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楚國的歷史
楚國,又稱荊、荊楚,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諸侯國。楚國祖先族姓羋,熊氏。最早興起於古荊州之地的楚部落,滅於秦國。轄地大致為現在的湖南、湖北全部、重慶、河南、安徽、江蘇、江西部分地方。
❷ 楚文化的歷史淵源
楚人,與中原華夏氏族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楚人的祖先來自中原,為華夏族南遷的一支,給楚地帶來了華夏文明的先進因素,並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別是姬周文明為基礎緩慢向前發展楚文化。從統屬而言,楚於西周初年為周成王所封,自然而然接受的是姬周文明的統治。而且實物資料也表明,西周時期,楚文明的個性特徵尚不明確,它還保留著相當大的中原文明特點,到春秋以後才逐漸形成既別於中原姬周文明又別於其它區域性文明的有自身特點的成熟的獨特文化。
楚文明的初步興起與其它文明一樣,也應具備相應的文明諸要素,我們可以此來考察楚文明興起的大致時間。
楚自鬻熊至熊繹受封的階段,文獻均記其「居丹陽」(今河南省淅川縣),而非「都丹陽」,加上又無相應的考古學資料相印證,當時丹陽只是一個地名,而非都城,也無城邑的建制,大型禮儀建築也尚未發現。
就是懷疑為楚國製作或斷為楚國所有的青銅器,不僅未見於考古發掘,即使是傳世品中也一無所見,文字就更不用說了。此時,楚「辟在荊山,篳路藍縷」,可見生產力之低下,其生產關系也只能是以較單純的血緣關系為基礎形成的。楚的社會形態自然也比較原始。 熊繹受封是楚立國之始,他五傳至熊渠之間的事實史載不詳,也無明確的考古資料面世。看來,楚即使立國,也未必真正進入了嚴格意義上的文明時代。但到熊渠時,楚有了第一次擴張,它應是楚經濟、軍事實力有較大增長的反映,青銅兵器應該得到了比較普遍的應用。湖北當陽趙家湖西周晚期楚墓中出有少量銅器,並有極少量的傳世銅器遺存,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楚青銅冶鑄業的興起。這一時期已有少量疑為楚城邑的遺址發現。而且楚的社會形態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完成了由部落聯盟集團的氏族社會到階級社會的過渡。
熊繹文化大道位於湖北省保康縣城南牌坊灣地段,南起土門三岔路口,北至封銀岩嘴,東至道路紅線,西至清溪河邊。沿途興建10個早期楚文化街頭景點和2個早期楚文化廣場,並與已建成的楚文化浮雕長廊連為一體,構成沿清溪河十公里楚文化景觀帶。熊繹文化大道配套建設啟明廣場、承水玉橋、楚源鳳台等3項景觀節點。
保康是楚文化的發源地之一,楚國800多年的歷史,在保康就有 350多年,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史料記載,熊繹,為祝融氏分支鬻熊一支的後裔。周成王時代,熊繹受封為楚君,賜「子男」田地。因此,保康沿河大道以熊繹命名,寓意是將「荊山楚源,早期楚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弘揚祖先熊繹率部族「蓽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堅韌不拔、開拓創新、勵精圖治、艱苦創業的楚人精神。 由於在西周早中期,楚國局限於一個狹小的地域,且主要是在中原姬周文明的影響下發展,因而,楚人統治區內的文化面貌接近於中原姬周文明的風格,是時,楚文明雖處於襁褓中,但其個性特徵開始孕育。西周早期,隨著楚人第一次擴張軍事行動的開始,楚人有了進一步與外圍蠻夷文化接觸的機會,華夏文明與蠻夷文化的交融使楚人在繼承華夏文明即姬周文明的同時,也按已逐步形成的自我意識對其進行改造。楚文明就在這種既堅持主源又兼收並蓄的過程中初步興起了,這一過程可持續到春秋初年。也正是在一種特殊的多民族環境和共存意識中奠定了後期楚文明多元的特徵和鮮明的個性。
楚文化美術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系列神秘古怪的意象組合,鹿角立鶴、虎座鳳鳥、漆繪上的人神雜糅、織綉上的龍蟠鳳逸、青銅器上斑駁陸離的色彩等等,這是楚人文化精神上無礙於物,「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花朵流動與生長的造型,正給人自由、生動的想像。 楚國盛產細腰美女。
楚文化科技:在湖北隨州,曾侯乙墓進行考古發掘,大量青銅器、玉器、漆器出土,藝術門類豐富,器物造型完整。其中,失蠟法鑄造的青銅尊盤工藝奇絕,被譽為「先秦時期的頂峰」;漆衣箱中帶有「斗」字的天文圖像,更成為研究和佐證早期先民的宇宙觀念的重要標本。武漢市黃陂區的魯台山古墓葬群,屬周代楚國重要遺址,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出土了「長子狗」銅鼎和「公大史」銅方鼎等重點文物。銅器造型嚴謹,花紋繁縟,創新了銅器製作工藝,大大改良了製造工藝。
這一考古發現,與隨後的荊門包山二號墓漆奩彩繪等,給考古學以至藝術史學界帶來空前的驚喜。史學家稱,這一批文物的出土,使得中國美術史的源頭上溯至三代。破除了中國文化的「西來說」,及中國美術源頭「起於漢代」的謬誤,為中國美術本原做了根本性補充。藝術界興起「楚文化熱」。 實物資料表明,獨具特色的楚文明是在西周以來已有的姬周文明的基礎上,歷經這一時期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機遇的洗禮,通過融合、吸收被吞並的眾多周王室同姓、異姓封國及其它諸侯國的先進文化因素加以綜合、提煉並經過創造而成,正是在此時,楚文明以非凡的氣勢率先突破了中原姬周文明的樊籬,取得了質的飛躍,從而完成了自己由幼年期到成熟期的重大轉折,進而使楚文明在各方面的發展成為亞洲第一(軍事以外)。
楚昭王十一年(公元前505年),楚借秦力擊敗吳人,後昭王遷都於鄢(今湖北宜城),後又返郢,直至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止,是為楚文明的繁榮鼎盛期。
這一時期楚國歷史雖然有起有伏,但楚國的發展未受到大的打擊,而是連續不斷直至達到最繁盛、最光輝的頂點。其政治體制方面有斷斷續續的改革,舊的縣由大化小,並已在全境范圍內普遍設立,邊境設郡,官職爵秩已經相當完善,經濟快速發展,生產力大大提高。發達的經濟基礎為楚文明的繁盛創造了有利條件。楚文明一如沖出峽谷的江河,以奔騰萬里之勢不斷在原有基礎上取得飛速發展,表現出更富民族特色的文化內涵,以致盛極一時。
春秋戰國之際,楚國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社會生產蓬勃發展,政治局勢迅速改觀。到戰國早中期,楚國在北面與中原諸國爭雄,時有進退;西北、西南分別防禦秦與巴蜀而主要是來自秦的威脅,以秦嶺、巫山山脈相阻隔,並分別設立了漢中、黔中、巫郡等;東面是楚國發展相對比較順利的方向,其軍隊多次出入齊魯國境,並直至海濱,但戰爭頻繁,建設難以連續持久;南面主要是「蠻夷」之幫,楚人沿洞庭湖兩側南進,直到五嶺,這一區域基本沒有大的戰爭,政局穩定,楚文明也得以持續發展。鼎盛期的楚文化遺存就主要在江漢平原及楚國南部的今湖南境內發現,並向楚全境輻射。
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因白起拔郢而遷都陳城,習稱陳郢,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又遷都壽春城,習稱壽郢,直至楚負芻五年(公元前223年)為秦所滅,是為楚文明的滯緩衰退期。
