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的歷史發展

『壹』 中國歷史發展過程

中國，是以華夏文明為源泉、 中華文化為基礎，並以漢族為主體民族的多民族國家，通用漢語、漢字，漢族與少數民族被統稱為「 中華民族」，又自稱為炎黃子孫、龍的傳人。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著悠久的歷史，距今約5000年前，以中原地區為中心開始出現聚落組織進而形成 國家，後歷經多次民族交融和朝代更迭，

直至形成多民族國家的 大一統局面。20世紀初辛亥革命後，君主政體退出歷史舞台，共和政體建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

中國文化淵遠流長，是東亞文化圈的文化宗主國，在世界文化體系內佔有重要地位，由於各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條件的差異，人文、經濟方面也各有特點。傳統文化藝術形式有 詩詞、戲曲、書法、國畫等，而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陽等則是中國重要的傳統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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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文化

文學

從先秦始，詩經、楚辭、漢賦、晉書、唐詩、宋詞、元曲、明清章回小說、民國雜文，描繪了中華古代文學史的燦爛。

經史子集是傳統中國的學問。東晉李充正式確定甲乙丙丁即經史子集次序，但尚未直接用經史子集之名。唐初編成《隋書·經籍志》，這是正式以經史子集為類名的四部分類法中現存的第—部目錄。它分經史子集4部，下分40細類，

經史子集各部書籍六萬九千五百七十餘卷，譯本書千三百二十餘冊，釋藏七千零&八卷，書畫圖象等約二百餘種。其外又有藝術志、道書志、書志、畫志、通為八目。

繪畫

中國畫在中國被稱國畫，主要是用毛筆、軟筆或手指，用墨和國畫顏色在帛或宣紙上作畫。

中國畫按照內容可分為花鳥畫、山水畫及人物畫；按照技巧可分為工筆畫、寫意畫、重彩畫、水墨畫、白描畫、壁畫、內畫；按照藝術層次可分為具象國畫和抽象國畫等。

中國畫擅長寫意，其重在神似不重形似，強調觀察總結不強調現場臨摹，運用散點透視法不用焦點透視法，重視意境不重視場景。

『貳』 聖經的發展史.

《聖經》包括舊約三十九卷和新約二十七卷，共六十六卷，由不同的作者寫成。舊約主要用希伯來文寫成（其中有一小部分用亞蘭語），新約則是希臘文。舊約完成於耶穌降生前數百年，新約則始於耶穌受難、復活、升天以後。一般認為，〈約伯記〉可能是《聖經》中最古老的一卷，但成書的准確時間不詳。除了〈約伯記〉外，最古老的摩西五經（舊約前五卷書〈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和〈申命記〉的通稱）寫於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左右，舊約《聖經》各書卷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寫成。新約《聖經》的寫作從第一世紀中葉開始，於第一世紀末完成。兩約之間有四百年的間隔期（被稱之為「沉默期」）。所以新、舊約的寫作歷時一千五百年左右。
《聖經》最初書寫在羊皮（綿羊、山羊或羚羊）、小牛或盛產於埃及、敘利亞淺湖中的蘆葦製成的紙上。這種蘆葦又叫紙草，由敘利亞的白百羅港（Byblos）出口。希臘文Byblos 意為「書」，即由此港口之名而來。英文的「紙」字（Paper）也源於希臘字「紙草」（Papyrus）。此外，有些經文則保存在瓦卡、石碑、蠟板等上面。抄寫的工具有蘆葦、羽毛、金屬筆等。墨水是由木炭、膠和水製成的。

