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革歷史意義

❶ 晚清外交改革的意義是什麼

自從1840年西方洋炮轟開中國封閉的城門之後，泱泱中華大國在對外界毫無了解。也毫無准備的情況下被迫同西方國家發生交往。人們說,弱國無外交。這是指獨立自主的外交。近代百餘年來,在與西方各國交往中，西方人總是牽著中國統治者的鼻子走，後者不是委曲求全，局勢虛於應付，很難看到獨立與自主。連長期主持外交的李鴻章也為此發出感嘆：「然所謂遇剛則柔，遇柔則剛，既物定見，復少恆心，……聞者能毋愧憤欲死?」然則,我們若深入研究下去,便會發現,那時的中國政府所實施的外交是很有研究價值的，此處我們著重研究其外交思想。
一、「外交」及「外交思想」的含義。
「外交「一詞在中國使用要比西方早得多，但其意義與今天外交的意思完全不同。古語「外交」是指為人臣者私見諸侯或者個人之間的交往。《國語.晉語》講：「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中國古代把國與過之間的交往叫做「邦交」.「外事」，清末則稱為「外務」或是「夷務」。
1796年，愛德蒙.伯克使用」displomacy」一詞，意思是指處理國際交往和談判的技巧和談吐。從此，近現代意義上的「外交」概念才流行開來。
牛津字典中對外交的定義：「外交就是用談判的方式來處理國際關系；是大使和使節用來調整和處理國際關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業務或技術。」在辭海中為：「國家為實行其對外政策，有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外交部.外交代表.機關等進行的諸如訪問.談判.交涉發出外文件，締結條約.參加國際會議和國際組織等對外活動。外交是國家實現其對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英國著名外交家薩道義指出：「外交是運用智力和機智處理各獨立國家的政府之間的官方關系，有時也推廣到獨立國家和附庸國家之間的關系；或者更簡單地說，是指以和平手段處理國與國之間的事務。」
綜上所述，純粹意義的外交實際包含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是指任何以主權國家為主體，通過和平方式，對國家間關系和國際事務的處理；二是指一種維護國家利益，執行國家外交政策的工具。但是，外交作為主權國家的行為及維護國家利益和執行國家外交政策的工具的性質，它的實質是始終不會變的。
一個國家制定並實施的對外政策，不僅反映了整個民族的利益和願望，而且代表了國家對外部世界所持的態度。而外交思想，就其內涵來說，是指國家利益的代表者在對外交涉中，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以積極的態度去了解所遇對手，並自覺地運用國際上公認的法律和准則，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對外斗爭過程中形成的理論和方針。當中國的歷史進入近代後，伴隨著對傳統夷夏觀的反思與批判，世界意識及國家主權觀念的萌發，外交思想的演變經歷了一個突破傳統外交觀念的艱難過渡歷程。
二、中國近代外交思想及其演進。
1840年之前，中國歷代統治者均以「天朝上國」自居，視所有外國人為夷蠻戎狄，除了朝貢和宗藩關系外，不承認其他形式的中外關系，外交因此成為王朝政治的附屬物，成為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對外宣揚國威的手段。到了近代，西方列強侵入中國，打破了東亞地區存在了近2000年的封建宗藩體系，中外關系出現了新的割據。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是中國墮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中國外交因此開始與喪權辱國相聯系，並成為影響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因素。
在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資本注意列強紛紛打入中國，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政治領域內，中國的主權領土開始被割裂，主權完整開始遭到破壞，已經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經濟上，外國商品源源不斷地湧入中國，逐漸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基礎，使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中國近代外交開始出現。
