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歷史發展

❶ 兒童觀歷史演變的幾個階段

五個階段：

1、五四運動前，兒童是「工具」，是個人財產，體現的是「家庭版本位」兒權童觀。

2、五四運動至新中國成立，西方文化思想為我國兒童觀帶來了新思潮，迎來了「兒童本位」兒童觀。

3、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兒童成為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力量，「社會本位」兒童觀出現。

4、改革開放至20世紀末，學前教育事業迎來了新的春天，兒童再次被發現，「兒童本位」兒童觀得以重生。

5、進入21世紀至今，時代進步促使我們不斷追尋「兒童本位」兒童觀的現代化內涵。

(1)兒童歷史發展擴展閱讀：

兒童觀可分為三個形態：社會主導形態的兒童觀，學術理論形態的兒童觀和大眾意識形態的兒童觀三者之間並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關系。社會主導形態的兒童觀和學術理論形態的兒童觀要通過大眾意識形態的兒童觀直接作用於兒童。

同時，學術理論形態的兒童觀在三者之間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說，學術理論形態的兒童觀可以對其他兩種兒童觀有一定的引導、支持和糾正等作用。

❷ 兒童化的歷史

1945年春，弗雷德里克·魏斯曼博士的《引誘無辜》一書出版。魏斯曼博士是一位在當時的社會上相當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同時也是政界的知名人士。他始終堅信「充斥著暴力和陰暗內容的漫畫，是助長青少年犯罪和社會混亂的根源」。雖然事後的調查表明，魏斯曼博士的絕大部分論斷都是缺乏事實根據的，但這本書的出版恰恰迎合了當時主流輿論對漫畫業的廣泛批評，因此立即得到了各界的支持和肯定。一時間，漫畫成為了超級禁書，人們時常用談論毒品的口吻來談論漫畫。 1954年4月，美國聯邦參議院青少年犯罪調查委員會針對漫畫對青少年的影響問題舉行公開聽證會，魏斯曼博士以證人的身份出席。他聲稱：漫畫是玷污兒童純真，引發少年犯罪的罪魁禍首，相對於漫畫而言希特勒只是小兒科。「孩子們往往從四歲開始，就遭受到漫畫的毒害。」他甚至要求馬上禁止漫畫的出售。 雖然，這次聽證會沒有能夠形成一個明確的結論，但是參議院最終還是要求頒發一個檢查標准，杜絕漫畫中一切可能毒害青少年和敗壞道德的內容。這其實就是在輿論上宣判了「黃金時代」的死刑。在參議院聽證會後不久，漫畫出版商們在1954年10月26日成立了「美國國內漫畫雜志聯合會」，並制定了「聯合會內部檢查標准」，還要求在此後出版的漫畫封面上明確標明限制等級。 這無疑是一個對美國漫畫業具有深遠影響的事件。由於這個多少有些矯枉過正的標准，此前暢銷的恐怖、警匪類漫畫幾乎絕跡；西部漫畫中的牛仔們也不得不大幅收斂，肉搏和槍戰的場面明顯減少；甚至於搞笑動物漫畫里的「暴力」舉動也變得畏首畏尾。許多出版社和漫畫刊物因為發行量的急劇下跌而破產，大多數職業漫畫家迫於生計壓力也不得不轉行。當然，像《美國上尉》的作者喬·西蒙這類少女漫畫作家，也因為超級英雄的缺席而一度走紅。不過，從整體上看，美國漫畫業還是因此而元氣大傷，雖然日後有所恢復，但終究還是沒能重振昔日雄風。 與美國漫畫業一波三折的發展歷程相比，同時期的美國動畫業卻始終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而要回顧這段歷史，就不能不提到沃爾特·迪斯尼和他的迪斯尼公司。 事實上，在沃爾特·迪斯尼之前，美國已經擁有了不少傑出的動畫家，但是作為後來者的沃爾特卻是真正促使美國動畫業走向飛躍的人。因此，我們有足夠理由認為「沃爾特·迪斯尼是動畫史上的第一位大師」。 1923年，年僅22歲的沃爾特·迪斯尼告別了故鄉堪薩斯，動身前往好萊塢尋求發展。那時的好萊塢是一片創業的熱土，而此時的電影仍處在默片階段，至於動畫片也只不過是擺在電影開演前的助興節目而已。在那裡，他白手起家，以僅有的3200美元注冊成立了「迪斯尼兄弟動畫製作公司」。在沃爾特來到好萊塢的這一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動畫作品——由真人和動畫人物合演的無聲動畫片《愛麗絲在卡通國》。 在好萊塢的最初幾年中，迪斯尼和他的公司漸漸的站穩了腳跟，但是在1927年沃爾特遭受了他事業上的第一個沉重的打擊。這年，他創作的第一個廣受歡迎的卡通人物「幸運兔奧斯華」被發行公司用欺騙的手段奪走，公司因此幾乎陷入絕境。惱火而無奈的迪斯尼踏上了返回故鄉堪薩斯的列車。然而，正是在這次返鄉的旅途中，沃爾特的頭腦中出現了一隻活潑可愛的小老鼠。後來，沃爾特的夫人給這個嶄新的卡通形象取了個響亮的名字「Mickey Mouse」！這就是日後享譽世界，為各個國家的兒童所喜愛的卡通明星——米老鼠。 米老鼠的出現，固然為迪斯尼公司提供了一筆巨大的無形資產。然而，要使米奇和他的夥伴們成為人見人愛的超級明星，迪斯尼公司還必須有新穎的製作理念。而新理念的核心就是重視劇情的設計和不斷創新。 在迪斯尼之前，動畫片作為普通電影放映前的墊場節目，往往只看重視覺效果而不太注意故事情節的安排。