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陵之戰的歷史意義

⑴ 夷陵之戰有什麼重大歷史意義

三國三大戰役 並不僅僅是因為規模大 少勝多
更因為這3大戰役奠定了天下三專分的局勢
簡單的說 夷陵之屬戰之前 蜀國佔有荊州（已經失去 又被重新攻下）漢中 西蜀
曹魏佔有整個北方 而以三國時期的發達程度
應該是北方>西南>西北 以當時天下的形式
而西南又易守難攻 又有漢中這個糧倉支持
基本是一個2強一弱的局面 東吳在夾縫中 很難生存
兩強一弱的局面非常難以維持 歷史上的諸多史實證明了這一點
而夷陵之戰之後 蜀吳兩國的力量趨於平均
就是一個一強兩弱的局面
這個局面就變得好維持了 就如同一個鈍角三角形的平衡性要大於銳角三角形一樣
這個局面下 蜀吳只有聯手才能對抗東吳
而如果夷陵之戰東吳戰敗 天下將會2分 變成類似於南北朝的狀況
所以 夷陵之戰才是奠定天下三分最重要的一個戰役

⑵ 列為三國三大戰役之一的夷陵之戰，對歷史造成了什麼影響

漢末三國時期的三大戰役是指曹操與袁紹之間爆發的官渡之戰、曹操與孫劉聯盟之間爆發的赤壁之戰，還有那場劉備為了重奪荊州、為兄弟關羽報仇而發動的夷陵之戰。

我們都知道在官渡之戰中，曹操以弱勝強，一舉擊潰袁紹所部主力，奠定了曹操統一北方的基礎，在赤壁之戰中，孫劉聯軍以火攻擊敗曹軍主力，曹操倉皇北撤，孫權、劉備各自攻佔荊州的部分地區，奠定了三國鼎立局面出現的基礎，這兩場戰役影響都極為深遠。那麼，夷陵之戰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為什麼能與官渡之戰、赤壁之戰一樣列為三國三大戰役之一？

當然，夷陵之戰孫吳贏得也並不輕松，荊州在雙方角逐之下，百姓流離失所，經濟受到沉重打擊，在戰後曹魏趁機南下進攻江東，也使得孫吳損失不輕，國力大減。

在孫吳、蜀漢實力皆遭到打擊之後，孫吳在與蜀漢和解的基礎上，開始尋求與蜀漢的重新聯合，共同抗擊北方強大的曹魏，繼而形成了一個更加穩固的抗曹聯盟，三國之間的疆域基本穩定下來，重新出現了三國對峙的局面。

⑶ 誰可以告訴我關於彝陵之戰有關內容

彝陵之戰抄是三國時期蜀和吳之間的一襲場戰役。
起因：1赤壁之戰後，曹操退回北方，孫劉兩家因為對戰後所得不滿，彼此埋下日後伏筆（到頭來都是地主階級對土地所有的爭奪）
2關羽，張飛被殺後，劉備可以名正言順的討伐東吳（根本在於，東吳殺了關羽取得整個荊州後，土地面積和人口數量超過蜀國，經濟軍事實力的潛力極大影響蜀國的利益
經過：經過時間的磨練後，東吳成功遏制住西蜀的進攻鋒芒，最後在彝陵用火攻打敗西蜀。
總結：西蜀失敗的原因主要是當時西蜀不具備吞並東吳的經濟實力，軍事上劉備剛愎自用排兵布陣失誤，沒把諸葛亮帶來，進攻鋒芒被遏制後就消極應對。
東吳方面，軍事孫權任命陸遜為統軍人物得當，有效遏制西蜀鋒芒，對魏國稱臣避免兩線作戰，經濟上面因為荊州肥沃的土地和豐富人力資源給東吳提供勝利的必備根本條件。
魏國方面，曹丕的自大，錯過消滅東吳的最好時機，使東吳避免兩線作戰。

⑷ 彝陵之戰

交戰雙方：孫權，劉備
指揮官：陸遜版，劉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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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彝陵之戰簡介

你好抄！
彝陵之戰又稱夷陵之戰、猇亭之戰。夷陵猇亭之戰是三國史上三大戰役之一，這三大戰役就是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
交戰雙方:劉備、孫權
爆發於公元222年，是三國時期吳國(孫權)和蜀漢(劉備)為爭奪戰略要地荊州八郡而進行的一場戰爭，也是中國古代戰爭史上一次著名的積極防禦的成功戰例。
三國時期吳、蜀兩國之間爭奪荊州的重要戰役.因交戰於夷陵(今湖北宜昌東南),史稱夷陵之戰;又因最後決戰於猇亭(今湖北宜都北),亦稱猇亭之戰.赤壁之戰後,三國分立.不久,劉備入蜀占據益州,留大將關羽坐鎮荊州.建安二十四年(219),關羽率軍圍曹操大將曹仁於樊城,水淹曹操七軍,降於禁、斬龐德,震動許都.曹操採納謀士司馬懿、蔣濟建議,利用孫、劉之間的矛盾,勸孫權向荊州進攻關羽後方,以緩和關羽北上的壓力.
居於建業上游的荊州直接關系孫權江東政權的安危,又是蜀與魏爭奪中原的戰略要地,一直為吳、蜀所必爭.當年十月,孫權趁關羽與曹軍在樊城作戰之際,派大將呂蒙襲取了荊州治所江陵.關羽腹背受敵,十二月南返至章鄉(今湖北當陽東北),與子關平皆為吳將俘殺.孫權佔領荊州,吳、蜀聯盟關系破裂.

