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歷史文化

1. 浙江有什麼歷史淵源~~~

浙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素稱"文物之邦".歷史悠久, 積儲深厚.從考古資料看,早在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就有原始人類"建德人"在今天的浙江西部山區一帶活動.到了距今六,七千年至四,五千年間,浙江境內人類活動的范圍公元十世紀以後,浙江進入封建經濟的繁榮時期,成為當時中國的富庶地區之一。
浙江擁有「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的美譽，更有「文化之邦」、「旅遊之鄉」的盛名，歷史悠久，經濟發達，交通便利，文化昌盛，自從東晉南朝以來就後來居上，千百年來遙遙領先，在21世紀的現代化賽跑中理當再接再厲，更上新台階。筆者針對浙江歷史文化的地域特點初步羅列了遺產中的合理因素：
一寶貴的精神財富之鼓舞：久遠而光榮的歷史，在中華民族史冊上留下濃重一筆。從遠古的建德人開始、河姆渡、馬家浜和良渚原始文化揭開了文明的篇章，傳說中舜的後代受封於上虞和餘姚，大禹治水到過紹興，並長眠在此，在先秦已為百越文化中心，春秋時的越國、三國的孫吳和十國中吳越均以浙江為發端，南宋以臨安為都一度占據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治水英雄大禹可謂大智大勇，公而忘私，制服了兇猛的洪水造福黎民百姓，「三過家門而不入」傳為千古美談；白居易、蘇軾、王安石在浙江任職勤政為民，澤被後世；海瑞在淳安剛正不阿，敢於冒犯權貴，人稱「海青天」。杭州有幸埋下精忠報國的岳飛父子的忠骨；陸游念念不忘收復失地，「位卑未敢忘憂國」激勵了無數志士仁人；名臣於謙以自身行動實現《石灰吟》的絕唱。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報仇雪恥；孫堅父子乃一代梟雄，威震江東成就霸業；抗倭名將戚繼光在浙江招募和訓練「戚家軍」，在台州九戰九捷，平定了倭患。近代浙江在反封建反侵略斗爭中前赴後繼，可歌可泣，鴉片戰爭中壯麗殉國的「定海三總兵」彪炳千秋；鎮海招寶山炮台官兵痛擊法國侵略軍；太平軍馳騁浙江大地掃盪清妖；「鑒湖女俠」秋瑾壯志凌雲，豪氣沖天，不愧為巾幗英雄。浙江兒女的英名偉業真是不勝枚舉，永遠鼓舞我們自尊自信，愛國愛鄉，自強不息，從中獲取強大的精神力量。
二深厚的思想之涵養：浙江先民把一個落後貧窮的蠻荒之地逐步建設成全國領先的膏肓省區，不僅摘掉「南蠻」帽子，而且維持千餘年的前列地位，豐厚的文化折射出璀璨的思想光芒，筆者認為所蘊涵的精華主要有 ：⑴創新精神。「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先秦就形成了特色鮮明的吳越地域文化，後來在學術上自成一家，「浙東學派」長盛不衰。首先或在文章體裁獨創一格，另闢蹊徑，例如王羲之的書法、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魯迅的雜文，蔡東潘編撰二十四史演義的宏篇巨著；其次或在思想體系或文學藝術流派上推陳出新，代有高峰，哲學、史學、繪畫、戲劇中各學派影響深遠，少有亦趨亦步，故步自封的因循守舊，地方戲曲百花齊放，有越劇、婺劇等藝術奇筢。⑵思想解放精神，浙江先民總以開闊的胸懷開風氣之先，少受習慣惰性的束縛，這與臨近海洋環境相關，梁啟超先生有精闢的見解：「海上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能使起精神曰以勇氣，曰以崇高，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於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銳」。如從哲學上東漢的王充大膽批判正統的董仲舒「天人感應」謬論；南宋的陳亮、葉適等開創「事功學派」與程朱理學針鋒相對；浙江是中世紀後期批判哲學和啟蒙思想的搖籃，它總是緊貼時代脈搏，從王陽明的心學繼承了先賢們的主體與現實精神，訴諸良知，注重踐履，沖出壓抑人性、束縛思想的泥潭，促進人們突破經學和理學的藩籬。進而誘導了明末清初啟蒙思潮的異軍突起；以黃宗羲為首章學誠殿後的浙東學派承接王學之餘緒，革新士林習氣，一定程度上活躍了學術界；龔自珍在萬馬齊喑的沉寂中發出「九州生氣恃風雷」的吶喊，拉開近代化的序幕。後來更受到洋務思潮、維新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及新文化運動的「民主」、「科學」精神、馬克思主義的熏陶，成為推進歷史文化前進的動力，章太炎、魯迅堪稱一代宗師。在文學界南宋文壇陸游、李清照、陳亮以表現亡國之恨，渴望收復河山的豪放派詩篇占據主流；封建末世的文藝領域里，呈現明顯的世俗化和自由化傾向，人性的解放左右了創作主流，李漁、洪升等享譽海內；「五四」時期新文學大軍中有魯迅、朱自清、錢玄同、陳望道、徐志摩、張修人等。⑶開放融會精神：由於北方的戰亂、南方相對穩定，加上自然環境優美，使大批北人南遷，包括相當部分的知識分子，王羲之、謝靈運等都是名士，因而極大改變了浙江的社會和文化結構。從秦漢時的「有罪吏民」的流放地，經東晉南朝的開發，隋唐時大運河開通後奮起直追，兩宋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並保持至今。何況因經商和出仕而足跡遍布大江南北，古有「無紹不成衙」、「無寧不成市」的佳話，「紹興師爺」、「寧波幫」名揚天下，故信息暢通，文化交流頻繁。我省不但容納了中原文化的精華，而且不失時機抓住西學東漸的契機，中西文化在此激烈碰撞，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科技，浙江學者對此表現了極大的熱情，如李之藻、楊庭筠、李善蘭學貫中西，開啟東西文化交流的先河。唐宋以後華僑大量出海謀生，人數位居前列，特別是近代留洋學生熱潮迭起，涌現燦爛的科學群星。顯然浙江文化包含的拿來主義精神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例如王充雖然批董但還肯定」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他寫過《問孔》、《刺孟》、《道虛》等可不排斥儒、道、佛的成分；王陽明雖是儒家，卻吸取了佛教、道教的養料等可見一斑，難怪蔡元培先生破天荒地倡導「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教育主張。正因為海納百川，博採眾長，才名流雲集，通過更新自我，不斷輸入新鮮的血液，始終煥發無限的生機和活力。⑷求實經世精神，我省許多思想家強調理論上實事求是，行動上經世致用，主張治學務必講實理，求實效，並在實踐中驗證其是非，反對脫離實際的空談，譬如王充在《論衡》中有《實知》、《知實》中提出「實事疾妄」、「事有證驗，以效實然」等命題；陳亮、葉適的「義利雙行」、「以利和義」命題；呂祖謙有「育實材而求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黃宗羲的「經世應務」等；章學誠的「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觀點。浙江先民注重文化為國計民生服務，利用便利的交通條件和豐富的物產，長期從事經商活動，越國大臣范蠡棄官從商，經營有方而富甲天下；唐代有大商人李德鄰、李延赤、張支信和李處人等往返於日本與寧波、溫州之間；興盛一時的永嘉學派和永康學派受浙東繁盛的商品經濟之感染，標新立異地講究功利，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黃宗羲進一步突破了根深蒂固的「重農邑商」傳統觀念，提倡「工商皆本」，反映了江南資本主義萌芽的興起，處處表明浙江人大多擁有頭腦靈活精明，長於思考，善於經營，富於機變的特質。
三興學重教和耕讀傳家的民風之陶冶：古代私塾和書院星羅棋布，宋代就有書院167座，地方學校遍布；清代有496所；近代新學更是開風氣之先，1897年求是書院（浙大前身）由廖壽豐創辦；經亨頤先生組建的春暉中學與南開齊名，名師薈萃；解放前浙大由馬寅初、蘇步青、竺可楨、錢三強、談家楨等主持，已獲得「劍橋第二」的大名；西冷印社籠絡大名鼎鼎的美術大師，師資陣容蔚為可觀。同時勾踐的卧薪嘗膽精神激發後人發憤苦讀，民間期待成龍成風，崇尚知書達理，全家含辛茹苦，學子們也安貧樂道，好學上進，形成「好學篤志，尊師擇友，弦誦之聲，比屋相聞」的濃厚氛圍，故紹興人以讀書求功名盛況空前，以出足智多謀的師爺龐大群體；東陽有「教授鄉」、「博士縣」的桂冠而聞名全國；金華有「小鄒魯」的別名。進而社會各界紛紛慷慨頰囊，集資辦學蔚然成風，包玉剛、邵逸夫等斥資助學功在千秋，正是說明重教傳統世代相傳，在當今發揚光大。還值得一提的是浙江藏書堪稱一絕，建立藏書樓重於儲存金銀珠寶，自晉至清藏書家約400餘 ，有天一閣、文淵閣、嘉業堂等，人們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因而在優良文化氣氛的潛移默化下，浙江具備全國首屈一指的人才庫，二十五史中南宋列傳人物佔全國12‰；明朝佔14‰‰；清朝佔19‰，杭州、紹興是盛產狀元，對此梁啟超、丁文江先生都有詳細考證。
四人文旅遊資源之優勢：首先，文物在全國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有全國第一批歷史名城中杭州、紹興、寧波榜上有名；全國重點保護文物六處。其次古跡不計其數，比如六和塔、蘭亭、禹陵等，佛教名剎如靈隱寺、國清寺、天童寺和阿育王寺等；更有河姆渡、良渚、馬家浜古人類遺址。再次園林建築佔一席之地，，杭州為七大古都之一，仍有宋城遺留至今；東陽盧宅、蘭溪諸葛八卦村、武義俞源太極村是研究古老文化的活標本。再次工藝美術特產名聞遐邇，一方面絲綢、茶葉、瓷器、中葯製作工藝精良，如紹興黃酒、金華火腿等自古為皇家貢品，也成為傳統出口產品；另一方面杭州織錦、寧波綉花、東陽木雕、永康五金；青田石刻、浦江剪紙等名不虛傳，能工巧匠層出不窮。另外，浙江人還培植了眾多農副產品，如龍井茶、金華佛手和茉莉、茶花；黃岩柑橘、磐安香菇、浙北湖羊等。最後烹飪技藝精湛，風味獨特，五味調和，成為中國八大菜系之一，杭州、寧波、紹興菜又各有千秋，沈括、李漁、袁枚等都論述了烹調藝術，蘇東坡不愧為美食家 ，「東坡肉」揚名四方，杭州的樓外樓令人留連，飲食文化大有學問。現在亟待對這得天獨厚的資源加以清理、保護，使古老瑰寶重新煥發青春。
五人文與科學和諧發展之同步：只要粗略統計一下浙江人才分類，就顯而易見，不禁發現這不僅出類拔萃、色彩紛呈，而且數量之多、門類之齊、成果之豐實屬罕見，筆者僅以兩宋為例，有哲學家「四明慶歷四先生」和「永嘉元豐九先生」；金華、永嘉、永康學派等，文學家中詞人周邦彥、詩人陸游等，史學家有王應膦，畫家劉松年、夏圭、李嵩等，科學家沈括，發明家畢升，數學家揚輝等。也可以清朝前期為例，思想家有黃宗羲、朱之瑜、龔自珍，詩人朱彝尊、袁枚，戲劇家李漁、洪升，史學家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發明家戴梓，建築家俞皓，水利專家陳潢等。因而近代、現代無論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都人才輩出，在全國獨占鰲頭，只有科學與人文的比翼雙飛，才確保了浙江社會經濟和文化的興旺發達。
香港學者金耀基在《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中有過精闢見解：「中國的現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極地對傳統的巨大摧毀，而是積極地去發掘如何使傳統成為獲致當代中國目標的發酵劑，也即如何使傳統成為發生正面的功能」。浙江文化全面輝煌，經久不衰，而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為迎接科教興國的挑戰，我們有志氣，有能力，不斷開拓進取，對傳統歷史文化進行梳理、、揚棄和抉擇，在這片產生了無數棟梁精英的土地上再創輝煌，為祖國的現代化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2. 浙江的歷史

