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企發展歷史

Ⅰ 簡述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歷程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歷程：
1978年以來，中國所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市場為主要取向。這種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產權體制角度，國有企業的自主性與競爭程度不斷增強，國有、集體企業改革逐步深化，經營自主權逐步擴大；通過股權多元化，實現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二是從企業治理機制角度，國有企業歷經放權讓利、工業經濟責任制、股份制改造到現代企業制度，建立了「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治理機制。三是從企業監管方式角度，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逐步由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轉變，管理的手段逐步由計劃手段向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轉變，計劃管理的范圍逐步縮小，作用逐步減弱；四是從市場運營機制角度，市場逐步發育，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調節范圍不斷擴大，調節程度不斷增強，生產資料、消費資料及勞務的價格逐步由市場供求來決定。

Ⅱ 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的發展歷史

(1967～1973年)
台灣社會狀況逐步進入工業化。統一企業創業，採用無缺點、高效率的大量生產，擴大經濟規模，以符合當時生活消費之所需。 (1974～1982年)
台灣經濟成長快速，人民的購買力大增。統一企業適時地全面開發產品去滿足大眾消費的需求，同時大量地引進優良設備與學習國外先進技術，朝向高質高值的經營策略運作。 (1983～1989年)
台灣經濟持續穩定成長，進入商業化與社會多元化時代。統一企業全面投入通路大戰，多角化經營並結合社會需求，使企業持續成長，展開集團化經營模式，並開始往海外投資發展。 (1990～如今)
國民所得(GNP)突破一萬美元，競爭者水準的提升、以及台灣市場的飽和，使統一企業深刻體認到必須朝國際化發展來突破成長障礙。迨政府大陸政策允許，開始往大陸發展，並在亞太地區幾個新興市場，如印尼、泰國、越南、菲律賓等展開投資計劃。
共擁有二十四家分子公司的統一集團，涉足食品、金融、外貿、商業、娛樂、廣告、電子等業，以形成橫跨製造、服務二大產業的格局。統一企業從傳統食品出發， 走向高科技食品， 在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前提之下，一直都以健康、快樂、愛心、關懷做為最高指導原則。在「國際化」與「多角化」兩大策略下，未來統一企業除持續與國際知名企業共同投資合作，以吸收國際化經營的觀念與技術之外，也將藉由大陸與亞洲市場邁向全球，朝向成為世界最大食品行銷公司之一的目標而努力不懈。北京2008年奧運會方便麵獨家供應商。

Ⅲ 中國國營企業的歷史

<現代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的形成：制度變遷的邏輯>

長期以來，流行的傳統觀點將中國國營企業視為照搬蘇聯企業模式的產物，這雖有助於揭示中國國營企業的制度來源及其弊端，但卻割斷了中國近代以來國營企業的成長史，難於理清其產生的歷史背景、曾扮演的角色和所發揮的功能，難於揭示中國國營企業的獨特性，因而也就對中國國企改革的艱難性、復雜性估計不足——《現代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的形成:制度變遷的邏輯》，〔美〕卞歷南著，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不再把國營企業制度與單位制度視作對蘇聯體制的簡單移植

熟悉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改革經歷的人都知道，如何改革我國現有的國有企業制度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單位管理制度，使之重獲生機，始終是中國改革的一個重點和難點。要破解這一難題，就必須弄清國有企業制度在中國產生、發展的來龍去脈，正確把握這一制度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在中國歷史上所曾扮演的角色，發揮的功
能。最近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美國奧本大學歷史系卞歷南(Morris L.Bian)教授的著作:《現代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的形成:制度變遷的邏輯》，為我們深刻認識中國的國營企業制度及單位制度提供了新的視角。

中國國營企業這一制度模式是何時形成的？如何形成的？與這些問題密切相關的「單位」制度又是如何成為現代中國基本的社會經濟組織的？為什麼會出現這些獨特的制度模式？迄今為止，海內外學界最為流行的觀點是將之視作我們照抄照搬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即斯大林模式的產物，很少有人對之進行深入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關於單位制度，學術界雖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雖然不再將中國國營企業制度與單位制度視作對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簡單移植，研究的視野也不再局限於20世紀後半期的中國歷史，但仍傾向於將國營企業與單位制度的形成，視為在比較特殊的革命與建設的環境中所建立的一種比較特殊的制度。至於國營企業制度與單位制度的形成同中國社會自身的歷史與文化傳統的內在聯系，仍在不同程度上為學術界所否認或者忽視。

卞歷南先生此著的中心論點，就是揭示中國國營企業制度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單位制度，並非單純的外來之物，而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面臨強大的外敵侵略，在種種內憂外患的嚴酷的歷史條件下，社會各界人士逐步創造並不斷完善的經濟制度。它發端於晚清洋務運動時期的官辦兵器工業，最終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的重工業與兵器工業中得以形成。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並未從根本上造成歷史的斷裂或者突變，民國時期業已成型的國營企業制度及單位制度在新形勢下得到了延續與進一步發展。

本書的論點及邏輯體系建立在大量的歷史檔案之上立足於大量的歷史檔案及其它文獻資料，作者將中國國營企業體制的根本性特徵概括為三個組成部分:一是官僚治理結構，即企業內部實行行政官僚式的等級制度。二是獨特的管理與激勵機制，如經常運用意識形態方面的活動及發動生產競賽等精神、心理的激勵手段來促進和提高生產能力。三是企業內部提供各種社會服務與福利，如為職工及其家屬提供諸如教育、住房、醫療、衛生等社會服務與福利。

在此基礎上，作者形成了闡釋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產生的理論框架，分別從兵器工業的發展、重工業的擴張、企業的治理結構、企業的管理與激勵機制、企業提供社會服務與福利、國營企業與「單位」的得名等七個部分展開論述，文末附有作者精心編制的有關中國近代企業之生產、經營狀況、經費來源、內部組織結構、人事制度等方面的表格數十幅及詳細注釋、索引等，可資參考。卞歷南教授近十多年一直從事有關中國企業史的研究工作，他注意吸納海內外學術界(包括部分大陸學者)既有的相關研究成果，並將結論建立在大量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礎之上。因此，本書是一部具有較高學術水準的佳作。不株守成說，填補了國內相關研究之不足

愚以為，這本書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本著作進一步改變了過去將中國國營企業與單位體制簡單視為照抄照搬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傳統成說，將國營企業一系列基本制度的產生同中國近代以來所遭受的外敵入侵對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危機，中國各社會階層的思想變動，西方學術思想、制度、文化資源傳播對中國的影響等等聯系起來，為人們深刻認識中國國營企業體制的起源及其特徵提供了新的歷史視角，這對於當前國內備受關注的國營企業的改革無疑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不僅如此，作者將中國企業制度的形成過程追溯到20世紀上半期尤其是抗日戰爭時期，這對於我們深入理解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之延續與變遷也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中國國內學術界關於企業史的研究，長期以來集中於企業的經營史與成長史方面，有的甚至還只是部門史、行業史的翻版，對於企業制度的形成與演化的研究，國內學術界目前主要集中在近代股份制企業、公司制度方面，在研究時段上則主要集中在抗日戰爭時期以前。關於抗戰時期國統區國營企業的研究，國內還只是集中於對其性質和作用的爭論上，有關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國營企業內部管理與激勵機制方面的制度創新，企業管理階層的人員構成的變遷，企業內部對成本會計制度的引進與推廣，企業內部提供社會服務與福利，國民政府戰時行政機構改革及其對企業管理的影響等一系列的研究領域還都是國內相關研究中相當薄弱的環節(如果不是完全空白的話)，本書對這些內容都有涉及和研究，推進了這些領域的研究。

