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學的歷史意義

Ⅰ 關於宋代理學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理學是北宋抄以後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理論表現，是中國古代哲學長期發展的結果，特別是批判佛、道哲學的直接產物。理學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它持續時間很長，社會影響很大，討論的問題也十分廣泛。
作為地主階級新的思想理論體系，理學一度對當時社會的發展起過好的作用。它在思辨哲學方面的發展，無疑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進步。對於日本、朝鮮的歷史發展，理學也曾發生相當大的影響。但是，理學在強化封建禮教 、維護宗法等方面，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不斷發展，愈益起著消極乃至反動的作用

Ⅱ 宋代理學興起的原因及歷史影響

宋代，由於儒家思想受到挑戰，一些先進的儒學大師開始吸收佛道思想，並用佛道思想來解釋儒家義理，從而行成了新儒學，理學。理學成為了宋代以後我國的正宗官方哲學，對我國的民族性格的雕塑起到了一定作用

Ⅲ 唐宋派的歷史意義

明代中葉，文壇上出現了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對掃除台閣體的文風有一定作用。但至嘉靖年間，已流為盲目尊古傾向。王慎中、茅坤、唐順之等人起而抵制，提倡唐宋古文，被稱為唐宋派，其魁首實為歸有光。時王世貞為文壇宗師，聲勢煊赫，歸有光貶斥說：「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抵排前人」，「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 《項思堯文集序》）。
在詩論上，他也批判復古傾向說：「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模擬剽竊，淫哇浮艷之為工，而不知其所為。」反之，他認為那種「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謠，憫時憂世之語，蓋大雅君子之所不廢者」（ 《沈次谷先生詩序》）。他的基本觀點是：以為代表的秦漢文章雖好，但唐宋間名文未嘗不佳，前、後七子標榜「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實則泥古成風，走入歧途。他主張「變秦漢為歐曾」，屬文時應「出於意之所誠」……非特求繪藻之工為文章。□□然觀美矜炫於世而已( 《答俞質甫書》)。當時，王世貞聽到他批評自己「妄庸」後說：「妄則有之，庸則未敢聞命。」但到了晚年，王世貞也感到自己雕飾過甚，不及歸有光恬適自然。在《歸太僕贊序》中說：「先生於古文辭……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還有人把歸有光與歐陽修比較，推崇他為明代第一散文家。直到清代。方苞、姚鼐等人，也對歸有光交口稱贊。
唐宋派對復古派的批評是尖銳的。唐順之在《答蔡可泉書》中說復古派的作品「本無精光,遂爾銷歇」,指出其要害在於缺乏自己的思想靈魂。歸有光對當時負有盛名的王世貞的批評亦十分激烈，他指王世貞等為「一、二妄庸人」，而眾人將王擁立為「巨子」，「爭附和以詆排前人」，他說：「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以倡道之歟？」（項思堯文集序》）復古主義者「以琢句為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謂悼嘆耳」（《與沈敬甫書》）。這是針對王世貞等主張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後書勿讀的論調所發，深惡痛絕之情溢於言表。
附：唐宋之詩比較
唐詩和宋詩，不僅是兩個朝代詩歌的總名，而且代表了我國詩歌史上兩種詩法和詩歌。它們不同之處在於：唐詩主言情，即使說理，也多以抒情方式出之；宋詩喜說理，崇尚議論。唐詩多含蓄；宋詩多直露，言盡意亦盡。唐詩多注重生活感受的直接描寫和抒發；宋詩的優秀之作也來自生活，但往往先從理性上把握，然後再選擇恰當的形式。所以宋詩即令句句生動具體，總是有某種邏輯思維的潛流貫穿其中，不像唐詩的意境大都以直觀形式表現出來。總之，唐詩總用感性形象來把握現實，宋詩則多藉助理性思維來解剖現實；唐詩詩味較濃，宋詩詩味較淡，但卻以思想的細致深刻、技巧語言的精益求精彌補之。由於這些原因，宋詩比唐詩好學。唐詩靠靈感，宋詩靠才學；才學可以通過努力獲得，靈感卻不能勉強。唐詩靠感性，宋詩靠理性；理性可以深思熟慮獲得，而感性（形象思維）卻比較難於捕捉。而且，清代學宋者並不排斥唐詩，往往還由宋窺唐，故用力較易，又不致造成粗獷膚廓之弊。因此，宗宋往往比宗唐獲得的成就要大。 ?

