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是從哪些方面介紹漢字的歷史和文化
可以從漢字的演變發展歷史來介紹漢字的整個歷史過程! 可以從漢字的音,形,義等方面來介紹漢字的文化形成!
㈡ 漢字與中國文化的關系
漢字與中華文化的關系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來分析。就宏觀意義而言,以漢字這種文化事項作為中心項,來探討它與其他文化項的關系。因為漢字是社會創造的,也是具有社會約定性質的符號系統,因此漢字與其他文化項的關系十分密切。就微觀意義而言,要探討漢字這個文化載體與文化內容的關系。這種關系主要看漢字及其系統在哪些方面反映出文化內容的信息。主要有漢字構形的取象中蘊含的文化信息,漢字構形發展中反映出的文化信息,漢字分化孳乳反映出的文化信息,漢字類聚後反映出的文化信息。漢字與文化關系固然密切,但要防止認識上的誤區:一要正確認識漢字構形分析的社會性、系統性帶來的客觀性;二要正確認識微觀漢字對歷史文化解釋的有限性;三要正確認識漢字與漢語的辯證關系,注意區別字的造意和詞的實義。
如果把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早期定為漢字起源的上限,那麼,漢字已經有六千年的發展歷史。即使是從殷商甲骨文算起,漢字也已經不間斷地發展了三千五百多年。它書寫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載負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它具有超越方言分歧的能量,長期承擔著數億人用書面語交流思想的任務;它生發出篆刻、書法等世界第一流的藝術;在當代,它又以多種方式解決了現代化信息處理問題而進入計算機,迎接了高科技的挑戰。漢字是中國文化的基石。
漢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使用而延續至今的表意文字系統。可以說,在包括甲骨文在內的每一層漢字的共時平面上,都已經積淀了非常深厚的漢字本體歷史,以及作為漢字存在背景的社會文化歷史。漢字和中華文化具有互相印證、互相解釋、互相依存的關系——「漢字與中華文化」這一命題,就要通過對這種關系的考察來建立。
01
漢字與中華文化關系的兩重意義
文化問題涉及人類生存的全部,不同時代、不同領域對這一事象關注的角度各不相同,因此,西方的culture(文化)原義有多種解釋,定義極不統一。據有人統計,在不同的學科領域、出於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角度,對「文化」的定義約有一百多種。較早的文化定義均屬於廣義的定義,它是來源於人類文化學、文化哲學領域的定義,是以人類與非人類的分野作為立論依據的。德國法學家S·普芬多夫在17世紀第一個把culture作為「文化」正式的術語來使用,他在《自然法與萬民法》一書中定義說:「文化是社會的人的活動所創造的東西和有賴於人和社會生活而存在的東西的總和。它是不斷向前發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會生活的物質要素和精神要素的統一」。根據這個定義,「文化」在西方是指人類所創造的全部的文明,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中國典籍中,「文」與「化」很早就已合成——《說苑·指武》:「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我們把「文」與「化」意義的內涵合成後,可以看出早期的「文化」含義。中國經典的「文化」是指人的後天修養與精神、物質的創造。修養屬改造主觀世界的范疇,創造屬改造客觀世界的范疇。基於漢語「文化」概念的傳統解釋,學術界經常把它與英語的culture對譯。實際上,不經culture轉譯的中國傳統的「文化」概念所具有的後天創造演化觀念和人文精神,更適合於今天常說的文化內涵。不論是西方的culture,還是中國古代的「文化」,都是廣義的文化,這個廣義的概念有三個要點:(1)廣義文化是與人類、與人類的創造活動相聯系的,是以人為中心的概念;(2)廣義文化是一個歷史概念,它涵蓋人類歷史的全過程,是一個傳承發展的綜合概念;(3)廣義文化的外延涵蓋物質創造和精神創造的全部。
狹義的文化專指人類的精神創造,它著重人的心態部分。其實,人類文化很難將物質創造與精神創造截然分開。一切以物質形式存在的創造物,都凝聚著創造者的觀念、智慧、意志這些屬於精神的因素。我們設置狹義文化概念的目的,是要排除純粹的物化自然世界,把我們的眼光,集中到以人為中心的世界,來觀察人類自身。狹義的文化又稱人文文化,是某一社會集體(民族或階層)在長期歷史發展中經傳承累積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體現在創造物上的總體體系。這個狹義的概念也有三個要點:(1)狹義文化不但以人為中心,而且以人的精神活動為中心,即使觀察物化世界,也是以其中的人文精神為內核的;(2)狹義文化關注的不是個別人的精神活動,而是經歷史傳承累積凝聚的共有的、成體系的人文精神;(3)狹義文化關注的不僅是全人類的普遍共性,而且更注重不同民族、階層、集團人文精神的特點。所以,狹義文化的定義適用於人類文化、民族文化、國別文化等較為具體的研究范圍。
根據前面的定義,「漢字與中華文化」這個命題也要從兩個層次來闡釋:
第一方面,根據廣義文化的定義,漢字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事項。所以,「漢字與中華文化」這個命題,實際上屬於文化項之間的相互關系,具體說,它是指漢字這種文化項與其他文化項之間的關系。文化項之間的關系是相互的、呈立體網路狀的,在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時,一般應確定一個核心項,而把與之發生關系的其他文化項看作是核心項的環境;也就是說,應把核心項置於其他文化所組成的巨系統之中心,來探討它在這個巨系統中的生存關系。如此說來,「漢字與文化」這個命題,就是以漢字這種文化事項作為中心項,來探討它與其他文化項的關系。中心項與其他文化項的關系,是有近有遠的,漢字作為人類發明的、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與政治、教育的關系是最密切的,與其他文化項的關系遠近不等,直接與間接不一,這是廣義的漢字與文化關系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
第二方面,漢字作為記錄漢語的表意文字系統,在構造個體字元和創建字元系統的時候,要把漢語詞彙的意義轉化為可視性的符號。由於語言意義與歷史文化的不可分割性,漢字在記錄了漢語的意義同時,必然要負載中華歷史文化的相關內容,表述種種文化現象,成為文化的載體;從這個意義上說,揭示漢字與文化的關系,就是要探討漢字這個文化載體與文化內容的關系。