這一時期楚國基本處於動盪之中,盡管有相對的穩定,也是十分短暫的。楚國政治腐敗,思想保守,經濟上又因國土的淪喪受到了慘重的打擊,楚文明也丟掉了賴以發展和昌盛的堅實基礎。楚國歷史已成頹勢,楚文明也隨之凋敝,偶有出色成就,也是曇花一現。
而且,楚文明無論是在成熟期,還是在鼎盛期、衰退期,它在接受、包容其它文明為己所用的同時,也在對其它文明產生影響,這在其周邊區域的文化遺存中都可以找到楚文明影響的影子。正是由於各區域文明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中國古文明才在多元、復雜文化因素的融合中發揚光大,並連續發展二千年。
楚文明發展的歷史過程歷經孕育興起期、成熟定型期、繁榮鼎盛期、滯緩衰退期四個階段,其成就也各有反映。
❸ 中國歷史上的楚國
1、楚國淵源
楚國,又稱荊、荊楚,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諸侯國。楚國祖先族姓羋,熊氏。最早興起於古荊州之地的楚部落,滅於秦國。轄地大致為現在的湖南、湖北全部、重慶、河南、安徽、江蘇、江西部分地方。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氏。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顓頊帝後第五代吳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與地火,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祝,大也;融,明也)。其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鄭一帶)。吳回之子陸終,生有六子,幼子曰季連,羋姓,是楚之先祖。季連之後曰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師,其曾孫熊繹,當成王時,封為楚子(意為楚地的子爵)。
西漢史家司馬遷在《史記·楚世家》中記載西周初期楚人領袖熊繹:「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此一論述認為商末周初,楚先人祝融的後裔從北方遷徙至「丹陽」。這是楚人首次自中原進入湖北省內,也是楚國首次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認。
據考古學家劉玉堂、王紅星、高崇文研究,古「丹陽」當位於丹水和淅水交匯之處(今湖北省丹江口水庫淹沒區),因處丹水之北,故稱為丹陽。
楚人出自黃帝(或以黃帝為先祖的部落集團),這在我國古代重要文獻中都有明確的記載。《史記·楚世家》說: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
《史記·五帝本紀》又說: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
《世本》、《大戴禮》亦為此說。楚國詩人屈原在其《離騷》中一開始就自稱是: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史記》是我國最早的通史,司馬遷博覽群書,廣采傳說,對楚人先祖之考證,應該是可信的。屈原是楚宗族後裔,對祖先的認定,應該是鄭重的,他本人對自己出自顓頊之後,更是充滿了自豪之情。
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大體處於由氏族制向階級社會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由於社會生產的擴大與發展,原來狹小的民族組織必須被突破。
楚王同宗貴族屈原,在《離騷》中明白地說,自己是「帝高陽之苗裔」。《史記·楚世家》中楚靈王也說過:「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高陽是黃帝孫,昆吾為夏伯,楚王室的族源為華夏族,當是有史籍為證的。
2、楚國的歷史
熊繹及其後代是江漢流域最早的開發者,他們的創業歷史是艱苦卓絕的。《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荊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漢江兩岸。(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蚧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兩言「篳路藍縷」,皆指楚國熊繹至熊儀(若敖)、熊胸(蚧冒)等十餘代君王。可見楚國在建國以後的相當長的時期,都過著艱苦奮斗的窮日子。國君帶領臣民跋涉山林,開辟疆土,甘苦與共。面對周邊各國存在的威脅,尤其是面對北方周朝軍隊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軍經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楚國君王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特別注重以先王艱苦創業的事跡對臣民進行傳統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氣,尋求內部穩定和對外發展。蚧冒之弟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時在公元前740年東周平王三十一年。這在楚國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個南方大國的崛起。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於郢,國勢更加強大,江漢一帶的小國都畏懼楚國。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經「楚地千里」。楚國「結舊好於諸侯」,迫使周天子「賜胙」,要求楚國「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周天子的話流露出對楚國的畏怯之情,同時,不得不承認了楚國鎮撫南方夷越的「首領」地位。
楚國貨幣蟻鼻錢公元前656年,齊桓公率兵伐楚,歷數楚國兩大罪狀,其一即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另一條罪狀是:「爾貢包茅不人,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說明楚國不向周王朝按時納貢,已有很長的時間。楚國在齊國重兵壓境的時候,毫不畏懼,嚴陣以待。但出於戰略上的考慮,作了適當妥協,答應納貢,於是與齊結盟,各自罷兵。齊桓公死後,繼起圖霸的宋襄公不自量力,欲召見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
