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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歷史文化

發布時間:2021-02-17 11:45:58

㈠ 蜀文化的文化特徵

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氣候宜人,物產豐富,為古蜀該區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採集種植、漁獵飼養,進而創造獨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類型提供了良好條件。從文化的主體———人來說,古蜀人口眾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著漢、藏、羌等十餘個民族,這些文化的創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傳統節日、穿著打扮,以及獨特的節慶、歌會等,都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內容。
蜀文化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內陸農業文化,她的肇始、發展,與治水有密切關系。古蜀不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稱的農耕文明,而且有發育較早的工業和商業: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氣開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術、世界紙幣、世界蓋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國最早出現城市文明的地區之一,早在距今4500-3200年之間,就有新津寶墩、溫江魚鳧、郫縣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和紫竹等6座古城,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時期,古蜀已進入國家形態,有比較發達的神權和禮樂制度。成都在古代是自由都市,對外貿易比較發達,成為中國西南與南亞以至西亞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
自司馬遷在《史記》中稱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因都江堰的建成而「水旱從人民不知飢饉……謂之天府」之後,蜀(主要是成都平原)就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不僅使蜀之先民創造出了較高水平的物質文明,而且創造出了較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古蜀就有兩個系統的文字,一個系統是比較進步的表意文字,一個系統是表形(象形)文字,而兩系文字都可以在三星堆文化找到起源遺跡;自古至今,蜀地文、史、哲名家輩出,傑出的思想家代不乏人:漢代的司馬相如、揚雄、三國兩晉時期的諸葛亮、陳壽,唐代的陳子昂、李鼎祚,宋代的「蘇門三父子」、黃庭堅、張?、魏了翁,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楊慎、來知德,清代的唐甄、費密、李調元,近現代的郭沫若、巴金等等,可謂燦若星辰,這一串串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就是一筆筆豐富的精神財富。蜀各個歷史時期文化名人的不斷涌現,不僅充分證明蜀文化歷史悠久,燦爛輝煌,而且為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發展做出了貢獻。 蜀文化的形成、繼承和發揚,主要得益於它匯納百川,兼容並包的文化傳統和強烈的渴求開放的意識。蜀文化自古就沿岷江與西面的阿壩相連,與岷江上中游保持著密切的往還互動和相互兼容,使岷江上中游文化成為蜀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四川盆地四面高山環抱,歷史上是有名的「四塞之國」,古代交通甚為困難,致使李白發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這一封閉地形對蜀文化必然帶來較大負面影響。但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反相成的性質,正因為蜀道之難,反而激勵起蜀之先民向外開拓,努力改善自身環境的決心。於是環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文化,文化又在一定意義上改造環境,進而鑄就了蜀之先民於封閉中求開放的歷史個性。隨著時代的推移,兼容和開放終於成為蜀文化最顯著的特徵。從自然地理審視,蜀文化同周圍不同文化的溝通,最大的障礙是盆地周圍(尤其是北方)的崇山峻嶺。蜀之先民為了打破盆地地緣的封鎖,創造了高超的棧道和繩橋技術(現在劍門關、廣元等地仍保存有棧道,20世紀60年代連接都江堰內外江的竹索橋以及四川阿壩州,至今仍可見到的溜索和編網的藤橋,則是多種類型的繩橋的代表作),克服了地域狹隘的封閉性。藉助劍門關、廣元等地的古棧道,蜀地得以與陝西等中原地區溝通,蜀文化得以與原本就是同一血脈的中原文化交流,而蜀文化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在禮制、風習、價值觀和歷史觀等方面的影響。
四川盆地的東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與江漢平原相通,蜀通過巴,與楚江水上下,一葦可航,「蜀風」早與「楚流」交流混融,從古至今,蜀文化都與楚文化具有緊密聯系。
在廣漢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遺址中,分別出土了海貝、象牙,阿壩州茂縣則出土了琉璃珠,這些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和南海的物品,充分證明蜀之先民與南方世界早有交通和交流。最遲到漢代,從蜀到印度、中亞再到西亞,就存在一條通道。這條通道今天被學術理論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據考證,「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緬甸的密支那或八莫,經「滇越」乘象國(今東印度阿薩姆邦),到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區,直至中、西亞。另一條是東道,從成都出發,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西道重合。
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蜀文化主要與雲南、貴州地區的南中文化有著密切的往還交流和相互兼容。西南各民族密切的往還交融,又為蜀古代文化中心的形成,培育了深厚的文化溫床。蜀文化又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除與南中、中原、楚文化相互滲透影響之外,主要還表現在對滇黔文化的輻射,並遠達東南亞地區,在金屬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對東南亞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漢唐以後,文化的交流更多地體現在人才的雙向交流上。這一方面如明代狀元楊慎所說:「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別鄉」;一方面又如清代學者趙熙所說:「從古詩人多入蜀」。這種人才頻繁的雙向交流,使蜀文化不斷推陳出新。正是依據上述自然的和超越的地理特點,不僅使古蜀像一座大水庫,匯納南、北、東、西文化,而且使古蜀像一個聚寶盆,會聚周邊農耕、游牧、漁獵文化,進而使蜀文化在更多的方面走向全國,進一步推進了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水乳交融的歷史步伐。
蜀文化兼容並包,渴求開放特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與移民有關。從先秦時期起,歷代的蜀都容納了東西南北四方眾多的移民。從歷史記載看,主要是外地人單向移入四川,而鮮有四川人大規模向外移出。秦漢時期周邊向蜀的移民,客觀上帶來了周邊的多元文化;蜀漢時期上層荊州士人集團及大批普通民眾的遷入,客觀上整合了巴蜀文化;隋唐五代,巴蜀經濟昌盛,文賦繁華,吸引大批文人墨客入蜀,大批文人的流寓,不僅使蜀成為全國文化最盛的地區之一,而且促進了蜀文化與各種文化的大交流;清初至乾隆的「湖廣填四川」,一方面恢復了蜀地戰亂後的人氣,復墾了因戰爭而撂荒的田地;另一方面加速了楚文化、粵文化與蜀文化的融會。歷史上這幾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帶來文化的大交流和大交融,使蜀文化雜糅各家,兼容並包,燦爛輝煌。 蜀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人文積淀,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它們是今天蜀文化資源的主要源泉。現存的蜀文化資源主要有: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6處,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7座,省級歷史文化名城24座,省級歷史文化名鎮22座,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82處,省、市、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000餘處,各種博物館、紀念館、陳列館64所,其他人文景點200多個。蜀文化的文物古跡主要包括歷代寺廟、園林、古建築、古城鎮、古堰、古塔、石刻、古墓、古碑等。古寺廟、宮觀主要有成都昭覺寺、文殊院、青羊宮等;摩崖石刻主要有樂山大佛、安岳卧佛、廣元千佛寺等;園林主要有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樓公園等;重要古文化遺址主要有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廣漢三星堆遺址、成都金沙遺址、都江堰水利工程等等。
蜀宗教興盛,在中國宗教歷史舞台上佔有重要地位,有不少遺跡保存下來,成為今天蜀文化的組成部分:除鶴鳴山、青城山、瓦屋山等道教「洞天福地」外,峨眉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被列入佛教的四大名山;成都的文殊院、大慈寺、昭覺寺,新都的寶光寺,平武的報恩寺,德格印經院,都是當今著稱國內外的宗教名勝。
蜀積淀豐厚、傳承數千年的民俗和民間風情,無疑也是蜀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每年按農歷次第舉行的節慶盛會有:正月成都燈會,二月成都花會,三月都江堰清明會和放水節,五月樂山龍舟會和郫縣賽歌會,八月新都桂花會,臘月自貢恐龍燈會等。而「麻辣鮮香、百菜百味」的川菜,品種繁多、價廉物美的小吃,清幽閑適的茶文化等都是積淀豐厚、傳承數千年的蜀文化的外部表徵。 蜀文化作為年代久遠、傳承至今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是長期積累的精神成果。它植根於小農經濟,在歷史上與宗法等級制度及專制政治聯系在一起,從總體上審視,屬於維系封建政治和經濟統治的官方意識形態,正面和負面交織,精華和糟粕混雜,封閉與開放並存。歷史悠久,內涵豐厚的蜀文化,精華、進步、開放、超新是主流,但糟粕、保守、排外、守舊的負面因素也不可忽視。蜀文化這種多重性,既反映在同一個歷史人物身上,也表現在同一事物內部。比如受道教影響較大的蜀文化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強調順應自然和「無為」,總體上具有合理性,但也存在強調人為天地的中心,重順應自然和社會人事,忽視向自然界作科學探討和征服自然,並斥技藝為「奇技淫巧」的弊端,這無疑阻礙了蜀科學思想的產生和科學技術的普及。
總之,用唯物史觀審視,作為多元一體的中國文化源頭之一的蜀文化,是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歷史的積淀,是該區域社會存在的反映,既有其燦爛輝煌的一面,也有其時代和地域的局限性。有分析地揚棄蜀文化的上述特徵,既有利於我們對歷史文化遺產的繼承,又有利於我們對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建設。