我們這里先談第二方面的內容——也就是漢字與狹義文化的關系,根據反映論的原則,這種關系主要是看漢字元號及其系統在哪些方面反映出文化內容的信息。在文化內容中,有一部分屬世界共通性,還有一部分屬民族特異性。要探討漢字與文化的關系,民族特異性這部分,應當比世界共通性這部分更有價值。因為,具有民族特異性的文化,總是受到特殊的自然與社會環境、民族生活和民族習慣、民族心理的影響,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逐步形成的。從漢字來觀察中華文化,是一個非常新穎的角度。通過典籍的記載和考古的發現來了解中華文化,看到的常常是政治經濟和觀念制度的大問題,而漢字的形體構造中存儲的文化信息,常常深入到一些瑣細而具體的細節,是對歷史文化宏觀問題的印證和補充。所以,我們可以說,典籍與考古是通向古代歷史文化的一座座大橋,而漢字則是通向歷史文化的一葉葉小舟。很多偏遠的微小地帶,乘坐小舟比渡過大橋更為方便。
㈢ 漢字的悠久歷史
漢字的來歷
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漢字體系正式形成於中原地區
王蘊智認為,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元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於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見到的殷商文字資料來說,文字載體的門類已經很多。當時的文字除了用毛筆書寫在簡冊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寫在龜甲獸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鑄在青銅器上。商代文字資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銅禮器為主要載體,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時期所反映出來的商代文字不僅表現在字的數量多,材料豐富,還突出地表現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結體特徵可分為四大類:取人體和人的某一部分形體特徵為構字的基礎;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取禽獸和家畜類形象為構字的基礎;取自然物象為構字的基礎。從構形的文化內涵上來考察,這些成熟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對象與當初先民們的社會生活相當貼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的特徵。同時,這些字形所描寫的內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個層面,因而還具有構形來源廣泛性的特徵。
㈣ 漢字的歷史與文化(簡介)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專畫」、「書契」等,古書上還屬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文字最早成熟於商代。 商代文字資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銅禮器為主要載體,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結體特徵可分為四大類:取人體和人的某一部分形體特徵為構字的基礎;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取禽獸和家畜類形象為構字的基礎;取自然物象為構字的基礎。
漢字的演變經歷了幾千年的漫長歷程,經歷了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楷書等階段,至今仍未完全定型。
㈤ 漢字與中國文化的關系
漢字與中國文化的關系:
對於大多數民族來說,她們的獨特的語言與文字是她們的文化的基石。尤其是使用人數最多,延續傳統最久,語音語詞語法文字最為獨特的漢語漢字更是我們的命脈,我們的靈魂,我們的根基。漢語屬於詞根語,漢藏語系。我的小說《夜的眼》譯成了英、德、俄等印歐語系許多文字。
中華傳統典籍注重最根本的概念,多半也是字本位的:如哲學里的天、地、乾、坤、有、無、陰、陽、道、理、器、一、元、真、否、泰……倫理里的仁、義、德、道、禮、和、合、誠、信、廉、恥、勇……戲曲主題則講忠、孝、節、義,讀詩(經)則講興、觀、群、怨。
許多從外語譯過來的名詞都被華人望文生義地做了中國化的理解,中文化常常成為中國化的第一步。這產生了許多誤讀、麻煩,也帶來許多創造和機遇,豐富了人類語言與思想。
這里起作用的是華文的字本位的整體主義、本質主義、概念崇拜與推演法(如從真心誠意推演到治國平天下),與西方的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理性主義和神本或者人本主義大相徑庭。
(5)漢字與歷史文化擴展閱讀:
正確處理漢字與中國文化的關系:
漢字文化畢竟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文化,是面向世界的開放的與面向未來的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說我們的文化要有自己的傳統,自己的立足點自己的性格。
同時,只有開放的面向世界的經得起歐風美雨的與時俱進的中華文化,才是有活力的民族的,而不是博物館里的木乃伊。聰明的做法不是把全球化與民族化地域化對立起來,而是結合起來。
應該增強對於中華文化漢字文化的自信,以海納百川、開闊明朗的心態對待文化的開放與交流,而決不是鼠目寸光,抱殘守缺。
㈥ 寫一篇關於漢字與歷史文化的論文
論朝鮮文化與儒學的關聯
摘要:中朝兩國文化源遠流長,儒學傳入朝鮮後,對朝鮮的政治統治、思想觀念、教育制度等方面產生了深遠
的影響,而朝鮮立足本國國情,從多角度、多側面與儒學發生了融合,並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鮮儒學。
關鍵詞:朝鮮文化;儒學;關聯
一、儒學何時傳入朝鮮釐正
春秋末期,中國處於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
時期。孔子以「治世」、「行道」為己任,總結歷史經
驗,創立了儒學。儒學歷經封建統治階級及其思想
家們的不斷加工改造,作為中國傳統思想的主幹,深
刻影響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著名歷史學家楊昭
全認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創立,至清末,歷數千年
之儒學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歷史階段,即春
秋末期至隋唐時的儒學、宋元時期的理學和明清時
的實學」。[1]本文主要探討儒學發展的第一個歷史階
段對於朝鮮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影響。
儒學產生和發展以後,不僅在中國產生了深遠
影響,而且還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東方國家,與
這些國家的傳統思想相結合,成為該國思想文化的
有機組成部分。特別是在朝鮮和日本,儒學思想成
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東亞儒學文化