⑹ 彝陵的來歷

夷陵，是宜昌市區的古稱。得名之由緣於二說：一是《漢書地理志》所說：「夷山在西北」(《二十四史》(二)《漢書》，第1567頁，1997年中華書局出版)，因此得名：一是舊志所說：水自此夷，山自此陵」(《東湖縣志》(下)，第39頁，1992年宜昌市檔案館摘編)，因此得名。得名之時卻難以考究，但因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將白起燒夷陵之事，其名便始見於史。
秦將白起燒夷陵之事，在《戰國策》、《史記》和《資治通鑒》等史籍中均有記載。但是，注家對此事中所講「夷陵」的理解卻不盡相同。也就是說，注家對《史記·楚世家》中所載「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之語產生了歧義。在對這段文字中的「夷陵」的注釋中，劉宋裴咽在《史記集解》中引徐廣曰：「年表雲拔郢，燒夷陵。」唐代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引括地誌雲：「峽州夷陵縣是也。在荊州西。」二位注者都把「夷陵」作為地名來理解。但是唐代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則認為「夷陵，陵名，後為縣，屬南郡。」也就是說，白起所燒「夷陵」，不是城邑，而是陵墓。中華書局在編輯《史記》時，將以上文字斷句為：「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將「夷陵」作為「先王墓」的同義並列詞，在二者之間未用頓號斷開(《二十四史》(一)《史記》，第1735頁，1997年中華書局出版)。這表明中華書局的編輯者對這段文字的理解是傾向於《史記索隱》作者看法的。歷史上也曾有人對秦將白起所燒「夷陵」到底是城邑還是陵墓這個問題作過辨析。清人吳省欽就曾寫過《白起燒彝陵辨》的文章，試圖對此進行辨析(《宜昌府志》，第993頁，宜昌市檔案局檔案館、宜昌市地方誌辦公室整理編輯)。然而在現代出版的《辭源》中，仍然認為「夷陵」是「春秋楚先王墓地。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攻敗楚軍，燒夷陵，即此。」「後為縣名」(《辭源》(一)，第714頁，197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就是說，「夷陵」作為陵墓被燒在前，作為縣邑地名在後。顯然，仍是承襲《史記索隱》的觀點。同樣，在張正明主編的《楚史》中，也認為夷陵是楚先王墓的聖地(《楚史》，第320頁，1995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那麼，「夷陵」到底是陵名還是地名呢?辯析這個問題，並非是鑽字眼，而是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尤其是關系著我市始見於史的准確年代的問題。研究宜昌歷史，不能迴避這個問題。其實，在我國古代無論是冠以「陵」字稱謂的地名，還是冠以「陵」字稱謂的帝王墓名都不少。但並未因此而產生歧義。為什麼偏偏「夷陵」這個稱謂在歷史上就會使人產生如此之大的歧義呢?關鍵在於在《史記·楚世家》中「夷陵」這個稱謂是與「先王墓」並列在一起的。因此，要弄清「夷陵」是陵名還是地名的問題，要從辯析「夷陵」與「先王墓」是否一回事的問題入手。筆者正是在翻閱大量資料的過程中，透過歷史文獻中的蛛絲馬跡，方才感到「夷陵」與「先王墓」並非是一回事。
大家知道，戰國時期今宜昌市區不是楚國先王之墓的所在地。當時，這里地處邊陲，是「楚之西塞」，並非是楚國的政治中心。因此，不具備充當楚國先王之墓所在地的條件。事實上，直至今日在這里的地下考古調查或挖掘中都從未發現類似墓葬。20世紀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今宜昌市區北郊的長江東岸黃柏河流注地區的前坪、葛洲壩發掘出43舊戰國兩漢墓，其中戰國墓僅6座，主要是戰國末期，很可能是秦占此地後的秦墓(《三峽考古之發現》，第382、383頁，1998年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而楚國先王之墓的所在地又並非稱謂「夷陵」。當時，楚國的政治中心是郢。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伐楚所拔之郢，就在今荊州市江陵正北的紀南城。這里顯然具備充當楚國先王之墓的條件，同時，在考古中發掘出戰國時期數以千計的中小型楚墓(高應勤《楚文化考古論文集》，第27頁，1992年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但在這里卻從未有過關於「夷陵」這一『先為陵名後為地名稱謂的記載。值得注意的是，戰國時期的王墓並不稱「陵」。