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的發展歷史

1. 歷史上的「三段碑」，真碑到底在哪

南京總統府煦園內有塊「天發神讖碑」，亦稱「天璽紀功碑」，因為斷成三段，所以版又名「三權段碑」。「天發神讖碑」原碑已毀，現存的是清代兩江總督端方請名手復制而成，嵌在龍牆上，可惜只有兩段，另一段至今下落不明。

2. 中國歷史著名的石碑

1、蘇仙嶺三絕碑

絕碑位於白鹿洞東北40米天然石壁上，北宋詞人秦觀作了《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詞，蘇軾寫了跋，著名的書法家米芾把詞和跋寫下來，世稱「三絕」，其藝術價值很高，還嵌有陶鑄同志題詞。從1956年起，三絕碑先後4次被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北宋紹聖四年（公元1079年），在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裡，秦觀在郴州簡陋的旅舍，想到自己屢遭排斥、打擊，心中憤憤不平，便借景抒情，發泄幽怨，寫下了千古名作《踏莎行·郴州旅舍》。

10、清蘇軾書醉翁亭記刻石

《醉翁亭記》是宋代著名文學家歐陽修的名作。宋元祐六年，蘇軾應開封劉季孫之請，以楷、行、草三體兼用的書體寫了《醉翁亭記》，楷書工整有力，行、草神韻飄逸，豪氣奔放。後由明代著名的篆刻家文彭、吳應祈用雙鉤勒石之法刻石。整套刻石開頭用楷體起筆，中間多用行、草書體行文，最後又以楷體封筆。全文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字體大小參差，錯落有致；用筆以側鋒為主，爛漫天真。套刻石，文辭優美、書體飛揚、刻工精巧，無論在內容和書法兩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歷史和藝術價值。

3. 重慶紀念碑的歷史沿革

1940年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定重慶為陪都，更在重慶樹立起一座代表民族抗戰必勝的紀版念性建築--精神堡權壘。抗戰勝利後，改精神堡壘為抗戰勝利紀念碑，從此便形成了碑的雛形。
1949年11月30日，山城重慶回到了人民的懷抱。次日，碑的頂端飄揚起歡慶重慶解放的第一面五星紅旗。
1950年10月1日，重慶人民又在這里隆重慶祝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個國慶節，真可謂萬人空巷，盛況空前。從那時起，記功碑正式改名為人民解放紀念碑，重慶人習慣的稱為解放碑。功勛卓著的劉伯承元帥親自為解放碑題詞。從此，解放碑成為重慶盛大集會重大節日的慶典之地，成為重慶當之無愧的紀念性建築。
解放碑是重慶的標志建築物之一，位於重慶市渝中區商業區中心部位，民族、民權、鄒容路交匯的十字路口處。曾經命名為「精神堡壘」（1940）和「抗戰勝利紀功碑」（1945）。該碑最初落成於1940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日，並命名為「精神堡壘」以激勵中華民眾奮力抗爭以取得勝利，抗戰勝利後改名為「抗戰勝利紀功碑」。1950年由劉伯承改題「重慶人民解放紀念碑」。

4. 湘江戰役紀念碑的發展簡史

走進氣勢雄偉的烈士碑園，看著具有極高藝術感染力的大型雕塑，您會看到湘江戰役中那場血與火、生與死、存與亡的一幅幅歷史畫面。1934年10月，中央紅軍8萬多人撤離中央蘇區，連續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後，於11月下旬進抵湘桂邊境。這時，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在湘江以東地區（興安縣、全州縣、灌陽縣一帶）布下了號稱「鐵三角」的第四道封鎖線，試圖將中央紅軍全殲在此。面對生死存亡的危境，紅軍將士浴血奮戰7晝夜，以折損過半的慘重代價分別由興安縣的界首、全州縣的大坪、鳳凰咀等主要渡江點突破湘江。之後，中央紅軍一、二縱隊在其他軍團的繼續掩護下，進入興安縣華江鄉和金石鄉，艱難翻越紅軍長征以來的第一高峰——老山界，爾後向雲貴川挺進。
可以說，沒有紅軍突破湘江的成功，就不會有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以及爬雪山、過草地這些氣吞山河、可歌可泣的革命歷程，乃至共和國的建立。1984年，著名隨軍老作家魏巍重走紅軍長征路時，來到界首光華鋪紅軍烈士墓前，心潮澎湃，禁不住老淚橫流……。回到北京後，老作家與聶榮臻元帥共同向國務院建議修建紅軍長征突破湘江烈士紀念碑園，以撫慰烈士英魂和教育革命後代，界首渡口便成為紅軍突破國民黨第四道封鎖線的重要標志。

