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歷史學意義

⑵ 學習《新疆歷史與民族宗教理論政策》課的意義和目的在哪裡

主要是要幫助大家正確地認識新疆地方發展史及民族發展史、全面系統地了解專新疆區情，增強「四個認屬同」意識（即對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和中華民族凝聚力，識破境內外敵對勢力民族理任意篡改和故意歪曲新疆歷史地陰謀，自覺地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通過《教程》的學習，要求同學們在提高認識的基礎上，逐步樹立馬克思主義的祖國觀、民族觀、宗教觀、歷史觀和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增強對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進一步維護國家統一，增強民族團結，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為振興中華而努力。

⑶ 大學學習新疆歷史的意義

1、了解新疆的歷史，倍加珍惜今天。進一步讓全疆各族群眾正確認識新專疆自古以來就屬是偉大祖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正確認識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正確認識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種宗教並存的地區，引導各族幹部群眾以現代文化為引領，堅持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
2、了解新疆的歷史，就能熱愛新疆，就能區分真假，就不盲從。進一步澄清模糊認識，增進團結，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
3、學習新疆歷史，總結經驗，提高政治鑒別能力。增強他們在大是大非面前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傳謠、不信謠、不造謠。不辜負各族人民群眾對我們的重託，承擔起歷史的責任。

⑷ 簡析清政府在新疆建省的歷史意義

（1）在亞洲心臟地抄區的銷售市場；同英國角逐中亞的前哨陣地。從南疆喀什噶爾擴大到伊犁和烏魯木齊。農奴制度被廢除，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拓展市場、領土擴張的願望更加迫切。
（2）西北邊患嚴重；新疆戰略地位重要。
（3）有利於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有利於抵禦外來侵略；有利於加強對新疆的管轄。
【解析】本題以近代新疆問題為主題，考察學生對近代列強侵華和中國人民反侵略的斗爭與俄國農奴制改革等基礎知識的掌握，考察學生解讀史料、獲取關鍵信息的能力概括、歸納、分析、理解材料和基礎知識的能力。第（1）問有3小問，前兩小問學生可以從材料中歸納概括，。第3小問，學生須根據材料中「19世紀60年代，俄國正經歷著巨大的社會變動」這一提示。結合課本基礎知識分析並歸納出社會變動的各個方面。第（2）問根據材料提示「西北邊患居於東南」「重新疆」目的是「保蒙古」、 「保蒙古」目的是「衛京師新疆建省可以起到「綏（安定）」邊輯（和睦）民的作用，由此概括出答案。第（3）問由兩則材料尤其是第二則材料即可歸納概括出該問的答案。

⑸ 學習新疆地方發展史及民族發展,新疆多種宗教演變史,與名族宗教理論政策有何重要意義

一、主要是要幫助大家正確地認識新疆地方發展史及民族發展史、全面系統地了解新疆區情，增強「四個認同」意識（即對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

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和中華民族凝聚力，識破境內外敵對勢力民族理任意篡改和故意歪曲新疆歷史地陰謀，自覺地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

三、通過《教程》的學習，要求同學們在提高認識的基礎上，逐步樹立馬克思主義的祖國觀、民族觀、宗教觀、歷史觀和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增強對祖國的認同；

四、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進一步維護國家統一，增強民族團結，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為振興中華而努力。

(5)新疆歷史學意義擴展閱讀：

新疆土地政策

新疆土地政策就是新疆根據一定時期內的政治和經濟任務，在土地資源開發、利用、治理、保護和管理方面規定的行動准則。它是處理土地關系中各種矛盾的重要調節手段，一般包括地權政策、土地金融政策和土地賦稅政策等。

但根據新疆2017年土地最新政策，閑置土地將面臨被回收，且農村建房審批更嚴格，宅基地改革加速，自行開荒的土地不能確權，土地紅利向可持續利用傾斜。

其分土地時，也會按照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不因某個人死亡而收回該人口的承包地，也不因新增成員而增加承包地，出嫁女在新居住地沒有取得承包地的，原承包地保留。而補貼的話，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方面的新規定，土地補貼並不是人人都能獲得的。

⑹ 簡述新疆和平解放過程及其歷史意義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橫渡長江，解放南京。其後，各路大軍向華南、西南、西北迅猛挺進。在西北戰場，彭德懷指揮第一野戰軍，攻西安，克蘭州，佔西寧，據銀川，進軍河西走廊，兵臨玉門，10萬大軍直叩新疆大門。

