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進化論有什麼意義
人是上帝造的。這個可以肯定。以進化論為首的異端邪說拚命想否定這一事實。於是上演了一幕幕認豬作父、認猴作父（所謂北京人，無非是幾個人在山洞裡鑿猴腦吃）的鬧劇……
進化論者說，宇宙源於大爆炸，沒有緣故的大爆炸，所有物質集合在一個點里，不斷旋轉，突然爆炸，天哪！只是我想問問，既然物質是在一個點里旋轉，那麼因為慣性爆炸後它們應該以相同的方向自轉，可為什麼已知的行星里有80多個是反方向自轉呢？為什麼？因為上帝早已知道會有這么愚蠢的人，故意留下證據諷刺他們。
同時，物質從何而來？能量從何而來？熱力學第一定律告訴我們，自然界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能量。那隻有一個答案：有一位超自然的創造者。
用高倍顯微鏡觀察一個細胞，看看裡面成千上萬的組織有條不紊的工作，您能相信這是偶然進化來的？進化論用氮14-碳14衰變法測算化石的年齡，他們從來不敢說這種測算方法的前提：1，動物死的的時候就完全不存在C14；2，至少地球磁場不能改變（事實上，過去150年地球磁場就減弱了10%）；3，外界環境不能有任何改變。事實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些條件哪怕一個都不可能滿足，況且氮14衰變到碳14的周期僅僅是5720年，他們是怎麼測出幾百萬年的？其實他們為何要從化石做文章，因為死無對證啊。難道活著的植物測算不出年齡嗎？當然能。也有過測算，但進化論者隻字不提，因為地球現存活著的植物，有1000年的，2000年的，4000年的，就是沒有超過4500年的，因為那之前有一場大洪水。
還有，進化論者說地球的年齡是46億年，或更多。我們今天都知道地球自轉速度在逐漸變慢，最保守的演算法每10年慢一秒，聖經說地球只有6000多歲，這當然沒問題，但如果您相信地球有46億年，那麼算一下46億年前的自轉速度吧，沒錯，負數！
進化論所謂的化石，沒有一具是介乎兩個物種之間的化石，這是他們的致命傷。以前他們將始祖鳥奉為至寶，直到近些年人們發現活著的翼端有爪、嘴裡有牙的鳥以後，他們便銷聲匿跡了，以至於今天他們再也不敢大肆宣揚他們的化石證據了。他們把物種之間的進化解釋為基因突變，但他們窮盡所能的試驗最終證明，基因突變只能給生物帶來災難。他們荒謬的推理假說實在沒有必要再羅列下去了……
不妨看看上帝借聖經告訴我們什麼：4000多年前，上帝對約伯說：」你能發出閃電，叫它行去，使它對你說：『我們在這里』？」直到19世紀一個叫富蘭克林的不要命的科學家捕捉到了閃電，20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發簡訊、打電話的時候才曉得上帝的奇妙。2700年前，上帝皆先知以賽亞的口告訴人們地球是圓的：「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3000多年前大衛王的詩歌里就告訴人們空氣有重量：「下流人真是虛空，上流人也是虛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們一共比空氣還輕」，直到3000年後科學發現了分子，才追趕上這一處聖經的腳步；挪亞大洪水的時候，聖經記載：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科學家直到1977年才在海底發現有泉源…………
關於考古，不得不說聖經里的預言。以賽亞提前150年准確預言波斯王居魯士，不信的人曾毀謗說這預言是人為後補的，直到《死海古卷》的出土就都啞口無言；再看看以西結預言推羅的下場，居然一字不差。這樣一本聖經，我找不出理由不相信它而去相信進化論。
比較一下就知道，什麼是真理，什麼是愚妄。
2. 生物進化論的提出，有什麼歷史意義
進化論（演化論）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偽科學。它和中世紀的「地心說」一樣只是人類認知水平局限性造成了一些偽科學理論占當時主流地位，是典型人類愚昧的產物。波普爾早年根據愛因斯坦對自己《相對論》態度，真正的科學理論都富有冒險性的預測，承擔被證偽的風險。於是波普爾在《猜想與反駁》中已經尖銳地指出，科學理論必須要具備「可證偽性」（即：能被經驗反駁/存在被證偽的可能性）。而當一套理論，其信奉者總是保護它不被批判時，它就是偽科學。科學理論，不是宗教聖典，不須要人們供奉和膜拜，而是要容許被批判和反駁。
我們現在來看看進化論這套偽科學對於宏進化，生命起源，器官形成這些重大問題沒有一個能有證據，且在理論上存在重大的漏洞和缺陷，卻被信奉者當成教條灌輸給我們。
實際上進化論（演化論）對於生命起源早就走進了死胡同。進化論這套偽科學，碰到「生命起源」問題時，其荒唐性暴露無余。這也是當今進化論者不敢涉足的「雷池」。他們極力狡辯聲稱進化論不涉及生命起源問題（實則是因為害怕這個問題）。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進化論為何如此害怕涉及到這個關鍵問題。進化論既然能解釋生物進化（雖然宏進化解釋不通，但至少還能向人們扯蛋一下），為何就不能解釋生命起源？150年來，經過無數所謂「科學家」，挖空腦子的臆想。仍然對這個課題是一籌莫展。只能說一句生命就是莫名其妙地了現了。
其實邏輯思維嚴謹的人思考一下就明白其中的奧秘。我們知道，進化論的核心論點是建立在生物可遺傳變異的基礎上，再加上自然選擇導致了優良的特性被保留下來。這里可遺傳是進化論最大的前提。而在生命未形成之前，非生命的物質不具備可「遺傳」性，不會生育繁殖後代。因為遺傳復制本身就是生命的特性。那非生命物種如何進化成生命的，可遺傳，變異都不存在，自然選擇就無從談起了？而進化本身依賴生物可遺傳這個大前提，於是在邏輯上陷入了死循環。整個進化論思想在解釋生命起源最關鍵一步時完全崩潰。
關於生命起源的探究，進化論頂多也就止步於上世紀中葉的米勒實驗。結果是令進化論鼓吹者大失所望，不要說生命，連最基本的蛋白質都沒法自然形成。進化論鼓吹者，對生命起源如此膽怯也在情理之中了。至今對於生命起源先有蛋白質，DNA，RNA都是一籌莫展，爭論不休，事實上先有哪個都不可能存在生命。
當然進化論（演化論）是當代最大的偽科學，這點毫無疑問。他們除了肆無忌憚地偽造證據以外，玩弄最多的伎倆便是「循環論證」。按常理說，生物分類學，比較解剖學，群體遺傳學和進化論都是獨立的學科。進化論應當只是生物分類學的一個分支學說，進化論本身就是以生物分類學生物「相似」的生理構造，推導出來的一個結論。那麼進化論以「相似」做為推理的前提，卻偏偏又要用「相似」做為依據。這就犯了循環論證錯誤。因為生物的相似性，所以生物有共同祖先，生物是演化來的。因為生物是演化來的，所以生物有相似性。進化論的論證手法是把結論，當成推論的前提復述了一遍。表面上看這句沒有任何錯誤，但在邏輯學上這種「循環論證」是「恆真命題」的一類。在邏輯上是沒有任何論證意義的。它只是在圍繞一個點在做循環自證，是詭辯術的一類。
我們看「比較解剖學」是如何給進化論源源不斷提供「證據」的呢？就是在比較生物的生理「相似」性。現代進化論者往往不直接了當地宣稱：「因為生物的相似性，所以生物是演化來的。因為生物是演化來的，所以生物有相似性。所以「相似」就是進化論的證據」。因為這樣做，顯然騙不了一個智力正常的人，這是直接玩單次循環論證，極易被識破。於是他們就費盡心機地套上「比較解剖學」這個馬甲。玩障眼法，避免了進化論直接拿「相似」做為自己理論的論據暴露於公眾面前。騙子們拐彎抹角地玩循環論證。
那個「同源器官」的論證也是同理，進化論者發現不同生物結構位置相同，功能相似（有時也不相似）的器官，從相同的「胚胎原基」上發育而來。就認為這是器官同源，證明它們有共同的祖先。這簡直就是喪心病狂的欺騙。生物相似的生理本身就是進化論的提出的依據。只有當進化論被確定為事實時，才可以認為從相同的「胚胎原基」上發育而來的器官是同源的，有共同祖先。猴棍們在用「同源器官」論明進化論時，它的前提條件中就已經含有了生物必定是進化來的。（想要證明的結論，當成論證的前提在使用）如此明目張膽地玩循環論證。除了進化論，大概也只有江湖騙子才有這個膽量。