㈡ 三國蜀漢文化

蜀文化以成都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陝南、滇北一帶。傳說,早建有地方政權,至公元前 316年為秦所滅。考古發現,商至西周時,蜀人與黃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後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缽等,雖具地方特色,但銅鏃、銅戈、銅矛卻為黃河流域常見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禮器與中原所出者一致。巴文化最早源於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後活動於盆地東部及附近地區。西周時,建有巴國,受蜀影響,始有較高水平的農業。後與蜀同時為秦所滅。代表巴文化特徵的有出土戰國時的圓刃折腰鉞,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銅容器。
巴蜀兩地相距較近,交流方便,兩地出現的船棺葬、扁莖無格柳葉劍、銅器紋飾中出現的虎紋則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徵。銅兵器和銅印上的各種符號可能是一種地方文字。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與楚文化影響外,它還影響西南邊疆的少數民族。
在秦以後,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加速融合獲得新的發展。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後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為天府之國。四川自古盛產蠶桑,絲織為中國之冠,漢時成都即成織錦中心。由於錦緞馳名,錦城成為成都的代稱。四川很早就發明鑿鹽井取鹵,打氣井取氣,燃煮鹵制鹽,其鑽井技術為世界首創。蜀道難久為人知,但巴蜀創造的棧道卻是一種奇跡。它不僅溝通與中原的往來,也是西南絲綢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藝術風格獨特。川劇是其特有的表演藝術,語言生活氣息濃厚,幽默風趣,尤以幫、打、唱緊密結合,川劇高腔最具代表性。四川人很講究吃的藝術,川菜特點注重調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蔥、蒜,味醇厚,人稱「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濃郁、綿醇爽甜。名酒有五糧液、瀘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為「四塞之國」,古代交通甚為困難,故李白發出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這一封閉地形對巴蜀文化作為農業文明所必然帶來的封閉性肯定會有較大影響。但正是因為如此,又反過來激勵起巴蜀先民向外開拓、努力改善自身環境的決心和勇氣。於是,環境與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閉中有開放、開放中有封閉的歷史個性。隨著時代的推移,開放和兼容終於成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隴文化的溝通,最大的障礙是北方的高山——秦嶺。但巴蜀先民以驚人的勇氣,創造了高超的棧道技術,打破了盆地地緣的封鎖,克服了狹隘的封閉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開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個美女的神話故事,就是上古時代開山通道進行文化交流的生動體現。棧道是巴蜀人的一大發明。司馬遷認為巴蜀「四塞之國」的封閉性是靠「棧道千里,無所不通」來達到開放的,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須開道,遇水必須造橋,古蜀先民為了突破封閉,在發明了棧道的同時,又發表了笮橋。笮橋即繩橋,有多種類型,至今尚可見到的藏區的溜索和編網的藤橋,岷山上的竹索橋,滇西北的編網篾橋,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橋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鐵索橋,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開放的智慧體現。
遠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著幾條從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緬甸、印度地區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慶塗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產,而是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的南海,這些都充分證明巴蜀先民與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漢武帝時,張騫在大夏發現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說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國)再到西亞早就存在一條通道。這條通道,現代史學家沿用「絲綢之路」稱呼的慣例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即「旄牛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進入緬甸和東南亞。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區。
另一條是東道,稱為「五尺道」。從成都出發,到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旄牛道重合。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最早走這條線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滅蜀後南遷的蜀王子安陽王。安陽王率領兵將3萬人沿著這條線路進入了越南北部紅河地區,建立了甌駱國,越南歷史上又稱之為「蜀朝」。
四川盆地雖為高山和高原所環抱,但山原之間的若干河谷卻成為巴蜀得天獨厚的對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礱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們穿行於橫斷山脈,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為古氐羌民族遷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東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劍門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隴,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漢中。而盆地以東的清江流域又北與江漢平原相通,南與湘西山地相連。正是依據這樣的地理特點,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東、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為薈萃農耕、游牧文化的聚寶盆。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巴蜀文化與以下三方文化有明顯的交流與兼容:一為荊楚文化,是耕織結合、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詭浪漫,以《楚辭》為圭臬;二是秦隴文化,注意綜核名實,講究耕戰和商業;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禮,看重歷史,以《詩經》為准繩。巴蜀文化兼容了這三種因素:它接受荊楚文化而把《楚辭》發展為漢大賦;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學趨於發達;它接受秦隴文化而導致「隴蜀多賈」,工商業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除與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滲透影響而外,主要表現在對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詔文化的輻射,還遠達東南亞大陸地區,在金屬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對東南亞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元代的雙流人費著《歲華紀麗譜》曾說:「成都游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俗尚游樂是巴蜀人的一大特點。所以,巴蜀很早就興起了旅遊習俗,到唐宋時達到頂點。以成都而論,全年的固定的游樂活動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體出遊,並與歌舞娛樂、體育競技、商貿活動結合在一起,具有很豐富的文化內涵。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險幽秀之稱: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劍閣天下險,夔門天下雄。經過當代的開發,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麗」的特色:九寨溝山水的神奇,黃龍山水的瑰麗,熊貓世界的趣,恐龍世界的奇,是今日旅遊者領略的最大感受。從線路上看,有西北線的九寨、黃龍、四姑娘山、貢嘎山,有北線的劍門蜀道,有東線的三峽風光,有南線的蜀南竹海風光和瀘沽湖探秘。整個巴蜀景觀布局疏密相間,如金線穿珠,珍珠滿盆,幾乎每個縣都有可供旅遊的景點。
巴蜀旅遊線最大的特色是雄險幽秀的自然景觀,往往包含著人傑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內涵。如:劍門蜀道具有豐富的三國蜀漢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則天故里的文化內涵;九寨黃龍一線,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國蜀漢文化的內涵;瀘沽湖具有「母系王國」的文化內涵;三峽一線則更是一個古代文化的寶庫。這是巴蜀旅遊具有經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國蜀漢文化的中心遺跡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劉備墓、祭祀劉備的漢昭烈廟和諸葛武鄉侯祠的合祀之地,但人們都用武侯祠這個名稱來代稱這幾處遺跡。諸葛亮作為中國人民智慧的化身,受到萬世雲霄的崇敬,「武侯祠」這一稱謂,讓我們深深領略到其中歷史文化積淀的況味。從武侯祠出發,沿著當年劉備入蜀的路線,可以陸續拜謁大邑子龍廟、德陽龐統祠、綿竹諸葛祠、綿陽富樂山和蔣琬墓、昭化費禕廟和劍閣翠雲廊,北出漢中可到沔縣定軍山諸葛墓和武侯祠。一路上我們盡可以領略歷史淘盡千古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鐵馬金戈變為漁樵江渚的滄桑變化,從中受到啟迪和教益。
前後蜀時期是巴蜀歷史上繁榮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時代。永陵(王建墓)為我們留下了這一時代的歷史見證。永陵石棺上的廿四樂伎石刻是我們了解唐代音樂的極品,從中可體味清樂與龜茲樂相結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傳的情況。前蜀和後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誰寫下了留傳至今的《宮詞》,肯定可以引起在旅遊中探索的興趣。永陵是我國歷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經科學發掘的陵墓,可供遊人參觀,這更可以引起人們對於帝王陵寢秘密的興趣。
三峽風光的雄奇壯麗,舉世聞名,再加長江支流大寧河小三峽的青幽神秘,身臨其境,自會使人們充分體會到妙如仙境的峽中神韻。三峽庫區的考古發掘表明,三峽很可能是人類起源地之一,當我們領略大溪文化的原始意味的時候,自然會引起我們對於洪荒遠古的無限遐思。沿岸及上下游的豐富文化遺存,如豐都的鬼城、忠縣的石寶寨、涪陵的水文石刻寶庫白鶴梁,劉備向諸葛亮託孤的白帝城等,都可以增長我們的知識,啟迪我們的智慧。大江大水是巴蜀沖出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力之所在。當我們巡行三峽之中時,會對巴蜀人為什麼從來嚮往走出夔門做出自身心靈的闡釋。

㈢ 蜀文化的傳統文化上的蜀文化

蜀文化從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興起,到西周中期突然黯淡失色。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的東周時期,由於巴文化的興起,逐漸融匯為巴蜀文化,擴大為巴蜀大文化體。至秦漢時期,巴蜀文化又逐漸融匯入中華文化之中。這一文化交流影響過程,正印證了考古學上地方文化的發展與擴張模式:接觸——沖突——交流——融合——整合。
在上述交流影響過程中,曾經輝煌了千餘年的古蜀文明雖然已成歷史,但作為凝聚這一文明的古蜀文化卻不會因此而消失。誠然,從考古器類學角度看,這以後再難發現具有典型蜀文化色彩的器物和紋飾,因此,蜀文化已不再具有考古學上的文化意義。但如果從人們在長期社會生活和生產活動中所形成的心理觀念、生活模式和行為模式角度來考察,便可發現,蜀文化作一種積淀了上千年歲月的傳統文化,它的影響力決不會,也不可能因此而消失。
判斷一種文化能否繼續流傳下去,首先要看這種文化存在的環境和條件是否改變,傳承的渠道不否通暢。由於東周以後引入的巴文化,以及秦漢以來能上能下入的漢文化,都是建立在傳統農業基礎上的內陸文化,它和蜀文化原有的性質與存在方式別無二致。所以,在經過這兩度涵化後,作為一種古老的文化意識流,蜀文化的傳承渠道仍舊,人們在社會生活和生產活動中所形成的心理觀念、生活模式和行為模式仍會一代代接力傳下去。

㈣ 介紹蜀國歷史

蜀漢

(蜀漢)昭烈帝(劉備)