《辭源》在解釋「陵」作為帝王墳墓字義時，引《水經注·渭水》曰：「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辭源》(四)，第3278頁，197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就是說，在漢代以前還沒有稱帝王之墓為「陵」的情況。而「夷陵」這一稱謂在《戰國策》中卻已經有了記載。在《戰國策》(卷六)《頃襄王二十年》中這樣寫道：「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國語·戰國策》第57頁，1988年嶽麓書社出版)《戰國策》雖為漢劉向所編，但該書是戰國時期各國游說之士的策謀和言論的匯編，也有一些關於歷史人物的史事記錄，均屬戰國時期的作品。顯然，其書中所列「夷陵」，指的是城邑，而不可能是先王之墓。因為文中是把「夷陵」與相關城邑放在一起的，並把拔夷陵與燒先王之墓分為不同的事件記敘的。在《史記》中司馬遷不止一次地記載了此事。除以上所述《史記·楚世家》記載的「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和《史記·六國年表》記載的「秦拔我郢，燒夷陵」(《二十四史》(一)《史記》，第742頁，1997年中華書局出版)之外，在《史記·白起傳》中同樣記載了白起「攻楚拔郢，燒夷陵」這件事(同上，第2331頁)。尤其是在《史記·平原君列傳》中，毛遂對楚王曰：白起興師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同上，第2367頁)顯然，司馬遷是把拔城、燒城和辱先人作為三類事件記敘的。對此，北宋司馬光也是信而不疑的，同樣在《資治通鑒》中多處記載了此事。由此可見，秦將白起所燒
「夷陵」是城名而不是陵名，「燒夷陵」與「燒先王墓」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以上所引《史記·楚世家》中的那段文字應該斷句為：「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
不僅「燒夷陵」指的是燒城邑，與「燒先王墓」不是一回事，而且燒夷陵中的「夷陵」指的就是當今宜昌的市區。對此，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注》中作了極其明確的敘述。酈氏寫道：在孤山上(指今宜昌市區江南的磨基山)「北對夷陵縣之故城。城南臨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戰而燒夷陵者也。應劭曰：夷山在西北，蓋因山以名縣也。王莽改曰居利。吳黃武元年，更名西陵也。後復曰夷陵。」(《水經注》卷三十四《江水》，第502頁，1995年嶽麓書社出版)。同時，舊志也指出：「夷陵名始於國策，其地扼荊蜀之要」，「周秦以來無朝不被兵革」。「自周末白起入楚，彝陵始見於史。」(《東湖縣志》(上)，第11、17、35頁，1992年宜昌市檔案館摘編)對今宜昌市區何時稱夷陵以及秦燒夷陵的背景都作了明確記載。尤其是舊志和《宜昌地區簡志》中都記載有白起洞。指出：「白起洞位於赤溪上側，相傳秦將白起領兵攻楚時，兵過夷陵，曾在此洞駐軍。清人詩曰：『古洞連天赤，應悲秦滅楚。杜郵終伏劍，齒冷武安君。…(《宜昌地區簡志》，第310頁，1986年宜昌地區地方誌編委會編)反映秦將白起兵入夷陵還有遺跡可尋。只是此洞遺址在興建葛洲壩工程後淹沒到黃柏河水底，但是作為秦將白起兵入夷陵的見證則是不可磨滅的。
總之，以上辯析可以看出，秦將白起所燒的「夷陵」，就是今宜昌市區的古稱。公元前278年「夷陵」地名始見於史，它表明我市見諸於史的歷史至2004年已達2282年之久。
古夷陵孔方暢想
夷陵故土——宜昌縣，地處長江西陵峽兩岸，扼川鄂咽喉，控巴蜀要地，素有「三峽門戶」之稱，系川東鄂西貨物集散之樞紐，為歷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之中心。千百年來，到夷陵經商貿易、奠基創業的商賈大戶，悠遊四海的遷客騷人及達官顯貴紛至沓來。滄海桑田，風雲變幻，大江淘盡多少風流，但那落至夷陵故土的孔方錢卻永存於世，流傳千古。
在夷陵故土的芸芸集幣愛好者的行列里，我只能算得上一位初出茅蘆的新手。至今僅藏有銅、鎳、鋁、銀和紙質幣280種，1500多枚，其中有日本、越南等國的部分古幣。這些古幣從春秋戰國刀幣、蟻鼻錢算起，跨越2200多年歷史，但精品不多，珍稀幣就更少了。不過，每一枚出自夷陵故土的那些天圓地方的孔方錢，都是一部深沉的史書。20多年來，我總是在琢磨著「夷陵孔方觀天下，下天孔方知夷陵」的個中道理。