早在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浙江就有原始人類"建德人"活動；境內已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多處，有10000-1300年代上山文化、距今8000年的跨湖橋文化、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馬家浜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春秋時浙江分屬吳、越兩國。秦朝在浙江設會稽郡。三國時富陽人孫權建立吳國。唐朝時浙江先後屬江南東道、兩浙道，漸成省級建制的雛形。五代十國時臨安人錢鏐建立吳越國。元代時浙江屬江浙行中書省。明初改元制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轄11府、l州、75縣，省界區域基本定型。清康熙初年改為浙江省，建制至此確定。
「浙江」是錢塘江的古稱，意為曲折的江水。唐代時，分江南東道設立兩浙道，是為「浙」字第一次成為地方政府的名稱，「浙江」之名由錢塘江流域，延伸至北起長江，南至平陽，西倚茅山、天目山，東濱大海，囊括太湖、錢塘江、甬江、靈江、甌江、飛雲江、鰲江等幾大流域的共同的政治和文化地理名稱。
這一區域在春秋戰國以前為越人聚居地，也是越國的本部，又曾被吳國佔領，後又成為楚國的一部分。秦統一中國後，即在這里設立會稽郡，屬揚州。三國時屬於東吳，兩晉南北朝時期屬於南朝。唐宋之際又相繼為兩浙道、吳越國和兩浙路的轄區，因吳越國內設13個州級行政區，故並稱「兩浙十三州」。吳越國主要范圍均為今天的浙江全境，以及上海市和福建省北部的建甌、寧德、壽光，江蘇省南部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即為今天吳越文化和吳語的占據主導的區域。
明朝初年，設置「浙江布政使司」（初期不含太湖地區的湖州府、嘉興府），治杭州，而一些靠近福建的地區以蒼南金鄉為界，劃入福建行省。自此大致形成了延續至今的浙江省轄區域。