《聖經》的四十幾位作者，不僅各自所處的時代不同，職業、身分不同，寫作的環境也有很大差異。摩西是政治領袖，約書亞是軍事領袖，大衛和所羅門是君王，但以理是宰相，保羅是猶太律法家，路加是醫生，彼得、約翰是漁夫，阿摩司是牧羊人，馬太則是稅吏。新約時代，猶太人被羅馬人統治。稅吏是那些身為猶太人卻替羅馬政府向自己的同胞征稅並從中漁利的人。好像抗日戰爭中替日本人效勞的漢奸。有人說稅吏是猶奸。有的寫於皇宮之中，有的則著書在牢獄或流放島上；有的寫於戎馬戰時，有的卻完成於太平盛世；有的寫於喜樂的高潮，有的則寫於悲慟、失望的低谷之中。《聖經》各卷書都是獨立寫成的，寫成後即在各猶太會堂或基督教堂傳讀。《聖經》的作者們並不知道這些書卷日後會被匯編成冊，形成新、舊約正典。奇妙的是，當人們把這六十六卷書編在一起時，這些跨越六十代人寫成的、風格迥異的作品卻是那樣的和諧，前後呼應，渾然一體！不用說一千多年所造成的時、空差異，就是同一時代的人獨立寫成的作品，也很難彼此和諧。即便是同一人的作品，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觀點也會自相矛盾呢！試想，我們會怎樣看待自己在十年前寫成的作品呢？事實上一九九六年剛剛出版的《遊子吟》，現在我就不得不出修訂版了！《聖經》的奇特的連貫性，只能解釋為是神的靈貫穿始終，神是《聖經》的真正作者。

公元前二百五十年左右，應埃及王托勒密二世（King Ptolemy II）的邀請，猶太大祭司以利沙（Eleazar）從猶太12支派中各選出六位譯經長老，攜帶舊約經捲去亞歷山大城，將希伯來文舊約譯成當時流行的希臘文，這就是有名的七十士譯本。在那時，舊約已有了很好的雛形。到耶穌時代，舊約已定型了。在新約《聖經》中，主耶穌和新約的作者們，常引用舊約。「經上如此說」中的「經」即指舊約。但正式宣布舊約正典告成是在第一世紀末葉。西元七十年，當聖城耶路撒冷即將被毀之際，猶太拉比猶迦南獲羅馬當局的許可，在猶大地約帕城和亞鎖都城之間的吉母尼亞（Jamnia）召開了猶太教的高級會議。會議所議論的事項，先以口傳，後來則記載在拉比的著作中。會議中曾對是否要將〈箴言〉、〈傳道書〉、〈雅歌〉、〈以斯帖記〉等書列入正典有過分歧，但討論結果仍確立三十九卷書都屬於舊約正典。

公元一百四十年左右，馬吉安（Marcion）開始散布異端，寫成一套所謂的新約正典。這啟發教會應確立正統的新約正典，以抵制馬氏的影響。再者，東方許多教會陸續開始運用一些來源不正的經卷，因此，確立新約正典的范圍也日趨必要。到公元三百零三年，羅馬大帝戴克理仙（Diocletian）下詔摧毀所有基督教的經書。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中，信徒需要知道哪些書卷是值得捨命保存的新約經卷。由於這些原因，促使人們編輯新約正典。雖然對是否應把〈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後書〉、〈啟示錄〉等列入正典頗有爭議，亞他那修（Athanasius）在一封公開信中把我們現在的新約27卷書列入新約正典。三八二年在以耶柔米（Jerome）為主要人物的羅馬的大馬新（Damasine）會議上及三九七年的加太基（Carthage）會議上（奧古斯丁是主要人物）都一致承認這二十七卷經書。從此，羅馬及非洲兩大教區對新約正典應有的書卷不再有爭議，新約正典終告完成。