前幾年，在西陵峽畔一個不起眼的廢舊收購店裡，覓得一枚銹跡斑斑的古銅錢，橢圓形，正面凸起，背面平展，有器狀陰文。經行家指點，方知是一枚戰國時期楚國的蟻鼻錢，因錢面有似人面的陰文，又俗稱鬼臉錢。手捧這枚錢，面對滔滔大江，一幅悲壯的歷史畫卷展現在我面前：司馬遷《史記》載，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白起「攻楚、拔郢、燒夷陵」。手頭這枚古幣是否白起一把火後的殘痕，現在無法考證。但這枚「鬼臉錢」，似乎確實記載了夷陵人的悲慘遭遇。
夷陵故土出土最多的古錢要數漢朝的「五銖」孔方錢。「五銖」是始於漢武帝時期的一種銅質錢幣。銖，是古代的重量單位名稱，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九斤為一鈞（故有「千鈞一發」之成語），四鈞為石。五銖錢內方外圓，錢幣上鑄有「五銖」字樣，其重量與錢文相符，故名。由於五銖錢式樣規整，流通方便，盜鑄不易，所以這種貨幣非常穩定，一直沿用到三國時期，以至於南北朝，隨朝也偶有五銖發現。古夷陵地藏孔方錢碩豐。早在70年代初，宜昌縣治遷至小溪塔，建築輕工局大樓時，一次就出土了數千枚漢代孔方錢。有些遊人在江邊散步，偶爾也能拾到幾枚孔方錢。夷陵故土的「漢五銖」為何甚多，索其根源，人們不得不談起公孫述據蜀的歷史。漢建武九年（公元34），公孫述為阻擋光武帝劉秀進川，舉兵數萬，乘筏出峽，在古夷陵隔江對峙的荊門和虎牙架起了歷史上著名的萬里長江第一橋，設下斗樓水障，好不威風。哪知後被岑彭所破，落得「西塞浮橋斷，公孫霸業沉」的結局。公孫述橋斷兵敗，大量錢物遺沉江底，歷史巨變，滄海桑田，至今人們在江邊偶爾拾得幾枚孔方古幣，也就不足為奇了。相反，透過那古錢孔方，倒似乎可看到古戰場那金戈鐵馬馳騁疆場的壯景，耳邊那激戰的號角與鼓嗓經久不息，手中的古幣竟似某種歷史的余熱。
夷陵故土是三國古戰場之一，這里不僅有關羽與呂蒙對拴過馬的「對馬山」，諸葛亮補過旗的「普（補）溪（旗）河」、劉備安營紮寨的「打望坪」等遺址，還有劉備留下來的遺物——孔方「五銖稚錢」。我與這枚五銖稚錢相識，還有一個小小的波折。同事們都知道我收藏古幣成癖，下鄉、出差偶有所得，便要給我帶回幾枚。前年，我的同事託人從樟村坪帶回幾枚古幣。乍一看，全是普通清錢，便十分掃興地把它們擱在一邊。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發現這串錢中夾著一枚銹爛不堪的五銖錢，銷加處理。查閱了錢幣專家丁福保編的《歷代古錢圖說》，方知這是一枚反映三國時代夷陵風貌的珍奇古幣，劉備所鑄「五銖稚錢」。當晚，我躺在床上，想了許多許多。這枚孔方錢或許是張飛守夷陵的軍餉，或許是劉備被陸遜戰敗後的棄物，也或許是孫權火燒連營數百里的殘骸。至今，夷陵之戰的趣聞仍被廣為流傳，那劉備留下的遺物五銖稚錢，即是夷陵之戰歷史強有力的實物佐證。
「開元通寶」孔方錢也是收集較多的古幣之一。這種錢系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所鑄造，由大書法家歐陽詢題字。 「開元通寶」錢幣的鑄造，是中國貨幣史上的一次重要變革。清顧炎武認為：「古演算法二十四銖為兩，後來算家不便，乃十分為兩，而有錢之名」。這種錢比漢武帝發行的「五銖」錢更為實用、方便，一直沿用到清代宣統年間，久用不衰。「開元通寶」似乎記載了「詩仙」、「詩聖」們的古夷陵的行吟和大書法家顏真卿於大歷年間貶任夷陵縣令的遭遇。當年，詩仙李太白不僅吟有「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的詩句，表明他乘船路經夷陵，而且還留下《秋下荊門》、《渡荊門送別》、《荊門浮舟望蜀江》等詩篇，在這里給後人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財富；詩聖杜甫的《群山萬壑赴荊門》、《虎牙行》等詩篇也十分膾炙人口；白居易的《白狗次黃牛》及《三游洞序》，也是人們有口皆碑的名篇。
夷陵故土地靈人傑。眾所周知，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曾於宋景佑三年（1036）被貶任夷陵縣令。這個縣太爺到任夷陵後，便體察民情，發展經濟，為黎民百姓做了許多好事。當時，用「景佑」這個年號鑄造成的「景佑元寶」孔方錢，有真、篆二體。細細品味這套有趣的「對錢」時，歐陽修在夷陵的業績，他「西陵山水天下佳」的詩句便歷歷在目。夷陵故土培育了而立之年的歐陽修，使他成為一代宗師，夷陵人也十分珍愛「景佑元寶」孔方錢。
宜昌縣鴉鵲嶺文畈人、南明宰相文安之，是我國歷史上鑄幣大師之一。文安之(1582——1659，字汝止， 號鐵庵）官至熏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師、督師經略川、秦、楚、晉、豫，調督熏恢剿各路兵馬錢糧，特賜莽玉金章及上方寶劍，兼吏、兵二部尚書。文安之是抗清護明的傑出人物。他的《龍泉曉發》、《咸池採石歌》等文學作品，謳歌了夷陵人民勤勞朴實，表達了他對故鄉父老兄弟的思念之情。他在輔佐永明王料理朝政時，曾鑄造了一種「永曆通寶」孔方錢。這種孔方錢的大錢要相當於民國時期「當一百文」的銅元，背面有「壹分」二字，是不可多得的錢幣珍品。其鑄造技術十分精湛，文安之所鑄造的「永曆通寶」孔方錢被夷陵後裔及至中華民族的集幣迷視為珍品，不惜以重金爭取收藏。我近年承蒙幣友厚愛，終於在安之的家鄉收集到了兩枚十分精美的「永曆通寶」孔方錢，甚幸，甚幸！
