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幹部的發展歷史

1. 我黨在反腐倡廉方面經歷了哪幾個歷史階段

一、建國前的反腐敗斗爭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誕生到1949年成為全國執政的黨，經歷了長期革命戰爭和地下斗爭時期。艱苦的斗爭環境，一方面造就了一大批忠於黨的事業，勤政廉潔的好黨員、好乾部；另一方面，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關頭，也都有一些革命意志不堅定的人和投機革命的人，在剝削階級思想影響下走上腐敗道路。因此，我們黨一貫重視自身隊伍的建設，堅決抵制剝削階級影響，防止和清除黨內的腐敗現象。
1.大革命時期的重要《通告》
1924年國共兩黨實行合作，中國共產黨的隊伍有了迅速發展，黨員人數從1923年的400餘人猛增到1925年的3萬餘人。隨著黨員隊伍的擴大，難免混進一些投機分子，他們趁革命高潮之機撈取個人利益。因此，中共中央於1926年8月4日發出了《關於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指出：「在革命潮流仍在高漲時，許多投機腐敗分子均會跑到革命隊伍中來，一個革命黨若是容留這些不良分子，必定會使黨陷於腐化，不僅不能執行革命任務，且將為群眾所厭棄。所以應該堅決地清洗這些不良分子，同他們作堅決的斗爭，才能鞏固革命營壘，才能樹立起黨在群眾中的威信。」這個《通告》是我黨頒布的第一個懲治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表明黨在幼年時期就十分警惕剝削階級思想對黨的腐蝕，並鄭重表示黨對腐敗現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
2.土地革命時期的反腐倡廉斗爭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部隊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進軍，迅速開辟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形成了比井岡山時期更加高漲的革命局面。但是，隨著紅軍戰爭的勝利發展，在紅四軍黨內、軍內以及根據地政權中也逐漸產生了某些消極腐敗現象。有的人不願意在艱苦的鄉村創建根據地，要紅軍開到中心城市去大吃大喝；還有少數人置軍令軍紀於不顧，帶著錢財，擅自出走，到大城市去享受一番。這些消極腐敗現象嚴重影響紅軍戰爭和根據地政權的存在和發展。因此，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決議》除對建黨建軍的基本原則做了明確規定外，還提出了黨和軍隊幹部的廉政建設問題。《決議》分析了紅四軍黨內、軍內出現的一些消極腐敗現象，如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享樂主義、平均主義等，指出它的結果將會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使黨擔負不起斗爭的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決議》著重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要求用無產階級思想來進行軍隊和黨的建設。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於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瑞金紅色政權的建立，使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代表人民利益、努力為人民服務的廉潔政府，它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同反動派進行斗爭的政治保障。但是，由於復雜的歷史和社會原因，在蘇維埃政府中也有少數幹部滋生了消極腐敗現象。他們亂用公款，揮霍浪費，甚至發生貪污犯罪現象。當時瑞金縣機關一個月內用紙費達200餘元（銀元），燈油費126元；該縣財政部會計科科長唐某侵吞各軍政機關交來的餘款、糧票等，合銀元共2000餘元。這不僅破壞了黨的優良傳統，敗壞了人民政府的聲譽，而且給革命根據地財政帶來很大困難。因此，1932年2月中央人民委員會發布了《幫助紅軍戰爭，實行節儉經濟運動》的通令，要求各地政府立即開展反對貪污浪費的斗爭，「驅逐各地政府中的貪污分子出蘇維埃」。1933年1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又發布《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規定了「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等具體懲治條例。這場斗爭歷時二年零八個月，到1934年10月紅軍長征時止。這次反腐敗斗爭的特點是：①充分依靠群眾。1932年3月中央蘇維埃政府成立了檢舉委員會，提出「把檢舉運動造成廣大的群眾運動」，從而把反腐敗斗爭引向高潮，造成了強大的聲勢和廣泛的群眾基礎。②把反腐敗斗爭與廉政建設結合起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先後制定並實施了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一切重大的財政經濟問題都要經過代表會議討論，並受代表會議監督，真正體現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調動了人民群眾參加斗爭的積極性。中央蘇區還頒布了統一的稅收條例和細則，建立了預決算制度和會議制度等，便於群眾監督。③注重幹部的思想教育。1934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作報告說：「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貪污和浪費的斗爭，過去有了些成績，以後還應用力。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我們的會計制度的原則」。[1]
中央蘇區的反腐敗斗爭是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探索廉政建設的一次重要嘗試，為後來取得全國執政地位後的廉政建設積累了重要經驗。
3.抗日時期的反腐敗斗爭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我黨領導人民在敵後和邊區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據地，成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府。抗戰時期的國共合作情況極為復雜。國民黨堅持「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在經濟上，根據地承認地主階級的剝削，鼓勵發展私營工商業。因此，地主、資產階級的剝削意識以及國民黨的思想作風必然會腐蝕我們的隊伍。革命隊伍中出現了生活第一、工作第二的消極思想，繼而又出現貪污腐化現象。此類現象在基層政權中尤為嚴重。針對這種情況，陝甘寧邊區黨委重新公布了1926年中共中央《關於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立即執行。1939年8月陝甘寧邊區政府制定了《懲治貪污條例（草案）》，其他各抗日根據地民主政府也都頒布了類似的條例法規等。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1939年受理貪污案件84件，1940年受理115件，1941年上半年又有36件。民主政府的反腐敗斗爭，收到了明顯效果。這次反腐敗斗爭的特點是：①執法嚴格，出擊有力。根據各抗日民主政府頒布的懲治貪污法規條例中的規定，貪污數目在1000元以上者，均處死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例如，1933年參加革命的原陝甘寧邊區貿易局副局長（當時任清澗具張家畔稅務所主任）肖玉壁因貪污公款3050元，被判處死刑。因此，當地群眾稱陝甘寧邊區為獎廉肅貪的模範。民主政府的聲譽迅速傳遍全國，吸引了大批愛國志士奔赴延安，參加抗日。②共產黨員犯法，從重治罪。1937年10月5日，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槍殺了陝北公學學員劉茜同志。案發後，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大肆渲染「發生在延安的桃色事件」，引起不良影響。對此，一部分同志認為，黃克功從小參加紅軍，經過井岡山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對革命作過重大貢獻，在此民族危難之緊要關頭，應對他免除死刑。當地群眾也對此議論紛紛。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對此案件作了認真研究，經中共中央同意判處黃克功死刑，並召開公審大會以教育廣大幹部和群眾。毛澤東同志就此案給審判長雷經天的信中說：「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2]③把反腐敗與對幹部的廉政教育結合起來。