在新、舊約的間隔期，還有其他一些猶太著作流傳。《偽經》是一些從公元前兩百年到公元後兩百年猶太著作的通稱。其中一些著作是冒亞當、以諾、摩西和以斯拉等人的名寫的，故稱之為《偽經》。《偽經》以傳統故事、啟示性的異象、異夢等形式出現，其目的是要幫助正經歷異常困苦的猶太人堅守信仰。由於其所記載的事有的怪誕離奇，有的有明顯錯誤的教義，所以猶太人拒絕將它們收入舊約正典之中。除《偽經》外，當時流傳的還有十四、五卷《旁經》或《次經》，寫於公元前兩百年到公元後一百年，大體上准確地反映了兩約之間的宗教、政治和社會情況，並有不少真實而有價值的教訓。由於其中有真理上的錯誤，如准許人自殺、為死人祈禱，及歷史的錯誤，同時，它們本身也沒有宣稱是神所默示的，所以猶太教和基督教（作為一個整體）不接受旁經為正典。但天主教會將大部分旁經納入其正典之中。

由於《聖經》六十六卷書的收集歷史過程涉及到人的方面，我們會以為成為正典與否是由人決定的，即似乎人的判斷是訂定正典的關鍵。但事實不是如此。這六十六卷書之所以是正典，是因為它們是神默示的。它們在被寫成時就是正典了。神的子民公認這些著作是神的默示，這件事本身並不能使它們成為神的默示。神的默示是一件事實，不因人的公認而改變。人的公認只是「正式追認」、接納那些散在各地的會眾早已承認的正典書卷而已。新、舊約訂定的實質是：神默示這些書卷，使之成為正典；它們在神的護衛下，得以流傳、保存；神的子民在聖靈的啟示下，承認、接納他們為神默示的《聖經》正典。《聖經》從寫作到正典形成都是神的作為，只不過是借著人達成的罷了。正像《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卻是人手寫成的一樣。

『叄』 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簡史

夏商西周時期

當黃河流域出現夏、商和西周三代文明古國之際，代表新的生產力的文字、青銅器和城市已經在北方的遼河流域、長江以南地區紛紛出現，從而使中國大陸的奴隸制王朝得以鞏固和發展，成為東方世界的經濟發展中心。

春秋戰國時期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發展迅速，判斷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這里所說的勞動資料主要指生產工具而言。由於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出現了先進的生鐵冶鑄技術，即出現了鑄鐵，促進了鐵器的普遍使用，並由此推動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使中國在經濟發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秦漢時期

由於中國早在公元前3 世紀就建立了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迫使封建統治集團對古代社會的自然經濟狀態進行干預，以使社會經濟朝著有利於鞏固封建統一的軌道運行，於是形成了封建經濟的自然發展與封建國家經濟制度的矛盾，也就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

魏晉南北朝

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專制集權較弱，政治上相對寬松的時代。因而對經濟活動的控制也相對寬松，經濟活動也比較活躍。這在南朝表現得尤為明顯。

隋唐五代時期

唐的經濟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

（一）南北經濟均有發展，更主要的是南方經濟已逐漸成為中國中央政權的主要支柱，成為經濟中心。

（二）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新的技術給生產帶來突破性變化。如造船、建築、農田水利、造紙印刷術、瓷器、絲織都有創造性發明並向海外流傳。

（三）與外國經濟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與非洲、西歐、中亞、西亞、東南亞、日本、朝鮮等國，都有貿易往來，陸上、海上絲綢之路暢通無阻。

五代十國時間很短，實際是唐代的繼續，經濟雖因戰亂而受影響，但仍然有很大進步，正因為經濟的發展才有全國統一的迫切要求，分裂很快被宋統一起來了。

宋遼夏金時期

其主要標志是，以農業為主、以手工操作為基礎的社會生產體系及其相應的制度保證體系已經趨於完善；從對資源開發的深度和廣度而言，已經接近甚至幾乎達到了古代的技術條件所能允許的最高水平。

元朝時期

元代經濟歷史提供的經驗和教訓在中華民族經濟管理歷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卓越的軍事、經濟管理謀略運籌思維，忽必烈多元一體化的國民經濟管理思想模式，元代長期影響後世的經鞏固、各族人民的團結交往、封建社會後期經濟的進步性發展都有重要的、深遠的影響。

