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歷史文化

A. 地名有哪些文化

地名的分類和起源

地名種類繁多，意義各異。在這里只能列舉一些比較常見的種類。而且部分地名分類的界限也比較模糊，既可以說是以姓氏分，也可以說是以地貌分，所以在本文中就不細摳其類別了。

一、以地貌特徵或地物命名。

如黑龍江、大橫溝、青崖頭、石崖只、窯子門、中岔口、嶺底、坡頭、沙凹、紅土坡、萇池、紅崖底、窄門只、車箱、磁盆水、寬坪、白石、黑石窯、黃龍頭、岑峰等。有典型性的是「四龍村」，它是以背著一條南北走向如龍的山貌與村落所處的地形而命名為黃龍頭（龍王頭）、黃龍凹、龍潮灣和青龍坡。還有桂林的象鼻山等等。

還有一種格式，是姓氏與地名的結合，為第一種和第二種格式的綜合部分。在人口密集、地貌各異的地方，這樣的名稱不勝枚舉。如*家*，一般第一個*是姓氏，第二個*一般說的是地貌，如溝、梁、峪、陵、丘、阜、畈、墩、鄉、亭、聚、塢、壁、壘、戍、堡、鎮、鋪、集、市、場、務、平、坪、門、砭、鹼、寺、塔、咀、店、渠、嶺、灣、匯、堖、川、場、窯、城、台、池、坳、屯坎、墳等等。具體如：亢家溝、李家梁、戚家莊、馬家砭、肖家匯、梁家寨、蔡家坪、郭村、賀村、路家村、牛家村、傅家堖、賈家峪、鄭家溝、劉家坡、趙家岔、郭家坪、蘇家嶺、袁家梁、王家灣、朱家墳等。

其中如 「岳各庄」這種名稱，是由於發音的變化演變過來的。岳各庄其實就是岳家莊而已，這些都是由於漢語語音的發展變化而來的。

先秦時代，華北平原以「丘」、「陵」、「阜」命名的地名很多，這反映了當時的地理環境――地貌起伏不平，人們擇高地而居以避洪水，「丘」的消逝則說明它們日後被黃河等河水漫流所挾泥沙淤平；兩漢時，以「鄉」、「亭」、「聚」命名地方，表現了當時的地方基層行政制度；六朝時；塢、壁、壘、戍、堡等地名用字的出現，應與當時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社會動亂需要防禦有關；唐中葉以後，內地出現的「鎮」、「集」、「市」反映小商業城市的興起，「場」、「務」表明了官營手工業的發達。 「不而」、「不夜」、「不其」等沿海地名常帶「不」字，可以認為是「不」這一古代東北濱海民族的發語音造成的，這些凝聚民族、語言史料的地名，對於了解古代的部族遷徙有很大幫助。有些是姓氏+地貌詞+子這種格式的，如：牛寨子，郝窯子等。還有如八王墳、公主墳等格式的地名。與地貌和姓氏有關的地名種類繁多，是最常見的，在這里就不一一列舉。

河北邯鄲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其名最早出現於古本《竹書紀年》。邯鄲地名之由來，現一般以《漢書·地理志》中三國時魏國人張晏的注釋為源：「邯鄲山，在東城下，單，盡也，城廓從邑，故加邑雲。」意思是說，邯鄲的地名源於邯鄲山，在邯鄲的東城下，有一座山，名叫邯山，單，是山脈的盡頭，邯山至此而盡，因此得名邯單，因為城廓從邑，故單旁加邑( 阝)而成為邯鄲。邯鄲二字作為地名，三千年沿用不改，是中國地名文化的一個特例。

