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英國的歷史概況 論文
從什麼時候開始？
9世紀，英國的封建制度基本確立。
15世紀，專英國經濟迅速騰飛，17世紀確立資本主義制屬度。18世紀六十年代工業革命，19世紀末20世紀初成為「日不落帝國」。20世紀初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獲勝，1940年，參加二戰，德國轟炸倫敦，英國加入反法西斯聯盟，1945年獲勝。上世紀70時代，加入歐共體。現在是歐盟成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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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英國國家財政體制散論
在16-18世紀中葉英國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而廣泛的變遷中，國家政權既推動或限制、規 范著社會的變遷，又以自身的性質、職能的轉變成為這場社會變遷的重要組成部分。自 16世紀絕對主義王權興起之後，英國國家政權的統治職能在內涵與外延上都開始發生轉 變，17世紀的政治風雲更使國家政權的階級屬性和統治方式、管理職能朝著近代化的方 向前進。君主立憲政體的確立使英國土地貴族、工商資本家、金融銀行家等各個統治集 團的利益獲得了更為充分、更為有效的表達。本文僅就英國國家財政體制在這一時期的 轉變和完善作一些探討，以期能夠加深和豐富對近代英國社會變遷的整體認識。
一、近代國家稅收體系的建立
稅收之於一個國家，猶如血液之於生命。在向近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構建具有近代 意義的稅收體系對任何一個政府都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和意義。一個完整意義上的近代 國家稅收體系必須具備公開、公正、有序、有效等諸種不可或缺的特徵。所謂公開、公 正，是指國家稅收應具有公共事務的性質，必須得到社會成員的認可和認同。所謂有序 、有效，是指國家稅收體系運行時的每一環節、過程都應該依照一定的法度，即國民之 意願而行，國家稅收的每一項收入、支出及績效都要向國民有所交待，接受國民或其代 議機構的核准。這些特徵在技術上就體現為制稅、收稅、用度、審計等多種層次和制度 。這種近代稅收體系的建立決定於制度、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種歷史和時代因素，也 是國家政權與社會中各個集團、階層、階級利益反復角逐、長期斗爭的結果。英國之所 以能夠在二、三百年間由一個二流國家躍居西歐諸國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它較早 地建成了一個相對較完備的國家稅收體系。其最大的特徵就是由議會控制著整個國家稅 收體系的關鍵：征稅大權。
由議會控制、把握征稅權，是中世紀晚期西歐英、法、西諸國共有的現象。這是由當 時重建法律和秩序，消除貴族叛亂，驅逐外敵的社會普遍需求所使然。隨著時代發展， 每個新興的民族國家政權極欲獲得更多的賦稅收入，然而由於各個政府和它的國民相互 作用方式不同，從而形成不同的稅收制度。在西班牙，「出於對內亂的厭倦，西班牙的 代議機構卡斯提爾國會將征稅管制交給了王權，」在法國，由於「三級會議極欲終止法 國動亂的願望，使王室不經被統治者的同意便奪取了征稅權，造就這一權力的緊張形勢 過去之後，這一權力卻長久地保留下來」。[1](P149，147)而英國則不同，即或是在絕 對主義君權達頂峰的都鐸時代，英國國會尤其是下院仍牢牢地把持著征稅大權，都鐸君 王們只能依靠其他途徑開辟財源，如沒收教產加以拍賣。斯圖亞特王朝欲強化王權，奪 得征稅大權，但遭到國會的頑強抵制。在王權與國會之間所展開的復雜激烈的斗爭中， 征稅權始終是雙方爭奪的一個要點。雖然歷經內戰、復辟等種種磨難，由國會控制征稅 大權的原則一直未得改動。直至1688年「光榮革命」發表《民權宣言》規定：王室在議 會規定的稅收之外從事征稅是非法的，[2](P186)再次確定了國會的征稅權。