中共中央在立足軍事解決新疆問題的同時，根據形勢，努力爭取和平解放新疆。中共中央派出聯絡員鄧力群由蘇聯進入新疆，於1949年8月14日抵達伊寧。鄧力群向三區領導人傳達了中央的意圖，並代表黨中央邀請三區派代表參加即將在北平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三區領導人欣然接受邀請，並明確表示，在和平解放新疆的問題上，贊成中共中央的一切主張和決定，並為此做了大量工作。通過「立群電台」，黨中央與三區領導人建立了聯系，將三區革命匯入了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壯大了新疆的和平力量。9月15日，鄧力群秘密抵達迪化，分別與包爾漢、陶峙岳、陶晉初、劉孟純等會晤，並向陶、包轉交了張治中敦促和平起義的電報，傳達了中共中央對解放新疆問題的考慮。

中央通過張治中作陶峙岳、包爾漢的工作。張治中在國民黨新疆軍政人員中有很高威望，新疆三區革命爆發，他力主和平解決。9月10日和22日，受毛澤東主席委託，張治中兩次致電陶峙岳、包爾漢，陳述形勢，曉以大義，敦促其走和平起義道路。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召開，新疆代表賽福鼎·艾則孜、阿里木江·哈肯木巴也夫、塗治參加了會議，這對新疆政局產生了重大影響。面對蔣家王朝敗局已定的形勢，特別是第一野戰軍向大西北勢不可擋的進軍步伐，以及新疆和平進步力量的發展，新疆軍政當局迅速分化，陶峙岳、包爾漢等表明了走和平道路的態度。

蘭州解放的消息傳到迪化，新疆國民黨駐軍士氣大落。陶峙岳因勢利導，陳說利害，最終促使頑固派交出部隊，離開新疆，為和平起義掃清了障礙。同時，以包爾漢為首的省政府也採取各種方式，動員各民眾團體和廣大群眾一起為維護新疆的和平而努力。9月25日、26日，新疆軍政兩界分別由陶峙岳、包爾漢領銜，各師旅長、省政府委員聯名發出通電，宣布起義。10月12日，人民解放軍6萬人馬，幾路大軍從酒泉出發，向新疆展開氣勢磅礴的大進軍，迅速完成控邊布防任務，把五星紅旗插遍了天山南北。

從新疆國民黨軍政通電和平起義，到人民解放軍進駐南北疆完成布防，新疆實現了和平解放。這是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一個重大勝利，開創了新疆歷史的新紀元。
（自治區黨委黨史研究室供稿）

⑺ 新疆史料學在歷史研究中意義

曾經有一種偏向，似乎在歷史研究工作中，違背歷史主義原則倒無所謂，就是害怕說違背了階級觀點。似乎只要表面上強調階級觀點，就是革命的，是「左」派，而如果強調歷史主義的話，就會被看成不那麼革命，而是右傾了。因此，在歷史研究中也來一個「寧『左』勿右」，只提階級觀點，不提歷史主義。這也是對階級觀點與歷史主義的關系缺乏正確理解的一種表現。
其實，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是一致的。
堅持階級觀點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堅持歷史主義同樣也是必要的。堅持歷史主義，並不意味著忽視階級觀點。如果在研究工作中對階級觀點有所忽視的話，應該說那不是歷史主義原則本身有什麼過錯，而只能是研究者沒能正確地運用這一原則。因為正確地運用歷史主義原則是不會違背階級觀點的。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要求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要求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既不誇大也不縮小，要求還歷史以本來面目，但是，它同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絕對不是一回事。客觀主義表面上標榜不帶階級觀點，實際上是帶有資產階級的偏見，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同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具有鮮明的黨性原則。它要求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不是頌古非今，而是引導人們向前看。它根據古為今用的原則，對於歷史遺產採取批判繼承的態度，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而絕不是兼收並蓄。如果認為歷史主義態度就是不加分析鑒別地把歷史上的陳年老賬統統擺出來，那是對歷史主義的曲解。絕不能把在歷史研究中堅持歷史主義原則看成是不講階級觀點的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十九世紀中期資本主義的發展情況作出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在一國取得勝利的結論，
列寧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歷史條件下作出的社會主義革命可以
在一國取得勝利的結論，都是正確的，都是根據不同的歷史條件作出的結論，都是實事求是的典範，難道能說他們沒有階級觀點嗎？顯然是不能這樣說的。
應該指出，我們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是站在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上來看問題。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分析、認識和評價，也是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看，而不是站在任何別的階級