明清時期

明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有聲有色的時代。明代經濟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史上處於變革的重要時期，有諸多新現象、新特點，值得認真總結，深刻分析、取其精華，以資借鑒。

封建末期

甲午戰爭後的中國，不僅遠遠落後於西方先進工業國家，而且被歷史拋在了東方的日本後面。

(3)經的歷史發展擴展閱讀

中國遠古暨三代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歷史長河的源頭，也是光輝燦爛的中國古代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經濟的發展是以越來越快的步伐前進的，舊石器時代經歷了上百萬年的漫長道路，新石器時代只有幾千年，進入文明時期以後，各個王朝的更替不過數百年的時間。

每一個時期的經濟發展都有一定的特點，也都遵循著中國傳統文化和農業經濟的共同規律。經濟基礎對政治、軍事、文化藝術乃至人們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影響是極其重大的，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不言而喻。

『肆』 經濟學發展史

經濟學發展史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相應的經濟關系，及其運行、發展的規律的科學。
經濟活動是人們在一定的經濟關系的前提下，進行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及與之有密切關聯的活動。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以較少耗費取得較大效益的問題。經濟關系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在各種經濟關系中，佔主導地位的是生產關系。
經濟一詞，在西方源於希臘文，原意是家計管理。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中論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奴隸制經濟的管理，這和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是適應的。
在中國古漢語中，「經濟」一詞是「經邦」和「濟民」、「經國」和「濟世」，以及「經世濟民」等詞的綜合和簡化，含有「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內容不僅包括國家如何理財、如何管理其他各種經濟活動，而且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法律、教育、軍事等方面的問題。
包括在「經世濟民」內的「經濟」一詞，很早就從中國傳到日本。西方經濟學在19世紀傳入中、日兩國。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譯為「經濟學」，中國的嚴復則譯為「生計學」。 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已逐漸成為各門類經濟學科的總稱，具有經濟科學的含義。
現代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運用現代數學方法和現代計算機技術，進行經濟數量關系的分析，這是由於現代經濟發展日益錯綜復雜，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運用這些新的方法進行精確的描述和解釋。經濟學各門學科依據本身的特點，適當運用現代數學和計算機技術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對於增強經濟科學的精確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經濟學發展簡史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對當時的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形成了某種經濟思想，但是並沒有形成系統。
在以歷史和文明悠久著稱的民族和國家中，以中國、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保存的歷史文獻最為豐富。它們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

『伍』 經緯度的發展歷史

公元120年，一位青年也在這座古老的圖書館里研究天文學、地理學。他就是克羅狄斯·托勒密。托勒密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認為繪制地圖應根據已知經緯度的定點做根據，提出地圖上繪制經緯度線網的概念。為此，托勒密測量了地中海一帶重要城市和據點的經緯度，編寫了8卷地理學著作。其中包括8000個地方的經緯度。為使地球上的經緯線能在平面上描繪出來，他設法把經緯線繪成簡單的扇形，從而繪制出一幅著名的「托勒密地圖」。15世紀初，航海家亨利開始把「托勒密地圖」付諸實踐。但是，經過反復考察，卻發現這幅地圖並不實用。亨利手下的一些船長遺憾地說：「盡管我們對有名的托勒密十分敬仰，但我們發現事實都與他說的相反。」
正確地測定經緯度，關鍵需要有「標准鍾」。製造准確的鍾表在海上計時，顯然比依靠天體計時要方便，實用得多。18世紀機械工藝的進步，終於為解決這個長久的難題創造了條件。英國約克郡有位鍾表匠哈里森，他用42年的時間，連續製造了5台計時器，一台比一台精確、完美，精確度也越來越高。第五台只有懷表那麼大小，測定經度時引起的誤差只有1/3英里。差不多同時，法國制鍾匠皮埃爾·勒魯瓦設計製造的一種海上計時器也投入了使用。至此，海上測定經度的問題，終於初步得到了解決。
經度和緯度都是一種角度。經度是個兩面角，是兩個經線平面的夾角。因所有經線都是一樣長，為了度量經度選取一個起點面，經1884年國際會議協商，決定以通過英國倫敦近郊、泰晤士河南岸的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舊址）的一台主要子午儀十字絲的那條經線為起始經線，稱為本初子午線。本初子午線平面是起點面，終點面是本地經線平面。某一點的經度，就是該點所在的經線平面與本初子午線平面間的夾角。在赤道上度量，自本初子午線平面作為起點面，分別往東往西度量，往東量值稱為東經度，往西量值稱為西經度。由此可見，一地的經度是該地對於本初子午線的方向和角距離。本初子午線是0°經度，東經度的最大值為180°，西經度的最大值為180°，東、西經180°經線是同一根經線，因此不分東經或西經，而統稱180°經線。（橫緯豎經）在地球儀上與赤道平行的都是緯度與赤道垂直的都是經度