用生物分類學，比較解剖學，群體遺傳學觀察到生物相似器官，他們就便急不可耐得出進化論是一個可以觀察到的事實。這些學說是如何支持進化論的。這種拙劣的詭辯術，充斥著現代進化論鼓吹者們一次次的謊言中。
同樣「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也是採用循環論證欺騙智商不高的人的詭辯術。本質上是一句的屁話。什麼是生存下來的生物？本來就是適應環境的生物。整句話完整表達就是適應環境的生物生存了下來。等於什麼也沒說明，只是自己證明了自己的正確。把自己要證明的結論，當成前提在使用，這種循環式詭辯術貫穿著整個進化論偽科學。
把生存下來的生物定義為適者，再用適者生存提出自己的理論。這就好比，射手先打了一槍，然後再根據彈孔位置畫靶標，豈能不是百發百中的神射手。進化論就是這樣一套不講邏輯的無賴理論。
最後說一下，器官形成難題。同樣進化論這套偽科學對此是一籌莫展。我們對於科學理論，不能只下個結論就了事的。還要知道推演原理，和具體溯源細節的描述。這個過程不必一定符合事實，但一定要有。可惜的是進化論，只負責下結論，不負責向你說明具體細節。這不光是正翅膀形成的問題。還有鰓呼吸如何進化成肺呼吸的。你讓它們解釋解釋看。它們除了掩耳盜鈴以外，別無它技。
事實上自然選擇說到底是一種非常保守的力量。它只能在已有的性狀基礎上作出一些大的選擇，淘汰到畸形和殘次品或者不適應某些環境的性狀。而當年達爾文就是以這種有限的事實。作了無限制的推論。認為自然選擇具備有強大的創造能力。具有創造全新器官和演化新生物的而能。進而推論到了世界上所有生物都是由一個原初的細胞生物演化而來。而這兩項至今未能找到證據支持。更要命的是，前者如果深入思考，一定會出現悖論。
現今進化論最尖端的學者，它們也只能靠腦補這種荒唐的結論。比如道金斯《盲目造表匠》中關於翅膀形成的解釋。「一部分樹棲爬行動物，經常需要快速攀爬有斜度的樹干，在這個過程中骨骼與肌肉逐漸產生了相適應的變化，具備了在樹與樹之間華翔或短途飛翔的能力。」這段話中有兩個疑問，具備滑翔能力的前肢已經不是一個小的突變。它仍然要長期積累小突變形成。而這個功能沒有實現前，它是不具備這個優勢，自然選擇也就不起作用了。
其二，動物生存的環境有很大的機動性（變動性）。一個爬行動物生下來，不可能一生只在樹上攀爬，而當前肢慢慢成變有翅膀形 狀這種過程中。這種增生的「半翅膀」非但不能飛行 ，反而對於前肢的關節屈伸產生障礙，就算不能嚴重阻礙前肢活動，也至少是一個附加的累贅。
從而使動物失去原有靈活的攀爬能力。而這個過程中恰恰是這類生物最難以生存時期，它們並不會被自然選擇所保留。進化論就是建立這種荒唐的邏輯悖論上的結論。一但把問題深入描述細節。它的偽科學性是暴露無疑的。所以掩耳盜鈴，是現代進化論者保護他們理論不至垮台的法寶。
進化論這套學說，在偽科學的道路上已經是沒有回頭路，一但信奉者們放下包袱，就是它宣告破產之時。它和中世紀的「地心說」一樣。僅僅只是人類愚昧的產物。
3. 生物進化論的提出，有什麼歷史意義
學說的中心是選擇，特別是自然選擇。而自然選擇又是在人工選擇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1）人工選擇學說。他認為，現在的許多家養動物和載培植物，都起源於野生類群。它們在人們有計劃的選擇下，使有益於人類的變異逐漸積累和增強，實際上是個優勝劣汰的過程。這一學說有三個要素：一是有變異存在；二是這種變異能夠遺傳；三是人類對變異可以選擇。三者缺一不可。
（2）自然選擇學說。首先，達爾文認為生物普遍存在著變異。一切生物都有變異特性，世界上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生物。變異可分為一定變異和不一定變異兩種。所謂一定變異是指同一祖先的後代，在相同的條件下可能產生相似的變異。如氣候的寒暑與毛皮的厚薄，食物的豐匱與個體的大小。所謂不定變異是指來自相同或相似親體的不同個體，在相同或相似條件下所產生的不同變異。如同一白色母羊所生羊羔中，可能有白、黑或其他顏色。同時，達爾文認為生物普遍具有高度的繁殖率與自下而上競爭能力。生物有著繁殖過剩的傾向，但由於食物與空間的限制及其它因素的影響，每種生物只有少數個體能夠發育與繁殖。達爾文還認為：生物在生存競爭中，對生存有利的變異個體被保留下來，而對生存不利的變異個體則被淘汰，這就是自然選擇或適者生存。適應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在自然選擇過程中，只有適者才能生存，但適應對生存也只有相對的意義，一旦生活環境改變，原來的適應就可能變為不適應。最後，達爾文認為：通過自然選擇形成新物種。
近半個世紀以來，由於分子生物學、分子遺傳學和群體遺傳學的興起，結合生物學其他分支學科的新成就，對生物進行化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的見解，即現代達爾文學說，或稱綜合性進貨機理學說。該學說認為生物化是在群體中實現的，其主要論點為：①突變（達爾文所說的不定變異，即基因突變或染色體畸變）。為生物進貨提供了原材料。②基因頻率與遺傳平衡。其因頻率就是該基因在一個種群中的數量。一個種群在一定條件下，後代與親代的基因頻率可保持不變，這種基因各代保持穩定的狀態為遺傳平衡。生物的進化是以種群為單位而實現的。③自然選擇與基因頻率的演變。種群的演變，標志著基因頻率的改變。引起基因頻率的改變主要由於突變和種群間的基因遷移，而這些因素必須在自然選擇的主導作用下才能定向改變種群的基因頻率。④適合度與選擇壓力。適合度是指生物生存和生殖並將基因傳給後代的能力。所謂選擇壓力是指自然選擇作用於某一種群效果的衡量標准。⑤隔離。新物種形成有三個階段：突變→選擇→隔離，由於地理隔離，在自然選擇的作用下形態、習性甚至結構進一步分化，就產生生殖隔離，進而形成新種。
4. 進化論的提出具有怎樣的歷史意義
進化論的傳入不僅促進了中國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而且成了渴望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專主義的中國屬先進知識分子和革命志士救亡圖強的思想武器，他們從生物進化演繹為世上萬事萬物都在進化發展的哲學觀點，以此論證推翻腐朽社會的必然性。
5. 請問 進化論的歷史意義是什麼
達爾文的進化論已經創立140餘年了，在其誕生之初，是作為一種假說被提出來的。除達爾文本人從對一些植物，動物形態的觀察得出的推論外，並沒有什麼化石證據。達爾文在《物種起源》書中論及化石時，標題為「不完美的地質記錄」。他承認在當時的化石研究中並未有證據顯示有物種間過渡類型的存在，並指出這可能是最易於檢驗而又具有殺傷力的反進化論的理由。他看到了進化論的先天缺陷，並希望後人能予以驗證。但是時至今日，進化論已成為一個公理；一個信仰；甚至一個宗教。不能討論，更不能批判，只能無條件接受，否則就將招致無情的圍剿，甚至被貼上「偽科學」，「反科學」的標簽而斷送自己的研究前程。在當今任何一本生物學雜志上，已經找不到任何質疑進化論的論文了。SCOTT和COLE在八十年代初，檢索了當時的4000多種學術刊物，未發現任何一篇反進化論的論文，在68種與生物起源有關的學術期刊中，也未發現任何一篇是質疑進化論的。GEORGE W. GILCHRIST在1997年調查了世界上最大的五種期刊數據索引，也未發現反進化論或非進化論的論文。進化論者自豪地宣稱，進化論對神創論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似乎進化論的合理性及不言自明性又得到了一次證明。