明洪武18年(1385)3月，明太祖朱元璋選進士入翰林， 夷陵籍（今栗子坪趙勉河人）的趙勉在丁顯榜中考中甲科進士，不僅轟動當時的夷陵故土，而且名噪京都。後來，趙勉又奉詔官居戶部尚書要職，受到朝廷的重用，成為朱元璋的寵臣。「洪武通寶」孔方錢就是趙勉赴京趕考時用過的錢幣。趙勉中榜後，心喜若狂，為答謝家鄉父老的養育之恩，將節衣縮食的零花錢寄回夷陵。至今，他的家鄉還流淌著一條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溪河——「趙勉河」。1990年春，趙勉河畔的鄉親正忙於整田播谷種。我正幫一農戶搜拾欄糞時，偶爾在豬圈的牆縫里發現幾枚「」洪武通寶」孔方錢，雖然綠銹斑斑，但古幣的孔方輪廊十分分明，字跡也很清晰。至於這些古銅錢是否由趙勉親手所傳，我不在乎，只要在趙勉的家鄉所得，我也就心滿意足了。那天黃昏，我坐在趙勉河畔的趙勉古樹旁，手捧「洪武通寶」思索著趙勉的歷史，竟忘我了。
是的，三峽一帶良好的自然生存條件，使大江上下古文明在這里得以交融。中堡島（長江三峽大壩的壩址）、楊家灣等多處遺址考古發掘的古幣等文物，上述的一切表明，夷陵故土不僅是楚國早期文化的發祥地，而且還記載了新石器時代的夷陵故土宜昌縣從原始社會過渡到商代奴隸社會的歷史過程。數千載歷史數千個春秋，全在這孔方古幣的方寸之間。
夷陵的地理位置及沿革。夷陵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的軍事要地。這里扼巴楚咽喉，控川鄂門戶，是著名的古江關。夷陵，其名始於《國策》，是我國古時楚邑。據《前漢書·地理志》載：夷陵城西北十五里有夷山（即西陵山）而得名。又據明代《夷陵州志》載：江水至此而夷（即平緩），高山至此而陵（即漸平），故稱作「夷陵」。《宜昌府志》曰：夏、商、周三代，夷陵為古荊州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改夷陵置巫縣。東漢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改夷陵為臨江郡。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又改臨江郡為宜都郡，領宜都（今宜昌）、秭歸、枝江、夷道（今宜都）等四縣。三國東吳皇武元年（公元222年）改夷陵為西陵郡，亦稱宜都郡。晉太康年間（公元280—289年），改置為夷陵縣。南北朝時，宋、齊皆稱宜都郡，領夷陵、亻艮山（今長陽）、宜昌四縣（夷陵縣西境一百里流頭灘下別置宜昌縣，至唐始改夷陵縣）。梁稱宜州，西魏改名拓州，後周改為陝州，領夷陵、宜都、長陽、遠安四縣。隋改州為夷陵郡，仍領原四縣。唐初仍為夷陵郡，到乾元二年（公元761年），復將夷陵郡改為陝州，仍領原四縣。五代時，始屬前蜀，後屬南平國，復原名為陝州，宋初仍為陝州。到元豐年間（公元1078—1085年）改陝為峽，故名峽州，仍轄領原四縣。元代置峽州路，明初改為峽州府，領夷陵、秭歸、巴東、宜都、長陽、遠安六縣。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改為夷陵州，僅領宜都、長陽、遠安三縣。清初仍為彝陵。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改彝陵州為宜昌府，將彝陵縣改置東湖縣，共領東湖、長陽、巴東、長樂（今五峰）、興山五縣和秭歸、鶴峰二州。辛亥革命後（公元1912年）改東湖縣為宜昌縣。解放後，將宜昌縣城區及近郊劃設宜昌市（省屬）。1953年宜昌市改為地轄市。宜昌縣人民政府駐地於1971年由宜昌市區遷至小溪塔。宜昌市於1979年劃屬省轄。1991年宜昌地、市合並，宜昌縣屬宜昌市轄縣，2001年6月，經國務院批准，撤銷宜昌縣設立夷陵區，為宜昌市轄區。
宜昌縣一般認為是晉武帝設立，《南齊書》就有關於「宜昌」的記載。《隋書》載：宜昌隸南郡，有丹山、黃牛山。《水經注》載：江水所經過夷陵縣南，東逕宜昌縣之垂灶下。又東逕流頭灘、人灘、黃牛山、西陵峽。酈道元註：縣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與夷陵對。袁山松《宜都記》曰：渡流頭灘十里，便得宜昌縣。
古宜昌縣應在今三斗坪黃牛峽以上，太平溪黑岩子以下，晉武帝所設。縣治（衙）在長江南岸，江北為夷陵縣所轄。當時宜昌縣和夷陵縣並存，到唐乾元二年（公元761年），才將宜昌縣和夷陵縣合並，統稱夷陵縣。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又將夷陵縣改名東湖縣（因湖得名，東湖在今市區鐵路壩與葛洲壩賓館一帶），辛亥革命（公元1912年）後改東湖縣為宜昌縣。「宜昌」一詞的含義，有人說是屬於願望性的名稱，即「宜於昌盛」之意。