中國的很多地名中都帶個「洲」或「州」字，在這里也有必要特別說明一下。

古人在製作了「川」字的基礎上，為表達「川」中的小島，才製作出「州」字。「州」的本義是河道中的小島（或稱沙洲）、水中陸地。我國最早的詩集《詩經·周南·關睢》篇中有「關關睢鳩，在河之州」句。《說文解字》：「州，水中可居曰州。周繞其旁。從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在上古洪荒時代，人們還沒有建立行政區劃的概念和區劃單位，帝堯曾經把「水中高土」「州」劃分為九個區域（九州）來進行管理。這就是後人把「州」作為一種行政區劃的雛型。但秦、漢前「州」的范圍很不確定，有「九州」和「十二州」之說，還有「大九州」之說`。皆傳說中的地方行政區劃制度實際上並不存在。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始於京師附近地區外，分境內為十三個監察區，稱為十三州，置刺史巡視境內。東漢末「州」始成為郡以上的一級行政區劃。後世「州」作為行政區劃或存或廢，范圍或大或小，但仍沿用至今。當「州」被用作為行政區劃名稱來表示「赤縣神州」之後，再用它表「水中陸地」似有欠妥，於是古代文人又在「州」字前面加上一個「氵」部首，用「洲」來替代「州」，讓「洲」擁有了「州」原來的涵義，而「州」在現代漢語言中只局限於作地方行政區劃名，城市地名。在我國縣級以上帶「州」或「洲」的城市名稱中，除了「株洲市」和「滿洲里市」用「洲」以外，其他一般皆用「州」。

二、以家族或族群姓氏命名。

中國古代社會結構模式是一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社會根基，決定了中國社會政治結構以及其意識形態。孟子也曾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因此，以姓氏或族群姓氏命名的村落或城市在中國地名中是最多、最常見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宗法社會的人們往往按姓氏聚居，姓氏便成為地名中最富區別意義的亮點。其格式一般*村（鄉、縣）。如河南省的盧氏縣，還有部分村名如姜家、韓家、彌家、李村等。此外還有諸如秦村劉家、秦店張家等格式的村名。

但是，也有地方是反過來的，以居住地為姓氏，如齊國公族大夫分別住在東郭、南郭、西郭、北郭，這四郭便成了姓氏。

三、以方位命名。

如北坡、北社、北婁、北溝、北崖灣；東寨、東堖、東坪、東園、東坡、東山、東攔；南村、南溝、南河、南嶺、南社、南流、南峪、南咀、南貝子；西村、西杜、西社、西灣、西峪、西掌、西坡、西堖、西山頭；中蘭、中庄、中社、中興道、中心梁等。方位常常還與姓氏相結合，這個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了。

與「州」一樣，「陰」「陽」也是地名中常出現的。在中學語文課本中我們都知道「山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為陰」。中國古代根據《易經》等發端出來的風水堪輿學大有講究（並非完全迷信，參看《中國國家地理》2006年第一期）。因此將地勢的起伏等都採用陰陽五行的方式加以描述。

因此，山的南方因為能照到太陽，稱為陽，山北稱為陰；而水（河）正相反，水北為陽，而水南為陰。但也有例外，湖北漢陽卻在漢江的南面，其原因是歷史上漢水改道，由漢陽城的南面改到北面，而城市名稱未變，所以就形成了一個特例。

四、以植物命名。

如蘋果園、棗林溝、榆林堖、麻地溝、楊林窯、香草坪、柏石、蘆芽溝、椿樹底、檀山溝、杳樹坡等。

五、以動物命名。

有鹿峪、馬鄉、熊坪、鶴山、貓鋪、豹川、羊泉、鰲頭、駱駝道、獐兒坪、綿羊坡、蝦蟆堖、獅子坪等。

六、以神話命名。

有仙人、神泉、石佛、普賢、寺坪、禪房、佛堂、泥河、石牛、神頭、觀音堂、羅漢堂、降香坪、獅子神、老石神、玉女峰、望夫台等。這些地名的起源都跟某個古老的傳說有關，如：