Ⅳ 宋代理學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歷史作用 作為地主階級新的思想理論體系，理學一度對當時社會的發展起過好的版作用。它在思辨哲學方面權的發展，無疑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進步。對於日本、朝鮮的歷史發展，理學也曾發生相當大的影響。但是，理學在強化封建禮教 、維護宗法等方面，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不斷發展，愈益起著消極乃至反動的作用。

Ⅳ 宋元時期的書院有何歷史意義

北宋四川各州和一些縣興辦了學校，教授生員，書院私學也發展起來回。南宋時，四答川地區以涪州（今綿陽）北岩書院、夾江同人書院最為著名。書院的作用一是藏書，二是供奉先賢，三是講學。著名理學家魏了翁在蒲江城北大鶴山下創辦的鶴山書院，藏書達10萬卷。魏了翁在書院授徒講學，蜀川名士游似、吳泳、牟子才皆受其業。
元初駐成都的蒙古都元帥紐lin(陽平，「王」加「凇)推崇儒學，在草堂建立3個書院。元代四川的著名書院有文翁石室書院、成都紫岩書院、蒲江鶴山書院、涪州北岩書院、夾江同人書

Ⅵ 《宋書》在中國史 學史上的 的地位和作用

《宋書》收錄當時的詔令奏議、書札、文章等各種文獻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於後代的研究。該書篇幅大，一個重要原因是很注意為豪門士族立傳。

Ⅶ 關於宋明理學的歷史地位和當代意義

程朱理學亦稱程朱道學，是宋明理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也是理學各派中對後世影響版最大的學派之一權。其由北宋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開始創立，其間經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的傳承，到南宋朱熹完成。從廣義上說，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攝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和二程）的學說，並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後學及整個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於朱熹是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簡稱為朱子學。程朱理學在南宋後期開始為統治階級所接受和推崇，經元到明清正式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故如對宋明理學的概念不做特別規定的話，在通常的意義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學。
宋明理學可取的一面：①宋明理學具有和諧意識，強調人與自然、與家庭、與國家的和諧的意識；②宋明理學具有憂患意識，鼓舞歷代仁人志士胸懷天下，奮發進取，為理想不懈追求；③宋明理學崇尚道德，重義輕利，強調自我約束，可以促進文明的進步；④宋明理學強調身體力行，強調自主自強的精神，對中國文化起了推動和促進作用。

不可取的一面：①尊卑等級觀念；②重男輕女的觀念；③輕視自然科學的觀念；④輕視個體自由的觀念；⑤重禮輕法的觀念等。

對宋明理學應採取的態度：批判、繼承、改造；去粗存精，去偽存真。

Ⅷ 宋代理學產生的歷史背景和主要內容

理學：理學又名為道學，兩宋時期產生的主要哲學流派。理學是中國古代最為精緻、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其影響至深至巨。

理學的天理是道德神學，同時成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依據，理學以儒家學說為中心，兼容佛道兩家的哲學理論，論證了封建綱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恆性，至南宋末期被採納為官方哲學。

形成的歷史背景：

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的思想揭開了理學的序幕，而北宋中期的周敦頤、邵雍、張載從不同方面探討了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提出了理學的基本范疇，從而為理學理論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胡瑗提倡「明體達用」，主張把儒家經典作為治理國家的根據；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為統一的封建國家作論證；石介倡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他們的思想揭開了理學的序幕。

(8)宋學的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理學在宋朝的發展，到元朝時期正式被確立為官方思想領域上的統治地位，被官方所大力的弘揚「君臣大義」的思想已經超越「華夷之辯」成為當時社會的普世價值。

被包括漢人在內的知識分子所廣泛接受，大批的漢族色目地主糾集的「義兵」興起，也成為鎮壓紅巾軍的主力。

不過元朝消耗漢族世侯對於漢族知識分子的排斥，也使這個群體很大程度游離於元朝中央政權之外，使元朝的統治根基脆弱，最後崩潰。

從儒學自身發展來看，理學作為一種哲學思潮或者儒學復興運動，它所強調的義理之學，是對於漢唐儒學的一種反動，表現出一種想要擯棄漢唐訓詁之學而直接面向經典、回復聖人之道的氣勢。

頗有一點「文藝復興」的味道。理學家們標榜自己的學說為「實學」、「實說」，批評佛老的學說以及漢唐的章句之學和講求詩詞歌賦的詞章之學為「虛學」、「虛說」。

Ⅸ 宋代理學對中國文化史的影響

正面影響：開啟了忠君的高潮，從此封建王朝沒有再從內部瓦解過，權力之爭專從外戚、權臣那裡屬轉化為對外族侵略的矛盾。很好的維護了內部的統一，社會相對穩定，有效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文人士大夫的社會地位提高，發展了中華文化，創造了很多燦爛的文明。