事實真的如此嗎？進化論已是絕對的真理了嗎？其實不然，SCOTT和COLE的工作還發現，在1985年提交的135000篇論文中，確有18篇論文是反進化論的和非進化論的。而這18篇論文無一例外地遭到拒絕發表。進化論並非無懈可擊，而是它的維護者不允許任何針對它的挑戰。這更加給人一種印象：進化論並非確立於自身學說的科學性和完美程度，而是確立於眾多崇拜者的信仰。進化論並非KARL POPPER意義上的「經驗科學」(EMPIRICAL SCIENCE)，而是一個假說，信仰和並不完美的證據的雜合體。
事實上，我們今天科學研究所發現的東西，已經足以讓人們重新考慮進化論的正確性了。但這些事實要麼被迴避，要麼被抹殺，人們在思維定式的驅使下，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盛行理論的衛道士，而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是不符合理性的科學精神的。一個真正的科學家，應正視舊理論的缺陷及其面臨的挑戰，並勇於擺脫束縛。只有這樣，科學才能向前發展，人類才能向前推動。
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曾這樣說明進化論的先驅、法國傑出的博物學家拉馬克〔拉馬克（1744—1829）〕法國生物學家，現代進化論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法國植物志》《動物哲學》。對進化論的貢獻，「他的功績是偉大的，他第一個使人認識到這樣一個假定的可能性：有機界和無機界的一切變異是根據自然界的規律而不是由於神的干涉而發生的」。我們又看到，列寧在總結達爾文進化論的意義時說：「達爾文的著作最後把上帝從自然界趕走了，生物科學便站立起來了。」這些論述首先表明了進化論在打擊神學中的作用。
西方社會，從文藝復興開始，自然科學受到哥白尼「日心說」的鼓舞，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到18世紀，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力學已經從神學統治中解放出來，但是生物學仍然禁錮在神學之中。神學世界觀在生物學中具體表現為物種特創論和物種不變論。這兩種觀點主張：上帝是創造主，一切生物均為上帝所創造，地球上的各種生物從造物主那裡獲得永恆不變的構造與功能，包括生活習性。顯然，所謂物種特創論與物種不變論實質上就是搬到自然科學中的基督聖經。當時的生物科學只能是對聖經的注釋，是「神學的婢女」。在這樣一種不容置疑的社會思潮當中，進化思想是怎樣占據了拉馬克和達爾文等一批科學家頭腦的呢？我們知道，從18世紀末開始，不僅有拉馬克和達爾文，而且有一批自然科學家樹立了進化論的思想。他們當中的傑出代表有：法國科學家布封，法國動物學家聖提雷爾〔聖提雷爾（1772—1844）〕法國動物解剖學家、胚胎學家，現代進化論的先驅者之一。曾任巴黎歷史博物館脊椎動物學教授。主要著作有《解剖學的哲學》。，英國博物學家兼詩人伊拉茲馬斯·達爾文（達爾文的祖父），英國自然科學家華萊士，德國植物學家卡爾·尼古拉·弗臘斯（18101875），俄國動物學家路里耶（18141858）等。推動這么多自然科學家掙斷神學束縛的力量來自何處？
看一下進化思想在他們頭腦中萌發的經過，我們便可以清楚了。例如，達爾文的祖父，伊拉茲馬斯·達爾文曾這樣談道：「動物的變形，如由蝌蚪到蛙的變化，……人工造成的變化，如人工培育的馬、狗、羊的新品種，……氣候與季節條件造成的改變，……一切溫血動物結構的基本一致，……使我們不能不斷定它們都是從一種同樣的生命纖維產生出來的」。這表明，物種在人工培育條件下和在不同外界環境作用下所發生的改變這些自然界的事實啟發他產生了物種變化的思想。再拿德國的卡爾·弗臘斯來說，馬克思譽他為「達爾文以前的達爾文主義者」，他於1847年發表了《各個時代的氣候和植物界二者的歷史》一書。書中他利用古希臘作家對植物的形態、生態的描述，與他30年代在波斯、埃及等地的實地考察情況對比，得出結論說：「對植物物種不變的信念，也已為我們所動搖，我們甚至指出，這是自然造成的」。不難理解，正是與自然事實的直接接觸導致他摒棄物種不變和物種特創的神學觀點。
我們知道，在進化論的先驅者中，拉馬克和達爾文曾直接受過神學教育，並可能以神職為終身職業。拉馬克的雙親希望他成為一個牧師，因此讓他在中學時代入教會學校受了幾年神學熏陶。達爾文在劍橋大學神學院畢業，並獲得了學位和當牧師的資格。然而，又恰恰是他們兩人給物種神創論與不變論以沉重的打擊。神學觀念的灌輸並沒有擋住進化論思想在他們頭腦中的萌芽，其根本原因也正是由於觀察大自然得來的事實。拉馬克曾用一句話概括了這一問題，他說：「觀察的材料已經明顯地證明了種的不變理論的荒謬。」至於達爾文，大自然對他的啟示作用就更加明顯了，我們不妨多說幾句。1935年，厄瓜多政府在距其海岸1000公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島上設立了達爾文紀念碑，紀念達爾文考察這一群島一百周年，碑文寫著：「查理士·達爾文於183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島登陸。他在研究當地動植物分布時，初次考慮到生物進化問題，從此開始了這個懸而未決的論題的思想革命。」達爾文在他當時的考察日記中是這樣寫的：該群島「四周都是新的鳥類、新的爬行類、新的軟體動物、新的昆蟲、新的植物……。為什麼這些島嶼上的土著生物，無論在種類上或者在數目上都和大陸上的生物有不同的比例的聯系，並且互相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呢？為什麼它們也按照美洲的生物組織形式被創造出來呢？」「在地質史的近代時期裡面，這里還是一片空虛無物的茫茫大洋。因此，無論從空間上或者從時間上看來，我們好像都會得出一個略為接近於那個巨大的事實的見解來，這就是一切秘密當中的秘密：地球上的新的生物第一次出現的問題」。達爾文認為，他的全部思想起源於加拉帕戈斯群島。對整個貝格爾號艦上的考察生活，他是這樣回憶的，「貝格爾旅行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它決定了我今後的整個事業」。這里有一段插曲很能說明自然事實對達爾文的啟迪。在貝格爾號旅行前，達爾文十分欽佩的劍橋大學植物學教授漢斯羅建議達爾文把地質學家賴爾〔賴爾（1797—1875）〕又譯為「萊伊爾」，英國地質學家，地質學的奠基人。主張地質漸變論，其主要著作《地質學原理》標志著經典地質學的成熟。的《地質學原理》一書帶在身邊，說：「你這次旅行必須將賴爾的新著作帶在身邊，隨時翻閱它，因為它十分有趣，但是你除了它所記載的事實以外，千萬不可注意它，因為它的理論都是荒唐到極點的。」原來，賴爾在書中闡述了地球地層是緩慢變化的，而地表環境的變化使生物也逐漸發生變化。賴爾的理論是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災變說」的批判，而漢斯羅是相信「災變說」的。達爾文在途中仔細閱讀了這部著作。在旅途開始時，他相信「生物是根據上帝的計劃而創造出來的」——在旅途中，他曾這樣回答軍官們向他提出的這類問題。但是，當他剛剛考察了第一個地點——維德角群島的聖特雅哥島，發現地層越深，生物化石的結構越簡單；地層越淺，生物化石越復雜，生物的演變不是記錄在地層的發展史中嗎？在事實面前，達爾文不能不為賴爾的理論所征服。因此，他寫道：「這次調查使我相信賴爾的觀點遠遠勝過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著作中提倡的觀點。」
綜上可見，觀察、搜集、分析大自然的事實，這是進化論思想萌芽的一個首要的因素。同時，我們知道，也正是這些客觀事實，給一代又一代的自然科學家以堅定的信念，使他們不顧宗教勢力的迫害和社會愚昧勢力的歧視、打擊，承先啟後、不斷地提出生物進化的觀點。同樣，正是依靠了大量的事實，進化論才贏得了成功。正如大家今天都清楚看到的，不管人們對進化原因如何解釋，不管進化論可能怎樣改變自身的形式，自然界中生物進化的事實總是抹殺不了的。
理論的升華