（一）中國晚清時期的「和戎」、「自強」的外交思想：
晚清時期的中國政府，既不能像列強那樣推行強權外交，也不能在國際舞台上有同等的發言權。當時面臨的外交形勢是：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打破閉關鎖國的狀態，積極開展國際交往。了解列強情況，運用國際慣例和外交手段，在紛繁復雜的國際關系中維護國家的利益，反對列強侵略成為勢須完成的外交任務。但是，在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和戎」.「自強」成為人們主要的外交思想。這一思想體現了外交與內政的緊密結合，並在一定程度上將外交視為內政的延續。其中和戎是自強的必要外部條件，而自強則是為培養外交實力，二者緊密聯系，相互作用，共同構成當時的總體外交戰略，在當時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就「和戎」而言，「和」是中國傳統外交思想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之一，各朝各代歷來奉行「和戎」政策，力求「協和萬邦」。在具體策略上主張「既來之則安之」，「柔遠人則四方歸之」。當「蠻夷」向華夏發起挑戰時，傳統辦法是剿（以戰止戰）或剿撫並用，有時甚至用「和親」以達到「和」的目的，從而維護儒家禮儀規范下的和局。晚清政府主辦外交的重要人物李鴻章等人的外交思想正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
1862年，李鴻章初到上海，發現這里與內地相比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這里「華洋混一，已成局勢」。這當然是他不情願看到的情形，但是他發現，這又是一個認識洋人，理解列強，尋求與之交往途徑的好地方。他時時留心西洋時事，令人逐日翻譯英文報紙供他閱讀。李鴻章悉心體察中國同僚與洋人打交道的成功或失誤，從比較中判斷得失、利弊，逐漸形成自己的認識，摸索出一條與列強交往的合適途徑。他認為，與洋人打交道的正確態度是「剛柔調劑」，該剛則剛，該柔則柔，不卑不亢，保住國體，不失面子，不喪主權 要達到這個境界，就必須以儒家思想倡導的忠、信、篤、敬四字為准則。李鴻章還接受了郭嵩燾等人積極鼓吹的「循禮外交」思想。在郭嵩燾等人看來，「循禮外交」是實施「和戎」外交戰略的重大而具體的舉措。郭嵩燾認為，在當時情況下，處理外交事務，要把握三個字：理、勢、情，而最重要的又是理和勢。歷史在變，形勢也會變，熱門要善於適應形勢百年化而把握，據理辦外交。李鴻章對「循禮外交」身體力行，在思想上多有發揮。並在其長達30多年的外交活動中基本奉行了這一戰略，對近代中國外交產生了重大影響。
應該指出的是，此時的和戎思想與傳統的和戎觀有兩點不同。一是拋棄了華夏中心的宗主地位觀。他們已經認識到中西關系不再是宗藩模式下的尊卑關系，因為西方列強不是蠻夷小邦，對他們「不特兼並難，即臣屬亦不易」。二是在戰略實施上否認了傳統的剿撫並用的手法。就當時的情勢，這種外交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從國情來看，在中西力量相差懸殊的情況下，中西與西方一味言戰，後果不堪設想；而若一味「信守大義」以馴服外夷，那就昧於大勢了。其次，從國際形勢來講，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在中國建立起條約制度，為使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條約的義務，他們暫不對清政府施加軍事壓力。而且為了協調彼此間的矛盾，他們主張採取合作態度以求在華利權的實現。因此造成了19世紀60.70年代的「和局」。再次，從外交的功能而言，為了達到維護國家權益的目的，外交在很大程度是力求緩和沖突，謀求妥協。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和的戰略並非是一味地消極地妥協，作為一種權宜之計，它又是與自戕的外交戰略緊密結合的。自強屬於內政，通過自強可以取得強大的國力，而強大的國力是外交的堅實後盾。有識之士明確認識到在當時的和局下，能不能自強關繫到國家「有事」.「無事」，即「自強」是有無國難外患的先決條件。而和局也是國家自強的好時機，正所謂「今者諸夷互市，聚於中土，適有此和好無事之間隙，殆天與我以自強之時矣，不於此急起乘之，只迓天休命，後悔晚矣「。這種自強的戰略無疑是一長遠的外交戰略，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近代外交的實力原則。而外交思想的演變經歷了一個突破傳統外交觀念的艱難過渡演變歷程。
