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歷史發展

A. 中國歷史發展

夏商——復西周——東周（春秋、戰國制）——秦——西漢——新——東漢——三國（魏蜀吳）——西晉——東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北宋、遼、西夏——南宋、金、西夏——元——明——清——中華民國

B. 將族的發展歷史

在眾多的象棋軟體中有這樣一款讓你難忘的游戲，它在演示神奇的人工智慧同時，給回人以無窮答的象戲魅力；展現東方文化的同時，更給棋迷以淋漓盡致的精神享受。然而關於它背後的故事幾乎無人知曉，它的作者更是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
這個軟體就是聞名遐爾的《將族》軟體。

C. 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

歷史發展的主線是生產關系是否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當生產關系適應內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容時候，往往是政治清明，經濟發展，多民族統一國家不斷發展進步的時候；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甚至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時候，往往是社會大變革的動盪時期。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改革變法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國歷史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封建社會特別長，所以在研究縱觀歷史上朝代更替的狀況,結合我國歷史發展的總趨勢這個課題上來說，對封建社會歷史上朝代更替的狀況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而我國封建社會上，三對主要矛盾：中央集權與地方割據的矛盾，封建生產關系與土地兼並不可避免的矛盾，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
每到一個朝代的末期，我們都能很明顯的發現，是這三對主要矛盾激化摩擦發展到不可調和階段造成了封建王朝不斷興衰更迭！

D. 中國歷史發展是怎麼進行的

中國歷史的發展是在中原王朝與周邊各游牧民族的互動過程中進行的，歷代中原王朝面臨的共同危險，即來自北方(西北、北方、東北)游牧民族的持久威脅，也就是傳統所謂的「邊患」，「防虜」成為歷代邊疆經營的中心任務。

勒尼·格魯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國》中曾指出，在歐洲、小亞細亞、伊朗、印度及中國都早巳達到同一物質文明階段後，「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地帶曾經擺脫了這種運動。這就是那伸展於歐亞大陸中部和北部的一條長方形的領土，草原地帶。它從滿洲邊界直至布達佩斯和西伯利亞森林，是在它的北方邊緣延伸著。在那裡，除了一些孤立的小方塊土地以外，地理條件不允許農業生活的發展，把居民們限制於永遠過著畜牧的生活、游牧生活；在幾千年前新石器時代末期時的生活還存在於其餘的人類中間。更有甚者，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即森林地帶的部落，還停留於馬德林式獵人的文化階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帶遂成為野蠻人生活的保留地」。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研究了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文明史的進程後也指出，自從人類進入第一個文明時代——古代文明(前3500年~前1000年)開始，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各文明中心，就已面臨游牧民族入侵的持久威脅。原因是：「在地處大草原西部的印歐各族和地處大草原東部的蒙古一突厥人之間，有一條最早的分界線，這就是阿爾泰山脈和天山山脈。這條分界線以東的大草原，地勢較高、乾燥，氣候通常也更惡劣……這一地理上的不平等造成相應的歷史上的不平等。即出現一個持久的、影響深遠的、由東向西的民族大遷徙……只要有機會，它們就不時地侵入中國。」所以，他認為，1500年以前人類歷史幾乎是游牧民族在「自然法則」支配下南下，對南方諸文明帝國壓迫以至於征服的歷史。