圈」。據史料記載,儒學最先傳入的國家是朝鮮。古
代朝鮮地處亞洲東部,與我國山水相連,由於地理上
的這種原因,中朝兩國很快就開始相互往來,思想文
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學傳入朝鮮後,經過朝鮮學
者的理解消化,儒學已深深融進朝鮮的傳統文化中,
影響了朝鮮的社會發展,並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
色的朝鮮儒學。
對於儒學傳入朝鮮的時間,中外學者觀點不一。
主要觀點有:商末箕子東走朝鮮時引入;由戰國燕與
秦末中國移民引入;漢初,衛滿率眾避難至朝鮮時傳
入;漢四郡建立時引入;朝鮮百濟、新羅時期傳入。
而筆者較認同楊昭全學者的觀點:儒學傳入朝鮮以
漢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元封三年)為
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漢武帝建元六年),漢武
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後儒學開始成為全國占
統治地位的獨尊思想,為其對外傳播創造了前提條
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元封三年),西漢滅
衛滿朝鮮,並於其地設立樂浪、臨屯、真番郡,翌年復
設玄菟郡,即漢四郡。漢四郡設置後,封衛滿朝鮮原
官員為侯。漢武帝在衛滿朝鮮故地封五侯,立四郡,
標志著體現儒學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進入朝鮮。其
三,在漢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
體現儒家思想的中華文物隨處可見。因此,在漢四
郡建立起的體現儒家思想的政治、禮儀制度,標志著
儒學已傳入朝鮮。
二、儒學朝鮮化的系統性
由於儒學符合百濟、新羅和高麗王廷的利益,又
符合朝鮮封建社會的發展需要,致使百濟、新羅和高
麗封建王朝對儒學採取了積極、主動的態度,在發展
中儒學逐漸對百濟、新羅和高麗的統治理念、道德秩
序、教育制度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朝鮮理念體系的構建
中國漢代董仲舒的天命論標志著儒學的進一步
發展,其學說的最高范疇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
主宰,萬物非天不生,同時又是最高的神靈。「天者,
百神之大君也。」[2]他認為宇宙萬物皆天之產物,人
類社會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貫通天地人,是上
天在人世間之代表,具有絕對的權威。他的這一理
論論證了封建專制的合理性,君王統治地位乃天之
意志,即君權神授論。儒學這種君權神授和秉承天
意治國的理論自然符合朝鮮歷代國王的需要,因此
成為維持與鞏固其封建統治的護身符。而宣揚其統
治地位乃天之意志與安排,其治國治民秉承天之意
志,實質是藉助天界之權威強化人間之權威。這就
致使朝鮮歷代國王與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權神授。
再者,朝鮮歷朝統治者提出以德治國。所謂「道」,即
儒學,意即用儒學治理國家,以道德治理國家,即德
治。同時,《書經》指出,要以德治與武功結合並重來
治理國家。高句麗太祖東明王將自己一生的政治經
驗概括為「以道與治」,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
此後,高句麗歷代國王都把它作為重要的社會政治
理念,並努力加以實施。
孔子創立的仁學體系的核心內容就是仁者愛
人。從對人的關懷出發,孔子反對統治者執政之窮
奢極欲,要求他們貫徹仁愛原則,關心百姓生活,使
其安居樂業。朝鮮歷代王朝也將「仁」,即「愛民」作
為重要的社會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羅統一半
島後,新羅文武王為此頒令減輕百姓負擔。公元
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問浮屠義相。對曰『雖
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則福業長。苟為不然,雖勞人作
城,亦無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從而減免了百
姓的徭役。
(二)朝鮮道德秩序的完善
「三綱五常」是儒學提倡的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規
范。朝鮮歷代王朝的國王都利用儒學的倫理理論來
維護和鞏固其統治地位,完善國家的道德秩序。朝
鮮固有「子孝於父」的孝道思想,與儒學倫理理論相
結合,進而提出了子女對父母盡孝是天經地義的事,
將孝道提高到人倫的最高原則。這就使得孝道深入
民間,成為人們事親的行為規范。《三國遺事》中記
載的「貧女養母」、「孫順埋兒」就是很明顯的事例。
另外,儒學三綱中的「夫為妻綱」實是男尊女卑,朝鮮
歷代深受其影響。高句麗著名實學家金富軾就曾強
烈地抨擊過新羅曾有的善德、真德兩位女國王。他
曾寫到,「新羅扶起女子,處之王閏,誠亂世之事,國
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羅憲安王五
年)新羅國王憲安王病危時,曾囑其臣下說:「寡人不
幸,無男子有女。吾邦故事,雖有善德、真德二女主,
然近乎牝雞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雖幼少,有老
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墜祖宗之令緒,則寡人
死且不朽矣」。[5]可見,當時社會男尊女卑的觀念十
分普遍,也十分嚴重。
(三)朝鮮教育體制的確立
儒學對於朝鮮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響也尤為
巨大,也成為朝鮮教育體制確立的影響因素。公元
682年新羅於禮部下屬設置主要講授儒學思想的教
育機構———國學。公元747年,新羅在國學設置諸
業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羅改國學為大學監。
但其後繼位的惠恭王又將大學監恢復為國學:「惠恭
王復故」,[6]把《論語》、《孝經》作為共修之科目,目的
是強調儒學的實踐意義。公元992年,高麗在首都
開京設置國家的最高學府———國子監,招收貴族兩
班子弟學習儒家經典。除朝廷官辦的儒學教育機構
外,高麗還出現了私人興辦的儒學教育機構,推動了
儒學的發展,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學者,其中朝廷重
臣、學術泰斗崔沖被譽為「海東孔子」。此後,高麗歷
代國王都十分重視儒學教育。
公元788年,新羅設立讀書三品科的科舉考試
制度,即從國學之學生中選拔官吏。考試的內容為
儒家典籍。這一制度的設置,充分表明新羅王廷對
精通儒學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時,新羅國王由於
親幸國學,曾多次聽講儒學經典,這一舉動進一步表