毛澤東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強調：「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範。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乾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3]後來，毛澤東又寫了《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等闡述革命人生觀的光輝篇章，教育黨員和幹部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4.解放戰爭時期的反腐敗斗爭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派出大批官員下山「摘桃子」，任意將收復區的民有企業、私人房屋指為敵產加以沒收，而後據為己有。國民黨的這種貪污搶占風氣，不可避免地影響共產黨員中某些不堅定的分子。當時在新解放區也發生了一些貪污現象。因此，1946年7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指出：「必須檢查和糾正各地已經發生的貪污現象。」[4]1947年5月東北行政委員會頒布了《東北解放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隨後其他各大解放區也都頒發了同類條例。各條例首先明確規定貪污罪的界定范圍是：在土改中侵佔或竊取群眾斗爭果實者；繳獲敵人物資應交公而私行留用者；憑借政治地位或職權，勒索強占、強征、強募財物或受賄者；吞沒或盜賣公物、公糧、公產者等等。這些條例還規定了嚴厲的懲辦措施。如東北地區規定貪污2萬斤高粱米市價以上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晉冀魯豫規定貪污7000斤小米市價以上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各解放區嚴格執行懲辦貪污條例，懲辦了一批貪污犯罪分子。與此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新進行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教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紅軍時代創立的，根據各大解放區軍隊執行的情況，經過毛澤東同志親自修改於1947年10月以解放軍總部訓令形式重新向全軍頒發，要求深入教育、嚴格執行。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短短三年多的時間里，解放區黨政軍的反腐倡廉建設同國民黨統治區的貪污腐敗形成鮮明對比。共產黨深得群眾擁護，民心所向勝過百萬雄兵，這是中國共產黨能夠用小米加步槍打敗國民黨八百萬軍隊，奪取全國勝利的重要原因。
二、建國後的反腐敗斗爭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產黨從領導根據地解放區的局部政權轉變為掌握整個國家命運的執政黨，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也是共產黨面臨的比革命戰爭更加嚴峻的考驗。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民主人士黃炎培曾向毛澤東提出共產黨如何避免「始興終亡」的問題。毛澤東回答：依靠民主制度和人民群眾的監督。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時，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嚴肅地告誡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決議：對黨的領導幹部一不作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會後不久，黨中央由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遷往北平。毛澤東離西柏坡時登車後向周恩來風趣地說：我們要進京趕考。我們進北京，可不是李自成進北京。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1.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時期的反腐敗斗爭
在歷史的轉折關頭，總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和投機分子是要掉隊的。新中國的成立使一部分黨員幹部產生了「革命到頭」的思想，表現為居功自傲，不求上進，貪圖享受，甚至走上貪污犯罪的道路。為此，中共中央於1950年5月1日發出了《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主要內容是整頓各級領導幹部中存在的驕傲自滿情緒和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以及少數人的貪污腐化傾向，中心是加強黨和人民群眾的聯系，以保持黨的群眾基礎和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純潔性。這次整風根據延安整風的經驗，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學習文件，提高認識，自我檢查和組織幫助的方法，收到了一定效果，促進了國民經濟恢復和各項社會改革的進行。但是，仍有少數黨員幹部沒有接受黨的教育，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走上了腐化墮落的道路。他們勾結私商以各種手段侵吞、盜竊國家財物，有的收受賄賂，包庇資本家偷稅、漏稅。據不完全統計，1951年底僅中央人民政府系統的27個單位中就發現1760多人有貪污行為。同時在黨政軍機關和人民團體中的鋪張浪費、大吃大喝風氣也相當嚴重。
1951年10月天津專署一位幹部向河北省委揭發了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專員張子善嚴重違法亂紀，進行巨額貪污的事實，引起河北省委重視，並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立即批轉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黨委認真研究，注意發現所屬單位的同類事件。
1951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一次黨內指示中指出：「反貪污反浪費一事，是全黨一件大事」，「我們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發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12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貪污斗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5]。指示強調「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是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隨後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到1952年2月底，全國共查出貪污1000萬元（相當於新幣1000元）以上的大貪污犯105916人，占貪污犯總人數的8.8%（總數為120多萬人），運動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52年2月1日，北京市舉行公審大會，宣判了總額為億元（相當於新幣10000元）以上的7名大貪污犯。中國畜產公司業務處副處長薛崑山（貪污23億元，相當於新幣23萬元）、公安部行政處副處長宋德貴（貪污6.4億元，相當於新幣6.4萬元）分別處以死刑和無期徒刑。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召開萬人公審大會，宣判全國解放初期最大的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挪用公款總計171.6272億元，相當於新幣171.6272萬元）死刑，震動了全國，成為共產黨執政後反腐敗的第一聲巨雷。
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案發，促使黨中央下決心發動「三反」運動，清除黨內已經滋長起來的腐敗現象，從而凈化了黨風和社會環境。這是一場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斗爭，也是一場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和移風易俗的群眾運動。此後，「奢侈浪費可恥，艱苦樸素光榮」的觀念深入人心，「為官不貪，為人民服務」的新風尚盪滌了舊社會的腐朽丑惡現象。