的立場上來看。盡管歷史上的一些階級在歷史發展的某一階段上、某一時期內曾經有過這樣那樣的進步性，但是比起無產階級來，他們都有著自己的階級偏見或者階級局限性，而無產階級卻不存在階級局限性的問題。歷史上任何階級都是過渡的階級，只有無產階級最有前途，它與人類歷史發展方向是一致的，它代表著全人類的根本利益。因此，無產階級毫不隱瞞、也沒有必要隱瞞自己的觀點。無產階級對於歷史上的一切事物，根本不需要美化、誇大、掩蓋或縮小，而是把歷史現象弄得越清楚越能從中發現規律，因而對推動歷史發展也就越有利。在無產階級看來，對於歷史上的剝削階級，並不是簡單的痛罵一頓，對於歷史上勞動人民的苦難，也不僅僅只是流下一些同情的眼淚，就算完事了。這樣作雖然無可非議，然而階級觀點並不是僅僅表現在這一點上。因為這並不能解決問題，這不是研究歷史科學的目的。無產階級是從歷史發展的高度來看待歷史上的一切事物的。有利於推動歷史前進、社會發展的，就應該肯定；反之，就應該否定。我們歌頌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並不是站在農民階級的立場上，簡單地表示同情，而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運用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它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並且根據歷史主義的原則，恰當地指出它的局限性。可以說，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上，才能有正確的階級觀點，也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把歷史主義原則貫徹到底。如果離開了無產145階級的立場，則既沒有正確的階級觀點，也沒有真正的歷史主義，或者只會把兩者對立起來，這正是歷史研究中產生種種錯誤（盡管表現形式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載《社會科學輯刊》1979年第1期，收入本書時，作者作了個別文字修改。）

實事求是史論結合
李鴻然艾力雲
史論關系問題，是史學領域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後，史學界對這個問題曾開展過多次討論，其間有一定收獲，也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偏差。
林彪、「四人幫」橫行時，這個問題更被搞得混亂不堪。時至今日，人們對它的認識仍然很不一致。因此，進一步探討一下這個問題，有助於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也有助於我們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理論和史料，處理好二者的關系，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
一、「以論帶史」的謬誤與流弊建國初期，廣大史學工作者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並力圖用它指導史學研究，使史學領域面貌一新。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當時有些同志不能正確處理革命理論與歷史資料之間的關系，於是史學界便自然地開展了史論關系問題的討論。討論中，不少同志都用「史論結合」的提法表述史與論的關系，也就是說，不管史學工作者們當時能否把二者正確地結合起來，但都願朝這個方向努力。一九五八年，在所謂「拔白旗插紅旗」的運動中，有同志片面地強調理論的作用，把史料看成無足輕重的東西，甚至有人把史料同資產階級史學劃上等號，誰強調史料，誰成了「白旗」，就要受到無情的批判。這場運動之後，「史料」被批臭了，因而出現了研究歷史的人避諱史料的怪現象。那麼，歷史課怎麼教呢？歷史科學如何研究呢？一些抱有善良願望的同志，想在山窮水盡的史學研究絕路上鑿出一條通道，於是迎合批判者的心理，提出了「以論帶史」的主張。
「以論帶史」的主張曾左右過當時的史學論壇，並對以後的史學研究產生過不可小視的影響。怎樣看待這一主張呢？我們認為，這一主張在反對那種輕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傾向中，也起了一些作用；然而，這個在「左」傾思潮泛濫時應運而生的主張，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在實踐中產生了許多流弊，其消極作用是主要的。
首先，「以論帶史」違背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帶有濃厚的主觀唯心主義色彩。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研究歷史應當從歷史實際出發，從客觀史料出發，而不能從固有的結論出發，或從抽象的概念出發。正確的理論是研究歷史的指導原則，而不是出發點；只有史料才是研究歷史的出發點。史學工作者應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認真地掌握充分的史料，對這些史料進行科學的分析，然後再得出自己的結論。「以論帶史」顛倒了這種研究程序。
它不是用理論指導實踐，而是將實踐充當理論的圖解；不是從史料中得出結論，而是隨意剪裁史料，使之適合某種先驗的結論。它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變成了簡單的公式，把馬克思主義的詞句變成了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葯，用現成的結論代替了對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它先有觀點，後套材料，史料不過是某種觀點的注腳，而這種觀點又是受主觀意志支配的。所以我們認為，「以論帶史」不是唯物主義的治史主張，而是唯心主義的治史主張。
這種唯心主義的治史主張，必然導致從概念到概念。研究歷史必須掌握大量的材料，進行艱苦細致的研究工作，而不能撇開研究對象去發空論。這