迪斯尼的米老鼠系列則反其道而行之，在製作的初期就對作品的情節進行周密的安排，讓短短七八分鍾的小片子變得非常引人入勝，再加上製作精良的畫面，迪斯尼的動畫片一下子就甩掉了幾乎所有的競爭對手。 除了先進的創作理念，對創新的敏感是迪斯尼的另一張王牌。20年代中後期，電影告別了默片時代，有聲電影的出現引發了整個電影業的革命。沃爾特敏銳的察覺到了變革的來臨，開始嘗試製作有聲動畫片。1928年11月18日，作為電影史上的第一部音畫同步的有聲動畫片，《汽船威利號》在紐約市的殖民大戲院隆重首映，並取得成功。到了1932年，迪斯尼又推出了第一部彩色動畫片《花與樹》（Flowers and Tree）。除了預料之中的轟動之外，它也為迪斯尼贏得了奧斯卡動畫短片獎。五年後，即1937年，迪斯尼耗費數年時間精心打造的第一部全動畫卡通劇情片《白雪公主》（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上映。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動畫片，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而且因為這部作品所取得的巨大商業成功，使得迪斯尼的製作計劃開始向長片傾斜。緊接著，在1940年裡，迪斯尼公司連續推出了《木偶奇遇記》和《幻想曲》兩部動畫長片。其中，《幻想曲》更是被視為現代動畫片的經典之作，推出伊始便獲得了廣泛贊譽。在不斷推出新作的同時，迪斯尼的卡通明星陣容也不斷擴充，除了米老鼠之外，米妮（Minnie）、布魯托（Pluto）、高菲（Goofy）和唐老鴨（Donald Duck）等新形象也陸續出現在了迪斯尼的動畫片中。伴隨著不斷涌現的優秀作品和卡通明星，迪斯尼公司終於在40年代初確立了它在卡通帝國中的霸主地位。 對於整個美國動畫業而言， 迪斯尼的成功具有巨大的示範和推動作用。由於動畫市場的擴展，許多新動畫公司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此時的好萊塢已經是全美、乃至全世界動畫業的中心了。凡·伯倫製片廠（Van Beuren Studio）就是這些新動畫公司中的一員，在他的旗下同樣聚集了一批優秀的青年動畫家。在30年代後期，這家公司推出了著名的系列動畫片《湯姆貓和傑瑞老鼠》（Tom and Jerry），並獲得成功。另一家有影響的動畫製作機構是華納製片公司在1934年創立的動畫部，主要作品包括：《豬豆子》(Porky and Beans)、《達菲鴨》（Daffy Duck）、《邦尼兔》（Bugs Bunny）等系列動畫片。與迪斯尼的米老鼠一樣，它們也都是盡人皆知的卡通明星。 然而，在迪斯尼輝煌的成功里，危機也在悄然孕育著。成立之初的迪斯尼公司，以藝術和創造為信條網羅了大批一流的動畫人才。但是，隨著公司的不斷發展壯大，迪斯尼的藝術風格也逐漸趨於固定，迎合觀眾和市場的需求成為了節目製作的基礎和前提。更重要的是，迪斯尼的員工越來越感到，公司的繁榮並沒有給他們帶來預期的收入增長，不滿情緒開始在迪斯尼的內部蔓延。到了四十年代初，迪斯尼公司屬下的動畫家們開始籌備成立工會，希望以此來與公司高層對抗，爭取提高報酬。可是，高層的態度似乎要比想像中的更為強硬，由此也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口水戰」。最終，許多公司的業務骨幹負氣出走，並合夥成立了「美國聯合製片公司」（United Proctions of America，簡稱UPA）。 雖然經歷了許多波折，但是沃爾特·迪斯尼和他的公司依然是那個時代無可辯駁的成功者。今天的迪斯尼已經成為了世界性的「娛樂王國」，這也從另一個角度上證明了沃爾特的理想和成功是超越時代的。 總而言之，在這一時期，無論是美國的漫畫業還是動畫業，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圍繞著卡通產品，美國的娛樂產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業運作體系，實現了卡通自身發展的良性循環。而「美式卡通」也正是以此為基礎，才得以實現它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展，成為了一股不容小視的文化力量。

❸ 娃娃文化的發展史

20世紀30年代之前為第一個時期，她們由陶瓷，木頭或臘製作而成。娃娃起源19世紀的歐洲，特別是英國，法國，德國比較盛行。通些她們的衣服，發型及鞋類，你可以了解到19世紀的時尚。

第二時期，為20世紀中期，大部分出自美國娃娃製造的全盛時間，也就是娃娃產業遷移中國之前。她們大部分生產於1930-1980之間。通常有硬塑娃娃，明膠娃娃（或是賽璐珞娃娃，這里不太確定），還有早期的皮革做的娃娃。她們大部分做為孩子們的玩具。這個時期（指的第二個時期）的娃娃可以了解美國娃娃製造的歷史，了解諸如Madame Alexander、Ideal這些公司還可以了解20世紀的時尚。 （最後一個時期），80年代直到現在，這個時期的娃娃相對於兒童玩具來說，可以看作是成人收藏的娃娃。是一種新的現象。她們通常由以下這些公司生產出來，Ashton Drake、Madame Alexander、Tonner Dolls等。這些娃娃通常有一點點藝術性-細微的雕刻，完美的裝飾，直到最終的完成。