3. 浙江歷史文化名人

一、劉基，字伯溫，青田縣南田鄉（今屬浙江省文成縣）人，故稱劉青田，元末明初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明朝開國元勛，明洪武三年（1370年）封誠意伯，故又稱劉誠意。武宗正德九年追贈太師，謚號文成。

在文學史上，劉基與宋濂、高啟並稱「明初詩文三大家」。中國民間廣泛流傳著「三分天下諸葛亮，一統江山劉伯溫；前朝軍師諸葛亮，後朝軍師劉伯溫」的說法。

二、高明，元末明初人，字則誠，一字晦叔，號菜根道人，人稱「東嘉先生」，浙江瑞安人。出生書香門第、翰墨世家，少博學，精《春秋》，工書法，是一位世界文化名人。

其戲曲作品 《琵琶記》是我國南戲史上第一部由「名公」文人作者參與創作的戲文，代表了南戲藝術的最高成就，是宋元戲文的終結和明清傳奇的先聲，它的誕生標志著南戲創作藝術上的成熟，是傳奇的典範之作，對後世傳奇的發展影響深遠，被譽為「南戲之祖」。

三、張璁，明朝嘉靖年間任朝廷首輔，世稱『張閣老』。明朝嘉靖年間重臣，「大禮議」事件中重要人物，明朝大改革的開啟者。

四、陳傅良：南宋學者，政治家，永嘉學派創始人之一。

永嘉學派，又稱「事功學派」、「功利學派」等，是南宋時期在浙東永嘉（今溫州）地區形成的、提倡事功之學的一個儒家學派，是南宋浙東學派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學派。因其代表人物多為浙江永嘉人，故名。

五、孫詒讓：清代語言學家，第一個破譯甲骨文的學者，朴學大師，字仲容，瑞安城關人。

六、夏承燾（1900——1986），詞學宗師，字瞿禪，溫州市區人。

4. 浙江省有哪些歷史文化古跡和古鎮越詳細越好

距今6000-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和距今4000-5000年的良渚文化是浙江悠久燦爛的史前文化的傑出代表。在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種類齊全的骨、石、陶、木製成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大量保存完好的古代稻穀，榫卯結構清楚的木構件，以及色彩鮮艷的漆碗，依然能吹出動聽音響的陶塤、骨哨等。良渚文化以發達的黑陶製作和精美絕倫的玉器製作聞名，曾經存在世界上早期的大規模犁耕稻作農業、大型營建工程及社會組織形態。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發現，證明了長江流域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

浙江文化歷史悠久，手工業發達，如春秋、戰國時（前770－前221年）越國的鑄劍，東漢時（25－220年）的制瓷技術和銅鏡製作工藝，唐代（618－907年）以後的絲綢、雕版印刷、造塔、寺院建築、佛像雕塑技藝。始鐫於南齊建武年間（494－497年）的新昌大佛寺彌勒像，被稱為「江南第一大佛」。北宋開寶三年（970年）建的杭州六和塔、唐中和四年（884年建內塔）和北宋開寶年間（968－975年建外塔）建的湖州飛英塔等，被譽為全國造塔工藝的典範。

文博古跡

浙江文物古跡眾多。全省現有杭州、紹興、寧波、衢州、臨海等5座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有杭州六和塔、岳飛墓，寧波保國寺、天一閣，紹興古纖道、大禹陵 ，衢州南宗孔氏家廟，湖州飛英塔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73處。浙北三古鎮（湖州的南潯、桐鄉的烏鎮、嘉善的西塘）、浙江青瓷窯遺址、杭州良渚遺址、浙江木拱廊橋、杭州西湖·龍井茶、寧波海上絲綢之路等6處景點申請列世界遺產預備清單。

浙江是中國博物館事業發展較早的省份。浙江省博物館的前身——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始建於1929年，是中國早期建立的博物館之一。浙江現有各類博物館、紀念館140餘個。浙江省博物館館藏文物10萬余件。中國絲綢博物館、中國茶葉博物館、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胡慶余堂中葯博物館、河姆渡遺址博物館、良渚文化博物館等在中國眾多的博物館中具有鮮明特色。

浙江的藏書之盛在中國自古聞名。寧波天一閣、杭州文瀾閣、湖州嘉業堂、瑞安玉海樓等著名藏書樓在保存古代文獻、培養人才、促進學術研究等方面素負盛名。

5. 浙江歷史文化相關問題

良渚文化中物質文化十分發達,以鼎、豆、盤、雙鼻壺、帶流壺、帶流杯、尊、簋為典回型器,用於答祭禮的玉器更為發達,墓葬規格、聚落布局體現出嚴格的等級差別。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夾細砂的灰黑陶和泥質灰胎黑皮陶為主。輪制較普遍。一般器壁較薄，器表以素麵磨光的為多，少數有精細的刻劃花紋和鏤孔。圈足器、三足器較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魚鰭形或斷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節形把的豆、貫耳壺、大圈足淺腹盤、寬把帶流杯等。琮、璧一類玉器數量之多和工藝之精，為同時代其他文化所未見。石器磨製精緻，新出現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鐮和階形有段錛等器形。
良渚文化遺址主要分布在東到上海,南至錢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為界,北達寧鎮地區邊緣的長江以南,圍繞太湖大致呈三角狀,其影響達浙東、浙西南、皖南、華南、山東、蘇北等地。
良渚文化源於崧澤文化,由於北進失利及水患,良諸文化主體很快衰落。良渚文化中文字和城址已露端倪,從社會形態特徵來說, 良渚文化第三期已進入原始文明社會。良渚文化剌激了中原地區原始文明的極大發展,並產生劇變,最終形成了中國繁榮的早期文明,夏商文明禮儀制度中的琮、鉞和神人獸面紋即來自良渚文化因素。

6. 浙江有什麼悠久的歷史啊

浙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素稱"文物之邦".歷史悠久, 積儲深厚.從考古資料看,早在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就有原始人類"建德人"在今天的浙江西部山區一帶活動.到了距今六,七千年至四,五千年間,浙江境內人類活動的范圍公元十世紀以後,浙江進入封建經濟的繁榮時期,成為當時中國的富庶地區之一 浙江擁有「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的美譽，更有「文化之邦」、「旅遊之鄉」的盛名，歷史悠久，經濟發達，交通便利，文化昌盛，自從東晉南朝以來就後來居上，千百年來遙遙領先，在21世紀的現代化賽跑中理當再接再厲，更上新台階。筆者針對浙江歷史文化的地域特點初步羅列了遺產中的合理因素： 一寶貴的精神財富之鼓舞：久遠而光榮的歷史，在中華民族史冊上留下濃重一筆。從遠古的建德人開始、河姆渡、馬家浜和良渚原始文化揭開了文明的篇章，傳說中舜的後代受封於上虞和餘姚，大禹治水到過紹興，並長眠在此，在先秦已為百越文化中心，春秋時的越國、三國的孫吳和十國中吳越均以浙江為發端，南宋以臨安為都一度占據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治水英雄大禹可謂大智大勇，公而忘私，制服了兇猛的洪水造福黎民百姓，「三過家門而不入」傳為千古美談；白居易、蘇軾、王安石在浙江任職勤政為民，澤被後世；海瑞在淳安剛正不阿，敢於冒犯權貴，人稱「海青天」。杭州有幸埋下精忠報國的岳飛父子的忠骨；陸游念念不忘收復失地，「位卑未敢忘憂國」激勵了無數志士仁人；名臣於謙以自身行動實現《石灰吟》的絕唱。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報仇雪恥；孫堅父子乃一代梟雄，威震江東成就霸業；抗倭名將戚繼光在浙江招募和訓練「戚家軍」，在台州九戰九捷，平定了倭患。近代浙江在反封建反侵略斗爭中前赴後繼，可歌可泣，鴉片戰爭中壯麗殉國的「定海三總兵」彪炳千秋；鎮海招寶山炮台官兵痛擊法國侵略軍；太平軍馳騁浙江大地掃盪清妖；「鑒湖女俠」秋瑾壯志凌雲，豪氣沖天，不愧為巾幗英雄。浙江兒女的英名偉業真是不勝枚舉，永遠鼓舞我們自尊自信，愛國愛鄉，自強不息，從中獲取強大的精神力量。