2. 黨發展歷史的簡介。

19世紀中葉的中國，飽受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壓迫，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

不甘屈辱的孫中山首先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他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兩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但由於中國舊社會性質未能改變，中國的先進分子繼續探尋救國救民的新途徑。

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學生群眾的反帝愛國運動。經過這場運動，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認識到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和強大力量，開始到工人中去進行宣傳發動工作，並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准備。

1920年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成立。從1920年秋到1921年春，北京、廣州、武漢、長沙、濟南等地陸續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在日本和法國也建立了旅日、旅法支部。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參加大會的有來自七個地區的53名黨員的12名代表：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陳獨秀派遣參加了會議。會議最後一天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舉行。中共一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積極投身到實際的革命活動中去。為了開展工人運動，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

1922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1922年1月香港海員罷工和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罷工，掀起中國工人運動的高潮。

1923年6月，黨的三大在廣州召開，廣東黨組織派譚平山、馮菊坡、阮嘯仙、劉爾嵩等為代表出席。大會確定了國共合作的方針，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1924年1月，孫中山主持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有20多位共產黨員參加了這次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國共合作實現後，以廣州為中心，開創了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中共廣東區委負責人周恩來、陳延年和彭湃、蘇兆征等推動工農運動迅猛發展。經共產黨人提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自1924年7月起在廣州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先後由共產黨人彭湃、羅綺園、阮嘯仙、譚植棠、毛澤東等主持，培養了一大批農民運動的骨幹。

1925年5月，在上海的日本資本家、英國巡捕搶殺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和群眾十多人，遂爆發席捲全國的反對帝國主義的五卅運動。為聲援上海工人斗爭，6月，省港25萬工人舉行大罷工，堅持斗爭16個月之久。在工農運動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下，國共兩黨合作，舉行東征和南討，統一了廣東，為北伐准備了後方基地。

1926年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葉挺獨立團當先鋒，在革命軍其他部隊配合下，於8月下旬連克汀泗橋和賀勝橋，擊潰了北洋軍閥吳佩孚主力，並先後佔領漢陽、漢口和武昌。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大革命失敗。

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率領北伐軍2萬多人舉行「八一」南昌起義。黨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隨後，黨在全國各地發動了一系列武裝起義，著名的有：毛澤東在湖南領導秋收起義；同年12月11日，張太雷和楊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廣州起義。此外，從同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廣東各地工農武裝舉行了100多次起義，建立了海豐、陸豐等蘇維埃政權。

3. 黨章的發展史

中國共產黨歷次黨章的制定及修正簡況（一大至十六大）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誕生至十六大先後制定、修正過十六次黨章。

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制定過七部黨章。其中一大到六大制定的六部黨章，都是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幫助下制定的，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幼年時期黨的建設的一些特點。1945年七大制定的黨章，則是在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後由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制訂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和黨的建設上的完全成熟。

一大黨綱

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綱領》。這是黨的歷史上關於黨的建設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光輝文獻。

《綱領》共十五條，規定了黨的名稱、性質和綱領，提出了黨的最終奮斗目標。《綱領》宣布「我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規定了黨的綱領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採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私有制，沒收一切生產資料，如機器、土地、廠房、半成品等，歸社會所有；聯合第三國際」。《綱領》也對黨的組織章程、黨的組織原則、組織機構和發展黨員作了明確的規定。（這個綱領現僅有第三國際保存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俄文版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保存的C·M·維爾巴編的陳公博《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附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英文版。兩種外文本均缺第十一條。兩個版本由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成中文。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輯的《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二冊第197至199頁收錄了這兩個版本的譯文）

二大黨章

1922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 。這部章程是中國共產黨第一部比較完整的章程，共六章，二十九條。章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綱領，即黨的最低綱領；第一次詳盡地規定了黨員條件和入黨手續，對黨的組織原則、組織機構、黨的紀律和制度，也都作了具體的規定。（全文收錄於《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二冊第508至510頁）

三大修正黨章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章程共六章，三十條。它和二大通過的黨章相比較，基本是二大黨章原來的結構的內容，只是個別條文的改動。如在關於黨員入黨手續方面，第一次規定了新黨員候補期（勞動者三個月，非勞動者六個月）。黨章還分別規定了候補黨員和正式黨員的權利和義務。（全文收錄於《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二冊第535至537頁）