中國境內北方的高原和草原，恰恰是歐亞大陸游牧民族生存圈的重要組成部分，匈奴、鮮卑、突厥、回紇、蒙古等幾個在世界古代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民族，都在這一地區生活過，使這里成為少數民族活動最活躍的地區，中國歷史上的緊張狀態正與這一大背景息息相關。從公元前4世紀末開始，草原部落中就不時會出現一些強大的集團，「胡騎南下」，挺進和占據這一地區，並大規模地撲向中原，給中原王朝造成巨大壓力。比如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2世紀，有秦、漢與匈奴的對抗。魏晉時是所謂的「五胡亂華」，匈奴、鮮卑、羯、氐、羌等輪番進入中原。到了南北朝和隋唐，則有突厥、回紇、吐蕃相繼登上歷史舞台，成為隋唐二代邊疆經營中的首要問題。此後，則有契丹、女真、蒙古、滿族從其在北方和東北的原居住地崛起。可以說，游牧民族此起彼伏，由秦漢時的「寇邊」到後來據有半壁江山，甚至入主中原，一直是歷代中原王朝面臨的威脅。所以，歷代中原王朝無不苦於北部邊疆問題。正如漢代的揚雄所說：「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即使邊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實現了大一統，但因為亞洲內陸游牧民族的遷移不定，新人居其發祥地的游牧民族，會重新構成對中原王朝的威脅，中原王朝仍面臨著所謂的「防虜」問題。對此，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就指出：「在歷史上，最威脅中國的是北族。他們和中國人的接觸，始於公元前4世紀秦、趙、燕諸國與北方的騎寇相遇，至6世紀之末五胡全被中國同化而告終結，歷時約1000年。其第二批和中國的交涉，起於4世紀後半鐵勒侵入漠南北，至10世紀前半沙陀失卻在中國的政權為止，歷時約600年。從此以後，塞外開發的氣運，暫向東北，遼、金、元、清相繼而興……這三大批北族，其逐漸移人中國，而為中國人所同化，前後相同。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人的，至第三期，則系以征服的形式侵人。」

因此，建立穩定的邊疆秩序，有效對付游牧文明的流動性格以及大草原興衰無常、充滿變數的政治形勢，是中國傳統邊疆經營艱巨而經常性的任務。因為，盡管中原王朝與境內周邊游牧民族的關系是一國之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權之間的關系，但強大的邊疆民族政權的存在，對中原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安定，對大一統局面都是最嚴峻的挑戰。中央政府如不能有效抵禦或反擊來自這些游牧民族的威脅，保護邊疆，則中央的威信勢必難以維持，大一統的政治秩序就面臨動搖和被打破的危險。所以，防禦游牧民族的襲擾，解除其對邊疆的安全威脅，將其納入大一統政治秩序的支配，成為歷代大一統帝國邊疆經營的主要任務。

對於這種游牧民族周期性南下的現象，從歷史上以來就有不同的解釋，這些意見歸納起來不外有以下幾條：一是認為游牧民族「虜性狼狠」。如唐朝史官在《晉書·劉曜傳》中有一段「史臣曰」就非常典型：「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之於封畿，窺我中釁」；二是歸之於氣候變化或地理環境因素；三是認為草原地帶人口的過度膨脹威脅到游牧民族的生存，使其不得不向外擴張；四是認為緣於游牧民族與農業民族的貿易受阻，如林恩顯先生就認為「北亞游牧民族對中原農業民族的一切行動動機，多數出於經濟上的需求；而農業朝廷對北亞游牧政權的要求，則多屬於政治性」；五是認為掠奪對游牧民族有利；六是認為游牧貴族為了擴大自己的統治而發動戰爭；七是認為源於雙方的文化隔閡和沖突。這些觀點有的從人性論出發，有的歸之於地理環境或文化，有的歸之於經濟貿易，但基本上只是道出了現象而未觸及本質。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自然條件通過對生產方式的制約進而影響到經濟結構和社會行為。「中國政治生活一直受『夷狄』影響主要是因為地理環境所致——草原與農耕地區緊緊地連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存在與地理上的不同相適應的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亞洲腹地草原於燥，沒有河流流入大海，不可能從事大面積農耕。西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缺乏充足的水資源，因而人口稀少。這些『夷狄』所居住的地區大約是中國面積的兩倍，但人口不可能超過中國人口的四十分之一。」所以，游牧經濟與定居農業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的極大反差，生產力技術構成的低下以及社會經濟結構單一，內部轉化產品途徑的過於狹窄，使得他們的周期南下成為草原社會發展的自然過程。於是，「進行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創造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也就是說，游牧經濟對農業經濟的依賴性刺激游牧民族向農業區掠奪，而經濟上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又增加了其劫掠的慾望，「於是這種人文地理上的問題變成了社會問題……。在這樣的條件下，游牧人民定期性向農業區域侵犯便成了一種自然法則」。

