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的歷史

1. 社區的歷史演變

早在社會學者形成社區這一概念之前，社區這種人類社會生活的 重要現象就已存在。人類總是合群而居的。人類社會群體的活動離不開一定的地理區域，具有一定地域的社區就是社會群體聚居、活動的場所。從這個意義上說，社區是農業發展的產物。在遠古游牧社會中，居民逐水草而居，並無固定的住地。嚴格說來，那時的游牧氏族部落只是具有生活共同體性質的一種社會群體，不是今天所說的社區。其後，隨著農業的興起，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需要定居於某個地區，於是出現了村莊這樣一種社區。隨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在廣大鄉村社區之間又出現了城鎮社區。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區進入了都市化的過程，不但城市社區的數量日益增多，而且城市社區的經濟基礎與結構功能都不同於以往的社區，其規模日益擴大，出現了許多大城市、大都會社區。
社區在類型和規模上的發展，使社區的結構與功能發生了種種變化。以往無論是一個村莊或一個小城鎮，還是一個城市，其地域范圍都具有比較確定的疆界。例如，一個完整的農村社區的地域范圍通常是以其村民的聚居點為中心，並將由這個中心輻射到附近的各種服務功能的射線極限點聯結起來，構成這個農村社區的地理區域。而一個完全的城市社區的地域范圍，通常則是由其市區和包括若干小城鎮及鄉村的郊區構成的。每個社區都有一定的制度、機構和設施，為整個區域服務，以滿足其成員的各種需要。每個社區的社區中心都設有服務性的商店、學校、工廠、政府機關、醫療單位、群眾團體等，以整個社區的地域范圍為其有效的「服務地區」。社區這種社會統一體正是通過它的各種機構和設施的服務活動來推動各種制度的運行，使社區成員在本社區疆界內得以維持其全部日常生活。同時，社區機構設施的有效「服務地區」又是形成和保持該社區疆界的決定性因素。
隨著現代社會生活的發展，作為地方社會的社區，其地方性的差異逐漸減少。社會大眾傳播如廣播、電視的普及，國家義務教育的推行，以及各地居民人口流動的增加，各社區之間在規范、價值觀念以及行為模式上的差異程度已顯著降低。社區的許多地方性功能已為「大社會」的普遍統一的功能所取代。在同一個大社會里，此處社區居民與他處社區居民之間，其相似之點多於相異之點。隨著大城市、大都會的發展，社區地域范圍的疆界也不如以往那麼分明了。一個大城市往往包含著若干個原先相對獨立的社區，但在市政府的機構設置和行政區劃上則又可能與原先各社區的地域分界不一致。長期以來，滿足成員日常謀生的需要，是社區的基本功能之一，社區居民一般都是在本社區內就地勞動謀生。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現代社區的許多居民每天都到本社區以外的地方去上班。因此，社區成員之間除了具有當地居民的共同利益，還分別具有各自從社區以外謀取生計的種種不同利益。這種情況就從社會紐帶和社會交往上削弱了社區地域疆界的確定性。由於全國性的企事業組織和政治、文化團體的出現，地方社區里的工廠、商店、社會團體等等，有不少就是這些全國性組織系統中的下屬單位和分支機構，其決策主要是聽命於本系統的上級組織而不是當地社區。因而，作為地方社會的社區，其自主性也有所削弱。

2. 寧海社區的發展簡史

2005年1月，寧海社區論壇正式開通運營。
2005年10月，寧海社區在Alexa 躋進全球網站排名1萬名版以內。
2006年7月，寧海社區在Alexa 本地網權站排名暫列第一。
2009年5月，因人力資源不足主動暫停網站及論壇服務。
2010年5月，投入專項資金，恢復論壇服務。