明了王廷對儒學思想的重視與渴求,從而更促進了
儒學思想在新羅的傳播與發展。公元958年,高麗
國王光宗採納中國後周人雙冀的建議,「始設科舉。
試以詩、賦、頌及時務策,取進士兼取明經醫卜等
業」,且「大抵其法頗用唐制」。[7]高麗科舉考試的內
容也基本為儒學經典,科舉的實行使學習儒家典籍
成為熱潮。儒學與仕途的結合,使儒學具有了特殊
地位,使其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和發展。同時,唐太
宗還大力擴充國學和太學,這為新羅等國派遣大量
貴族子弟入唐求學創造了條件。新羅派遣王族子弟
入唐宿衛也是來唐學習儒學思想的一個重要途徑。
如金仁問為武烈王的次子,於公元651年奉王命入
唐宿衛。又如金嗣宗為聖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
命入唐獻方物,同時「兼表請子弟入國學」,[8]唐帝應
允。新羅不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衛,還經常派遣貴
族子弟赴唐求學。公元837年新羅在唐求學的學生
為216人,公元840年,新羅自唐回國的學生達105
人。除新羅王廷派出貴族子弟赴唐求學者外,新羅
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學,如崔致遠、崔承
佑、崔承 等皆為自尋途徑赴唐求學者。高麗從建
國初就派遣學生赴中國求學,學習儒學思想,高麗學
生不僅在中國可以應試,還可以在中國任官。公元
976年,高麗派金行成入宋國子監求學。翌年,金行
成擢進士弟,授官,後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
在宋求學的高麗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戩參加科舉及
第,並任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麗
派遣金端、甄惟底、趙奭、康就正、權適等五人入宋太
學。高麗赴宋求學的學生應試中舉後任宋吏者眾
多。另外,新羅還通過多種形式大量輸入儒學典籍。
公元686年,新羅遣使赴唐,「奏請《禮記》並文章」,
武則天應允,「令所司寫吉凶要禮,並於《文館詞林》,
采其詞涉規戒者,勒成五十卷,賜之」。[9]公元743
年,唐玄宗遣使嘉獎景德王,「並賜御注孝經一
部」。[10]此外,不僅赴唐學成歸國的新羅學生回國時
攜帶儒學典籍,而且新羅的商人也自唐購買書籍,其
中有大量的儒學經典。到了高麗前期,隨著高麗與
宋、元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擴大,儒學典籍也大量
輸入高麗。其輸入方式與途徑更是多種多樣,有奏
請宋、元皇帝賜與的,有高麗使者、學生帶回來的,這
使得儒學典籍廣為傳抄和翻刻。
三、結論
朝鮮文化在與儒學的融合中逐漸形成其本土文
化。在發展的過程中,百濟、新羅對峙時期為朝鮮儒
學的萌芽期;統一新羅時期為朝鮮儒學發展期;高麗
前期為朝鮮儒學的進一步發展期。在每個時期,對
於朝鮮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會生活都產生了
重要的影響,在朝鮮社會變革的各個時期,儒學都因
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顯現出來,成為有利於封建
統治階級維護與鞏固其統治地位的精神法寶。而朝
鮮文化在與儒學不斷融合的基礎上,結合了本民族
文化特色,逐漸使儒學本土化,最終演化為與儒學相
近同時又有所差異的朝鮮儒學,並使其成為朝鮮思
想文化發展、進步不可或缺的深層動力。
[參考文獻]
[1]楊昭全.中國—朝鮮、朝鮮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侖
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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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朝]三國史記·卷11·新羅本紀第11·憲安王條[Z].
[6][朝]三國史記·卷38·雜志第7·職官上·國學條[Z].
[7][朝]朝鮮史略·卷3·高麗史[Z].
[8][朝]三國史記·卷8·新羅本紀第8·聖德王條[Z].
[9][朝]三國史記·卷8·新羅本紀第8·神文王條[Z].
[10][朝]三國史記·卷9·新羅本紀第9·景德王條[Z].
㈦ 漢字與歷史文化的介紹
本書以常用漢字為主要分析對象,在宗法制度、婚姻家庭、文學藝術、服飾、飲內食、建容築、交通、起居生活、自然狀態等文化分類下,以單個漢字或一組相關漢字為單元,解釋漢字的形體構成、形義關系和構形的歷史文化背景,並配有大量精美的出土文物圖片,集趣味性、知識性於一體。
㈧ 關於漢字與文化
漫談漢字與漢文化
文化,從廣義上講,它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而從狹義上說,它只著眼於精神方面,指社會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民族心態、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等。這里所涉及到的文化是作比較寬泛的理解的。
何九盈先生在《漢字文化學》中指出:「文字是文化的產物,又服務於文化,促進文化的發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漢字作為自源文字,是漢族的祖先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創造的,它是漢文化的產物。先有漢文化,然後才有漢字,但它又服務於漢文化,對促進漢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們從「以漢字構形理據看漢字的文化內涵」和「以漢字形為本體看產生的文化現象」兩個方面,舉例性地說明漢字與漢文化的密切關系。
一、 以漢字構形理據看漢字的文化內涵
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曾經說過:「依照今日訓沽學之標准,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漢字作為語素文字,是形音義的統一體,在它的自身結構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因素,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我們探究漢字字形的構字理據,可以發現漢民族諸多的文化特徵。
現在和錢幣有關的字,像財、貨、貢、貧、賑、費、賞、贈、貪、貸、賒、賄賂之類都屬貝部,貝不過是一種介殼,為什麼可以用它來表示錢幣的含義呢?東漢許慎在《說文》里解釋說:「古者貨貝而寶龜,……至秦廢貝行錢。」可見中國古代曾經用貝殼當作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後才廢貝行錢,但是這種古代的貨幣制度在文字的形體上還保存著它的蛻形。