由此可見，夷陵在見諸《國策》、《史記》等記載的2280年的歷史長河中，佔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而宜昌作為縣名，僅在南北朝的劉宋時期至唐及辛亥革命以來90年時間內存在。而其他時期基本上一直沿用夷陵之稱謂。國務院關於撤銷宜昌縣設立宜昌市夷陵區的決定，既符合夷陵歷史發展的軌跡，又適應現實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夷陵人民眾望所歸。
古夷陵歷代戰爭概述。由於夷陵扼巴楚咽喉，控川鄂門戶，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的軍事要地，所以戰爭連綿不斷。據《左傳》記載，楚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秋，楚滅夔，其中包括有夷陵的屬地。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大飢，發兵攻打西南和東南臨國。其西北部附屬國庸國（今竹山縣一帶）聯合麇（音群，qun,今隕縣以西）乘機叛楚。楚向秦、巴求援，楚、秦、巴聯軍於臨品（今均縣）會戰，大敗庸軍，麇軍倒戈。於是楚人、秦人、巴人就聯合消滅了庸國。秦得庸北、楚獲上庸之地。為謝巴國，楚將魚尾（今奉節縣）割讓與巴。從此巴國打通了長江三峽西部的門戶——夔門。據司馬遷《史記》載，周赧王三十七年，即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攻楚、拔郢、燒夷陵。白起率領十萬大軍攻楚，由北南下，連克鄧縣等五城，次年佔領鄢郢（江陵）。楚軍屢敗，不能再戰，楚襄王被迫遷都陳（河南淮陽）。秦已鄢郢為南郡。為鞏固南郡，白起派副將率兵五千，西擊夷陵西塞，將楚軍打敗，使之逃至西陵山中。秦軍為防楚軍偷襲，用火將西塞軍營和民宅350餘間化為灰燼。西陵峽至今尚存白起洞遺址。漢建武九年（公元33年），公孫述遣田戎、任滿、程汛將數萬人下江關，復據夷陵。在荊門與虎牙之間架起萬里長江第一橋。十一年（公元35年）春，岑彭從津鄉發兵，因風縱火，燒毀橋樓，收復失地。三國時期，這里發生了著名的吳蜀夷陵之戰。《三國志》曰：章武二年（公元222年），蜀漢劉備為關羽報仇，率大軍沿三峽而下攻東吳，從巫峽建平（今秭歸）至夷陵，列營數十。吳將陸遜利用順風縱火，大破蜀軍四十餘營，火燒連營七百里。劉備不得不返回白帝城，次年郁悶而死。吳太元元年（公元251年），荊州刺史王基襲擊夷陵的步協。步協閉門自守，王基收集了三十餘萬斛（音湖hu，量器名，古時以十斗為斛，後來又以五斗為斛）米，以強大的攻勢將其擊敗，俘虜了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移其降民置夷陵縣。《魏書·王基傳》解釋說，當時夷陵仍歸吳所轄，在魏地另外設置縣，安置從吳地來降的百姓，命名為夷陵縣，以顯示其強大的武力。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吳西陵督步闡據城叛變降晉，吳鎮軍大將軍陸抗督師*，平定叛亂。吳永安七年（公元264年）七月，魏將軍胡烈侵西陵。胡烈率步、騎兵二萬侵西陵以救蜀巴東太守羅憲（蜀漢已於前一年十月亡國降魏），吳國陸抗等引軍擊退。據《資治通鑒》記載，開始我國歷史上三分一統局面的關鍵一戰也發生在夷陵。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王浚的樓船發自成都，攻破吳丹陽（秭歸）。夷陵鎮軍於險漬要塞之處，暗設鐵鎖截之。又作鐵錐丈余長，抗拒行船，被王浚的部屬羊祜（音滬hu）獲吳間諜後識破，二月攻克西陵，俘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璩（音曲qu），西陵監鄭廣等。劉禹錫嘆道：「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承聖二年（公元553年）五月，武陵王蕭紀叛變，自蜀東下，經過西陵，與梁軍作戰，遭到失敗，梁將軍樊猛追擊蕭紀，將其斬首。開皇八年（公元588年），隋軍元帥楊素屯兵狼尾灘，與荊門山的陳軍呂仲肅對壘，於磨刀澗守險。起初隋軍大敗，死者五千。陳軍盡割其鼻報功請賞。後來隋軍經過休整，士氣大振，屢捷。每俘陳軍之士，一律橫砍為三截，以圖報復。從此結束南北朝局勢，隋軍平定天下，祖國江山統一。《唐書》載，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九月，李靖乘船攻打夷陵，蕭銑派文士宏帶領數萬士兵扎營清江。李孝恭准備反擊，李靖勸阻道：「不可這樣。