歷史上某些時期，中原王朝固然可以憑軍事實力或行之有效的戰略，扼制邊疆地區游牧民族的襲擾，或與之達成和解，解決「邊患」，但這仍然只是暫時的，因為，「人文地理上的嚴酷法則在繼續起著它的作用。假使漢化了或波斯化了的汗王們沒有被當地居民的反擊，逐漸地或突然地淘汰了的話，卻有新的部落出現於他們的邊境；那些出現於草原深處而還在忍受著飢餓的部落把他們的堂兄弟只看作是一個暴發的塔吉克人或一個拓跋人，一個波斯人或一個漢人，他們重新開始不利於他的同樣的冒險行動。這種冒險行動幾乎常常是成功的，同樣一個調子在一千三百年間，因為從匈奴人據洛陽到滿族進入北京恰為一千三百年，重彈了幾次」。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游牧民族相對於農業民族的軍事優勢。作為「馬背上的民族」，游牧民族行軍作戰固然騎馬，平時也「逐水草而遷徙」，如此，日常生活也就如同行軍打仗。嚴酷的自然環境又磨練了其人「耐飢凍，習勞苦」的性格。因為，「游牧生活要求游牧人較之定居的綠居民，要具有更強健的體魄，同時它也要求游牧人比定居居民具備更加獨立的意識。因為這可使游牧者在危急關頭敏捷地做出判斷，採取主動。這對於被束縛在無休止的農業勞動中的定居者來說，幾乎是無法想像的。在爭奪牧場、部落內訌以及血親復仇的戰爭中，游牧者自然地形成了侵略的本性，這種侵略本性，再加上他們對定居社會產品的需求，使游牧者經常對自己的鄰人進行掠奪。這些掠奪的習性以及他們所帶來的毀滅，使游牧者得到了天生蠻夷的稱號」。馬背上民族的這種空前的靈活機動性和善戰在向中原進犯中得到充分發揮，同時，「因為獰獵和牧馬職業，是以箭術和騎術的技藝為先決條件的，而對於為了短期戰役招募來的沒有受過長期訓練的農民或綠洲居民戰士來說，要具備這些技藝則是不可能的」。因而，習慣於游牧生活的民族，在軍事戰術上超過農業民族的步兵，能夠很容易地征服人口更多且文明水準遠遠高於自己的民族。

此外，原始的部落組織更增強了其軍事力量。游牧帝國不像中原農業帝國行政與軍事分離，其軍事組織與行政組織(氏族部落體制)是合一的，成年男子無疑都是部落的戰士，所謂全民皆兵。部落首領平時組織部民游牧狩獵，戰時即為軍事長官，便於動員，能夠做到「指麾而令從」。投降匈奴的漢人中行說與漢朝使者辯論時就說，匈奴軍政合一的優點在於「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可見其部落組織也就是軍事組織，基本不存在向戰時體制轉變的問題，具有很強的適應性，能夠全力以赴地投入戰爭。以農業立國的中原王朝雖然社會經濟發達，但同時社會結構復雜，國家力量為各種各樣的活動所分散，軍事動員復雜而困難。同時，定居的農業經濟難以承受戰爭的巨大負擔，曠日持久的戰爭對社會造成的是破壞性的影響，比如，沒完沒了的兵役使農民難以忍受，並影響到農業生產，軍隊數量的無限制擴大又會增迦納稅者的負擔，使農業經濟不堪重負，從而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歷史上，因頻繁發動邊疆戰爭而導致亡國的王莽、隋煬帝等，給後代統治者留下的是不盡的教訓，所以，游牧民族在同中原王朝的戰爭中往往居於主動，而中原王朝的邊疆經營卻有著先天的困難。

E. 中國的歷史發展順序是什麼

夏朝：約公元前2029年-約公元前1559年，共計：471年

商朝：約公元前1559年-約公元前1046年，共計：438年

周朝：約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分為西周、東周，東周又分為春秋、戰國，共計：867年