此外，本書通過發掘過去學術界利用很少的檔案史料，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兵器工業、重工業的發展作了比較細致的論述，其中有一些工廠或企業過去甚少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如本書論述甚詳的大渡口鋼鐵廠等。因此，本著作對於中國企業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國內以往學術研究之不足，並具有開拓新的學術研究領域的重要意義。

關於中國國營企業的本質特徵、抗戰時期中國國營企業管理等方面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最後，筆者不揣淺陋，提出幾點不成熟的看法和意見，向作者請教。

第一，關於國營企業制度的本質特徵，作者在書中具體總結為三個方面，即官僚式的治理結構，重視精神與心理因素的獨特的管理與激勵機制，企業提供社會服務與福利等，這三個方面是否准確、恰當？有無遺漏？我的感覺是以上特徵固然在中國國營企業中表現得比較突出，但卻不一定是國營企業所獨有的本質特徵。現代西方大型企業中，也不難見到比較明顯的官僚式的治理結構，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式企業。注重精神與心理方面的激勵，為員工提供比較完備的社會服務與福利，這些特徵恐怕也不是國營企業所獨有，正如作者在書中也承認的那樣，在近代中國的一些私人企業中，同樣也可以看到這方面的例子:如民國時期四川省著名民營企業家盧作孚的民生公司也一樣重視對企業員工進行精神激勵，並在企業內部為員工提供各種社會福利。然則，究竟何為國營企業不同於私人企業的本質特徵？這一問題顯然還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二，誠如作者所言，1949年以後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的許多基本特徵，在抗日戰爭時期即已發育成熟了，但我們恐怕也必須看到二者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區別。譬如，在意識形態方面，抗戰時期雖然也強調發展重工業、建設國防，將涉及國計民生與國家安全的企業收歸國有，主張實行有計劃的統制經濟等等，但這一時期人們並沒有否認私有企業的存在價值，也沒有完全否認市場在調節經濟中的效率與作用。這與上世紀50年代中國社會將市場視作洪水猛獸，將私有企業甚至個體經濟視作產生資本主義的邪惡的溫床還是大不相同的。

在國營企業管理方面，國民政府大量採用新式知識分子，在企業內部推廣和實行成本會計制度，以及在企業內部推行分層負責，計劃、執行與考核三者合而為一的「行政三聯制」等，均與1949年以後國營企業的管理辦法大異其趣。顯然這兩個不同歷史階段的國營企業制度還有著不容忽視的差別，二者之間既有歷史的延續，也有隨著時代變化而發生的變異，其間因革取捨的歷史轉換過程，顯然還大有文章可做。

另外，本書作者不同意一些學者僅僅將中國國營企業的形成視為中國革命運動的特殊產物，而是力圖從國統區國營企業內部尋找答案，這體現了作者的勇氣和史識。不過，抗日戰爭時期的國營企業(或者稱之為公有企業)並非國統區所獨有的，紅色根據地也有，不過數量和規模較小罷了。而且，根據地的國營企業及其管理制度，對建國後的國營企業制度的影響顯然也是不容低估的。作者在書中對此雖略有涉及，惜限於篇幅，未能進一步深入探討，這不免影響了本書之研究結論對20世紀後半期中國國營企業制度的解釋力度。

第三，在研究方法與理論的選擇方面，我以為作者似乎過於強調了意識形態的作用，相對忽視了決策者基於利害得失的權衡。國內的一些學者在研究國民政府的國營企業制度時，多強調國民黨政權的階級性質及其壟斷資源，攫取私利的一面，而對其根據時代要求，滿足社會需求的一面多有忽視，此固不免有失偏頗。但本書作者在考慮國民政府及其精英人物的決策動機時，主要只是從應對危機方面著眼，相對忽視其對黨派利益與個人私利方面的考慮，恐怕也同樣有失偏頗。如果作者能夠有效地應用國家理論與交易成本理論進行分析，或許可以彌補這一偏差，並使本課題的研究更為全面、深入。(袁為鵬/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Ⅳ 請介紹國有企業發展或者了解國有企業歷史的渠道

新中國成立後，先是計劃經濟體制，
國家要發展建設，要滿足百姓的衣食住行，於是回有工業，答商貿，公用事業等國有企業。
這時候，是政府投資辦企業，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都由政府定。
改革開放以後，對內搞活，對外開放，
鼓勵個體，私營經濟，同時積極引進外資企業以合資，合作，獨資等形式進入中國，
這時候，部分國企產權多元化，有些行業的生產與市場接軌，有些實行雙軌制。
第三步，中央提出建設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制，
一部分國企改制上市，成為公眾公司，一部分改革為有限公司，明確責權利
還有一部分國企重組。
這時候，國企部分產品價格由市場定，關乎國計民生的，政府調節。
第四步，經濟全球化

