,梅樹和柑橘都是無法生長的,因為氣溫達不到它們的生長要求。可見唐朝的氣候十分溫暖。 唐滅亡後,中國進入五代十國,又是一個動亂歲月。這個時期沒有留下什麼物候材料可作依據,無法判斷氣候情況。但根據「動亂歲月必然天冷」的一般規律,這時候可能發生了降溫。 到北宋,氣溫比唐朝明顯降低,華北已不知有梅樹,王安石嘲笑北方人把梅樹誤認為杏樹,他的詠紅梅詩中有「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但這時期的氣溫還不算很低,與現代差不多,北宋總的來說,也算以和平為主,人們基本安居樂業。 到十二世紀初期,氣候急劇轉冷。這時,金人由東北侵入華北代替了遼人,占據淮河和秦嶺以北,以現在的北京為首都。宋朝遷都杭州,史稱南宋。這是第二周期氣候最冷的時期,面積廣闊的太湖不僅全部結冰,且冰的堅實足可以通車。寒冷的天氣把太湖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橘全部凍死,廣東、廣西、福建的荔枝也遭受很大傷害。元朝初年,氣溫有所回暖,但後來又開始變冷。元朝曾有幾十年的和平,這幾十年氣候比現在要暖和些,曾經有段時間,西安設有專管竹園的「竹監司」,後來又取消了。 第三個周期從公元1368年明朝的建立開始。與上兩個周期相同的是,明朝曾大興土木;不同的是,明朝沒有在短期內滅亡。明朝的二百多年是基本和平的,氣候則經歷了冷暖交替。溫暖期為1550—1600年,寒冷期為1470—1520。明清兩朝的五百多年,總的氣候是寒冷的,明朝的氣候在這階段相對來講算是比較暖和的。最冷的是明末清初,洞庭湖、鄱陽湖、太湖和淮河、漢江時常結冰,廣東、廣西下雪。北京周圍的運河要封凍105天,而現在只封凍56天。 這個時期正處於太陽活動最弱期,太陽上幾乎沒有黑子出現,全世界氣候都寒冷異常,有人把它叫做「十七世紀小冰期」,因為地震、慧星、隕石雨頻繁出現,我國又叫它「明清宇宙期」。這是兩千年來我國最冷的時候。這個時期,來自東北的滿族人經過與明末小朝廷短期對抗後佔領了整個中原,並很快把勢力推向了長江以南,掌握了中國政權。 後來氣溫有所回升,1770—1830年,正是乾隆、嘉慶、道光年間,氣候顯得比較溫暖,不久又惡化了。時光進入二十世紀,氣候又開始變暖,但其溫暖程度從來沒有達到漢朝和隋唐的水平。 人口、文化和氣候 為什麼中國歷史呈現出如此精確的周期性呢?這恐怕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需要歷史學家從許多方面進行總結分析。 林語堂從藝術文化方面給了一個簡單而明確的解說,他在《吾國吾民》中說: 「在南北分裂對峙期間,詩歌、文學中呈現了一種道德品行的墮落……。第一周期的北方入侵時期,即六朝時期,從東晉至隋統一中國,這時,北部中國被未開化的部落所征服和佔領;第二周期的北方人入侵入侵時間,從南宋到蒙古族的元朝;這兩個時期都是相應的生活上變得嬌氣,文學風格上變得頹廢的時期。上述第一個時期突出的特點是主張工巧、綺靡、浮艷的四六駢體;第二個時期的特點是優柔感傷的詞曲。人們看到的不是詞句的貧乏,而是詞句的繁縟、精細與工巧。再沒有任何泥土氣息,而是頹廢、細膩的宮廷脂粉氣,人們對字的聲韻,像十九世紀以來的歐洲人一樣,產生了相當的興趣。在文學藝術批評與貴族生活習慣上也變得更為講究,更為文雅。 正是這些時期,繪畫和書法也得到了很大發展。貴族家庭興起,並將其藝術傳統一代代地傳下去。在六朝,中國文學批評第一次蓬勃發展起來。王羲之,第一個也是最偉大的書法家,出生於一個大貴族家庭,就生活在這個時期。政治上的軟弱與恥辱不知什麼原因與文藝上的精雕細刻相吻合:南部中國在這時期是由那些連自己的皇位都坐不穩卻能寫很精美的詩歌的人所統治著。這些既是黃帝又是詩人的統治者有梁武帝、南唐後主和陳後主。它們都是極其短命的王朝的皇帝,卻又是溫柔的愛情詩的作者。北宋的宋徽宗也是一個有名的畫家。」 林語堂不過指出了一種現象,即頹廢、細膩的文學風格總是出現在南北對峙期間。可為什麼會有這種巧合,並沒有明確解釋。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在北方少數民族大舉入侵時期,那些原來居住在長安、洛陽一帶並受過良好教育的貴族們被迫南遷。到了江南,由於總總原因,比如他們自己長期生活在驕奢的環境中,缺乏勇猛向前的精神;統治者頹廢、無能,甘心偏安一隅,不思收復失地等,他們不可能金戈鐵馬,揮師北上,「氣吞萬里如虎」。