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前221年秦王嬴政統一六國，首稱皇帝，共計：16年

西楚：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項羽，共計：5年

西漢：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漢高祖劉邦，共計：210年

新朝：公元8年臘月-公元23年10月6日，新太祖建興帝王莽，共計：16年

玄漢：公元23-25年，漢更始帝劉玄，共計：3年

東漢：公元25-220年，漢光武帝劉秀，共計：196年

三國：公元220-280年，魏、蜀、吳三足鼎立，共計：61年

晉朝：公元265-420年，分為西晉(265-316年)、東晉(317-420年) ，共計：156年

南北朝：公元420-589年，共計：170年

隋朝：公元581-公元618年，隋文帝楊堅，共計：38年

唐朝：公元618-907年，唐高祖李淵，共計：290年

五代：公元907-960年，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共計：54年

十國：公元891-979年，共計：89年

宋朝：公元960-1279年，分為北宋(公元960-1127年)、南宋(公元1127-1279年)，共計：320年

元朝：公元1271年-1368年，元太祖孛兒只斤·鐵木真，共計：98年

明朝：公元1368-1644年，明太祖朱元璋，共計：277年

清朝：公元1644-1912年，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共計：268年

中華民國：公元1912-1949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創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共計37年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

(5)將歷史發展擴展閱讀：

中國歷史朝代名稱的由來：

中國歷史悠久，朝代更是零星紛繁。每朝的創建者要首辦的事就是確立國號，即朝代名稱，簡稱朝名。

朝代名稱是由什麼決定的呢？大致有五個來由：

由部族、部落聯盟的名稱而來，來自創建者原有卦號、爵位；源於創建者原始政權統治的區域；源於宗族關系；寓意吉祥。

夏：據傳禹曾受封於夏伯，因用以稱其政權為「夏」。另據歷史學家範文瀾先生說，禹的兒子啟西遷大夏（山西南部汾澮一帶）後，才稱「夏」，姒少康在綸城（今河南商丘虞城西）中興夏朝，恢復夏朝的統治，史稱「少康中興」。

商：相傳商族的始祖契曾幫助禹治水有功而歷史朝代名歷史朝代名(6張)受封於商（今河南商丘南），以後就以「商」來稱其部落（或部族）。湯滅夏後，就以「商」作為國名，定都亳（今河南商丘谷熟鎮）。後盤庚遷殷（今河南安陽）後，又以「殷」或「殷商」並稱。

周：周人到古公亶父時，遷居於周原(今陝西岐山)。武王滅殷以後，就以「周」為朝代名。周前期建都於鎬(今陝西西安西南)，後來平王東遷洛邑(今河南洛陽)，因在鎬的東方，就有「西周」和「東周」的稱號。

秦：據《史記》記載，本為古部落，其首領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有成績，被周孝王賜姓為「嬴」，並賜給了一小塊土地(今甘肅天水縣，另說是隴西谷名)。後來襄又救周有功被封為諸侯，秦始皇統一六國，始建秦國。

漢：項羽封劉邦為漢王，其封地在漢中。後劉邦擊敗項羽，統一中國，國號稱「漢」。漢朝前期都長安，後期都洛陽，故從都城上有「西漢」和「東漢」，從時間上有「前漢」和「後漢」之分。

新：王莽所創的朝代(國號)「新」的含義：新的本義是改舊、更新。西漢後期在天人感應的五德終始學說支配下，社會政治涌動著一種新德代替舊德的思潮，在這樣的背景下，王莽以新德的代言人自居，「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並最終完成「再受命」的代漢過程。

漢為火德，為赤帝，王莽為土德，自稱是「托於皇初祖考黃帝之後」，依照五行相生之理，土德代火德，意在赤帝傳黃帝，天命授之。

魏：漢獻帝曾封曹操為「魏公」、「魏王」爵位，曹丕代漢後便稱「魏」。以皇室姓曹，歷史上又稱「曹魏」。曹操謚號魏武帝。

蜀(漢)：劉備以四川為活動地區，蜀指四川。公元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稱「蜀」或「蜀漢」，又稱「季漢」。