公元前638年,宋、楚兩軍戰於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軍大敗,宋襄公受箭傷,次年身亡,宋國從此一蹶不振。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陳、蔡等國軍隊圍攻宋國,宋求救於晉,晉、楚兩國爆發城濮之戰。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晉國先退避三舍誘敵,趁楚軍方陣大亂時一舉擊敗強大的楚軍,挫敗了楚國北進的勢頭.為周王室一吐幾百年郁積的怨氣.晉文公重耳也因此一舉而躋身「春秋五霸」之列。楚國雖遭此敗但是元氣未傷,仍然不斷攻城略地。
公元前606年,楚莊王北伐陸渾戎至於洛陽,在東周的王都郊外舉行閱兵儀式。周定王派王孫滿勞師,楚莊王公然探問周朝傳國之鼎的輕重大小,並且揚言說,楚軍只要折斷戈矛的尖端,就足夠鑄成九鼎了。此後,楚軍鋒芒益銳,所向披靡。在春秋戰國之交,相繼滅陳,滅蔡,後來又滅越,成為席捲南土、問鼎中原的極強盛的國家。楚國兼並的小國,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個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蘇等地。
《戰國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強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楚國之疆域,雖然時有得失損益,「但在其鼎盛時期,據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縣三百餘,為戰國時代最大之國」。」」楚國的這種蓬勃發展的勢頭,從西周初年算起,持續了大約700年之久,直到戰國後期楚懷王時代,由於重大決策失誤,才出現轉折。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分裂割據、戰亂頻仍的時期,也是社會政治發生劇烈變革的重要時期。周王朝從衰微走向瓦解,諸侯各國通過兼並戰爭奪取政權。其中受益最大的,莫過於楚國。楚國從局促於丹陽一隅的「蠻夷」之邦,通過南征北戰,變成「地方五千里」的戰國時代最大之國,發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斷開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圍內的民族融合,無疑是使楚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愛國主義精神密切相關的,是寬容寬厚的態度和廣闊博大的胸懷。楚國吞並了如此眾多的國家。縱橫跨越今天的11個省,面臨的具體情況肯定是極其復雜的。黃瑞雲先生在《楚國論》一文中說:「華夏蠻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歷史淵源各不相同,楚國都能加以安撫。楚國在戰爭中從未有過像秦軍那樣,動輒斬首幾萬,也沒有見過大量俘馘的記錄。」張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說:「對於被滅之國,楚人的慣例是遷其公室,存其宗廟,縣其疆土,撫其臣民,用其賢能。即使對於蠻夷,也是相當寬厚的」。正因為如此,楚國才能夠得到各民族的擁護,顯示出強大的開放性和凝聚力,在橫跨大江南北的廣大領域,建立起一個強盛的積極進取的多民族國家,並且不斷強化其臣民的國家認同的觀念,激發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強烈的本土意識和民族意識。應該說,這是楚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獲得迅猛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
❹ 楚國的文化
楚地由於位處江漢及漢淮之間,北方的華夏語、西方的藏緬語、南方的苗瑤語和東南的壯侗語都在楚地接觸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語自然是吸收了多種語言成分而詞彙豐富多采、音聲別具一格的方言。楚國語言屬華夏語言系統,在語音、詞彙上具有較多的自身特點。
西周時期的楚國文字,與中原諸國的文字還沒有多大區別。楚公家鍾銘文就與宗周鍾的銘文風格類似,氣勢渾厚,規整,略顯波折。春秋至戰國中期,楚國文字形體逐漸趨向修長,筆劃細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較整齊美觀,筆勢圓轉流暢,風格自由奔放。從下寺2號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與山東大店2號墓出土編鍾銘文的對照中,可以發現楚字的特色,這種楚字,略具蟲形,是蟲書的雛形。戰國中期以後,竹簡、帛書式的手寫體據主導地位,銅器鑄銘、刻銘均受其影響。字形趨扁平、體勢簡略,橫筆昂首,首粗尾細,有的波勢挑法己具後世隸書雛形。 戰國時期,楚國文化藝術都取得了輝煌成就。
楚辭,是楚國文化的代表,是漢賦的源頭。
楚辭,也作「楚詞」,是戰國時代的偉大詩人屈原創造的一種詩體。作品運用楚地的文學樣式、方言聲韻,敘寫楚地的山川人物、歷史風情,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漢代時,劉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襲屈賦」的作品編輯成集,名為《楚辭》。並成為繼《詩經》以後,對我國文學具有深遠影響的一部詩歌總集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 春秋時期,楚國音樂已很發達。楚國設置了樂官,專門掌管音樂事務。如楚鄖公鍾儀世代世襲「伶人」一職。鍾建被楚昭王任命為樂尹,樂師扈子也是以司樂為職的樂官。
楚國樂器種類齊全,有鍾、磬、鼓、瑟、竽、筆[竹/虎]、排簫等。
2002年在湖北棗陽市區東南約21公里吳店鎮與興隆鎮交界處的一條土崗上發掘了九連墩墓葬群。2號墓中還出土了大批樂器,包括兩幅保存完好的漆瑟,漆瑟上留有弦痕。另外還有鍾、磬、鼓、笙、竽、瑟、琴、篪等,其中笙和竽上還保留有簧片。
楚國音樂亦表現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點。《文選·宋玉對楚王問》載:「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下里巴人》當為楚人、巴人雜居地區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們演唱起來,簡直是載歌載舞,場面十分熱鬧。其餘歌曲,由於難度較大,人們能演唱的也逐漸減少。 舞蹈是和音樂相伴而來的。自商周以來,楚國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辭章句》說:「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
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巫舞實際上就是一種宗教舞蹈,在楚國一直長盛不衰。屈原筆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動地反映了巫舞的各個方面。
楚國宮廷樂舞不同於民間樂舞,表現場面要大得多。如《招魂》所寫:「餚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鍾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被衣服纖,麗而不奇些。長發曼鬋,艷陸離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廷震驚,發激楚些。」