昭烈帝,名劉備(公元161~223年),字玄德。販草鞋、草席出身。在位3年。病死,終年63歲。葬於惠陵(今四川省成都市南郊)。

劉備,涿縣(今河北省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父親早死,家境貧寒,與母親賴販草鞋、織草席度日。他不喜歡讀書,愛養狗,養馬,喜歡音樂和修飾外表,又喜歡結交豪傑。他在當地富戶的資助下,趁軍閥混戰之機招兵買馬,結識了前來應募的兩個壯士關羽、張飛。劉備見兩人武藝高強,又和他志同道合,就引為心腹。三人親如同胞手足,據說還在桃園結拜為異姓兄弟,發誓要同生共死,干一番事業。

劉備起兵後,因參與鎮壓黃巾起義有功,被封為安喜尉。不久投靠公孫瓚,代領豫、徐兩州牧。由於力量弱小,先後依附於曹操、袁紹,劉表,輾轉寄人籬下。他感到要獨樹一幟,打開局面,必須聘用人才。他打聽到南陽卧龍崗(今河南省南陽市西南)有位傑出的人才,叫諸葛亮,時隱居在隆中(今湖北襄陽縣西),十分高興,帶著關、張兩人去請他出山輔助。諸葛亮起初不想出山,聞知劉備要來,一再躲避。劉備連著撲空兩次,並不泄氣,第三次再登門拜訪,諸葛亮終於被他感動,接待了他。

劉備向諸葛亮陳述了自己的志向,懇切地表示自己無能力開創局面,請他指教。諸葛亮就侃侃而談,分析天下大勢,認為北方已被曹操統一,曹操正在准備南下;江東又已被孫權占據,立足已穩;只有物產豐富的軍事重地荊州和益州,因為它們的割據者無能,可以去佔領。然後聯合孫權,整頓內政,鞏固地盤,伺機出兵,攻擊曹操。這才有可能爭奪天下,復興漢朝。劉備聽了這一番精闢的分析,十分高興,懇請諸葛亮幫助他爭奪天下。諸葛亮見他如此熱情誠懇,就隨劉備出山,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三顧茅廬」故事,諸葛亮的那番見解,被稱為「隆中對」,成為日後劉備爭奪天下的基本戰略方針。

劉備在諸葛亮的謀劃下,主動結好孫權,合力於赤壁擊敗曹操,並乘機進占荊州。不久又引兵奪取益州和漢中,自立為漢中王。公元220年4月,曹丕稱帝,221年劉備也稱帝,國號「漢」,定都成都,建年號為「章武」。史稱蜀漢或蜀。

劉備稱帝後,依照諸葛亮的主張,著力整頓內政,實行法治,使蜀中初步安定。

公元219年,關羽被東吳攻殺後,劉備不聽諸葛亮的勸阻,執意親自率領大軍進攻東吳。在彝陵(今湖北省宜昌縣境內)之戰中,被東吳統帥陸遜用火攻擊敗,逃到白帝城(今四川省奉節縣東),蜀軍幾乎全軍覆沒。劉備又悔又恨而病倒。

公元223年4月,劉備病重,忙詔命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等趕來白帝城,囑托後事。他對諸葛亮說:「你的才能高過曹丕十倍,一定能安邦定國,成就大業。我的兒子阿斗,你如果認為可以輔助,就輔助他;如果認為不能輔助,你就自己稱帝吧!」

諸葛亮聽了,急忙哭拜在地,表示一定忠於劉氏父子。劉備便命令李嚴起草遺詔,傳位於劉禪。然後將劉禪兄弟叫進卧室,叮嚀說:「我死以後,你們一定要象伺候父親一樣伺候丞相。」又叮囑翊軍將軍趙雲盡心輔佐嗣君。說完,他又長嘆了一聲。癸巳日,劉備病死於白帝城。

劉備死後謚號為昭烈帝,史家又稱為劉先主。

(蜀漢)後主(劉禪)

後主,名劉禪(公元207~271年),字公嗣,小字阿斗。劉備子。劉備死後繼位。在位41年,國亡投降魏,後病死,終年64歲。葬處不明。

劉禪,被劉備立為太子。劉備於公元223年4月病死,他於同年5月繼位,改年號為「建興」。

劉禪庸碌無能。在位前期,主要依靠諸葛亮治理國政。幾次出兵北伐,攻打魏國,均遭失利。自諸葛亮死後,蔣琬和費禕輔政,他們遵行諸葛亮的既定方針,團結內部,又不輕易用兵,曾一度使蜀國維持著比較穩定的局面。蔣琬、費禕之後,姜維執政,多次對魏用兵無功,消耗了國力。

而劉禪自諸葛亮死後,更加昏庸無道,貪圖享樂,不理朝政,宦官黃皓乘機取寵弄權,結黨營私,朝政日非,連姜維也因怕被害,自請到沓中(今甘肅甘南州舟曲西北)種麥以避禍。至此,蜀國的基礎已大大動搖。

公元263年,魏國分三路進攻蜀漢,魏將鄧艾抄小路攻入蜀中,劉禪派諸葛亮之子諸葛瞻阻擊鄧艾。諸葛瞻在綿竹戰死,魏軍進而逼近成都。這時,姜維率領的蜀軍主力還在劍閣駐守,毫無損傷。後主一聽敵軍逼近,慌作一團,不知所措。急忙召集大臣商議。有人建議後主逃向南中地區(今四川南部及雲、貴部分地區),但那裡情況復雜,能否站穩沒有把握。有人建議東投孫吳,但孫吳也日益衰弱,自身難保。光祿大夫譙周力主降魏,後主竟採納降魏的建議,反縛自己雙手,出城投降鄧艾,並根據鄧艾的命令,下令蜀軍全部投降。

蜀漢滅亡。

三月,劉禪被押到洛陽,降封為安樂公。魏國還將他的子孫和舊臣50多人封侯,以籠絡人心,穩定蜀漢局勢。劉禪卻認為這是對他的很大恩典,感激不盡。

有一次,司馬昭宴請劉禪君臣,命樂工吹奏蜀國音樂,歌女演唱蜀國歌舞,在座的蜀國舊臣聽了,都為亡國而感到悲傷,只有劉禪咧著嘴,傻笑著,觀賞得津津有味。幾天後,司馬昭問劉禪:「你很想念蜀國吧?」劉禪樂呵呵地回答說:「這里很快活,我不想念蜀國了。」站在一旁的舊臣卻隙聽了,覺得這實在有失體統,在劉禪回府後就對他說:「主公方才的答話不妥。如果以後再問你這類話,主公應該流著眼淚,難過地說:「祖先的墳墓都在蜀國,我怎能不想念呢?」