1.地理觀念的轉換：促動外交思想觀念演進的重要因子。
在古代，依據儒家經典，中國皇帝為「天子」，代表天來統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同志的地域，相對於周邊的「蠻荒」之地，為「天朝上國」。詩經有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影響下，治國以禮為首，禮險要定君臣尊卑名分。空子手：「天地尊卑，乾坤定矣。」所以」說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中國歷代王朝的這種治國的思想，制度，對於中國歷代王朝同外國的關系有極大的影響。根據這種思想，中國是禮教之國，非中國臣民都是屬於化外之民，都是蠻夷。《漢書.匈奴列傳》中對外的政策，即「外而不內，疏而不戚，陣腳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這篇議論，成為歷代統治王朝對待外國關系的總的指導思想。
1840——1842年鴉片戰爭的結果，清政府對外簽訂了一大批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在清政府的投降外交政策之下，開始受到了非常慘重而且具有延續發展性的損害。世界地理觀念在鴉片戰爭的炮聲中已經開始緩緩地演變了，關注「夷人夷情」的地理著作已有多部問世，中心王國理念在文人紳士的心目中逐漸消退，盡管這是一個極不情願的緩慢過程。兩次鴉片戰爭遭受的重創，不但是表面上的，更反映在心理上。經世派士大夫階層的思想傾向反映出那個時代觀念變化的先導性，他們已比較實際地體會到一種新的變局的開始，並且認識到西方人對中華的重創與早先騷擾邊地的外夷是根本不同色，「西風東漸」的強勁勢頭是難以遏制的，應因此勢，晚清外交思想觀念的演進即以此為重要的促進因子緩緩開始了。
2.外交理念：從夷務到洋務
長久以來，處理外部關系的基點在於如何「理藩」以及如何處理「朝貢」，這時間上是當時夷務的主要內容，它立足於制度和觀念結構中的等級制：中國是崇高偉大的內部，「蠻夷」是渺小低賤的外部；中國的經濟文化，禮儀道德是世界的中心，而「蠻夷」則處處低中國一籌。在這種觀念支配下，晚清初年的清廷官吏通常將商務貿易大呢共同於外交事務，這是他們外交觀念的全部內容，時人稱之為夷務。「夷務」外交觀念的演進，與19世紀以後重又出現的經世文風以及由其粗動的世界地理觀念的轉換是緊密相連的。「崇實黜虛」的務實學風推動士紳們反觀自身所處的變局時代，喚起關注「夷人夷情」的奧秘，地理觀念的轉換即是其關注的初始行動。對世界地理的關注直接地促動了晚清外交思想觀念由「夷務」狀態緩慢地演成了「洋務」狀。
如果說晚清初期「夷務」一詞的外延僅僅是通商、貿易、朝貢」理藩「之類的活動，那麼60年代以後「洋務」一詞的外延便擁有了更廣泛的內容，它實際上以一種「求師問學」的心理將西方某些器物層面的東西，諸如工業航運鑄幣等，以及遠離政治道德的餓兵政商法等方面的東西，延納進自己的內政外交結構中，在「洋務」理念的支配下，晚清外交已開始不如近代化軌道。1861年設立了處理各國事物的餓總理衙門，1864年翻譯出版了有關國際法的教科書，1873年清帝接見外國外交官時准予免行叩拜禮，1876年以後向外國派駐了外交使團，藩屬制度實際上已失去運行的條件，清廷的外交傳統已讓位於近代意義上的外交理論和實踐。
3.外交戰略：從商務羈縻到商戰抗夷
歷史上，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是從通商開始的。就晚清初年的中西的通商現狀而言，大多數官僚士子普遍認為，西夷諸國對中國的絲織.茶葉和大黃等商品有著須臾不可脫離的需求。因此導致清朝官員有一種看法就是可進行貿易制敵：以開放或關閉貿易市場的辦法來控制遠方的夷國。這就是許久以來歷代王朝行之有效.百事不爽的一種對待蠻夷的方略。
其實這就是在朝貢制度下，長久以來即存在的商務羈縻戰略。孔子說「柔遠人，則四方歸之。」而商務羈縻戰略正是「懷柔遠人」這種觀念的一種並行不悖的選擇。在清朝的對外觀念中，對外關系等同於通商，通商即是「懷柔遠人」的重要手段，是給予蠻夷的恩惠，而對於蠻夷的不恭不敬，最直接的對策就是取消這種恩惠。這種不用兵戎而是採取斷絕貿易的對外戰略，大體上相當於今天的經濟制裁，起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潤作為駕御西方人的重要誘餌，實現安撫諸國以避免軍事沖突的目標。商務羈縻觀念所反映出來的外交意識根源於世界中心主義地理觀念的局限性，它說明晚清初年中國社會對西方的默然無知以及對自身文化道德優越性的自負虛驕心態。這種對外戰略觀念在鴉片戰爭前後顯得更為充分。針對中英兩國在鴉片問題上的沖突，清廷大員基本上以「天朝」的邏輯來思考應對既已出現的沖突。