四大修正黨章

1925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章程規定，「凡有黨員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將黨的支部規定為黨的基層單位。並規定從四大開始對中央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改稱為「總書記」；地方各級黨的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長職務，改稱為「書記」。（全文收錄於《中共黨史參考資料》）

五大修正黨章

1927年4月至5月中共在武漢召開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沒有專門討論修改黨章的問題，在五大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中，「認定必須改正並補充舊時的黨章」。五大閉幕後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6月1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議決案》。這個修正議決案共有十二章，八十五條，對四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作了許多新的補充和修正，特別是在黨的組織系統方面，作出了遠較前四個黨章詳盡系統的規定。其中，第一次明確規定「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這是在我們黨的根本法規上，第一次出現民主集中制的提法。同時，第一次規定入黨者的年齡必須在18歲以上。第一次把黨與青年團的關系列入黨章，並規定「青年團中央，應派代表出席黨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各級團部亦應派代表參加各級黨部機關之常務委員會議，此等團部之出席代表應有表決權。」修正章程在「黨的中央機關」一章中，明文規定中央委員會除選舉正式中央委員一人為總書記外，還要選舉「中央正式委員若幹人組織中央政治局指導全國一切政治工作」，體現了加強集體領導的精神。（全文載於《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四冊第415至421頁）

六大黨章

1928年6月至7月在蘇聯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章》。黨章共十五章，五十三條。六大黨章基本保持了五大黨章的基本內容，在結構上作了一些調整。六大黨章較以前幾部黨章，更加突出地強調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在第一章規定「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在第二章規定「凡承認共產國際和本黨黨綱及黨章，加入黨的組織之一，在其中積極工作，服從共產國際和本黨一切決議案且經常繳納黨費者，均得為本黨黨員」，這是按照列寧建黨思想對黨員資格作了更為完整的表述。在關於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方面，規定黨員及地方組織要無條件地執行「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或本黨代表大會，或黨內指導機關所提出的某種決議」，並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要「得共產國際同意後召集之」。（全文載於《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四冊第348至354頁）

七大黨章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章》，是我黨獨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黨章。七大黨章共有十一章七十條。它的主要特點是：第一，在黨章發展史上第一次增加了黨章的總綱部分。總綱是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和組織綱領，是黨章的前提和總則，是每一個黨員「一切活動的准則」。總綱總結了黨成立二十四年來的斗爭經驗，以簡潔的文字闡明了黨的性質與理論，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任務和特點，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基本方針和必須具備的條件。第二，確定了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第三，特別強調了黨的群眾路線。第四，更加完善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對擴大黨內民主和實行集中統一領導作了詳細的規定。（全文載於《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九冊第569至577頁）

八大黨章

1956年9月26日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制定的第一部黨章。新黨章根據執政黨的特點，提出了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總綱規定：「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盡可能迅速地實現國家工業化，有系統、有步驟地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使中國具有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黨章對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則作出了許多新規定。針對黨處於執政黨地位的情況，強調「必須不斷地發揚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的傳統」。此外，八大黨章對黨的組織機構也作了一些新的規定。如中央委員會除選舉中央政治局以外，還選舉中央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黨的監察委員會增加了要積極檢查黨員遵守黨的章程、黨的紀律、共產主義道德和國家法規、法令的狀況；明確共產主義青年團是黨的助手，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等。八大黨章還首次把「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寫進黨章。（全文載於1956年9月27日《人民日報》）

九大黨章

1969年4月14日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體現了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方針。九大黨章背離了八大黨章的正確綱領，在黨章中肯定了根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總綱里充滿了個人崇拜的錯誤。特別是把林彪作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列入黨章，這在黨章的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九大黨章否定了八大已經明確的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和黨領導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任務；在黨員條件上，取消了黨員權利和入黨預備期，把八大黨章規定的黨員十條義務改變為「活學活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等五項接班人的條件。在組織原則上，取消了八大黨章中關於發揚黨內民主，加強黨的集體領導，發揮下級組織的積極性、創造性等條文，並取消了五大以來設立的黨的監察委員會。（全文載於1969年4月29日《人民日報》）

十大黨章

1973年8月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繼續了九大的「左」的錯誤，沿襲了九大黨章的總綱和條文，只作了個別的修改和補充。由於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敗露，十大黨章刪去了九大黨章中有關林彪為接班人的內容。十大黨章繼續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並且強調「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全文載於1973年9月2日《人民日報》）

十一大黨章

1977年8月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十年內亂以後的第一部黨章。它恢復了八大關於把中國建設成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提法。在內容上與九大、十大黨章比較作了較多的修改。譬如：在總綱及有關條款中增寫了關於民主集中制的內容；在黨的中央委員會，地方縣和縣以上、軍隊團和團以上各級黨的委員會，都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提出黨要認真執行「任人唯賢」的幹部政策等等。但是，由於十一大仍然肯定十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正確的，十一大黨章沒能清除「左」傾錯誤的影響，繼續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這些錯誤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得到徹底的糾正。（全文載於1977年8月24日《人民日報》）