吳：孫權活動於長江下游一帶，歷史上曾建吳國，曹魏曾封孫權為「吳王」，故史稱「孫吳」；又以地位在東，也稱「東吳」。

晉：司馬昭逼魏帝封他為「晉公」，滅蜀後進爵為晉王。後來他的兒子司馬炎繼承他的爵位，逼令魏帝退位，自立為皇帝，國號「晉」。

隋：隋文帝楊堅之父楊忠，曾被北周封為「隨國公」。隋文帝後襲用此封爵，稱為「隨朝」。他認為隨有走的意思，恐不祥改為「隋」。

唐：唐高祖李淵的祖父李虎，佐周有功，被追封為「唐國公」，爵位傳至李淵。太原起兵後，李淵稱「唐王」，後廢楊侑建唐朝。

遼：遼原稱「契丹」，契丹是族名，改「遼」是因居於遼河上游之故。

宋：後周恭帝繼位後，命趙匡胤為歸德節度史，歸德軍駐宋州（今河南商丘），趙匡胤為宋州節度使。故陳橋兵變後，發跡在宋州，國號曰「宋」。

西夏：拓拔思恭占據夏州(今陝西橫山縣)，建國時以夏州得名，稱「大夏」。因其在西方，宋人稱「西夏」。

金：金都城上京會寧(今黑龍江阿城南)，位於按出虎水(今阿什河)，相傳其水產金，女真語語「金」為「按出虎」。

元：據《元史》記載：「元」的命名，是元世祖忽必烈定的。是取《易經》上「大哉乾元」句中的「元」，有大、首等意思。但也有人認為與蒙古人的風俗與圖騰有關，有的認為與佛教有關。

明：朱元璋是元末起義軍之一，是繼承郭子興而發展起來的，郭子興屬於白蓮教組織。白蓮教宣稱「黑暗即將過去，光明將要到來」，藉以鼓舞人民反對黑暗的元朝統治。所以又稱「光明教」。

白蓮教的首領韓山童稱「明王」(他的兒子韓林兒稱「小明王」)，都體現其教義宗旨。朱元璋不僅曾經信仰白蓮教，而且承認自己是白蓮教起義軍的一支(他曾為小明王左副元帥)。朱元璋取得政權後，國號稱「明」。

清：滿族是女真族的一支。女真族在北宋時建立金國。明末女真勢力復強，重建金國(後金)。後金為了向外擴展，割斷了同明朝的臣屬關系，清太宗皇太極把「女真」改為「滿州」，把「金」改為「清」。

在宋時女真人受制於契丹人，他代針對「遼」字在契丹語中是「鐵」的意思，因此命名「金」，表示比鐵更堅強有力，可以壓倒「遼」。「金」改「清」的原因，史學家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是皇太極要避免引起尖銳的矛盾。