另外,由於隨著各國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國宮廷樂舞中也廣泛地吸收或引進了各國各地的樂舞,成為楚國樂舞的一大特點。《大招》所寫:「代奏鄭衛,鳴竽張只。」各國各地樂舞同時表演,竟到了「四上競飛,極聲變只」(《大招》)的地步。
無論是民間的巫舞或宮廷樂舞,它都特別講究舞蹈者線條美、律動美。如《招魂》、《大招》多處說到「姱容修態」、「長發曼鬋」、「豐肉嫩骨」、「容則秀雅」、「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長袖拂面」、「豐肉微骨,體便娟只」,可見楚人是追求修長細腰之美的,否則舞蹈起來,是不可能達到「偃蹇」、「連蜷」的效果的。 楚國的繪畫有很大的發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畫、壁畫與漆畫等。
《人物龍鳳帛畫》和《人物御龍帛畫》,是迄今所見我國古代最早的兩幅帛畫,是「早期國畫的雙璧」《人物龍鳳帛畫》,畫中一婦人側立,高髻細腰,寬袖長裙,雍容富貴,合掌作祈禱狀。婦人頭上,左前畫有一鳳,作飛翔狀;鳳對面畫有一龍,作騰升狀。《人物御龍帛畫》正中畫一男子,側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長劍,立於巨龍之背。龍昂首卷尾,宛如龍舟。龍左腹下畫有一條鯉魚,龍尾畫有一立鳥(似鶴)。男人頭上方還畫有華蓋一重。人、龍、魚均向左,以示前進方向,連華蓋上的纓絡也迎鳳飄動。這兩幅帛畫,畫面布局精當,比例准確。線條流暢,想像豐富,表現了楚藝術譎怪莫測的獨特風格。楚國先王宗廟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畫,壁畫主要內容是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和古代聖賢、怪物。
楚國漆器業發達,所以楚人也善於在漆器上繪畫,如1941年長沙黃土嶺出土了彩繪車馬人物花紋漆奩、1952年長沙顏家嶺出土了繪有圖案的漆奩、1957年信陽長台關出土了繪有狩獵場面的漆瑟、1978年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了繪有二十八宿圖案的漆箱和繪有人、物的鴛鴦形盒等。荊門包山2號墓出土漆奩上的《迎賓圖》,繪有眾多的人、物。 楚人自古尊鳳崇鳳。
來到鍾祥莫愁湖上的陽春白雪島,一定會被充滿楚國風韻的建築布局所吸引,如隔水相望的白雪樓和陽春台,舜帝南巡親手種下蘭花蕙草而得名的蘭台宮,威武富貴的楚王府,還有笑聲陣陣的萬花陣。在這些景點細節點綴之處,鳳的圖案或鳳鳥的陳設俯拾皆是:如白雪樓和楚王府的雕欄,蘭台宮楚王座位後面的屏風,陽春台撫琴彈唱的現代莫愁女華麗服飾上的圖案,還有守衛楚王府的門神「羽化鳥人」腳踩鳳凰騰雲駕霧······
楚人尊鳳最初由其遠祖拜日、尊鳳的原始信仰衍化而來的,迄今已逾七千多年有證可考的歷史。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兼雷神,漢代《白虎通》載,祝融「其精為鳥,離為鸞。」《卞鴉·絳鳥》注曰:「鳳凰屬也」。可見,祝融也是鳳的化身。楚文化遺存中大量存在人首蛇身和人首鳥身的圖案表明,正是楚國的先民們以「人心營構之象」經歷了對鳥的崇拜,由此開啟了我國傳說文化中「龍鳳呈祥」文化的淵源。從圖騰崇拜在氏族制時期所反映出的突出特點來看,鳳為楚人的祖先。
鳳不僅是神鳥,而且還是楚國尊嚴的象徵。楚人尊鳳的影響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如在楚國的文物中,鳳的圖像、綉像和雕像不勝枚舉,楚人衣服上的刺綉圖案也是以鳳為主要內容。此外,還有「鳳鳥雙連環」、「虎座鳳架鼓」、「鳳龍虎綉羅禪衣」等,楚國的鳳紋彩繪可謂千姿百態、無奇不有。
楚國圖騰還和楚國的詩、樂和舞蹈緊密相聯。楚人善歌舞,每到此時,隨著主管音樂的擊拊石罄的樂感節奏,神與人相和而歌,戴著各種圖騰面具的各個部落相率跟著翩翩起舞。相和而歌,是歌謠形式;百獸率舞,是舞蹈形態――圖騰舞蹈,二者合一,為載歌載舞。那圖騰舞蹈,既包括龍的圖騰,也包括鳳的圖騰。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意義的信仰崇拜。楚國歌舞的原始形式,亦即為相和歌,伴之以鳳凰的圖騰舞蹈,例如「百獸率舞」中的玄鳥,就意味著舞者對於鳳凰的崇拜。
❺ 楚國的巫文化有什麼歷史影響
巫文化對楚辭有很大的影響。楚地有著濃厚的巫文化傳統,那裡的風俗信巫鬼,重淫祀。
王逸《楚辭章句·九歌序》指出:「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九歌》就是楚國巫風祭祀的歌舞,屈原將它加工改編成楚辭。
不僅如此,這種信鬼祀神而崇奉巫風的習俗,也極大地影響了《離騷》等作品的抒情方式和內容,為楚辭增添了濃郁的浪漫色彩。濃烈的巫風培養了楚人對於神靈頂禮膜拜的虔誠情感和非理性的浪漫情懷。這種具有某種原始的宗教色彩的巫風與中原的理性主義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在中原地區進入「子不語怪、力、亂、神」[18]的時代時,生活在楚地的人們還在對著他們篤信的自然神祗虔誠地祈禱。當孔子將「黃帝四面」和「夔一足」作出極為巧妙的解釋時,中原地區的神話文化或者宗教文化就已經被消解殆盡了,而楚地的這種宗教傳統和神話傳統卻繼續存在了幾千年,直到今天在南方的一些邊遠地區,仍然可以看到巫風所留下的文化痕跡。
由此,巫文化在楚文化中的影響力就可見一斑了。接下來,我們便可以進一步探討楚地的神話傳統對於屈原的藝術創作產生的巨大影響。楚國由於巫風濃厚,使得神話避免了歷史化的災難,因此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神話。這些神話和原始宗教融為一體,滲透入楚人生活的各個方面,通過多種途徑給楚國的文學以巨大影響。在楚地的神話系統中,神話人物經歷了一個神的人化的過程,在最開始的原始崇拜中,神具有截然不同於人的獸性,其形態與常人大不相同。而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戰國時代,神便開始走下神壇,具有了人性。在屈原的《九歌》中,塑造了湘君、湘夫人、宓妃、山鬼等一些列神話人物。但她們無不具有人的情感,人的秉性。「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這與望君歸的思婦又有怎樣的不同。「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這與懷春的少婦又有著怎樣的差別。但她們畢竟是神而不是人,她們可以「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正是這種似人似神的境界,為我們展現了一種非同於中原地區禮教匡縛的浪漫情懷,如果沒有這樣的一片沃土,我們很難想像屈原能夠寫出如此奇絕的詩篇。
希望可以幫到你。
❻ 介紹一下周朝楚國歷史
楚,又稱荊、荊楚,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諸侯國,國君為羋姓(普通話拼音讀作mǐ),熊氏。最早興起於古荊州之地的楚部落,滅於秦國。轄地大致為現在的湖南、湖北全部、重慶、河南、江蘇、江西部分地方。