征稅是歸王權還是歸議會，究竟有何差別及意義呢?筆者以為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 關註：
其一，從政體層面上看，稅權的歸屬決定了未來國家政體的發展方向。西、法兩國王 權由於攫取征稅大權而迅速發達起來，建立了對社會經濟的全面控制，成為一種不受任 何力量約束的專制王權；這兩國中的等級(三級)會議，由於將財權拱手轉讓給王權，而 使自身「成為國家機器特別是王權的贅疣。結局是可以預見的，三級會議停開了，而王 權卻因時移事易不再恢復會議產生前的老樣子，國王擺脫了身上的緊箍，開始向專制的 方向大踏步邁進。」[3](P407)道拉斯·諾斯指出「……法國國王所獲得的自由的程度 和其英國對手比起來是大相徑庭的。這種區別在這兩個國家後來兩個世紀的經濟發展中 產生了重大的影響。」[3](P407)英國國會則因手中一直緊握征稅大權，故而成為遏制 王權走向全面專制的重要力量。正是這種力量使得都鐸王權的絕對主義統治處於相對有 限、相對薄弱的境地，使得英國國會在一次次與王權的沖突較量中逐步占據上風，不僅 保全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最終確立起立憲君主制政體。
其二，從行政管理層面上看，稅權歸屬也是決定國家統治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獲得 了征稅權力的法國王權，處於直接面對眾多臣民和經濟組織的地位。而單憑君王及其小 小宮廷是無法承擔由眾多程序組成的征稅過程及管理事務的，從而使建立一支專業的官 僚隊伍和繁雜的事務機構成為自然而然之事。絕對的王權與龐大的行政官僚組織的結合 遂成為16—18世紀三百年間法國統治制度安排中最為明顯的特徵。英國則不然，王權既 無征稅之權，亦就不存在維持一個龐大的中央政府和一支依賴王權的龐大的官僚組織的 必要。
其三，從國家財政狀況看，稅權歸屬亦是決定稅收數量、種類的重要因素。在西、法 建立起王權對稅收絕對控制的國度中，決定稅賦數量結構的關系相對簡單，即國家的需 要與臣民財富之間的關系。而在近代初期，諸國爭雄的軍事戰爭是國家公共開支的最大 費項，且往往具有急迫性的特徵。在這種狀況下，西、法諸國在決定稅賦徵收額度時， 常常是以國家需要為原則，多多益善，必要時甚至可以竭澤而漁，以求暫度難關。如西 班牙在1470年到1540年之間，國家稅收狂增了22倍。[1](P149)盡管海外殖民的收益可 供支配，但當時西班牙帝國稅收主要是來自阿拉貢、那不勒斯、米蘭特別是繁榮的低地 地區。狂征暴斂之下，帝國內部矛盾必然激化。低地地區的反叛，荷蘭的獨立既耗費了 帝國的國庫，又斷絕了其主要稅源。為了彌補虧空，帝國雖施徵用地產、轉讓特權、出 售爵位等孤注一擲之策，以求應急，但均未奏效。帝國財政在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 的百年期間，先後6次宣告破產，奏響了帝國垮台的喪鍾。法國王權憑借強大的官僚隊 伍和規模巨大的農業經濟，運用包稅制增加賦稅以及對外借款、賣官鬻爵等各種斂財手 段支撐國家財政的運行。由於教士和貴族享有免稅特權，故沉重的稅賦皆由市民和農民 構成的第三等級來承擔。結果社會內部的裂隙愈來愈大，最終導致第三等級的大規模反 叛，專制帝國的大廈轟然倒坍。英國王權則處在與西、法兩國全然不同的境況之中。每 一筆稅賦收入的數量都須與國會反復討價還價之後方能獲得，實屬不易。盡管伊麗莎白 女王深得國民擁戴，也不得超越成例。這位女王深知，「對於下院議員來說，犧牲他們 的生命要比打開他們的錢袋容易些，所以她不得不時刻警惕地注視著政府的開支，不得 不一再勒緊自己的錢袋，以致於她周圍的大臣不斷地抱怨、嘲笑她的吝嗇。」[4](P364 )