3. 1．西方國家社區工作的發展歷史：社區工作的早期發展、專業社區工作的形成、社區工作的發展趨勢

一、古代社會救助制度及其實踐
我國古代的社會救助制度屬於一種官民結合的社會福利體制。這種以政府為依託的社會救助制度始自周代，之後不斷完善，機構也不斷膨脹，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相對齊全的政府職能沒置。特別是發生大范圍的貧窮、飢荒、災害時，政府的社會救助機構能夠很好地發揮救助功能，用於維持社會穩定，維護封建社會統治。
（一）民間社會救濟和社會救助
民間社會救濟和社會救助具有強烈的自發性特徵，它主要有如下幾種形式：
一是家族。在傳統的、生產力水平低下的農耕社會，家庭是最基本的生產和生活單位，人們在日常生產生活中，為了提高生產力，獲取充分的食物，有血緣關系的家庭或家族很自然地聯系起來，共同從事農業生產，並進行合理的社會分工。同時也是為了能互助互濟．共同抵禦因為自然災害或疾病帶來的困窘。
二是同鄉。在血緣關系無法顧及的情況下，人們因為同處一地，朝夕相處形成了濃厚的鄉土觀念，同鄉、同村之間的幫助結成的地域關系成為提供生活安全保障的另一道安全網。
三是行會。行會是中國傳統社會特有的一種民間組織，指有共同利益的人以行業為紐帶結合起來，「在維護同行的經濟利益、調節商業糾紛、訂立行規訓練學徒、介紹熟人尋求職業等方面，提供了經濟照顧和服務，很大程度上免除了人們的後顧之憂」。
四是宗教。宗教是另一種不可忽視的民間社會救助力量。在中國民間，佛教和道教都有很強的影響力。佛教的濟世渡人、樂善好施，道教的積功累德、安己利人等宗教道義在調節人與人和諧相處、教導教徒幫助他人、救濟貧民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比如唐朝武則天長安年間(公元701—704年)設置的「悲田院」、「養病坊」等，主要收容孤兒、老人、窮人和生病的人，經費由官府出，而管理則由寺院的僧尼來負責。
（二）政府的社會救助制度
1、保息六政。據《周禮》記載，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這就是慈幼、養老、賑窮、恤貧、寬疾、安福，即愛護兒童，贍養老人，提供社會救助、醫療保健，維護社會安全等，可以說基本上涵蓋了現代社會工作的主要內容。周代還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日微宮室，二日祖墳墓。三日聯兄弟，四日聯師儒，五日聯朋友，六日同衣服。也就是說，住宅建設和精神倫理建設要並重。福利的真義應該是物質與精神兼有，整體和個體兼顧，政府與民眾並舉。為使民眾能夠生得其所、活得愉快、死得安全，不僅要慈幼、養老．而且還要賑窮、恤貧、寬疾、安富來配合，此外還需要本俗來呼應。
2、九惠之教。《管子》一書中寫道：「人國四荀五，行九惠之教，一日老老，二曰慈幼，三日恤孤，四日養疾，五日合獨，六日問疾，七日通窮，八日賑困，九日接絕。」這些內容類似於現在各國實施的老人福利、兒童福利、社會救助、醫療服務、婚姻咨詢、健康服務、創業服務、就業服務等。
3、社倉鄉約。常平倉就是通過儲存糧食的方式調節糧食價格，各地都修建常平倉，儲備糧食以備荒年之用。義倉就是把政府征糧或是由富戶義捐的糧食儲存在倉庫里，由官府派人管理，荒年或是青黃不接時，出倉以賑濟災民。社倉是由人民自行組織，或是由政府督導人民辦理，類似一種農貸合作組織的救濟設施，由當地群眾捐集 糧食，或是由政府貸給糧食，在各鄉設倉儲存，在災荒之年救濟百姓。鄉約，就是住在鄰近地區的人，共同遵守的規約，大約起始於北宋的「呂氏鄉約」。該鄉約由宋代藍田呂大鈞及其兄弟、鄰里親友以書面的形式約定而發起，內容分為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和患難相恤四大項，後經朱熹倡導而推之至全國。「由於鄉里民眾自訂規章，作政府律令之輔助，而有人約者彼此信守，雖無民主之名，但已有民主之實。『呂氏鄉約』其綱止於四條，而人生善惡功過，可法可戒之事已盡在其中，見之今日，用作社區研擬公約之依據，仍有可采之處。」
二、我國近現代社區工作的發展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社會事業發展史上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鄉村建設運動。鄉村建設運動是在20世紀初中國農村經濟日益走向衰落的時代背景下，以鄉村教育為起點，以復興鄉村社會為宗旨，由知識精英推進的一場鄉村社會改造運動。在這一運動中，由不同的理論流派組織進行的「鄉村建設」實驗活動，對鄉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據不完全統計，共有600多個團體參加。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晏陽初的定縣平民教育試驗區、陶行知的南京曉庄試驗鄉村師范學校和江蘇寶山師范學校、梁漱溟等人創立的河南村治學院和山東鄒平鄉村建設研究院等。這些由社會學者推動的運動都是力圖通過改造鄉村社區促進社會變遷，「可以看作是我國現代社區發展和社區服務事業的一個開端，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對專業社會工作的發展也有一定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面臨著許多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社會問題。為了建設一個新社會，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救助、救濟以及社會改造運動。針對社會貧窮問題，提出了「生產自救、群眾互助、以工代賑，並輔之以必要的救濟」的總方針，開展了廣泛的社會救濟。一方面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重視預防自然災害，保證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另一方面採取得力措施，組織開展了糧食征調、公糧減免、社會募捐、組織移民、整頓義倉等活動，特別是以民政部、勞動部為代表的政府部門在安置災民、救災救濟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針對遊民、娼妓、土匪等社會丑惡現象，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改造活動，力圖將他們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中國政府採取了說服動員和強制收容相結合、定期收容與經常收容相結合的方法，取締各地的妓院、賭場、煙館、流氓窩點等非法活動場所，設立生產教養院、婦女教養院、新人習藝所等勞動培訓、改造機構，將妓女、遊民和乞丐組織起來，為其提供安定的住所和純凈的生活環境，在體力改造的同時，對他們進行深入的思想教育。新中國成立初期，上述社會問題的解決大都是依賴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動的，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以居委會、居民小組為單元的社區組織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加速了社會改造的完成。
隨著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在蘇聯模式的影響下，經濟上國家實行了全方位的計劃經濟，社會管理上推行單位體制。在城市社會，隨著功能的日益完善和擴張，單位成為社會整合的主要手段。通過單位體制，國家「廣泛控制著家庭以外的主要日常活動——工廠、辦公室、學校等地方的活動」。國家最大限度地集中了社會資源，控制了單位中所有就業者，將國家政權深入到居民個體的現實生活中，實現了對城市社會的全面控制。單位功能的泛化使得單位以外提供服務的組織或中介機構喪失了發展空間。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的管理對象只是極少數沒有單位的城市居民，專業的社區工作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條件。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有些高校曾經創立了社會學系，介紹社會工作的理論和方法，在1952年院系調整的時候，社會學系被錯誤地取消，從事相關學科研究的科研人員也不得不轉行。這種不正常的狀態一直持續了30多年，直接導致了我國社會學研究和社會工作教育及其實踐的嚴重滯後。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社會學等學科逐漸恢復，也帶動了社會工作教育和實踐的發展。在教育層面，1987年，當時的國家教委同意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吉林大學、廈門大學等四所高校設立社會工作專業。當時確定的專業名稱是「社會工作與管理」。1989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和國家民政部合作，開始招收、培養社會工作本科生。截至2003年，國內設置社會工作專業的高等學校已近200所，還在繼續增加之中。這其中不僅有綜合性、研究型大學，也有理工農醫師范等各類專門高校，還有高等專科學校等等。專業社會工作在我國逐步恢復並獲得了快速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和完善，我國的 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社會利益群體多元化、多樣化特徵日益明顯。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比如兩極分化、失業、老齡化、空巢家庭、青少年犯罪等。這些問題的緩和和解決都需要引進專業的社會工作技術。另外，從「單位人」向「社會人」的轉變、社區建設的深人發展、住宅商品化的普及、社會福利事業的社會化等都呼喚並催生著我國本土化的社區工作。
三、當代社區建設與社區工作
（一）社區建設的提出與發展
在我國，社區建設實際上就是建設和發展城市社區。我國當代城市社區建設是在改革城市基層管理體制的過程中提出並發展起來的。根據我國現行憲法規定，區是城市基層政權機構，街道是區政府的派出機構，居委會是群眾自治性組織，經政府授權承擔一定的社會管理職能。我們所說的社區建設中的社區，一般是指規模調整後的居委會。據統計，截至2002年底，我國660個各類城市中共設有830個市轄區，5576個街道辦事處，8.5萬個社區居委會。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位居民，都需要與社區居委會、街道辦事處或者區政府等基層管理組織發生關系，直接或間接地接受城市政府的管理。從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不難看出，城市居民接受政府管理的方式以及基層社區內部處理公共權力的方式都處於不斷調適和變化當中。基層管理體制的變遷，既反映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互動，也反映了居民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變化，甚至也反映了居民個人權利的享有程度，是政治制度的一個縮影。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包括個體私營經濟在內的各種經濟成分獲得快速發展，社會結構不斷分化，城市社會發生了根本性變革。社會的轉型對以單位制為主體的二元城市基層管理體制構成了巨大挑戰。一方面，社會組織的多樣化特徵日益明顯，出現了許多不具有傳統的「單位」體制特徵的行業和組織，且從業人數 增長很快；另一方面，「單位人」在社會改革的大潮面前，或自願或被迫地轉向「社會人」，單位的服務職能也不斷向社會剝離，這就要求社會必須及時提供足夠多的、高質量的服務。再加上社會流動人口的增加、居民閑暇時間的增多、老齡化社會的來臨等，這一切都使得城市基層管理的內容越來越多、越來越雜。「單位」制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正在走向衰落，其整合社會的組織功能不僅日益弱化，而且不可避免地最終要走向瓦解。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在維護轄區社會治安、引導下崗工人再就業、落實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營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正在形成城市社會管理的微觀重心。因此，以「單位」組織為主體，以街居組織為輔助的城市二元基層管理體制也必須適應新形勢，進行相應的變革。
面對社會形勢的迅猛變化，民政部門逐步認識到，街居工作的重點必須從發展經濟向提供服務轉變，必須從單純的社區服務向整合的社區建設轉變。1991年5月31日，當時的民政部部長崔乃夫在談到基層政權建設工作時，明確提出推進社區建設的要求。1992年10月，民政部下屬的中國基層政權建設研究會在杭州專門召開了「全國城市社區建設理論研討會」。這樣，以開展社區建設為標志，城市基層管理體制改革的序幕徐徐拉開。以上海、石家莊、青島、沈陽、武漢等地的試點經驗為基礎，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於2000年11月19日轉發了《民政部關於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社區建設的指導思想是：「改革城市基層管理體制，強化社區功能，鞏固黨在城市工作的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加強城市基層政權和群眾性自治組織建設，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和文明程度，擴大基層民主，密切黨群關系，維護社會政治穩定，促進城市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這樣，社區建設在全國各城市蓬勃開展起來。
（二）社區建設與社區工作的關系
1、社區建設與社區工作的目標一致
按照羅斯曼對社區工作目標的兩分法來分析，兩者的過程目標和任務目標是相同的。如前文所述，社區建設的過程目標就是要維護社會穩定，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和文明程度，促進城市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社區工作則是指以社區和社區居民為工作對象，發現和解決社區問題，整合社區資源，協調社區居民之間、社區居民和社區組織之間的關系，促進社區居民參與能力的培養，提升參與意識，促進社區發展。如果從任務目標來分析，二者也有很大的相似性。為了實現社區建設的最終目標，就必須落實一個個具體的任務目標，解決社區中出現的各類問題。目前我國社區建設中遇到的普遍問題是：居民的社區參與率低，對社區的認同感不強，社區組織發育不完善，在老年人的社區照顧、社區經濟、社區教育、社區資源的分配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問題。社區建設就是要解決這些和社區居民的生活與利益息息相關的問題，在此基礎上，社會和諧發展的目標才能實現。社區工作的任務目標同樣是解決這些實實在在的問題，通過問題的解決達到一定的社會福利目的，滿足社區的一些現實需要。社區工作的工作對象就是整個社區和社區居民，所面臨的問題和社區建設中的問題大體是一致的。
2、社區建設與社區工作有著相同的社會背景
我國政府提出社區建設的原因是在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出現了許多不可迴避的社會問題，比如老齡化、貧困、高失業率、青少年犯罪、環境惡化等，社會的穩定受到嚴峻的挑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遇到巨大的障礙，為了應對社會的變化和解決社會問題，政府從改革城市基層管理體制的思路出發，改統治為治理，強調執政就是服務，在一些領域內讓權於民，鼓勵居民參與社區事務，通過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將社區建設成為安定、祥和的居家休閑場所，通過社區建設解決和緩解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
社區工作是西方國家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逐漸提出來的。其背景就是西方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伴生了許許多多的社會問題，比如貧富分化、高犯罪率、環境污染、種族沖突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社區發展被證明是一個很好的思路。社區是社會的縮影，各種社會問題都會在社區體現出來，從社區人手有助於從根本上緩和社會矛盾，提升居民的生活質量。各國政府紛紛將社區發展列為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本政策，逐漸實現居民利益的社區化，社會福利各項措施的落實也放在社區這個層面上。社區工作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具體執行社會福利社區化政策、化解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的工作方法。
3、社區建設為社區工作本土化、職業化和專業化提供了發展空間
社會工作在我國剛剛起步，社會上對社會工作還很不了解。社會工作在中國的發展一方面要積極向西方學習，學習和借鑒西方一百多年來積累的豐富而優秀的社會工作理論，另一方面也要深入總結我國傳統的社會救助和社會救濟實踐，反思我國社會發展中面臨的現實問題，積極探索並努力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工作理論。
從本質上說，包括社區工作在內的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過程就是如何實現社會工作本土化、專業化和職業化的過程。所謂本土化就是要結合自己的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文化傳統、社會心理，在學習和發展社會工作的同時，形成獨特的工作模式和體系。專業化就是要成為一門獨立的專業和行業，從事社會工作的人要接受正規的社會工作專業知識的教育和技術培訓。當前推動社會工作專業化發展的途徑有兩個：一是社會工作教育對實務的參與，二是推動社區工作的專業化。職業化意味著社會工作成為一門獨立的職業，有自己的職業道德和守則，有自己的考核標准和任職程序。
社區建設為我國社區工作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發展平台。首先，政府主導發展社區，成立相關的職能部門，制定相應的政策，為社區工作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其次，社區與每個居民的生活與利益息息相關。解決復雜的社區問題，需要大量的專業人才。尤其是隨著住房商品化和社會福利社區化，社區居民急需大量的專業的社會工作者進入到社區的管理體系中來，為居民解決現實問題，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最後，我國目前的社會工作教育方興未艾，為社區培養和輸送了許多接受過正規專業教育的社區工作者，他們是社區工作專業化、本土化和職業化的最好的實踐者和推動者。
因此，社區建設為社區工作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廣闊的發展空間；社區工作的實踐過程也正是建設和發展社區的過程。兩者的相互配合、互相促進將共同促進我國城市社區的健康發展。