十二大黨章

1982年9月6日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這部黨章吸取了歷屆黨章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是在七大、八大黨章的基礎上發展、提高而寫成的，也是吸取了九大、十大黨章的教訓並徹底清除了十一大黨章中存在的「左」的錯誤而寫成的。十二大黨章的重要特點是：第一，有一個比八大黨章更為充實完整的總綱，總綱對黨的性質和黨的指導思想，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對中國現階段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和黨的總任務，對加強黨的建設基本要求，對黨在國家生活中如何正確發揮作用，都作了馬克思主義的規定。對毛澤東思想，新黨章在十一屆二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基礎上，作了比七大更科學的表述。第二，新黨章對全體黨員、黨的幹部提出比過去歷次黨章更加嚴格的要求。黨章規定，共產黨員必須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要求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黨的幹部「是人民的公僕」等。第三，對黨的民主集中製作了比較充分、比較具體的規定。而且吸取了歷史教訓，明確規定「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凡屬重大問題都要由黨的委員會民主討論，作出決定」。「不允許任何領導人實行個人專斷和把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第四，新黨章對黨的中央和地方組織體製作了重要的改變和新的規定，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還要選舉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還規定黨中央只設總書記，不再設主席和副主席，「總書記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產生。」第五，對加強和改善執政黨的領導也作了一系列具體的規定。另外，十二大新黨章首次將入黨誓詞載入黨章。（全文載於1982年9月9日《人民日報》）

十三大修正黨章

1987年11月1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中國共產黨黨章部分條文修正案〉的決議》，對十二大通過的黨章部分條文的內容作了修正。修改部分涉及到十二大黨章的十個條款，即第十一、十六、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三十三、四十三、四十六、四十八條。

十四大黨章

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共有十章，五十條。新黨章是對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的進一步修正，突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並將其貫穿黨章全文。新黨章在總綱部分，增加了關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史進程的表述，闡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史是我們黨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並不斷前進的歷史。把這一段歷史寫入黨章，反映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新黨章把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在這個理論指導下制定的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及一系列方針載入黨章，並對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提出了切合實際的新要求。根據中央顧問委員會向黨的十四大提出的建議，從十四大起，不再設立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和省、自治區、直轄市顧問委員會。鑒此，黨章刪去有關顧問委員會的條文。（全文載於1992年10月22日《人民日報》。）

十五大修正黨章

1997年9月18日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這次修改黨章集中在一個重大問題上，即在黨章中明確規定，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黨章總綱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黨章總綱在原來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論述和關於毛澤東思想的論述之後，對原來有關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內容加以調整補充，形成了關於鄧小平理論的論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現全黨工作中心向經濟建設的轉移，實行改革開放，開辟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逐步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線、方針、政策，闡明了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創立了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引導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前進。」修正後的黨章對第三條第一款、第三十一條第二款、第三十四條第一款的文字作了相應的調整，規定黨員和黨的幹部要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全文載於1997年9月23日《新華每日電訊》。）

十六大修正黨章

2002年11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 。這次黨章修改工作，突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新形勢下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的指導作用，堅持了與時俱進和改革創新的精神，在保持黨章整體框架不變的前提下，對一些內容作了適當修改或補充完善。十六大對黨章作了幾項重要修改，第一、黨章總綱部分，增加了關於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歷史進程的表述，闡述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歷史地位和重要作用。第二、對黨的性質作了進一步闡述。第三、結合中國實際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表述作了新的概括。第四、總綱中對我國新世紀新階段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和指導原則增加了新內容。第五、對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提出了新要求。第六、對黨員隊伍和幹部隊伍建設提出了新要求。第七、對黨的基層組織的有關規定作了補充和修改。第八、對黨的紀律檢查機關的職責和任務作了補充規定。第九、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性質作了進一步的表述。第十、增寫了黨徽黨旗一章，作為第十一章。 中共十六大秘書處負責人就十六大通過的黨章修正案答新華社記者問

4. 中國共產黨的成長歷程

一、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1．建黨和大革命時期
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
創始人：毛澤東，董必武，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陳潭秋，何叔衡，張國濤，劉仁靜，周佛海，陳公博，包惠僧，馬林。
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鄧中夏，羅章龍