是連古人都懂得的常識。孔子就曾說過：「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十分重視史料問題，並把史料看成研究歷史的前提和依據，反對不研究史料而先有結論的空談。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里只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18頁）按照「以論帶史」的方針治史，「無濟於事」的「空話」是不可避免的。一九五八年以後的一段時間里，史壇上出現了不少這種講空話的文章。有些人以為摘引幾條經典作家的語錄就是有了「論」，不掌握史料也可以寫史學論著了，甚至強求別人的文章必須有語錄，認為沒有語錄就不是「政治掛帥」，而是「史料掛帥」，語錄成了「接受絕對科學的烤火雞」，成了檢驗史學真理的唯一標准。語錄能不能代替史學研究呢？當然不能。世界上的事物錯綜復雜，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歷史都有其自身的特點，經典作家告訴了我們歷史發展的總的規律性，或對某些特定的具體問題作了概括，但是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對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的歷史作專門研究，對每個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作出結論。把經典作家的言論當作標簽到處亂貼，把史學論著變成語錄匯編和語錄注釋，是本本主義的表現，它使「以論帶史」邏輯地走向了「以論代史」。
這種本本主義的治史之道，阻礙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使它失去了應有的創造性。文化大革命前曾有不少史學家否定了這種治史之道，但是當「左」傾思潮居於支配地位的時候，這種治史之道總在困擾糾纏我們。在那種情況下，我們的史學研究只能固守在經典作家的一些具體論點上，不能越雷池一步。中國封建社149會歷史發展的動力是什麼？怎樣看待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如何認識某些農民起義後地主階級採取的讓步政策？
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等歷史人物，又該怎樣進行評價？諸如此類的問題，只能從經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尋找答案，經典著作中沒有寫的，須以領導人的有關講話作依據。若是有人提出一個經傳未載的新觀點，即使有十足的史料根據，也會被視為異端。要是誰發表了和領導人某一論點有出入的見解，更象是觸犯了天條，便可能遭到討伐。
這種本本主義的治史之道不僅使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受到影響，而且使我們某些史學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思考和分辨力。十年內亂中，從所謂「史學革命」到什麼「評法批儒」，為什麼總有一些同志上當受騙，隨聲附和？原因自然很多，很復雜，但是原因之一是：這些同志把本本視為神聖教條，把經典作家的個別結論乃至領袖人物的一兩句話看成金科玉律，所以當林彪、「四人幫」一夥高舉本本整人或憑借領袖言論騙人的時候，這些同志就容易成為他們的俘虜，接受他們的反動謬論，並以此為依據去宰割歷史實際。我們決不能把革命隊伍中的本本主義與林彪、「四人幫」的陰謀詭計混淆，也不能把「以論帶史」與「影射史學」等同起來，但是應當承認，前者確實具有可供後者利用的地方，這就給野心家以可乘之機，使有些同志失足落水。因此，在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幫」的陰謀詭計和影射史學的同時，我們還應當分析「以論帶史」的謬誤與流弊，屏棄史學領域中一切形式的本本主義。