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徘徊、苦悶之後,他們中的大多都返諸自身去尋求器官的刺激以證明自己的感覺和存在,他們不自覺地投向了女性的懷抱,如同懷舊一般,去尋找一種溫馨、傷感而又虛幻的呵護。當然,他們都是貴族,經濟上是優裕的,經濟上的優裕與政治上的失敗和屈辱構成了江南文人畸形的生存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們或冶遊山水,或恣肆聲音,培養了敏感纖細的審美觸覺。相應的文學風格在南北對峙期間的南方出現還有什麼奇怪嗎? 頹廢、傷感的文學風格的出現只是局勢動盪、南北對峙的副產品,那麼什麼是導致這種動亂局面的原因呢? 人口的增加可能是個重要因素。中國是個非常看重家族的國家,而人口越多,家族力量也越大。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生育,「多子多福」的思想根深蒂固。幾百年的和平給生兒育女提供了良好機會,於是人口激增。但相應的生產力水平提高很慢,糧食單產幾乎沒有多少變化,新增人口的糧食只有靠擴大耕地——開荒來解決。大規模的墾植勢必造成水土流失,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如果這時氣候變冷,天災頻繁,大面積的飢荒不可避免,動亂自然緊跟而來。 考察歷史會發現,在每個周期全國(漢族)總人口有個限量,超過或接近這個限量,當時的耕地和生產力水平就不能承受,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暴亂就會發生。第一個周期這個限量大約是6000萬。如西漢二百年的和平使全國人口在公元2 年達到了5960萬人,接近了限量。不久,爆發了綠林、赤眉大起義,到公元57年,人口減少到2100萬人。光武帝劉秀在公元25年建立了東漢政權,全國持續了大約100 年的和平,人口於公元157年達到了5650萬人,又接近了極限。不久發生了黃巾起義,從公元184年到280年是百年混戰,著名歷史小說《三國演義》描寫的就是這段時間歷史上發生的故事。三國歸晉後於280年清點人口,僅剩1626萬人。 第二個周期的人口限量還要低一些,大約是5000萬左右,這可能是第一個周期400年的戰亂極大地破壞了生態環境,或其它什麼原因,待考。 隋朝人口曾於公元609年達到4600萬人,在其後短短的11年時間,隋末農民大起義就使人口減至 1000萬。盛唐的近百年和平使人口達到5290萬,這是第二周期人口曾達到的最高數。僅僅5年時間,由於「安史之亂」,人口減至1699萬。北宋的和平也曾使人口於 1110年達到4675萬,隨後的「靖康之亂」,人口僅1684萬人。這個周期中有兩次人口達到4600多萬就發生了動亂,有一次則達到5200多萬。可能,盛唐時溫暖的氣候,較為合理的生產關系使得同樣土地的承受能力要強一些。元朝的統計數字曾接近6000萬,但元朝的疆域廣大,包括了許多少數民族,沒有比較價值。 第三周期跨近現代,生產力水平提高較快,加上中國已捲入世界歷史發展洪流,人口與其它方面的關系復雜,不容易確定一個不變的人口限量。但清朝康熙皇帝是中國幾千年來第一個感到人口壓力的統治者,豐年糧食價格堅挺引起了他的警覺,經分析認為是人多的緣故。但歌舞昇平的盛世使他產生了麻痹思想,他沒有也不可能真正認識到人口與生產的關系。這個時候類似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思想在一些有遠見的文人中產生了,但他們的聲音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可見,人口的增長與歷史的周期性發展有某種關系。 氣候的變遷也是值得注意的。每次動亂,北方游牧民族總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他們多次在黃河流域建立政權,有兩次甚至統治了整個中華大地。他們揮師南下的時候又都是氣候最冷的時候。很可能,上百年乃至幾百年的溫暖氣候和相應的良好生存條件使北方少數民族的政權日益強大,人口逐漸增多;而氣候急劇轉冷(氣候常常是突變的),北方草場大面積沙化,對草原依賴性很強的游牧民族生存條件便迅速惡化。這些少數民族也許早就覬覦中原的青山綠水和發達的文化,如果恰逢中原大亂,游牧民族本身又遇到了生存危機,這時不南下,幾時南下?於是,在最動亂又最寒冷的六朝時期,南宋時期,明末清初時期,這些強悍的游牧民族騎著戰馬,揮動皮鞭,勢如破竹地洶涌而來。中原的漢族因此就一次次被趕過淮河、趕過長江,以至更遠的地方。