查《說文》,竹部的漢字共有147個,為何如此呢?這就在於中國盛產竹子。我國有370多種竹子,約佔世界竹類的三分之一。秦漢時的北方由於氣候比現在溫和,黃河以北地區還產竹。富饒的竹源,使我國在殷商時代就跨入了竹子文明時代。僅殷商時代誕生的竹簡就延續了兩千多年,構築了中華民族的竹文化。從遠古的女媧用竹做笙簧,羿使用弓箭「射九日」神話始,我國人民種竹、愛竹、用竹盛行。漢民族的衣食住行同竹子發生了密切的關系,在漢字中留下了竹文化的鮮明印記。
漢語中表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的漢字都從心旁(或心的變形),如:想、忘、忠、恕、怨、愁、憶、惱、悅、憚、慍、恭、慕。這是古人對客觀事物認識的一種觀念的反映,我們的先人認為心這個器官是專管思考的,心是思維的器官。《孟子 · 告子上》曰:「心之官則思。」這就是明證。鑒於先人們這種文化認識,於是在造字時,留下了一批從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漢字。
現在的紙是用竹質和木皮等製造的,但是當初造字時紙字為什麼從系呢?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在東漢蔡倫沒有發明造紙的新方法和新質料以前,中國曾經用絲絮造過紙的。
我們從「斬」字的結構看,可以證明古代有一種車裂的酷刑。《說文》雲:「斬從車斤,斬法車裂也。」清人段玉裁註:「此說從車之意。蓋古用車裂,後人乃法車裂之意而用鐵鉞,故字亦從車,斤者鐵鉞之類也。」顯然,古代這種「蠻性的遺留」,今人也不必為之諱言的。
楊成能先生在《由文字學上推得之先民文化遺跡》一文中認為,從《說文》中「見從某部字之多少,即可見某物於先民文化之關系密切與否。觀從土之字一百三十,從金之字一百九十五,則可推知金屬與先民文化之關系視土為繁。又觀從馬之字凡百十有五,從牛之字凡四十有五,則可見馬屬與先民文化之關系,較牛為重。」這種比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我們從新字的產生和舊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變動。新字的出現和社會生產、社會生活、文化科學各方面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從「金」旁的字,兩周以後才大量出現,「鐵」字不見於兩周金文,所以從「金」的字的大量出現,只有在青銅器高度發達以後才有可能。而「鐵」字也只有在能夠生產「鐵」的條件下才能夠創造出來。再如從竹的「箴」到金屬的「針」(繁體字左為「金」,右為「咸」),也有一個從竹針發展到金屬制針的歷史過程。就是到了現當代,由於化學的突飛猛進的發展,發現了若干新的化學元素,為此,表示新的化學元素的新造漢字共計有56個,如:氧、氯、氟、氖、碳等。
在《說文》里有不少從「馬」、從「牛」、從「羊」的字,有關於性別的,有關於年齡的,有關於形狀的,有關於顏色的,有關於動作品性的,不一而足。如:公馬叫「騭」(zhì),紅黃色的馬叫「騂」(xīng), 長髦牛叫「犛」(máo),被閹過的羊叫「羯」(jié),等等。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業高度發展後才能出現。同樣,隨著由畜牧業為主的社會過渡到農業為主的社會,上述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並未消失,可代表它們的「字」都逐漸消亡了,有的乾脆成了「死字」。張世祿先生的《文字上之古代社會觀》,就試圖用文字來證明「人類社會之演進,大都由漁獵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的。
總之,漢字中有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折射出古代的社會生活、社會意識、民族風情等等,這些都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極好史料。
二、 以漢字形為本體看產生的文化現象
漢字產生以後,以漢字形為本體出現了許多漢民族特有的文化現象,列舉如下:
1、對偶和對聯
對偶就是連用一對長度相等、結構相同、語義相關的語句,使表達均勻對稱的一種修辭格。漢語的書寫形式漢字是方塊字,每個音節寫在紙上佔有的空間也相同。對偶是漢語修辭格中所特有的,是最具有漢民族特色的一種修辭手段,它深深植根於漢文化之中。像五言律詩、七言律詩的頷聯(三四句)、頸聯(五六句)都要求用嚴格的對偶句,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王維《山居秋暝》)、「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杜甫《登高》)。古典小說各章回的標題,多採用對偶,精煉地概括本回的中心,如「林教頭刺配滄州道,魯智深大鬧野豬林」(《水滸傳》)、「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紅樓夢》)。
對聯是對偶中的一種特殊格式,是寫在紙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頭上、柱子上的對偶語句。過年過節貼對聯,已成為漢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聯、婚聯、輓聯、店聯、楹聯,就是一部大書,各有千秋佳作。這里僅以對聯廣告為例說說。
廣告運用對聯這種形式,也有很長歷史。據說號稱清代第一大才子的紀曉嵐是個對對子的高手,他為大柵欄一家剃頭店寫了一副門聯:「雖然毫發技藝,卻是頂上功夫」。上世紀30年代有一種「三星白蘭地」的酒一直銷路不暢,結果廠主想出一個絕招,在報上公開為一副上聯徵求下聯,上聯是「五月黃梅天」,應征者多如潮湧,當然最匹配的下聯是「三星白蘭地」。依靠這副對聯,「三星白蘭地」名聲大振,生意興隆。上海的「寬鼎皮裝」也專門徵集過對聯廣告語,中選的是:「寬讓三分利,鼎新一品裝」。其他廣告對聯如:「與時空同在,似日月常輝」(雷達表)、「少一份雜訊,多一份寧靜」(雙鹿牌冰箱)、「百貨百態百問不煩,千客千意千拿不厭」(百貨店)、「安全來自長期警惕,事故源於瞬間麻痹」(交通安全公益廣告)、「以平常心接納人生萬種風情,用大眼光飽覽全球時代女性」(《女性大世界》雜志)。
2、析字、借字和聯邊
析字就是把一個漢字拆成幾個能表意的有一定獨立性的字的一種修辭格。如:
「對!找他!今天我章世昭豁出來跟『工人階級』掰了!」工會主席不跟他倆「掰」。掰?--手分手?才不呢!工會主席緊緊地、友好之至地跟他倆握手,(梁曉聲《預碎》)
這里的「掰」字被拆成「手」「分」「手」,就是一種析字。
漢字單音的,音同音近現象較為嚴重,口語中常容易混淆,所以漢人的姓往往有一個析字的代稱,如「十八子李」「弓長張」「立早章」「口天吳」「古月胡」等。再像為了表意含蓄,將「分」析為「八刀」(「打八刀」指解除婚約)、將「老鴇」的「鴇」析為「七十鳥」、將「謝」析為「言身寸」等。其他再如析字對:「一明分日月,五嶽各丘山」,「凍雨灑窗,東兩點,西三點;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析字詩:「日月明朝昏,山風嵐自起。石皮破仍堅,古木枯不死。可人何當來,意若重千里。永言詠黃鶴,志士心未已。」(南宋劉一止《山中作拆字語寄江子我郎中》,「詠」的異體字是左「言」右「永」。)
再如宋代李禺夫妻互憶迴文詩:
正讀是夫思妻:
枯眼望遙山隔水,往來曾見幾心知?