文士宏部下都是健將勇士，現在我他們才放棄了荊門，積蓄力量向我們進攻。他們強大，勢不可擋。我們應該駐兵南岸，等待他們氣衰，再去進攻。」李孝恭不聽，留李靖駐守，親自前往參戰，結果大敗而歸。對方的船隻到處亂搶，李靖見其混亂，便派兵出擊，大獲全勝。乾德二年（公元965年）冬，皇上下令*蜀地，劉光毅為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曹彬為都監。峽中郡縣部屬諸將攻城，以滿足軍餉。唯獨曹彬不同意，因而遏制了事端的發生，穩定了軍心。於是在西津口斬敵首級三萬，繳獲船隻十餘艘，受到皇上的褒獎。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劉超佔領荊南，派兵侵犯峽州。《元史》載，元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四月，阿裏海牙攻破沙市，派兵守峽州。帝喜，大宴三日。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十二月，答十八都魯（又驛名達實巴圖爾）攻峽州。先是州城為徐壽輝黨（陳友諒）所陷據。十四年正月，破「偽將」趙明遠於木驢寨，收復峽州。《明史》載，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李自成佔領夷陵、秭歸、巴東等地，並攻破夔州。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兵部尚書楊嗣昌督師夷陵，圍攻李自成。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二月，李自成攻陷夷陵，並派部將馬守應鎮守夷陵。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部屬藺養成、牛萬成鎮守夷陵。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起義軍老回回屯兵夷陵。三月初八至十九日，張獻忠起義軍佔領夷陵城。《清史稿》載，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吳三桂兵犯夷陵，掘壕安塹與清軍相持六載，至十九年兵疲意阻，潛行逃竄，未幾而殄滅無遺。康熙十九年（公元1780年），副都統張長庚統領漢軍1000名至夷陵鎮守。戶部郎中額爾格圖、吏部郎中范承勛各弛驛赴夷陵，督催官兵進剿四川之滇逆。雍正九至十三年（公元1731——1735年），清軍西征准噶爾，調夷陵鎮中、左、右三營兵200名，赴陝隨營進剿，十三年還營。該年六月又調前營官兵赴貴州協剿鎮遠「逆苗」，事竣還營。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小峰獨石寨一帶仍為中營轄區。清政府調遣前營官兵4000名協剿湖南城綏逆苗。宜昌鎮標四營（中營、左營、右營、前營）派騎兵30名、步兵50名、守兵320名，由夷陵鎮軍馬大用總統領。中營游擊鄭昂隨往。轉戰後於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二月十八日行至重慶，奉命班師回營。嘉慶二年（公元1797年），清軍以獨石寨相對的白洋坪為宜昌標左營汛地，知縣何學青派左營千總明亮、吉祥泰領兵攻打起義軍。咸豐七年（1857年）正月，白蓮教從興山進入夷陵，駐營霧渡鋪（小豐獨石寨、雙丫寨和九頭寨等歷代屬霧渡河所轄，1975年撤區並社才歸小豐，現屬黃花鄉）。宜昌鎮中營（與前營、左營、右營等千總比，中營實為大本營）把總高國勛戰死於霧渡河。清嘉慶以來，農民起義軍四起。夷陵故地以李自成之孫李來亨為首，活躍於興山、夷陵一帶，尤其是白蓮教組織，在三峽地區產生了巨大影響。據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東湖縣志》所載，清政府戰死於鎮壓起義軍的千總首領達17人，兵勇達1500餘人（不包括未載冊的普通士兵）。
這里在抗日戰爭時期是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著名的「東方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石牌保衛戰的軍事重地。石牌保衛戰由蔣介石親自布署，陳誠將軍臨陣指揮，對於捍衛當時的民國陪都重慶，具有決定意義。雖然日軍已攻至西南地區貴州之獨山，卻未能拿下戰略要地石牌。石牌保衛戰的遺址至今尚存，多處發現戰壕、炮台和碑石。據碑刻載，曾駐防此地的國軍30軍31師是「血戰台兒庄」的主力部隊。石牌也是「血戰台兒庄」的主要紀念地。
古戰場遺址遺跡遺物。夷陵古戰場遺址遺跡主要有小峰古兵塞群落、白起洞和江南48洞，這是歷代戰爭屯兵和製造武器的要地。古兵塞遺址遺跡在長江西陵峽口北岸，位於宜秭公路25公里處的夷陵小峰