後來,司馬昭又問劉禪是否想念蜀國,劉禪按照卻隙的指教,背出了那幾句話,並竭力裝作凄傷的樣子,只是苦於流不出眼淚來,只好閉上眼,裝出一副哭腔。司馬昭一見,心中有數,突然說:「你的話怎麼象卻隙說的一樣。」劉禪一驚,睜開眼,直視著司馬昭,說:「這正是卻隙教我的。」司馬昭和左右都忍不住嗤笑起來。劉禪還東看看,西望望,不明白他們笑些什麼。

司馬昭見劉禪實在是個愚蠢透頂的角色,留著不會有什麼危害,就沒有殺他,讓他閑居於洛陽,直到公元271年病死。

劉禪史稱劉後主。

有人認為,劉禪在劉備死後,能先後信任、重用諸葛亮,姜維等人,支持伐魏,開拓疆土,使蜀國繼續存在了四十餘年,並非庸碌無能之君,而是一個有所作為的皇帝。至於他被俘後的傻態,只是他身處險境採取的明哲保身的韜晦之汁而已。
參考資料:http://35520.net/dwjj/sg.htm

㈤ 古蜀文化對中國有多重要

現在在我國的各地都有著屬於自己的文化,而且這些文化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地域色彩還是非常強烈的。正是因為這不同的地域文化才構成了我們一個整體的中華大文化,中華大地就像是一個熔爐,孕育著很多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這也充分體現出了文化的包容性。古蜀文化對於中國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在歷史上不同的階段占據古蜀這一個地方的統治者總是能夠成就一番事業。

蜀漢政權建立

在後漢三國時期,諸葛亮作為當時的卧龍,一眼就看出了巴蜀之地所蘊含的價值,並且還向自己的主君劉備說明了益州這個地區的重要性,益州也成功的被蜀國收入囊中。以巴蜀之地作為依靠,諸葛亮才能夠六齣祁山,姜維才能夠九伐中原,他們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成就,靠的就是巴蜀之地能夠為他們提供豐厚的糧食和經濟基礎,而巴蜀文化又是很多文化碰撞融合所形成的,對中華文化有著比較大的影響。