（1）中共一大（1921年7月23日，上海），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
（2）1926年至1927年，中共與國民黨合作進行北伐，基本上推翻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
（3）北伐戰爭中，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為主的葉挺獨立團屢立戰功。
2．土地革命時期
（1）1927年8月1日，周恩來等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
（2）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工農革命軍發動秋收起義，起義失敗後，毛澤東放棄進攻城市,轉而向敵人力量薄的農村進軍，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3）1928年4月，井岡山會師，建立了中國革命第一支堅強隊伍——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
（4）1934年10月，由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工農紅軍被迫進行長征。長征途中召開了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會師，長征勝利結束。
（5）知道南昌起義，講述朱德和毛澤東井岡山會師的故事，了解中國共產黨創建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意義。
（6）講述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故事，體會紅軍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認識中國革命歷程的艱難曲折。
補充：紅軍長征路線圖：1934年10月從中央革命根據地出發－突破湘江四道封鎖線－渡烏江－占遵義－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撟－爬雪山－過草地－1935年10月到到達陝北吳起鎮－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標志長征勝利結束。
3．抗日戰爭時期
（1）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標志著十年內戰基本結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2）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國共兩黨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領導全民族抗戰，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
（3）1937年9月，八路軍取得平型關大捷，這是中國抗戰以來第一次大捷。
（4）1940年8月，八路軍在彭德懷的指揮下，進行百團大戰。這是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主動出擊日軍的最大規模的戰役。
（5）中共七大，為爭取抗戰勝利和實現中國光明前途准備了條件。
4．解放戰爭時期
（1）重慶談判：蔣介石陰謀發動內戰；中共努力爭取和平；達成和平建國的「雙十協定」。
（2）1947年3月，彭德懷、賀龍率領西北人民解放軍，粉碎了國民黨對陝甘寧解放區的重點進攻。
（3）1947年夏，劉伯承、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解放軍主力，挺進大別山，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
（4）1948年9月——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通過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三大戰役，基本上消滅了國民黨的主力部隊。
（5）1949年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渡江作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垮台。
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
1．新中國的成立和鞏固
（1）1949年9月召開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新中國的成立做了充分的准
（2）1949年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標志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3）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至此祖國大陸獲得統一。
（4）1950年10月－1953年7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軍民並肩作戰，取得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
（5）1950年－1952年底，進行土地改革，廢除封建剝削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徹底摧毀了我國存在兩千多年的封建剝削土地制度。
2．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
（1）1953年－1956年，我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改變我國了工業落後的面貌，向社會主義工業化邁進。
（2）1954年，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3）1953年－1956年，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從此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1．社會主義探索時期
（1）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是我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2）1958年，由於建設社會主義缺乏經驗，黨中央錯誤的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我國經濟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
（3）在社會主義探索過程中，「鐵人」王進喜、「兩彈元勛」鄧稼先、「黨的好乾部」焦裕祿成為全國人民的楷模。
（4）1966－1976年，由於毛澤東對階級斗爭的形勢估計過於嚴重，錯誤的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遭受到巨大損失。
2．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偉大的轉折，從此，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
（2）對內改革：從1978年開始我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1985年開始，我國城市改革全面展開，重點是國有企業改革。
（3）對外開放：1980年，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經濟特區，逐步形成了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
（4）中共「十二大」，，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5）中共「十三大」，正確分析國情，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並制定了黨在初級階級的基本路線。
（6）1992鄧小平發表南方視察講話，強調黨的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特區姓社不姓資。發展才是硬道理。進一步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產生了深遠影響。
（7）中共「十四大」，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黨的指導地位，還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8）中共「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3、新中國農業政策的四次調整。
(1)1950年到1952年底的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為農業生產發展開辟了道路。
(2)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把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由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並實行集體經營，結果進一步提高了農業生產力。
(3)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提高公有化程度，擴大公有化規模，結果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4)1978年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堅持了土地公有制，改變經營管理方式，實行分戶經營，自負盈虧。結果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專題感悟：
1、 中國共產黨擔負了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使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新中國。
2、中國共產黨能夠根據不同的歷史條件，調整自己的指導思想，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偉大的黨，正確的黨。我們要好好學習，擁護黨的領導，立志做一名共產黨員。

5. 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與建設歷程

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與建設歷程：

一、黨的一大：中國共產黨誕生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二、黨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2年在上海召開。

1922年，中共二大，正確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現階段的革命綱領即最低綱領是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二大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

三、黨的三大：大革命洪流中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3年，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

1923年，黨的三大召開，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思想、組織上的獨立性。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義，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四、黨的四大：大革命洪流中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5年四大召開，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

四大的缺點和不足是：雖然提出了領導權的問題，但對於如何爭取領導權，缺乏具體明確的方針，只講對群眾運動的領導權，而完全忽視了對政權和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提出了農民是革命同盟軍的問題，但沒有提出土地革命這一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思想。

五、黨的五大：大革命洪流中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7年五大召開，大會雖然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對爭奪革命領導權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如改造武漢國民黨、改造武漢國民政府、組織和擴大黨對革命武裝的領導等問題，均未做出切合實際的回答。

大會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實質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認識。五大實際上並未解決挽救時局的問題。

六、黨的六大：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8年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對後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但這次會議也存在著缺點，即對中間階級的作用、反動勢力內部的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特別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仍舊把城市工作放在全黨工作的中心，這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消極的影響。

七、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1931年，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召開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

1945年七大在延安召開，大會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七大做出的歷史性貢獻。大會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

八、黨的八大：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1948年遼沈戰役是解放戰爭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戰略決戰的第一個戰役。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後，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1956年八大召開，大會正確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指出：由於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黨和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八大是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九、黨的九大：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會

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開的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同志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鄭重地向全國人民提出四個現代化的任務

1969年九大召開，九大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使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十、黨的十大：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會

1973年黨的十大召開，繼續了九大的「左」傾的錯誤。

十一、黨的十一大：文化大革命中後的首次大會

1974 年，中國趕走南越侵略軍，收復西沙群島。

1975 年的全面整頓工作由鄧小平主持進行。

1977年黨的十一大召開，雖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但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將黨和國家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從而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十二、黨的十二大：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實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

1982年十二大召開，鄧小平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嶄新命題。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十三、黨的十三大：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1987年十三大召開，十三大第一次系統地闡明了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大會還制定了到21世紀中葉經濟發展分三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並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

1988年9月，鄧小平同志根據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和現狀，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特點和現狀告訴我們，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向生產力諸要素全面滲透，同它們融合。