Ⅳ 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歷史回顧

國有企業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最困難和爭議最多最大的改革。經過30年的努力，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已取得實質性重大進展，盡管還有一些攻堅任務，但國企改革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今後國企改革總的來說是進一步深化和完善新體制，基本完成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任務，國有大中型企業基本實現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國有資本管理體制基本完善，使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更好地發揮出來，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30年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取得重大進展
從1978年底開始的國有企業改革，可以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78年到1992年，主要是放權讓利，探索兩權分離。第二階段是1993年起到現在，明確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方向，不斷深化改革、完善新體制。
1978年10月，四川省寧江機床廠等6個企業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確定企業在增收基礎上，可以提取一些利潤留成，職工可以得到一定的獎金。允許國有企業從事國家指令性計劃之外的生產，允許出口企業保留部分外匯收入自主支配。1983年開始，向政府上繳利潤由利潤所得稅替代。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認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的商品經濟。按照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要求，決定提出今後應全面推進以增強企業活力，特別是增強國有大中型企業活力為中心的，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是：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按照這一目標，國有企業改革轉向實行「兩權分離」，即國家的所有權與企業的經營權分離。1986年12月，國務院提出，要推行多種形式的經營承包責任制，給經營者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1987年，大中型企業普遍推行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到1987年底，全國預算內企業的承包面達78%，大中型企業達80%。1990年，第一輪承包到期的預算內工業企業有3.3萬多戶，占承包企業總數的90%。接著又開始第二輪承包。
從擴大經營自主權到承包制的放權讓利改革，使企業開始有一定的活力。但是，承包制也有重大缺陷，承包制「一對一」談判強化了政企不分，承包制只有激勵沒有約束，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了，但所有權不能約束經營權。經營者濫用經營自主權謀取私利或小集體利益，「內部人控制」，短期行為，以致普遍出現企業承包一輪，國有資產流失一輪，富了和尚窮了廟，後果嚴重。實踐告訴我們，國有企業改革不能以承包制為方向，必須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方向，實行制度創新。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並指出現代企業制度的特徵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從此，中國國企改革進入制度創新階段。
由於承包制不能促進國有企業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還帶來國有資產的流失，使許多國有企業包括大中型企業陷於困境。1997年黨和政府提出幫助國有企業脫困的任務，其目標是：從1998年起，用3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到2000年底，這一目標已基本實現。1997年底，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工業企業為16874戶，其中虧損的為6599戶，佔39.1%。到2000年，虧損戶減為1800戶，減少近3/4。3年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脫困，用去銀行呆壞賬准備金1500億元以上，技改貼息200億元左右，債轉股金額4050億元。在幫助國有大中型企業脫困的同時，進行了現代企業制度試點，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努力使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成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市場主體和法人實體。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國有企業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已取得巨大進展。首先，到2005年底，國家統計局統計的國家重點企業中的2524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已有1331家改制為多元股東的股份制企業，改制面為52.7%。國有中小企業改制面已達80%以上，其中縣屬企業改制面最大，一些已達90%以上。其次，作為國有企業主幹的中央企業，已有寶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等19家企業按照《公司法》轉制，開展董事會試點，共選派了66名外部董事，有14家試點企業的外部董事達到或超過了董事會成員的半數，實現了企業決策層與執行層分開，改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再次，中央企業及所屬子企業的股份制公司制企業戶數比重，已由2002年底的30.4%提高到2006年的64.2%。最後，股權分置改革基本完成，這是這兩年改革取得的重大進展。截至2006年底，全國除國有金融機構控股的上市公司外，801家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已有785家完成或啟動股改程序，佔98%。在改革過程中，大量企業實行資產重組，有不少企業關閉破產，職工下崗分流，並盡可能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等。
多年的國有企業改革實踐告訴我們，要想把數以十萬計的國有企業每個都搞好是不可能的，大量的在一般競爭性行業從事生產經營的國有中小企業沒有優勢，競爭力低下。針對這一情況，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和結構的任務和抓大放中小的方針，要求從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國有經濟主要控制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幹企業。
自那以後，經過十年的努力，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任務已取得實質性進展。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本逐步向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大企業集中，而從一般競爭性行業中逐步退出，開始改變國有企業量多面廣和過於分散的狀況。1998年，全國國有工商企業共有23.8萬戶，而到2006年，國有企業戶數減少至11.9萬戶，正好減少了一半。1997年，全國國有工商企業實現利潤800億元，而到2006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達1.2萬億元，增長了14倍。其中中央企業實現利潤7681.5億元，上繳稅金6822.5億元。2006年，中央企業銷售收入超過千億元的有21家，利潤超過百億元的有13家。2007年，《財富》全球500強中，中國有30家，其中內地企業22家(比上年增加了3家)，這些企業全部為國有控股企業。2007年，有16家中央企業進入世界500強。
以下是1998年以來中國國有工商企業改革發展的情況簡表。
中國國有企業經過多年改革和制度創新，不但走出了困境，而且成為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較強贏利能力和競爭力的市場主體，國有經濟也不斷向能發揮自己優勢的重要行業和領域集中，向大企業集中，並且站穩了腳跟，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支骨幹力量，主導著國民經濟的發展。這說明黨關於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方針是正確的。下面幾組數字充分證明，國有企業的效益和競爭力已有明顯提高。2005年，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在全國工業企業中的比重，戶數僅佔11%，但銷售收入佔35%，實現利潤佔45%，上繳稅金佔57%。2007年1～11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966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9.6%,超過同期集體企業利潤的增幅(25.2%)、接近股份制企業利潤的增幅(35.1%)。2006年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名單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共349戶，佔69.8%；實現年營業收入14.9萬億元，佔500強企業收入的85.2%。2006年中國製造業企業500強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共249家，佔49.8%,實現營業收入5.09萬億元，佔66.7%。2006年中國服務業企業500強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307家，佔61.4%，實現營業收入6.59萬億元，佔87.4%。