楚是三苗人在長江中下游建立起,它在周朝初期曾參加了周武王伐紂的戰爭。楚國由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地開始,居楚地丹陽(今湖北秭歸,有爭議),從一個附庸小國逐漸變成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強國。前704年,楚君熊通為武王,有地千里。因其地處中國南方,故而楚國與中原的華夏各諸侯經常發生戰事。通過戰爭,楚莊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楚國先後吞並了四十五個較弱小的諸侯方國。
楚國的族源
大致可分為五說:
華夏說
苗蠻即上著說
東夷說
西方民族說
民族融合說
參閱
楚國的族源
楚文化
語言
在春秋時代,楚語和中原語言之間有明顯的區別。楚國的官名和其他諸侯國不同:楚國宰相叫令尹,司馬叫莫敖。除此之外,《左傳·宣公五年》還記載春秋時代楚語的兩個特殊詞語:
於菟wūtú(上古漢語發音為
aa-laa)為「老虎」(有人懷疑可能和緬甸語 ''kla''「老虎」有關)
谷為「哺乳」
我們之所以知道這兩個詞的意思,是因為令尹子文名字叫做斗谷於菟,《左傳》對他名字的原意做了
解釋。
《左傳·庄公二十八年》有一句話:「楚言而出」(今譯:「他們講楚語就撤退了」),證明當時的楚語和中原的語言不能通話。
在戰國時代,屈原楚辭的詞彙也顯示出楚國語言的特點。
楚國君主列表及在位年份
:楚武王(約前740年至前690年)
:楚文王(前689年至前675年六月庚申)
:楚王堵敖(約前674年至前672年)
:楚成王(前671年至前626年冬季十月)
:楚穆王(前625年至前614年)
:楚莊王(前613年至前591年秋季)
:楚共王(前590年至前560年)
:楚康王(前559年至前545年九月或以後)
:楚王郟敖(前544年至前541年冬季)
:楚靈王(前540年至前529年五月)
:楚平王(前528年至前516年九月)
:楚昭王(前515年至前489年秋季七月或以後)
:楚惠王(前488年至前432年)
:楚簡王(前431年至前408年)
:楚聲王(前407年至前402年)
:楚悼王(前401年至前381年)
:楚肅王(前380年至前370年)
:楚宣王(前369年至前340年)
:楚威王(前339年至前329年)
:楚懷王(前328年至前299年)
:楚頃襄王(前298年至前263年秋季)
:楚考烈王(前262年至前238年)
:楚幽王(前237年至前229年)
:楚哀王(前228年)
:楚王負芻(前227年至前223年)
:昌平君(前223年)
:楚懷王孫心或楚義帝(前208年至前206年)
:西楚霸王項羽(前206年至前202年)
熊繹及其後代是江漢流域最早的開發者,他們的創業
史是艱苦卓絕的。《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辟
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荊山,
在今湖北省西部,漢江兩岸。《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自克
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
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於勝之不
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蚧冒篳路藍縷,以
啟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兩言「篳
路藍縷」,皆指楚國熊繹至熊儀(若敖)、熊胸(蚧冒)等十餘
代君王。可見楚國在建國以後的相當長的時期,都過著艱
苦奮斗的窮日子。國君帶領臣民跋涉山林,開辟疆土,甘苦
與共。面對周邊各國存在的威脅,尤其是面對北方周朝軍
隊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軍經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
楚國君王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特別注重以先王艱苦創業
的事跡對臣民進行傳統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氣,尋
求內部穩定和對外發展。
蚧冒之弟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時在公元前740年東周
平王三十一年。這在楚國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
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個南方大國的崛起。
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於郢,國勢更加強大,江漢一帶的小國
都畏懼楚國。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經「楚地千里」。
楚國「結舊好於諸侯」,迫使周天子「賜胙」,要求楚國「鎮爾
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周天子的話可憐兮兮的,流
露出對楚國的畏怯之情,同時,不得不承認了楚國鎮撫南方
夷越的「首領」地位。公元前656年,齊桓公率兵伐楚,歷數
楚國兩大罪狀,其一即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復,
寡人是問」,另一條罪狀是:「爾貢包茅不人,王祭不共,無以
縮酒,寡人是征」。說明楚國不向周王朝按時納貢,已有很
長的時間。楚國在秦國重兵壓境的時候,毫不畏懼,嚴陣以
待。但出於戰略上的考慮,作了適當妥協,答應納貢,於是
與齊結盟,各自罷兵。齊桓公死後,繼起圖霸的宋襄公不自
量力,欲召見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公元前638年,宋、楚
兩軍戰於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軍大敗,宋襄公受箭
傷,次年身亡,宋國從此一蹶不振。公元前633年,楚成王
率陳、蔡等國軍隊圍攻宋國,宋求救於晉,晉、楚兩國爆發城
濮之戰。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晉國
打敗了強大的楚軍,挫傷了楚國北進的勢頭.為周王室一吐
幾百年郁積的怨氣.晉文公重耳也因此一舉而躋身「春秋五
霸」之列。楚國雖遭此敗而元氣未傷,仍然不斷攻城略地。
公元前606年,楚莊王北伐陸渾戎至於洛陽,在東周的王都
郊外舉行閱兵儀式。周定王派王孫滿勞師,楚莊王公然探
問周朝傳國之鼎的輕重大小,並且揚言說,楚軍只要折斷戈
矛的尖端,就足夠鑄成九鼎了。此後,楚軍鋒芒益銳,所向
披靡。在春秋戰國之交,相繼滅陳,滅吳,滅蔡,後來又滅
越,成為席捲南土、問鼎中原的極強盛的國家。楚國兼並的
小國,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個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
安徽、江蘇等地。《戰國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強國也。
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