5. 清代興起的碑學在書法史上有什麼特點和貢獻

中國清代書法在近300年的發展歷史上,經歷了一場 艱難的蛻變,它突破了宋、元、明以來帖學的樊籠,開創 了碑學，特別是在篆書、隸書和北魏碑體書法方面的成 就，可以與唐代楷書、宋代行書、明代草書相媲美，形 成了雄渾淵懿的書風。尤其是碑學書法家借古開今的精 神和表現個性的書法創作，使得書壇顯得十分活躍，流 派紛呈，一派興盛局面。

王鐸行書
早期 清代初期書法繼承明代的余緒，在書壇上有 影響的書法家仍是明代遺民，其中以王鐸、傅山、朱耷、 歸庄、宋曹、冒襄等為代表。他們均擅長行草書，而以 王鐸、傅山的影響最大。王鐸行草渾雄恣肆，一時獨步。 傅山的行草雖勁健不及王鐸,但由於他不降清,以書法發 揮他的思想感情，所以有蕭然物外、自得天機的意趣。 朱耷的行草藏頭護尾，其點畫及其轉折中蘊涵著一種國 破家亡的慘痛的心情，和他的畫有同一機抒。
明代末年狂放不羈的狂草書風，在清代並沒有得到 發展,這是由於清代禁錮的文化政策,和狂放的草書格格 不入，所以清初以後書法家很少有能寫草書的，加之康 熙酷愛董其昌的書法，至乾隆又推崇趙孟□的書法，因 此趙、董書體身價大增，一般書法家只奉趙、董為典範。而清代科舉制度所產生的館閣體要求的烏、方、光，使 得這一時期的書法，出現靡弱妍媚的風氣。這時的帖學 更為狹隘。當時有代表性的書法家有沈荃，為明代台閣 體書法家沈度的十世孫，他學董其昌，御制碑文多由他 手書。高士奇書法亦學董其昌，因工書受薦入內廷，得 到康熙的寵幸。陳奕禧的行草書也得到康熙、雍正、乾 隆的賞識。雍正十一年(1733)，□命將他的墨跡勒石為 《夢墨樓帖》10卷。此外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 □並稱為康熙間四大家。這些人有的是學者，有的是畫 家，著述宏富，書法雖遠追晉、唐，實際上是受趙孟俯、董其昌的影響較大，作品中脫離不了帖學帶來的軟弱的氣質。

傅山 草書
在帖學衰頹時期，有一些書法家起來學習漢碑。倡 導碑學的首推郭宗昌，他工漢隸並著《金石史》，意在 提倡碑學。另有萬經著《分隸偶存》、顧藹吉著《隸辨》， 這些著作對提倡漢碑隸書有一定的影響。當時學漢隸似 乎成為一種風氣,如顧苓學《夏承碑》,鄭□學《郭有道 碑》、《曹全碑》,朱□尊學《曹全碑》,其他能寫隸書 的書法家有王鐸、傅山、王時敏、周亮工、程邃、王澍 等。其中影響最大要數鄭□和朱□尊。鄭□嗜古碑，收 藏非常豐富,學漢隸50多年,其隸書主要取法《曹全碑》， 而且用行草的筆意來寫隸書，他的隸書對當時書法家影 響很大。朱□尊是學者和詩人,他的隸書也學《曹全碑》， 融歐陽詢書法，清新而流麗。
中期 清代中期帖學仍很風行。乾隆在位很久，而 且嗜書又深,盡力搜集歷代名跡,命梁詩正摹刻《三希堂 法帖》，對帖學的發揚起著積極的作用。乾隆自己學習 趙字，巡遊江南到處題詩立碑，流風所及，自然是帖學 雜館閣之書盛行。當時帖學書法家有張照、汪由敦、孔 繼涑諸家。張照，行楷由董其昌入手，繼入顏真卿、米 芾，其成就雖不及董其昌，但筆勢略強。帖學書法家中 還以劉墉、王文治、梁同書、翁方綱四大家為代表。翁 方綱其書法學唐碑不余遺力,亦涉獵漢碑,其氣質仍與帖 學相近，他擅長小正楷,但在研究碑學上其功甚大,著有 《兩漢金石記》、《蘇米齋唐碑選》等。梁同書，早年 書法宗趙、董,後追溯顏、米，工楷、行，書法秀逸,但 缺乏雄強之氣。他與梁□、梁國治並稱三梁。劉墉，書 法取徑董其昌，力厚思沉，筋搖脈聚。王文治，書法強 調風神，秀麗飄逸，但缺少劉墉的魄力。此外，姚鼐的 行書蕭疏澹宕，永□的楷書、行草典雅端麗，錢澧的顏體楷書,豐腴厚潤,鐵保的草書，張問陶、郭尚先的行書， 在當時都比較有名。