山西神池縣——因明代在境內建有神地堡，並在堡西門外有池水，相傳其水「出無源、去無跡，旱不涸，雨不盈。名曰神池」而得名。

陝西鳳翔縣——相傳秦穆公之女弄玉善於吹笛，引來善於吹簘的華山隱士簘史，知音相遇，終成眷屬，後乘鳳凰飛翔而去，唐時取此意更名鳳翔。

獅子神村——傳說，一少女路經此地遇虎，呼救，突然跳出雄獅咬死老虎，女得救，獅無蹤。村民立獅神廟供奉，易村名為獅子神村。

寺底村——在昔日此地無水，一日忽見白鹿刨亂石，泉水湧出滔滔不絕。故村名曰神泉村。又因村落處於北寨坡「當里寺」之下故俗稱「寺底村」。

羅漢堂村——傳說，五台山文殊寺運送100尊鐵羅漢經此遺失一尊，化人借宿未留而坐化原形，村民建崖堂置其中供奉祭祀，隨即更村名為羅漢堂村。

七、源於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地名。

即以歷史人物或與其相關的歷史活動為背景而生成的地名和以一定的歷史事件以及某一歷史史實為背景形成的地名。如：長仙門、通遠門、迎恩門等。

祁縣，因春秋時晉國大夫祁奚食邑於此，而得名。

介休（市），因相傳春秋時期晉國貴族介子推偕田隱居並死於境內之綿山而。

稷山（縣），相傳後稷曾於縣境南陲的山中教民稼稿，後稱為此山為稷王山，此地又因其山而得名「稷山」。

左權（縣），古稱僚陽，後幾經改名。1942年9月，為紀念左權將軍在此殉國，改名左權縣。

聞喜（縣），位於山西省西南部，原名左邑縣，因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劉徹經此地時，聽到官軍破南粵(今廣東)的喜訊，遂改縣為為聞喜。

靈石（縣），因隋文帝開皇十年挖河道時發現的古代隕石而得名。

八、含有寓意的地名。

這些地名要麼是有史料記載、要麼有時引詩為名。一般來說都為城市的名稱。山西有個繁峙（縣），因「城於山麓，群山環而拱之，而得名」。因此，「繁峙」，實際上就是對該縣境內高山環繞的地勢特徵的一種概括性描述。

舉例如：

成都：最早對成都二字作出解釋的是宋人樂史的《太平寰宇記》(卷七二)。樂史認為成都的得名是「以周太王從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宋人祝穆《方輿勝覽》成都府路郡名條認為「蓋取《史記》所謂三年成都之義，這種說法流傳甚廣，影響較大。還有一說是望帝杜宇新營過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義」。再有就是根據《山海經》有「成都載天」之山、「成侯之山」的文字記載，認為成都的「成」是古族名或國名，其字形為戊與丁的合體，戊是斧鉞的形象，丁象箭或箭中靶形，成侯就是以這個字來作為部落酋王的權力的象徵。「都」字在藏語中指兩條河的交匯處 。按照這樣的的解釋，成都二字的含義就應是成侯居住的(兩河交匯的)地方。也有人則認為成都二字「不過是用中原華夏文字對蜀語『成都』這兩個音的一種對譯罷了」。這種起源飽含爭議的地名，在中國也是比較多的。

長春：關於長春地名的由來，從一些地理資料記載，有如下說法：一說是，長春之名是以長春花而命名的。此種說法，《滿洲地名考》中略加提到：即「長春之意，是薔薇的異名」；二說是：據《長春縣志》記載：長春廳「設治地點，原在長春堡較東偏數里，命名放由此起。而建置之處，土人更名之日，新立城雲。」由此得出長春之名，是因廳設於長春堡附近，而故名。然而長春堡之名由何而來呢，據1982年《長春地名》資料記載：長春堡是由新遷居此地的漢族人命名的，是吉祥之意；另則，長春堡是沿用了遼金時代的長春州的舊名，因此地原屬於長春州轄境。三說，乾隆幾次在夏季到長白山祭祖路過這里時都發現這里的氣候比盛京涼爽很多，而且風景宜人，便順口說出「長白山下春常在，伊通河畔人人愛」的詩句，於是嘉慶5年（1800年）開始在此建立地方行政機構，取其中第一句的兩字設「長春廳」。

無錫：「無錫」這一地名的由來，現存在兩種說法。一種說法即現在流行的說法，認為周、秦間錫山產錫，至漢朝錫盡，故名「無錫」。另一種說法認為「無錫」是古越語地名之一。「無」是發語詞，無實義，「錫」的原義因古越語佚亡已久，無從考證。有些人認為，「無錫」和江浙地區其它許多地名，如夫椒、餘杭、句容、姑蘇等一樣，都是屬於齊頭式地名，冠首字雖然寫法不同，但古音相合或相近，都是古越語的發語詞，無實義。這些地名隨著古代吳越地區的氏族遷徙、流散和與華夏族的融合，原義漸至湮沒，但一部分卻因用漢字記錄同樣的音而保存下來，後人不知道所由來，往往望文生義，妄加解釋。又有學者認為，「無錫」是因為生活在無錫的一個古越人部落以一種「治鳥」為圖騰而得名，其本義應上「神」。

甘肅：以甘州、肅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屬關內道和隴右道；宋時東部屬宋秦鳳路，西部屬西夏；金分秦鳳路為秦鳳、臨洮、慶原三路；元初以甘州置甘肅路(不久即改甘州路)，為甘肅得名的開始，後改寧夏行省為甘肅行省；明為陝西行都司；清分陝西省恢復甘肅省，省名至今未變。