另外，西、法專制王權在征稅時，往往從最易徵收、最易管理的直接稅，即人頭稅、 戶稅、爐灶稅和交通稅等稅種下手，不斷地把以往一些臨時稅改為永久稅，不斷花樣翻 新地設置一些新稅。英國王權則無此類幸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英國「更多依靠間接 稅而不是直接稅，但它的具體特點卻使人民不大怨恨。例如，英國沒有象法國那麼多的 包稅商、收稅員和其他中間人；英國的許多稅都是『看不見的』(例如對某些基本產品 的貨物稅)，或者看上去只是損害外國人(例如關稅)；沒有國內人頭稅，法國商人對這 種稅很反感，因此它對國內商業來說是一種消極因素；英國的土地稅在18世紀大部分時 間里是主要的直接稅，沒有任何特權階層能免交，對社會上多數人來說也是『看不見的 』；各種各樣的稅都是經過選舉產生的議會討論後批準的，」[5](P100)故而不易激起 社會內部沖突與矛盾。17世紀末以後，由於國家戰略的調整，積極地參預大陸事務以防 法國稱霸，英國的稅賦總額不斷攀升。有史料表明，17世紀末以後，英國稅賦總額與法 國基本拉平，分別為1500萬和1600萬英鎊。而當時兩國國民生產總值相差懸殊，英國為 6800萬英鎊，法國為16000萬英鎊，稅賦各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20%和10%。表面上看， 此時是英國而非法國處於國家的橫征暴斂之中，當時也的確有人認為「看到英國臣民繳 納的巨額貢賦之後，應該認為生活在法國真是大幸。」[6](P440)但布羅代爾的看法則 相反。他認為首先法國納稅人承擔的負擔未必輕於英國人，因為法國人在國稅之外，尚 須接受貴族和教會強加的沉重「額外」負擔。其次，法國稅種以直接稅為主，它在政治 上和行政上總是不受歡迎，而且很難增加。英國則以間接消費稅為主；約占稅額的70% 。這種稅不太顯眼，容易隱藏在價格里。而英國的民族市場比法國更開放，消費一般都 經過市場，間接稅的收入就尤其可觀。最後，將兩國人口總數考慮在內(英法兩國人口 比例為1∶3)，以人口總數與國民生產總數相比便會發現另一種結果，即英國在人均收 入方面顯然領先於法國。[6](P440—441)
其四，稅權的歸屬不同也可轉化為不同的社會制度環境，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施加不同 的影響。西、法兩國的稅收制度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徵，即教士與貴族不在納稅人之列 ，處於免稅的特權地位。這種政策的產生或許有著歷史傳統的因素，但它的實施實質上 是消除了兩個潛在的對手對國家、王權的抵制與反抗，在政治上可謂是一種巧妙的安排 。然而在社會及經濟層面上，這種政策則造成對從事貿易、商業、工業等行業人士的歧 視，從而誘導人們對從事教會、政府和軍隊的職業的偏好與追求；造成社會在「對政府 的財政政策的反應中逐漸形成所有權結構，只鼓勵那些不受國家影響也對社會沒有產出 的活動，而阻止個人去從事各種生產性活動。」[1](P149—150)而由商人和土地貴族所 組成的英國國會，在其所奉行的稅收政策中，是斷不會以損害自身利益為代價的。恰恰 相反，英國以稅賦為核心的各種國家財政政策都是以促進工商貿易和農業的發展為目標 ，而後再以其利得的部分份額作為稅賦，從而逐漸形成了各種較為合理的制度安排，保 障和推動了對社會產出做出巨大貢獻的私人所有權的不斷發展。
⑸ 急求：一千字左右nbsp;關於英國的文化歷史等方面的論文
近代早期英國國家財政體制散論在16-18世紀中葉英國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而廣泛的變遷中，國家政權既推動或限制、規nbsp;nbsp;范著社會的變遷，又以自身的性質、職能的轉變成為這場社會變遷的重要組成部分。自nbsp;nbsp;16世紀絕對主義王權興起之後，英國國家政權的統治職能在內涵與外延上都開始發生轉nbsp;nbsp;變，17世紀的政治風雲更使國家政權的階級屬性和統治方式、管理職能朝著近代化的方nbsp;nbsp;向前進。君主立憲政體的確立使英國土地貴族、工商資本家、金融銀行家等各個統治集nbsp;nbsp;團的利益獲得了更為充分、更為有效的表達。本文僅就英國國家財政體制在這一時期的nbsp;nbsp;轉變和完善作一些探討，以期能夠加深和豐富對近代英國社會變遷的整體認識。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一、近代國家稅收體系的建立nbsp;nbsp;稅收之於一個國家，猶如血液之於生命。