壺空怕酌一杯酒,筆下難成和韻詩。
途路阻人離別久,訊音無雁寄回遲。
孤燈夜守長寥寂,夫憶妻兮父憶兒。
倒讀是妻思夫:
兒憶父兮妻憶夫,寂寥長守夜燈孤。
遲回寄雁無音訊,久別離人阻路途。
詩韻和成難下筆,酒杯一酌怕空壺。
知心幾見曾來往,水隔山遙望眼枯。
寶塔詩,顧名思義,形似寶塔。如唐代白居易寫過這樣一首寶塔詩:
詩
綺美,鑲奇。
明月夜,落花時。
能助歡笑,也傷別離。
調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王下只應我愛,世間唯有君知。
自從都尉別蘇句,便到司空送白辭。
胡適《追想胡明復》一文中,也引到兩首寶塔詩:
那時候我正開始作白話詩,常同一班朋友討論文學的問題。明復有一天忽然寄了兩首打油詩來,不但是白話的,竟是土白的。……第二首是一首「寶塔詩」:
痴!
適之!
勿讀書!
香煙一支!
單做白話詩!
說時快,做時遲!
一 做 就 是 三 小 時!
我也答他一首「寶塔詩」:
咦!
希奇!
胡格里,
覅我做詩!
這話不須提。
我做詩快得希,
從來不用三小時,
提起筆何用費心思,
筆尖兒嗤嗤嗤嗤地飛,
也不管寶塔詩有幾層兒!
這種朋友游戲的樂處,可憐如今都成了永不回來的陳跡了!
我們從迴文詩、寶塔詩來看,它們都牢牢依附於漢字方塊字特殊表意特點或形體結構才得以成立的,而且大多屬於文字游戲性質。
另外,書法是以漢字為基礎,通過點畫運動來表現一定情感、意蘊的藝術。篆刻是我國具有藝術價值的印章鐫刻,它由古代印章多用篆書入印而得名。這兩個特殊的藝術門類,也都是依賴於漢字而產生的,當是不言而喻的。
這里再補充一點,通過漢字形體也形成了一部分詞語進入漢語詞彙之中,詞如:井田制、人字形、國字臉、之字形、金字塔、田字格;成語如:十字街頭、止戈為武、利旁倚刀、烏焉成馬、魯魚帝虎、亥豕相望(前三個都是在借字或析字的基礎上產生的;後三個都形容文字錯訛多,前提是漢字中存在著形近字);歇後語如:自大加一點--臭、王字少一橫--有點土、王奶奶和玉奶奶--差一點;諺語如:田養豬,豬養田、人欺地,地欺人;等。
綜前所述,我們不難對漢字與漢文化的密切關系,有一個更為深入的了解。正鑒於它們二者之間的密切關系,漢字文化學應運而生。這個新興學科的任務之一就是「探討漢字與中國文化的關系。也就是從漢字入手研究中國文化,從文化學的角度研究漢字」(何九盈等主編《中國漢字文化大觀 · 前言》)。我們相信,在一代學人的努力下,漢字與漢文化問題的研究,一定會取得更為豐碩的成果。
㈨ 誰知道漢字的歷史和文化
漢字
造字原理
六書是漢字組字的基本原理,在周禮中就有提到了六書,只是沒有說明具體內容。到了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詳細闡述了「六書」這個漢字構造原理: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
象形
這種造字法是依照物體的外貌特徵來描繪出來,所謂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是也。如日、月、山、水等四個字,最早就是描繪日、月、山、水之圖案,後來逐漸演化變成現在的造型。
指事
這是指表現抽象事情的方法,所謂「各指其事以為之」是也。如卜在其上寫作「上」,人在其下寫作「下」。
形聲
此乃文字內以特定形狀(字根)表特有的音。例如:胡,這個字也可為一個字根,結合不同的屬性字根,可合成為:蝴、蝴、湖、葫、瑚、醐等等,而以同樣的發音(也有的只有聲母一樣),表達不同的事物。但形聲字,也因古今語言音韻變遷,不少古代同類形聲字在今天的官話已無共同音素了。
會意
這個造字法,是將兩個字根組合起來,使衍生出新的含意。如「日」和「月」組起來,就是日光加月光變成「明」。「人」字和「言」字合成「信」字,意思就是人過去所言;有信,就是這個人都很遵守自己說過的話。
轉注
這是用於兩個字互為注釋,彼此同義而不同形,漢代許慎解釋道:「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這怎麼說呢?此二字,古時「考」可作「長壽」講,「老」、「考」相通,意義一致,即所謂老者考也,考者老也。詩經的《大雅·棫樸》亦雲:「周王壽考。」。蘇軾的《屈原塔詩》也有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一語。其中的「「考」皆「老」意,特別注意的是,後代的文字學家針對許慎的前述的定義也作了大量的解釋。其中包括「形轉說、聲轉說、義轉說」三類,只是這三種說法有人認為不夠全面,當代古文字家林沄先生也有解釋說「轉注」就是一個形體(字根)記錄兩個讀音和意義完全不同的兩個詞。例如「帚和婦」與甲骨文中的「母和女」等等。
假借
這法簡言之,借用一字,去表達別的事物。一般來說,是有一個無法描述的新事物,就借用一個發音接近或是屬性近似的字根,來表達這個新事物。例如:「又」,本來是指右手(最早可見於甲骨文),但後來被假借當作「也是」的意思。聞,本意是用耳朵聽東西的意思。例如《大學‧第七章》中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但後來被假借成嗅覺的動詞(不過也有人認為這是錯用)。