㈥ 蜀川文化的歷史是怎樣的

巴蜀文化 華夏文化的一個分支。中國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慶的巴所代表的文化。蜀文化以成都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陝南、滇北一帶。傳說,早建有地方政權,至公元前 316年為秦所滅。考古發現,商至西周時,蜀人與黃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後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缽等,雖具地方特色,但銅鏃、銅戈、銅矛卻為黃河流域常見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禮器與中原所出者一致。巴文化最早源於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後活動於盆地東部及附近地區。西周時,建有巴國,受蜀影響,始有較高水平的農業。後與蜀同時為秦所滅。代表巴文化特徵的有出土戰國時的圓刃折腰鉞,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銅容器。
巴蜀兩地相距較近,交流方便,兩地出現的船棺葬、扁莖無格柳葉劍、銅器紋飾中出現的虎紋則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徵。銅兵器和銅印上的各種符號可能是一種地方文字。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與楚文化影響外,它還影響西南邊疆的少數民族。
在秦以後,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加速融合獲得新的發展。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後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為天府之國。四川自古盛產蠶桑,絲織為中國之冠,漢時成都即成織錦中心。由於錦緞馳名,錦城成為成都的代稱。四川很早就發明鑿鹽井取鹵,打氣井取氣,燃煮鹵制鹽,其鑽井技術為世界首創。蜀道難久為人知,但巴蜀創造的棧道卻是一種奇跡。它不僅溝通與中原的往來,也是西南絲綢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藝術風格獨特。川劇是其特有的表演藝術,語言生活氣息濃厚,幽默風趣,尤以幫、打、唱緊密結合,川劇高腔最具代表性。四川人很講究吃的藝術,川菜特點注重調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蔥、蒜,味醇厚,人稱「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濃郁、綿醇爽甜。名酒有五糧液、瀘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為「四塞之國」,古代交通甚為困難,故李白發出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這一封閉地形對巴蜀文化作為農業文明所必然帶來的封閉性肯定會有較大影響。但正是因為如此,又反過來激勵起巴蜀先民向外開拓、努力改善自身環境的決心和勇氣。於是,環境與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閉中有開放、開放中有封閉的歷史個性。隨著時代的推移,開放和兼容終於成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隴文化的溝通,最大的障礙是北方的高山——秦嶺。但巴蜀先民以驚人的勇氣,創造了高超的棧道技術,打破了盆地地緣的封鎖,克服了狹隘的封閉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開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個美女的神話故事,就是上古時代開山通道進行文化交流的生動體現。棧道是巴蜀人的一大發明。司馬遷認為巴蜀「四塞之國」的封閉性是靠「棧道千里,無所不通」來達到開放的,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須開道,遇水必須造橋,古蜀先民為了突破封閉,在發明了棧道的同時,又發表了笮橋。笮橋即繩橋,有多種類型,至今尚可見到的藏區的溜索和編網的藤橋,岷山上的竹索橋,滇西北的編網篾橋,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橋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鐵索橋,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開放的智慧體現。
遠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著幾條從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緬甸、印度地區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慶塗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產,而是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的南海,這些都充分證明巴蜀先民與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漢武帝時,張騫在大夏發現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說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國)再到西亞早就存在一條通道。這條通道,現代史學家沿用「絲綢之路」稱呼的慣例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即「旄牛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進入緬甸和東南亞。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區。
另一條是東道,稱為「五尺道」。從成都出發,到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旄牛道重合。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最早走這條線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滅蜀後南遷的蜀王子安陽王。安陽王率領兵將3萬人沿著這條線路進入了越南北部紅河地區,建立了甌駱國,越南歷史上又稱之為「蜀朝」。
四川盆地雖為高山和高原所環抱,但山原之間的若干河谷卻成為巴蜀得天獨厚的對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礱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們穿行於橫斷山脈,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為古氐羌民族遷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東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劍門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隴,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漢中。而盆地以東的清江流域又北與江漢平原相通,南與湘西山地相連。正是依據這樣的地理特點,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東、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為薈萃農耕、游牧文化的聚寶盆。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巴蜀文化與以下三方文化有明顯的交流與兼容:一為荊楚文化,是耕織結合、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詭浪漫,以《楚辭》為圭臬;二是秦隴文化,注意綜核名實,講究耕戰和商業;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禮,看重歷史,以《詩經》為准繩。巴蜀文化兼容了這三種因素:它接受荊楚文化而把《楚辭》發展為漢大賦;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學趨於發達;它接受秦隴文化而導致「隴蜀多賈」,工商業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除與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滲透影響而外,主要表現在對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詔文化的輻射,還遠達東南亞大陸地區,在金屬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對東南亞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元代的雙流人費著《歲華紀麗譜》曾說:「成都游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俗尚游樂是巴蜀人的一大特點。所以,巴蜀很早就興起了旅遊習俗,到唐宋時達到頂點。以成都而論,全年的固定的游樂活動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體出遊,並與歌舞娛樂、體育競技、商貿活動結合在一起,具有很豐富的文化內涵。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險幽秀之稱: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劍閣天下險,夔門天下雄。經過當代的開發,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麗」的特色:九寨溝山水的神奇,黃龍山水的瑰麗,熊貓世界的趣,恐龍世界的奇,是今日旅遊者領略的最大感受。從線路上看,有西北線的九寨、黃龍、四姑娘山、貢嘎山,有北線的劍門蜀道,有東線的三峽風光,有南線的蜀南竹海風光和瀘沽湖探秘。整個巴蜀景觀布局疏密相間,如金線穿珠,珍珠滿盆,幾乎每個縣都有可供旅遊的景點。
巴蜀旅遊線最大的特色是雄險幽秀的自然景觀,往往包含著人傑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內涵。如:劍門蜀道具有豐富的三國蜀漢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則天故里的文化內涵;九寨黃龍一線,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國蜀漢文化的內涵;瀘沽湖具有「母系王國」的文化內涵;三峽一線則更是一個古代文化的寶庫。這是巴蜀旅遊具有經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國蜀漢文化的中心遺跡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劉備墓、祭祀劉備的漢昭烈廟和諸葛武鄉侯祠的合祀之地,但人們都用武侯祠這個名稱來代稱這幾處遺跡。諸葛亮作為中國人民智慧的化身,受到萬世雲霄的崇敬,「武侯祠」這一稱謂,讓我們深深領略到其中歷史文化積淀的況味。從武侯祠出發,沿著當年劉備入蜀的路線,可以陸續拜謁大邑子龍廟、德陽龐統祠、綿竹諸葛祠、綿陽富樂山和蔣琬墓、昭化費禕廟和劍閣翠雲廊,北出漢中可到沔縣定軍山諸葛墓和武侯祠。一路上我們盡可以領略歷史淘盡千古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鐵馬金戈變為漁樵江渚的滄桑變化,從中受到啟迪和教益。
前後蜀時期是巴蜀歷史上繁榮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時代。永陵(王建墓)為我們留下了這一時代的歷史見證。永陵石棺上的廿四樂伎石刻是我們了解唐代音樂的極品,從中可體味清樂與龜茲樂相結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傳的情況。前蜀和後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誰寫下了留傳至今的《宮詞》,肯定可以引起在旅遊中探索的興趣。永陵是我國歷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經科學發掘的陵墓,可供遊人參觀,這更可以引起人們對於帝王陵寢秘密的興趣。
三峽風光的雄奇壯麗,舉世聞名,再加長江支流大寧河小三峽的青幽神秘,身臨其境,自會使人們充分體會到妙如仙境的峽中神韻。三峽庫區的考古發掘表明,三峽很可能是人類起源地之一,當我們領略大溪文化的原始意味的時候,自然會引起我們對於洪荒遠古的無限遐思。沿岸及上下游的豐富文化遺存,如豐都的鬼城、忠縣的石寶寨、涪陵的水文石刻寶庫白鶴梁,劉備向諸葛亮託孤的白帝城等,都可以增長我們的知識,啟迪我們的智慧。大江大水是巴蜀沖出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力之所在。當我們巡行三峽之中時,會對巴蜀人為什麼從來嚮往走出夔門做出自身心靈的闡釋。
位於長寧縣和江安縣的蜀南竹海面積有6萬余畝,其中還有仙寓洞、龍吟寺等文化景觀,既是大自然的奇觀,也是邛笮人和僰人等蜀地先民世世代代辛勤的傑作。
岷山是古蜀文化的發源地之一。發源於岷山的岷江,自古稱為「江源」,是蜀文化最先發達起來的地方。這里有人間仙境九寨、黃龍和大草原,有巍峨的四姑娘山,有著名的卧龍大熊貓自然保護區和養殖基地,有古蜀文化的大量遺跡,有全國唯一的羌文化風光。游覽岷山,不僅可以使我們體味山川的神奇秀美,更可以使我們領略古老的巴蜀文化的千姿百態。只要我們把山川旅遊同文化旅遊結合起來,我們就必然會有一次與一次不同的新的收獲、新的感受。