金農 漆書
清代中葉碑學風氣漸開，碑學書法家不斷涌現。較著名的有金農、鄧石如、伊秉綬。金農為揚州八怪之一， 他的楷書取法魏、晉、南北朝碑刻，得法於《龍門二十品》、《天發神讖碑》,創造所謂漆書,力追刀法的效果， 強調金石味。金農作詩直接貶低王羲之的書法是俗姿， 他不願向他作奴婢，寧肯去學漢代的《華山碑》。這樣 抨擊帖學，提倡學碑，在當時帖學盛行的時代，是非常 大膽的。由於乾隆、嘉慶時,學者研究金石之風興起,也 給書法界大開眼界。於是阮元寫《北碑南帖論》、《南北書派論》，大力推舉碑學。他說：宋、元、明書法家 多為《閣帖》所囿，好像除了楔帖之外，沒有書法可言。 他要求人們振拔流俗，宗漢、魏古法。阮元這兩篇文章 影響很大，無異是提倡碑學的宣言。接著包世臣在《藝 舟雙楫》中也大談碑學，提出把鄧石如作為學碑的典範。 鄧石如是清代學碑的書法巨匠。他自幼失學，終生布衣， 依靠賣書為生，擅長四體書和篆刻，他在篆書上突破了 秦以來李斯、李陽冰的玉□篆筆法，開創了篆書的新風 格。他的隸書學漢碑，遍臨漢、魏諸碑，繼承漢分隸法， 成遒麗綿密的新體。鄧石如楷書取北魏碑，行草書由碑 中衍變而出,加上他在篆刻上的造詣,創造了富有金石氣 的風格。伊秉綬擅長隸書,以顏書筆法體勢作漢隸,魄力 宏恢，有獨特的風貌。康有為認為鄧石如、伊秉綬是清 代碑學的開山祖師。
此外，這時期有許多以學者身份而善書法的書法家， 如:桂馥、錢坫、孫星衍、錢大昕、錢泳、張廷濟等,他 們都擅長隸書，由於他們有堅實的文字學基礎，其篆隸 醇雅清古,別開生面。這時期還有一些畫家也兼為書法家, 如揚州八怪中的鄭燮、黃慎、汪士慎、李方膺等，都有 自己的風格和特點。鄭燮熔真、草、篆、隸於一爐，自 名為「六分半書」。汪士慎的隸書、黃慎的草書，體現 了不因循守舊的藝術風格。篆刻家中如西泠八家，也都 人人善書。丁敬隸法行草，古樸簡率，得曠然天真的趣 味。蔣仁行草書出入顏、米，而又凝練鬱勃。黃易、奚 岡的隸書完全從漢碑中得來。陳鴻壽的隸書將篆隸相融， 中斂外肆，意趣清新。

伊秉綬：隸書
晚期 晚清的書法與中期相較,雖然大家不多,但碑 學仍是方興未艾，這時篆書和金文勃興，漢、魏、南北 朝的碑刻出土日益增多，對書法的影響仍起著極大作用。 康有為認為:清代的書法有四變：康熙、雍正時,專仿董 其昌；乾隆時，都競相模仿趙孟□；歐陽詢的書法盛行 於嘉慶、道光時期；北朝碑派又萌芽於咸豐、同治時期。 這一觀點雖不十分准確，但大體上是符合清代書法因世 推移的風尚。清代晚期碑學在書壇上佔了主要地位，使 以學帖為主的書法家不得不正視碑刻上的書法，而碑學 書法家也兼容帖學，這樣晚清的書法又出現了另一番景象。