山西：以在太行山之西而行名。唐大部分屬河東道；宋設河東路；金分河東北、南路；元設山西河東道，為山西得名的開始；明置山西省，後改山西布政使司；清改山西省，省名至今未變。

湖南：以在洞庭湖之南而得名。唐屬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後設湖南觀察使，為湖南得名的開始；宋稱湖南路；元設嶺北湖南道；明屬湖廣省，後改省為湖廣布政使司；清分湖廣省置湖南省，省名至今未變。

九、合並或更改的地名。

主要是指在建制變更中，因兩地名合並而成的新地名。如：

山西臨猗（縣）：臨猗（縣）因1954年由原臨晉、猗氏兩縣合並而成，而得名。

陝西的醴泉（縣）：因有泉水甘甜的醴泉得名，表明該縣擁有豐富的優質礦泉水資源。而1964年為簡化「醴」字改作「禮泉」。

內蒙古烏海市：烏達市、海勃灣市合並。

山東省淄博市：淄川縣、博山縣合稱，後設特區，轄有兩縣；後建制名屢變化，最後為地級淄博市。

遼寧省盤錦市：錦州市盤山縣升格，取盤山、錦州各一字。

通過對地名起源研究，可以了解這個地方的歷史文化以及民俗風情、特色等。四川安樂縣有個「卧佛溝」，人們沿著這個耐人尋味的地名，果真發現了一尊巨大的石佛及盛唐時期釋迦牟尼涅磐的岩刻畫像，還發現古人埋藏的40多萬字的佛經，為佛學研究和唐代文化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資料。夏、商、周是我國上古時期三個相繼的朝代，然而長期找不到夏朝的物證。1977年，考古學家以河南登封縣一個叫「王城崗」的古地名為線索，在那裡挖掘出城牆基槽，經C—14測定為夏朝遺址。

B. 地名中的文化背景

拉薩(聖地---藏語)
邯鄲(邯鄲學步)
淺談中國地名

從猿到人，由野蠻到文明，造就了人類以語言、文字命名事物的稟性。試看：天上地下，宏觀微觀，似乎找不到已被人類認識而沒有名稱的事物，連古代不可能涉足的月球也被富於想像的中國人虛擬出一座「廣寒宮」。

人類把許多地理實體標記為一個地名，用來識別不同地域的符號，它是人們進行社會活動交往的工具，也是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的文化寶藏。而我國存在著大量古地名和有著豐富文化內涵的地名。它們遍布在山嶺、溪渠、湖塘、風景名勝、文物古跡、紀念場所、古遺址、古建築及街巷等處，它是我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名人輩出的地理標志和生動寫照。有的古遺存雖在歷史滄桑中湮沒了，只留下名稱，但後人能憑借這些名稱，勾起對歷史的記憶而尋覓其蹤跡。它是古老的地理座標。大量古老地名的存在，剖視了中國不同時空的文化層面，是展示中華歷史的漫漫長卷，也是活生生的時空民生畫卷，理應作為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加以保護。「地名是民族文化遺產」，這是聯合國第5屆地名標准化會議對地名的物質性、社會性和文化意義的定位。

我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民族眾多，不僅是世界上地名數量最多的國家，而且其文化底蘊之深厚也非一般國家所能比擬，是一座地名文化資源的「富礦」。而文化的基本結構可以分為四個層面的內容：其一為物質文化，包括人類加工製造的生產、生活的器具及其相關的技術；其二為精神文化，包括人們的思想、信念、價值觀以及心態等；其三為行為文化，指人悶在社會交往中約定俗成的行文模式；其四為制度文化，表現為人們在社會實踐中確立的社會規范。地名的起因和分類，一般也都從這四個方面談起。

地名的分類和起源

地名種類繁多，意義各異。在這里只能列舉一些比較常見的種類。而且部分地名分類的界限也比較模糊，既可以說是以姓氏分，也可以說是以地貌分，所以在本文中就不細摳其類別了。