㈦ 蜀文化的文化價值

古蜀文明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內陸農業文明。它的興衰,與治水和農業文化有密切的關系。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形成的治水經驗和開發平原農業的傳統,是蜀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秦並蜀後,古蜀文明雖已消融,但這一傳統的文化基因,卻因此得到繼承和發揚。
蜀地自有記載以來,就是一個農業發達的區域,並形成了「教民務農」和治理水患的傳統。至遲在戰國時期,已有了作為國家機器主持的統一的水利建設事業。秦並蜀後,李冰率蜀郡人民繼承發揚這一傳統,把中原先進的技術與蜀地的經驗結合起來,掀起了在蜀大興水利、廣開稻田的高潮。「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經由李冰這次大規模治水工程所形成的都江堰和成都「二江」,是一個有機的水利體系。它不僅使當時的「成都小平原和臨邛、南安這一小小的三角地帶」成為經濟文化的繁榮地區,其人口密度幾乎占巴蜀戶口的三分之二;而且就是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仍發揮著防洪、水運、灌溉等綜合的功能和作用。作為蜀文化精神象徵之一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經久不衰,至今仍是中國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觀。
秦漢以來治水、農業傳統精神的復興,為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時代內涵。《華陽國志》曰:「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古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從此,蜀地成為全國聞名的富庶之區,並享有天府的美譽。東漢初年,班固在《西都賦》中描繪首都長安郊野的情況說:「源泉灌注,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李善《昭明文選》注曰:「言境富饒,與蜀相類,故號近蜀焉。」這里說得很明白,蜀地的農業文化發展程度超過了關中,原來富庶的關中,這里反而向蜀看齊,只配號為「近蜀」,「與蜀相類」而已。可見,這時的蜀,已與富饒相等同。 成都是蜀王居住之地,自開明王朝起,即成為蜀國的都城,是古代蜀文化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里薈萃著蜀文化的精華,是蜀文化精神的物化象徵。秦並巴蜀後,分置巴、蜀兩郡,成都仍是蜀郡的首府。漢時從蜀郡分置廣漢、犍為郡,號為「三蜀」,成都仍是三蜀的中心城市。由於秦漢以來,成都平原取得了「天府」和「陸海」的美稱,為成都城市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成都的城市文化得以迅猛發展,其代表性文化成就有二:一是成都城市結構和布局的古典定型化。一種引起中原城市布局,結合成都地形走勢而修建的略成龜形的城牆,被定型下來。成都的秦城、漢城,有「重城」、「層城」之說,即由大城連著小城組成。加之城內街道呈方塊狀布局,河水溝渠縱橫,江多橋眾。這樣的城市格局和景觀,既取法秦都咸陽,又獨具特色,以致成為古代城市布局文化的一種獨特的類型,而被一些城市所效法。二是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藝聞名於海內外。成都城內不僅設有專門官府工匠聚居的「錦官城」,而且織機遍於民間人戶。由成都城內生產的蜀布、蜀薄(粗布)、蜀穗(細布)、蜀「織成」錦(宮廷用品)、蜀緞等,以錦水濯漂,鮮潤細膩,名揚天下。此外,還有以「金錯蜀杯」、「蜀漢扣器」為代表的漆器工藝品,遠銷於長沙、江陵、朝鮮和蒙古。至於以蜀布、邛竹杖為代表的南方海外商品的先驅,也是以成都為大本營傳播出去的。
以上這些文化成就,給漢晉時期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中有人採用當時最為流行的、以華麗辭章著稱的文學形式——漢賦,對當時成都的富庶與繁盛的面貌作了生動形象的描繪。如西漢末年蜀人揚雄首先以《蜀都賦》以贊之,稱其「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這一評價,既是對蜀文化生氣勃勃的真實寫照,也是對當時成都的時代形象的最好概括。此後,「蜀都」這一歷史賦予的光輝的文化形象,便成為成都這座全國歷史文化名城的代稱。 蜀與華夏本不同族,其精神文化系統必然相異。楊雄《蜀王本紀》說蜀的古代,「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僅有口耳相傳的祖先神話和巫術式的巴蜀圖語,其精神形態尚處於原始幼稚階段。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將六國移民、徙徒、遷虜大量強制在蜀中安置,此舉有助於提高蜀地的經濟文化水平,縮小同中原文化的差異。「是的,蜀人始通中國,言語頗與華同」。漢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創辦地方官學,使蜀地精神文化發生了質的飛躍。蜀生張寬等18人被派往京師攻讀《五經》,數年後歸蜀,標志著中原學術文化引進蜀地。
蜀人對中原文化的引進,從一開始就採取一種決不盲從的態度。在蜀文化上千年深厚傳統的影響下,蜀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理解和接受中原文化,有選擇地學習儒家經典。例如,蒙文通先生引《漢書·地理志》「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說,蜀人雖學儒家經典,但未能篤儒家學說,仍然酷好文字,長與詞賦,西漢一代,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均以詞賦見長,表現出蜀與楚文化的濃厚關系。又如,蜀人在《五經》中,對《易經》特別偏愛上,以致西漢一代,四川找不出名、法、儒、墨和六經出眾的經師,這也是四川文化特殊性作用的結果,等等。在文翁教化的熏陶下,蜀地尚文好學之風蔚然興起,蜀地文化在全國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以致「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華陽國志》更以「蜀學比於齊魯」譽之。