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楚國之疆域,雖然時有
得失損益,「但在其鼎盛時期,據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縣
三百餘,為戰國時代最大之國」。」」楚國的這種蓬勃發展的
勢頭,從西周初年算起,持續了大約700年之久,直到戰國
後期楚懷王時代,由於重大決策失誤,才出現轉折。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分裂割據、戰亂頻仍的時
期,也是社會政治發生劇烈變革的重要時期。周王朝從衰
微走向瓦解,諸侯各國通過兼並戰爭奪取政權。其中受益
最大的,莫過於楚國。楚國從局促於丹陽一隅的「蠻夷」之
邦,通過南征北戰,變成「地方五千里」的戰國時代最大之
國,發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斷開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圍內
的民族融合,無疑是使楚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一個重要原
因。所謂「楚人」,非但羋姓一族。楚人的上層統治者,即屈
原所說的「帝高陽之苗裔」,也就是來自西北方的夏人後裔,
本為游牧民族,沿漢水南下,至周已定居於丹陽一帶。江、
漢之間的土著居民,包括楚地固有之周民族與土著民族。
按照姜亮夫先生所說:「此土著之民族,自歷史發展論之,當
即《堯典》『竄三苗於三危』之苗民。此時其主要部分,當已
隨時代而西征,西征而落伍者,則當為屈子所謂之『南人』、
『南夷』,為三苗沿途遺在沅湘辰漵間者。」」 從周代的情況
來看,江漢沅湘一帶的土著居民相當復雜,除了三苗及其遺
民之外,「還有越、濮、巴三族。他們是從不同的地方遷徙到
這里來的」。先民的遷徙是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手段,在
出現比較發達的農業以前,遷徙是不可避免的。狩獵、采
集、游牧以及刀耕火種式的原始農業,都要求在不斷的遷徙
中尋求較好的生產和生活場所。此外,部族繁衍,支系另謀
發展,更是要求遷徙的原因。同族之間的「不相能」,近親族
之間的矛盾斗爭以及不同部族之間的戰爭,都會引起大規
模的遷徙。 從土著居民的構成來說,可能還不僅是苗、
越、濮、巴,而是包括「九夷八蠻」,即南中國的諸多部族和民
族。他們在羋氏之族的統治下,融合成被北方人稱為「荊
蠻」的強大的楚民族,並建立了日益強大的楚國。楚武王前
後,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楚國就完成了對江漢地區許多
姬姓小國的兼並和佔領,造成「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的
局面。後來終於統一了長江流域,吞並了吳越,並以咄咄逼
人之勢,不斷問鼎中原.不斷兼並中原各國。在兼並戰爭不
斷取勝的過程中,多民族的大融合,也就不斷地在更大的范
圍內得以實現。
楚人英勇善戰,視死如歸,具有為國捐軀的犧牲精神。
即使戰死疆場,馬革裹屍,也視為光榮和自豪。屈原《國殤》
對此作了淋漓盡致的歌頌:「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
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與剛強英武的
愛國主義精神密切相關的,是寬容寬厚的態度和廣闊博大
的胸懷。楚國吞並了如此眾多的國家。縱橫跨越今天的11
個省,面臨的具體情況肯定是極其復雜的。黃瑞雲先生在
<楚國論>一文中說:「華夏蠻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
歷史淵源各不相同,楚國都能加以安撫。楚國在戰爭中從
未有過像秦軍那樣,動輒斬首幾萬,也沒有見過大量俘馘的
記錄。」張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說:「對於
被滅之國,楚人的慣例是遷其公室,存其宗廟,縣其疆土,撫
其臣民,用其賢能。即使對於蠻夷,也是相當寬厚的。」正因
為如此,楚國才能夠得到各民族的擁護,顯示出強大的開放
性和凝聚力,在橫跨大江南北的廣大領域,建立起一個強盛
的積極進取的多民族國家,並且不斷強化其臣民的國家認
同的觀念,激發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強烈的本土意識
和民族意識。應該說,這是楚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獲得
迅猛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
❼ 楚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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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談談楚國文化的藝術特徵(或者楚文化的看發),不得少於800字!!急用。謝謝
楚國文化的藝術特徵與文化審美:
楚文化是源於長江流域的古老文化,楚辭和楚藝術品作為楚文化的典型,都具有浪漫型藝術的審美特點。鳳是楚藝術典型的「意像」代表形式,楚人深受巫術影響,以異化的手法創造的楚藝術品展現了以「麗」為美的楚國造型藝術的設計特色。
1.楚文化是源於長江流域的古老文化:
從時間上講,自殷商早期,楚政權開始和北方政權(主要代表了黃河流域文化)有了接觸,直至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5年)開始發展,到戰國(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早中期漸漸繁榮,戰國末期,楚國衰敗。即楚藝術發展的時間大致是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近500年的歷史。
從歷史的地緣關繫上講,楚最早建國於荊山一帶,楚文化以兩湖為中心,文化遺跡在湖南、湖北、河南居多。楚莊王、楚懷王時期國家疆土兼並擴充,擴張的過程中楚文化「不斷吸收、消化了來自北方中原、東南部淮水流域和長江下游地區以及西南部的四川等相鄰區域的華夏、吳越、巴蜀等文化圈中的一些藝術因素。」並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楚國出土的文物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湖北隨縣的曾侯乙墓,其中的青銅編鍾、尊盤、聯襟對壺、鹿角立鶴、漆木衣箱等堪稱國寶;長沙陳家大山出土的龍鳳婦女圖,子彈庫出土的男子御龍圖;故楚郢都現江陵一帶出土的彩繪木雕座屏、鴛鴦豆、越王勾踐劍、木雕鎮墓獸、虎座立鳳、辟邪等;荊門的兵太歲同戈;河南淅川縣楚國貴族墓地出土的王子午升鼎、我國迄今發現的用失蠟法鑄造的最早的青銅器雲紋銅禁;直至西漢仍廣泛流行的楚式山字鏡。楚國青銅器、漆器、絲織品的種類繁多、工藝精美,可謂熠熠生輝,中原列國望塵莫及。
就南北文化的區別而言,南方重感性,北方重禮尚理。孕育於南方的《楚辭》、《莊子》、《山海經》、《淮南子》中充滿想像含有大量的神話傳說,記述了風神飛廉、御日神望舒、河伯、湘君、湘夫人、雷神等,辭采鋪陳華麗。而源於北方的《詩經》、《論語》,藝術作品古樸、渾厚,有現實理性主義的氣息。