她們通常不是用來玩的，盡管有很多的成年人裝扮她們的娃娃，給他們穿衣服，做一些裝飾，重新給頭發染色。一些娃娃手工做的—的確是藝術品。其他的通常是美國設計，銷售，但卻是生產於中國~

❹ 歷史上有哪幾種不同的兒童發展觀

兒童發展觀除了兒童發展的概念以外,還包括兒童人性特點、兒童發展的性質、影響兒童發展的因素和兒童發展的價值等重要內容.歷史上曾對教育產生過一定影響的兒童發展觀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遺傳決定論
人性,被普遍地看做是人類與其他生物種類相區別的、由人類個體所表現出的類化特徵.這種類化特徵除了人類共有性之外,在人類內部,每個人在展示這些類化特徵時,還同時展示出了個體的特殊性.例如,運用語言的能力是人與動物的區別之一,但就單個人而言,在語言的實際運用中,還存在著表達能力高低的差別,語調語速的差別等.人類思想的繁榮更揭示了人類在其本質特點之一——思維能力展現過程中的個體差異性.那麼這種個體間的差異是如何產生的呢?有人認為,人性個體的差異是由個體的遺傳素質或人的自然素質中的某些特點所決定的.這種主張被稱之為遺傳決定論.在這一類思想中,有代表性的觀點包括基督教的「原罪說」、柏拉圖的人分三等論和中國古代的兒童觀.
（一）基督教的「原罪說」
這是西方中世紀教育史上一種典型的兒童觀,它視兒童為生而「有罪」的人,贖罪就是人生的目的,教育就是幫助兒童盡快贖罪的手段.「原罪說」扼殺了兒童活潑的天性、燦爛的童年.在中世紀基督教學校中,兒童與成人的差別被忽視了,學生被要求嚴格地按學校內刻板的作息方法進行學習,完全沒有游戲和自由活動的時間.學生們被迫重復著枯燥的讀書、勞動、唱贊美詩等活動,若有違規行為,還要受到體罰.
（二）柏拉圖的人分三等論
這種兒童觀認為,兒童發展的目標及個性的差別,早已由人性的自然素質所決定了.他認為上帝造人是採用了金、銀和鐵三種不同的材料.金質者最為高貴,他們的發展目標是治學和管理國家,因而他們需要接受最高等級的教育；而銀質者,其發展目標是武士,只需接受初等教育就足夠了；鐵質者的天資最差,沒有什麼發展前途,無需接受什麼教育.鐵質者需要的不是才能的開發,因為他們沒有才能的天賦條件,他們只需掌握某種勞動的技能,養成服從的品性就足夠了.
（三）中國古代的兒童觀
我國古代兒童觀是圍繞對人性的認識展開的,主要有三種代表性的觀點.以孟子為代表的性善論認為,人具有基本道德的萌芽,即善端,包括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兒童的發展就是讓這些本來存在的萌芽能夠生長.孟子主張注重教育內容對兒童的影響,其目的是引發兒童固有的良知、良能.以荀子為代表的性惡論認為,人對物的欲求是人性,而人性是惡的.荀子這種對人性的看法,導致了他注重教育對兒童的改造和外塑功能.由於上述觀點對善惡的肯定與否定過於絕對化,難以解釋現實中人的發展差異復雜多樣的事實,韓愈等又提出了性三等論.韓愈認為,「學而愈明」為上等,「可導而上下」的為中等,而下等品性的人,只有用刑罰來控制他們的行為.
遺傳決定論使人們相信,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這種觀點不僅為統治階級放棄民眾教育、實行等級教育制度找到了理論依據,也為個別教育者推卸自己的責任找到了借口.
二、環境決定論
隨著時間的推移,遺傳決定論對於兒童發展的解釋能力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懷疑,人們把探索的目光轉向了自然生物因素之外的環境.環境決定論認為,真正在兒童的發展中起著絕對影響作用的力量,是兒童生活環境和後天所獲得的教育引導.環境決定論雖然否定遺傳生物因素在兒童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但仍認為兒童的發展是受某種外在於兒童主觀控制的某種因果關系的制約.
（一）環境決定論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觀點
環境決定論的代表人物是英國教育家洛克和美國心理學家華生.
洛克主張「教育萬能」,他在《教育漫話》中指出,兒童猶如一塊「白板」,到他們長大成人後,是好還是壞,有用還是無用,感到幸福還是痛苦,主要是由他們所受的教育決定的.「人類之所以千差萬別,就是由於教育之故」.
華生注重對兒童的行為產生過程的探索,從刺激—反應機制形成過程的研究中,他發現了外界刺激的性質對於兒童行為影響的重要意義,提出了環境決定兒童發展的觀點.他說：「給我一打健全的兒童,更給我一個特殊的環境,我可以運用特殊的方法,把他們加以任意改變,或者使他們成為醫生、律師、藝術家、大商家或者使他們成為乞丐和盜賊.」在華生的眼中,兒童生活於其中的環境,就像一個模具,兒童個體的發展,完全取決於這個模具的形狀.而這一模具的形狀,則取決於提供給兒童的、完全可被控制的學習與訓練的內容.