人類的理智從來不滿足於「知其然」，總要弄明白「其所以然」，所以任何科學理論不可能停留在對經驗事實的描述，必須對事實何以如此發生給予合理的解釋。實際上，早於達爾文很多年，人們發現生物演變的事實，就提出了生物進化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卡弗·沃爾弗〔卡弗·沃爾弗（1733—1794）〕德國胚胎學家。他詳細觀察雞的胚胎發育，證明雞的血管是逐漸形成的，為生物體各種器官的「漸成論」提供了有利的證據。主要著作是1759年發表的《發生論》。在1759年對物種不變進行了第一次攻擊，並且宣布了種源說。但在他那裡不過是天才的預見的東西，到了奧肯〔奧肯（1779—1851）〕德國自然哲學家。認為人是整個宇宙的縮影，是自然界發展的頂峰，精神規律與自然規律有相同之處。、拉馬克、貝爾〔貝爾（1792—1876）〕又譯為馮·貝爾，德裔俄國生物學家、人類學家和地理學家，比較胚胎學的創始人。最大貢獻是1827年發現了哺乳動物的卵。主要著作《動物發生史——觀察與思考》，指出所有脊椎動物的胚胎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關系越近，相似程度越大。在發育過程中，門的特徵最先出現，然後是綱、目、科、屬、種的特徵。這一點後來在胚胎學上被稱為「貝爾法則」。那裡才具有了確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後，即1859年，才被達爾文勝利地完成了。」那麼，為什麼進化論到達爾文手裡才初告大成？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提供了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從理論上正確地闡明了生物進化的機理。
物種是演變的，這是事實，可演變的原因是什麼？物種為什麼會變異？為什麼物種竟然呈現出一種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進化呢？在達爾文之前，已有一些進化論者試圖解答這個問題，但他們的解答或偏離事實，或過於牽強附會。達爾文總結、揚棄了前人的學說，並注意從其他學科的學術思想中吸取養料，經過多年辛勤的探索和緊張的思考，提出了自然選擇學說，以此來解釋生物進化的事實。自然選擇說主要包括以下三個和諧統一的內容：
（1）生存斗爭的理論。生殖過剩與生存條件的有限這一矛盾是地球上的物種被淘汰的外在原因之一。
（2）遺傳性發生變異的理論。雖然變異的機制並不清楚，但普遍發生變異的事實不容否認，達爾文以此說明物種演變的內在原因。
（3）適者生存的理論。生存條件一直在變化，如果物種的變異適合於變化的環境，那麼就在生存斗爭中取得勝利而發展；如果物種的變異不適宜於它當時生存的條件，那麼就趨於衰減或滅亡。
這樣，達爾文基於自然界本身的事實和矛盾，為我們大致描繪了生物進化的機制，各種關鍵的問題在他這里都有了比較合理的、有事實佐證的回答。新的物種怎麼出現的呢？因為舊的物種會變異。很多物種為什麼滅絕了？因為它們承受不住生存斗爭的壓力。為什麼現存生物與環境的關系是那麼和諧呢？因為無數變異之中的某些變異恰好符合環境的選擇。至於為什麼低等類型的生物到處存在，達爾文寫道：「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自然選擇即最適者生存，不一定包含進步性的發展——自然選擇只利用有利於處在復雜生活關系中的生物的那些變異。」
這里，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達爾文在論證觀點時，巧妙運用事實的能力是很值得我們借鑒的。他沒有像拉馬克那樣，把自己的學說大量建立在猜測之上。這樣說是否意味著達爾文用事實解答了一切問題？不是。他巧妙運用事實的能力在於：一方面，當他並不能提供事實何以如此發生的機制時，他便聲明，目前的科學尚不能解開事實之謎；同時，他動用各方面的大量材料來證明這是事實。這樣，雖沒有解釋「所以然」，但使大家還是容易相信他所說的是符合事實的。例如，關於變異的機制和遺傳的機理，達爾文都無法給予合理的解釋，他承認：「我們對於變異規律深深地無知。我們能提出這部分或那部分為什麼發生變異的任何原因的，在一百個例子中還不到一個。」關於遺傳，他說：「遺傳的法則是不可思議的，這是未來科學的事情。」自己無法回答的，就不輕易猜測和下結論，以避免讓無把握的猜測降低理論的可靠性。但變異和遺傳的事實是客觀存在、抹殺不了的，於是達爾文就將豐富的材料擺在讀者面前，這就使人讀來不能不信，而把對原因的探討寄希望於未來的科學。另一方面，當他解釋事實發生的原因，說明自己的理論時，盡量搜集各方面、各種學科的研究成果來佐證自己的觀點，這樣做無疑增加了新理論的可信性。看一下他1859年發表的《物種起源》一書，其材料的豐富和翔實充滿字里行間，不難想見達爾文駕馭事實的功力深厚和用心良苦。
達爾文的科學氣質
達爾文回顧一生的道路時，曾談到兩種氣質對他的幫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1881年，他告訴人們，自己遵循這樣一條治學原則：「我曾堅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實證明這些假說不符合事實時，就丟掉我無論多麼愛好的假設（而我不能反對每一問題成立一種假設），除此之外，我並沒有別的辦法。」考慮到當時宗教的社會習慣勢力和神學的影響，考慮到研究進化論這一問題本身的難度，我們可以體會「保持思想自由」對達爾文是特別有意義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達爾文身上具體表現為富有懷疑精神和不自滿、不保守。
無須說，他的進化論是對當時宗教神學觀的叛逆，是大膽懷疑的產物。
他一生最感謝和尊重兩位導師，一個是漢斯羅，一個是賴爾。他懇切地接受導師的指導，但這並不妨礙他保持自己的風格，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漢斯羅認為纏繞植物的運動是由於它們本身具有一種盤旋生長的自然傾向，可是達爾文根據自己對花房中栽培的攀緣植物的觀察，提出：「卷須植物或攀緣植物的運動是一種對生活環境的適應，以獲取較大的陽光面和較多的空氣，利於生存和生長，不這樣的話，它們很難生活下去。」又例如，賴爾關於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個火山口理論。人們相信賴爾，誰也不去懷疑。可是達爾文根據自己的觀察提出了疑問：「新的事實似乎不像賴爾所說的那樣。」他認為珊瑚礁的形成與火山沒有必然的聯系，它是珊瑚蟲長年累月築成的。
後來他自己成了權威，但這並沒有使他變得保守和謹小慎微起來，而是仍然富有懷疑和進取心。有一次，他讀著剛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一書，作者引用比利時一位學者發表在權威雜志《比利時皇家學會會報》上的一段實驗資料：用近親的兔子交配許多代，絲毫沒有發生有害的後果。人們對權威報刊上的文章，習慣於不去懷疑。但達爾文認為，這一實驗報告是站不住腳的，於是寫信給那家雜志，提出自己的見解，詢問實驗是否真實。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復，那個實驗報告是偽造的。
達爾文從來不以偉人自居，他知道虛懷若谷對科學的價值。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貶低旁人的做法，面對別人的這種行為，他會直言相告：「反對您加在我們那些偉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慣常認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極為重要，至少在科學家方面是這樣的。」