十四、黨的十四大：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後，為黨的十四大召開作了充分的理論准備，1992年10月十四大召開，這次大會作出了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

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二是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

十五、黨的十五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把鄧小平理論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起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大會指出，中國共產黨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

十六、黨的十六大：與時俱進的大會

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這次大會是我們黨新世紀乘勝前進，規劃制定新世紀中國發展重大戰略的會議，也是與時俱進，為指導思想增添理論新成果的代表大會，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把「三個代表」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並實現了我們黨承前啟後，完成整體性新老交替的任務。

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

十七、黨的十七大：科學發展，共建和諧的大會

20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黨的十七大的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爭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十八、黨的十八大：中共十八大將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總結過去5年的工作和黨的十六大以來的實踐，回顧總結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和寶貴經驗。

全面審視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發展大勢，全面把握我國發展新要求和人民群眾新期待，科學制定適應時代要求和人民願望的行動綱領和大政方針，對全面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戰略部署，進一步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繼續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繼續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

(5)黨員幹部的發展歷史擴展閱讀：

中國共產黨發展歷程，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簡稱。

中國共產黨發展歷程是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7月1日成立以來整個發展過程的全部歷史。主要包括中國共產黨歷次代表大會的情況、黨章的不斷完善過程、黨在各個不同時期的組織建設和發展狀況、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發展歷程和全部史實的記載。

根據《中國共產黨簡史》2001年版本資料簡介，中共建黨90多年來共經歷了如下十個主要階段：

一、大革命階段 ；

二、土地革命階段 ；

三、抗戰階段 ；

四、民主革命階段；

五、新民主主義階段；

六、社會主義建設階段 ；

七、文化大革命階段；

八、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社會主義發展新時期；

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階段 ；

十、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階段。

6. 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歷史是什麼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參加者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陳獨秀任書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實際上成為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起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重要作用。

1920年10月，由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3人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李大釗為負責人。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張太雷等先後加入，成員大多為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骨幹。

1920年秋，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開會議，正式成立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推選包惠僧為書記。

1920年秋，施存統、周佛海等在日本東京建立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施存統為負責人。

1920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以新民學會骨幹為核心秘密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春，在與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共產黨」分道揚鑣後，陳獨秀等重新組建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有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陳獨秀、譚平山先後任書記。

1921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在法國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學生中先進分子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張申府為負責人。

這些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名稱不一，有的叫「共產黨」，有的叫「共產黨支部」或「共產黨小組」，它們的性質相同，都是組成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後來被通稱為「共產主義小組」。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有組織、有計劃地擴大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發起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工人刊物，開辦工人學校，領導工人成立工會，開展工人運動，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工人運動的結合。這樣，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就基本具備了。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國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中國的社會結構由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人民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進行了英勇不屈的斗爭，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和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繼失敗了。歷史證明，中國的農民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由於他們的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都不能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

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和現代工業的發展，中國產生了無產階級，而且在不斷發展壯大，到1919年產業工人已經發展到200萬人左右。無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階級基礎。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中國的先進分子找到了救國救民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准備。

1920年初，李大釗、陳獨秀等開始了建黨的探索和醞釀。4月，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派維經斯基等一行來華，了解中國情況，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他們先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後由李大釗介紹到上海會見陳獨秀，共同商談討論了建黨問題，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從5月開始，陳獨秀邀約李漢俊、李達、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談建黨的問題。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10月，李大釗在北京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接著，在湖南、湖北、山東、廣東等地相繼建立了黨的早期組織，同時在法國和日本也由留學生中的先進分子組成了黨的早期組織。這些組織當時叫法不一，有的叫共產黨，有的則稱共產黨小組或支部，由於它們性質相同，因此，後來統稱它們為各地共產主義小組。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以後，開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動。為了廣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建黨思想，1920年9月，上海發起組把《新青年》雜志（從八卷一號開始）改為黨的公開刊物；同年11月，又創辦了《共產黨》月刊，在全國主要城市秘密發行，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黨刊。新青年出版社還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以及多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小冊子。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又創辦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勞動界》，北京有《勞動音》和《工人月刊》，濟南有《濟南勞動月刊》，廣州有《勞動者》等，對工人進行階級意識的啟蒙教育。在此基礎上，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積極深入工人群眾，舉辦工人夜校，建立工會組織。各地還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發展了一批團員，青年團成為黨的有力助手和後備軍。

1921年3月，在俄共遠東局和共產國際的建議和支持下，召開了各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會議，發表了關於黨的宗旨和原則的宣言，並制定了臨時性的綱領，確立了黨的工作機構和工作計劃，表明了黨組織對社會主義青年團、工會、行會、文化教育團體和軍隊的態度。這次會議為黨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備。維經斯基回國不久，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等到上海。他們建議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黨的發起組在李達的主持下進行了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並向各地黨的組織寫信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選派兩名代表出席大會。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達上海。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綱領規定：黨的名稱是「中國共產黨」；黨的性質是無產階級政黨；黨的奮斗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廢除資本所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黨的基本任務是從事工人運動的各項活動，加強對工會和工人運動的研究與領導。大會選舉產生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李達負責宣傳。

黨的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誕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產主義為目的、以馬列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給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一個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為之一新了。