一、以地貌特徵或地物命名。

如黑龍江、大橫溝、青崖頭、石崖只、窯子門、中岔口、嶺底、坡頭、沙凹、紅土坡、萇池、紅崖底、窄門只、車箱、磁盆水、寬坪、白石、黑石窯、黃龍頭、岑峰等。有典型性的是「四龍村」，它是以背著一條南北走向如龍的山貌與村落所處的地形而命名為黃龍頭（龍王頭）、黃龍凹、龍潮灣和青龍坡。還有桂林的象鼻山等等。

還有一種格式，是姓氏與地名的結合，為第一種和第二種格式的綜合部分。在人口密集、地貌各異的地方，這樣的名稱不勝枚舉。如*家*，一般第一個*是姓氏，第二個*一般說的是地貌，如溝、梁、峪、陵、丘、阜、畈、墩、鄉、亭、聚、塢、壁、壘、戍、堡、鎮、鋪、集、市、場、務、平、坪、門、砭、鹼、寺、塔、咀、店、渠、嶺、灣、匯、堖、川、場、窯、城、台、池、坳、屯坎、墳等等。具體如：亢家溝、李家梁、戚家莊、馬家砭、肖家匯、梁家寨、蔡家坪、郭村、賀村、路家村、牛家村、傅家堖、賈家峪、鄭家溝、劉家坡、趙家岔、郭家坪、蘇家嶺、袁家梁、王家灣、朱家墳等。

其中如 「岳各庄」這種名稱，是由於發音的變化演變過來的。岳各庄其實就是岳家莊而已，這些都是由於漢語語音的發展變化而來的。

先秦時代，華北平原以「丘」、「陵」、「阜」命名的地名很多，這反映了當時的地理環境――地貌起伏不平，人們擇高地而居以避洪水，「丘」的消逝則說明它們日後被黃河等河水漫流所挾泥沙淤平；兩漢時，以「鄉」、「亭」、「聚」命名地方，表現了當時的地方基層行政制度；六朝時；塢、壁、壘、戍、堡等地名用字的出現，應與當時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社會動亂需要防禦有關；唐中葉以後，內地出現的「鎮」、「集」、「市」反映小商業城市的興起，「場」、「務」表明了官營手工業的發達。 「不而」、「不夜」、「不其」等沿海地名常帶「不」字，可以認為是「不」這一古代東北濱海民族的發語音造成的，這些凝聚民族、語言史料的地名，對於了解古代的部族遷徙有很大幫助。有些是姓氏+地貌詞+子這種格式的，如：牛寨子，郝窯子等。還有如八王墳、公主墳等格式的地名。與地貌和姓氏有關的地名種類繁多，是最常見的，在這里就不一一列舉。

河北邯鄲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其名最早出現於古本《竹書紀年》。邯鄲地名之由來，現一般以《漢書·地理志》中三國時魏國人張晏的注釋為源：「邯鄲山，在東城下，單，盡也，城廓從邑，故加邑雲。」意思是說，邯鄲的地名源於邯鄲山，在邯鄲的東城下，有一座山，名叫邯山，單，是山脈的盡頭，邯山至此而盡，因此得名邯單，因為城廓從邑，故單旁加邑( 阝)而成為邯鄲。邯鄲二字作為地名，三千年沿用不改，是中國地名文化的一個特例。

我國的很多地名中都帶個「洲」或「州」字，在這里也有必要特別說明一下。

古人在製作了「川」字的基礎上，為表達「川」中的小島，才製作出「州」字。「州」的本義是河道中的小島（或稱沙洲）、水中陸地。我國最早的詩集《詩經·周南·關睢》篇中有「關關睢鳩，在河之州」句。《說文解字》：「州，水中可居曰州。周繞其旁。從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在上古洪荒時代，人們還沒有建立行政區劃的概念和區劃單位，帝堯曾經把「水中高土」「州」劃分為九個區域（九州）來進行管理。這就是後人把「州」作為一種行政區劃的雛型。但秦、漢前「州」的范圍很不確定，有「九州」和「十二州」之說，還有「大九州」之說`。皆傳說中的地方行政區劃制度實際上並不存在。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始於京師附近地區外，分境內為十三個監察區，稱為十三州，置刺史巡視境內。東漢末「州」始成為郡以上的一級行政區劃。後世「州」作為行政區劃或存或廢，范圍或大或小，但仍沿用至今。當「州」被用作為行政區劃名稱來表示「赤縣神州」之後，再用它表「水中陸地」似有欠妥，於是古代文人又在「州」字前面加上一個「氵」部首，用「洲」來替代「州」，讓「洲」擁有了「州」原來的涵義，而「州」在現代漢語言中只局限於作地方行政區劃名，城市地名。在我國縣級以上帶「州」或「洲」的城市名稱中，除了「株洲市」和「滿洲里市」用「洲」以外，其他一般皆用「州」。