對自己的理論，他決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厭深思，反復琢磨。關於遺傳的機制，他曾提出「泛生論」的假說，認為從身體各部輸出一種名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細胞，以此解釋身體的變化即獲得性狀向子代的遺傳。這一假說發表後，有些學者提出異議，達爾文很注意這些批評。例如對義大利植物學家菲得利克·德爾賓諾（18331905）的批評，他表示：「他反對這個假說，但批評得公正；我發現他的批評很有用處。」此後，他們經常通信，討論植物學問題。也正是在認真考慮批評意見的基礎上，達爾文在《物種起源》第六版中，刪去了有關泛生論假說的論述。從這個事實，我們可以略見他虛心、嚴謹的治學之風。當然，從他1842年整理出「物種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發表《物種起源》一書的事實，我們更能體會到他的「不厭深思」之「深」。
達爾文的第二個重要素質是他的觀察能力。這似乎是他惟一那麼自信的。他說：「我既沒有突出的理解能力，也沒有過人的機智，只是在覺察那稍縱即逝的事物並對其進行精細觀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眾人之上。」這是沒有疑問的。從他發表的許多著作中對動植物生態習性的描寫，從他對物種與變種在形態與結構上微細差異的比較，我們不禁為他的觀察能力嘆服。當然，這一素質對達爾文的重要性也是不難理解的。對每一個博物學家和當時的進化論者來說，精細觀察是進入研究的一個首要的、也是起碼的條件。在達爾文，這真是個人能力與工作需要的巧妙適應。
達爾文還談到，一個科學家應有的另一重要素質，那就是興趣，一種探究自然奧秘的興趣。正是這種興趣，使童年與少年時代的達爾文熱衷於與哥哥去採集標本、旅行、打獵和研究化學。他對功課不感興趣，因而成績不好。他在自傳里說：「學校對於我的教育來說，是一個空洞的場所。」正是這種興趣，致使他在愛丁堡大學學醫時心不在焉，以後轉入劍橋神學系，一邊學神學，一邊卻跟著漢斯羅等生物學教授、地質學教授學習了許多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知識，並參加植物與地質考察隊進行學術探險。正是這種興趣，使他雖然在神學系畢業，但不願當神甫，而情願去參加艱苦的環球考察。也正是這種興趣，使他後半生雖疾病纏身，還是不懈地研究。興趣，給了科學巨匠源源不斷的動力，激發出忘我工作的熱情。
在自傳中，達爾文這樣總結自己為創立進化論奮斗的一生，「最重要的是，愛好科學——不厭深思——勤勉觀察和收集資料——相當的發明能力和常識」。達爾文的經驗之談，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1858年7月1日，達爾文和華萊士在倫敦林耐學會上分別宣讀了他們的關於物種起源的論文，科學的進化論由此誕生。1859年達爾文發表了《物種起源》一書，成為進化論的創立者。進化論從根本上否定了「神創論」「物種不變論」的傳統觀念，在哲學、社會學、倫理學、經濟等領域產生了巨大影響。
本文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達爾文進化論萌芽、產生、發展、確立的思想歷程，並從達爾文自身的科學氣質上揭示了他成功的奧秘，高度評價了達爾文及其《物種起源》一書在人類歷史上的傑出貢獻。閱讀時，可以將本文與《〈物種起源〉導言》相參照，加深對進化論思想的認識，對導言內容的理解。
6. 進化論的誕生及其意義
進化論史話
話說那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生物學界出了一位震驚整個學術界的人物，他發表了他的巨著《物種起源》。其主要思想為地球上物種的起源機理可以概括為：物種競爭，自然選擇，適者生存，漸進變化。他就是現在家喻戶曉的達爾文。 達爾文的原始論述隨提及「進化」一詞，為「帶有飾變的由來」(參考古爾德的自然史沉思錄一書)，或許並非後來其繼承人描述的「進化」即含有「進步發展」 的概念。然而，從達爾文理論用來解釋生物的變化發展來看，將進化論理解為 「進步發展」也沒有不對，因為在他們看來，物種就是從低級到高級發展變化，其本身就是一個進步的過程。 不管進化一詞的涵義到底如何，進化論的誕生，從本質上是對抗上帝創造萬物的思想。達爾文說過這樣的話：我認為(正確或錯誤地)直接反對基督教和有神論，對公眾不會有什麼影響；而伴隨科學的進步逐漸啟迪人類的理解力，會更好地促進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寫有關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僅局限於科學之內。 當代著名的進化論倡導者古爾德教授對達爾文的這個思想做了進一步的解析。古爾德說：達爾文確實進行了一場溫和的革命。不僅在於他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指達爾文久久不發表自己的書 - 天山客注)，還在於他故意避開公眾對他理論中哲學涵義的注意。 以上討論說明，達爾文的進化論從誕生的那天起，就是為了反對上帝的創造這一思想，而他的工作的哲學基礎是徹底的哲學唯物論。他要做的是盡量不暴露他的哲學唯物論思想，而以客觀的科學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 然而，當時正當學術界對達爾文進化論廣泛質疑的時候，社會思想界就迫不急待地廣泛接受了達爾文的理論。19世紀最熱心的唯物論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認識到達爾文理論對自己哲學思想的重要性。馬克思對達爾文表達過「真誠的欽慕」 之意。 在這種氣氛下，普通大眾接受的信息只能是進化論是科學事實，而學術界對進化論的爭論就顯為人知，難以為大眾了解。直到現在，一般大眾對進化論的爭論又了解了多少呢？ 學術界對進化論的爭論大概可以分幾個階段： 1。從《物種起源》發表到達爾文主義的興起(1859年後的二三十年) 2。達爾文主義的日食(1900年左右)到新達爾文主義的綜合進化論的出現(1940 年左右開始) 3。現代學術界對新達爾文主義的挑戰(1970年以後) 要仔細論述這方方面面，不是本天山客所能力及。故而這里只給出一個大概的輪廓，各位看官如有興起可以去查詢進化史研究方面的論著。 話說當《物種起源》於1859年11月24日由約翰·默雷出版社出版後的第一天，第一版的1250冊就被圖書分銷商搶購一空。據說達爾文本人來到了伊爾克利去洗溫泉，准備等待即將來臨的風暴。他深知學術界的批評會接踵而來。 事實上確實是這樣。 英國作家皮特·J·鮑勒在他的《進化思想史》一書中論及當時的科學爭論時他這樣寫到： 大量的科學依據被用來反對達爾 文的理論，。。。盡管存在著激烈的反對，但是進化論 已經開始啟航，如果許多博物學家都有很強的宗教信仰，那麼就很容易將他們的科學反對意見視為不 過是為了維護舊的神學自然觀時所臨時拼湊的論據。似乎沒有什麼人懷疑許多攻擊背後的動 機是對達爾文主義中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普遍不滿。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那些論據本身缺乏科 學合理性。達爾文的理論建立在當時對自然理解的基礎上，在一些領域，特別是對變異和遺 傳的研究領域，這些基礎是不牢靠的。因此有可能建立科學的論據來反對達爾文的理論，這 些論據也會在某一時期顯得合理，雖然我們可以在今天客觀地看待這些論據，因為遺傳學等 領域都進步多了。有些問題並沒有解決：現代的特創論者仍然利用化石記錄的不連續性作為 反對任何形式進化的論據。 從鮑勒的描述中我們足可以看到當時科學爭論的激烈，盡管他是站在維護進化論 的立場上來看待當時的歷史。 