⑻ 求數的發展歷史和變化經歷,不多,150字左右。
公元3世紀,來印度的一位科學源家巴格達發明了阿拉伯數字。
公元500年前後,隨著經濟、文化以及佛教的興起和發展,印度次大陸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區的數學一直處於領先地位。
771年,印度北部的數學家被抓到了阿拉伯的巴格達,被迫給當地人傳授新的數學符號和體系,以及印度式的計算方法(即我們現在用的計演算法)。
至13世紀,在義大利比薩的數學家費婆拿契的倡導下,普通歐洲人也開始採用阿拉伯數字,15世紀時這種現象已相當普遍。那時的阿拉伯數字的形狀與現代的阿拉伯數字尚不完全相同,只是比較接近而已,為使它們變成今天的1、2、3、4、5、6、7、8、9、0的書寫方式,又有許多數學家花費了不少心血。
⑼ 社會歷史的變遷和進步,如何理解歷史指什麼
歷史哲學屬於交叉學科,它形成於歷史學和哲學的交叉點上,而「什麼是歷史」即使哲學關注的問題,也是歷史學聚焦的問題,並構成了歷史哲學的永恆主題。
有二義:廣義指研究社會歷史最一般規律或研究認識這些規律的方法的邊緣性學科;狹義指近現代西方哲學中關於歷史演變規律和關於歷史理解性質的學說。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歷史哲學」一詞專指那種用幻想的聯系代替歷史真實聯系的社會歷史觀。
就廣義而言,歷史哲學的內容和范圍隨著歷史的變遷有很大變化。中國古代有過五德終始說,認為歷史的變遷是由土、木、金、火、水五種德性或性能反復循環更替決定的;歐洲中世紀有過上帝決定論,認為人們僅僅是歷史的話劇演員,上帝才是他們的導演。這些思想反映出了當時對社會歷史發展根由的看法,但還沒有構成歷史哲學的專門學科。最早把歷史發展規律的研究作為專題,在喚醒人們的「歷史意識」方面做出貢獻的是18世紀義大利的思想家G.B.維科,他力圖在神意之外尋找歷史規律,以反對宗教神學的歷史理論。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明確使用了「歷史哲學」一詞,意指人們對歷史的理解應超越堆積的史實,達到一種哲學的或理性的認識。之後,歷史哲學漸漸成為人們專門研究的知識門類。近現代西方的唯心主義歷史哲學主要圍繞兩個問題進行討論:①歷史演變的規律是什麼;②歷史理解的性質是什麼。對前者的回答形成了思辨的歷史哲學,對後者的回答形成了分析的或批判的歷史哲學。它們把人類社會看成一個歷史過程,力求從總的聯繫上把握這個過程,並使之成為一個獨立的知識部門,在思想發展史上有積極的貢獻。但是,它們都不是從歷史本身,而是從一般抽象原則出發來描繪歷史;不是從客觀事實中去發現,而是在頭腦中臆造歷史的聯系;不是從社會的經濟生活而是從社會意識中尋找歷史事實的終極原因。馬克思主義第一次為歷史哲學提供了真正科學的理論,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但卻不用「歷史哲學」一詞來表述。
思辨的歷史哲學 在19世紀佔主導地位的是思辨的歷史哲學。德國 哲學家 I.康德把歷史納入一個富有辯證因素的思辨體系中,並預言未來。他在《一個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中指出,人類歷史,整個說來,可以視為大自然的隱蔽計劃的實現,因而人類歷史就同時具有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隨著人類由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人性就可以逐步獲得完美的實現。這一實現過程就是歷史,但它不可能在一個人的身上,而只能在人類集體的歷史之中完成。G.W.F.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講演錄》中,把歷史看作是理性自身發展的過程,從而給啟蒙運動以來的歷史哲學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黑格爾雖然把歷史看作是一個發展過程,卻認為它是精神的體現,即自由的擴大,這一點對後來的歷史哲學,具有很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由於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的長足進步,使許多歷史哲學家致力於在歷史學中探求象物理科學中那樣的因果律,認為歷史學和自然科學在原則上並無不同,一切科學的性質都是一致的、統一的。