（二）怎樣正確認識環境決定論
環境決定論否定人的生物遺傳素質在兒童發展中起決定作用,確信在兒童發展過程中,是其後天的生活經歷和環境影響在起決定的作用,因而環境決定論又被稱之為養育論.
環境決定論關注兒童生長的環境條件、後天教養內容和教育方法在兒童成長與發展中的重要影響作用.就這一點而言,應該承認,與遺傳決定論相比較,它發現了對兒童發展影響力更大的一項變數.因此,環境決定論對兒童教育實踐的影響也遠遠大於遺傳決定論.在某些時候,環境決定論甚至成了教育對兒童發展進行影響與控制的惟一合理、合法性的依據.
環境決定論的盛行直接導致了傳統教育實踐具有重視教師權威、書本知識和學校紀律等特點.其目的就是希望通過控制兒童學習活動的環境、內容和方式來達到控制兒童發展的目的.「嚴師出高徒」「棍棒底下出孝子」等諺語在我國廣為流傳,就是環境決定論對人們的教育方式選擇潛移默化影響的結果.
環境決定論在肯定了兒童發展的可塑性的同時,也將兒童個體在發展過程中的地位牢牢地固定在失去自主性的被塑造地位上.
三、輻合論
輻合論,也稱之為二因素論.這種兒童發展觀肯定先天遺傳因素和後天環境兩種因素對兒童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作用,二者的作用各不相同,不能相互替代.
遺傳決定論與環境決定論各執一端,相互否定,使得人們在教育實踐中難以全面把握對兒童發展具有影響作用的各種因素,對於教育過程中兒童個體發展常常會造成消極影響.20世紀50年代前後,這兩種相互對立的兒童發展觀,逐漸放棄排斥對方,開始走向相互包容.德國心理學家施太倫在其所著的《早期兒童心理學》一書中,明確地提出兒童心理的發展是受環境和遺傳二因素共同影響的「合並原則」.
輻合論認為,心理的發展不是單純地靠天賦本能的逐漸顯現,也不是單純地對外界影響的接受或反映,而是其內在品質與外在環境合並發展的結果.但並非所有肯定這兩個因素的學者,都簡單地同意「發展等於遺傳與環境之和」的判斷.美國的心理學家吳偉士認為,雖然兒童的發展是其遺傳和後天環境共同影響的結果,但是這兩種因素在兒童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兒童發展的不同階段上,這兩種因素的影響力的大小也有明顯的差別.一般而言,兒童的發展就其發生學的意義而論,遺傳的制約性要大於環境因素的力量,隨著兒童機體的成熟程度的提高,環境對兒童發展的影響則越來越重要.
也有一些學者將環境因素進一步劃分為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因素,又將後者拆為社會文化、家庭和學校教育等若干因素,以期更加精確地把握對兒童發展的可能性影響,並利用各種因素去提高兒童發展的水平與速度.
輻合論對教育實踐的影響是明顯的,兒童心理學理論被確定為教育者必備的知識,兒童心理發展的規律,也被視為教育活動的重要原則依據；同時,在教育實踐中也加強了對教育內容、方法選擇方面的控制,加強了對學校教育環境的設計與控制.
無論是遺傳決定論、環境決定論,還是輻合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多因素論,都沒有對這些影響因素如何轉化為兒童的發展的機製做出科學的解釋,當然也就不能說明作為發展主體的兒童自身在其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和意義.
瑞士心理學家皮亞傑在其1968年出版的《結構主義》和1970年出版的《發生認識論原理》等著作中,以兒童的認識能力的發展為基本線索,探討了兒童發展過程中遺傳、環境和兒童自身作用的關系問題,得出了具有說服力、也具有廣泛影響的結論.在皮亞傑的理論中,兒童的發展是以發展主體的自我調節為機制的自我演變過程.這一自我調節過程得以產生的基礎是兒童健全的神經系統.但這種遺傳素質只是兒童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不是發展得以產生的動因,更不能預定發展結果,而且遺傳素質在兒童發展中的重要性,會隨兒童的生理成熟的提高而降低.兒童發展的環境因素,也是兒童發展的重要條件,但是環境因素作為客觀存在,也不能自動對兒童發展產生影響.環境因素對兒童的作用,產生於兒童主體與環境的相互作用活動之中.也就是說,只有兒童把環境因素選作自己的反應對象,藉此來構造或改變自己的認識結構和反應方式時,這一環境因素對兒童發展才是有意義的.在遺傳、環境和兒童主體的活動這三者之間,惟有兒童的活動才是其發展的真正起因.所以皮亞傑認為,兒童的發展是一個不斷演變的建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兒童主體的活動是第一性的,是發展的根本原因,遺傳與環境因素只是兒童發展的必要條件.從上述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皮亞傑非常重視兒童的自主能動的自我調節功能在兒童發展中的關鍵作用,並清楚地闡述了遺傳因素、環境因素和兒童活動三者的關系及其各自在兒童發展中的意義.皮亞傑的研究成果,為現代兒童發展觀奠定了心理學的理論基礎.