面對學術界的嚴厲指責，當時的達爾文及其追隨者採取了兩個措施：一個是在進化思想的大前提下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開啟個人想像的機器對任何指責給予解釋，而不管其基礎是否堅實；第二個策略是盡量減少公開的學術辯論，而通過廣泛社會關系幕後活動對科學界產生影響，滲透達爾文的進化思想。 在這些方面「達爾文的鬥犬」托 馬斯·亨利·赫胥黎作為達爾文的副司令起了極大的作用。 赫胥黎原來是個博物學家，後來對解剖學和古生物學很有興趣。由於他對創造論的不滿，使他堅定地充當達爾文的鬥犬。實際上，赫胥黎自己是個突變論者，對達爾文的漸變論極其不滿。他認為，有時大的突變可 能會直接產生出新的形態, 除非人工馴養的試驗檢驗可以證明能夠產生出新的物種，否則就無法證明自然選擇是一種合理的進化機制。赫胥黎確實很敏感，他深深地意識到了達爾文主義者故意混消種內的微進化和種之間廣進化的區別。 前不久有人講過一句話極有意思：達爾文當時發表了物種起源的書，書中遺留下了物種起源的問題。 不管怎樣，赫胥黎在進化思想上大力支持達爾文。我們可以認為這種支持是基於他對創造思想的反感，而不是達爾文的進化機制征服了他。 赫胥黎不但是個科學家，還是個出色的活動家。他很快就成了著名的公眾人物，變成了政府處理在科學方面處理各種事務的專家。他在一個非正式但很有影響力的組織中以該組織對科學進行幕後操縱。英國作家皮特·J·鮑勒在他的《進化思想史》一書中論及這些時是這樣說的： 正因為赫胥黎及其追隨者在這個關系網中確立了一定的地位，所以他們的皈依對於達爾文主義是重要的支 持（Ruse, 1979a）。他們避免在科學雜志上公開爭論，但是利用他們對於期刊的影響保證 達爾文主義者的價值觀逐漸地融入到文獻中。《自然》雜志的創立至少部分原因是為了促進達爾文主義的發展。學術會議也受到一定的控制，從而有利於贊同達爾文主義的年輕科學家 ，他們的存在確保了可以教育下一代人也支持進化論。到了19世紀80年代，英國的科學共同體已經成功地完成了這種交替，那些殘留的反對者宣稱達爾文主義已經被盲目地作為一種教義所接受，他們謹慎地避免捲入任何真正的爭論。 從鮑勒的話中我們清楚地看到達爾文理論的勝利並不是建立在學術正確的壓倒面上，而是借著一種非學術的手段達到目的。鮑勒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 到了19世紀80年代，科學界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達爾文學派。然而不能將這個學派的興起簡單地解釋成是由於進化論在技術上具有優勢。對於自然選擇仍然有很大的爭議，在這一章的後面，主要介紹的是對選擇學說的反對意見。許多比較保守的博物學家顯然更贊成建立在突然變化基礎上的、並將進化過程與特定目標連續起來的理論。在19世紀的後幾十年，達爾文的進化機制實際上遭到了普遍的冷遇（見第九章）。因此對於當初達爾文思想學派的興起，應該根據更廣的視野來解釋，而不能僅僅解釋成證明了這個理論具有科學的力量。 上面鮑勒所說的在19世紀的後幾十年，達爾文的進化機制實際上遭到了普遍的冷遇，被朱利安·赫胥黎在他的一部論述進化論的書中稱為「達爾文主義的日食」。 因為即使在達爾文主義的興盛時期在學術上對自然選擇理論承認的人也不是太多，有人諷刺自然選擇論是「亂七八糟的規律」，這是指自然選擇依靠偶然試錯機制而言。越來越多的生物學家發表其它機制來解釋物種的出現。偏偏達爾文主義者如奧古斯特·魏斯曼等將自然選擇論視為唯一站得住腳的進化機制。這沒有為達爾文主義者帶來好運，反而使更多的生物學家遠離達爾文主義。 當時的新拉馬克主義和直生論的興起，標志著明顯的反達爾文主義傾向，他們包含了目的論的成分。實際上真正構成對達爾文主義威脅的是孟德爾的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的遺傳理論。因為孟德爾遺傳理論有堅實的實驗支持，使得早期的孟德爾主義者能以此來反對達爾文主義的自然選擇論。實際上孟德爾遺傳理論被當時控制學術界的達爾文主義者輕視幾十年，就充分說明了達爾文主義者的教條成見有多深。這種教條一直延續至今。 直到20世紀初，學術界已沒有多少人支持達爾文主義的自然選擇論。這樣迫使達爾文主義者進行新的解釋嘗試，直到20世紀40年代他們才從「日食」中復甦過來，以新達爾文主義的「綜合進化論」在學術界出現，使達爾文主義(新)又成為正統。 新達爾文主義的「綜合進化論」雖然成為正統，但沒有為新達爾文主義帶來長治久安。更猛烈的現代的全面的反新達爾文主義的風暴正在醞釀之中。 話說新達爾文主義者在學術界受到早期的孟德爾主義者的猛烈攻擊後，進行了新的嘗試，要對遺傳變異做出新的解釋，從而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了「綜合的進化論」。 「綜合進化論」仍然是解釋的成分過多，遭受各方面的批評也就不會少。現代學術界對新達爾文主義的挑戰的范圍更廣，力度更深。 首先在新老達爾文主義者都堅持進化的漸變立場方面出現了嚴重的挑戰。這個挑戰的團體主要是古生物學家，當然也包含其它方面的科學家。 進化的漸變立場是達爾文所鍾愛的拳頭觀點。達爾文曾經說過： 如果我的自然選擇論必須借重這種突然進化的過程才能說的通的話，我將棄之如糞土。。。如果在任何一個步驟中，需要加上神奇的進步，那自然選擇論就不值分文了。。。如果有人能證明，任何現有的復雜器官，不可能是從無數連續的、微小的變化而來，我的學說就比然完全瓦解了。 達爾文又說： 自然選擇的工作必須靠極度微小並對生物有利的遺傳該變，長期不斷的累積而成；。。。如果這個學說正確，我就可以否定神不斷創造新生物種的信仰和生物界有突然大突變的的意念。 這里我們看到達爾文對自己的漸變論是何等的看重，並且這個漸變論在否定上帝創造萬物的信仰方面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客觀地說，那些把達爾文進化論一相情願地劃歸為純科學研究的看法是何等的不切實際，達爾文進化論背後的哲學意義與神創信仰根本沒有調和的餘地。 也正是因為達爾文及其達爾文主義者如此看重漸變論，才有在20世紀中葉有生物學家宣稱：達爾文進化論完全瓦解了。 一個著名的挑戰是來自當時美國著名的遺傳學家、執教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高斯米特教授。他列出一連串的復雜結構，認為不可能由極小的突變漸漸積累而成。 當然，新達爾文主義者對高斯米特的反擊是不言而喻的，這包括了對高斯米特從心理上的虐待。高斯米特說：他們現在不但人為我是瘋子，還把我當作嚴重的罪犯看待。著名進化論學者古爾德用每天「用兩分鍾的時間去恨人民的敵人」來比喻達爾文主義者是如何對付高斯米特教授的。 達爾文主義者堅持漸變，認為時間足夠長，漸變就能產生我們需要的一切。 然而，1967年，美國費城威斯特研究所的數學家烏藍從數學上論證了在進化論時間框架中通過微小變化自然形成眼睛之不可能性。 進化論專家麥道華爵士和威定頓對數學家烏藍的反駁是：事實上眼睛已經進化出來，數學家是本末倒置。好象眼睛進化的全部過程就在他們的兜里，數學應證明進化的可能性才對。 來自古生物學家的反對聲浪真正夠成了對達爾文主義的嚴重挑戰。他們試圖提出完全不同於達爾文主義的進化機制。 克魯伊扎特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泛古生物地理學」，毫不猶豫地批判了達爾文和正統的現代達爾文主義。克魯伊扎特的「泛古生物地理學」所根據的觀點是，達爾文主義對於擴散和趨異進化的解釋不符合地理分布的事實。他的理論終其一生，未被重視。後來當學術界接受了大陸漂移學說之後，使得克魯伊扎特的觀點具有了極大的說服力。然而， 大多數生物學家仍然不認為克魯伊扎特關於物種分布的解釋已經合理的足以從整體上對達爾 文綜合論構成威肋。 而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間斷平衡理論」才對達爾文主義構成了真正的威脅。 