總結以上六書,前兩項,「造字法」也;中兩項,「組字法」也;後兩項,「用字法」也。這六個原理,是古代文字學學者歸納出來的字學理論。其所含漢字構成法則,是長期演化而成的,不是任何一個人獨創的。
[編輯] 漢字的結構
漢字由一個或以上的字根以二維方式(歐語系是一維文字)在特定的空間、配置在一個正方塊內而組成,因此有方塊字的別稱,從結構上來看,漢字有以下特色:
單一字內就有很高的信息密度,在表達同樣的事物時,可比表音文字用更短的篇幅表達同樣的訊息,所以漢字的閱讀效率很高。
一個漢字乃由四百多個表意象形字母為基本字根,如金、木、水、火、土等,像積木一樣組合而成。
一個未知文字的含意,可拆字,從組成字根以及空間的配置推斷出其字義。當時代演進出現新事物難以詞的方式來表達時,也能以字根組合原則,合成出新字來用,例如中文的鈾字,就是近代為了表現一種新發現的化學元素而新造的字。
漢字組成的字根空間配置對字義有影響:如同樣是「心跟亡」的合體,左右排是「忙」,上下排是「忘」,排列不同,導致不同含義;文字右邊有「乂」這個字的部件,這表示右手(手的左偏旁表示左手)持某物對左邊字根作某事(金文、甲骨文考古的發現),如果右手上面拿東西就變成「攵」,有這個字根的,幾乎都是攻擊性或是用暴力達成某件事,例如攻、敗、敲、收、散、政、牧、敕等等。
[編輯] 字形(漢字書法)
「國」這個字的筆畫漢字有各種不同的書寫方式,即有不同的字體;不同的字體,漢字的字形不一樣。
規整的字體(如楷書、宋體、隸書、篆書等)書寫下的漢字是一種方塊字,每個字占據同樣的空間。漢字包括獨體字和合體字,獨體字不能分割,如「文」、「中」等;合體字由基礎部件組合構成,佔了漢字的90%以上。合體字的常見組合方式有:上下結構,如「笑」、「尖」;左右結構,如「詞」、「科」;半包圍結構,如「同」、「趨」;全包圍結構,如「團」、「回」;復合結構,如「贏」、「斑」等。漢字的基礎部件包括獨體字、偏旁部首和其他不成字部件。
漢字的最小構成單位是筆畫。
書寫漢字時,筆畫的走向和出現的先後次序,即「筆順」,是比較固定的。基本規則是,先橫後豎,先撇後捺,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先外後內,先外後內再封口,先中間後兩邊。不同書寫體漢字的筆順可能有所差異。
[編輯] 讀音
漢字是多種方言的共同書寫體系,每個字代表一個音節。中國大陸現今以普通話作為標准讀音,普通話的音節由一個聲母、一個韻母及聲調確定,實際用到1300多個音節。由於漢字數目龐大,因而有明顯的同音字現象;同時還有同一字多音的情形,稱為多音字。這一情況在各種漢語中是普遍存在的。
漢字雖然以表意為主,但並非沒有表音成分,最常見的是人名、地名,其次就是外來詞的音譯,比如沙發。此外,還有部分原有的表音詞,如(一命)「嗚呼」、「哈哈」大笑等。但即使如此,還是有一定表意成分,特別是該國國內的人名、地名。而即使是國外的人名、地名,也存在某些表意的底線,比如「Bush」絕不能音譯成「不死」。
由於漢字本身不表音,自漢朝到20世紀漢字在數量上、寫法上雖有變遷,但無法看出發音的變化。必須進行專門的研究才能推測它們在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的發音。 有學者經研究認為:漢朝之前,一個漢字發音為兩個音節,次要音節和主要音節,類似今日的韓、日語。詳見上古漢語。
漢字在日語中的讀音有「音讀」和「訓讀」之分,往往一個字有很多讀法,原因來自中國不同時期傳入日本的發音。
在朝鮮語中則大致為一字一音,沒有訓讀。
除了日本以外,其他漢字使用國也有使用了一些多音節的字,如「里」(海里)、「嗧」(加侖)、「瓩」(千瓦)等。但是在大陸地區由於官方廢除已基本不使用,台灣仍在使用,一般人也明了其意思。
[編輯] 注音
最早的注音方法是讀若法和直注法。讀若法就是用音近的字來注音,許慎的說文解字就採用這種注音方法,如「埻,射臬也,讀若准」。 直注法就是用另一個漢字來表明這個漢字的讀音,如「女為說己者容」中,使用「說者曰悅」來進行注音。
以上兩種方法都有先天上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字沒有同音字或是同音字過於冷僻,這就難以起到注音的作用,例如「襪音韈」等。
魏晉時期發展出了反切法,據傳是受使用拼音文字的梵文影響。漢字的發音可以通過反切法進行標注,即用第一個字的聲母和第二個字的韻母和聲調合拼來注音,使得所有漢字發音都有可能組合出來。如「練,朗甸切」,即「練」的發音是「朗」的聲母與「甸」的韻母及聲調所拼成。
近代以來,又發展出了漢字形式的注音符號(俗稱ㄅㄆㄇㄈ)以及很多拉丁字母注音方法。注音符號仍是台灣教學的一部分,而目前中國大陸最為廣泛使用的是漢語拼音。
由於漢字以本身表義為主,注音方面較為薄弱。這個特性使得上下千年的文獻,不至於產生如同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世界一樣,用字措辭太懸殊的差距,但也造成推斷古代聲韻的難度。例如「龐」從「龍」而得聲,但今日北京話前者讀「páng」,後者為「lóng」。如何解釋這樣的差異,就是音韻學所探討的課題。
[編輯] 漢字與詞語
漢字是漢文組成的最小單位。