美國教育家杜威是進步主義教育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反對傳統教育脫離實際生活,脫離兒童經驗,把兒童當做知識內容的容器置於被動地位的傾向,提倡關注兒童的參與、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杜威認為,在兒童的發展過程中,作為發展的主體,兒童對教育活動的參與和體驗是影響其發展、尤其是社會性發展的最為重要的因素.因為兒童的發展,不只是作為生物體的各種能力水平和活動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受社會文化影響的社會性特點的形成與發展.這種發展,不是自然成熟和強迫灌輸與訓練所能奏效的,必須依賴兒童的自我參與和自我體驗.談到兒童的發展,他曾寫道：即便在教室中,我們亦開始認識到：在僅是教科書和教師才有發言權的時候,那發展智慧和性格的學習便不會發生；不管學生的經驗背景在某一時期是如何貧乏和微薄的,只有當他有機會從其經驗中作出一點貢獻的時候,他才真正受到教育；最後,啟發是從授受關系中,從經驗和觀念的交流中得來的.從強調兒童的主體性地位出發,杜威提出了「教育即增長」的著名論斷.教育的根本點在於兒童的成長與發展,教育就是要尊重兒童的個性,圍繞兒童的興趣、需要等進行組織,讓兒童成為活動的主體,處於教育活動的中心地位.惟有如此,兒童才能真正地從教育中形成自己的感受和經驗,才能從這些感受和經驗的積累、變化中,進行比較、判斷和選擇,把某些經驗內化到自己的知識、行為結構中,形成自身的發展.從兒童的發展取決於兒童與外在環境相互作用這一角度出發,杜威又把兒童的發展看做是其經驗的改組和改造過程,他主張讓兒童從實際參與的活動中學習,即「做中學」,教育就要不斷地為兒童的活動創造條件、調動兒童活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所以在杜威看來,真正對兒童發展有益的教育,是能為兒童提供良好經驗和連續性經驗的活動.從這一角度而言,杜威認為「教育即經驗的改造」.
與皮亞傑的心理學比較起來,杜威的兒童發展觀在注重兒童作為發展主體的地位同時,更強調環境條件,尤其是教育情況對兒童發展的影響作用.主張根據兒童的興趣和能力,設計教育活動,盡量去除教育過程中各種脫離生活、脫離兒童的內容與形式,及其可能對兒童發展產生阻礙的各種因素,讓兒童的發展更適合其個性需求、更貼近社會生活.杜威的這種思想,對20世紀初進步主義教育在世界范圍的興起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約翰?杜威（1859—1952）美國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和教育家,美國實用主義哲學集大成者,實用主義教育流派創始人.歷任密執安大學、明尼蘇達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心理學會會長、美國哲學會會長、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主席、美國進步教育協會名譽會長等職務.1919年5月～1921年7月,應邀在中國講學,宣傳實用主義及實用主義教育思想,有《杜威在華講演錄》（1919）、《杜威五大講演》（1920）等出版.其代表性教育著作有《我的教育信條》（1897）、《學校與社會》（1899）、《兒童與課程》（1902）、《我們怎樣思維》（1910）、《明日之學校》（1915）、《民主主義與教育》（1916）等.
皮亞傑和杜威的思想,推進了兒童發展觀的進步與成熟.皮亞傑的貢獻在於明確地揭示了兒童主體協調機制在連接刺激與反應的關鍵性作用,突出了兒童發展過程中兒童的主體地位和作用.而杜威則在肯定兒童主體重要性的同時,指出了環境條件的特點對於兒童主體發展的意義,提出對環境,尤其是對教育這一特殊的兒童生活環境的改造與控制,使其能適應兒童發展的傾向,滿足兒童發展的需求.