『陸』 請簡要介紹，經書與經學的歷史沿革

古文經學

經學學派之一。與「今文經學」相對。始自漢代。古文諸經用戰國時六國文字寫成。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在經書的字體、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經書中重要名物、制度、解說等內容上都有不同。古文諸經出於孔壁或藏於密府。西漢末，劉歆校理秘籍，發現古文經傳。他曾請求建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春秋左氏傳》博士，遭博士諸儒反對。古文經傳漢代不立學官，只在王莽當政是一度立博士。古文經傳重通小學，明古訓，因古文經學流傳民間，一般把經傳當作歷史研究，與漢代的政治、現實問題聯系不多。古文經學家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認為孔子主張從周復禮而不像今文經學者所說的主張變革，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史學家，六經皆古代史籍。漢代學者揚雄、桓譚、王充等均傾向於古文經學。東漢以來，古文經學日漸抬頭，出現了賈逵、馬融、鄭玄等古文經學大家。清代，乾嘉學者治經追蹤鄭玄、許慎，精通小學，詳究名物故訓，考訂典禮制度，號為"漢學"。近世如章丙麟、劉師培均屬於古文經學一派。

今文經學

經學學派之一。與「古文經學」相對。始自西漢初。今文諸經均用漢代通行的隸書寫定。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在經書的字體、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經書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說等內容上都不相同。漢武帝採納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的建議，罷黜諸子百家傳記博士，只立五經博士，定儒於一尊，今文經學特別是《春秋公羊》學盛極一時。今文諸經在漢代均置博士，勢力很大。今文經學中又支分派別，東漢的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有魯、齊、韓三家，《禮》有大小戴二家，《春秋公羊》有嚴、顏二家。今文經學主張通經致用，結合現實闡發經書中微言大義，如漢代的今文經學往往為當時政治、經濟、法律作論證。漢以後日益衰微。18世紀中晚期常州學派庄存與、庄述祖、劉逢祿、宋翔鳳等探討西漢今文經學，其後魏源、龔自珍以經術譏切時政，有推動了今文經學的發展。清末廖平、皮錫瑞、康有為等大力提倡今文經學，並為戊戌變法作輿論准備。今文經學以孔子為哲學家、政治思想家，為「受命」"素王"，主張"托古改制"，認為六經皆孔子製作。其特點是注重「微言大義」，結合現實闡發經義，具有較豐富的哲學、政治思想，其不足是附會經義，甚至神化孔子和經學。

儒墨顯學

指先秦時期以孔子和墨子為代表的儒墨兩家著名而有極大的影響的學派。《韓非子.顯學》：「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這兩個學派在如何對待傳統的宗法制度和禮樂文化的問題上產生了一系列的爭論。墨家主張「兼以易別」，即以平等的無差別的兼愛去取代墨家所倡導的區分親疏厚薄的親親之愛。孟子批評說：「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認為如果按照墨家的主張去做，勢必從根本上否定父子關系。墨家主張「節用」「節葬」「非樂」反對糜費財務、厚葬久喪、繁飾禮樂的習俗。荀子批評說：「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認為墨子只看到功利的一面而不懂得文化的作用，只片面強調社會的均等齊一而抹殺了尊卑貴賤的等級差別。儒墨兩家是先秦最早形成的兩個學派，他們的爭論揭開了百家爭鳴的序幕，影響極為深遠。漢武帝以後，儒家取得了獨尊的地位，墨家作為一個學派逐漸消失無聞。