伊秉綬 隸書
晚清書法以何紹基、趙之謙、吳昌碩為代表。何紹 基的書法以顏真卿為基礎,搜集周、秦、兩漢古篆籀,下 至南北朝、隋、唐碑版，心摹手追，自成一家。他的草 書成就尤其突出,楷書既醇雅又有唐人法度,精勁有北朝 書法的氣象。晚年精篆隸，60歲後將漢隸名碑幾乎臨寫 殆遍,所以他的隸書筆法穩健,古拙沉雄。他的行草是熔 顏字、北朝碑刻、篆隸於一爐，恣肆而超逸，天真罄露。 趙之謙書畫、篆刻都兼長，書法初學顏真卿，後取法六 朝碑刻。他的楷書顏底魏面，用婉轉圓通的筆勢來寫方 折的北魏碑體，而且他的行草、篆、隸諸體，無不摻以 北魏體勢，自成一格。何紹基、趙之謙對清代末期的書 法影響極大。這時期的書法家還有張裕釗，他以北碑為 宗，高古渾穆，用筆外方內圓，其楷書對後來也有一定 的影響。篆、隸成就比較突出的是吳熙載。他是包世臣 的弟子，篆書學習鄧石如，渾雄不足而清逸過之，可惜 缺少個性，行草書純學包世臣，也缺乏創造。楊沂孫擅 長篆書，方勁雄健。吳大□是金石收藏家，善寫篆、隸， 隸書平穩，篆書能用金文結體來寫，面貌一新。當時寫 篆書的還有徐三庚，以《天發神讖碑》筆法寫篆書；莫 友芝以《禪國山碑》及漢碑額體勢寫篆書，都各有面貌。 寫隸書的有：俞樾、楊峴等。此外，翁同□以寫行、楷 著名,書法由顏入魏,蒼老平淡,筆力凝重,晚年也寫隸書， 用筆極為凝練。

孫星衍：篆書
清代末年，以楊守敬、吳昌碩、康有為、沈曾植等 書法最著名。楊守敬，收藏漢、魏、六朝碑刻甚多，擅 長隸書和行楷書,曾東渡日本,帶去不少碑帖，並收日本 學生，著有《平碑記》、《學書邇言》等，對近代日本 書法產生一定影響。吳昌碩，為清末書、畫、篆刻大家， 篆書對石鼓文下功夫最深,字形變方為長,講究氣勢；隸 書效法漢《三公山碑》、《裴岑紀功碑》，亦別具一格； 行書由王鐸上追唐人，晚年「強抱篆籀作狂草」，融會 貫通，開辟了新的境界。沈曾植是著名學者，書法學習 鍾繇、索靖，更熔鑄漢、魏碑刻，晚年精於章草，自碑 學盛行,書法家都用心於篆隸,草書很少有著名的。沈曾 植在草書上獨辟蹊徑，對後來有一定的影響。康有為在 書法理論上，發揮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觀點，著《廣 藝舟雙楫》，對近代書法理論影響極大。他的書法亦植 根於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門銘》、山東掖縣雲峰 山諸石刻對他影響最深，所以他的書法渾拙古勁，奇肆 開張，有縱橫跌宕的氣勢，具有獨特風格。

蔣仁：行書
總結清代書法發展情況，可以看到清代書法發展進 程中，碑學和帖學的競爭和消長。碑學的興起在清代是 有客觀原因的：①清中葉以來金石考據的興盛。清代知 識分子為了避免文網,走上金石考據的治學道路,而這時 漢、魏、南北朝碑刻不斷出土，人們除了證經考史之助 外,碑刻上的文字也為書法提供嶄新的資料,使書法家的 眼界頓為開擴;另一方面書寫篆、隸需要字字有來歷,清 代文字學的成就為書法藝術提供了基礎，所以清代許多 書法家同時又是金石學家。②由於篆刻藝術的發展,也給 書法藝術的創新提供了條件。清代書法家多善治印，所 以能將凝練蒼朴的金石趣味，運用到書法創作中去，使 書法有了金石氣，這些都是隋唐以來書法藝術中所不曾 有的。③文人畫的發展,使得繪畫的書法化更為濃厚,反 之文人畫對書法藝術增加了新的血液,所以清代書法,無 論是用筆、用墨，以至章法都有創造。