Ⅵ 簡述中國從企業到公司的發展歷程

這個問題語句不明

Ⅶ 中國國企改革經歷了哪些過程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
一、1978~1992年：國企改革的初步探索
從1978年到1992年，是我國國企改革的初步探索階段，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就，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1．國企改革起步於放權讓利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中明確指出，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陷就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大膽下放，讓地方和企業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環節，國企改革開始於對國有企業進行擴權讓利的改革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調整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二是擴大企業自主權，並且把企業經營好壞同職工的物質利益掛起鉤來，著眼於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1979年7月，國務院先後頒布了《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自主權的若干規定》等五個文件。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企業有了一定的生產自主權，開始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都有所提高，並打開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缺口。
但是，由於信息不對稱，約束機制難以規范，出現了企業為擴大自銷比例而壓低計劃指標、不完成調撥任務和財政上繳任務等問題，結果是形成了「內部人」控制，出現了「工資侵蝕利潤」和行為短期化問題。實踐效果與改革預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背離。在這種情況下，1982年中央推廣實行工業經濟責任制，旨在解決放權讓利中暴露的問題，處理好國家和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解決大鍋飯問題，在硬化企業預算約束，強化企業內部管理等方面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國家財政赤字大幅減少。但是由於企業外部環境不平等，企業內部條件也千差萬別，該政策很難找到可操作化的指標來規范國家與企業之間的責、權、利，企業激勵不足問題十分嚴重。1983~1984年先後又兩次推出利改稅，但結果都很不理想。
2．國企改革先後出現了多種形式
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改革主要是為了實行政企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明確國企改革的目標是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實行廠長（經理）責任制，並在大多數國有企業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對一些小型國有企業實行租賃經營，並在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中開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業集團化的改革試點。
到1987年底，全國國有大中型企業普遍實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共十三大報告肯定了股份制是企業財產的一種組織形式，試點可以繼續實行，到1988年底，全國共有3800家股份制企業，其中800家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60家發行了股票，其餘3000家原是集體企業。1988年2月國務院更加明確了企業承包制在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地位，規定了「包死基數，確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補」的承包原則。同時，全國人大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從而將擴權試點以來取得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規定下來。
雖然承包制在當時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承包制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1991年9 月中央工作會議強調要轉換企業經營機制。1992年後國務院就不再鼓勵企業搞承包。1992年7月國務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該條例根據兩權分離的思路明確了企業經營權、企業自負盈虧責任、企業和政府的關系、企業和政府的法律責任等問題。但是很快人們就發現，僅靠企業內部轉換機制，難以達到改革的預期目標。
3．國企改革與價格體制改革等宏觀經濟改革同步進行
國企改革是與價格體制、投融資體制等宏觀經濟改革同步進行的。在價格體制上，國企改革的推進對價格體制提出了挑戰。1984年以後開始了對價格體制的改革，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放開價格為主。1987年9月，國務院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管理條例》，明確規定國家現行的3種價格形式，即國家定價、國家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並規定企業在價格管理方面享有的權利，主要是賦予企業對一部分價格的定價權。
在流通體制上，1978年中國以計劃管理的商品將近400種到1990年底已經逐漸減少為9種。同時，改變原來生產資料不能成為商品的現狀，將近850種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計劃調撥的方式轉變為市場調控，生產資料正式成為商品。由於生產資料成為商品，以它的有效和方便的運轉支持和支撐了國企改革的進行。
在投融資體制上，中央進行了「撥改貸」改革、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局。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家建設項目投融資體制從撥款改為貸款，國家不再給新建企業投入資本金。在監管體制上，1988年4月，為了加強對國有資產的管理，理順國家與企業的財產關系，國務院直屬的國有資產管理局成立，行使國有資產所有者的代表權、監督管理權、投資和收益權、處置權。
此外，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發行股票的企業增多，對股票交易的需求壓力相應增大。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上海（1986年）和深圳（1987年）先後建立了股票櫃台交易市場。其後，兩地先後於1990年和1991年成立了規范的證券交易所，主要在於緩解已經發行在外，且具有相當規模的股票交易需求的壓力。據中國證監會的統計，從1987年至1990年末，我國共向社會發行了可流通股47億股，籌集資金47億元。資本市場的建立不僅為國企改革提供了融資渠道，還為將來國企改革的深化奠定了基礎。
4．改革的推動力量
這一階段國企改革在不斷地探索中前進，具有十分鮮明的試錯特徵，改革的推動模式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特徵。
（1）國企改革是解決我國經濟短缺問題的客觀需要。改革之初，長時間的計劃經濟體制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發展路線使我國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與國家對它的投資不相稱，使國家財力吃緊，生產資料和人民生活資料長期處於嚴重短缺狀態。為了擺脫這種局面，中央制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作為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有制結構與國有國企改革成為解決當時短缺問題的必然選擇。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和兩權分離目的就是為了增強企業活力，從而提高企業的生產能力，緩解緊張的產品短缺問題。此外，迫於「文化大革命」之後，國營和集體企業職位有限，無法安置上千萬的回城青年的工作，各級政府不得不鼓勵自謀職業，並大批發放個體營業證。個體經濟就這樣在政府默許下發展壯大起來，並最終成為一種合法的所有製成分。
資金、技術和經驗的嚴重匱乏要求國家必須堅定地推行對外開放政策，以吸引國外投資，引進改革所急需的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正是在這種旨在緩解短缺問題的政策推動下，三資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獲得了初步發展，為90年代外資的大規模湧入奠定了基礎。
（2）中央指導、理論研究和地方企業實踐相結合，自下而上佔主導，經濟短缺的現實迫切要求改革國企以提高產量和效益，改革所有制結構，發展個體經濟、外資經濟。改革的具體實踐過程，卻是中央指導、理論研究和地方實踐共同作用下推動的。在探索的初期，這種共同作用表現為以地方實踐為主，自下而上推進國企改革。
對國有國企改革，中央政策主要是採取「試點」的大原則，結合企業發展實際和企業相關理論，先後推出了多種政策。從放權讓利到兩權分離的承包責任制和轉換經營機制，經歷的都是「政策—實踐—政策改進」的過程。被實踐證明不好的政策，用新政策加以取代，如用兩權分離取代放權讓利；被實踐證明有效或尚未證明的政策繼續加以推進，如股份制試點、「撥改貸」等。
與國有企業改革密不可分的是非公經濟的改革，個體和私營企業在中央的默許和「看一看」的寬容政策支持下，通過自我發展與實踐，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地方的成功實踐獲得了中央的認可，進而推動了所有制結構的巨大變革，個體和私營經濟成為所有制結構的一部分。外資經濟在政策的鼓勵下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3）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逐步調整改革的方向
這一階段，國企改革沒有明確的方向和路線指引，除了有一點改革之前的一些教訓外，也沒有可以借鑒的發展經驗，走的是一條完全陌生的道路。通過不斷的試探性改革措施，尋求改革的正確方向和路徑，也就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逐步調整改革的方向。為了調動國有企業的積極性，推出了放權讓利，但是「內部人控制」等問題的出現，使改革調整為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於是又調整為轉換經營機制。
二、1993~2003年：國企改革的制度創新
20世紀90年代初，社會主義制度下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使改革陷入發展的僵局。同時，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解體對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了巨大沖擊。觸及計劃體制本身的改革勢在必行，國企改革由此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1．逐步明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
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明確，使國企改革從政策調整階段進入了制度創新階段。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確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要求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快經濟改革步伐。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適應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和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要求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企改革實踐的重大突破，具有劃時代得意義，為國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2．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與國有經濟布局調整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要著眼於搞好整個國有經濟，通過存量資產的流動和重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這種改組要以市場和產業政策為導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優化國有資產分布結構、企業結構同優化投資結構有機結合起來，擇優扶強、優勝劣汰」。截至1997年底，在抓大方面，國家集中抓的1000 家重點企業，確定了分類指導的方案。在放小方面，各地堅持「三個有利於」標准，不搞一刀切，採取改組、聯合、兼並、股份合作、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多種形式，把小企業直接推向市場，使一大批小企業機製得到轉換，效益得到提高。山東諸城、四川宜賓、黑龍江賓縣、山西朔州、廣東順德、河南桐柏、江蘇南通、福建寧德等許多地區在探索搞活小企業方面先行一步，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此外，一大批新型的民營企業從自身發展的需要出發，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通過兼並、收購、投資控股、承包、租賃、委託經營等改革舉措，將非公有制經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國有經濟運行中，盤活了大量的國有資產。特別是中共十五大肯定股份合作制和提出調整所有制結構後，各地國有中小國企改革的步子加快，改制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
中共十五大的報告中進一步強調要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明確指出，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
3．國企解困始終是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的主題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與非公經濟迅速發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有企業由於高負債率、冗員多、社會負擔重、攤派嚴重、員工積極性不高等原因，陷入了發展的困境，效益逐年下滑，虧損面逐年增大的。據不完全統計，1996年上半年虧損的國有企業達到43.3%，1998年第一季度出現了全國性的虧損，國有資產的損失數額也逐年上升。1997年，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將國企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在三年內在大多數國企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並使大多數國有虧損企業走出困境。
為了給國有企業解困，中央推出了多項政策，包括兼並重組、主輔分離及債轉股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結合國有商業銀行集中處理不良資產的改革，成立四家專門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部分符合條件的重點困難企業實施「債權轉」股權改革。到2000年，最後確定了對符合條件的580戶國有大中型企業實施債權轉股權，涉及債轉股總金額4050億元。已實施債轉股的企業，資產負債率明顯下降，由原來的70%以上下降到50%以下，這些企業每年減少利息支出200億元。