從商務羈縻到商戰抗夷的戰略轉向，是伴隨著中過果實趨向衰微以及民族主權日益遭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而出現的。因為商業貿易利潤是促使西方人來到中國的重要原因，前已經述及，晚清士人認為喜人在華「圖例而不圖土」，所以他們便想到了「以牙還牙」，這既可以挽回民族既失權利，有可遏制西人膨脹起來的貪欲，上午機密在鴉片戰爭期間證明已失去價值，取而代之的便是採取「以貿易為武器」的新戰略，這便是商戰抗夷的由來。
晚清時代清王朝屢戰屢敗的恥辱，使得一大批新興的官僚士子從「天朝上國」的邏輯結構中醒悟過來，睜眼向洋關注夷人夷務，終於不情願地發現了中西之間的差距裂痕擴大的原因。與最初的船堅炮利演進到商務貿易，由華夷之辯向華洋並舉，從觀念嬗變的角度看，這已經開始從虛驕自負走向顯示恭謙。經世之風沐浴之下的士大夫群體已掙脫了商務羈縻的陳舊框架，較早涉足中西事務的某些士子官僚已醞釀並提出了「商戰」思想，它是「洋務」外交理念狀態下的一種新式思想，作為晚清制夷外交實踐中的重要階段，「商戰抗夷」理應視作同光新政時期最重要的外交戰略思想。
4.外交原則：從以夷制夷到均勢、結盟理論
晚清初年的外交事務主要運用的是「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則。「以夷制夷」是中國傳統的合縱連橫理論與西方的均勢思想相結合的產物。它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實行，直到1911年清廷滅亡，是清朝政府的一項重要的外交戰略。它本質上講是一種弱國政策，是弱國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一種手段。在自己的實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借用別國的一些力量，也就是大外國牌，有時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一外交原則在清朝官員中很流行,林則徐.阮元.魏源等都曾特別主張以此法對付外敵。而李鴻章尤甚，他曾斷言:」倘遇一國有侵佔無禮之事盡可邀集有約各國公議其非,鳴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無忌。」然則,他並沒有認識到晚清日趨頹弱的國勢並不能操縱列強紛爭,而且對帝國主義的本質也未看清。因而它實際上並沒有封建盛世時代那樣的效果。
「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則的進一步發展邊式均勢和結盟原則的倡導。時至80年代前後，均勢與結盟原則在封建士大夫階層中開始流行。而均勢理論原則的倡導和實行與李鴻章.張之洞.曾紀澤等人的身體力行是分不開的。李鴻章在70年代時即有此中見解，他將日本的崛起和對中國的利益要求看作是牽制和遏止西方諸國在華紛爭和勢力膨脹的一種力量，並處心積慮地欲使西方各派勢力保持某種暫時的平衡，他所依據的就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縱橫家的理論和時間，也與西方關於力量均衡的觀念暗合。曾紀澤也是這一外交原則的主張者。他完全同意李鴻章的主張。1883年他曾建議清廷在其所屬的安南採取軍事政策，堅持安南應向西方貿易勢力開放門戶，這種「門戶」政策能夠使得西方紛爭的各派勢力保持一種均衡，如此運作下去，不但安南能夠高枕無憂，即便是中國邊疆也得其益處。他曾形象地看待這種均勢政策：猶如群虎爭羊羔，孱弱的小羊羔完全可以在一群強大的老虎爭斗下獲得安生。
從7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得益於工商而使國勢陡增，並使得這個世界成為各國激烈競爭.弱肉強食的世界。各國相互隔絕變為互相「聯屬」。西方各國「動以智勇相傾，富強相尚」的殘酷現實，迫使中過經世派士紳飯館到本國的劣勢，由此產生了結盟合作的想法。但無論是均勢還是結盟理論在80年代的中法戰爭和90年代的中日戰爭期間曾被嘗試過，盡管其實際命運並不樂觀，但在晚清外交理論思想和實踐中曾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無論是「以夷制夷」還是「以商制夷」或是其的演變理論，都是在時勢變化中不斷生成的。中英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八國聯軍戰爭對於清朝廷的沖擊,使得中國近代外交思想觀念和理論的更替速度加快了。源於天朝意識的陳腐外交思想理念、戰略和原則漸漸讓位於更務實的觀念，經世致用的學風和對西方的加深了了解是外交觀念嬗變的雙重因子。從一定程度上也可認定，這種對外觀念上的變化體現和印證了近代社會越來越強勁的觀念走勢：從儒家理想主義趨向經世務實主義。