7. 浙江省目前的七個歷史文化名城是那幾個

浙江省內國家級、省級、市級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文化名鎮、歷史文化名村

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6個）：杭州、紹興、寧波、衢州、臨海、金華

全國歷史文化名鎮（6個）：嘉善縣西塘鎮、桐鄉市烏鎮、湖州南潯區南潯鎮、紹興縣安昌鎮、寧波江北區慈城鎮、象山縣石浦鎮

全國歷史文化名村（2個）：武義縣俞源鄉俞源村、武義縣武陽鎮郭洞村

省級歷史文化名城（第一批1991年10月公布，6個）：溫州、餘姚、湖州、舟山定海、金華（已升國家級）、東陽

省級歷史文化名城（第二批，2000年1月21日公布，6個）：嘉興、蘭溪、天台、松陽、瑞安、龍泉

省級歷史文化名鎮（1991年10月日公布，15個）：餘杭塘棲鎮、蕭山衙前鎮、寧波江北慈城鎮、餘姚梁弄鎮、象山石浦鎮、永嘉岩頭鎮、湖州南潯鎮、海寧鹽官鎮、桐鄉烏鎮、紹興東浦鎮、紹興柯橋鎮、紹興安昌鎮、諸暨楓橋鎮、江山二十八都鎮、溫嶺市箬山鎮（已並入石塘鎮）

省級歷史文化名村（1991年10月日公布，4個）：樂清仙溪鎮南閣村、永嘉岩頭鎮蒼坡村、餘姚市梁弄鎮橫坎頭村、遂昌縣焦灘鄉獨山村

省級歷史文化保護區（2000年1月21日公布，25個）：蕭山進化鎮、建德市新葉、富陽市龍門鎮、臨安市河橋鄉、寧海縣前童鎮、慈溪市鳴鶴鎮（現屬觀海衛鎮）、永嘉縣楓林鎮、平陽縣騰蛟鎮、嘉善縣西塘鎮、嵊州市崇仁鎮、諸暨市斯宅民居、金華縣曹宅鎮、武義縣俞源鄉、義烏市赤岸鎮、浦江縣鄭宅鎮、仙居縣皤灘鄉、台州市路橋、溫嶺市新河鎮、舟山市馬嶴鎮、平湖市當湖鎮南河頭、金華縣孝順鎮山頭下村、武義縣武陽鎮郭洞村、縉雲縣新建鎮河陽村、慶元縣松源鎮大濟村、松陽縣大東壩鎮石倉村

省級歷史文化村鎮（2006年6月2日公布，33個）：桐廬縣深澳鎮（現與窄溪、石阜2鎮合並為江南鎮）、淳安縣浪川鄉芹川村、奉化市溪口鎮岩頭村、溫州市甌海區澤雅鎮的水碓坑村和黃坑村、瑞安市飛雲鎮林垟、永嘉縣岩坦鎮嶼北村、蒼南縣橋墩鎮碗窯村、蒼南縣金鄉鎮、泰順縣雅陽鎮的百福岩村和塔頭底村、德清縣新市鎮、嘉興市新塍鎮、嵊州市金庭鎮華堂村、嵊州市竹溪鄉竹溪村、義烏市佛堂鎮、永康市石柱鎮厚吳村、蘭溪市女埠街道虹霓山村、蘭溪市永昌街道、武義縣大田鄉嶺下湯村、浦江縣白馬鎮嵩溪村、江山市清湖鎮、江山市石門鎮清漾村、龍游縣湖鎮鎮、龍游縣石佛鄉三門源村、開化縣霞山鄉、溫嶺市溫嶠鎮、天台縣街頭鎮、仙居縣白塔鎮高遷古村落、麗水市蓮都區西溪鄉、青田縣阜山鄉、松陽縣赤壽鄉界首村、遂昌縣王村口鎮、龍泉市龍南鄉上田村、岱山縣東沙鎮

省級歷史文化街區（2006年6月2日公布，2個）：海寧市南關廂、台州市椒江區章安

溫州市級歷史文化街區（第一批，2006年12月21日公布，1個）：平陽縣昆陽鎮坡南街區

溫州市級歷史文化村鎮（第一批，2006年12月21日公布，12個）：平陽縣鳳卧鎮、平陽縣青街畲族鄉、文成縣南田鎮、泰順縣筱村鎮、瑞安市高樓鄉、樂清市仙溪鎮北閣村、樂清市城北鄉黃檀硐村、樂清市淡溪鎮黃塘村、永嘉縣大若岩鎮埭頭村、永嘉縣潘坑鄉岩龍村、文成縣嶺後鄉雅庄村、泰順縣新浦鄉庫村

寧波市級歷史文化村鎮（第一批，2005年8月日公布，10個）：奉化市溪口鎮岩頭村、餘姚市大嵐鎮柿林村、餘姚市梨洲街道金冠村、寧海縣深甽鎮清潭村、象山縣曉塘鄉黃埠村、象山縣西周鎮儒雅洋村、鄞州區茅山鎮走馬塘村、鄞州區章水鎮蜜岩村、江北區慈城鎮半浦村、東錢湖旅遊渡假區東錢湖鎮韓嶺村

浙江的國家級風景名勝區18處
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 富春江—新安江風景名勝區 雁盪山風景名勝區 普陀山風景名勝區 天台山風景名勝區 嵊泗列島風景名勝區 楠溪江風景名勝區 莫干山風景名勝區 雪竇山風景名勝區 雙龍風景名勝區 仙都風景名勝區 江郎山風景名勝區 仙居風景名勝區 浣江—五泄風景名勝區 方岩風景名勝區 百丈祭飛雲湖風景名勝區 方山—長嶼硐天風景名勝區 浙江省的天姥山風景名勝區

西湖 宋城 雷峰塔 杭州樂園 未來世界 東方文化園 野生動物世界 雙溪竹海 千島湖 瑤琳仙境 浙西大峽谷 安吉竹子博覽園 烏鎮 西塘 大慈岩 大明山 南潯 太湖 富春桃源 桐廬垂雲通天河 鹽官觀潮 嘉興南湖
魯迅故里 柯岩 蘭亭 會稽山 五泄 新昌大佛寺 普陀山 溪口
滕頭 寧波天一閣 天下玉苑 雅戈爾動物園 丹山赤水 五龍潭 中國漁村 寧波松蘭山海濱
天台山 仙都 八面山影視城 長嶼硐天 臨海江南長城 雁盪山 楠溪江 天目山 溫州江心嶼 龍游石窟 仙居 江郎山 義烏國際商貿城 諸葛八卦村 仙華山 雙龍