此外，國務院還採取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努力解決企業冗員過多、企業辦社會等問題，主要是將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附屬普通中小學校和醫院等社會負擔逐步分離或獨立出來，轉移到地方，由當地教育和衛生部門進行管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4．股份制和公司制試點的推進
股份制試點在1986年就被提出了，但當時是為了增強企業活力，僅針對少數有條件的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業。1992年國務院頒布了《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股份制試點企業財務管理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等11個法規，引導股份制試點走向規范化。1994年，為了落實《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精神，國家經貿委、體改委會同有關部門，選擇100戶不同類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隨後，全國各地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先後選定了2500多家國有企業參與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本著「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這些試點企業在清產核資、明確企業法人財產權基礎上，逐步建立了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的領導體制和組織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了企業法人治理結構。1997年中試點企業普遍進行了公司制改造，經過一年的實施，全國2343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共有84.8%的企業實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制，法人治理結構已初步建立。在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中，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有540家，佔23%，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的909家，佔38.8%；尚未實行公司制的國有獨資企業有307家，佔13.2%，其他類型企業有47家，佔2%。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國有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優勢企業，宜於實行股份制的，要通過規范上市、中外合資和企業互相參股等形式，改為股份制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
1994年，在進行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的同時，國家經貿委在18個城市進行「優化資本結構」的配套改革試點。試點的主旨為以市場為依託，在整體推進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前提下，採取多種政策，通過破產、兼並探索建立國有企業優勝劣汰機制，在補充企業資本金、減輕企業債務負擔，分離社會服務功能，分流富餘人員，資產多元化等方面實現了重點突破，尤其是在企業破產、兼並和職工再就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國務院逐步擴大了「優化資本結構」試點范圍，1996年增加到58個城市，1997年擴大到111個城市。「優化資本結構」試點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於國有企業虧損面太大，虧損額太高，無法從根本上為國企解困。
5．利用與發展資本市場
投融資體制實行「撥改貸」之後，隨著國有企業經營虧損日益增加，銀行對國有企業的不良貸款率不斷攀升，間接融資渠道很難滿足國有企業改革資產重組、規模擴張等的融資需求，此外，解決國有企業歷史遺留的過度負債和財產損失需注入龐大的資金，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僅靠銀行的間接融資已難以滿足其巨大的資金需求。因此，通過資本市場發展直接融資是必然的出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提出《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利用資本市場積極穩妥地發展債券、股票融資。同時，資本市場的發展有利於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因為企業為了自己的股票能夠上市，利用直接手段來融資，必須按照《公司法》要求，對企業進行公司制的改造，並完成上市公司的規范操作。在利用資本市場解決國企改革的融資問題的過程中，一方面大力發展國內的資本市場，另一方面讓一些企業走出去，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進行融資。截至2001年初，我國境內上市公司從1990年的14家增加到1063家，其中包括114家境內上市外資股公司和52家境外上市公司，境內上市公司市價總值達46061.78億元，流通市值達15492.49億元，投資者開戶數達到5683.88萬戶。
6．國企改革與整個國民經濟改革相結合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國企改革是與國家宏觀經濟改革結合進行的。在所有制結構上確立了非公經濟的重要地位；在分配製度上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並存的分配方式；價格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價格體制的目標；改革外貿、外匯管理體系；在社保制度改革方面，紛紛出台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住房制度等政策，為企業解除後顧之憂；企業富餘人員、下崗失業職工再就業政策給解困工作創造條件；國債補貼技改，促進了企業的技術進步等。
7．本階段國企改革的動因
國企改革在本階段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改革的推動模式主要有以下特點：
（1）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改革解放了思想，指明了方向。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理論界和社會各界圍繞計劃與市場的爭論愈演愈烈，姓「資」和姓「社」的問題嚴重製約著國企改革的推進。國企改革因為無法跳出計劃體制的框框而舉步維艱。已經迅速發展起來的個體和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由於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名不正」而「言不順」，發展壯大的阻力越來越大。在此關頭，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指出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明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談話完全消除了人們的疑慮和擔心，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徹底解除了長期以來困擾理論界和社會各界的姓「資」和姓「社」的問題，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標。
（2）國企改革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客觀需求。本階段國企改革較20世紀80年代為解決短缺問題而實行的改革有較大的區別。隨著國有企業的改革的推進及集體經濟和非公經濟的迅速發展，短缺現象在90年代已經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國有企業面臨的生存困境成為國企改革新的客觀原因，其背後隱藏的是企業制度上的問題。基於兩權分離理論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和只承認國有企業有經營權，而不承認企業作為法人應該有財產權，認為所有權全部屬於國家經營機制轉換，決定了國有企業不可能真正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制約，即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企業。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狀況不斷惡化，使對企業制度的改革成為必然要求。
（3）理論探索與實踐經驗總結的共同作用
20世紀90年代後，理論界關於企業制度探討不斷深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國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此外，20世紀80年代的國企改革的實踐經驗證明不涉及產權和計劃體制本身的國企改革，只能是停留在經營管理層面，不能觸及企業的核心，因此，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水到渠成的選擇。同時，改革實踐還證明，改革不僅要注重每個具體企業的改革，更要注重全局性的調整。因此，理論探索和實踐經驗明確了國有國企改革的任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要在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企業。另一方面，是要處理好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改變為主導地位，改變國有企業范圍過寬、數量過多、比重過大的局面。
三、2004年至今：國企改革的縱深推進
中共十六大之後，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繼續深化、國有資產管理方式的變化和資本市場的改革使我國的國企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1．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
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深層次改革，是利益的調整和權力的重新分配，涉及政治體制和政府機構改革，困難和阻力可想而知。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了深化國有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明確要求中央和省、直轄市、自治區，兩級政府設立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成立專門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改變部門分割行使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2003年3月，中央和地方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分別成立，統一了管人、管事和管資產的權力。此後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也提出，要建立健全國有資產管理和監督體制，國資委成立後明確所管轄的大型國有企業要吸引外資和社會資金，實行產權多元化，可以上市募集資金，而且鼓勵整體上市，以保持和增加企業的整體實力，許多大型企業正在剝離社會職能部分，過去一階段是剝而不離，仍由企業自己管理，現在有的正逐步移交社會；在企業內部實行主輔分離，使各部門面向社會，成為獨立經營的實體，企業同國資委分別簽訂責任書，對領導班子進行考核。
2．國企改革以大企業、以產權多元化和治理結構為中心
本階段，國企改革依然是以抓大放小為主，同時以產權多元化和治理結構建設為中心。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包括物權、債權和知識產權等各類財產權。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有利於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有利於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有利於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有利於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決定》第一次把產權制度提到如此的高度，提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是對「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的重大創新和歷史突破，進一步明確具體了國企改革的任務和目標。
3．各種所有制企業關系的處理
這一階段，如何處理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問題成為了理論探討和政策制定的重點。非公經濟經過多年的發展，逐步壯大起來，在許多領域佔有絕對優勢，非公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中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出現了個體、私營、外資與公有制經濟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趨勢，如非公經濟在行業分布上從以製造、建築、運輸、商貿和服務業等領域為主，已經開始向基礎設施、公共事業等領域拓展。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之間的沖突時有發生，如石油行業的民營資本問題。此外，外資企業在我國的發展也迅速膨脹，外資的並購問題成為了各界關注的熱點。非公經濟遇到了重新定位和判斷的問題，發展面臨巨大的挑戰。為了正確處理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非公36條」）。該政策一定程度上給予了非公經濟更大的發展空間，並掃除了人們對非公經濟去向問題的擔憂。
4．國企改革與資本市場的改革同步進行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迫切需要資本市場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與有效的金融服務。資本市場對於國企改革而言非常重要。一方面，改革開放的深入，非公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推動的國際資本的流動，使民間積累了大量資本。另一方面，「撥改貸」之後，國企直接融資渠道越來越窄，資本市場是國有企業理想的融資平台。此外，資本市場有利於國有企業治理結構的完善，有利於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但是，我國資本市場中股權分置的先天缺陷嚴重製約其健康發展，投資、融資、定價和資源配置的功能逐漸被弱化，面臨邊緣化的危機。對資本市場先天缺陷的改革對於國有經濟改革越來越重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股權分置改革。2005年4月中國證監會啟動了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到2006年末，股權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資本市場的功能逐漸回歸。資本市場的功能回歸，吸引了大量沉睡已久的民間資本，強烈的投資需求必然會引來更多的優質資產和公司進入資本市場，以獲取資本，實現資本的增值。因此，股權分置改革成功後，隨著資本市場體制的逐漸完善，資本市場將成為一個全國優質資產的吸納器，為國企改革提供了一個全國范圍的資源配置平台，企業之間的大額換股並購有了可能。這對於國有經濟的戰略性結構調整，非公資本參與國企改制，產業整合以及上市公司做優做強，都有積極的影響。而且，國有資本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可以在資本市場獲得公允的定價，股價有條件成為新的績效考核標准。一直以來無論是考核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還是進行國有資產轉讓，最重要的參考指標都是凈資產。但這一指標並不能反映國有資產的真實價值。因此，資本市場的巨大變革，將非常有利於國企改革向縱深推進。