4. 關於社區工作的，根據其早期歷史，核心價值觀是怎麼傳承與變遷的詳細點

中華文化，大致從堯、舜、禹時代開始，至今歷時5000年而不衰。大概到殷周之際，中國傳統文化發生了第一次巨大變遷，即在充分發展宗法禮制的基礎上，大體形成了能夠代表整個中華民族的、較為穩定的「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相統一的核心價值觀，或者說，整個中華民族初步具有了這一共同的心理素質和認同感。
中國古代核心價值觀的演變及其三維結構

先秦的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發生了第二次巨大的變遷，即得到了充分的孕育和展開，形成了眾多的派別和學說，史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代。司馬談在《六家要指》中指出，春秋戰國時主要有陰陽、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六家，但他最推崇的是道家。⑶本來，道家的創始人老子比孔子的年齡要大，並且孔子曾數次求教於老子，但老子的名著或道家的代表作《道德經》似乎成書較晚。同時老子也不注重教授學生，所以其學派的形成反而晚於儒家。
一般認為，孔子主要是一位道德哲學家或倫理學家，他所創立的儒家學說其核心思想就是一種倫理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民本的「仁」的思想，這是本體意義上的善之人性，亦是主體的仁之理念；二是宗法的「禮」的思想，這是客體的外在的禮之規定；三是無過無不及的中庸思想，這是整體的倫理政治目標和價值指向。實際上，儒家學說的這三個方面客觀上形成了一種倫理政治的穩定的三角架構，即：仁——禮——中庸，或者說，這三者就構成了一種由內在的善之人性和外在的禮之規定共同指向中庸目標的穩定的三角關系。仁與禮猶如車之兩輪，仁是心之理，禮是實現仁的外在形式，人們通過禮，充分發揮其仁之本性，就可以達到中庸這一最高的倫理政治境界。當然，要達到這種最高境界，還必須堅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逐層遞進上升的修養方法，只有不斷修煉，才有可能登頂，這就是孔子整個倫理政治學說的基本結構。事實上，就孔子的整個倫理政治學說而言，內容上的仁、禮、中庸等，就是對厚德載物的充分展開；而修養方法上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則主要是對自強不息的全面闡釋，它教導人們要積極「入世」，都是對中國人核心價值觀的必要擴展和進一步構建。
到西漢時代，經過了秦以來儒與道的激烈論戰，在董仲舒的極力倡導之下，漢王朝經過反復比較和慎重選擇，最終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格局。從此，儒家就從春秋戰國時的一個普通學派一躍而成為天下獨尊，孔子也迅速成為了至高無上的聖人。特別是董仲舒「三綱五常」、「天人感應」等所謂天人合一價值模式的確立，事實上就標志著中國傳統文化封建化的最終完成，同時也標志著中國古代核心價值觀的內在分裂及其異化，中國人的價值和精神生活完全政治化、宗教化了。縱觀整個兩漢時代的文化史，一是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宣告正式形成；二是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國人終於找到了一種適合自身發展的文化精神形態或核心價值體系，這就是儒學。儒學之所以能夠在西漢獲得天下獨尊的地位，首先是因為它體現了中國社會「家國一體」的根本特徵，不但最能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而且也最能適應中國社會的發展。其次是儒學在理論的發展上也比較充分，它基本形成了一個完備的理論體系，再加上兩漢時代的大一統背景和董仲舒等人的封建強化，所以，儒學能夠獲得天下獨尊的地位，既是社會歷史的需要，也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
實際上，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的形成一開始，就主要存在著儒、道兩種學說的傳播與較量。即使在今天，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到底是以儒為主，還是以道為主，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春秋戰國時，老子以一部不朽的傑作《道德經》，奠定了道家學派的堅實地位。如果說莊子將老子學說中那大真歸朴的理想主義發展到了浪漫主義的極致，那麼同樣可以說，稷下道家諸賢則將深藏於老學之中而不肯輕易示人的「君王南面之術」的精華大智若愚、以柔克剛等處世智慧，引申為了一套極其清醒、冷峻的政治權術。這一轉變，意味著對道家學說的重大發展。到漢初，「黃老之術」進而轉變為「黃老之治」，並且，在封建朝廷非常盛行，這標志著道家學說在政治實踐中獲得了巨大成功。但是，由於西漢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而使道家逐漸退居次要地位。到東漢，道家學派就逐漸轉型為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它們奉老子為教主，尊稱「太上老君」，從而以另一種形式不斷地傳播和發揚光大。到魏晉時代，玄學以其徹底否定西漢獨尊之儒學內在的價值沖突和分裂的面貌出現了。玄學的中心論題是「名教」與「自然」之辯，它經過了何晏、王弼的「名教本於自然」；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向秀、郭象的「名教即是自然」三個辯證發展階段，最後在動搖了儒學關於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之後，到道家那裡找到了避世苟生、逍遙惟我的核心價值。
道家的核心價值觀是隱世的，它強調的是人生智慧。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確定了道家見素抱朴、修身養性的自然主義人性基礎，而以柔克剛、知足不爭等人生態度和處世哲學，則是道家價值觀的精髓。莊子充分發揮了老子學說的主觀成分，形成了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的價值觀；其保身為我、不譴事非、隨遇而安等厭世逍遙的人生態度和真人人格，對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影響頗大。實際上，如果我們將道家的自然主義、逍遙避世、明哲保身、超脫老滑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哲學，與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自強不息精神相結合，剛好形成為一個張弛有度儒道互補的雙重結構。
兩漢時，佛學流入了中國，魏晉得到了充分發展，到隋唐達到了鼎盛時代。事實上，佛學從一傳入中國開始，就不斷地在進行著「中國化」的過程，它經過了儒家精神的充實，用超人生的哲學方法解決了儒家學說中的人生矛盾。其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的原理，在理論上比較徹底地解決了儒家人性與生命的矛盾，其「自度度人」的價值觀又與儒家「己欲立而立人」的境界十分吻合，所以，佛學很自然地對中國人以儒家、道家互補的核心價值觀又起到了結構上的補充作用，並在隋唐時代成為了顯學、「國學」和中國人價值觀的主導形態。
至此，儒學、道學、佛學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中都得到了抽象性展開和否定性發展，它們都以克服對方矛盾的方式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必然結構之一。然而，任何一個單一結構都不足以成為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抽象必然復歸於具體，否定必然復歸於肯定。到宋明時代，中國的傳統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就達到了辯證的綜合階段。在宋明理學中，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二元人性論基本解決了傳統人性中的善、惡矛盾，而性、理、心的一體化，又克服了傳統人性中靈與肉、德性與慾望的分裂和矛盾，「存天理滅人慾」又是加強傳統人性修養的有效方法，因此，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在宋明理學這里，實際上演變為一切都得遵從「天理」。「天理」的概念使天與人、名教與自然、先驗與經驗、倫理與政治達到了所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同時，它還通過道家與佛家把人與人之間的人倫秩序和人性完全融合起來，從而構建了一個自給自足十分完備的人性提升機制，實現了天與人的既現實又具體的合一。這時，一個以儒家為主幹，道家、佛家為兩翼或補充的三維結構終於形成了，這是中華民族古代典型的自給自足的傳統文化形態和核心價值體系。
總之，我們通常說的傳統意義上的或封建時代的中國文化和核心價值觀，在先秦時代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得到了充分地孕育和全面展開，形成了所謂的「百家爭鳴」時代。但是，這些精神要素都是以胚胎的形式出現的，既沒有形成為一個完整的文化價值系統，也沒有任何一種學說占據主導地位。到漢唐時代，不但儒、道、佛都得到了抽象性地充分展開，各自的發展已經相當豐滿了，而且還確立了儒家大一統的主導地位。到宋明時代，宋明理學在復興古典儒學的形式下，把儒、道、佛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從而最終形成為以儒家德性為主幹，以道家道心、佛家佛性為兩翼或補充的一體化的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的三維結構。儒，催人在入世中積極進取；道，使人身處逆境時仍能逍遙灑脫；佛，把人的生前身後聯系起來，教導人們怎樣安頓自身的靈魂。中國人不管是在順境還是逆境、生前還是身後，都有充分的理由從容應對一切。這種三維的文化結構和價值觀，不但適合於中國的不同人群，同時也適合於每一個中國人的不同時期。千百年來，中國人就是在這樣一種三維的文化結構和價值體系中繁衍、發展自身，同時，它也積淀成了中國人獨特的文化價值基因。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西方列強的隆隆炮聲送入了近代，一個異常堅韌的封建帝國終於成為了千瘡百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災難過後，一大批有識之士紛紛起來進行反思，如何挽救中華民族的危機？如何避免亡國滅種？如何看待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中國的出路到底在哪裡？由此，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就發生了第三次巨大的變遷，特別是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直接導致了中國的「文藝復興」和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些都充分說明了是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和民族的存亡危機，迫使中國人民必需起來尋求新的發展道路。
鴉片戰爭之後，林則徐、魏源、龔自珍等人率先起來「睜開眼睛看世界」。魏源為了抵抗外國侵略而倡導學習西方科技，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同時，他們對內也展開了對程朱理學的批判，力求打破理學對人性與道德的禁錮，解放人性。19世紀60——90年代，洋務派提出了著名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並且一度非常流行，也許在今天還有市場。這種理論既要捍衛中國傳統的精神文化，又主張引進西方的物質文化，「體」是根本，「用」是表象和為「體」服務的。早期維新派薛福成說得非常清楚：「今誠取西人器術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⑷應該認為，「中體西用」的主張不但在洋務運動中起過積極作用，而且它還對於沖破儒家文化固有體系的禁錮，也具有積極作用。實際上，洋務派的「中體西用」是承襲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而來的，但二者也存在重大區別。在「中體西用」的主張下，儒家文化已不再具有無所不能的絕對權威了，儒學由「內聖」推出「外王」的邏輯遭到了破壞，而不得不把西方的物質文明引入到中國文化中來，這是破天荒的，因而是一個歷史性進步。但是，當戊戌變法觸及到封建制度的根基時，「中體西用」反過來就成為了一股巨大的逆流和阻力，可見這一主張也具有相當的局限性。在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時期，以康有為、譚嗣同、嚴復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對中國傳統文化提出了「沖決羅網」的口號，特別是對「三綱五常」進行了尖銳地批判，並力圖用西方資產階級的道德規范來代替中國的封建道德。在1898年爆發的「戊戌變法」中，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企圖通過光緒皇帝進行政治、教育、科學等變法革新，希望中國迅速走上西方君主立憲的近代化道路，但歷時僅一百零三天就歸於失敗。當慈禧太後聲色俱厲地質問光緒皇帝為什麼要「變亂祖宗成法」時，光緒皇帝戰戰兢兢地答道：「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融試行新法。」⑸應該說，光緒皇帝基本上說明了救亡圖存與變法的關系。1911年，孫中山領導了以推翻封建的君主專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根本目的的著名的「辛亥革命」，並一舉獲得了成功。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而奮起革命的一個里程碑，它使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都發生了歷史性巨變，具有偉大的劃時代的歷史意義。當後來孫中山在黃埔軍校談到20世紀初的革命風潮時，曾經非常感慨地說：「革命的這種風潮，是歐美近來傳進中國的。中國人感受這種風潮，都是愛國志士，有悲天憫人的心理，不忍亡國滅種，所以感受歐美的革命，要在中國來革命」。⑹
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⑺。1919年前後，中國爆發了著名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掀起了追求個性解放和救亡圖存的高潮，所以，「五、四」運動堪稱中國的「文藝復興」。1921年，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這標志著中國人民正式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來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外來文化，並且，馬克思主義又是先從歐洲的德國、英國、法國等國傳到俄國的，革命導師列寧等人在把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基礎上，成功地進行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可以認為，中國人是向俄國人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及其十月革命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道橋梁。事實上，從馬克思主義一傳到中國，很快便成為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和有識之士的指導思想，並且，他們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從而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
1929年，胡適首次提出了「全盤西化」的觀點，但到30年代，又聲明要用「充分世界化」來取代「全盤西化」。雖然「全盤西化」對於反對封建復古主義和國民黨的文化專制主義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其致命的錯誤是完全忽視了文化的民族性，所以是根本行不通的。1935年，王新命、陶希聖等十教授聯名發表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正式提出了「中國本位文化論」。雖然這種觀點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可最終不過是「中體西用」的翻版，其直接目的就是為了適應國民黨文化統治政策的需要。
從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共產黨人也對中國新文化的發展方向進行了廣泛地探索，並得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這就是張聞天於1940年1月在《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的報告中，提出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⑻同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贊成張聞天的提法，並進一步歸納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縱觀近代100多年中國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的演變過程，有兩方面的基本特點：一是從時間上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1840年到1919年，為第一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特點是以中國傳統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與西方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的相互沖突為主線，並以1911年辛亥革命的勝利和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而告終。從1919年到1949年，為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特點是以中國傳統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西方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三者交織以及相互沖突為主線，並以1949年中國共產黨人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而告終。二是從內容上看，雖然「中、西、馬」三者的演變各有側重，但「西、馬」基本上是處於對「中」沖擊和相互沖突的地位。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的演變上，重點是反對「三綱五常」等封建道德，要「沖決羅網」，解放人性，這一點，無論是革命派還是改良派，幾乎都是一致的；在大力引進和宣揚西方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上，重點是宣揚西方的天賦人權、君主立憲、民主法制、功利主義、合理利己主義等，倡導自由、平等、博愛等。在馬克思主義方面，重點是傳播以及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並從中尋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革命道路。