F. 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什麼

一. 1.文明中心轉移 2.戰略空間爭奪 3.兩種制度的對立與斗爭 4.三種文化戰爭與多元文化共存 5.兩條現代化道路 6.世界大格局 7.中美之爭 8.國際戰略斗爭焦點的轉移 9.一體化的兩種前景 10.國家長治久安的兩種政體 二 1、順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積極參加區域合作與發展才能互利共贏。 從國際環境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國際經濟發展的主要趨勢。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科技進步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任何國家和地區都無法迴避。世界經濟正趨向形成歐盟、北美和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區三大板塊，區域間的競爭正成為時代的主要特徵。任何國家和地區在經濟上力圖保持孤立的狀態和封閉的體系都是不可能的。未來世界經濟競爭，不再是單個城市或地區的競爭，而是城市群和區域的競爭。從國內環境看，各區域的合作、發展與競爭有不可阻擋之勢。東、中、西部和東北四大地區、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三大經濟圈以及長江、黃河兩條經濟帶的合作與競爭，已不可避免。按照「優勢互補、互惠互利、合作共生」的基本原則，積極參加區域合作與發展，才能互利共贏。 2、認清世界科技革命趨勢，走出一條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推動城市化的跨越式發展新路子。 人類社會正全方位邁向知識經濟時代，這是世界科技革命全面推進的時代，是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先進製造技術迅速發展和廣泛應用的時代。科技創新不斷超越人類的傳統認識局限，正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尺度向著最復雜、最基本的方向發展，學科的交*與融合，使重大創新更多地出現在學科交*領域。 歷史經驗和理論研究表明：技術創新和技術革命必然演變為產業革命，每一次科學技術的革命性突破或重大進步，都會導致一次大的產業革命和結構調整，從而推動一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大發展和大跨越。當代新科技革命不只是表現為單一技術、單一產業的發展，而是表現為群體突破態勢，表現為新技術群和新產業群的蓬勃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群的迅速崛起壯大，正在成為當代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高新技術產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性和先導性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旋律。認清世界科技發展新趨勢，積極把握新一輪全球生產要素優化重組和產業轉移的重大機遇，大力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力爭在具有比較優勢的科技領域和產業有新的突破和新的發展，將科技創新成果迅速有效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帶動城市化。中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4年的41.1%。預計到2030年全世界60%的人口將生活在城市中，到2050年中國城市人口將上升到70%。2003年末，湖南省城市化率為33.5%，長株潭三市分布為49.16%、40.79%和39.68%。 1950年，全世界只有紐約、倫敦總人口達到800萬以上。1970年達到11座，2000年達到25座。聯合國估計到，到2015年8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達到33座，其中亞洲佔22座。要避免「大躍進」式的城市化。健康的城市體系應該是大中小城市以及城鎮相協調。在城市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兩種模式中，應該堅持後一種模式。用行政手段推進城市化水平的「大躍進」是不可取的，政府的主要作用不是去制定什麼城市化水平的發展目標，而應該是引導和服務。 3、樹立科學發展觀，堅持走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才能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人口問題、資源問題、環境問題，已成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三大世紀難題。是持續發展？還是發展停滯不前？這是人類有史以來面臨的最嚴峻挑戰。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是20世紀人類的世紀覺醒。在邁入新千年的時候，以廣闊的視野和深邃的眼光，從整個人類和全球保持人口——資源——環境三者協調平衡的角度出發，綜合運用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知識以及先進技術手段，形成解決世紀難題的最佳方案，找到社會發展與良性生態之間的結合點，找到既保護環境又不停止發展的有效的「度」，力求做到「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同資源開發利用相協調，在滿足當代人需要的同時，不危及後代滿足需要的能力」，這就是當代全人類面臨的重要使命。 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無一例外地必須有序地通過三個基本台階，實現三個基本目標，在理論上稱之為三大非對稱性零增長。第一台階是實現人口數量和規模(自然增長率)的零增長，同時在對應方向上實現人口質量的極大提高，把巨大的人口壓力轉變為豐富的人力資源優勢。第二台階是實現物質和能量消耗速率零增長，同時在對應方向上實現社會財富的極大提高。第三台階是實現生態和環境惡化速率的零增長，同時在對應方向上實現生態和生態安全的極大提高。 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2050年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也必須先後實現三個零增長。按照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發布的《2004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提出的目標，到2020年，東部要走過三大「零增長」台階，即依次在2010年左右實現人口自然增長率的零增長，2015年左右實現資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長，2020年左右實現城市生態環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長。中部再用15年，西部再用30年走過三大零增長的台階。 4、認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和內在規律，採取的方針政策才能更加符合當今中國實際。 市場經濟是在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體制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特別是在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在一起，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這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面臨的一個全新課題。 從大處看，中國特色的經濟制度有五點必須引起足夠重視。一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二是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以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為目標；三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支配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最主要的是價值規律，價值規律調節社會生產和流通；四是我國實行「財政包干，分灶吃飯」和分稅制以後，現行的財政運行模式是公共財政體制，政府投資主要用於關系國家安全和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和社會領域，五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企業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政府已不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角，而是主要從事公共管理。 5、面對全球文化多元化的挑戰，在世界性文化開放與匯流中兼收並蓄有所作為。 文化與經濟的緊密結合，是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特徵，文化的普遍性和民族性決定了全人類文化價值交融和滲透是它的總體趨勢，其間相伴而生的「文化碰撞」和交流失誤也是不可避免的。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和技術的進步、交往的擴大，以及信息手段的發達，世界正在變成名符其實的地球村。經濟全球化使生產力要素及生產方式，可以在技術和理念上超越自然環境和資源地域性限制，從而弱化了民族分工和地域性生產的絕對性。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他的名字叫龍的傳人；黃皮膚，黑眼睛，黑頭發，永遠永遠是龍的傳人」。「龍的傳人」實際上是不同地域不同膚色的人種聯姻的結果，也是不同文化交匯融合的結晶。龍是中華民族共同尊奉的至上之神，能遨遊四極，俯瞰八荒，「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龜，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隨著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國的進程加快，不同地域不同膚色的人種通婚，不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新時代「龍的傳人」必將得到再造，中華民族子孫的後代將更加強壯，更加聰明智慧。 6、不管人類在前進的道路上會遇到什麼險阻和曲折，人類有朝一日總會進入大同之域。 一些西方學者曾經預言：在全球形式的未來世界中，文明將從西方轉向東方。早在1972年5月和1973年5月，著名的英國史學家湯因比和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進行的《展望二十一世紀》的兩次對話中，湯因比就斷言：中國文化將是二十一世紀人類走向全球一體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器和融合器。這是時代的呼喚，這是人類的希望。他甚至預言：「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 歷史學家希望中國在人類進入大同之域時，應當有所作為，有所貢獻。他們的理論依據，是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的傳統，能夠發揮融合器的作用。 其實，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很難想像用一種模式、一種價值觀來統一，由一個國家來領導。中國願意同世界各國一道，為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實現國際關系民主化，創造一個持久和平與繁榮的新世界而努力奮斗。
參考資料： http://www.hnmrw.net/mrzpxs/Html/1499320080714105119.html 希望對你有幫助