論及此事，鮑勒在他的書中寫到：20世紀70年代，由於許多漸變進化的例子都未能通過現代技術的驗證，所以越來 越多的古生物學家開始對漸變論的觀點感到不滿。如果在化石記錄中沒有真正的漸變進化實 例，那麼將所有突然變化歸因於記錄不完備的觀念就會動搖。最好是根據新的思想，並將傳 統的達爾文主義的漸變假設擱在一邊，重新檢驗那些證據，同時選擇另外一種進化模式，這 種進化模式要考慮到化石記錄中顯現出來的新物種突然產生的現象。 這個新模式就是我們現在講到的由由哈佛大學的古生物學家和他的同事提出的 「間斷平衡理論」。 在堅持「間斷平衡理論」的生物學家眼裡，達爾文主義者已經被看成成頭腦簡單的「適應主義者」，即，他們盲目地設想因為選擇 的作用只產生出有用的性狀，所以每一種性狀都必然有一個目的。他們經常不得不為各種結構發明出假定的適應目的，並且通常在沒 有任何好的理由的情況下認為這種假定是合理的。 有人認為「間斷平衡理論」逐漸構成了對新達爾文主義「綜合理論」的一種替代理論。 當然，達爾文主義者是不甘於輕易被替代的。當代著名的達爾文主義者英國的著名生物學家道金斯與美國的古爾德之間發生了長久的「血肉搏鬥」。這場搏鬥除了學術觀點的爭斗外，更有其它方面的大量互相攻擊。有人通過他們的爭斗，總結出了一條「進化新規律」： 不是「適者生存」，而是「賤者生存」。 確實有不小的諷刺意義。 如果說「間斷平衡」理論只是對達爾文主義的「綜合論」一個替代的話，那麼來自其它有關方面的的質疑則是針對進化思想本身而來。 大家都知道，卡爾·波普是現代著名的科學哲學家，他在學術界的成名在於他找到了評判科學與偽科學的標准。 然而，當波普和他領導科學哲學家們將他們的標准用於進化論的時候，他們驚人的發現：進化論不是科學的！ 波普認為：一個真正的科學應該讓其所有的假說都去經受實驗的檢驗，因此科學構成的方式應該是，一旦與自然相矛盾，便能夠立刻顯露出來。科學假設是可以「證偽的」，而偽科學故意將陳述弄得模糊不清，這樣便不能發現反證。 波普認為按照這個標准，達爾文主義無法檢驗，因此是不科學的。 波普的觀點引起了進化論者的強烈反對，他們進行了許多煩復的區分，並聲言進化論在某些方面是可以檢驗的，同時進化論者對波普表達了「憤怒的抗議」。後來波普對進化論的看法有所軟化(這是可以預料的)。然而，波普對進化論不是科學的觀點卻得到了不少人贊同。 如果說波普的觀點只是站在科學哲學家的立場上來反對進化論，那麼從20世紀60 年代發展起來的生物「分支系統學」則是從生物學角度反對生物進化的的思想。讓我用鮑勒的描述來解釋「分支系統學」對進化的指責： 最新的異議來自分類學當中一個叫做「分支系統學」的新學派。「分支」這個詞是朱利安· 赫胥黎1957年提出來的，用以表示進化樹中上的一個分支。這項分類中的新技術是由威利· 亨寧希發明的(Henning，英譯本，1966），他堅持認為，要想嘗試表示進化關系，就必須將 注意力放在分支過程上，忽略那些與分支無關的變化。「分支系統學」這個詞是由反對這場 運動的一個人，恩斯特· 邁爾引入的，亨寧希的追隨者不太願意接受這個詞。雖然亨寧希對 於傳統的達爾文主義的分類與進化聯系方式發出挑戰，但是他並不認為他的技術是表示進化 關系的一種方式。最近的幾年，一些比較激進的支持這項新技術的人認為，即使不考慮進化 ，也可以表示類型之間的關系。這些「修正分支系統學家們」宣稱，祖－裔聯系是進化上至 關重要的關系，但是從祖－裔所表現出來的關系中，無法得出它們之間的進化聯系。這是對 達爾文主義的一種直白的批評，他們試圖將指責再擴大一些，認為對生命過去歷史的重建是 不科學的，而且他們非常熱心地利用了已有的一些反自然選擇論點。 當然鮑勒的書也介紹了進化論者的憤怒： 不過修正分支系統學家只佔系統分類學家的少數。進化論者一直堅決地反對他們，進化論者 人為，雖然修正分支系統學家的技術很高超，但是其思路是對科學的威脅。。。。 1981年，在倫敦自然博物館舉行的一次關於人類起源的展覽上，公開發生了一場有關分支系統學的激烈爭論。這次展覽所使用的文獻遵循了分支系統學的觀點，強調指出進化樹是不確定的，甚至提到了類人猿化石的新發現。進化論者對這種爭論作出了憤怒的反應，他們採用了很多方式，主要是給《自然》雜志的編輯寫信。由於分支系統學強調分支化，所以有人將分支系統學與間斷平衡理論聯系在一起，指責二者都是到處蔓延的馬克思主義的產物。還有人指出，由於分支系統學家正在動搖進化論，所以他們是在鼓勵特創論，這樣說也許並不過分。當然，修正分支系統學家們並沒有聲稱物種的產生是奇跡的過程，但是他們聲稱進化不可能得到證實，這就意味著進化論和特創論都位於同樣的科學水平。分支系統學家的唯一興 趣就是在抽象的自然關系圖景中分來分去；他們並不關心各種類型是如何形成的。大多數生 物學家依然感到科學有責任提出原因假說，來解釋我們所觀察到的物種是如何產生出來的。這些假說涉及到過去的事件，而且不像分支圖解那樣容易檢驗，但是可以通過許多間接的方法來檢驗它們。放棄探索便意味著使整個地球過去生命的歷史這個問題永遠都成為不解之謎 。 鮑勒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分支系統學對進化論的挑戰，更可以看到當學術界有人質疑進化思想時，進化論者總力圖將對方說成是鼓勵創造論。 進化論者可能有一點說的有點道理，那就是：「放棄探索便意味著使整個地球過去生命的歷史這個問題永遠都成為不解之謎 。」基於這個思想，那我們就來看看現代科學的最新發展是如何沖擊進化論的。 如果進化論作為研究生命、物種在地球上的起源發展的純科學行為，大家可能都不會有太大的原則異議。因為雖然聖經信仰宣稱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但沒有講上帝「怎樣」創造了世界，也就是沒有講創造世界的詳細機理。那麼科學作為研究自然的工具，顯然能夠提供對自然一定深度的認識，盡管科學可能不能回答所有的問題。在現代科學的洪流中大量的基督徒科學家包括許多極有名望的基督徒大科學家，他們對現代科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如果說聖經揭示了人類是從無生命的物質「土」而來，那麼我們推論世界上的其它植物、動物也是由無生命的物質而來，顯然與聖經教導沒有太多沖突的地方，假如我們不是把上帝想像成手握「魔法棍」的老頭的話。 作為一個處於現代科學中的科學家，我們在周圍的世界處處看到是自然的規律性。如果我們不帶偏見，去想像地球上生命的起源，物種的出現與發展，必然會想到自然規律的奇妙作用，而去探究這些規律(後面我們會講到現代科學的最新發展)。 然而，達爾文主義進化論從一開始就走向了另一個方向。 第一，作為從無生命到有生命的化學進化，達爾文主義進化論強調物質分子偶然隨機的碰撞，這勢必將地球上從無生命到有生命的過程納入了一個極其漫長的時間段。雖然在進化論者講述這一過程時都象講故事一樣流暢(有興趣的看官可以參考道金斯的有關書籍)，但實際的巨大困難卻不象講故事那樣容易。 我來講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弗朗西斯·克里克在生物學界鼎鼎有名。他的成名在於他率先闡明了DNA 的結構，而後便開始了研究生命的起源。然而，作為偶然隨機碰撞的進化思路是如此之難，使他開始懷疑達爾文主義化學進化思想的正確性。他認為：生命是如此復雜，在遠古的地球上，即使是最簡單的生命結構也不可能自然地出現。為了避開這個困難，他吸收了一些天文學家中流傳的思想，即在銀河系中存在著許多宜於生命存在的 星球，有一些星球比地球歷史要長得多，並且有一些星球具有更適合生命起源的條件。因此，在遙遠的過去，在銀河系中，有可能會進化出具有技術文明的智能生命。如果科幻中提到的星際旅行不可能實現的話，那麼一個文明可能會決定將易於保存原始生命的孢子送出去，以便在盡可能多的星球上開啟進化的過程。 當然他的這個奇特思想不為大多數人接受。但卻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達爾文主義化學進化思想的偏頗。 