思孟學派

指以子思與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孟子曾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二人確有一定的師承關系，但思想上如何一脈相承從而共同形成為一個學派，學術界意見不一。有的根據《荀子·非十二子》的說法，「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軻和之」，認為思孟學派的思想核心為五行說。有的根據宋儒的說法，認為《中庸》為子思所作，其中「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等觀點，為孟子所繼承，發展為一種以道德修養為中心的心性之學。此外，有些學者則根據史料考辨，認為荀子所說的五行難以確指，《中庸》與《孟子》書中並無五行思想，加上《中庸》是否為子思所作，疑難多而論據少，從而斷言先秦不存在有所謂思孟學派。

孫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荀子是孔子之後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其著述後世名為《荀子》。荀子繼承孔子治學傳統，善為《易》、《詩》、《禮》、《春秋》，批判地總結了在他以前的諸子各派學說，特別提出了孟子的性善、王道之「蔽」，首創「人之性惡，其善者偽」的性惡論和「明於天下之分」的樸素唯物論，倡言禮法兼治、王霸並用，義利兼顧之說。這同思孟學派迥然異趣，和被奉為儒家正宗的孔孟之道亦格格不入；但荀子其人其學及其學生李斯、韓非均在歷史上產生過重大的作用和影響。

孟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孟子是孔子之後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主要發展了孔子關於「仁」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的政治思想和「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並以人性本善的「四端」說和「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的天人合一論，為仁政學說提供論證，從而把孔子思想發展到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被尊奉為僅次於孔子的「亞聖」。唐代韓愈把孟子看作孔子儒家「道統」的真正繼承者；北宋時，《孟子》一書上升為經，被列為《九經》，南宋朱熹把《孟子》與《論語》、《中庸》、《大學》合並稱為《四書》，從而確立了《孟子》的經典地位。近有學者認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樂正氏之儒」，應該只是一系（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

顏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孔子弟子顏回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這一學派雖未有典籍存世，但從《論語》和《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的有關顏回的記載，可見其概。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被孔子及後世列為「四科」中的「德行」第一、七十二賢之首，尊為「復聖」。顏回謙恭好學，「不遷怒，不貳過」（《論語·雍也》）。曾從孔子周遊列國，在陳蔡間被困於野，糧絕七日，弟子飢餒皆病，「不得行」，而孔子依然「講誦弦歌不衰」，當子路等對此一時產生懷疑時，只有顏回能以理解，認為「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是有國者之丑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贊其德行與學問，引為自己唯一的同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據此可以推知，顏回及其學派最主要的特點是，安貧樂道，特別下功夫實踐孔子的仁德思想。他貧居陋巷，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得到孔子「其心三月不違仁」的肯定，而他卻始終以「無伐善，無施勞」（不誇耀自己）為平生志願（《公治長》）。這種道德精神，便成為爾後宋明理學家所追求的「孔顏樂處」。

子思之儒

戰國時期以孔子之孫子思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著錄"《子思》二十三篇"，已佚。現存《禮記》中的《中庸》，鄭雲註：「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禮記正義》卷五十二《中庸》據此，子思畢生主要繼承、發揮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家道德范疇「誠」這一精神實體作為世界的本源，認為「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他被封建統治者尊為「述聖」。其思想被孟子進一步發展，《荀子·非十二子》稱「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儒受而傳之」，表明「子思之儒」與「孟氏之儒」兩派實屬一系，後世稱為「思孟學派」。對宋明理學的「心性」之學，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子張之儒