Ⅷ 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國有企業是哪一個

歷史最悠久的國企當仁不讓是山丹軍馬場，從漢朝到現在沒有間斷，一直屬於國家所有，兩千多年難道還不是歷史最悠久的國企嗎？

Ⅸ 中國國企改革經歷了哪些過程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
一、1978~1992年：國企改革的初步探索
從年到1992年，是我國國企改革的初步探索階段，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就，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1．國企改革起步於放權讓利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中明確指出，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陷就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大膽下放，讓地方和企業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環節，國企改革開始於對國有企業進行擴權讓利的改革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調整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二是擴大企業自主權，並且把企業經營好壞同職工的物質利益掛起鉤來，著眼於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1979年7月，國務院先後頒布了《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自主權的若干規定》等五個文件。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企業有了一定的生產自主權，開始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都有所提高，並打開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缺口。
但是，由於信息不對稱，約束機制難以規范，出現了企業為擴大自銷比例而壓低計劃指標、不完成調撥任務和財政上繳任務等問題，結果是形成了「內部人」控制，出現了「工資侵蝕利潤」和行為短期化問題。實踐效果與改革預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背離。在這種情況下，1982年中央推廣實行工業經濟責任制，旨在解決放權讓利中暴露的問題，處理好國家和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解決大鍋飯問題，在硬化企業預算約束，強化企業內部管理等方面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國家財政赤字大幅減少。但是由於企業外部環境不平等，企業內部條件也千差萬別，該政策很難找到可操作化的指標來規范國家與企業之間的責、權、利，企業激勵不足問題十分嚴重。1983~1984年先後又兩次推出利改稅，但結果都很不理想。
2．國企改革先後出現了多種形式
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改革主要是為了實行政企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明確國企改革的目標是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實行廠長（經理）責任制，並在大多數國有企業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對一些小型國有企業實行租賃經營，並在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中開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業集團化的改革試點。
到1987年底，全國國有大中型企業普遍實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共十三大報告肯定了股份制是企業財產的一種組織形式，試點可以繼續實行，到1988年底，全國共有3800家股份制企業，其中800家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60家發行了股票，其餘3000家原是集體企業。1988年2月國務院更加明確了企業承包制在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地位，規定了「包死基數，確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補」的承包原則。同時，全國人大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從而將擴權試點以來取得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規定下來。
雖然承包制在當時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承包制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1991年9 月中央工作會議強調要轉換企業經營機制。1992年後國務院就不再鼓勵企業搞承包。1992年7月國務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該條例根據兩權分離的思路明確了企業經營權、企業自負盈虧責任、企業和政府的關系、企業和政府的法律責任等問題。但是很快人們就發現，僅靠企業內部轉換機制，難以達到改革的預期目標。
3．國企改革與價格體制改革等宏觀經濟改革同步進行
國企改革是與價格體制、投融資體制等宏觀經濟改革同步進行的。在價格體制上，國企改革的推進對價格體制提出了挑戰。1984年以後開始了對價格體制的改革，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放開價格為主。1987年9月，國務院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管理條例》，明確規定國家現行的3種價格形式，即國家定價、國家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並規定企業在價格管理方面享有的權利，主要是賦予企業對一部分價格的定價權。
在流通體制上，1978年中國以計劃管理的商品將近400種到1990年底已經逐漸減少為9種。同時，改變原來生產資料不能成為商品的現狀，將近850種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計劃調撥的方式轉變為市場調控，生產資料正式成為商品。由於生產資料成為商品，以它的有效和方便的運轉支持和支撐了國企改革的進行。
在投融資體制上，中央進行了「撥改貸」改革、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局。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家建設項目投融資體制從撥款改為貸款，國家不再給新建企業投入資本金。在監管體制上，1988年4月，為了加強對國有資產的管理，理順國家與企業的財產關系，國務院直屬的國有資產管理局成立，行使國有資產所有者的代表權、監督管理權、投資和收益權、處置權。
此外，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發行股票的企業增多，對股票交易的需求壓力相應增大。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上海（1986年）和深圳（1987年）先後建立了股票櫃台交易市場。其後，兩地先後於1990年和1991年成立了規范的證券交易所，主要在於緩解已經發行在外，且具有相當規模的股票交易需求的壓力。據中國證監會的統計，從1987年至1990年末，我國共向社會發行了可流通股47億股，籌集資金47億元。資本市場的建立不僅為國企改革提供了融資渠道，還為將來國企改革的深化奠定了基礎。
4．改革的推動力量
這一階段國企改革在不斷地探索中前進，具有十分鮮明的試錯特徵，改革的推動模式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特徵。
（1）國企改革是解決我國經濟短缺問題的客觀需要。改革之初，長時間的計劃經濟體制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發展路線使我國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與國家對它的投資不相稱，使國家財力吃緊，生產資料和人民生活資料長期處於嚴重短缺狀態。為了擺脫這種局面，中央制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作為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有制結構與國有國企改革成為解決當時短缺問題的必然選擇。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和兩權分離目的就是為了增強企業活力，從而提高企業的生產能力，緩解緊張的產品短缺問題。此外，迫於「文化大革命」之後，國營和集體企業職位有限，無法安置上千萬的回城青年的工作，各級政府不得不鼓勵自謀職業，並大批發放個體營業證。個體經濟就這樣在政府默許下發展壯大起來，並最終成為一種合法的所有製成分。
資金、技術和經驗的嚴重匱乏要求國家必須堅定地推行對外開放政策，以吸引國外投資，引進改革所急需的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正是在這種旨在緩解短缺問題的政策推動下，三資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獲得了初步發展，為90年代外資的大規模湧入奠定了基礎。
（2）中央指導、理論研究和地方企業實踐相結合，自下而上佔主導，經濟短缺的現實迫切要求改革國企以提高產量和效益，改革所有制結構，發展個體經濟、外資經濟。改革的具體實踐過程，卻是中央指導、理論研究和地方實踐共同作用下推動的。在探索的初期，這種共同作用表現為以地方實踐為主，自下而上推進國企改革。
對國有國企改革，中央政策主要是採取「試點」的大原則，結合企業發展實際和企業相關理論，先後推出了多種政策。從放權讓利到兩權分離的承包責任制和轉換經營機制，經歷的都是「政策—實踐—政策改進」的過程。被實踐證明不好的政策，用新政策加以取代，如用兩權分離取代放權讓利；被實踐證明有效或尚未證明的政策繼續加以推進，如股份制試點、「撥改貸」等。
與國有企業改革密不可分的是非公經濟的改革，個體和私營企業在中央的默許和「看一看」的寬容政策支持下，通過自我發展與實踐，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地方的成功實踐獲得了中央的認可，進而推動了所有制結構的巨大變革，個體和私營經濟成為所有制結構的一部分。外資經濟在政策的鼓勵下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3）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逐步調整改革的方向
這一階段，國企改革沒有明確的方向和路線指引，除了有一點改革之前的一些教訓外，也沒有可以借鑒的發展經驗，走的是一條完全陌生的道路。通過不斷的試探性改革措施，尋求改革的正確方向和路徑，也就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逐步調整改革的方向。為了調動國有企業的積極性，推出了放權讓利，但是「內部人控制」等問題的出現，使改革調整為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於是又調整為轉換經營機制。