G. 歷史是如何發展的

歷史是向前發展的·

H. 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是什麼

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是黨的歷史活動的主要軌跡和脈絡。牢牢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也就抓住了黨的歷史的「綱」，綱舉才能目張。90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圍繞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面臨的求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兩大歷史任務，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不懈奮斗，這是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領導核心。牢牢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不僅關繫到正確認識和評價黨的歷史，而且對於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實現黨的執政使命，具有重大意義。

結合中國近現代史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是中國共產黨要完成的重要歷史使命。完成兩大歷史任務，之所以成為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是由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性質和主要矛盾決定的。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夢寐以求的社會理想。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不斷對中國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和滲透，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從此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樣，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就必須完成求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兩大歷史任務。這兩大任務緊密相連，前一任務為後一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前提條件。為完成這兩大歷史任務，以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為出發點，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黨派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探索。但由於階級局限性，農民階級、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不能把中國從危難中拯救出來，都不能改變中國人民的境遇和命運。而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代表中國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實現兩大歷史任務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國共產黨身上。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自覺擔負起完成兩大歷史任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深刻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創造性地走出了一條中國革命的道路，從而為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開辟了通向勝利的道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28年的艱苦奮斗，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前提條件。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進入了新民主主義社會。這個歷史階段是近代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中介和橋梁，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建國初期是廣大人民群眾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殘余勢力之間的矛盾；1952年年底，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特別是土地改革在全國完成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國內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是中國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這就決定了我國既要徹底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下來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又要迅速恢復國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積極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共同富裕的歷史任務。

1956年，我國創造性地完成了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雖然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但我國是在生產力相對落後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國社會主義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社會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決定了我國必須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努力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歷史任務。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完成近代中國兩大歷史任務，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90年的歷史，就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圍繞近代中國兩大歷史任務，領導全國各族人民不斷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偉大勝利的歷史。

高度重視偏離黨的歷史發展主題和主線的問題

牢牢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就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研究黨的歷史，看待黨所走過的路。近年來，一些人打著「反思歷史」的幌子，詆毀和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形成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共產黨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等等。對於這些偏離黨的歷史發展主題和主線的問題，需要高度重視。