早在新中國即將建國前夕的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這就以臨時憲法的形式，規定了新中國的文化發展方向。1956年，毛澤東又提出了繁榮學術文化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應該說，新中國不但迅速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地位，而且整個文化事業也得到了短暫地發展。但是，隨著我們黨和領導人的頭腦發熱，以及國際風雲的變幻，從50年代中後期開始，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全面「左傾」引領下，文化領域也迅速走上了一條「左傾」的道路。1957年，重點在文化領域進行了殘酷的「反右」斗爭。1966年到1976年，更是爆發了所謂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從而把文化領域的「左傾」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事實上，在長達20年的「左傾」年代，中國的文化和核心價值觀很有一點當年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味道，不過現在是「罷黜百家，獨尊馬術」而已，中國的傳統文化、西方的一些先進文化等等，完全被排斥在新中國的文化之外，這不但極其可悲，而且更嚴重的是使中國的文化完全走上了一條自我封閉和自我毀滅之路。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迅速結束了長期的「左傾」時代，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經濟建設中心，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很快，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便出現了一場空前的「文化熱」，其特點是現實性、廣泛性、世界性的大融合，甚至可以認為，這場「文化熱」至今仍然方興未艾。當然，從改革開放以後的「文化熱」一開始，事實上就一直存在著馬克思主義的主導、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西方文化的引進三者的相互交織和爭論。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這是我國《憲法》規定的主流文化和核心價值觀。但怎樣對待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呢？應該認為，傳統文化無疑是中國人的文化之根，是中國人核心價值觀的基因所在，不管中國人怎樣發展變化，最終都是離不開這一根本的，但傳統文化中也有許多糟粕是需要拋棄的。可有人從全盤肯定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復興儒學論」，認為只有復興儒學才是根本，才能夠有效解決當代中國的一切疑難問題，並且很快在全國掀起了復興儒學的高潮，至今仍在蓬蓬勃勃地發展。怎樣對待西方文化的強勢引進呢？當然，中國的國門全面打開之後，是應該充分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優良成分的，如民主、法制、人權、科學等等，但又有人搬出了當年胡適「全盤西化」的主張，認為只有「全盤西化」才能救中國。同時，還出現了所謂「西體中用」論、「新啟蒙」等主張，這與「全盤西化」具有共同性。另外，也有人提出了「徹底重建論」，認為必須要使中國文化發生徹底斷裂和消解，徹底反傳統，才能最終構建新文化。⑽
可以認為，今天的中國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的現狀，基本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西方強勢文化三者的相互交織。當然，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是主流的和主導的文化，是中國人民的核心價值觀，這是一個基本的文化發展方向；但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的倫理道德體系，也在蓬勃發展和復興，並日益成為今天中國人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西方文化特別是民主、法制、人權、科學等，也包括「突出自我」、「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等都以其強勢的姿態，通過各種途徑不斷成為當代中國人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當代中國的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正在經歷一場轉型與重建同時並存的浴火重生、鳳凰涅槃的艱難過程。