二、1993~2003年：國企改革的制度創新
20世紀90年代初，社會主義制度下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使改革陷入發展的僵局。同時，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解體對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了巨大沖擊。觸及計劃體制本身的改革勢在必行，國企改革由此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1．逐步明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
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明確，使國企改革從政策調整階段進入了制度創新階段。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確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要求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快經濟改革步伐。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適應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和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要求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企改革實踐的重大突破，具有劃時代得意義，為國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2．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與國有經濟布局調整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要著眼於搞好整個國有經濟，通過存量資產的流動和重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這種改組要以市場和產業政策為導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優化國有資產分布結構、企業結構同優化投資結構有機結合起來，擇優扶強、優勝劣汰」。截至1997年底，在抓大方面，國家集中抓的1000 家重點企業，確定了分類指導的方案。在放小方面，各地堅持「三個有利於」標准，不搞一刀切，採取改組、聯合、兼並、股份合作、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多種形式，把小企業直接推向市場，使一大批小企業機製得到轉換，效益得到提高。山東諸城、四川宜賓、黑龍江賓縣、山西朔州、廣東順德、河南桐柏、江蘇南通、福建寧德等許多地區在探索搞活小企業方面先行一步，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此外，一大批新型的民營企業從自身發展的需要出發，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通過兼並、收購、投資控股、承包、租賃、委託經營等改革舉措，將非公有制經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國有經濟運行中，盤活了大量的國有資產。特別是中共十五大肯定股份合作制和提出調整所有制結構後，各地國有中小國企改革的步子加快，改制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
中共十五大的報告中進一步強調要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明確指出，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
3．國企解困始終是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的主題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與非公經濟迅速發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有企業由於高負債率、冗員多、社會負擔重、攤派嚴重、員工積極性不高等原因，陷入了發展的困境，效益逐年下滑，虧損面逐年增大的。據不完全統計，1996年上半年虧損的國有企業達到43.3%，1998年第一季度出現了全國性的虧損，國有資產的損失數額也逐年上升。1997年，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將國企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在三年內在大多數國企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並使大多數國有虧損企業走出困境。
為了給國有企業解困，中央推出了多項政策，包括兼並重組、主輔分離及債轉股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結合國有商業銀行集中處理不良資產的改革，成立四家專門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部分符合條件的重點困難企業實施「債權轉」股權改革。到2000年，最後確定了對符合條件的580戶國有大中型企業實施債權轉股權，涉及債轉股總金額4050億元。已實施債轉股的企業，資產負債率明顯下降，由原來的70%以上下降到50%以下，這些企業每年減少利息支出200億元。
此外，國務院還採取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努力解決企業冗員過多、企業辦社會等問題，主要是將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附屬普通中小學校和醫院等社會負擔逐步分離或獨立出來，轉移到地方，由當地教育和衛生部門進行管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4．股份制和公司制試點的推進
股份制試點在1986年就被提出了，但當時是為了增強企業活力，僅針對少數有條件的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業。1992年國務院頒布了《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股份制試點企業財務管理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等11個法規，引導股份制試點走向規范化。1994年，為了落實《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精神，國家經貿委、體改委會同有關部門，選擇100戶不同類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隨後，全國各地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先後選定了2500多家國有企業參與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本著「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這些試點企業在清產核資、明確企業法人財產權基礎上，逐步建立了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的領導體制和組織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了企業法人治理結構。1997年中試點企業普遍進行了公司制改造，經過一年的實施，全國2343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共有84.8%的企業實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制，法人治理結構已初步建立。在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中，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有540家，佔23%，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的909家，佔38.8%；尚未實行公司制的國有獨資企業有307家，佔13.2%，其他類型企業有47家，佔2%。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國有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優勢企業，宜於實行股份制的，要通過規范上市、中外合資和企業互相參股等形式，改為股份制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
1994年，在進行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的同時，國家經貿委在18個城市進行「優化資本結構」的配套改革試點。試點的主旨為以市場為依託，在整體推進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前提下，採取多種政策，通過破產、兼並探索建立國有企業優勝劣汰機制，在補充企業資本金、減輕企業債務負擔，分離社會服務功能，分流富餘人員，資產多元化等方面實現了重點突破，尤其是在企業破產、兼並和職工再就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國務院逐步擴大了「優化資本結構」試點范圍，1996年增加到58個城市，1997年擴大到111個城市。「優化資本結構」試點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於國有企業虧損面太大，虧損額太高，無法從根本上為國企解困。
5．利用與發展資本市場
投融資體制實行「撥改貸」之後，隨著國有企業經營虧損日益增加，銀行對國有企業的不良貸款率不斷攀升，間接融資渠道很難滿足國有企業改革資產重組、規模擴張等的融資需求，此外，解決國有企業歷史遺留的過度負債和財產損失需注入龐大的資金，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僅靠銀行的間接融資已難以滿足其巨大的資金需求。因此，通過資本市場發展直接融資是必然的出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提出《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利用資本市場積極穩妥地發展債券、股票融資。同時，資本市場的發展有利於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因為企業為了自己的股票能夠上市，利用直接手段來融資，必須按照《公司法》要求，對企業進行公司制的改造，並完成上市公司的規范操作。在利用資本市場解決國企改革的融資問題的過程中，一方面大力發展國內的資本市場，另一方面讓一些企業走出去，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進行融資。截至2001年初，我國境內上市公司從1990年的14家增加到1063家，其中包括114家境內上市外資股公司和52家境外上市公司，境內上市公司市價總值達46061.78億元，流通市值達15492.49億元，投資者開戶數達到5683.88萬戶。