戰國時期以孔子弟子子張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子張是孔子門下最著名學生之一。據《論語》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子張曾從孔子周遊列國，「在陳蔡間困」；他秉性雖孤僻偏激（「師也辟」），但為人寬容大度，勤學好問，經常同孔子討論問題，向孔子「問干祿」、「問行」、"問仁"、"問政"、「問明」、「問十世可知」、「問善人之道」、「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問何如斯可以從政」。孔子死後，便成為儒家八派之一。子張之儒在道德倫理方面，明確反對「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言不忠信，行不篤敬」；提倡「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論語·子張》）的理想人格。《荀子·非十二子》嚴厲批評子張之儒為「賤儒」，但未列出其根據。近人郭沫若從子張與孔子問對的資料中得出「子張氏的後學們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不過從時間上看來，墨子應比子張遲，應說「墨翟受了子張的影響」（見《儒家八派的批評》）。

樂正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樂正氏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韓非子·顯學》述孔子後「儒學為八」中列入「樂正氏之儒」，但這一學派無可考。一說樂正氏即孟子弟子樂正克，當屬思孟一系（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一說樂正氏指曾子弟子樂正子春，當屬傳曾子學一系（參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顯學》校注）。

仲良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仲良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韓非子·顯學》述孔子死後「儒分為八」中列入「仲良氏之儒」，但這一學派無可考。一說為《孟子·滕文公上》所載陳良一派：「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一說為漢代人輯《小戴禮記·檀弓上》所載仲梁子一派：「曾子曰：屍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又《毛詩傳》引有仲梁子語，認為仲梁子亦傳《詩》，而《毛詩》源自子夏，所以這一學派乃兼有曾子、子夏二家之學（參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顯學》校注）。

漆雕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孔子弟子漆雕開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這一學派未有典籍存世，僅從史書有關漆雕開的記載，可見其概。《韓非子·顯學》把「漆雕氏之儒」列入儒家八派之一，稱：「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藏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論衡·本性》記載：「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世碩）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依此，近人研究認為：（1）漆雕開不願做官，任俠好勇，屬孔門任俠一派。（2）這一派主張人性「有善有惡」論。（3）宓子賤、世碩、公孫尼子等都是這一派的主要成員，他們同漆雕開均有著作錄於《漢志》「儒家」類中，可惜皆失傳。《孟子·公孫丑上》稱善於「養勇」的北宮黝，亦當屬「漆雕氏之儒」（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蒙文通《古學甄微·漆雕之儒考》）。

戰國時期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荀子是孔子之後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其著述後世名為《荀子》。荀子繼承孔子治學傳統，善為《易》、《詩》、《禮》、《春秋》，批判地總結了在他以前的諸子各派學說，特別提出了孟子的性善、王道之「蔽」，首創「人之性惡，其善者偽」的性惡論和「明於天下之分」的樸素唯物論，倡言禮法兼治、王霸並用，義利兼顧之說。這同思孟學派迥然異趣，和被奉為儒家正宗的孔孟之道亦格格不入；但荀子其人其學及其學生李斯、韓非均在歷史上產生過重大的作用和影響。

孟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孟子是孔子之後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主要發展了孔子關於「仁」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的政治思想和「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並以人性本善的「四端」說和「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的天人合一論，為仁政學說提供論證，從而把孔子思想發展到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被尊奉為僅次於孔子的「亞聖」。唐代韓愈把孟子看作孔子儒家「道統」的真正繼承者；北宋時，《孟子》一書上升為經，被列為《九經》，南宋朱熹把《孟子》與《論語》、《中庸》、《大學》合並稱為《四書》，從而確立了《孟子》的經典地位。近有學者認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樂正氏之儒」，應該只是一系（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