8. 浙江的歷史是什麼

早在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浙江就有原始人類"建德人"活動；境內已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100多處，有10000-1300年代上山文化、距今8000年的跨湖橋文化、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馬家浜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春秋時浙江分屬吳、越兩國。秦朝在浙江設會稽郡。三國時富陽人孫權建立吳國。唐朝時浙江先後屬江南東道、兩浙道，漸成省級建制的雛形。五代十國時臨安人錢鏐建立吳越國。元代時浙江屬江浙行中書省。明初改元制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轄11府、l州、75縣，省界區域基本定型。清康熙初年改為浙江省，建制至此確定。
「浙江」是錢塘江的古稱，意為曲折的江水。唐代時，分江南東道設立兩浙道，是為「浙」字第一次成為地方政府的名稱，「浙江」之名由錢塘江流域，延伸至北起長江，南至平陽，西倚茅山、天目山，東濱大海，囊括太湖、錢塘江、甬江、靈江、甌江、飛雲江、鰲江等幾大流域的共同的政治和文化地理名稱。
這一區域在春秋戰國以前為越人聚居地，也是越國的本部，又曾被吳國佔領，後又成為楚國的一部分。秦統一中國後，即在這里設立會稽郡，屬揚州。三國時屬於東吳，兩晉南北朝時期屬於南朝。唐宋之際又相繼為兩浙道、吳越國和兩浙路的轄區，因吳越國內設13個州級行政區，故並稱「兩浙十三州」。吳越國主要范圍均為今天的浙江全境，以及上海市和福建省北部的建甌、寧德、壽光，江蘇省南部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即為今天吳越文化和吳語的占據主導的區域。
明朝初年，設置「浙江布政使司」（初期不含太湖地區的湖州府、嘉興府），治杭州，而一些靠近福建的地區以蒼南金鄉為界，劃入福建行省。自此大致形成了延續至今的浙江省轄區域。

9. 有關浙江歷史的資料

浙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素稱"文物之邦".歷史悠久, 積儲深厚.從考古資料看,早在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就有原始人類"建德人"在今天的浙江西部山區一帶活動.到了距今六,七千年至四,五千年間,浙江境內人類活動的范圍公元十世紀以後,浙江進入封建經濟的繁榮時期,成為當時中國的富庶地區之一