6. 魏碑體的發展歷程

北魏平城時期是指公元4世紀90年代末至5世紀90年代前期。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從此開始了北魏在平城的歷史。北魏皇帝重用漢族士族知識分子，自覺推動了與漢族文化的融合。
北魏初年的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文教政策，表現出對漢族文化極大的熱忱。天興元年（398）遷都平城之初就「令五經群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公元426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公元444年，太武帝下《庚戍詔》：「自王公以下至於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公元466年「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千」；公元486年孝文帝下詔修建明堂、辟雍。公元489年在平城立孔子廟。北魏統治者的這些措施，極大地促進了鮮卑族與漢族的融合，鞏固了統治，也為書法藝術的發展與創新創早了良好的條件。
在北魏皇帝重用的漢族高官中不乏堪稱一流的書法家。北魏初年，朝廷文誥書檄多出自書法家崔玄伯筆下。《魏書·崔玄伯傳》記載：玄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為世楷模。崔浩是崔玄伯的兒子，因為擅長書法經常在道武帝拓跋珪左右。《魏書·崔浩傳》「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范陽盧淵也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北史·盧玄傳附盧淵》略雲：「初，（盧）湛父志，法鍾繇書，傳業累世，世有能名。至（盧）邈以上，兼善草跡。淵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崔、盧是當時首屈一指的書法大家，他們所傳書法不外乎篆書、隸書、草書、行押、銘石書，就其風格而言當為古樸、厚重、方嚴、筆力雄健。這就為北魏書法奠定了雄強之風。北魏初年，佛教傳入中原，受到北魏皇帝的推崇。《魏書》記載：天興元年（398）道武帝下詔：「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太武帝時，在崔浩的勸說下，罷黜佛教，迎請嵩山道士寇謙之，道教大興。「乃使謁者奉玉帛牲宰，祭嵩岳，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太武帝死後，文成帝修復佛法，下《修復佛法詔》：「夫為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朕承洪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縣，於眾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置會限。」和平元年（460）文成帝命沙門統曇曜「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從此佛教更加興盛。經過這番佛道鬥法，北魏在平城短短96年的歷史卻留下了珍貴的歷史遺產，平城時期的著名碑刻中既有雲岡石窟的造像題記?，又有道教的碑刻④，這使平城的碑刻呈現出多元混雜的特徵。另外，北魏不像南朝一樣禁止立碑，這也是使北魏碑刻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基於以上因素，平城書法才得以迅速發展演變，它上承隸書下啟洛陽楷書，既融合了北方少數民族的粗獷剽悍之風，有滲透了儒家文化的溫文爾雅、剛正不阿，同時又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的熏陶，呈現出古樸、自然、剛勁、雄壯的風貌。 平成時期的書跡種類繁多，包括碑刻、墓誌、造像記、題記、明堂瓦文等。我按時間順序擇要排列如下⑤：
《王銀堂畫像題名》（406）楷書
《折沖將軍薪興令造寺碑》（436）楷書，新疆吐魯番出土
《皇帝東巡之碑》並碑額（437）碑文隸書，陽文篆額「皇帝東巡之碑」，民國年間河北易縣出土
《大代華岳廟碑》（439)隸書，碑原在陝西華陰縣華山
《王神虎造像記》（440）楷書
《朱雄造像記》（440）楷書
《合邑又道繼等造像記》（440）楷書
《鮑纂造像記》(442）草率隸書，清朝末年山東出土，現存日本
《嘎仙洞祝文刻石》（443）隸書，1979--1908年發現於大興安嶺鄂倫春旗嘎先洞中
《孫恪墓銘》（451）大同附近出土
《皇帝南巡之頌》並碑額（461）碑文隸書，陽文篆額「皇帝南巡之頌」，1936年發現，現移山西靈丘縣覺山寺
《劉賢墓誌》（452－465），志文隸書，四面刻，陽文篆額「劉戍王之墓誌」，1963年遼寧朝陽出土
《曹天度造像記》（466）隸書
《魚玄明墓誌》（468）楷書
《趙炯造像記》（469）草率隸書，同治年間山東高密出土
《申洪之墓誌》（472）隸書
《欽文姬臣墓銘》（474）出土於大同
《光州靈山寺舍利塔銘》（477)楷書，咸豐年間山東黃縣出土
《太和造像記》（478）隸書
《馮熙寫雜阿毗曇心經》（479）
《太和五年石函銘》（481)楷書，1964年河北定縣出土
《邑師法宗造像記》（483）楷書，在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十一窟東壁