在向近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構建具有近代nbsp;nbsp;意義的稅收體系對任何一個政府都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和意義。一個完整意義上的近代nbsp;nbsp;國家稅收體系必須具備公開、公正、有序、有效等諸種不可或缺的特徵。所謂公開、公nbsp;nbsp;正，是指國家稅收應具有公共事務的性質，必須得到社會成員的認可和認同。所謂有序nbsp;nbsp;、有效，是指國家稅收體系運行時的每一環節、過程都應該依照一定的法度，即國民之nbsp;nbsp;意願而行，國家稅收的每一項收入、支出及績效都要向國民有所交待，接受國民或其代nbsp;nbsp;議機構的核准。這些特徵在技術上就體現為制稅、收稅、用度、審計等多種層次和制度nbsp;nbsp;。這種近代稅收體系的建立決定於制度、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種歷史和時代因素，也nbsp;nbsp;是國家政權與社會中各個集團、階層、階級利益反復角逐、長期斗爭的結果。英國之所nbsp;nbsp;以能夠在二、三百年間由一個二流國家躍居西歐諸國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它較早nbsp;nbsp;地建成了一個相對較完備的國家稅收體系。其最大的特徵就是由議會控制著整個國家稅nbsp;nbsp;收體系的關鍵：征稅大權。nbsp;nbsp;由議會控制、把握征稅權，是中世紀晚期西歐英、法、西諸國共有的現象。這是由當nbsp;nbsp;時重建法律和秩序，消除貴族叛亂，驅逐外敵的社會普遍需求所使然。隨著時代發展，nbsp;nbsp;每個新興的民族國家政權極欲獲得更多的賦稅收入，然而由於各個政府和它的國民相互nbsp;nbsp;作用方式不同，從而形成不同的稅收制度。在西班牙，「出於對內亂的厭倦，西班牙的nbsp;nbsp;代議機構卡斯提爾國會將征稅管制交給了王權，」在法國，由於「三級會議極欲終止法nbsp;nbsp;國動亂的願望，使王室不經被統治者的同意便奪取了征稅權，造就這一權力的緊張形勢nbsp;nbsp;過去之後，這一權力卻長久地保留下來」。[1](P149，147)而英國則不同，即或是在絕nbsp;nbsp;對主義君權達頂峰的都鐸時代，英國國會尤其是下院仍牢牢地把持著征稅大權，都鐸君nbsp;nbsp;王們只能依靠其他途徑開辟財源，如沒收教產加以拍賣。斯圖亞特王朝欲強化王權，奪nbsp;nbsp;得征稅大權，但遭到國會的頑強抵制。在王權與國會之間所展開的復雜激烈的斗爭中，nbsp;nbsp;征稅權始終是雙方爭奪的一個要點。雖然歷經內戰、復辟等種種磨難，由國會控制征稅nbsp;nbsp;大權的原則一直未得改動。直至1688年「光榮革命」發表《民權宣言》規定：王室在議nbsp;nbsp;會規定的稅收之外從事征稅是非法的，[2](P186)再次確定了國會的征稅權。nbsp;nbsp;征稅是歸王權還是歸議會，究竟有何差別及意義呢?筆者以為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nbsp;nbsp;關註：nbsp;nbsp;其一，從政體層面上看，稅權的歸屬決定了未來國家政體的發展方向。西、法兩國王nbsp;nbsp;權由於攫取征稅大權而迅速發達起來，建立了對社會經濟的全面控制，成為一種不受任nbsp;nbsp;何力量約束的專制王權；這兩國中的等級(三級)會議，由於將財權拱手轉讓給王權，而nbsp;nbsp;使自身「成為國家機器特別是王權的贅疣。結局是可以預見的，三級會議停開了，而王nbsp;nbsp;權卻因時移事易不再恢復會議產生前的老樣子，國王擺脫了身上的緊箍，開始向專制的nbsp;nbsp;方向大踏步邁進。」[3](P407)道拉斯·諾斯指出「……法國國王所獲得的自由的程度nbsp;nbsp;和其英國對手比起來是大相徑庭的。這種區別在這兩個國家後來兩個世紀的經濟發展中nbsp;nbsp;產生了重大的影響。」[3](P407)英國國會則因手中一直緊握征稅大權，故而成為遏制nbsp;nbsp;王權走向全面專制的重要力量。正是這種力量使得都鐸王權的絕對主義統治處於相對有nbsp;nbsp;限、相對薄弱的境地，使得英國國會在一次次與王權的沖突較量中逐步占據上風，不僅nbsp;nbsp;保全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最終確立起立憲君主制政體。nbsp;nbsp;其二，從行政管理層面上看，稅權歸屬也是 查看原帖>>