❷ 晚清有幾次改革。分別是哪些改革

三次改革。

1、洋務運動：經濟上刺激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有利於瓦解自然經濟，推動了中國近代化進程；政治上引起新的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對抗；思想上沖擊了守舊觀念，為西學傳播創造了條件；另外在軍事和教育方面都產生了積極影響。

2、維新變法運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掀起的，但封建統治者光緒帝想利用變法從老佛爺手中奪權親政，同時挽救民族危亡，所以支持變法，並親自發布變法詔書，最後盡管由於以慈禧、榮祿為代表的頑固守舊勢力的阻撓破壞而失敗，但也屬於一場封建統治階級的改革自救運動。

3、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 晚清統治者所主持的「新政」與近代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所領導的反清革命運動，是發生於同一歷史時空中兩個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響及於後世，非同小可。

(2)晚清改革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晚清改革的經濟意義

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至民國建立，有很多制約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強勢和享有特權的外國資本；厘金和其他苛捐雜稅；由於政治制度改革滯後帶來的政府官員腐敗；日俄戰爭及其他突發事件引起的社會不安和動盪；等等。但民族經濟仍有不俗的表現。

1895—1913年間，民族資本工業發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無暇東顧期間的發展速度還略高一點。其他經濟事業發展也比較順暢。

主要的一條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堅持以官辦或官督商辦的壟斷經濟為路向，扶植和獎勵私人資本，建立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加上工資和原料低廉；市場廣闊；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帶來的不利因素（如貪污腐敗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響。

從民國元年（1912年）到抗日戰爭爆發，戰火連綿，社會動盪不安。但總的說來，經濟仍持續以較高速度發展。1912—1936年盡管有幾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特別是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危機，中國工業年均仍增長9.2%（主要是輕工業）。

1912—1930年，更高達13.8%。原因是北洋政府繼承清末新政的經濟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雖然1927年國民黨正式取得政權後，開始扶植帶有封建的、買辦性質的官僚資本，但尚不足壟斷國民經濟。

❸ 清朝中央機構變革的原因,指出其歷史意義

軍機處的設立是清代中樞機構的重大變革，標志著清代君主集權發展到了頂點,中央集權在不斷地強化。
軍機處成立後，議政王大臣會議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廢止了，內閣變成只是辦理例行事務的機構，一切機密大政均歸於軍機處辦理。軍機處總攬軍、政大權二端，真正成為執政的最高國家機關。軍機大臣無日不被召見，無日不承命辦事，出沒於宮廷之間。皇帝行動所到的地方，軍機大巨也無不隨從在側。但軍機處完全置於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於皇帝的私人秘書處。軍機處在權力上是執政的最高國家機關，而在形式上始終處於臨時機構的地位，不像正式國家機關的樣子。軍機處辦公的地方不稱衙署，僅稱「值房」。軍機大臣的值房稱為「軍機堂」，初僅板屋數間，後來才改建瓦屋。軍機章京的值房，最初僅屋一間半、後來才有屋五間。軍機處也無專官，軍機大臣、軍機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職，皇帝可以隨時令其離開軍機處，回本衙門。軍機大臣既無品級，也無俸祿。軍機大臣之任命，並無制度上的規定可供遵循，完全出於皇帝的自由意志。軍機大臣的職務也沒有制度上的規定，一切都是皇帝臨時交辦的，所以軍機大臣只是承旨辦事而已。「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這些都說明軍機處是皇帝集權的最好的工具。

❹ 清末中央軍事機構改革的意義

清末中央軍事機構改革固然是慈禧集團為強化封建國家機器，整頓和鞏固清王朝統治搞起來的。也不可否認清末中央軍事機構改革由於主觀和客觀上的多重局限，加上王朝自身的頑固保守，使改革在打折扣，存在諸多缺陷和差強人意之處。

盡管這樣，清末中央軍事機構改革在軍事方面產生了新陳代謝的客觀效果，在中國社會的近代化過程中佔有一定的地位，這是應該肯定的，不能視而不見，一筆抹殺，更不應該視之為「假維新」、「偽變法」，而應謹重地分析。

肯定其是一個確確實實推行的改革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廣泛而深刻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運動，其與戊戌變法相比較，是一場排除民族資產階級領導和參加的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運動。

(4)晚清改革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清末中央軍事機構改革的主要內容：

編練「新軍」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內容之一。清政府對此投入了巨大財力，花費了很大力氣。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諭全國停止武科科舉考試；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兩江籌建武備學堂；9月12日下諭全國各省「裁汰舊軍，編練常備軍」。編練新軍的工作在全國展開。