《崔永忠造像記》（483）楷書，山東歷城出土
《司馬金龍墓銘》並題額（484）隸書，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司馬金龍墓壽磚》(484)隸書，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暉福寺碑》並碑額（488）楷書，在陝西澄城縣
《閻惠端造像記》（489）楷書，光緒年間在河北昌平訪得
《比丘尼惠定造像記》（489）楷書，在山西大同雲岡石窟17窟南壁
《王伯安造像記》（490）楷書
《富貴萬歲》瓦當文（481－490）隸書，在山西大同文明太後永固陵訪得
明堂瓦文（486－491）有篆書、隸書、楷書、行草書，1995年至1996年在山西大同城南出土
《僧暈造像記》（492）楷書
《宿光明冢》《王羌仁冢》墓磚，年代不詳，草率隸書，1995年，1997年分別在山西大同訪得
《吊比干文碑》（494)在河南輝比干墓側，刻於孝文帝遷都洛陽途中，為平城魏碑畫上了句號。
在這些書跡中有《皇帝東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頌》屬於廟堂之作，風格雍容大度，筆勢開張，應為當時一流書家所寫。作為摩崖隸書的《嘎仙洞祝文刻石》又顯得渾朴雄厚。《平國侯韓弩真妻碑》、《劉賢墓誌》、《司馬金龍妻姬辰墓誌》、《司馬金龍墓銘》、《司馬金龍墓漆畫屏風題記》等為貴族官僚墓誌，雖較廟堂之制略為草率，但卻更顯示出各自獨特的風格，刻工也比較精緻。而出自工匠之手的《宿光明冢》、《王羌仁冢》明堂瓦文等則顯得草率、自然，更能直接反映當時普通大眾的書寫習慣。
平城時期的書跡上至皇帝駕幸的銘刻，下至平民百姓的瓦文，包羅萬象，我們從中可以透視到北魏平城時期書法的方方面面，這對我們了解北魏平城時期的書法發展演變狀況具有重要意義。
在這些北魏平城的遺跡中，既有隸書又有楷書，而且各自都有相當的數量和規模。從字體來看，篆書多為碑額，墓誌多為隸書，造像記多為楷書，當然也並非全部如此⑥。從它們的時間順序上來看，隸書、楷書的順序時前時後，明顯地表現為由隸書向楷書過渡時所呈現出的獨特風貌。我們從這風格各異的書跡中可以看出：隨著北魏對中國北方的統一，當時的社會正熱切地期盼出現一種具有統一法度的書體。事實上，北魏初期的皇帝也明顯意識到規定文字法度的重要性。公元425年，北魏「初造新字千餘」，而且太武帝為此還下達了整齊文字的詔令。
在昔帝軒創製造物倉頡因鳥獸之跡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楷、草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令文字錯謬，會義不愜，非所以示規則於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也。今制定文字，事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為楷式。
－－《魏書·世祖紀》
但是從公元425年以後北魏平城時期的書跡來看並沒有形成比較統一的風格法度，這說明風格的形成不是政府的力量所能達到的。這是一種社會風尚，它需要歷史的選擇、社會的選擇才能形成社會普遍認可的書寫規范，從而形成社會普遍的審美共識。 北魏平城時期的書法呈現出「體兼隸楷」的總體特徵。隸中有楷，楷中有隸。為了弄清北魏書法的發展演變，我先從幾部隸書味較濃的碑刻說起。
從皇帝南巡之頌看平城隸書
此碑刻於文成帝時代，魏書·高宗紀有記載「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群臣仰射山峰，無能逾者，帝彎弧發失，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刊石勒銘。」
此碑書跡具有明顯的隸書特徵。橫畫兩端都向上翹起作翻飛狀，豎鉤平挑，撇畫收筆處微微向上翻挑，捺畫收筆處平出，字形成橫扁狀，這些都是典型的隸書筆法。
同時這類隸書雜有顯著的楷書特點，筆畫方截、瘦勁，橫畫左低右高向上傾斜，許多字的橫折處已不再是平起直下，而改為向左側傾斜，如「過」字的首筆折處。有的橫折則表現出明顯的頓挫，如「郡」字中「君」首筆處的折。從結構上看結體凝重，呈欹斜狀。
皇帝南巡之頌所表現出的特點使其在研究隸書向楷書過渡方面具有了重要的價值。尤其是其中摻雜的楷書特徵會使我們有似曾相識之感。這些楷書特徵我們可以在稍後的「龍門四品」和邙山墓誌中明顯地找到他們的影子。從筆畫的方峻頓挫到結體的欹斜凝重都與「魏碑體」楷書有明顯的淵源關系。
這種風格的碑刻在北魏平城時期還見於《皇帝東巡之碑》，而在其後的《司馬金龍墓銘》中《皇帝南巡之頌》的許多特點得以延續，但有些特點卻被明顯的拋棄了。例如：橫畫左側起筆處的向上翻起已不明顯，字體的欹斜度也大大減弱，但仍表現出隸書的特徵。可以說楷書對當時的人們已有相當地影響，以至於不自覺的滲透到書法當中，使之「體兼隸楷」。事實上由於北方書風保守，廟堂之制按照慣例都是採用隸書書刻，許多波磔、翻挑以及結構的平整往往都是刻意為之，頗有力不從心之感。所以啟功說：「構造和筆畫姿態都想寫隸書，但書寫技巧不純，筆劃無論方圓粗細寫得總不像漢碑那樣地道。」
《皇帝南巡之頌》為廟堂之制，是記載皇帝出幸的碑刻，當為一流書家所寫。《司馬金龍墓銘》為貴族墓誌，刻工精良，因此這兩塊碑刻可能代表了當時書法的最新狀態，也典型地反映了當時書刻者的矛盾心理和慣用的書寫習慣。尤其是對方筆的運用可以說已經成為當時比較認同的筆法，這對後來洛陽「魏碑體」的形成有著顯著的影響。