拂去兩千多年的塵埃,當楚國藝術品以生動的直觀形象屹立在世人面前時,似乎為我們訴說著一段又一段的故事;展現著楚國在繪畫、鑄造、冶煉、雕刻、舞蹈、文學等藝術設計領域的巨大成就;再現了那個個性張揚的年代,楚人浪漫、深情、飛揚、激情、又帶有些許悲壯的情懷。
2.浪漫型美術特色:
「『詩藝術』是心靈的普遍藝術,這種心靈是本身已得到自由,不受為表現的外在感性材料束縛的,只在思想和感情的內在空間和內在時間里逍遙游盪。」 符號本身是沒有意義的,那麼文字元號的組合——詩、詞、賦所表達的觀念本身不會受到物質載體的制約,從而成為心靈的純真的獨白。
從「楚辭」談起的意義在於,由於藝術品是以物質為載體的情感表現方式,藝術品就包含了情感性和物質性的兩大基本方面。將情感性和物質性剝開來分析,藝術品通過物質材料真實、感性形式體現創作者對人生價值的認識,「辭」的表達情感方式是自由的、不受約束的,因此通過「辭」的情感性有助於理解藝術的情感性。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月。」屈原的情感具有共性和個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楚人普遍的情感特徵:狂放的,瀟灑的,不羈的,熾熱的,馳騁於天地間任逍遙,可以「駕飛龍」、「雜瑤象」、「揚雲霓」、「鳴玉鸞」。
屈原為代表的「楚辭」情感內在本質體現的是個體與社會存在的矛盾沖突,沖突帶來了情感的迸發。
通過藝術創造表現出來,就是我們所看到的:雖說同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個國家,只有楚地創造的鳳是昂首展翅欲飛的,是最充滿神採的。「鹿角立鶴」(發掘於湖北隨縣曾侯乙墓),鶴的身軀無比修長優美,鶴翅伸展開來,翩翩似乎欲飛升騰空而起。「人物御龍圖」中的人物駕玉虯,伴仙鶴,頂華蓋。楚人的藝術更加充滿了動感,富有意味,讓人從有形的物引起無窮的回味。它們不是描繪客觀世界的產物,而是表達主體炙熱情感的工具。
3.審美的感性形式「意像」:
藝術的本質:「藝術是藝術家藉助於某種感性媒介物進行構形,從而創造出一個新的意像世界的活動。」藝術品的設計創作過程是藝術勞動者將理性的內容通過感性的形式表達出來的過程。分析設計藝術品呈現的「意像」,關鍵在於幾個問題:
①「意像」的代表形式;
②藝術形式的創作手法;
③決定「意象」指向性的「意向性」;
④具有普遍意義的「意像」的藝術審美特點;
楚國藝術品的「麗」並不是指壯麗,而是指「秀麗」「艷麗」帶有「靈氣」,可以說是艷而不俗。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麗」,而是一種奇特的,具有生命力的,富有創造性的麗。那麼,楚人所創造的「麗」 獨特之處具體體現在何處呢?
楚人在線條、色彩、構圖等藝術語言方面的運用有獨到之處。中國藝術傳統是以「線」作為造型的要素,不同於西方造型中的「體」、「面」。楚人對線的運用——尤其是曲線、弧線——可謂是得心應手,線的神韻也被發揮得淋漓盡致。作品在實用的基礎上強調曲線的變化、裝飾效果。如「王子午鼎」的器腹加以束腰,器身變直為曲,形體的空間變化更為豐富。
色彩方面,從楚人最擅長的漆器工藝中可見一二。主要是黑紅二色的運用,其間點綴金色、藍、綠、黃等色。這種特點在1978年湖北隨縣(今隨州市)發掘的曾侯乙墓中可以清楚地發現,《二十八宿圖》漆木衣箱、漆鴛鴦形盒、漆蓋豆、皮甲胄、馬胄、墓主內外棺等不離黑紅二色。在楚人眼中紅黑這種強烈鮮明的色彩對比更能表現出富麗典雅的感覺。
在構圖布局方面,楚人比較注意次序感和對稱性,早期的繪畫採取一種平鋪似的平面構圖,缺乏三維立體感,圖像注重外輪廓的描繪,畫面形象感覺如輪廓剪影,但畫面布局合理,主體之外的間隙填充著變形的雲紋、獸紋,畫面飽滿;中後期的繪畫對畫面形象前後關系的處理有了更大的發展,用線條刻畫主體形象位置關系的邊緣,用不同分量感的粗細線條表明畫面元素的前後虛實關系。
楚人素尚瘦秀之美,好「體如游龍,袖若素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招魂》中亦有所述,「姱容修態」、「小腰秀頸,若鮮只」,那是對線條美、儀態美、韻律美的追求。而楚地的帛畫中的龍、鳳、鳥、獸、人、魚或亭亭玉立,或高冠長佩,皆是衣袖窈窈,體態輕盈,精緻細膩,馳騁於天地之間,矯捷遊走中盡顯靈氣,少有壯漢魁梧呆板之態。它的活力充滿了自由氣息,完全不同於北方藝術中那種理性的、剋制的、遵循於禮法的美,可謂「浪漫與激情並存」。
「巫學給與藝術的主要是美的題材,道學賜予藝術的主要是美的思想,騷學賦予藝術的主要是美的情感。」這段話揭示了影響藝術創作的多元化因素。
正是在這個充滿激情的楚國,產生了搭建中國古代哲學大廈的重要組成部分——道教;產生了楚辭、屈賦,並對後世的漢賦的產生發展具有直接影響;產生了獨具一格的藝術創作風格。楚國的存在只是歷史的一小頁的時光,但它的光輝卻照亮了以後的兩千多的世紀。讓我們在文字中再回到那個激情的年代、再回到那個浪漫的地方。
❾ 古代楚文化
荊楚文化的八大特點荊楚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她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經濟文化開發價值。
荊楚文化作為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內涵可概括為八大系列:
1、炎帝神農文化。湖北隨州、谷城和神農架是炎帝神農的主要活動區域,有許多民間傳說和文化遺址。在這里,炎帝神農遍嘗百草,為民治病,發明農業,教民耕種,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標志著中華文明從漁獵時代向農耕時代過渡。
掘《長江開發報》1996年4月10日四版,裴高才同志題為《盤龍考古新發現,「商代」過大別崇山峻嶺,我國興建古城的歷史重新改寫》文章介紹,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家教授20年來潛心研究整理盤龍城遺址及其文物史料得出結論:被譽為中國南方第一古城的商代盤龍城遺址,最近有新發現,該城的興廢歷經近300年,它將我國興建古城的歷史從春秋戰國提前到商代。「……將武漢城市歷史向前推進了兩千年。……改寫了『商代文化不過大別山』的歷史……」。
文章說,盤龍城於1954年防汛時發現,於70年代大規模發掘,迄今共發掘文物二千餘件,其中大銅鼎、大銅、大玉戈等數十件文物為罕世珍品,屬當今中華古文物之最。……令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嘆為觀止。中外專家們稱,盤
龍城系我國迄今發現最大最早,保護最完好的商代古城,是古代南方的文化瑰寶,是江漢大地的一座文物寶庫,是「研究中國古城不可多得的標本。」
文章說,盤龍城遺址東西長二千一百米,南北寬一千八百米,中心面積一百一十萬平方米。擁有古城址、古宮殿、古城牆、古作坊、古墓葬等八大古跡景觀……在已發掘的兩座宮殿中,一座設有四室,周圍是迴廊的宮室,另一座布局為一大空間廳堂。兩座宮殿為前朝後寢格局,系當時祭祀、冊命、聽政、出師、盟會等舉行國家大事的地方,是國家政權的象徵。同時,四周作坊林立、釀酒、制陶、冶煉業十分發達,系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據考古研究所近期鑒定,盤龍城興建於商代二里崗期,荒廢於殷墟一期,歷經時間在二百五十至三百年之間。盤龍古城遺址與武漢市城區僅一河之隔。……為古代河流灄水、漢水注入長江的交匯地帶!