⑺ 夷陵之戰對蜀漢的打擊是什麼，有怎樣的意義呢

其實蜀漢統治走下坡路的標志，不是夷陵之戰，而是關羽之死。關羽死了荊州失守，導致了夷陵之戰。而夷陵之戰的後果，則從根本上導致了蜀漢最後的結局。

不單單是兵力的損失，還有人才的損失，劉備一死人心難攏，盡管諸葛亮神通廣大，但是僅憑諸葛亮一人實在是難以扭轉乾坤。

⑻ <<三國演義>>中的彝陵之戰

當然不是，那是指的當陽之敗。

⑼ 彝陵之戰的簡介

夷陵之戰，又稱彝陵之戰、猇亭之戰。爆發於公元222年，是三國時期吳國（孫權）內 和蜀漢（劉備）容為爭奪戰略要地荊州八郡而進行的一場戰爭，也是中國古代戰爭史上一 次著名的積極防禦的成功戰例。

夷陵之戰中，陸遜善於正確分析敵情，大膽後退誘敵，集中兵力，後發制人，擊其 疲憊，巧用火攻，終於以五萬劣勢的吳軍一舉擊敗兵力佔有優勢的蜀軍，創造了由防禦 轉入反攻的成功戰例，體現了高超的指揮藝術和軍事才能，表明他不愧為一位傑出的軍 事統帥。至於劉備的失敗，也不是偶然的。他「以怒興師」，恃強冒進，犯了兵家之大 忌。在具體作戰指導上，他又不察地利，將軍隊帶入難以展開的二、三百公里的崎嶇山 道之中；同時在吳軍的頑強抵禦面前，又不知道及時改變作戰部署，而採取了錯誤的無 重點處處結營的辦法，終於陷入被動，導致悲慘的失敗，自食「覆軍殺將」的惡果，令 人不勝感慨。
「興復漢室」理想追求的幻滅
夷陵之戰對於三國鼎立的局面也有很大的影響。對蜀漢來說，它大損國力，基本上 毀滅了當年諸葛亮隆中對策時制定的宏偉戰略藍圖。對東吳來說，雖然打贏了戰爭，但 是卻進一步損害了吳、蜀關系，從戰略上看，亦不無失策之處。

⑽ 夷陵之戰的簡述

夷陵之戰復，又稱彝制陵之戰、猇亭之戰，是三國時期蜀漢昭烈帝劉備對東吳發動的大規模戰役，三國「三大戰役」的最後一場。章武元年（221年）七月，也就是劉備稱帝三個月後，劉備以替名將關羽報仇為由，揮兵東征東吳孫權，氣勢強勁。孫權求和不成後，決定一面向曹魏求和、避免兩線作戰，一面派陸遜率軍應戰。陸遜用以逸待勞的方法，阻擋了蜀漢軍的攻勢，更在章武二年（222年）八月夷陵一帶打敗蜀漢軍。夷陵之戰的慘敗，是蜀漢繼關羽失荊州後又一次實力大削，此後，蜀漢成為三國中最弱小的一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