二、以家族或族群姓氏命名。

中國古代社會結構模式是一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社會根基，決定了中國社會政治結構以及其意識形態。孟子也曾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因此，以姓氏或族群姓氏命名的村落或城市在中國地名中是最多、最常見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宗法社會的人們往往按姓氏聚居，姓氏便成為地名中最富區別意義的亮點。其格式一般*村（鄉、縣）。如河南省的盧氏縣，還有部分村名如姜家、韓家、彌家、李村等。此外還有諸如秦村劉家、秦店張家等格式的村名。

但是，也有地方是反過來的，以居住地為姓氏，如齊國公族大夫分別住在東郭、南郭、西郭、北郭，這四郭便成了姓氏。

三、以方位命名。

如北坡、北社、北婁、北溝、北崖灣；東寨、東堖、東坪、東園、東坡、東山、東攔；南村、南溝、南河、南嶺、南社、南流、南峪、南咀、南貝子；西村、西杜、西社、西灣、西峪、西掌、西坡、西堖、西山頭；中蘭、中庄、中社、中興道、中心梁等。方位常常還與姓氏相結合，這個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了。

與「州」一樣，「陰」「陽」也是地名中常出現的。在中學語文課本中我們都知道「山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為陰」。中國古代根據《易經》等發端出來的風水堪輿學大有講究（並非完全迷信，參看《中國國家地理》2006年第一期）。因此將地勢的起伏等都採用陰陽五行的方式加以描述。

因此，山的南方因為能照到太陽，稱為陽，山北稱為陰；而水（河）正相反，水北為陽，而水南為陰。但也有例外，湖北漢陽卻在漢江的南面，其原因是歷史上漢水改道，由漢陽城的南面改到北面，而城市名稱未變，所以就形成了一個特例。

四、以植物命名。

如蘋果園、棗林溝、榆林堖、麻地溝、楊林窯、香草坪、柏石、蘆芽溝、椿樹底、檀山溝、杳樹坡等。

五、以動物命名。

有鹿峪、馬鄉、熊坪、鶴山、貓鋪、豹川、羊泉、鰲頭、駱駝道、獐兒坪、綿羊坡、蝦蟆堖、獅子坪等。

六、以神話命名。

有仙人、神泉、石佛、普賢、寺坪、禪房、佛堂、泥河、石牛、神頭、觀音堂、羅漢堂、降香坪、獅子神、老石神、玉女峰、望夫台等。這些地名的起源都跟某個古老的傳說有關，如：

山西神池縣——因明代在境內建有神地堡，並在堡西門外有池水，相傳其水「出無源、去無跡，旱不涸，雨不盈。名曰神池」而得名。

陝西鳳翔縣——相傳秦穆公之女弄玉善於吹笛，引來善於吹簘的華山隱士簘史，知音相遇，終成眷屬，後乘鳳凰飛翔而去，唐時取此意更名鳳翔。

獅子神村——傳說，一少女路經此地遇虎，呼救，突然跳出雄獅咬死老虎，女得救，獅無蹤。村民立獅神廟供奉，易村名為獅子神村。

寺底村——在昔日此地無水，一日忽見白鹿刨亂石，泉水湧出滔滔不絕。故村名曰神泉村。又因村落處於北寨坡「當里寺」之下故俗稱「寺底村」。

羅漢堂村——傳說，五台山文殊寺運送100尊鐵羅漢經此遺失一尊，化人借宿未留而坐化原形，村民建崖堂置其中供奉祭祀，隨即更村名為羅漢堂村。

七、源於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地名。

即以歷史人物或與其相關的歷史活動為背景而生成的地名和以一定的歷史事件以及某一歷史史實為背景形成的地名。如：長仙門、通遠門、迎恩門等。

祁縣，因春秋時晉國大夫祁奚食邑於此，而得名。

介休（市），因相傳春秋時期晉國貴族介子推偕田隱居並死於境內之綿山而。

稷山（縣），相傳後稷曾於縣境南陲的山中教民稼稿，後稱為此山為稷王山，此地又因其山而得名「稷山」。

左權（縣），古稱僚陽，後幾經改名。1942年9月，為紀念左權將軍在此殉國，改名左權縣。

聞喜（縣），位於山西省西南部，原名左邑縣，因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劉徹經此地時，聽到官軍破南粵(今廣東)的喜訊，遂改縣為為聞喜。