但是平城時期的隸書並沒有形成統一的風貌，以上所舉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種。其他如《嘎仙洞刻石》的古樸渾厚，《嵩高靈廟碑》的方厚平直，《宿光明冢》、《王羌仁冢》磚文的簡直草率都各具特色。
從《暉福寺碑》看平城楷書
《暉福寺碑》是北魏平城時期最著名的楷書碑刻。就其特點而言，仍以方筆為主，稜角鮮明，結體嚴謹，略有傾斜「具有俯仰向背的姿態和曲張之勢，茂密的結體現出欹側的姿致」。⑧所以康有為稱它是「豐厚茂密之宗」，在字體結構的避讓上已經很成熟，漢末魏晉隸書的影子已經難以找到。
與平城前期最具代表性的隸書碑刻《皇帝南巡之頌》相比，雖然一隸一楷但在風格上卻有一脈相承的淵源關系。《皇帝南巡之頌》在結體上的嚴謹、筆畫上的方棱銳折在《暉福寺碑》中都有所體現。尤其是橫畫的書寫，雖然《暉福寺碑》的書家採用的是楷書筆法但與《皇帝南巡之頌》中的橫畫卻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如「慶」「真」「素」「而」等字裡面的橫畫，其神態與《皇帝南巡之頌》如出一轍。這說明從《皇帝南巡之頌》到《暉福寺碑》的27年中，這種筆法得以延續和發展，並在楷書當中得到應用。由於不管是?皇帝南巡之頌?還是?暉福寺碑?在當時都應該是最新的筆法，這對北魏書風的演變無疑具有引導作用。
如果我們將其與北魏洛陽的「魏碑體」相比，洛陽「魏碑體」的寫法，《暉福寺碑》基本具備。但是不能否定在筆畫的舒展開張，撇捺的雄健有力，結體的大開大合，結構的欹側，氣勢的雄勁上都遠不及洛陽「魏碑體」。《暉福寺碑》的上述特點使其表現出探索者和先驅者的角色。平城楷書對洛陽「魏碑體」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所以殷憲說：「洛陽時期的魏碑與平城時期的魏碑同樣存在著一個直接的承接關系。就是說，大同諸多形式的魏碑、銘石、書跡，對於洛陽的諸多造像記、墓誌銘，在時間上是一個早與晚的關系，在書體、書風的生成和發展上，則是一個源與流的關系。」
當然平城時期的楷書仍殘有明顯的隸意，這在《邑師法宗造像記》以及明堂瓦文所發現的楷書中有明顯的體現⑨。 公元477年孝文帝親政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革衣服之制」，禁穿胡服，改穿漢人服飾；改變鮮卑人籍貫「代人南遷者，悉為洛陽人」；以漢語為「正音」；改鮮卑復姓為漢人單姓；促進鮮卑族與漢人士族高門的通親。孝文帝採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促進了胡漢民族的融合，表現出對漢族文化的推崇，也使北魏形成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風尚。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一批南朝漢人知識分子北遷，給北魏書壇帶來一片新的生機，北方相沿已久的保守書風便悄然發生了變化。
因此北魏後期的很多書家有出仕南朝的背景。如《魏書》記載：隴西李思穆（？－516）「有度量，善談論，工草隸⑩」；潁川庾道（？－517）「歷覽史傳，善草隸書」；彭城劉懋（？－517）「善草隸書，多識奇字」。這些人都屬投北的南方書家，他們所傳之草隸應該屬於「二王」一派。北魏的這些南方書法家為北魏書法藝術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北魏後期，南方的字書《小學篇》傳入北方，北魏後期的貴族子弟以學習《小學篇》為榮耀。《魏書·任城王傳附元順》記載：「（元澄之子）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學王羲之《小學篇》⑾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
《小學篇》傳「二王」之法，而且書風上比北朝傳統的識字書《急就篇》新妍，當為鮮卑貴族所推崇，這樣就使南朝書風滲透到北魏書刻的血脈之中，為洛陽時期產生新體楷書並且普遍流行奠定了基礎。
⒉洛陽「魏碑體」
北朝書法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吸納南方新妍書風，終於在洛陽時期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楷體－－「魏碑體」⑿。
我們可以從以邙山墓誌和「龍門四品」為代表的洛陽碑刻中看到這種具有統一風格的「魏碑體」，他們一改北魏平城書風的古拙、朴茂，呈現出新妍別致的書風。險峻奇偉、驚心動魄、體態新妍、結體嚴謹。確實給我們以耳目一新之感。
以《元楨墓誌》為例我們可以看到，這類楷書多用方筆；橫畫出鋒，收筆下頓，橫畫向上傾斜；撇畫突出，收筆平挑；捺筆雄壯，收筆平出；豎多下頓後向左平出；斜畫緊結，字形橫扁，且整體呈欹斜態勢。筆法剛勁、瀟灑，撇畫捺畫突出，如長槍大戟，刀砍斧鑿，給人以遒勁雄壯之感⒀。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說：「古今中外唯南碑與魏為可宗，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昏穆。三曰筆法跳躍。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⒊北魏後期「魏碑體」地發展
隨著漢化改革的深入，胡漢融合的加強，南朝書風的不斷傳入，這種剛峻奇偉的「魏碑體」楷書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筆畫漸趨圓潤、端整、秀雅，方圓兼施。