然而，達爾文主義化學進化思想在抵禦上帝創造生命的信念方面卻是極其有力的，因為如果地球上生命的產生是由於分子的無規則偶然隨機碰撞而來，既無高效的規律，又要極其漫長的歲月，那麼上帝就是這樣一個不負責任的上帝嗎？ 所以，從一開始，達爾文主義者就將矛頭對准了創造信仰，而後尋求解答。 第二，達爾文主義進化論極力強調物種的競爭斗爭，認為那是進化的動力。而新種是替代舊物種的勝利者，舊物種在進化中被淘汰，被消滅。 這個思想也將矛頭對准了創造信仰，因為如果這個思想是正確的，那麼我們怎麼能說上帝的每一段創造都是「好的」(如聖經所言)？新物種的出現不是建立在殘酷的斗爭之上嗎？難道死亡和淘汰滅絕是「好的」？ 第三，達爾文主義進化論極力強調進化過程的非方向性。他們認為進化是一個試錯過程，只有試對了，才能進一步。在進化過程中沒有引導方向的機制。 這個思想也與創造信仰完全對立，因為如果這個思想正確，那麼，人們要問的是：上帝不知道自己要創造什麼嗎？至少可以用一個反饋機制來引導進化的方向啊！ 然而，最新科學的發展漸漸地朝著擊潰達爾文主義進化論詭計的方向走去。 當我們中的許多人對現代科學中的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還不求甚解的時候，一個研究復雜系統的嶄新方法論卻悄悄地興起了。它就是非線性復雜系統理論。 1996年耗散結構創始人普利高津講過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在本世紀末，常常有人問科學的未來可能是什麼樣子。對於某些人，比如霍金（Stephen W．Hawking），他在所著的《時間簡史》中指出，我們接近終結，即到了接近了解「上帝意志」的時刻(我們很多人可能都記得霍金在他書結束時的自負 - 天山客注)。相反，我們認為，我們確實處於一個新科學時代的開端。我們正在目睹一種科學的誕生，這種科學不再局限於理想化和簡單化情形，而是反映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它把我們和我們的創造性都視為在自然的所有層次上呈現出來的一個基本趨勢。 非線性復雜系統理論最早大概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它是一大批新興學科的總稱，包括「耗散結構」、「協同學」、「突變論」、「超循環論」、「混沌理論」和「分形理論」等。它們的研究對象盡管不同，但有共同特徵，即系統都是復雜非線性系統，或非線性復雜自組織過程。 概括地說，「耗散結構」提供了研究非線性復雜系統的條件方法論；「協同學」 提供了研究非線性復雜系統的動力學方法論；「突變論」提供了研究非線性復雜系統的發展途徑方法論；「超循環論」提供了非線性復雜系統的結合途徑方法論； 「混沌理論」提供了非線性復雜系統的動力過程、圖景和狀態方法論；而「分形理論」提供了非線性復雜系統的結構方法論。 這種非線性復雜系統理論已被成功地運用到從激光物理、量子混沌、和氣象學直到化學中的分子建模和生物學中細胞生長的計算機模擬。在社會科學方面，人們也認識到，人類面臨的問題是全球性的、復雜的和非線性的。生態、經濟或政治系統中的局部變化，都可能引起全球性的危機。 當科學家們把非線性復雜系統理論與進化論的看法比較的時候，發現了許多沖突的地方。 第一，超循環論專家、諾貝爾獎得主艾根從超循環論的角度把生命起源與信息起源的非線性關系聯系了起來。他認為：生命的產生和進化(盡管我們還用「進化」一詞，但卻有不同的機制 - 天山客注)取決與循環反應系統的非線性關系。而循環反應系統的等級層次決定了生命信息復雜性的程度。 他強烈批評了達爾文主義進化論。他認為在達爾文主義進化論中，反應系統的等級極低(偶然碰撞、試錯機制)，能夠積累起來的最大信息量不足100個核(草) 甘酸，這種核(草)甘酸鏈是無酶RNA復制序列。其進化極其緩慢，隨機性極大，信息量極小，且不能自催化而淘汰率極高，由之進到復雜結構及至人類幾乎是不可能的。 艾根認為，簡單的超循環系統就可以把信息復雜性擴大到10的4次方個核(草)甘酸。更高層次的超循環過程，可以把信息量擴大到10的7次方個核(草)甘酸。自然過程的這種高層次的超循環系統，不但信息量極大，且可以建立翻譯系統，提高復制精度，提高進化水平，並使循環獲得「自主性」和「方向性」。 在艾根解釋超循環的應用時，我們看到了極其復雜的系統結構與原理。 在講到物種的多元化時，艾根引人了「擬種」的概念。在艾根看來，擬種就是指由許多同類的突變體構成的群體，而每個突變體就是一個具有超循環結構和功能的分子系統，具有新陳代謝、自復制和突變的能力。只要條件合適(實際上耗散結構理論就是論述復雜結構形成所需要的條件，自然界已經很好地提供了這些條件 - 天山客注)，具有自復制能力的這些循環變體總是會自然地形成群體，不斷進化(我們一直在用「進化」這一詞表達著與傳統思想的不同的意思 - 天山客注)。 艾根論及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的理念時認為：一方面，它是生存者生存的同語反復(進化論者強調過「適者生存」不是同語反復，看來並不被艾根教授接受 - 天山客注)，信息量很低，對說明生命起源沒有幫助；另一方面，它不能說明生命起源的機制。比如，它不能說明，為什麼所有生命進化都形成了DNA 大分子，這些大分子構成了任何生命的基礎，細胞的基礎，無論是強大的生命還是弱小的生命都是如此。而且，這些相同的大分子卻構成了完全不同的的生物類型，其中包括弱小的生命物種，它們並沒有在競爭的斗爭中被淘汰。而按照達爾文主義的進化思想，能夠存活在地球上的物種將十分稀少，且種類將十分單一。然而，現實世界卻不是這樣，這是由於非線性的結果。 作為對艾根教授論點的支持，協同論對達爾文主義進化論提出了挑戰，也說明了物種之間的復
7. 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意義
進化論是人類歷史上第二次重大科學突破。第一次是日心說取代地心說，否定了人類位於宇宙中心的自大情結；第二次就是進化論，把人類拉到了與普通生物同樣的層面。所有的地球生物，都與人類有了或遠或近的血緣關系，徹底打破了人類自高自大，一神之下，眾生之上的愚昧式自尊。
8. 生物進化倫的提出，有什麼歷史意義
達爾文的進化論的提出,是人類文明的發展跨出了一個新的里程碑.對宗教神權的統內治者進行了挑戰,是無神論與容有神論的斗爭.在世界各地都有神權的影子,他們的神權思想統治人類很久了.所以這是真理挑戰,最終在人類歷史上確認了人類的起源,並非神的製造.
第一,達爾文進化論促進了歐洲的思想解放,在人類思想史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進化論的發表沉重地打擊了神權統治的根基,從根本上推翻了「神創論」和物種不變論.進而啟發人們從宗教迷信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第二,達爾文的進化論不僅大大推動了生物科學的發展,而且也有利於其它學科領域的發展.
9. 生物進化論的提出,有什麼歷史意義
生物進化觀點是我們看待和分析生物世界必須持有的基本觀點，以達爾文的自專然選擇為中心內容的屬進化論，體現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一些基本觀點，自從這一觀點被提出，就一直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
進化論揭示了生物進化的事實，確立了科學在生物世界的主導地位，對人們破除迷信、樹立科學的世界觀具有重要作用。為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礎。對人類正確認識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有重要意義。1898年，嚴復把達爾文學說引入我國。有識之士將「生存競爭，適者生存」的觀點當成喚起國人「自強保種」的警鍾給中國社會帶來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