6．國企改革與整個國民經濟改革相結合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國企改革是與國家宏觀經濟改革結合進行的。在所有制結構上確立了非公經濟的重要地位；在分配製度上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並存的分配方式；價格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價格體制的目標；改革外貿、外匯管理體系；在社保制度改革方面，紛紛出台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住房制度等政策，為企業解除後顧之憂；企業富餘人員、下崗失業職工再就業政策給解困工作創造條件；國債補貼技改，促進了企業的技術進步等。
7．本階段國企改革的動因
國企改革在本階段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改革的推動模式主要有以下特點：
（1）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改革解放了思想，指明了方向。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理論界和社會各界圍繞計劃與市場的爭論愈演愈烈，姓「資」和姓「社」的問題嚴重製約著國企改革的推進。國企改革因為無法跳出計劃體制的框框而舉步維艱。已經迅速發展起來的個體和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由於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名不正」而「言不順」，發展壯大的阻力越來越大。在此關頭，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指出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明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談話完全消除了人們的疑慮和擔心，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徹底解除了長期以來困擾理論界和社會各界的姓「資」和姓「社」的問題，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標。
（2）國企改革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客觀需求。本階段國企改革較20世紀80年代為解決短缺問題而實行的改革有較大的區別。隨著國有企業的改革的推進及集體經濟和非公經濟的迅速發展，短缺現象在90年代已經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國有企業面臨的生存困境成為國企改革新的客觀原因，其背後隱藏的是企業制度上的問題。基於兩權分離理論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和只承認國有企業有經營權，而不承認企業作為法人應該有財產權，認為所有權全部屬於國家經營機制轉換，決定了國有企業不可能真正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制約，即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企業。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狀況不斷惡化，使對企業制度的改革成為必然要求。
（3）理論探索與實踐經驗總結的共同作用
20世紀90年代後，理論界關於企業制度探討不斷深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國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此外，20世紀80年代的國企改革的實踐經驗證明不涉及產權和計劃體制本身的國企改革，只能是停留在經營管理層面，不能觸及企業的核心，因此，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水到渠成的選擇。同時，改革實踐還證明，改革不僅要注重每個具體企業的改革，更要注重全局性的調整。因此，理論探索和實踐經驗明確了國有國企改革的任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要在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企業。另一方面，是要處理好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改變為主導地位，改變國有企業范圍過寬、數量過多、比重過大的局面。
三、2004年至今：國企改革的縱深推進
中共十六大之後，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繼續深化、國有資產管理方式的變化和資本市場的改革使我國的國企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1．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
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深層次改革，是利益的調整和權力的重新分配，涉及政治體制和政府機構改革，困難和阻力可想而知。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了深化國有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明確要求中央和省、直轄市、自治區，兩級政府設立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成立專門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改變部門分割行使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2003年3月，中央和地方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分別成立，統一了管人、管事和管資產的權力。此後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也提出，要建立健全國有資產管理和監督體制，國資委成立後明確所管轄的大型國有企業要吸引外資和社會資金，實行產權多元化，可以上市募集資金，而且鼓勵整體上市，以保持和增加企業的整體實力，許多大型企業正在剝離社會職能部分，過去一階段是剝而不離，仍由企業自己管理，現在有的正逐步移交社會；在企業內部實行主輔分離，使各部門面向社會，成為獨立經營的實體，企業同國資委分別簽訂責任書，對領導班子進行考核。
2．國企改革以大企業、以產權多元化和治理結構為中心
本階段，國企改革依然是以抓大放小為主，同時以產權多元化和治理結構建設為中心。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包括物權、債權和知識產權等各類財產權。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有利於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有利於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有利於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有利於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決定》第一次把產權制度提到如此的高度，提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是對「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的重大創新和歷史突破，進一步明確具體了國企改革的任務和目標。
3．各種所有制企業關系的處理
這一階段，如何處理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問題成為了理論探討和政策制定的重點。非公經濟經過多年的發展，逐步壯大起來，在許多領域佔有絕對優勢，非公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中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出現了個體、私營、外資與公有制經濟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趨勢，如非公經濟在行業分布上從以製造、建築、運輸、商貿和服務業等領域為主，已經開始向基礎設施、公共事業等領域拓展。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之間的沖突時有發生，如石油行業的民營資本問題。此外，外資企業在我國的發展也迅速膨脹，外資的並購問題成為了各界關注的熱點。非公經濟遇到了重新定位和判斷的問題，發展面臨巨大的挑戰。為了正確處理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非公36條」）。該政策一定程度上給予了非公經濟更大的發展空間，並掃除了人們對非公經濟去向問題的擔憂。
4．國企改革與資本市場的改革同步進行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迫切需要資本市場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與有效的金融服務。資本市場對於國企改革而言非常重要。一方面，改革開放的深入，非公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推動的國際資本的流動，使民間積累了大量資本。另一方面，「撥改貸」之後，國企直接融資渠道越來越窄，資本市場是國有企業理想的融資平台。此外，資本市場有利於國有企業治理結構的完善，有利於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但是，我國資本市場中股權分置的先天缺陷嚴重製約其健康發展，投資、融資、定價和資源配置的功能逐漸被弱化，面臨邊緣化的危機。對資本市場先天缺陷的改革對於國有經濟改革越來越重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股權分置改革。2005年4月中國證監會啟動了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到2006年末，股權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資本市場的功能逐漸回歸。資本市場的功能回歸，吸引了大量沉睡已久的民間資本，強烈的投資需求必然會引來更多的優質資產和公司進入資本市場，以獲取資本，實現資本的增值。因此，股權分置改革成功後，隨著資本市場體制的逐漸完善，資本市場將成為一個全國優質資產的吸納器，為國企改革提供了一個全國范圍的資源配置平台，企業之間的大額換股並購有了可能。這對於國有經濟的戰略性結構調整，非公資本參與國企改制，產業整合以及上市公司做優做強，都有積極的影響。而且，國有資本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可以在資本市場獲得公允的定價，股價有條件成為新的績效考核標准。一直以來無論是考核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還是進行國有資產轉讓，最重要的參考指標都是凈資產。但這一指標並不能反映國有資產的真實價值。因此，資本市場的巨大變革，將非常有利於國企改革向縱深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