7. 受禪碑的歷史背景

此碑文雖不見於史書，但曹丕代漢稱帝之事，在《後漢書·獻帝紀》和《三國志·魏書·文帝紀》中均有記載。據《獻帝紀》所說，是延康元年（220年）十月乙卯，獻帝遜位，魏王稱天子；而《文帝紀》則作同年十一月「庚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碑文卻稱：「黃初元年（ 220年）十月冬辛未，皇帝受禪於漢氏。」與上述二史書所記日期均不同。對此，宋·歐陽修在《集古錄》跋尾中根據裴松之對《文帝紀》的注文作了較詳考證，認為「漢、魏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為是也。漢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爾。魏志十一月……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但是曹丕受禪之日，尚未改元為「黃初」，碑文不作「延康元年十月冬辛未」也是不妥的，這一點歐陽修卻未指出。

8. 碑拓的起源傳承

在印刷術沒有誕生之前，古代遺存下來的文字有不少是在石頭上記下來的。據記載，大約在春秋的時候，就有人想出來把文字刻在石頭上了。戰國初年的古書《墨子》中講怎樣保存文字記錄的時候，就提到要刻在金石上面。「金」指的是青銅器，「石」指的就是石頭。唐朝貞觀初，人們在陝西寶雞附近的陳倉發現了10個石鼓，上面的刻字記載著公元前8世紀時秦文公的事情。這是迄今為止，年代最久的「石頭記」了。石鼓較小，刻不了多少字，看起來也比較麻煩，後來人們就把字刻到大石碑上去了。
東漢末年，雖然已經發明了紙，但印刷術還沒發明。為了避免手抄書錯誤頻發，漢靈帝熹平四年，即公元175年，蔡邕向漢靈帝建議：把一些儒家經典刻在石碑上，作為校正經書文字的標准本。靈帝同意後，蔡邕親自書寫，刻好後的石碑一塊塊立在首都洛陽的太學門外。這些石碑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經」，如今還有一些殘塊保存在西安的碑林里。
用紙墨拓取石刻上的文字，以載籍為據始於梁、隋，若以實物為據則始於唐初，經宋元明清歷代之發展，迄今已1400餘年。拓本作為碑刻傳承的載體，具有多方面的價值：承載了古代燦爛的書法藝術，且為歷代學人所取法，備受世人的重視；歷代石刻所使用的各種書體，反映著一脈相承的漢字在不同時期的演變，本身就是一部直觀的中國文字發展史；秦漢刻石、隋唐碑刻、宋元明清法帖一經刊刻，對考訂史實，研究文字源流與藝術價值、了解古代風土人情、文章詩翰等都是十分珍貴的原始資料。
黃伯思《跋劉寬碑》一文中說：因令工椎拓二碑及陰文，裝為三帙。此時出現了椎拓這個詞語。椎者，用木椎打紙入碑字；拓者，是用氈包在紙上擦墨。椎與拓都是打碑的工序，而椎的目的是為了拓，拓本這個名詞便由此而成立。

9. 校官碑的歷史沿革

在南宋紹興十三年來（1143年），溧水源縣尉喻仲遠在固城湖（今南京市高淳區境內）獲得江南地區唯一的漢代石刻《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簡稱《校官碑》），碑主潘乾，字元卓，陳國長平（今河南西華縣東北）人。此碑刻於東漢靈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靈帝光和中為溧陽長（故城在今江蘇省溧陽市西北四十五里）。卒後縣丞趙勛及左、右尉董並、程陽等為之樹碑頌德。此碑縱148厘米，橫76厘米，厚22.5厘米，16行，行27字，文字多漫漶難以讀識，元朝至順四年（公元1333年），文學椽單禧刻有《釋文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