負面影響：文人開始變得迂腐，重視繁文縟節，拖慢行政速度。開啟了重文輕武的風氣，導致國家國防力量羸弱，面對外來侵略不堪一擊。儒家孔子所倡導的「權」的思想變得僵化，行政機關解決問題的能力下降。對婦女進行了多方面的禁錮，強化了貞潔等等葬送女人一生幸福的各種觀念，讓中國婦女從此陷入被壓迫的深淵。

Ⅹ 宋代理學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哪些影響簡述之。

程朱理學亦稱程朱道學，是宋明理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也是理學各派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開始創立，其間經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的傳承，到南宋朱熹完成。從廣義上說，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攝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和二程）的學說，並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後學及整個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於朱熹是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簡稱為朱子學。程朱理學在南宋後期開始為統治階級所接受和推崇，經元到明清正式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故如對宋明理學的概念不做特別規定的話，在通常的意義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學。二十世紀中國大陸程朱理學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1900年至1949年。在這五十年間，研究程朱理學的論文多以人物個案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論文有兩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觀》（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論文有程南園的《與友人論朱陸書第四》（1915年）此時也有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問世，其中都有關於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後學思想的論述，但人物個案研究的專著很少。最早的中國哲學史的專著為1915年出版的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該書以簡潔的筆法對道學（理學）的淵源作了追溯，並分述了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門諸子、朱晦庵、朱子門人之學。呂思勉的《理學綱要》（1931年）可以說是較早的一本斷代哲學史論著。在該書中，呂思勉同謝無量一樣認為「宋學長河，當推安定（胡瑗）、泰山（孫復）、徂徠（石介）」，但宋儒言哲學之首出者則為周濂溪。呂思勉對明道伊川之學，有獨到見解，認為洛學中之明道伊川，性質本有區別，學於其門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對晦庵之學，呂思勉的論述亦較懇切，認為其哲學思想則未有出於周、張、二程之外者，不過研究更為入細，發揮更為透闢，因此，朱子非宋學之創造家，而是宋學之集大成者。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中亦對程朱一派道學作了詳述。陳寅恪先生在審查此書時所作的《審查報告》對此書的評價頗中肯，認為此書於朱子之學多有發明。此時，中國哲學史方面的著作還有范壽康的《中國哲學史通論》（1936年）。雖然此間對程朱理學的研究業已基本展開，但大多隻是從總體上闡述，並且對諸多問題的解析還不夠明確，故把這一時期的程朱理學研究稱為開創期。

第二個時期：從1950年至1965年。此間研究程朱理學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採用唯心主義唯物主義劃分的方法，普遍認為程朱代表了客觀唯心主義學說。這段時間出版的有關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楊榮國的《簡明中國思想史》（1952年）、侯外廬等人的《中國思想通史》（1959年）、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專門章節分述程朱之學。此間研究程朱理學的論文亦有一些，其中專門研究二程的論文有兩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這些論著中的絕大多數對程朱理學持否定態度，認為他們的哲學思想和他們的政治立場相應，是極端反動的。朱熹的哲學在歷史上的作用只是對唯物主義哲學的發展起了一種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對朱熹哲學沒有批判、沒有認識，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義發展的作用，反而會起破壞作用。當然，亦有學者對程朱理學有肯定的一面，認為程朱的哲學思想中包含有辯證法的因素，認為這是二程哲學體系中的合理思想。但從總體上認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義的，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從總體上說，此間對程朱理學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幾個主要人物上，對程門及朱門後學則研究較少。雖然此時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進行研究讀到，但相對於第一個時期，對問題的研究已相對深入了些。因為方法論上的偏差，故這一時期只能稱作探索期

第三個時期：從1966年至1976年。這一時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義等於反動保守」之公式的影響，故對程朱理學的批判不斷升溫。這段時間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論選批一本，分別為《程顥程頤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顥程頤言論選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論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間，對程朱理學批判的主要內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爭史上，作為法家對立面的反動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還批判程頤要寡婦守節而帶來的「貞節殺人不見血」的後果。總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程朱理學甚至整個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謂百花凋殘、野草滿徑，所以這一時期只能稱為挫折期。

第四個時期：從1977年至20世紀末。此間程朱理學研究真正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中不僅與程朱理學相關的宋明理學斷代哲學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個案研究也得到了發展，大量的論文及專著問世，真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