當代中國的新文化和核心價值體繫到底應該怎樣構建？首先我們必須弄清構建的路徑。其實，早在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和中國人開始接觸所謂「泰西之學」（主要是指西方近代科學技術）時，著名的徐光啟就提出了「欲求超勝，必先會通」的主張；史學家萬斯同則認為，要「兼通中西之學而折其衷」；經學家焦循也主張「會通兩家（指中、西方）之長，不主一偏之見」；晚清時，魏源提出：「天地氣運自西北而東南將中外一家。」雖說這些主張很難與折衷調和完全劃清界限，但它們對於沖破華夏中心主義的樊離，卻具有相當的進步意義。到近代，這種古今融合、中外會通的觀點，幾乎成為了很多有識之士的共同主張。章太炎主張要會通「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孫中山則認為：「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蔡元培也主張：「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⑾
「五、四」運動前後，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也相繼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溝通互補的思想。李大釗認為：「憑情論之，東西文明，互有短長，不宜妄為軒輊於其間。」惲代英也提出：「居於今日之世界，宜溝通中西文明之優點，以造吾國之新精神」。⑾毛澤東在充分吸取其他人真知灼見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和發展了辯證綜合的文化觀，提出了著名的「古今中外法」。他說：「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徐特立曾非常通俗地解釋過毛澤東的「古今中外法」，他說：「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說我們古代的也要，現在的也要，外國的也要，中國的也要。把古代的變為自己的，和現代的結合起來，把外國的變為自己的，和中國的結合起來，這樣看問題才是馬列主義的方法」。「把古今結合，中外結合，變成我的。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變為我的肉，這就對了，絕不是說吃了狗肉我就變成了狗肉」。⑿
當代已故著名哲學家張岱年教授，曾在綜合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會通超勝」的「綜合創造論」，即「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繼承，綜合創新。」⒀張岱年教授還進一步認為，「要把經過認真挑選的來自古今中外不同文化系統的文化要素綜合成一個現代化的中國文化系統，有一系列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它們是：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指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必須弘揚民族主體精神，走中西融合之路，必須以創造的精神從事綜合並在綜合的基礎上有所創造」。⒁中國社會科學院程恩富教授，根據張岱年教授的基本觀點，對當代中國的新文化和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路徑也進行了探索，他在一些論文和講演中認為，其基本路徑是「世情為鑒、國情為據、黨情為要，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綜合創新。」後來，他又概括為「馬學為宗、國學為根、西學為鑒」。應該認為，這些探索都是很有意義的。
今天，黨的「十七大」完整地概括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這四個方面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相互聯系、相互貫通、相互促進，都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從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豐富思想文化成果中提煉和概括出來的精華，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深刻內涵的科學揭示。簡言之，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馬克思主義是靈魂；共同理想是主題；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是精髓；榮辱觀是基礎。我們相信，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引領之下，中華民族一定會早日復興，一定會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5. 朝陽社區的歷史沿革

相傳朝陽山上很早就有人居住，但明代以前的朝陽山歷史還沒有發現文字記載。根據現有的族譜資料可知，明末清初以後，陸續有人到朝陽山開荒並定居，一直發展到當今的規模。民國時期，朝陽山分屬平陽北港的水頭、麻步和南港的靈溪管轄。民主革命時期，朝陽山是浙南蘇維埃革命根據地，革命前輩陳阜、顏慶富、胡孫節、屠德川等曾在這里進行過堅苦卓絕的游擊斗爭，1931年冬，中共浙南委員會在朝陽山嶺門頭的陳阜老家成立，並相繼建立了以嶺門頭、張者墓為中心的紅軍游擊隊根據地。1947年，平陽縣委派屠德川、胡孫節在南港區開展革命活動，以朝陽為立足點。1948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朝陽建立了鄉人民政權，是平陽縣最早建立鄉人民政權的革命老區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朝陽山分置兩個鄉，一為朝陽鄉，一為底垟鄉，1957年，兩鄉合並為朝陽鄉，隨後成立朝陽人民公社，歸平陽縣水頭區管轄。1984年後恢復為朝陽鄉。人民政府駐地原在漈頭溫；1990年遷至風門隔。1992年實行撤區擴鎮並鄉後，成為平陽縣的單列鄉。2006年前設12個行政村，2007年編為7個行政村。2011年4月，根據溫州大都市核心區區劃調整方案，原朝陽鄉行政區域並入平陽縣水頭鎮，設立朝陽辦事處，後改為朝陽社區。