❺ 世界兒童日的發展歷史

十一月二十日是國際兒童日（Universal Children's Day）。這是一個由聯合國發起成立的紀念日，其目的是為促進兒童保護、福利和教育等事業的發展。
1954年12月14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836（IX）號決議，建議所有國家設立國際兒童日，並在每年選擇合適時間、以各國自己的方式慶祝兒童日。1959年11月2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兒童權利宣言》。1989年11月20日，聯大又通過了《兒童權利公約》。從1990年開始，聯合國每年在11月20日為「國際兒童日」以及紀念上述兩份文件通過而舉辦活動。截至2008年12月，已有193個國家簽署並批准了該公約。
自《兒童權利公約》誕生20年來，國際社會在保障兒童權利，改善兒童生活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90年9月，聯合國舉行的世界兒童問題首腦會議通過了《關於兒童生存、保護和發展的世界宣言》和《90年代行動計劃》，提出了保護兒童和改善生活的10點方案及2000年前改善兒童健康和教育狀況的具體指標。2002年5月，聯合國兒童問題特別會議一致通過了《適合兒童成長的世界》行動計劃，明確了在保健、教育、保護和艾滋病防治4個主要領域保護兒童權益、改善兒童生存條件的原則和目標。

❻ 歷史上有哪幾種不同的兒童發展觀談談你的看法。

兒童發展觀除了兒童發展的概念以外，還包括兒童人性特點、兒童發展的性質、影響兒童發展的因素和兒童發展的價值等重要內容。歷史上曾對教育產生過一定影響的兒童發展觀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遺傳決定論 （一）基督教的「原罪說」 這是西方中世紀教育史上一種典型的兒童觀，它視兒童為生而「有罪」的人，贖罪就是人生的目的，教育就是幫助兒童盡快贖罪的手段。「原罪說」扼殺了兒童活潑的天性、燦爛的童年。在中世紀基督教學校中，兒童與成人的差別被忽視了，學生被要求嚴格地按學校內刻板的作息方法進行學習，完全沒有游戲和自由活動的時間。學生們被迫重復著枯燥的讀書、勞動、唱贊美詩等活動，若有違規行為，還要受到體罰。 （二）柏拉圖的人分三等論 這種兒童觀認為，兒童發展的目標及個性的差別，早已由人性的自然素質所決定了。他認為上帝造人是採用了金、銀和鐵三種不同的材料。金質者最為高貴，他們的發展目標是治學和管理國家，因而他們需要接受最高等級的教育；而銀質者，其發展目標是武士，只需接受初等教育就足夠了；鐵質者的天資最差，沒有什麼發展前途，無需接受什麼教育。鐵質者需要的不是才能的開發，因為他們沒有才能的天賦條件，他們只需掌握某種勞動的技能，養成服從的品性就足夠了。 （三）中國古代的兒童觀 遺傳決定論使人們相信，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這種觀點不僅為統治階級放棄民眾教育、實行等級教育制度找到了理論依據，也為個別教育者推卸自己的責任找到了借口。 二、環境決定論 （一）環境決定論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觀點 環境決定論的代表人物是英國教育家洛克和美國心理學家華生。 洛克主張「教育萬能」，他在《教育漫話》中指出，兒童猶如一塊「白板」，到他們長大成人後，是好還是壞，有用還是無用，感到幸福還是痛苦，主要是由他們所受的教育決定的。「人類之所以千差萬別，就是由於教育之故」。 華生注重對兒童的行為產生過程的探索，從刺激—反應機制形成過程的研究中，他發現了外界刺激的性質對於兒童行為影響的重要意義，提出了環境決定兒童發展的觀點。他說：「給我一打健全的兒童，更給我一個特殊的環境，我可以運用特殊的方法，把他們加以任意改變，或者使他們成為醫生、律師、藝術家、大商家或者使他們成為乞丐和盜賊。」在華生的眼中，兒童生活於其中的環境，就像一個模具，兒童個體的發展，完全取決於這個模具的形狀。而這一模具的形狀，則取決於提供給兒童的、完全可被控制的學習與訓練的內容。 環境決定論否定人的生物遺傳素質在兒童發展中起決定作用，確信在兒童發展過程中，是其後天的生活經歷和環境影響在起決定的作用，因而環境決定論又被稱之為養育論。 環境決定論在肯定了兒童發展的可塑性的同時，也將兒童個體在發展過程中的地位牢牢地固定在失去自主性的被塑造地位上。 三、輻合論輻合論，也稱之為二因素論。這種兒童發展觀肯定先天遺傳因素和後天環境兩種因素對兒童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作用，二者的作用各不相同，不能相互替代。 遺傳決定論與環境決定論各執一端，相互否定，使得人們在教育實踐中難以全面把握對兒童發展具有影響作用的各種因素，對於教育過程中兒童個體發展常常會造成消極影響。20世紀50年代前後，這兩種相互對立的兒童發展觀，逐漸放棄排斥對方，開始走向相互包容。德國心理學家施太倫在其所著的《早期兒童心理學》一書中，明確地提出兒童心理的發展是受環境和遺傳二因素共同影響的「合並原則」。

❼ 古代兒童史

6月底在浙江出差，7月3日（星期一）上班後，才讀到您發表在
《中華讀書報》6月28日的文章。非常震驚！我的《中國兒童文學源流》
（以下簡稱《源流》）怎麼會源自您的《中國兒童文學：天賦身份的
背離》（以下簡稱《背離》）呢？

我們的交往只有一次書信來往，那是1995年上半年，我記不起當
時是如何知道您有一部《背離》，出於對兒童文學的愛好與兒童文學
理論著作難以買到的事實，我冒昧給您寫信，希望能得到您的《背離》。
沒想到不久就收到了您的贈書，當時心理非常高興，想到大學教授一
點也不擺架子，對後輩「有求必應」，我一定要好好拜讀，以不辜負
您的關心。當時我正忙於《中國兒童文學史》一書「當代部分」的寫
作，並且在《中國兒童文學史》的「第四編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二
上）（1949－1994）」的「第一章45年來兒童文學發展概觀」的「第
三節1977至1994年的中國兒童文學」中還引用了您著作中的觀點。
《中國兒童文學史》第457頁寫到「進入80年代『黃金時代』的中國兒
童文學」「在10個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步」時，在第一條「對兒
童特性認識的程度」中有這樣一段話：

……他們既是「自然之子」，又是「人之子」。正是從這個意義
上，有人認為只是到了80年代，「兒童終於被發現」時，中國兒童文
學「才有了自覺的表現」①。

這里的「有人」指的就是您。我在引文的注釋①中寫到：「參見
譚元亨：《中國兒童文學：天賦身份的背離》，158頁，北方文藝出版
社，1993。」但我在著述《中國兒童文學源流》的過程中並沒有參照
您的《背離》，更不存在照搬您在《背離》中的觀點了。