由西漢開先河而興起的蜀學,原本指儒學傳播之意,後因其能凝聚蜀地的精神文化,遂得到廣泛的認同。再經過發展演變,最後終於成為古代四川學術文化的統稱,凡是蜀人所創造的學問都可以統稱為蜀學。蜀學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攝取著新的營養,至宋代趨於成熟定型,進入繁榮鼎盛階段。北宋時以蘇東坡為代表的蜀學,名揚天下,與王安石的「新學」相反對,與「洛學」、「朔學」相抗衡。正因為在蜀文化根基上成長起來的蜀學,代表了四川人在精神文化上的創造,是一面足以振奮蜀人精神的旗幟,所以,在近代維新運動中,一些進步的四川學者紛紛打出「蜀學」牌,給蜀學注入時代新意,成立「蜀學會」,創辦《蜀學報》,以宣傳變法思想。蒙文通先生在其撰寫的《議蜀學》的文章中,還提出了「重整蜀學」的口號和設想。從不同時代蜀學的廣泛流傳上,可以看出蜀地精神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和深遠影響。 《華陽國志》對先秦至秦漢間蜀人生活方式由簡朴趨向奢侈的巨變,作了簡要的概述。它指出,在先秦時期,蜀人「多斑采文章」,「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多悍勇」。秦漢以來,由於經濟的發展,物質的豐富,以及受中原移民的影響,蜀人在衣冠、嫁娶、喪葬等各個方面,開始向奢侈看齊。「故工商致結駟連騎,豪族服王侯美衣,取嫁設太牢之廚膳,歸女有百兩之徒車,送葬必高墳瓦槨,祭典而羊豕夕姓,贈禭兼加,賵賻過禮,此其所失。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蓋亦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也」。
正是在這一歷史轉變過程中,蜀人養成了一種安於閑適享樂的生活方式。這一生活方式的形成,可以說正是中原文化與蜀文化相作用的結果。古代蜀人對音樂十分喜好,而巴人則以善於擊鼓唱歌跳舞而著稱。在遠古生產力低下的時代,巴蜀人歌舞娛樂,主要是通過祭神祭祖的歌舞活動以起到娛人娛神的作用。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物質的相對豐盛以後,這種對歌舞娛樂的愛好,很容易發展為對於享樂生活追求。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水原豐富,都江堰水利工程設施先進完善,早在秦漢時期就成為全國農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正因為此區自然條件優越,不愁吃穿,所以,反而容易成為滋生奢靡風俗的土壤。對此,《漢書》作者雲:「巴蜀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饒,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隋書》作者也說:「其人……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閑……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迨人宋世,「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其所獲多為遨遊之費」。大抵時代不同,俗亦微異。然其人易於滿足,追求享受,「溺於逸樂」的習性和傳統,則古今同然。尤其是自唐末五代以來,在宋代蜀人中產生的日益強烈的懷鄉戀土,「罕趨仕進」的觀念,以及「宴安於富饒,不求宦達」,醉心於享受的生活方式,更助長了游樂之風的興盛。成都平原在宋代本來就「地狹人伙」,耕地面積有限,人們既不可能投入到手工業和商業之中,以擴大經營規模,也不容易更多地投入購大量土地,於是,整個社會財富便不得不大量消耗於游樂消閑之中。這也是宋代成都游樂之風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古代蜀人有獨立的鬼神思想系統。在《蜀王本紀》和《華陽國志》中,記載的蜀王蠶叢、柏灌、魚鳧都變成了神仙,其民亦隨王變成了仙。與古中原說人死後魂魄歸泰山不同,蜀族則有魂魄歸岷山之說,反映出蜀人的宗教信仰與中原是有區別的。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的發掘表明,當時蜀人對自然、神靈已有一個較為系統的認識,存在著萬物有靈的觀念,以及對天、地、山、河的崇拜,並且有了巫術思想。戰國時,道家思想傳進巴蜀,開始與蜀地原有的巫術思想結合起來,構成為一種講災祥、律歷、占卜和神仙學的學派。西漢時,成都人嚴君平著《老子指歸》,影響及於東漢,為道都創始人張道陵所吸收,在其《想爾注》中,進一步發揮了《老子指歸》的思想,把《老子》一書從人學變成為神學,為道教正一派的創立奠定了基礎。至於正一道用作解除、壓勝、鎮邪等方術的符錄,其形式、構成、用法、意義,甚至方術儀式,也都是在「巴蜀符號」、「巴蜀符號印章」的基礎上形成的。由此可見,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濫觴於蜀地,這正是中原的道教思想,與蜀人的信仰方式和傳統文化相揉合的結果。
由此可見,蜀文化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它不僅連綿不斷,一脈相承,縱貫古今,而且還覆蓋了蜀人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由成都平原孕育成長的蜀文化,不斷輻射於整個四川,被巴山蜀水的人們代代傳承,逐漸凝聚成為四川人共同的文化精神、共同的文化心理的象徵。正因為如此,所以,在後代歷史上,經常可以發現啟用「蜀」的名號作為政治號召和輿論宣傳的現象,如三國時劉備的『蜀漢「政權、五代時的前後蜀政權、宋初李順在成都建立的「大蜀」政權,以及辛亥革命中四川獨立後建立的「蜀軍政府」等。這是蜀文化向地域政治領域深化的表現。凡此中以證明,源遠流長的蜀文化,直至近代仍是振奮四川人民精神的旗幟。正確認識蜀文化的歷史地們,有助於增強今天四川人民的自豪感,激勵四川人民繼承和發揚蜀文化的創造精神,為推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作出更大的貢獻。