浙江擁有「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的美譽，更有「文化之邦」、「旅遊之鄉」的盛名，歷史悠久，經濟發達，交通便利，文化昌盛，自從東晉南朝以來就後來居上，千百年來遙遙領先，在21世紀的現代化賽跑中理當再接再厲，更上新台階。筆者針對浙江歷史文化的地域特點初步羅列了遺產中的合理因素：
一寶貴的精神財富之鼓舞：久遠而光榮的歷史，在中華民族史冊上留下濃重一筆。從遠古的建德人開始、河姆渡、馬家浜和良渚原始文化揭開了文明的篇章，傳說中舜的後代受封於上虞和餘姚，大禹治水到過紹興，並長眠在此，在先秦已為百越文化中心，春秋時的越國、三國的孫吳和十國中吳越均以浙江為發端，南宋以臨安為都一度占據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治水英雄大禹可謂大智大勇，公而忘私，制服了兇猛的洪水造福黎民百姓，「三過家門而不入」傳為千古美談；白居易、蘇軾、王安石在浙江任職勤政為民，澤被後世；海瑞在淳安剛正不阿，敢於冒犯權貴，人稱「海青天」。杭州有幸埋下精忠報國的岳飛父子的忠骨；陸游念念不忘收復失地，「位卑未敢忘憂國」激勵了無數志士仁人；名臣於謙以自身行動實現《石灰吟》的絕唱。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報仇雪恥；孫堅父子乃一代梟雄，威震江東成就霸業；抗倭名將戚繼光在浙江招募和訓練「戚家軍」，在台州九戰九捷，平定了倭患。近代浙江在反封建反侵略斗爭中前赴後繼，可歌可泣，鴉片戰爭中壯麗殉國的「定海三總兵」彪炳千秋；鎮海招寶山炮台官兵痛擊法國侵略軍；太平軍馳騁浙江大地掃盪清妖；「鑒湖女俠」秋瑾壯志凌雲，豪氣沖天，不愧為巾幗英雄。浙江兒女的英名偉業真是不勝枚舉，永遠鼓舞我們自尊自信，愛國愛鄉，自強不息，從中獲取強大的精神力量。
二深厚的思想之涵養：浙江先民把一個落後貧窮的蠻荒之地逐步建設成全國領先的膏肓省區，不僅摘掉「南蠻」帽子，而且維持千餘年的前列地位，豐厚的文化折射出璀璨的思想光芒，筆者認為所蘊涵的精華主要有 ：⑴創新精神。「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先秦就形成了特色鮮明的吳越地域文化，後來在學術上自成一家，「浙東學派」長盛不衰。首先或在文章體裁獨創一格，另闢蹊徑，例如王羲之的書法、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魯迅的雜文，蔡東潘編撰二十四史演義的宏篇巨著；其次或在思想體系或文學藝術流派上推陳出新，代有高峰，哲學、史學、繪畫、戲劇中各學派影響深遠，少有亦趨亦步，故步自封的因循守舊，地方戲曲百花齊放，有越劇、婺劇等藝術奇筢。⑵思想解放精神，浙江先民總以開闊的胸懷開風氣之先，少受習慣惰性的束縛，這與臨近海洋環境相關，梁啟超先生有精闢的見解：「海上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能使起精神曰以勇氣，曰以崇高，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於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銳」。如從哲學上東漢的王充大膽批判正統的董仲舒「天人感應」謬論；南宋的陳亮、葉適等開創「事功學派」與程朱理學針鋒相對；浙江是中世紀後期批判哲學和啟蒙思想的搖籃，它總是緊貼時代脈搏，從王陽明的心學繼承了先賢們的主體與現實精神，訴諸良知，注重踐履，沖出壓抑人性、束縛思想的泥潭，促進人們突破經學和理學的藩籬。進而誘導了明末清初啟蒙思潮的異軍突起；以黃宗羲為首章學誠殿後的浙東學派承接王學之餘緒，革新士林習氣，一定程度上活躍了學術界；龔自珍在萬馬齊喑的沉寂中發出「九州生氣恃風雷」的吶喊，拉開近代化的序幕。後來更受到洋務思潮、維新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及新文化運動的「民主」、「科學」精神、馬克思主義的熏陶，成為推進歷史文化前進的動力，章太炎、魯迅堪稱一代宗師。在文學界南宋文壇陸游、李清照、陳亮以表現亡國之恨，渴望收復河山的豪放派詩篇占據主流；封建末世的文藝領域里，呈現明顯的世俗化和自由化傾向，人性的解放左右了創作主流，李漁、洪升等享譽海內；「五四」時期新文學大軍中有魯迅、朱自清、錢玄同、陳望道、徐志摩、張修人等。⑶開放融會精神：由於北方的戰亂、南方相對穩定，加上自然環境優美，使大批北人南遷，包括相當部分的知識分子，王羲之、謝靈運等都是名士，因而極大改變了浙江的社會和文化結構。從秦漢時的「有罪吏民」的流放地，經東晉南朝的開發，隋唐時大運河開通後奮起直追，兩宋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並保持至今。何況因經商和出仕而足跡遍布大江南北，古有「無紹不成衙」、「無寧不成市」的佳話，「紹興師爺」、「寧波幫」名揚天下，故信息暢通，文化交流頻繁。我省不但容納了中原文化的精華，而且不失時機抓住西學東漸的契機，中西文化在此激烈碰撞，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科技，浙江學者對此表現了極大的熱情，如李之藻、楊庭筠、李善蘭學貫中西，開啟東西文化交流的先河。唐宋以後華僑大量出海謀生，人數位居前列，特別是近代留洋學生熱潮迭起，涌現燦爛的科學群星。顯然浙江文化包含的拿來主義精神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例如王充雖然批董但還肯定」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他寫過《問孔》、《刺孟》、《道虛》等可不排斥儒、道、佛的成分；王陽明雖是儒家，卻吸取了佛教、道教的養料等可見一斑，難怪蔡元培先生破天荒地倡導「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教育主張。正因為海納百川，博採眾長，才名流雲集，通過更新自我，不斷輸入新鮮的血液，始終煥發無限的生機和活力。⑷求實經世精神，我省許多思想家強調理論上實事求是，行動上經世致用，主張治學務必講實理，求實效，並在實踐中驗證其是非，反對脫離實際的空談，譬如王充在《論衡》中有《實知》、《知實》中提出「實事疾妄」、「事有證驗，以效實然」等命題；陳亮、葉適的「義利雙行」、「以利和義」命題；呂祖謙有「育實材而求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黃宗羲的「經世應務」等；章學誠的「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觀點。浙江先民注重文化為國計民生服務，利用便利的交通條件和豐富的物產，長期從事經商活動，越國大臣范蠡棄官從商，經營有方而富甲天下；唐代有大商人李德鄰、李延赤、張支信和李處人等往返於日本與寧波、溫州之間；興盛一時的永嘉學派和永康學派受浙東繁盛的商品經濟之感染，標新立異地講究功利，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黃宗羲進一步突破了根深蒂固的「重農邑商」傳統觀念，提倡「工商皆本」，反映了江南資本主義萌芽的興起，處處表明浙江人大多擁有頭腦靈活精明，長於思考，善於經營，富於機變的特質。
三興學重教和耕讀傳家的民風之陶冶：古代私塾和書院星羅棋布，宋代就有書院167座，地方學校遍布；清代有496所；近代新學更是開風氣之先，1897年求是書院（浙大前身）由廖壽豐創辦；經亨頤先生組建的春暉中學與南開齊名，名師薈萃；解放前浙大由馬寅初、蘇步青、竺可楨、錢三強、談家楨等主持，已獲得「劍橋第二」的大名；西冷印社籠絡大名鼎鼎的美術大師，師資陣容蔚為可觀。同時勾踐的卧薪嘗膽精神激發後人發憤苦讀，民間期待成龍成風，崇尚知書達理，全家含辛茹苦，學子們也安貧樂道，好學上進，形成「好學篤志，尊師擇友，弦誦之聲，比屋相聞」的濃厚氛圍，故紹興人以讀書求功名盛況空前，以出足智多謀的師爺龐大群體；東陽有「教授鄉」、「博士縣」的桂冠而聞名全國；金華有「小鄒魯」的別名。進而社會各界紛紛慷慨頰囊，集資辦學蔚然成風，包玉剛、邵逸夫等斥資助學功在千秋，正是說明重教傳統世代相傳，在當今發揚光大。還值得一提的是浙江藏書堪稱一絕，建立藏書樓重於儲存金銀珠寶，自晉至清藏書家約400餘 ，有天一閣、文淵閣、嘉業堂等，人們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因而在優良文化氣氛的潛移默化下，浙江具備全國首屈一指的人才庫，二十五史中南宋列傳人物佔全國12‰；明朝佔14‰‰；清朝佔19‰，杭州、紹興是盛產狀元，對此梁啟超、丁文江先生都有詳細考證。
四人文旅遊資源之優勢：首先，文物在全國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有全國第一批歷史名城中杭州、紹興、寧波榜上有名；全國重點保護文物六處。其次古跡不計其數，比如六和塔、蘭亭、禹陵等，佛教名剎如靈隱寺、國清寺、天童寺和阿育王寺等；更有河姆渡、良渚、馬家浜古人類遺址。再次園林建築佔一席之地，，杭州為七大古都之一，仍有宋城遺留至今；東陽盧宅、蘭溪諸葛八卦村、武義俞源太極村是研究古老文化的活標本。再次工藝美術特產名聞遐邇，一方面絲綢、茶葉、瓷器、中葯製作工藝精良，如紹興黃酒、金華火腿等自古為皇家貢品，也成為傳統出口產品；另一方面杭州織錦、寧波綉花、東陽木雕、永康五金；青田石刻、浦江剪紙等名不虛傳，能工巧匠層出不窮。另外，浙江人還培植了眾多農副產品，如龍井茶、金華佛手和茉莉、茶花；黃岩柑橘、磐安香菇、浙北湖羊等。最後烹飪技藝精湛，風味獨特，五味調和，成為中國八大菜系之一，杭州、寧波、紹興菜又各有千秋，沈括、李漁、袁枚等都論述了烹調藝術，蘇東坡不愧為美食家 ，「東坡肉」揚名四方，杭州的樓外樓令人留連，飲食文化大有學問。現在亟待對這得天獨厚的資源加以清理、保護，使古老瑰寶重新煥發青春。
五人文與科學和諧發展之同步：只要粗略統計一下浙江人才分類，就顯而易見，不禁發現這不僅出類拔萃、色彩紛呈，而且數量之多、門類之齊、成果之豐實屬罕見，筆者僅以兩宋為例，有哲學家「四明慶歷四先生」和「永嘉元豐九先生」；金華、永嘉、永康學派等，文學家中詞人周邦彥、詩人陸游等，史學家有王應膦，畫家劉松年、夏圭、李嵩等，科學家沈括，發明家畢升，數學家揚輝等。也可以清朝前期為例，思想家有黃宗羲、朱之瑜、龔自珍，詩人朱彝尊、袁枚，戲劇家李漁、洪升，史學家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發明家戴梓，建築家俞皓，水利專家陳潢等。因而近代、現代無論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都人才輩出，在全國獨占鰲頭，只有科學與人文的比翼雙飛，才確保了浙江社會經濟和文化的興旺發達。

香港學者金耀基在《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中有過精闢見解：「中國的現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極地對傳統的巨大摧毀，而是積極地去發掘如何使傳統成為獲致當代中國目標的發酵劑，也即如何使傳統成為發生正面的功能」。浙江文化全面輝煌，經久不衰，而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為迎接科教興國的挑戰，我們有志氣，有能力，不斷開拓進取，對傳統歷史文化進行梳理、、揚棄和抉擇，在這片產生了無數棟梁精英的土地上再創輝煌，為祖國的現代化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10. 簡述浙江史前文化