6. 我國社區管理發展的歷史脈絡

傻了吧，沒有人來回答吧。張老師叫你們自己想，想不到就搜唄。網路這么強大。

7. 建國來我國街道社區發展歷史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全黨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學發展觀的科學內涵和精神實質，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街道社區黨組織是黨在城市工作的重要基礎，是社區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只有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按照科學發展觀的戰略思想統籌謀劃和開展工作，才能全面提升社區建設的水平，為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堅實的根基。 一、堅持系統觀念，推進社區建設的全面協調發展 街道社區黨組織要成為引領地區全面協調發展的責任。社區建設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社區經濟、社會事務、綜合治理、城建城管、社區黨建等直接關繫到社區的整體建設，密不可分，各方面的工作只有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促進，才能保證黨的工作在街道社區順利進行；只有各個方面共同進步、協調發展，才有街道城區建設總體水平的提高。我們在實際工作中，有的同志不太注重社區的全面建設，把社區建設的各個方面割裂開來，搞「單打一」。比如：有的對社區精神文明建設、社區黨建工作的地位作用認識不清，對如何做好新形勢下精神文明、組織建設的問題關注的比較少，無論從重視程度，投入精力、物力，還是抓落實的力度上都明顯不夠，總認為精神文明建設是虛的，在社區建設中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有的同志偏重於抓一些所謂的「特色」工作，盡管單項工作比較突出，但社區建設整體水平提高不快，有的甚至在一邊出成績，一邊出問題；有的科室部門在處理局部與全局的關繫上出現偏差，一講所管項工作的重要，就把他強調到不適當的位置，有的只重視自己主抓分管工作重要，對其他工作缺乏相互支持和配合的主動意識，出現了街道社區各項工作相互掣肘的現象，導致社區建設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解決以上這些工作中的問題，根本出路就是要堅定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思想，根據各項工作在社區建設中地位和作用，要科學確定到底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使各項工作開展井然有序，整體建設水平不斷提高。 街道社區黨組織是黨的基層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基層黨組織的形象，直接與社區群眾、轄區單位接觸，工作千頭萬緒。上級布置的工作我們含糊不得，下面請示的工作我們原則不得，棘手「刺頭」的問題我們躲閃不得，街道社區經濟、綜合治理、城建城管、社會事務等項項工作我們都忽視不得，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要堅持科學的發展觀，學會「彈鋼琴」，既要善於牽住「牛鼻子」，緊緊扭住影響和制約轄區建設的主要矛盾和關鍵問題不放鬆，又要和一般工作結合起來抓，把「千條線」擰成一股「繩」，還要做到以點帶面，確立全面建、整體上的思想，防止和糾正在工作指導上畸輕畸重、單項冒尖等現象發生。 二、堅持長效觀念，推進社區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按照可持續性發展的要求，加強新形勢下社區黨組織領導建設，就是要把發展作為一個過程，先解決什麼，後解決什麼，既要重視眼前工作，又要著眼於未來，考慮長遠的發展。我們有些同志，在指導社區工作中，只求一時一事的轟動效應，只考慮如何出彩頭，不考慮對社區城區長遠建設有什麼作用；有的喜歡抓那些看得見、摸得著、見效快、叫得響的有形工作，忽視那些在社區建設起著潛移默化、日積月累的社區思想文化教育、黨組織建設等無形工作，導致街道社區建設基礎不扎實，發展後勁不足。 要堅持可持續發展觀建設社區。首先要求我們社區黨組織負責人一定要把工作指導思想搞端正，以黨的事業和社區建設為重，認真落實群眾利益無小事的要求，糾正急功近利、圖名掛號、華而不實的思想偏差和工作作風，自覺擺脫功利思想的纏繞，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處理好抓建設與個人成長進步的關系，切忌重眼前、輕長遠，做到當一任領導負長遠責任。其次要夯實社區建設發展基礎，在抓好長遠性、根本性、基礎性的工作上下功夫，要充分發揮社區黨組織密切聯系群眾的優勢，圍繞社區建設持續發展開展工作，提高凝聚力，影響力和號召力，發揮各類組織在社區建設中紐帶核心作用，為社區可持續發展提供組織基礎保證，進一步打牢社區文化基礎、服務保障基礎、綜合治理基礎。三是要積蓄街道社區發展後勁，努力拓寬人才選拔培養的渠道。現在我們選拔社區黨支部書記難，推選優秀的社區黨組織（總支、黨委）書記就更難了。我們在今後的工作中，要進一步拓寬用人渠道，採取向社會公開招聘、競爭上崗、民主選舉等辦法，著力抓好社區區建設的「四支隊伍」，即：社區街道幹部隊伍、社區工作者隊伍、社區黨員隊伍、社區志願者隊伍，在保證他們一定物質生活待遇的基礎上大力開展提高「四個素質」活動，即：開展崗位技術練武，提高業務素質；開展讀書競賽，提高科學文化素質；開展優質服務競賽，提高思想道德素質；開展學習先進活動，提高政治素質。引導社區工作者以社區為「課堂」，以崗位為「舞台」發奮學習，立志成才。為新形勢下社區建設可持續發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服務保證。 三、堅持人本觀念，突出提高提高人的素質全面發展 社區黨組織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目中有人」的理念，把促進社區居民群眾的全面發展作為我們各項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我們鼓樓區率先提出了「負重攀登、首善之區」，「社區建設是城區永恆主題」的工作思路，在社區保障、衛生、教育等社會公益性事業上投入了大量資金，城區基礎設施得到了明顯改善，實際上就是實實在在地堅持貫徹以人為本的城區建設理念。但新時代要求我們如何使轄區的基礎條件與市民文明程度、市民開放心態、文明素質、合作態度和敬業精神有新的進展，讓社區居民在改變城區面貌的同時提高素質、改變自己，這是我們必須需要思考的問題。因此，樹立以人為本的發展觀，以提高人的素質全面發展為目標，是黨的十七大對我們提出的新要求。同時，現代人的基本生活已經解決，未來主要是追求人的全面發展，新形勢下社區建設必須立足人的全面發展，制定有效的對策，採取可行的行動，為提高人的素質全面發展提供必需的基礎保障。 一是要多辦實事，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社區建設要著眼於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從百姓最關心的事情抓起，想居民所想，急居民所急，千方百計地為居民經濟上解困、生活上解難、思想上解惑。通過「進百家門、知百家情、暖百家心、解百家難」活動，為居民群眾排憂解難。我們街道社區黨員幹部要深入居民中去，了解民情，體察民意，做居民群眾的知心朋友，成為群眾心聲的觀察員，黨和政府的瞭望所。 二是用好載體，滿足精神文明需求。要努力構築與我們南京大都市社區相適應，滿足居民樂業的社區文化，是推進人的全面發展重要載體。我們每個街道社區都有歷史、地理、人文環境等不同特色的人文資源，應用好這些不同特色的人文資源，培養人們的認同感；要通過開展舞蹈、戲劇、書畫、工藝等文化活動，豐富生活陶冶情操；要通過建立社區文化聯席會、文化廣場制度，對社區文化進行整體籌劃，形成城區、街道、小區三級文化網，不斷滿足社區居民全面發展的精神需求。 三是積極創造條件，滿足展示才能的心願。人的全面發展具有豐富的內涵，它包括人的素質、能力和思維方面綜合素質的發展，基本能力是發展的核心。當前我們城區群眾物質文化水平獲得了一定的提高，這使激活人的潛能外部條件已經成熟。我們要抓住機遇，千方百計為人的發展創造條件，提供舞台。在社區建設中，要大力宣揚和發揚日常生活中看得見、摸得著的鮮活事例，鼓勵社區群眾多為「小善」，以輿論導向激發居民助民為樂的積極性；要多用身邊的人與事來教育群眾，以身邊經常發生的小事為抓手，以小見大，讓市民群眾制訂公約，自覺執行公約，達到自我教育提高的效果；要根據不同人群持續不斷地開展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通過知識競賽、演講比賽、才藝展示等活動吸引社區居民群眾參與展示能力，調動社會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真正形成按照科學發展觀構建街道社區和諧的良好局面。

8. 社區建設的歷史之重

這個問題不是很明白，需細化問題。
下面信息供參考。
社區建設指的是一種社區工專作，是指依靠社會力量，屬利用社會資源，強化社區功能，完善社區服務，解決社區問題，促進社區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協調和健康發展，不斷提高社區成員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過程。社區建設是一項新的工作，大力推進社會建設，是我國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是面向新世紀我國城市現代化建設的重要途徑。

9. 社區的形成過程

前言
雖然「社區」的概念可能范圍大小不一，並沒有明確的界線，也可能不是一種感官場域，沒有人可告訴你確切的地點，但它卻是一群人的生活空間，我們依然感覺它的存在。譬如說，台灣各地的「公館」、「七張犁」、「北門」、「埔」、「坑」、「厝」，以及台北市的艋舺、大稻埕與大龍峒等概念均可說是社區的最佳寫照。

社區生活是一種共有、共治與共享的生活。個人出生後，不僅屬於家庭，也屬於社區。我們的日常生活幾乎是在自己所屬的社區范圍內進行，我們的生活方式與人格發展多半受社區組織的影響。有了社區組織，個人生活便獲得許多便利。譬如說，由於職業分工與專業化，生活更為經濟；由於合作技術發展，食物獲取更加豐富與便利。人類生存機會是因社區而增強，這也是它普遍存在的重要理由。

本章的重點在說明社區的意義、社區的重要性、傳統社區的特色及其演變，以及現代社區的特色、問題與解決，並藉由社區（Community）、社區意識（Community Consciousness）、傳統農業社區、現代都市社區、社區總體營造、社區工作（Community Work）與社區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等重要概念，逐一論述社區的相關理念與事實，期使我們能對社區的形成有進一步的認識。

社區的范圍很難界定，既非行政界域，也無明確界線。然而，對於某一群人而言，社區卻是個人發展認同感與歸屬感，並擁有某些權利與義務的具體存在生活空間。社區也是一種制度、組織或體系，這種組織或體系依其空間分布來說，即是一種區位結構或區位體系。基本上，社區與團體、結社或社會並不能劃上等號，但其概念則包括五個要素：（一）一群居民：居民是社區主體，其人口特徵則表現在社區組合上；（二）地理空間：也是生活空間，包括自然資源與公共設施等；（三）社會互動：社會互動是居民發展社會網路的關鍵，也是社區持續生存的動力；（四）組織體系：社區是一種組織結構，必然有社會組織運作的現象；（五）心理情感：居民間有相當的共識、認同與歸屬，並且形成一種心理依附，進而追求共同目標。

就歷史發展而言，傳統農業社區與現代都市社區是社區的兩種主要表現形式。農業社區是指某地區居民及其制度所保有的結合形式，在此地區的居民或為散居農村，或是集居村鎮，而以村鄉為其共同活動中心。農業社區或鄉村社區有四個主要特徵：（一）以農業為主的一群人；（二）生活在某特定地區的人有密切的互動關系；（三）享有相同價值與規范；（四）有強烈的我群觀念，並帶有濃厚的共同意識。至於都市社區則是一個以非農業人口為主的地區，人口密度高、社會流動大、個人匿名性高與高度專業分工。它所展現的是一種異質性現象、職業機能互賴、科層制的發展、理性與個人主義導向的人際關系，並且依賴形式的社會控制。

社區發展的概念絕非憑空想像，而是有其歷史淵源。二次大戰後，聯合國基於世界多數區域，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由於受戰爭影響而凋敝殘破、貧窮落後，甚或面臨物質嚴重短缺，故而提出社區發展方式。在此世界潮流下，我國於民國五十四年訂定民生主義階段的社會政策，並在六○年代大力推動社區發展。時至今日，台灣地區的社區發展工作已實施數十年。溯其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第一個十年計畫是以農村社區為主要對象，基礎工程與生福利是其主要工作內涵。第二個十年計畫則以都市社區為實施對象，開始考慮到台灣都市化的快速發展，尤其重視精神倫理建設。然而，北高兩市的實際經驗顯示：都市社區發展工作較農村社區更困難。究其原因，除都市人有忙碌、疏離、流動性與匿名性等較高的特性外，「社區」范圍的日漸模糊，也是引起都市「社區意識」、「社區認同」，乃至「社區參與」薄弱的要因。

眾所周知，社區發展是一種綜合性工作。要做好社區發展工作，需要整體社區居民參與，並在參與過程中，培養居民的社區意識，使居住認同社區組織，關心社區事務，進而利用社區資源維護自己的社區環境，深切體認社區是「利害相關，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過去，由於我們較重視社區硬體建設，相對忽視居民的社區認同，致使社區發展理想與實際間落差過大，甚至有名無實。因此，當前社區發展政策的首要任務即是如何強化居民的社區認同與社區意識，如何透過各種社區活動的辦理，加強居民的社區參與與情誼，進而使他們自動自發、相互合作，融合成社區生命共同體，形成社區發展的動力。