我收到您的《背離》是1995年6月，這有您在書上的題字為證。您
在書的扉頁上寫道：「韓進兄雅正元亨九五、六」（同時寄來的還有
您的一部名為《浪漫年華》的長篇小說，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您希
望這部長篇小說能在我社出版，因為已是正式出版物，我自然無法答
應您）。可那時我的《源流》的初稿已經完成了，怎麼會寫在前面的
文字，反而「源自」後面的「著作」呢？

我的《源流》雖然定稿於1995年，出版於1999年，但該書的初稿
卻完成於1994年。因為這部書稿原是《中國兒童文學史》的一部分，
由於受到《中國兒童文學史》一書的篇幅限制及其他原因，將作為第
一編的「古代兒童文學鉤沉」沒有收入。當時聽說明天出版社（山東）
將設立「兒童文學出版基金」，用於扶植兒童文學創作與理論著作的
出版，我便有了試一試的念頭，決定將「古代兒童文學鉤沉」獨立成
冊，並效仿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以《中國兒童文學源流》
為書名，將文稿的復印件寄給了明天出版社，希望能得到「出版基金」
的資助出版。這是發生在1994年年初的事，因為1994年8月在山東煙台
召開全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年會時，我還寫了一封便信，託人在會
議期間向明天出版社打聽一下書稿是否有出版的機會。1999年《源流》
出版時，考慮到既然稱作「源流」，時間的跨度應該到近現代為宜，
應該將中國兒童文學逐步走向自覺的全過程包融進去，才較為完整，
於是將《中國兒童文學史》的第一編「中國兒童文學的自覺（近代至
五四時期）」作為《源流》的「下編」收入，「上編」自然是「古代
兒童文學鉤沉（近代以前）」，這便是現在人們見到的《源流》，但
整個文稿確是在1994年完成的，後來的修改定稿主要是文字上的潤色，
在觀點、思路與文章結構上都沒有調整。這一點可以將已出版的《源
流》與寄給明天出版社的文稿復印件作對比來證明。好在復印的文稿
還留在明天出版社，您可以隨時去查對。

由此可見，《源流》書稿的寫作相距收到您的《背離》，其間將
近早了一年的時間，我怎麼可能是在讀了您的大作後再「利用」您的
「成果」來寫我的《源流》呢？《源流》與《背離》本是兩本毫無關
聯的書，您卻「創造性」的將其扯到了一起，說我將《背離》的「整
個思路、結論一股腦照搬過來」，並且說得那樣頭頭是道、煞有介事、
義正詞嚴，陷害於我，真不知您有何居心。難道做人可以這樣嗎？再
退一萬步說，不論我的《源流》寫於何年何月，都與您的《背離》沒
有任何關系。在寫作《源流》的全過程中，不論是初稿，還是日後的
修改潤色，我都沒有參考您的《背離》，更不用說照搬您的觀點與思
路了。這始終是事實！事實終究是事實，事實可以經得起任何形式的
檢驗，但絕不容有人肆意歪曲！

手中有您的《背離》，不能證明我就「偷用」了您的《背離》，
這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但為了證明您的猜測，您硬是將我在《源流》
中所體現的學術思想、觀點及著述思路與您的《背離》作對比，誤導
讀者得出我的《源流》「源自」您的《背離》的錯誤結論，詆毀我的
聲譽。可惜您又不能舉出具體的實例（因為根本就不會有這樣的例子），
恐怕連您自己也覺得牽強而沒有說服力。事實上，將童謠作為「讖語」
來考察以及採用「童謠熒惑說」，我主要是吸取了車錫倫的《作為神
學附庸的中國古代兒歌》一文的觀點，該文收入由浙江少兒出版社
1985年出版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年鑒（1983）》中，我在書中已經
註明；至於我的「中國兒童文學不可能從傳統啟蒙讀物中產生」的觀
點、對「兒童的發現與中國兒童文學走向自覺」的論述以及對「父為
子綱」、「祖先崇拜」等傳統倫理觀的分析批判，我想請譚先生（以
及一切對此有疑慮、有興趣的人們）在有閑的時候不妨找來筆者發表
過的3篇文章看一看，我在那裡都有明確的論述，限於篇幅，這里不在
一一展開。這3篇文章是：

1．《中國兒童文學產生於五四時期》，載《兒童文學研究》第
28輯，少年兒童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

2．《從「兒童的發現」到「兒童的文學」》（近4萬字），載
《安慶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4期；

3．《家庭文化視野中的兒童讀者——兼談家庭文化與兒童文化之
關系》，收入《兒童文化研究叢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7月版。

上述提到的4篇文章，不僅都發表在我收到您的《背離》前，而且
那時譚先生的著作也還沒有面市吧，自然沒有任何「利用」您的《背
離》之嫌。如果按照譚先生在文章中絕對地以出版時間先後來判斷誰
「利用」了誰，我是否也可以說您在《背離》中表現出的與上述4篇文
章中的觀點、思路接近與相似的部分也是「偷自」他人的文章呢？

這里必須提醒先生注意的是：您千萬不要忘了，我在《中國兒童
文學源流》中是主張我國「兒童的被發現」與「兒童文學走向自覺」
是在20世紀初葉的「五四時期」完成的；而您在《背離》中卻是主張
的我國「兒童的發現」與「兒童文學的自覺」到20世紀末的今天還沒
有「完成」。您不妨仔細體味下面的對比文字：