二、「論從史出」不宜作為全面的治史口號「以論帶史」的口號出現幾年之後，史學界一些同志從實踐中初步看到了它的錯誤與危害，於是提出了「論從史出」的口號。這兩個口號針鋒相對，一個強調「論」，一個強調「史」。所謂「論從史出」，是說研究歷史應當從史料出發，結論或觀點應當出自史料。它的本意在於強調史料的第一性，結論的第二性，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研究歷史不但需要有豐富的確鑿的史料而且需要有正確的理論指導。「論從史出」這個口號沒有表達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意義、在實踐中容易助長忽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傾向，所以它也有片面性，不宜作為一個全面的治史口號。
我們尊重歷史學家在記錄整理史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重視他們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那些帶有科學意義的評價。但是我們不應忘記，文明社會遺留下來的史料，都反映一定階級的意志，表現了作者所屬階級的觀點。這些觀點不僅集中地反映在「君子曰」，「太史公曰」、「臣光曰」和大量的「論」、「贊」、「評」里，而且也反映在章節安排與材料取捨上。有時甚至簡單到一個字或一個詞，如「侵」、「伐」、「圍」、「弒」、「誅」、「殺」等等，也都包含著作者的觀點，這就是所謂「春秋筆法」。我國古代史學中確曾有過「秉筆直書」，它是可供我們繼承和發揚的優良傳統之一。
所謂「秉筆直書」，是指某些優秀的史學家真實地記述了部分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本來面貌，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是，這種記述並不能擺脫時代和階級的局限。而且大多數舊的史學家，也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劉知幾慨嘆道：「史之不直，代有其書」（《史通·曲筆》）。事實上，大量的舊史料都帶有階級烙印，都不同程度地被歪曲了。面對這樣的史料，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來，如果忽視了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分析研究，片面強調「論從史出」，那怎麼稱得上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呢？
有人曾說，只要掌握了大量史料，然後加以科學的考訂，合理的安排，就可以從中得出正確的結論。我們認為，如果問題僅僅是對某些具體史料的考訂，這種看法也許是不無道理的。然而，如果問題超出這個范圍，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歷史科學是由多門學科組成的，其中各門學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內容和研究目的，涉及的問題非常廣泛，不僅僅是對某些具體史料的考訂。對史料的搜集、整理、校勘、考訂等等，屬於史料學的范圍。史料學只是歷史科學中的一門學科，史料學不等於歷史學。只搞史料的考訂、編排，最多能把一個個的個別史實弄清楚，而不能找出各種史實之間的互相聯系，發現歷史的規律性。誠然，掌握足夠的可靠的史料，才談得上從中引出正確的結論，但這不等於掌握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而歷史科學的根本任務，又恰恰在於後一方面。我們衡量歷史研究的水平，不單看它擁有多少史料，主要還是看它根據這些史料所揭示的歷史規律的深度與廣度。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許多史學家，曾對不少史料作了考訂和排比，對不少歷史事件作了生動具體的記述，對不少歷史人物作了相當中肯的評價，但是從全局來看，他們都沒有也不可能把歷史研究變成科學。對許多歷史現象，他們或者感到惶惑不解，或者表現出階級偏見；對歷史的發展規律，他們要麼是茫然無知，要麼就是作些主觀武斷的臆測。正象列寧所指出的那樣，他們至多是積累了片斷收集來的未加分析的事實，描寫了歷史過程的個別方面，而不能摸到社

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也不能把歷史當做一個十分復雜並充滿矛盾但畢竟是有規律的統一過程來研究。深刻認識歷史的本質，真正掌握歷史的規律，是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後的事。自從馬克思恩格斯發現了歷史唯物主義，歷史研究才達到科學的高度。這就啟示我們，要發展歷史科學，單講「論從史出」
是不行的，還必須在史學研究中堅持馬克思主義，有正確的理論指導。
在史學研究中，既不能片面強調理論，輕視史料；也不能片面強調史料，輕視理論。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和掌握大量的確鑿的史料，是史學工作者的兩項不可缺少的基本功。這兩項基本功相互聯系，相輔相成，不是毫不相干或彼此對立的。不從史料出發，搞本本主義，會阻礙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匍匐在史料上，搞唯史料主義，也難以推動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前進。馬克思主義史學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有這個指導和沒有這個指導是大不相同的。郭沫若、範文瀾、吳晗、翦伯贊等許多優秀史學家，都從不同角度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做了卓越的貢獻，他們都是史料、理論並重的。在許多問題上，他們所使用的史料，大多仍然是前人所用過的史料，然而他們卻得出了嶄新的結論。這是為什麼？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有馬克思主義理論作指導，善於對這些史料作科學分析，因此能撥開歷史的迷霧，發現歷史的本質。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只講「論從史出」，他們就無法超過前人，不可能做出卓越的貢獻。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歷史論著更能說明問題。恩格斯的名著《德國農民戰爭》中，關於農民起義和托馬斯·閔采爾的全部料材，都是從戚美爾曼的《偉大農民戰爭史》一書中借用的。戚美爾曼熱愛自己的研究對象，在他的著作中處處為被壓迫階級辯護。恩格斯公正地指出：他的著作，「不失為一部最好的資料匯編」，「是德國唯心主義歷史著作中值得嘉許的一個例外，就當時來說，它還是寫得很富於現實主義精神的」（《〈德國農民戰爭〉序言》）。他是從史料出發論述問題的，論述中也不乏真知灼見。但是就整體來看，他的論述缺乏內在聯系，沒有擺脫歷史唯心主義的羈絆。恩格斯的《德國農民戰爭》雖然在有關問題上沒有提供新材料，然而卻深刻地闡明了這次農民戰爭的歷史進程，精闢地分析了這次農民戰爭的起源和結局，透徹地論述了參加這次153農民戰爭的黨派的立場與理論，又一次發揮了由馬克思指出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兩部著作從同樣的材料出發，結論的正確性和深刻性卻如此不同，這又是為什麼？原因同樣應當從作者有無馬克思主義理論作指導這方面去尋找。「論從史出」本是可以作為唯物論口號的，但是如果把它絕對化，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這個口號可能導致不好的結果。
三、還是「實事求是，史論結合」的提法好一九四一年毛澤東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深刻批評了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的學風，批評了理論和實際相分離的主觀主義的反科學的方法，強調實事求是，強調理論和實際結合。他對「實事求是」作了如下解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呢？他說：「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