這種觀點對20世紀在美國出現的新史學派等有很大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沉重地打擊了19世紀在西方風行一時的樂觀主義的歷史進步主義,同時也使思辨的歷史哲學出現了新的變化。戰後不久,德國歷史哲學家O.斯本格勒出版了《西方的沒落》一書,書中把各個歷史文化當作是歷史的獨特生命來描述,認為每個歷史文化都經歷相同的生長與滅亡的周期,並以暗淡的筆調描繪了西方文明行將沒落的前景。20世紀中葉,英國歷史學家A.J.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一書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即脫胎於斯本格勒。湯因比把世界歷史分為26個文化單元,每一個都經歷著相同的興衰周期的模型。這種所謂歷史形態學的基本概念,如文化單元的劃分以及所謂「挑戰與應戰」等,缺乏明確的科學規定性。
分析的歷史哲學 從20世紀初開始,思辨的歷史哲學逐漸被分析的或批判的歷史哲學所代替。分析的歷史哲學認為要理解歷史,首先就要分析並通曉歷史理解的性質。於是,歷史哲學的重點就從解釋歷史事實的性質,轉移到解釋歷史知識的性質上;從探索歷史是在怎樣運動的,轉移到人們是怎樣認識歷史運動的。英國哲學家F.H.布拉德雷的《批判歷史學的前程》,通常被認為是分析的歷史哲學的開端。該書討論了歷史客觀性的可能性問題,作者既反對當時實證主義的樂觀主義,也反對懷疑主義。此後,歷史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異同問題,成為歷史哲學家討論的焦點。生命哲學的創始人W.狄爾泰強調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區別。德國的W.文德爾班、H.李凱爾特等新康德主義者,繼續發揮並強調歷史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不同之處,認為歷史學中有其不可離棄的價值體系。反對者指責這一論點割裂了歷史和自然。義大利的新黑格爾主義者B.克羅齊和英國的R.G.柯林伍德提出,歷史學是一門特殊的科學,自然科學是從外部考察自然界,歷史學所研究的人類經驗和思想必須從其內部考察。一切人類的歷史活動都滲透著人們的思想,所以歷史學的任務就是要對這些過去的思想進行反思。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柯林伍德則認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歷史學就是重演過去的思想。分析學派中的大多數人強調,思想是歷史連鎖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從而傾向於否認歷史的客觀規律,或否認歷史可以預言。英國批判理性主義的創始人K.R.波普爾認為,一切思辨的歷史理論都是偽科學,知識的進步是不能預言的,而知識又極大地作用於歷史,所以歷史不可預言。波普爾指責思辨的歷史哲學缺乏為嚴謹的科學推論所必需的兩個條件,即概念上的確切性和觀察上的可驗證性。
評價 20世紀以來,由於分析哲學在西方哲學界佔有極大優勢,西方歷史哲學把注意力轉移到分析研究歷史學命題的語言和邏輯意義方面。他們特別攻擊思辨的歷史哲學沒有能認識到歷史的自律性。但自律性和客觀必然性是否只互相排斥而不相容,分析派並沒有做出令人滿意的回答。而思辨的歷史哲學在企圖把歷史的經驗世界納入一個邏輯結構時,失之於武斷。但某些古典的思辨歷史哲學觸及到歷史哲學根本問題的某些方面,有其時代的合理性及其洞見的深刻性。分析派把歷史的理解局限於語言和邏輯的分析,無視歷史發展客觀規律和物質動力。盡管分析學派對語言意義和邏輯概念的分析,有助於人們思想的澄清和認識的深化,但它終究不是而且不能代替人們對客觀歷史的認識。正如分析哲學的分析研究不能取消或代替哲學問題一樣,分析的歷史哲學也不能取消或者代替歷史哲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