由於黨的「一大」召開於7月，而在戰爭年代檔案資料難尋，具體開幕日期無法查證，因此，1941年6月在黨成立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發文正式規定，7月1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

黨的一大開幕日期到20世紀70年代末才由黨史工作者考證清楚，根據新發現的史料和考證成果，確定一大的召開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7. 黨的發展歷程概述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中國的先進分子找到了救國救民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准備。1920年初，李大釗、陳獨秀等開始了建黨的探索和醞釀。

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參加者有陳獨秀、李達等，陳獨秀任書記。

1920年10月，李大釗等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之後各地黨組織如星星之火，發展起來。

1920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推舉的代表共12人，他們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在最後一天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舉行。

大會討論了政治形勢、黨的基本任務、黨的組織原則和組織機構等問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1922年，中共二大，正確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現階段的革命綱領即最低綱領是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1923年，黨的三大召開，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思想、組織上的獨立性。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義，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1925年四大召開，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但對於如何爭取領導權，缺乏具體明確的方針，只講對群眾運動的領導權，而完全忽視了對政權和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提出了農民是革命同盟軍的問題，但沒有提出土地革命這一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思想。

1928年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對後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這次會議也存在著缺點，即對中間階級的作用、反動勢力內部的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特別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仍舊把城市工作放在全黨工作的中心，這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消極的影響。

1931年，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召開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

1934年，中央紅軍進行長征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

1935年長征過程中，遵義會議選舉了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938年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也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1942 年延安整風運動的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1945年七大在延安召開，大會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七大做出的歷史性貢獻。大會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

1949年，10月1日，人民領袖毛澤東庄嚴宣布：「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自此，中國共產黨與他們同全國人民建立起來的新中國開始

8. 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

從五四運動到「南湖會議」（黨的創立時期 1919.5.——1921.7.）

近代中國社會的演變和「救亡圖存」斗爭的屢遭失敗，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社會基礎；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和政治上的覺醒，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階級基礎；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馬克思主義的傳人，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思想基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幹部基礎。在各種條件具備後，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就成為了歷史的必然。

2、從第一次國共合作到「七.一五分共」（國民革命時期 1921.7.——1927.7）

1924年的第一次國共合作鞏固了廣東革命根據地，推動了北伐戰爭的順利進軍，但由於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右派的妥協退讓，放棄了對同一戰線和武裝斗爭的領導權，致使國民黨右派勢力得逞，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國民革命失敗。

3、從挺進井岡山到「七七事變」（土地革命時期 1927.7.——1937.7.）

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實現了兩次生死攸關的大轉折：第一次是從國民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中國共產黨在失敗中總結教訓，成功的找到了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第二次是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遵義會議的召開，停止了「左傾」路線在黨內的統治，重新確定了毛澤東同志在黨的領導地位，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4、第二次國共合作到抗日勝利（抗日戰爭時期 1937.7.——1945.8.）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了「蘆溝橋事變」，點燃了全面侵華的戰火。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情地推動和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並歷經八年艱苦抗戰，打敗了強大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5、從重慶談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解放戰爭時期 1945.8.——1949.10.）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不顧全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的反對，在美國的支持下發動了全面內戰。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和各民族黨派的支持下，最終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建立了新中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6、從爭取國民經濟恢復到「三大改造」完成（向社會主義過度時期 1949.10.——1956.12.）

1949年到1952年，面對滿目倡痍、白廢待興、茅盾重重的困難局面，中國共產黨遵循「不要四面出擊」的方針，成功地用三年時間實現了國民經濟的根本好轉。從1952年開始，又展開並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

7、從「大躍進」到「八字方針」制定（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時期 1957.——1965.）

從1957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全面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在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下，也出現了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經濟建設中的「左傾錯誤」。

8、從批「海瑞罷官」到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時期 1966.——1976.3）

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指導下，加之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壞，出現了「文化大革命」這樣歷時十年的全局性內亂，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遭受了嚴重挫折和損失。

9、從「兩年徘徊」到十一屆六中全會（撥亂反正時期 1976.——1981.）

1977年粉碎「四人幫」後，由於黨的主要領導人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使社會主義建設處於徘徊不前的局面，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線，並開始了全面的撥亂反正工作，到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的制定並通過，標志著撥亂反正工作的勝利完成，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實現了第三次轉折。

10、從黨的十二大到黨的十六大（改革開放新時期1982.——）

從黨的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國共產黨成功實現了兩代領導班子的順利交接，在對毛澤東思想繼承的基礎上，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兩大理論體系，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

1982年9月12大：提出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四化和高度文明、民主）；

1987年10月13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路線；

1992年10月14大：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1999年15大：明確跨世紀發展的奮斗目標和任務；

2002年11月16大：提出三大任務（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

在十六大的基礎上，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的決定》中明確把構建和諧社會作為黨的目標和加強當的執政能力和建設的五大任務之一，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奮斗目標。

二、歷史經驗的總結

1、有正確的指導思想路線、方針、政策、戰略戰術等

2、理論與實際相聯系，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勇於探索、不斷創新

科學只有植根於適合的土壤中才能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3、信仰堅定、目標如一；不怕犧牲、堅忍不拔只有在崎嶇的小路上敢於登攀的人，才能達到其光輝的頂點。

滴水能夠穿石，不光在於其堅持不懈，而還在於其目標始終如一。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