㈧ 求古蜀文化的介紹·

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氣候宜人,物產豐富,為古蜀該區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採集種植、漁獵飼養,進而創造獨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類型提供了良好條件。

從文化的主體———人來說,古蜀人口眾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著漢、藏、羌等十餘個民族,這些文化的創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傳統節日、穿著打扮,以及獨特的節慶、歌會等,都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內容。

蜀文化從本質上說算一種內陸農業文化,它的肇始、發展,與治水有密切關系。古蜀不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稱的農耕文明,而且有發育較早的工業和商業,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氣開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術、世界紙幣、世界蓋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國最早出現城市文明的地區之一。



(8)蜀歷史文化擴展閱讀

在四川德陽廣漢市鴨子河南岸的「三星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東北角,坐落著三星堆博物館。三星堆遺址是中國西南地區迄今發現的范圍最大、等級最高、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遺址,1997年建成開放的三星堆博物館則是一座現代化專題性的遺址博物館。

三星堆博物館現設兩大展館,第一展館(綜合館)主題為「燦爛的古蜀文明」,重在展示古蜀社會物質生活;第二展館(青銅專館)主題為「青銅鑄就的人間神國」,旨在揭示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

展館建築外形追求與地貌、史跡及文物造型藝術相結合的神韻,一展館為半弧形斜坡生態式建築,彰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人文精神,二展館為三部一體的變形螺旋式建築,其整體具有「堆列三星」與「人類歷史演進歷程」的雙重象徵。

㈨ 有沒有關於"蜀文化"的文章

[蜀文化淵源]

蜀文化從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興起,在距今2500前的東周時期,由於巴文化的興起,逐漸融匯為巴蜀文化,擴大為巴蜀大文化體。至秦漢時期,巴蜀文化又逐漸融匯入中華文化之中。

遠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經產生了作為蜀文化源頭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 ——「寶墩文化」。寶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時期的考古文化,寶墩遺址既是這一時期成都平原時 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將跨進文明門檻的歷史見證。

舉世聞名的廣漢三星堆古城遺址,是目前面積最大的蜀文化遺址。三星堆遺址的發掘表 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鳥頭形勺等器形為代表的這類文化遺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體系 的一支新文化。」從而證明,遠在西周以前,川西平原就有一支與中原文化有別的、地方特色 濃厚的土著文化——蜀文化的存在。

古蜀文化是一個影響范圍較為寬廣的地域文化,它是由一個「中心」、四個「板塊」構 成的,即以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橋)為中心,並由成都平原、漢中盆地、秦嶺地區和蝸江上 游四個部所組成,它在江漢與二里頭夏文化相遇,在陝南與商文化相遇,在渭濱與周文化相遇 。

古蜀先民創造了光燦奪目的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是其鼎盛時期的代表。2000多年前修 建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至今仍發揮著灌溉成都平原的巨大作用,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是僅有 的奇跡。而色彩艷麗的蜀綉蜀錦、「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川菜、清幽閑適的茶文化等都是 古蜀文化的具像表現,有些還被視為中國文化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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