靈石（縣），因隋文帝開皇十年挖河道時發現的古代隕石而得名。

八、含有寓意的地名。

這些地名要麼是有史料記載、要麼有時引詩為名。一般來說都為城市的名稱。山西有個繁峙（縣），因「城於山麓，群山環而拱之，而得名」。因此，「繁峙」，實際上就是對該縣境內高山環繞的地勢特徵的一種概括性描述。

舉例如：

成都：最早對成都二字作出解釋的是宋人樂史的《太平寰宇記》(卷七二)。樂史認為成都的得名是「以周太王從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宋人祝穆《方輿勝覽》成都府路郡名條認為「蓋取《史記》所謂三年成都之義，這種說法流傳甚廣，影響較大。還有一說是望帝杜宇新營過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義」。再有就是根據《山海經》有「成都載天」之山、「成侯之山」的文字記載，認為成都的「成」是古族名或國名，其字形為戊與丁的合體，戊是斧鉞的形象，丁象箭或箭中靶形，成侯就是以這個字來作為部落酋王的權力的象徵。「都」字在藏語中指兩條河的交匯處 。按照這樣的的解釋，成都二字的含義就應是成侯居住的(兩河交匯的)地方。也有人則認為成都二字「不過是用中原華夏文字對蜀語『成都』這兩個音的一種對譯罷了」。這種起源飽含爭議的地名，在中國也是比較多的。

長春：關於長春地名的由來，從一些地理資料記載，有如下說法：一說是，長春之名是以長春花而命名的。此種說法，《滿洲地名考》中略加提到：即「長春之意，是薔薇的異名」；二說是：據《長春縣志》記載：長春廳「設治地點，原在長春堡較東偏數里，命名放由此起。而建置之處，土人更名之日，新立城雲。」由此得出長春之名，是因廳設於長春堡附近，而故名。然而長春堡之名由何而來呢，據1982年《長春地名》資料記載：長春堡是由新遷居此地的漢族人命名的，是吉祥之意；另則，長春堡是沿用了遼金時代的長春州的舊名，因此地原屬於長春州轄境。三說，乾隆幾次在夏季到長白山祭祖路過這里時都發現這里的氣候比盛京涼爽很多，而且風景宜人，便順口說出「長白山下春常在，伊通河畔人人愛」的詩句，於是嘉慶5年（1800年）開始在此建立地方行政機構，取其中第一句的兩字設「長春廳」。

無錫：「無錫」這一地名的由來，現存在兩種說法。一種說法即現在流行的說法，認為周、秦間錫山產錫，至漢朝錫盡，故名「無錫」。另一種說法認為「無錫」是古越語地名之一。「無」是發語詞，無實義，「錫」的原義因古越語佚亡已久，無從考證。有些人認為，「無錫」和江浙地區其它許多地名，如夫椒、餘杭、句容、姑蘇等一樣，都是屬於齊頭式地名，冠首字雖然寫法不同，但古音相合或相近，都是古越語的發語詞，無實義。這些地名隨著古代吳越地區的氏族遷徙、流散和與華夏族的融合，原義漸至湮沒，但一部分卻因用漢字記錄同樣的音而保存下來，後人不知道所由來，往往望文生義，妄加解釋。又有學者認為，「無錫」是因為生活在無錫的一個古越人部落以一種「治鳥」為圖騰而得名，其本義應上「神」。

甘肅：以甘州、肅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屬關內道和隴右道；宋時東部屬宋秦鳳路，西部屬西夏；金分秦鳳路為秦鳳、臨洮、慶原三路；元初以甘州置甘肅路(不久即改甘州路)，為甘肅得名的開始，後改寧夏行省為甘肅行省；明為陝西行都司；清分陝西省恢復甘肅省，省名至今未變。

山西：以在太行山之西而行名。唐大部分屬河東道；宋設河東路；金分河東北、南路；元設山西河東道，為山西得名的開始；明置山西省，後改山西布政使司；清改山西省，省名至今未變。

湖南：以在洞庭湖之南而得名。唐屬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後設湖南觀察使，為湖南得名的開始；宋稱湖南路；元設嶺北湖南道；明屬湖廣省，後改省為湖廣布政使司；清分湖廣省置湖南省，省名至今未變。