《長江開發報》的上述報道,無疑是「漢江------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這一命題的最新支持論據。一、它有力地證明了我國興建古城的歷史是在漢水之畔開的先河,打破了史學界關於「興建古城於春秋戰國」的統一認識。二、「屬當今中華古文物之最」的、代表漢水文化的數十件文物是從漢水之濱出土的;在商代漢水流域就有了「我國迄今發現最大、最早的」古城。三、從它改寫了「商代文化不過大別山」的歷史,把中國興建古城的歷史由春秋戰國時期提早到商朝時期這一史實上看,正召示出了「商代文化過了大別山」,還是「漢江文化影響、造就了商代文化」這一新的急待重寫的中華文明起源學說課題。
《湖北日報》1996年5月31日第七版報道:「荊州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海內外學者近三百人來荊州研究楚文化的冶金、紡織、文學、美術、音樂、舞蹈等。專家們認為,楚文化成就包括銅鐵冶煉與鑄造技術,磨漆彩繪工藝,絲綢加工技術,道家哲學,楚辭散文和音樂舞蹈,在當時都達到世界領先水平。英國大英博物館館長羅森夫人說,「楚文化代表了中華民族強烈的生命力。(漢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創造的物質文明更令人叫絕:世界上第一塊可鍛鑄鐵;世界上第一塊每平方厘米紡織170根絲的高密度絹;世界上第一件脫胎彩繪漆器;世界上第一架可連續發射20箭的弩,世界上第一張可折疊的大床……楚文化的精髓不僅熔鑄於楚人後代的心底,而且成為中華民族所共有財富。」
2、楚國歷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和強國之一,在8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明成果。楚國獨步一時的青銅鑄造工藝、領袖群倫的絲織刺綉工藝、巧奪天工的漆器製造工藝、義理精深的哲學、汪洋恣肆的散文、驚采絕艷的辭賦、五音繁會的音樂、翹袖折腰的舞蹈、恢詭譎怪的美術,都是十分寶貴的文化富礦。
3、秦漢三國文化。秦漢時期的湖北地區是當時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雲夢古澤、睡虎地和龍崗秦簡、張家山漢簡、漢明妃王昭君、漢光武帝劉秀、文學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資源。湖北境內還是魏、蜀、吳三國犬牙交錯、激烈爭奪的「四戰之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聯合與斗爭波譎雲詭,驚心動魄,古隆中、赤壁、烏林、長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區是三國文化的重要載體。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後裔。熱情、質朴、勤勞、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優良的民族素質。其婚喪習俗、歌舞曲藝、飲食服飾、建築交通等構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鮮明特色。同時,以恩施自治州和長陽、五峰兩個自治縣為主體的湖北民族地區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這里山川秀美,物產豐富,是發展湖北特色經濟的重要地區。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眾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資源。武當山是道教名山,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武當文化。此外,荊山、大別山、大洪山、齊岳山、九宮山和黃梅五祖寺、當陽玉泉寺、來鳳仙佛寺、漢陽歸元寺、武昌寶通寺以及荊州天星觀、武昌長春觀等眾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鍾祥明顯陵等名勝古跡,都有著較高的知名度和獨特的文化內涵。
6、長江三峽文化。長江三峽是中國最壯觀的峽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峽谷之一,還是舉世聞名的水電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隨著三峽樞紐工程的蓄水發電和勝利竣工,其舉世雄奇的自然風光、色彩斑斕的人文景觀、神秘浪漫的神話傳說和峽江兩岸奇特的風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濃厚峽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構成了三峽文化的鮮明特色。
7、江城武漢文化。武漢地處兩江交匯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早在商周時期就是南方連接中原的戰略據點。以商代盤龍城為標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漢積淀了底蘊豐厚的文化。明清以後,武漢逐步發展成為華中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近現代以來更成為中國的製造業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之一。在現代史上,武漢曾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作為華中地區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江城武漢文化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
8、現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在清王朝的統治腹心打響第一槍,一舉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結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黨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沒。以辛亥武昌首義為標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漢近現代史上波瀾壯闊的革命文化內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董必武、陳潭秋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武漢創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武漢曾經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罷工、武昌農講所、「八七」會議、黃麻起義、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八路軍辦事處、武漢保衛戰、新四軍五師司令部、中原突圍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動、革命事跡、革命遺址等,構成了湖北近現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內容,是極其寶貴的革命文化資源。荊楚文化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時空的強大穿透力和影響力,是我們建設先進文化、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創新的重要基礎。
湖北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古代楚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雙重角度審視荊楚文化的發展軌跡,還可以進一步發現它在以下五個方面具有創新特質,是當今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精神遺產。一是「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二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三是「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四是「深固難徙」的愛國精神;五是「止戈為武」的和合精神。荊楚文化的這些創新特質,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優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體展現,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