1 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成就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大國。稻作農業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已經證明，早在史前時代中國的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就發展出了較成熟的稻作農業。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經歷了從起源、產生、發展，到成熟的全過程。大致說來，新石器時代早期是稻作農業的起源時期，新石器時代中期是稻作農業產生的時期，新石器時代晚期是稻作農業大發展的時期，新石器時代末期是稻作農業的成熟時期。正是在史前稻作農業發展的基礎上，中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廣大地區才產生出了豐富多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顯示出史前稻作農業的輝煌成就，並最終從史前走向了文明。

一、新石器時代早期史前稻作農業的起源

稻作農業是對栽培稻的耕種。現代植物學、遺傳學、農學的研究已經揭示出，栽培稻是由普通野生稻經人工培育馴化以後，改變其遺傳性狀而來的。普通野生稻是一種多年生的可食用植物，栽培稻則是一種一年生的糧食作物。要把普通野生稻培育馴化成栽培稻，其中要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是在人類歷史的初期，生產力水平還十分原始的情況下，這個過程更要漫長。那麼，我們的遠古祖先是在什麼情況下、什麼時候、如何把野生稻培育馴化成栽培稻的呢?1994年中美聯合考古發掘了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兩個遺址以及大約同一時期湖南省的考古學家在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的發掘，都為探索稻作農業的起源提供了初步線索。仙人洞是一個洞穴遺址，其附近的吊桶環是一個臨時營地兼作獵物屠宰場的自然岩棚。在這兩地的發掘發現了三個時期的堆積(1)。舊石器時代晚期只見於吊桶環下層(即J～O層)，碳14測年未校正數據約在公元前1．8萬年以後。中石器時代(或歸屬舊石器晚期之末)包括吊桶環中層(即F～1層)和仙人洞下層。以上兩個時期主要出土打制石器，未見磨製石器，也無陶器。新石器時代早期包括吊桶環上層(即B～E層)和仙人洞上層，碳14測年約公元前1．4萬～前9000年(未校正)，最大的變化是新出現少量的磨製石器或局部磨製石器，特別是新出現了較多陶器。其顯著的特點是栽培稻、磨製石器和陶器共存。

二、新石器時代中期史前稻作農業的產生

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在長江流域產生了較穩定的稻作農業。稻作農業生產開始逐漸成為當時一個獨立的經濟部門。這在長江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2 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成就
以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為代表的彭頭山文化是長江中游地區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碳14測定年代大致為公元前7000—前6000年。198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彭頭山遺址的發掘在許多陶片中都發現夾有大量的炭化稻殼和稻穀。經有關專家鑒定，它們是否屬於栽培稻尚不能確定。但同時在彭頭山還發現有水稻花粉，卵圓形，個體37．5—40微米，具單孔，孔較大，邊緣加厚，孔徑連加厚的邊緣約10—12微米，花粉輪廓線較清楚，表面光滑。研究者認為，從進化的觀點來看，農作物的花粉在自然和人為選擇下，其個體及萌發孔逐漸增大。因此，彭頭山的這些水稻花粉與浙江河姆渡發現的水稻花粉形態一致，與現代水稻接近(6)。特別重要的是，在屬於同一文化的湖南澧縣八十壋遺址也發現了大量炭化的稻穀和稻米，總數大約1．5萬粒，是迄今中國史前遺址出土炭化稻穀和稻米最多的一個地點。經對373粒稻穀和稻米作形態分析研究，認定八十壋的稻穀遺存是一群秈、粳、野特徵兼有的小粒種類型，而且是一個正在向秈、粳演化的多向分化群體(7)。據此可以認為，彭頭山文化已有了早期的稻作農業。彭頭山文化出土的稻作遺存不僅是我國，也是世界上目前已知早期最豐富的稻作農業資料，它對於研究稻作農業的產生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

彭頭山古環境的分析也反映出彭頭山文化的經濟生活是從事稻作農業生產的。彭頭山地處澧水沖積平原 澧陽平原的低崗上，東臨洞庭湖，西倚武陵山，北有涔水，南為澧水，屬亞熱帶氣候。人類在此居住以後，原生的杉木林遭到破壞。彭頭山文化時期，自然植被從森林演變為森林-草原。人們在山崗附近的水域邊緣種植水稻。因此森林-草原的環境很可能是最有利於農業起源的地方(8)。在八十壋遺址還出土有許多動物和家畜骨骼。動物骨骼主要有鹿、麂、魚骨，反映狩獵和捕魚在當時經濟生活中還佔有一定位置。家畜骨骼有牛、豬、雞骨，其中牛骨較多。此外，還出土大量菱角、芡實和蓮子，可能為當時人們採集食用的野生植物。

分布在鄂西長江兩岸的城背溪文化的經濟生活也是以種植水稻為基礎的史前稻作農業。考古發掘在城背溪文化的陶器夾炭陶上陶胎中往往發現有大量炭化稻草、谷殼的殘痕(13)。在宜都枝城北遺址採集到包含稻穀殼的陶片和紅燒土塊。同時各地還發現有大量農業生產工具石鏟。

3 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成就
除長江中游地區以外，在長江下游的浙江省也發現有這一時期的稻作農業文化遺存。蕭山市跨湖橋遺址和浦江縣黃宅鎮渠南村遺址均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0年在跨湖橋遺址的首次發掘，就已經認識到這是一處早於河姆渡的新石器時代遺址(14)。2001年的發掘，不僅再一次地肯定了這一點，而且在T041O：9層，即該遺址的最底層，出土了許多稻穀顆粒。同時還發現有稻作農業的生產工具骨耜，說明稻作農業已經誕生。(15)渠南村遺址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年發掘，發現有夾炭陶、石磨盤、圓石球等，陶器多厚胎，低溫燒制，陶胎中可見明顯的稻穀殼粒，粒形細長。該遺址最早的年代(底層第7層)為距今9700年，最晚的年代(上面第3層)距今8200年(均未校正)(16)，早於跨湖橋，成為浙江省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史前稻作農業文化遺存。

上述考古發現表明，這一時期史前稻作農業已經成為長江流域的主要生產部門。先民們有了新的食物來源，史前稻作農業成為他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新的物質基礎。因而，較穩固的定居聚落在各地普遍出現，史前文化的內容也逐步豐富起來。先民們不僅種植稻穀，食用稻米，還懂得利用稻穀殼或稻草作孱合料米燒制陶器。同時，史前稻作農業還向北傳播到屬於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系統偏南的地區，如在豫中南淮河上游和陝南的漢水上游，早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也栽種了水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對舞陽賈湖遺址進行的考古發掘中，發現炭化稻米1000多粒，還在土壤中發現水稻硅酸體和紅燒土中保存完好的稻殼印痕。經研究確定「賈湖先民種植的稻種是一種尚處於秈、粳分化過程中的，以粳型特徵為主的，具有原始形態的栽培稻。」被農學家建議定名為「賈湖古稻(17)。