顏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孔子弟子顏回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這一學派雖未有典籍存世，但從《論語》和《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的有關顏回的記載，可見其概。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被孔子及後世列為「四科」中的「德行」第一、七十二賢之首，尊為「復聖」。顏回謙恭好學，「不遷怒，不貳過」（《論語·雍也》）。曾從孔子周遊列國，在陳蔡間被困於野，糧絕七日，弟子飢餒皆病，「不得行」，而孔子依然「講誦弦歌不衰」，當子路等對此一時產生懷疑時，只有顏回能以理解，認為「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是有國者之丑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贊其德行與學問，引為自己唯一的同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據此可以推知，顏回及其學派最主要的特點是，安貧樂道，特別下功夫實踐孔子的仁德思想。他貧居陋巷，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得到孔子「其心三月不違仁」的肯定，而他卻始終以「無伐善，無施勞」（不誇耀自己）為平生志願（《公治長》）。這種道德精神，便成為爾後宋明理學家所追求的「孔顏樂處」。

子思之儒

戰國時期以孔子之孫子思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著錄"《子思》二十三篇"，已佚。現存《禮記》中的《中庸》，鄭雲註：「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禮記正義》卷五十二《中庸》據此，子思畢生主要繼承、發揮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家道德范疇「誠」這一精神實體作為世界的本源，認為「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他被封建統治者尊為「述聖」。其思想被孟子進一步發展，《荀子·非十二子》稱「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儒受而傳之」，表明「子思之儒」與「孟氏之儒」兩派實屬一系，後世稱為「思孟學派」。對宋明理學的「心性」之學，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子張之儒

戰國時期以孔子弟子子張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子張是孔子門下最著名學生之一。據《論語》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子張曾從孔子周遊列國，「在陳蔡間困」；他秉性雖孤僻偏激（「師也辟」），但為人寬容大度，勤學好問，經常同孔子討論問題，向孔子「問干祿」、「問行」、"問仁"、"問政"、「問明」、「問十世可知」、「問善人之道」、「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問何如斯可以從政」。孔子死後，便成為儒家八派之一。子張之儒在道德倫理方面，明確反對「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言不忠信，行不篤敬」；提倡「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論語·子張》）的理想人格。《荀子·非十二子》嚴厲批評子張之儒為「賤儒」，但未列出其根據。近人郭沫若從子張與孔子問對的資料中得出「子張氏的後學們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不過從時間上看來，墨子應比子張遲，應說「墨翟受了子張的影響」（見《儒家八派的批評》）。

樂正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樂正氏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韓非子·顯學》述孔子後「儒學為八」中列入「樂正氏之儒」，但這一學派無可考。一說樂正氏即孟子弟子樂正克，當屬思孟一系（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一說樂正氏指曾子弟子樂正子春，當屬傳曾子學一系（參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顯學》校注）。

仲良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仲良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韓非子·顯學》述孔子死後「儒分為八」中列入「仲良氏之儒」，但這一學派無可考。一說為《孟子·滕文公上》所載陳良一派：「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一說為漢代人輯《小戴禮記·檀弓上》所載仲梁子一派：「曾子曰：屍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又《毛詩傳》引有仲梁子語，認為仲梁子亦傳《詩》，而《毛詩》源自子夏，所以這一學派乃兼有曾子、子夏二家之學（參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顯學》校注）。

漆雕氏之儒

戰國時期以孔子弟子漆雕開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這一學派未有典籍存世，僅從史書有關漆雕開的記載，可見其概。《韓非子·顯學》把「漆雕氏之儒」列入儒家八派之一，稱：「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藏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論衡·本性》記載：「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世碩）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依此，近人研究認為：（1）漆雕開不願做官，任俠好勇，屬孔門任俠一派。（2）這一派主張人性「有善有惡」論。（3）宓子賤、世碩、公孫尼子等都是這一派的主要成員，他們同漆雕開均有著作錄於《漢志》「儒家」類中，可惜皆失傳。《孟子·公孫丑上》稱善於「養勇」的北宮黝，亦當屬「漆雕氏之儒」（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蒙文通《古學甄微·漆雕之儒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