近年來，社區總體營造不僅成為政府與民間特別重視的熱門觀念，也變成台灣社區發展政策的重要依據。整體而言，社區總體營造所要達成的目標是：在政治層面上，推動民主化與公共化概念，強調「由下而上」的居民參與，讓社區居民管理自己，也思考其未來；在經濟策略上，著重「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試圖尋求「在地性」經濟發展策略，藉以維持地方產業與生態環境之平衡；在社會改革上，藉由社區總體營的社會運動改造社會風氣，培養公義與私利並重價值觀，重視社區互助與人際互動，積極參與社區事務，期使社區居民成為社區的真正主人而非臨時過客；在文化功能上，藉由文化保存與重建地方文化特色，拯救地方歷史古跡與文化遺產，以及美化居住空間與景觀等社區文化運動凝聚社區意識，並且形塑社區居民的共同記憶。

社區

「社區」（community）的定義可依不同觀念而有不同說法：（一）空間、地理或地域觀念：社區是地理、社會與地域組織的單位，也是居民在特定地理界限內從事共同互賴生活，並具有地緣感或集體意識的人口集團；（二）心理、情感與意識觀念：社區是具有我群感、認同感或共同價值觀的人群實踐日常生活與社會互動的情感單位；（三）經濟與職業觀念：社區是與職業密切相關的經濟單位，例如新竹科學園區、大學城或軍事單位等；（四）政治與國際觀念：國家與國家間的互動隨全球經濟與政治變化而日趨頻繁，國際社會若有唇齒相依的深切感受，便會積極加入「國際社區」，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等。

綜合學者專家的看法，社區是指佔有一定區域的一群人，因歷史背景、地理環境、社會文化、生活水準、職業聲望或其他方面的差異而造成各種不同的地域，並且形成彼此相互依存的關系。具體而言，社區具有三個要素：（一）它是一個有一定境界的人口集團；（二）它的居民具有地緣感覺或某些集體意識與行為；（三）它有一個或多個共同活動或服務的中心。據此，我們可得出幾個重要概念：（一）「社區」本身具有雙重意義，「社」注重社區中的人際關系，「區」則有地區或環境的意涵，該名詞指涉人與環境的結合體；（二）社區不同於行政區，而且是動態的，具有高度彈性的，並非硬性的規定或劃分；（三）社區問題的產生與解決與整個社區的自然資源、人文環境與風俗習慣等息息相關，因此，社區發展政策必須與社區習俗和文化密切配合。

社區意識

「社區意識」（community consciousness）是指社區居民對於其所居住社區有一種心理情感，亦即歸屬感與認同感。他既認同這個社區，也屬於社區成員的一分子，好比自己對故鄉與國家的情感一般。這是一種對於所屬社區的責任心與榮譽感，也是參與社區活動的動力。就此意義而言，社區意識至少有三個要件：（一）居民對於所屬社區具有認同與情感；（二）居民關心社區公共事務與共同利益；（三）居民願意表達看法或採取集體行動以解決社區問題。

社區意識是守望相助的關鍵，也是形成生命共同體的要素，但卻需要透過居民互動來培養。在台灣，除鄰里長原有業務外，多數社區工作是靠家庭主婦來推動。老舊社區還有節慶或廟會為主的聚會活動，新興社區則面臨人力與場地的兩難，於是，在自掃門前雪的心態下，實在難以形成社區意識。然而，抗議也是形成社區意識的另一途徑。雖然這種形成方式不是常態，但在台灣現階段，卻也有促進改革的功能。當社區共同利益遭到破壞或來自內部的不合理時，就有可能激發居民自行組織與抗爭行動的意識。譬如說，花園新城、慶城社區與汐止白馬山莊等，都曾因為抗議治安、道路與環境等問題而激發居民保衛家園的社區意識。

社區發展

台灣地區的社區發展已有三十年以上歷史，由於政府與民眾的共同努力，也獲得相當成果。若追溯社區發展歷史軌跡，我們當可發現：第一個十年計畫是以農村社區為主要對象，基礎工程與生福利是主要的工作內涵。第二個十年計畫則以都市社區為實施對象，精神倫理建設是強調的重點。近年來，社區發展層次從早期的硬體建設擴展到抗爭游說與組織參與等軟體運作范圍，並且著重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共同改善社區經濟、環境、治安、交通、衛生、福利與教育文化等事務，企求重建鄰里關系與社會安定。

就理論上來說，社區發展有三種主要精神：（一）社區發展工作必須解決社區居民切身需求問題；（二）社區居民必須積極參與；（三）居民的自助是社區發展能否成功的關鍵。因此，社區發展可說是一種組織與教育民眾的過程，也是一種社會運動。社區發展的目的在鼓勵社區居民參與、協調各社區關系、運用社區內外資源、採取社區自助行動，達到引導社區的社會變遷與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質。

社區組織

「社區組織」（community organization）是指在某一特定區域內的社會生活方式，或各種社會制度相互關系的總體結構。任何社區都是社會關系的一環，也是有組織的體系。這種組織或體系依其空間的分布狀態，我們稱之為「區位結構」（ecological structure），而就其各部分關系來看，它又是一個區位體系。近年來，社區組織原則與方法經常被應用至農村地區，社區發展工作也從農村擴展到都市。因此，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間的差別日微，甚至有相互通用的趨勢。

社區組織的意義在社會學與社會福利著作中有許多不同解釋，或說明工作程序，或強調工作目標，或著重工作方法。但綜合學者的普遍說法，社區組織是一種社會工作過程，其目標在充分運用社區資源以適應社區需求，並促進社會團體協調與提升社區生活品質。具體而言，社區組織的重點是：（一）利用社區資源解決社區問題；（二）讓地方人士體認避免沖突與相互合作的重要性；（三）社會福利機構的建立、調整與工作配合；（四）社區民主自治與專家合作關系的建立。

社區資源

「社區資源」（community resources）是指社區內外所有可以動員，並且有助於解決社區問題、滿足社區需求、促進社區成長與達成社區目標的力量總稱或動力因素。它不僅涵蓋有形物質資源與無形精神資源，也包含兩者整合後所創造的力量。有形物質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與財產。無形精神資源則指社區意識的力量，其中融入信仰追求與社團宗旨所形成之個體意願與整體目標。

雖然社區資源在學理或實務分類上相當繁多，但最常用的社區資源可分為五種類型：（一）自然環境資源：包括地形、地貌與自然景觀等；（二）人力資源：例如社區中的親友、師生、社團幹部、政治領袖人物與工商企業人士等均屬之；（三）物力資源：包括社區活動所需器材、工具、房舍、物料與設備等；（四）財力資源：例如活動經費、捐款、補助與經費等；（五）組織資源：包括社區內的學校、社團、工商企業、公司團體與基金會等。社區資源能否充分運用，有賴社區資源的發現、規劃、整合與動用。然而，社區資源的整合不限於社區內，也可超越社區。藉由各種社區活動與組織的運作，可以促使資源網路的形成、茁壯與擴大，並且有助於達成整體社區發展的目標。

傳統農業社區

傳統農業社區是由居住在一有限地域內具有共同利益，並有共同滿足其需求方式之人群所組成。美國社會學辭典為農業社區所下的定義是：「面對面結合的一個地區，比鄰里大，在此地區內，多數居民利用其集體生活所需之社會、經濟、教育、宗教及其他勞務，並對於基本態度與行為有一般的投合，通常是以村或鎮為中心。」

早期的農業社區有如一個原始部落，自成一個小世界。農民自己生產東西，製造工具與服裝，而將其剩餘產品售給鄰市。近代一般先進國家的農業社區因受現代化、都市化與工業化影響，先前的自給自足現今多半已不復存在，轉而必須依賴都市；一切生產、運輸、交易與消費可說是以都市為轉移中心。同樣的，由於台灣土地改革成功，工業日漸發達，農民生活水準大幅提升，農業社區也有很大的轉變。近年來，都市化程度逐年提高，台灣農業社區也逐漸呈現若干現代化風貌。