為了在全國推行編練新軍計劃，清政府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12月4日設立練兵處，任慶親王奕劻總理練兵事務，袁世凱為會辦練兵大臣，鐵良襄同辦理。練兵處的實權為袁世凱所掌握。清政府還令各省設立督練公所，為各省領導編練「新軍」的機構。

光緒三十年（1904年）9月，練兵處、兵部奏准在全國編練新軍36鎮，頒布了《陸軍學堂辦法》。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1月7日，清政府改兵部為陸軍部，將練兵處並入其中，鐵良為尚書，統一指揮全國新軍。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8月，陸軍部制定了全國編練新軍36鎮的龐大計劃，擬於2—5年內，除近畿4鎮、四川3鎮外，其他各省各編練1—2鎮。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編成14鎮和18個混成協又4標及禁衛軍1鎮，約16萬人。

❺ 評價，對清末新政的評價，清末新政的意義 怎麼看

評價：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義和團運動後為維護其封建統治，迫於國內外形勢而採取的措施。因此，它不可能是一次有成效的改革。不過在當時民主革命高漲的條件下，其中一些措施在客觀上對傳播文化和民主革命思想，對發展工商業起了一定作用。而有些措施則激起人民反抗，擴大了清政府與漢族官僚之間的矛盾，客觀上促進了辛亥革命的到來。
清末新政簡介：
清政府在義和團運動後十年間，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措施。當時習慣稱為「新政」。它的歷史背景是：義和團運動後，帝國主義列強採用扶植清政府「以華治華」的策略，要求清政府改變它的無能狀態；清政府也企圖以此取得列強對它的支持。清政府自感面臨統治危機，需要加強本身統治能力。《辛丑條約》簽訂後，全國人民對清政府的不滿和反抗日益發展，清政府需要採取對策。清朝統治集團中，在義和團運動後頑固派失勢，洋務派占據上風。
1901年1月29日(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清政府頒發上諭，命各省督撫及政府大員議奏，「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制、財政，當興當革當省當並，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在當時的筆記、報刊、奏摺中，通常稱清廷此舉為「新政」。同年4月21日，又命成立督辦政務處，作為清朝中央政府推動「新政」的專門機構。以後陸續頒布各種章程命令推行「新政」，直至清政府滅亡。

❻ 清末新政的意義是什麼是不知真正的改革

清政府在義和團運動後十年間，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措施。當時習慣稱為「新政」。它的歷史背景是：義和團運動後，帝國主義列強採用扶植清政府「以華治華」的策略，要求清政府改變它的無能狀態；清政府也企圖以此取得列強對它的支持。清政府自感面臨統治危機，需要加強本身統治能力。《辛丑條約》簽訂後，全國人民對清政府的不滿和反抗日益發展，清政府需要採取對策。清朝統治集團中，在義和團運動後頑固派失勢，洋務派占據上風。

❼ 晚清三大改革運動的積極意義和失敗原因是什麼

晚清經歷了三次大的改革，即洋務運動、維新運動、清末新政。三次改革都取得了一定成績，但若以富國強兵的目標衡量，可以說都以失敗告終，也沒能挽救清王朝的滅亡。

一、洋務運動：片面改革

第一，軍事改革偏重武器。第二，經濟改革偏重官辦。第三，教育改革未建體系。洋務運動之所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或是學西方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與傳統的經世觀念有一定關系。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經世致用理念使部分官員較快突破不能用夷變夏的思想樊籬，是近代中國人開眼看世界和開啟學西方大門的內在動力，但是經世致用理念卻也容易使洋務派官員和他們的理論家們過於急功近利，洋槍洋炮厲害便學洋槍洋炮，卻不願深究優良武器和強大軍事力量背後的東西；而且其學西洋的動力一般只限於強國禦侮，如果沒有強國禦侮的需求，那麼學洋槍洋炮、機器製造等在他們看來可能就是不必要的了。

二、維新變法：急於求成

因為急於求成，維新人士沒有努力去爭取慈禧太後的支持。不僅慈禧太後，對其他官員和社會勢力，也應該盡量減少阻力和打擊面，爭取更多的人對改革的支持至少是默認。因為急於求成，光緒帝和維新派在百日維新期間，發布了一道又一道改革詔令，卻不管能否真正實行。改革必須有先有後，必須考慮社會的承受能力，以及可能引起的權力階層的反彈。改革措施不能太急，不能在短時間什麼都做。維新派急於求成，他們設想改革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十年之後便可以與列強並駕齊驅，這都是書生的主觀想像。維新黨人對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估計遠遠不足，措施太急，損害了許多人的利益，引起太大的反作用力。

