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團訪華歷史意義

❶ 約翰·S·謝偉思的迪克西使團

194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接到董必武發自重慶的電報。電報說：「美觀察組頭一批九人，定於二十日飛延。成員包括包瑞德武官、醫生卡斯伯格、二十航空隊的多倫、美軍司令部的謝偉思、十四航空隊的斯特爾，及四名軍事人員。任務是與中國新力量合作。他們主要商量在邊區及敵後根據地建設機場問題，了解我實際情況，觀察我與蘇聯的真實關系。人員包括有陸軍、航空、電訊、醫葯等方面的人。」 22日，觀察組的專機飛抵延安。中國共產黨對美軍觀察組的到來給予了高度重視。中共中央在《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這次外國記者、美軍人員來我邊區及敵後根據地便是對我新民主中國有初步認識後有實際接觸的開始。因此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後來，包瑞德在寫給上司的報告中說：「八路軍給予美國陸軍的衷心合作和實際協助幾乎是盡善盡美的。」
謝偉思在延安一住就是近三個月。在延安期間，他多次會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董必武、楊尚昆等中共領導人。其中，與毛澤東的談話多達50餘次。毛澤東多次對別人講，謝偉思等人是他的朋友。他還見到了從各抗日根據地去延安開會和匯報工作的中共將領，如陳毅、林彪、聶榮臻等。毛澤東在和他的多次談話中表達了中共對美國的善意和期望，並希冀美國作出積極回應。毛澤東的談話由謝偉思及時、詳盡地報告給美國政府，然而卻在美國國務院的檔案室里被束之高閣，塵封了24年。
謝偉思根據自己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在報告中這樣寫道：「美軍觀察組人員及迫降的美空軍人員幾乎訪問了華北和華中所有重要的中共控制區。他們的所見所聞證實了中共所聲稱的對敵占區廣大農村地區的有效控制。」「迄今，對我們證實這點幫助最大的是從這些地區被護送到安全地帶的大批美國空軍人員(現有70名)。」「從他們的獲救處到達終點，有些飛行員在中共控制區內行進約1000英里（約1600多公里）。他們在抗日軍民護送下從山海關附近毗鄰滿洲的海灘途經北平抵達延安。在蘇北著陸的另一些人穿越蘇皖兩省到達安全地帶。還有一批人從與南京隔水相望的江北被送到山西。中共曾在上海、漢口、廣州、南京和太原附近（均為日軍佔領的要地）解救了美國飛行員。他們在離日軍機場和碉堡咫尺之遙處安全著陸後，穿越日軍控制的鐵路線多達百次。不言而喻，要將盎格魯—薩克遜人在中國偷偷轉移是很難的，除非要穿越鐵路和離日軍近處。然而，事實上，所有的遣送行動都在光天化日下進行且無需遮掩。一路上，慶祝會、歡迎會和演講會幾乎成了家常便飯。根據地的報紙不斷提到這些過路客人，有的飛行員連美國軍裝都懶得更換。以下結論無疑是正確的：1.我們必須承認中共關於他們控制了華北和華中地區廣大農村的說法總體上是對的。2.我們過去一向將這些地區統稱為『日佔區』的提法要修正。日軍只控制了點和線，其餘廣大地區實為我方勢力所控制。」
在延安的所見所聞使謝偉思相信：「中共早晚會成為執政黨。」在與周恩來、劉少奇等人多次交談後，謝偉思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共產黨很想在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過程中得到美國的支持，中共也想在戰爭結束後，在經濟方面與美國人合作。 同時，延安與重慶的強烈的反差也使他更為厭惡國民黨政權。謝偉思的觀點在當時在華的美國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費正清後來也回憶說：「在1945年，許多美國人認為，如果當權的政府垮台，中國人還好過些。」
針對蔣介石和美國國內有些人宣揚中共是蘇聯的「附庸」和「代理人」的誣蔑，謝偉思以其敏銳的觀察和精闢的分析給予了有力駁斥。他在報告中說：「目前在延安僅有三名俄國人，其中一位是名叫奧洛夫的外科醫生。他自己說他不是職業軍人，只不過是在1938年應征入伍而已。他於1942年獲准離職三年，並在11月乘最後一架俄國飛機抵達延安。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外科醫生。他帶來了一些新的醫療技術，終日在延安中央醫院忙於做手術。另兩名俄國人是『塔斯社』代表，於1942年來接替他們的前任。在延安，沒有任何人把他們當成重要人物。他們來時不會講中國話，現在也說不好。他們身上毫無『中國通』的特徵。他們看上去和中共主要領導人並不熟悉……事實上，除非在重大社交場合，他們很少露面，即便出外活動，也消失在普通人群之中。在中共控制的所有地區內，除了從像天津那樣的城市來的白俄難民外，看不到其他俄國人，而這些白俄總是被當作潛在的日本間諜受到特別的懷疑和監視。」
從「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達官貴人醉生夢死、夜夜笙歌，等級森嚴、特務橫行的重慶來到延安，謝偉思不禁覺得耳目一新。我們還是引述一下他在報告中對抗日根據地描述的片斷：「我們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我們似乎來到了另一個國家，見到了不同的人民。精神面貌和氣氛是如此之不同。一位生長在中國的軍官說：『我覺得需要好好地感受一下此地真正的中國氣息。』許多方面都顯示出了另一種氣氛。在他們的談話和行動中看不到裝腔作勢和繁文縟節。無論官員和平民在對待我們抑或中國人自己彼此相待時均開誠布公、直截了當和友善。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受到廣泛的尊敬。他們平易近人，沒有人在他們面前奴顏婢膝。他們經常和大眾打成一片。在重慶經常看見的動輒崗哨林立、如臨大敵的緊張局面在此一概不見。一眼望去，延安沒有警察，也很少看見士兵。沒有乞丐，沒有極端貧困的跡象。人們的衣著和生活非常簡朴。除農民外，幾乎所有的人均穿一種土布縫制的中山裝式的制服。在穿著、生活和娛樂方面看不到奢華和鋪張。」關於延安的抗戰氣氛，謝偉思寫道：「這里充滿信心。戰爭是近旁和切實的存在。沒有失敗主義，而只有信心。沒有對戰爭的厭倦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