《中國兒童文學源流·上編古代兒童文學鉤沉（近代以前）》
「序語」：

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有其深厚的民族文化淵源和優秀的文學傳統。
中國兒童文學萌芽於19世紀中後期，自覺於20世紀初葉，而在此之前
的漫長封建時代及遠古時期，兒童作為一種活生生的存在，不僅有吃
與穿的基本物質需求，也必然有心理與精神上的飢渴。豐富多彩的民
間文學以及古代作家筆下那些適合兒童聽讀欣賞的文學作品就被兒童
自覺與不自覺地據為己有，成為中國兒童文學兩條最為鮮活的源頭。

《中國兒童文學源流·下編中國兒童文學的自覺（近代至五四時
期）》「序語」：

兒童文學的「自覺」，是指社會開始意識到兒童區別於成人的文
學要求，而有意識地為兒童創作，並使兒童文學在事實上成為一種不
可忽視的存在，進而從一般文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文
學樣式。中國兒童文學的自覺在20世紀初葉。這一時期，以1911年
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與1919年5月4日的愛國反帝運動為中心，形成了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這樣兩個永放光輝的「兒童文學」時期，跨越這
兩個時期，中國兒童文學實現了從「自發」走向「自覺」的飛躍。

兒童文學的自覺與許多歷史因素聯系在一起。「在某種程度上，
它是某些有跡可尋的社會運動的產物，最明顯的是『發現了兒童』。」
（引自《不列顛大網路全書·兒童文學》）而如果沒有像嚴復、梁啟
超、孫毓修、茅盾、魯迅、周作人、鄭振鐸、黎錦輝、葉聖陶、冰心
等這樣幾位無法預言的天才人物出現，兒童還是不會被發現，中國兒
童文學也無以走向自覺。

《中國兒童文學：天賦身份的背離》第158頁：

長期以來，兒童文學處於非自覺狀況，直到新時期，才有了自覺
的表現，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與兒童史中兒童終於被發現、被還原
為「自然之子」的歷程息息相關的，直到今天。嚴格地說，還未達到
完全的自覺。

所謂「自覺」，對中國兒童文學來說，是對其「天賦身份」的背
離，這也是整個中國兒童文學的主旋律，否則，無以概括中國的兒童
文學，也無以把握中國的兒童文學。這種「背離」的過程可以說是相
當艱難、甚至充滿血腥味，但是，非如此不足以完成自己。

由此可見，你我對中國「兒童的發現」與「兒童文學自覺」的理
解，不僅內涵完全不同，而且，也因此在「發現」與「自覺」的時間
上存在明顯而嚴重的差異，這又如何解釋是我「照抄搬用」了您的著
作觀點與著述思路呢？您如果不願認同我的《源流》是一部「填補空
白」的著作，這沒有關系，也很正常，我們可以在學術的范圍內展開
探討與論爭，但不能這樣為著抬高自己，不惜踐踏別人，甚至採用這
種非學術性的「炒作」方式。當然，究竟哪一部著作可以當之無愧地
被稱為「填補空白」之作，這要得到兒童文學學術界的認同，您說我
說都沒有用。

作為一個兒童文學愛好者，我始終將自己視作一名小學生，虛心
地向我所認識的所有的兒童文學家們請教；同時我也希望能得到包括
譚先生在內的老師及同行們的關心、鼓勵、理解與愛護，本著「有則
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我誠懇地接受來自各方面的批評與幫助。
但我要說的是：批評必須實事求是；必須顧及他人的聲譽；必須尊重
他人的人格；必須與人為善。不知譚先生是否贊同我的淺見。

以上是我對譚先生關於拙著《中國兒童文學源流》「源自何處」
的答復（同時也是將事實真相告之廣大讀者），不知譚先生是否滿意，
歡迎批評指正。文中若有冒犯先生之處，那一定不是我的本意，還請
您見諒。

歡迎到安徽來做客。順頌

著豐！

❽ 幼兒教育的歷史發展

教養機構根據一定的培養目標和幼兒的身心特點，對入小學前的幼兒所進行的有計劃的教育。又稱學前西漢時期編纂的《禮記·內則》中就有關於幼兒教育的記述。中國近代幼兒教育機構始創於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設於湖北武昌，名為蒙養院，1922年定名為幼稚園。歐洲近代幼兒教育產生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法國牧師J.F.奧貝蘭於1771年在孚日創辦了世界上最早的幼兒學校。1802年，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R.歐文於蘇格蘭的新拉納克創辦了一所招收2～6歲工人子女的幼兒園。德國教育家F.W.A.福祿貝爾和義大利教育家M.蒙台梭利對幼兒教育的理論和實踐都產生過重要影響。在中國，宋慶齡、陶行知、陳鶴琴、張雪門等對幼兒教育事業也都作出了較大的貢獻。幼兒教育的主要任務是使兒童身心獲得正常發展，為進入小學學習做好准備。中國的幼兒教育是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1981年10月中國頒發的《幼兒園教育綱要(試行草案)》，提出了幼兒教育8個方面的內容，即生活衛生習慣、體育活動、思想品德、語言、常識、計算、音樂和美術。綱要還指出，對幼兒全面發展的教育內容要貫穿在游戲、體育活動、上課、觀察、勞動、娛樂等全部生活與活動之中。蘋果應用商店中出現了豐富的幼兒教育資源，其中包括點讀機，有聲讀物等等，為幼兒教育掀開了一個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