語素是漢文表意的最小單位,類比於英語的「詞彙」和「片語」的總稱。絕大多數漢字可以獨立構成語素,比如「我」,類比於英語中的單一字母構成的詞彙,比如「I」。現經白話文大多數詞語都是由兩個以上的漢字構成的,不過,和英語中「詞彙」和「字母」的關系不同,語素的意思往往和其中各個漢字獨立構成語素時的意思有相關性,因此相當程度上簡化了記憶。
詞語包括語素和若干個語素形成的短語。
漢字的高效率,體現在幾百個基本象形字,可以合成表示天上地下的各種事物的上萬漢字;幾千個常用字,又可以輕松組合出數十萬詞語。
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准確掌握這數十萬詞語的搭配形式和用法也成了一種負擔。漢語常用詞彙約為幾萬條,總詞彙量約有百萬條,雖然從數量上來說顯得有些令人望而卻步,但由於大多數漢字構詞法的表意性,要基本掌握並非遙不可及。因此,僅就詞彙而言,其學習難度並不高;相比之下,掌握同樣數量外文詞彙的記憶強度則要大得多。
而從古文的角度來看,用字本義,比起五四白話文運動以降過度依賴詞語,會來的精確且有效率,例如朱邦復先生就提暢精確使用漢字的復古作為。
[編輯] 漢字的數量
漢字的數量並沒有準確數字,日常所使用的漢字約為幾千字。據統計,1000個常用字能覆蓋約92%的書面資料,2000字可覆蓋98%以上,3000字時已到99%,簡體與繁體的統計結果相差不大。
歷史上出現過的漢字總數有8萬多(也有6萬多的說法),其中多數為異體字和罕用字。絕大多數異體字和罕用字已自然消亡或被規范掉,除古文之外一般只在人名、地名中偶爾出現。此外,繼第一批簡化字後,還有一批「二簡字」,已被廢除,但仍有少數字在社會上流行。
漢字數量的首次統計是漢朝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進行的,共收錄9353字。其後,南朝時顧野王所撰的《玉篇》據記載共收16917字,在此基礎上修訂的《大廣益會玉篇》則據說有22726字。此後收字較多的是宋朝官修的《類篇》,收字31319個;另一部宋朝官修的《集韻》中收字53525個,曾經是收字最多的一部書。
另外有些字典收字也較多,如清朝的《康熙字典》收字47035個;日本的《大漢和字典》收字48902個,另有附錄1062個;台灣的《中文大字典》收字49905個;《漢語大字典》收字54678個。20世紀已出版的字數最多的是《中華字海》,收字85000個。
在漢字計算機編碼標准中,目前最大的漢字編碼是台灣的國家標准CNS11643,目前(4.0)共收錄可考證之繁簡、日、韓語漢字共76,067個,但並不普及,只有在戶政系統等少數環境使用。台港民間通用的大五碼收錄繁體漢字13053個。GB 18030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時最新的內碼字集,GBK收錄簡體、繁體及日語、韓語漢字20912個,而早期的GB 2312收錄簡體漢字6763個。而Unicode的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基本字集則收錄漢字20902個,另有兩個擴展區,總數亦高達七萬多字。
初期的漢字系統字數不足,很多事物以通假字表示,使文字的表述存在較大歧義。為完善表述的明確性,漢字經歷了逐步復雜、字數大量增加的階段。漢字數量的過度增加又引發了漢字學習的困難,單一漢字能表示的意義有限,於是有許多單一的漢語意義是用漢語詞語表示,例如常見的雙字詞。目前漢語書寫的發展多朝向造新詞而非造新字。
漢字
漢字,是記錄漢語的文字系統,並仍然或曾經在日語和朝鮮語、越南語中使用。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擁有4500年以上的歷史。狹義地說,它是漢族的文字;廣義地言,它是漢字文化圈共同的文字。
漢字是承載文化的重要工具,目前留有大量用漢字書寫的典籍。不同的方言都使用漢字作為共同書寫體系,因而漢字在歷史上對中華文明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並成為東南亞文化圈形成的內在紐帶。在漢字發展過程中,留下了大量詩詞、對聯等文化,並形成了獨特的漢字書法藝術。
一個漢字一般具有多種含義,也具有很強的組詞能力,且很多漢字可獨立成詞。這導致了漢字極高的「使用效率」,2000左右常用字即可覆蓋98%以上的書面表達方式。加之漢字表意文字的特性,漢字的閱讀效率很高。漢字具備比字母文字更高的信息密度,因此,平均起來,同樣內容的中文表達比其他任何字母語言的文字都短。
目前的漢字體系分為繁體字和簡體字,前者用於台灣、香港、澳門和北美的華人圈中,後者用於中國大陸和新加坡以及東南亞的華人社區。通常說來,兩種漢字書寫系統雖然有差異,常用漢字的個體差異不到25%。
由於漢字書寫復雜,「漢字落後論」的說法存在了很長時間,認為漢字是教育及信息化瓶頸,並有「漢字拉丁化」甚至廢除漢字的推動行為。現在一般認為漢字也有突出優點,初始學習難度雖大,但掌握常用字後不存在類似海量英文單詞的繼續學習問題,且其表意特性也能充分調動人腦的學習能力。在計算機輸入問題基本解決後,「漢字落後論」及「漢字拉丁化」已實際上逐漸被大多數人拋棄。
目前漢字系統已經基本穩定,但漢字的規范化、生僻字的自然消亡仍在繼續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