這一切都表明，史前稻作農業生產已經產生，成為長江流域史前氏族社會發展的新的物質基礎。

三、新石器時代晚期史前稻作農業的發展

公元前5000～前3000年左右，史前稻作農業得到全面大發展，長江中下游成為兩個發展較快的先進地區。在這兩個地區分別出現了一些以發達的史前稻作農業為基礎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長江下游地區有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鄧，長江中游地區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嶺文化。

四、新石器時代末期史前稻作農業的成熟

4 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成就
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末期，史前稻作農業走向成熟，為史前社會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可以長江下游地區這一時期前段的良渚文化和長江中游地區這一時期後段的石家河文化為代表。

長江下游地區年代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發現較早，但良渚文化的稻作農業是新中國建立以後發現的。1956和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發現並先後二次發掘了浙江吳興(現湖州市)錢山漾遺址。在這里除發現大量的石器、陶器、竹木器、絲綢和草編織物外，還發現稻穀、桃核、菱角及「甜瓜子」、「蠶豆」、「花生」等植物遺存(29)。這是良渚文化史前稻作農業的首次考古發現，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同時，浙江省文管會在杭州水田畈遺址的發掘中，也發現同錢山漾遺址一樣豐富的文化遺存，特別是史前稻穀的再次發現，肯定了良渚文化是以稻作農業為主要經濟部門的一個新石器時代文化(30)。從而也說明中國稻作農業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史前時代的良渚文化時期就已達到較成熟的水平。

以後，良渚文化稻作農業遺存發現得更多。有學者統計在長江中下游共發現出土史前稻作遺存101個地點，長江下游44個，中游有57個；在長江下游的44個地點中，僅良渚文化的地點就至少有20個，占長江下游總數的約50％(31)。良渚文化發現出土史前稻作遺存的地點比中國任何一個新石器時代文化都要多。

1992年南京博物院在吳江龍南遺址的發掘，孢粉分析結果顯示，良渚文化時期大型禾本科花粉大量增加，表明人們種植水稻的面積擴大(32)。更重要的是，還利用植物蛋白石的分析方法，判明了良渚文化的水田位置、稻穀類型，並進而估計了稻作產量。在良渚層之下發現有適宜生長在半沼澤地的蘆葦植物蛋白石，良渚層之上兩層分別有古代和近代的水稻植物蛋白石。由此表明，龍南的良渚文化層很可能就是良渚人耕種的水田。經鑒定分析，良渚文化層的土樣中含有大量粳稻植物蛋白石，並出土有炭化粳稻。這為考古探尋史前農田遺跡開辟了一條新的科學途徑(33)。

長江中游地區的石家河文化也是以稻作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部門。在石家河文化的一些遺址中常發現有炭化的稻米和稻殼，尤其是各遺址發現紅燒土中普遍羼合有大量的稻殼和稻草，表明這時的稻作農業生產已普遍成熟起來。除農業生產外，人們還飼養有豬、狗、牛、羊、雞等家畜，並從事漁獵和採集等輔助經濟活動。

5 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成就
稻作農業的成熟促進了石家河文化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石家河文化銅的冶煉和銅器的使用就是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徵。20世紀80年代在石家河遺址群的發掘中，考古工作者在鄧家灣(38)、肖家屋脊(39)多次發現大小不同的綠松石銅礦石(孔雀石)塊，小如指頭，大似雞蛋。特別是在羅家柏嶺遺址還出土了5件殘銅片，為研究石家河文化銅的冶煉和使用提供了重要證據(40)，表明作為新的生產力的代表銅器已在長江中游地區率先出現。石家河文化也發現了幾百件玉器、多為玉人頭像牌飾和墜飾、蟬形飾、龍形飾、鳳形飾、璧、管、環等裝飾品，表明也出現了專門的制玉手工業。石家河文化時期還有先前時期遺留下來的9座城址，都建築有高大的夯土城牆和寬大的護城河。城址面積從數萬、十幾萬，到數十萬平方米，最大的石家河城址面積達120萬平方米，是長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史前城址(41)。建造這樣巨大的城址，需要稻作農業提供足夠的糧食和剩餘勞動力。共工程量甚至比良渚文化的祭壇還要大。如果沒有成熟的稻作農業為基礎，城址的建設是根本不可能的。

這一時期水稻的種植范圍比前一時期更加擴大，向北擴展到黃河中下游的一些適宜地區，最北已越過北緯37°。在河南龍山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的許多遺址中都發現有炭化稻米(42)。甚至在黃河北岸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也發現炭化大米(43)，當然陶寺的稻米可能是貴族階級食用大米的物證，不一定是當地生產的。但在江蘇連雲港市藤花落遺址發現的龍山文化水稻田，卻是這一時期水稻種植北傳的一個很好物證。藤花落遺址是一處龍山文化的古城址。1999年連雲港市博物館在此的發掘，首次發現龍山文化的稻田遺跡，包括有水田、水溝等。一號水田遺跡呈不規則形，揭露面積大約67平方米。其中含有大量的水稻硅酸體，數目達每克干土壤中含50000多個。證明城外和北部內外城之間有著保存較好的稻作農業生產區(44)。

正是在史前稻作農業發展的基礎上，糧食、社會財富和剩餘產品極具增加，土地成為產生社會財富和糧食的源泉。在貪欲驅動下少數人利用社會權力越來越多的侵佔社會財富和土地，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導致私有制更加發展。表現在社會關繫上，社會分層突出，階級已經產生並日益形成尖銳對立。一些富有的首領和顯貴一躍成為社會權力地位和財富俱全的統治者，而一些一無所有的窮人則淪為奴隸。高大的城池、銅器、禮器和玉器等等的出現，標志著史前社會的結束、文明時代的到來。這一切重大成就和重大變化都源自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金燦燦稻穀和黑油油的稻田。

6 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成就
總結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成就，可以得出以下幾點：

1、中國的史前稻作農業起源早，發展時間長。在大約萬年前，我們的先民已經把野生稻培育馴化成栽培稻。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生產工具不斷改良、生產方式不斷改進，從最早的刀耕火種農業發展到耜耕農業再發展到犁耕農業，其間大約經歷了5000年的發展歷程。新石器時代晚期已培育成功了較穩定的秈稻和粳稻兩種作物品種，糧食產量大為增加。

2、史前稻作農業的發展促進了家庭飼養業、建築業、紡織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種植水稻和飼養家豬成為中國傳統的稻作農業生產。

3、由於史前稻作農業生產的需要，人們學會了觀察天象和氣候的變化，並逐漸掌握了其中的規律，天文歷法應用而生。

4、史前稻作農業的發展使人們逐漸認識到土地的重要性，進而產生了對土地的崇拜，於是有了祭祀大地的祭壇和禮器，禮制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5、史前稻作農業的發展不僅使糧食有了剩餘，而且創造了大量的財富。這些社會財富又通過不同的渠道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由於土地成為糧食和財富的源泉而產生了對土地的佔有，由於佔有土地和社會財富的多少不一，形成了不同等級的社會結構層次，由此導致了階級的出現和國家的產生，長江流域社會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6、長江文明的產生和發展都是與稻作農業的發展密不可分的。實際上，長江文明是一種有別於黃河文明的稻作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