三、清末新政：雙重失誤

第一，改革措施無主次。第二，負擔加重導致民眾不滿。第三，改革缺乏堅強領導，可以說是由最不適合主持改革的人主持改革。第四，不懂妥協，不懂得調整關系。一方面改革急迫，不分主次，一方面不會調整各方關系，所以，取得很大成就的清末新政反倒加快了清王朝的滅亡。

❽ 晚清一系列改革失敗留下的歷史啟示是什麼

晚清的改革主要集中於器物方面，而且還糟到封建頑固勢力的瘋狂內阻撓，這是導致它失敗的直容接原因。根本在於改革者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而改革沒有涉及根本，且不符合中國實際國情，因此失敗。這告訴我們改革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同時要結合國情來逐步進行。

❾ 清末幣制改革的意義

1、不斷暴落的上海外匯市場的混亂狀況為之平穩下來；在南京政府統治區內，白銀國有化順利進行，法幣流通正常，外匯比價穩定，產業開始復甦，而這一切更為後來的全面抗戰打下了經濟基礎。

2、法幣政策的實施，統一了幣制，是中國貨幣制度的進步，在實行初期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國民政府利用貨幣發行權的集中，加強了金融壟斷；又以法幣系擁有法償資格的不兌現紙幣，而用膨脹發行辦法填補財政赤字，導致惡性通貨膨脹，成為後來國民經濟崩潰的根要原因。

(9)晚清改革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幣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1、統一貨幣發行權，實行法幣政策。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後加中國農民銀行）所發行之鈔票為法幣；其他銀行不得繼續發行新鈔票；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其他原經財政部核准發行之銀行鈔票，准其照常行使，由財政部定期以法幣換回。

2、實行白銀國有。禁止白銀流通，並將收歸國有的白銀移存國外，作為外匯准備金；凡銀錢行號商店及其他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銀本位幣或其他銀幣生銀等銀類者，應自11月4日起交由發行准備管理委員會或其指定之銀行兌換法幣。

3、放棄銀本位制，採用外匯本位制。為使法幣對外匯比價穩定，規定由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無限制買賣外匯；法幣的價值用外匯率來表示；法幣與英鎊保持固定匯率，當時規定法幣1元合英鎊1先令2.5便士。為此引起美國的爭奪，同年12月美國變更購銀辦法，迫使世界銀價猛跌，影響中國外匯基金的穩定。

❿ 清末新政的性質和作用

清末新政是一場缺乏民族資產階級領導和積極參加的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

新政的歷史作用：

（一）消極作用

（1）增加了人民的負擔，使中國勞苦大眾生活更加貧困化，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為了實行新政，清政府必須想方設法籌集經費，不得不向下攤派，這是清末新政經費的最主要來源。

（2）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崛起。在「新政」期間，於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凱訓練京旗陸軍，到1906年末，北洋六鎮的軍隊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凱聲名顯赫，並可以左右朝政。

（3）某些經濟政策客觀上為帝國主義輸出資本創造了方便條件。

（二）積極作用

（1）經濟上，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

（2）政治上，清末政權機構開始向現代政權機構轉變。

（3）軍事上，清末中國軍隊軍制、武器開始近代化。

（4）思想文化上，西方思想得到進一步傳播，近代化教育得到很大發展。

(10)晚清改革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清末新政失敗的歷史原因：

清末新政中的統治者們不願放棄「祖宗之法」，不願放棄既得利益，不願放棄享用的特權，不願放棄手中的權力，不願放棄受到蔭庇的舊體制。

唯其這些「不願放棄」，才使清末改革不能從正義出發、從公正做起，才使清末新政一波三折，最終裹步不前；才使改革變成了有名無實的裝點門面，才出現了人們批評的「虛假改革」、「換湯不換葯的內閣」，才使清末新政的深化改革錯過了最佳時機。

從清末新政十年的悲劇與今日中國改革三十年後的困境對比中可以看出，最主要的「類似問題」是政治體制改革：滿清王朝垮台在政治改革的虛情假意上，今日中國困擾在政治體制改革滯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