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段三十九年前的話，今天聽來何等親切！對於今天的史學研究，這段話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實事求是「，本來就是針對研究現狀和研究歷史等問題而提出的，因此對史學研究無疑完全適用：」理論和實際結合「，在史學研究中就是史論結合。據此，我們認為，治史方法還是概括為」實事求是，史論結合「為好。
「實事求是，史論結合」，要求我們從客觀歷史實際出發，詳細佔有史料，並且以正確的理論作指導進行認真細致地研究。對史料，不能有任何主觀隨意性，不可抓取片斷的事實去適應某個現成結論，而應當「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系去掌握事實」（《列寧全集》第23卷第279頁），同時對這些事實加以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實事求是，史論結合」，還要求我們用科學的態度對待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被無數歷史實踐證明了的普遍真理，所以在歷史研究中是應當嚴格遵循的，違背了就會犯誤錯；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歷史問題所做的個別結論，是根據特定的歷史現象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得出的，因此我們不能死抱住這些結論不放，而應當根據客觀歷史實際及時地改變那些必須改變的部分；同時，我們還要敢於從新的歷史材料出發進行新的理論創造，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在後一點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曾為我們提供過偉大的示範。一八八四年，恩格斯發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是科學社會主義主要著作之一，在原始社會史研究方面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恩格斯並沒有把它當作「終極真理」，一八九一年第四版里，他又吸取了新的歷史資料和新的理論觀點，對這本書的論點進行了許多補充和修改。恩格斯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歷史時，也應當採取這種態度。列寧說：「我
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做某一種一成不變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
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列寧全集》第4卷第187頁）。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指導無產階級各項事業的理論，不應該也不可能停滯不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需要用新的結論和新的原理來代替那些過時了的舊結論和舊原理。這原是經典作家們生前用以發展他們理論的方法，也應是我們發展他們理論的一155個必要途徑。今天，史學領域中有許多新問題需要我們解決，我們應當堅持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實事求是，勇於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
要做到「實事求是，史論結合」，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就史學界的現狀來看，我們既需要加強理論學習，也需要努力做好資料工作，更需要解決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問題。建國以後，史學領域出現的空談理論、不務
實際的本本主義傾向和滿足於史料羅列、輕視理論指導的經驗主義傾向都沒
有得到徹底糾正，十年內亂中「影射史學」造成的嚴重創傷也沒有最後痊癒。
這幾年雖然理論探討逐步活躍，鑽研史料日益認真，但要做的工作還多得很，我們應當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不斷實踐，不斷前進！

⑻ 新疆簡明史課程重大意義是什麼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簡稱「新」，首府烏魯木齊市，位於中國西北邊陲，是版中國五個少數權民族自治區之一。面積166萬平方公里，是中國陸地面積最大的省級行政區，佔中國國土總面積六分之一。常住人口2486.76萬人（2018年末）。[1][2]

新疆地處亞歐大陸腹地，陸地邊境線5600多公里，周邊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巴基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斯坦八國接壤，在歷史上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現在是第二座「亞歐大陸橋」的必經之地，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新疆現有56個民族，主要居住有漢、維吾爾、哈薩克、回、蒙古、柯爾克孜、錫伯、塔吉克、烏孜別克、滿、達斡爾、塔塔爾、俄羅斯等民族，是中國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之一。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中，24省市區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新疆位列第五。新疆將全面落實南疆地區14年免費教育政策，推進其他地區14年免費教育，逐步實現全區15年免費教育，即學前3年、小學6年、初中3年、高中3年

⑼ 收復新疆的歷史意義有哪些

主要意義是：①平定了阿古柏侵略割據權利。②粉碎了英俄兩國企圖團結中國新疆的陰謀。③捍衛了國度對新疆的主權,維護了國度統一。你你可以參考一下101教育PPT本課的課件和教案內容，能夠得到更多詳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