⑹ 「我看英國」歷史論文
在這里沒有辦法和你詳細解答。英國智酷，百.度一下
⑺ 求一篇關於英國文化的英語論文 2000字左右
就是英國文化，包括什麼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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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fire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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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關於英國歷史論文
強大的市場需求和資本的自我擴張驅動了技術革命與「自主創新」，而「自主創內新」的容主體是發明家；通過「法制與民主」，造就一個尊重知識、尊重勞動、尊重創造的公民社會；工業革命的實質是技術革命，技術革命的實質是「自主創新」，「自主創新」的實質是關鍵技術與核心技術的突破；要建立一個「人生而平等」的和諧社會，而不是建立一個「口頭民主、法制虛設、等級森嚴的特權社會」。所謂平等，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受教育的平等和創業的平等，是每個人都能做自己願意做的事、不做自己不願做的事；科學必須和技術接軌，只有「格物致知」不行，還得「學以致用」。科學家和技術家分工不分家，科學才能有生氣。
⑼ 介紹英國歷史1000字作文
中國歷史聞名中外，源遠流長，英國歷史怎能與之相媲美？此「英國歷史」非彼英國歷史，而是英語的漢文。
也許是從小接觸英語的原因，我對英語情有獨鍾。從《黃波》到《新世紀》，從《英語三百句》到《新概念》，英語的學習歷程讓我感到自己不斷在長大。
起初，我對英語也很陌生，不僅不會用音標作標記，連標注漢字都難如登山，到頭來只能找可憐的聲母韻母幫幫忙，我不知道在我筆下糟蹋了多少英語單詞。「早上好」寫成「咕嘟毛寧」；「電腦」拼成「卡木皮油特」；動詞「屬於」念成「碧浪」。別說，這招非但沒露出馬腳，還唬弄過不少人民群眾呢！就像把「紅島的蛤蜊一挖一麻袋」讀快了勝似俄文一個道理！我給命名為「英譯漢」學習法。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既幼稚又好笑。也許就是從那時開始，我喜歡上了英語……
時光飛逝，暑假之後等待我的是一個新台階，不知我的英語成績能否再為我爭得一席之地？
不料第一次單元檢測取得了班裡第一的好成績，讓我對自己堅定了信念。以前有的同學也問過我到底有什麼秘訣，我最記憶猶新的還是「英譯漢」法，但總不能告訴他們這些吧！其實秘決我是沒有，但有一兩個細節對我學英語來說很管用。第一個細節我命名為「向前走」，此向前走另有一番含義，意思是比老師搶先一步。當老師上課講到某個知識點時，不僅掌握了，而且還能回憶起某幾個和它類似或相反的片語，保證老師問下一個問題時，你會第一個搶答。在別人看來你是反應快，其實並無多大聯系，而是你比其他同學想得多，提前走了一步而已。第二個細節是聽英語歌曲。我不是不喜歡聽中文歌曲，而是會選擇時機聽。當你午飯後在校園里漫步時，你會聽到廣播里動感的音樂；當你走在大街上，你會聽到音像店裡傳來的流行音樂；當你走進宿舍里，你會聽到舍友們悅耳的「真人真唱」版，大飽耳福。而我們自己需要做的就是戴上耳機，聽首英文歌曲。
「英國歷史」雖不源遠流長，但聞名中外，學好「英國歷史」不就這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