「告別革命論」。「告別革命論」認為革命只起到破壞作用，阻礙社會發展和現代化的實現，從而把革命和現代化完全對立起來，主張以「現代化史觀」取代「革命史觀」。這種觀點的實質，就是要否定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尤其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可否認，革命往往以暴力的形式，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打破原有的社會秩序，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對社會生產力發展、人民生命財產以及社會文化的破壞程度、沖擊程度比較大。但革命的發生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近代以來，中國多次嘗試過改革途徑，但事實證明這種道路根本走不通。只有進行革命，掃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才能為實現現代化提供前提。中國近代以來的舊式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民主革命，盡管都未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但都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為實現中國現代化和偉大的民族復興掃除了制度障礙。因而，否定近代以來中國革命歷史的「告別革命論」，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片面誇大黨的歷史錯誤的傾向。有些人不顧黨的歷史的主流和本質，片面誇大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的錯誤，否定我們黨領導人民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完全否定新中國前29年的成就。他們的根本要害是通過否定黨的歷史來否定黨的領導。我們黨所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在艱辛的探索歷程中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失誤，遇到這樣那樣的曲折，甚至付出慘痛的代價。但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主要的，是主流。不能因黨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失誤和挫折，就否定和醜化黨的歷史，刻意渲染和誇大黨的歷史上的錯誤。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敢於正視所經歷過的失誤和挫折，並善於從中總結和汲取教訓，不斷增長本領。「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個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中學習來得快。」中國共產黨正是從成功中吸取經驗，從失誤中吸取教訓，才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取得偉大勝利和輝煌成就，才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愛戴，才經受各種考驗而不斷發展壯大。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不愧是對人民、對民族負責任的黨，是勇於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黨，是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

把權力斗爭作為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觀點。有些人把黨的歷史描繪成黨的領導人之間為爭奪權力而殘酷斗爭的歷史。中國共產黨有黨內民主制度，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黨的領導幹部都是經過長期認真選拔的，權力斗爭不是也不應該是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

將經驗教訓轉化為不斷開拓的智慧和力量

我們黨的歷史不僅同黨的過去相聯系，還同黨的現在和將來相聯系。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總結中國共產黨圍繞近代中國兩大歷史任務而奮斗的經驗教訓，就要將其轉化為不斷開拓的智慧和力量，把中華民族復興偉業不斷推向前進。

必須堅持和鞏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近代以來中國歷史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擔當起完成兩大歷史任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9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已經完成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歷史任務也取得輝煌成就。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任務，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要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重任，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以凝聚社會各方面力量，保持社會和諧穩定。中國共產黨以其先進性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決定了黨能夠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意志，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和共同富裕的目標，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因此，堅持和鞏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僅是歷史的選擇，而且是現實的需要。

必須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經濟發展是社會全面進步的基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證。新中國成立60多年的歷史反復說明，什麼時候堅持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國家就會富強，人民就會富裕；什麼時候偏離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國家發展就會延緩，人民生活就會下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人民之所以選擇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的領導核心，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她能夠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民富國強、振興中華。當代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的狀況還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也沒有變，發展仍然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必須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推動科學發展，更加自覺、更加堅定地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堅定不移地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

必須大力擴大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人民當家做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爭取民主作為奮斗目標。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中國人民結束了長期以來受壓迫和欺凌的歷史，第一次成為新國家新社會的主人。但是，由於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建立在相對落後的經濟文化基礎上的，我國又缺乏民主法治傳統，加上社會主義民主建立的時間還不長，人民民主的具體制度和實現形式還不夠完善，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還受到各種因素限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還要走很長的路。我們必須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切實保障人民能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

必須大力推進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是中國共產黨的價值取向。共同富裕既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絕對平均主義，而是全體人民在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共享發展成果。黨在探索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曾經搞過絕對平均主義，結果導致共同貧窮。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總體上有了很大提高，但貧富差距問題也十分突出，已經逼近社會容忍的「紅線」，成為影響社會公平正義、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這些經驗教訓啟示我們，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促進充分就業，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逐步實現人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