現代都市社區

一般社會學者認為：都市特性在於它是一種心理與物質結構，也是人類共同營生的地方，其主要特徵是它的社會組織與制度。因此，現代都市社區系指一個集中在有限地域內的人口集團，在法律上具有社團法人的地位，在經濟上具有分工與互賴的特色，在政治上具有地方政府的體制。它的主要營生方式不是直接依賴耕種與捕魚等來獲取食物，而是靠著工商業、人事服務與其他專門技能以謀生。在社會互動與社會關繫上，它也多半是集體的與間接的。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委託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所進行的一份研究指出：台灣地區的都市社區大致可分為五種類型：（一）傳統市街：位於都市較老舊地區，居民世居比例高，住商混合性最強，社區凝聚力也高，但因發展時間長，房屋外觀顯得簡陋，土地與建築物的產權相當復雜，例如台北的迪化街、萬華一帶與延平北路某些地段；（二）零散發展型社區：原可能是老舊平房或日式大宅院，經地主改建或建商合作而成為較新式住宅區。由於它是新舊雜陳居住型態，都市景觀相當零亂，新住與原住人口間缺乏一體感，彼此情誼較傳統市街淡薄；（三）公共服務部門所提供之住宅：包括國營事業提供的宿舍社區，如中油與台糖等；政府機構提供的員工住宅，如中興新村眷舍；以及居住地狹小但各種福利齊備的傳統眷村；（四）市地重劃區：原為農業用地，經重劃後改成建地，屬於新開發社區，住戶的社經地位也較高，例如木柵與大直重劃區；（五）民間造鎮計畫社區：大多選在都市外圍地區，有不少為山坡地帶，透過大面積土地與低廉地價的整體規劃與設備而開發完成的社區。這類社區發展上的最大困難是住戶偶居例不小時，居民社區參與意願低，相對缺乏認同感與我群意識。

社區總體營造

對於台灣社政單位與社區居民而言，「社區發展」或「社區工作」幾已耳熟能詳，但「社區總體營造」（tot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則是一個新概念與新名詞。民國八十三年，該概念由行政院文建會提出並作為一種施政計畫。這個外來名詞主要結合日本「造町」、英國「社區建造」（community building）與美國「社區設計」（community design）等三個概念，尤其強調社區生命共同體意識、社區參與和社區文化。

行政院文建會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大致採取日本的觀念與作法。換言之，它先依據社區特色從各種角度切入，然後帶動其他相關項目，例如地方產業文化包裝、民俗活動開發與街道景觀整理等，最後整合成總體的營造計畫。然而，這種強調社區景觀、地方產業與文化展現的作法，也使部分人士懷疑社區發展政策是否轉變？社區文化活動是否要由另一批人辦理？社區發展與文化建設如何相輔相成？均是政策、人力與執行上的重要課題。就此而言，社區總體營造理念代表的是一種寧靜的革命或思想模式的轉變，其結果不僅在營造新社區的形成，也要營造新個人、新社會與新文化的風貌；不但要找回個人的感性，也要營造可以永續經營的家園。譬如說，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社區的文化重建與嘉義縣新港鄉的造街計畫等皆是社區總體營造的範例。

社區工作

「社區工作」（community work）涵蓋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也是社會工作專業者協助社區居民凝聚社區意識與推展社區事務的一種專業活動。早期，先進國家的社區工作常與教會和醫院結合。近年來，則積極運用義工以協助多樣化的社區工作，例如戒毒宣導、義賣募款與社區運動等。至於我國的社區工作發展，早期是以成立團體組織為主，例如媽媽教室與社區童子軍等。繼之，藉由社區活動以增加社區意識與社區認同，例如民俗技藝活動與社區園游會等。近年來，若干資源較豐富的社區，更積極舉辦社區環保與美化環境等有關的社區工作。

未來，台灣都市化程度勢必與日俱增，因此，要使現代都市社區生根化、組織化與長期化發展，社區工作應從幾個方向努力：（一）硬體與軟體設施相互配合：過去，社區活動中心與圖書館等公共設施興建完成後，往往缺乏專業人員管理與維護，致使無法發揮應有功能，殊為可惜。今後，在籌建社區硬體設施時，也需相關軟體與人員的配合；（二）重新厘訂社區范圍：過去，社區常依行政區域劃分，難以激發居民社區認同。未來的社區范圍應加以檢討，或可透過居民自覺、自動參與和組織社區以發揮凝聚力，自然形成明顯的社區界限；（三）社區規劃應配合生活圈與醫療網理念：國土計畫已將台灣地區劃分成十八個生活圈，未來的社區事務應盡量配合生活圈與醫療網，才能方便民眾生活與就醫；（四）亟待社工員發揮專業服務功能：過去，若干縣市首長對社工員定位不清且未能善加利用，因此，今後，妥善規劃與應用社工員以從事社區工作是社區發展的重要環節；（五）妥善利用社區組織與社區資源：社區內外的公共或私人設施與機構均是社區可利用的豐富資源，今後，社區組織與社區資源的結合是社區發展的的重要工作。

社區參與

「社區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是一種社區居民自我覺醒的過程，也是居民對於周遭生活環境關心與投入程度的標志。透過社區活動與公共事務的參與，除了可拉近彼此的心理距離，也可改善現代都市社區的冷漠面貌。因此，社區參與不僅反映出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也進一步形成以社區為行動單位的集體力量。然而，社區參與並無一定的模式可循，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相關經驗的學習與傳承，確認社區的問題與資源，以及尋求適切的解決方法。更重要的是：參與過程的所有組織、協調與執行都應由社區居民自動自發的參與，其他相關專業團體或組織則應以促成方式居間協調社區居民。

1990年代初期，台灣活潑多樣的自力救濟與新社會運動漸趨沉寂。後來，一些以社區共同權益與環境意識為訴求的自發性社區參與運動開始接替。譬如說，從台北縣貢寮鄉民堅決阻止核四興建到台北市民生社區輻射鋼筋污染的自救運動等，皆為向內凝聚社區意識與資源，向外積極介入公共政策決定與執行的範例。其實，這些自發性的社區參與已開始扮演行動者的角色。回顧過去，居民參與初期可能因長久保守心態限制或組織運動經驗不足，有些在執行中即無疾而終，有些則變成長期抗爭或兩敗俱傷。展望未來，社區組織應發展出一套參與公共事務的策略，詳細規劃未來社區藍圖，期使將自力救濟式的行動轉變成公民社會的社區參與。

10. 社區由來的歷史背景

早在社會學者形成社區這一概念之前，社區這種人類社會生活的 社區活動
重要現象就已存在。人類總是合群而居的。人類社會群體的活動離不開一定的地理區域，具有一定地域的社區就是社會群體聚居、活動的場所。從這個意義上說，社區是農業發展的產物。在遠古游牧社會中，居民逐水草而居，並無固定的住地。嚴格說來，那時的游牧氏族部落只是具有生活共同體性質的一種社會群體，不是今天所說的社區。其後，隨著農業的興起，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需要定居於某個地區，於是出現了村莊這樣一種社區。隨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在廣大鄉村社區之間又出現了城鎮社區。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區進入了都市化的過程，不但城市社區的數量日益增多，而且城市社區的經濟基礎與結構功能都不同於以往的社區，其規模日益擴大，出現了許多大城市、大都會社區。 社區在類型和規模上的發展，使社區的結構與功能發生了種種變化。以往無論是一個村莊或一個小城鎮，還是一個城市，其地域范圍都具有比較確定的疆界。例如，一個完整的農村社區的地域范圍通常是以其村民的聚居點為中心，並將由這個中心輻射到附近的各種服務功能的射線極限點聯結起來，構成這個農村社區的地理區域。而一個完全的城市社區的地域范圍，通常則是由其市區和包括若干小城鎮及鄉村的郊區構成的。每個社區都有一定的制度、機構和設施,為整個區域服務,以滿足其成員的各種需要。每個社區的社區中心都設有服務性的商店、學校、工廠、政府機關、醫療單位、群眾團體等，以整個社區的地域范圍為其有效的「服務地區」。社區這種社會統一體正是通過它的各種機構和設施的服務活動來推動各種制度的運行，使社區成員在本社區疆界內得以維持其全部日常生活。同時，社區機構設施的有效「服務地區」又是形成和保持該社區疆界的決定性因素。 隨著現代社會生活的發展,作為地方社會的社區,其地方性的差異逐漸減少。社會大眾傳播如廣播、電視的普及,國家義務教育的推行,以及各地居民人口流動的增加，各社區之間在規范、價值觀念以及行為模式上的差異程度已顯著降低。社區的許多地方性功能已為「大社會」的普遍統一的功能所取代。在同一個大社會里，此處社區居民與他處社區居民之間，其相似之點多於相異之點。隨著大城市、大都會的發展，社區地域范圍的疆界也不如以往那麼分明了。一個大城市往往包含著若干個原先相對獨立的社區，但在市政府的機構設置和行政區劃上則又可能與原先各社區的地域分界不一致。長期以來,滿足成員日常謀生的需要,是社區的基本功能之一，社區居民一般都是在本社區內就地勞動謀生。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現代社區的許多居民每天都到本社區以外的地方去上班。因此，社區成員之間除了具有當地居民的共同利益，還分別具有各自從社區以外謀取生計的種種不同利益。這種情況就從社會紐帶和社會交往上削弱了社區地域疆界的確定性。由於全國性的企事業組織和政治、文化團體的出現，地方社區里的工廠、商店、社會團體等等，有不少就是這些全國性組織系統中的下屬單位和分支機構，其決策主要是聽命於本系統的上級組織而不是當地社區。因而，作為地方社會的社區，其自主性也有所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