九、合並或更改的地名。

主要是指在建制變更中，因兩地名合並而成的新地名。如：

山西臨猗（縣）：臨猗（縣）因1954年由原臨晉、猗氏兩縣合並而成，而得名。

陝西的醴泉（縣）：因有泉水甘甜的醴泉得名，表明該縣擁有豐富的優質礦泉水資源。而1964年為簡化「醴」字改作「禮泉」。

內蒙古烏海市：烏達市、海勃灣市合並。

山東省淄博市：淄川縣、博山縣合稱，後設特區，轄有兩縣；後建制名屢變化，最後為地級淄博市。

遼寧省盤錦市：錦州市盤山縣升格，取盤山、錦州各一字。

通過對地名起源研究，可以了解這個地方的歷史文化以及民俗風情、特色等。四川安樂縣有個「卧佛溝」，人們沿著這個耐人尋味的地名，果真發現了一尊巨大的石佛及盛唐時期釋迦牟尼涅磐的岩刻畫像，還發現古人埋藏的40多萬字的佛經，為佛學研究和唐代文化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資料。夏、商、周是我國上古時期三個相繼的朝代，然而長期找不到夏朝的物證。1977年，考古學家以河南登封縣一個叫「王城崗」的古地名為線索，在那裡挖掘出城牆基槽，經C—14測定為夏朝遺址。

地名的簡稱

隨著漢語語匯的日益豐富，由若干單詞聯合表達復雜意思的片語大量涌現，影響了人們書寫、口述的便捷，於是許許多多地名的「簡稱」油然而生……

京、津、冀、晉、內蒙古、遼、吉、黑、滬、蘇、浙、皖、閩、贛、魯、豫、鄂、湘、粵、桂、瓊、渝、川或蜀、貴或黔、雲或滇、藏、陝或秦、甘或隴、青、寧、新、港、澳、台――這是沿襲多年的全國現行34個省級政區的「簡稱」，但其中也有可探討、可商榷的之處。其中冀、晉、滬、皖、閩、贛、魯、豫、鄂、湘、粵、桂、瓊、渝等14個只能算作是「別稱」而已，因為都不在其政區全稱的用字范圍之內。部分大、中城市也有自己的簡稱或者別稱。南京市～寧，廣州市～穗，寧波市～甬，福州市～榕，成都市～蓉，太原市～並，開封市～汴，九江市～潯。

難讀、易讀錯的地名

據說在80年前，馮玉祥手下的一個參謀在書寫作戰命令的時候，把部隊集結的地點沁陽隨手寫成泌陽。沁陽在河南北部的焦作地區，而泌陽在河南南部的駐馬店地區。只多了一筆，部隊瞎跑了幾百公里，整個戰役也就完全失敗了。

在我國的地名中有著許多易讀錯和難讀的地名。像福建廈門、廣東番禺、安徽蚌埠，雖然也含有異音字，但因為知名度高，被誤讀的幾率相對比較低。

讀錯山東東阿的比較少，感謝關於阿膠的廣告；讀錯涪陵的比較少，感謝來自涪陵的榨菜；讀錯山西洪洞的也比較少，主要還是那句「蘇三離了洪洞縣」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勞。

浙江的麗水（Lí離）被誤讀成麗（Lì立）水，台州（Tāi）被誤讀成台(Tái抬)州；

安徽的亳（Bó駁）州，幾乎經常被讀作多了一橫的毫（Háo）州；

湖北的監利（Jiàn見）被誤讀成監(Jiān尖)利；

河南的浚縣（Xùn訓）被誤讀成浚（Jùn俊）縣；

湖南的耒陽(Lěi壘) 被誤讀成來陽，而真正的萊陽在山東；

郴州(Chēn抻)被誤讀成彬（Bīn賓）州；

新疆的巴音郭楞（Léng）被誤讀成愣(Lèng)；

內蒙古的巴彥淖爾(Nào鬧)被誤讀成卓(Zhuó)；

河北的蔚縣，正確讀音是Yù（玉）；

安徽的歙縣，正確讀音是Shè（社）；六安，正確讀音是Lù（路）；

山西的繁峙縣，正確讀音是Shì（是）；長子縣，正確讀音是Zhǎng（掌）；

山東莘（Shēn深）縣，學生們一般讀不錯，因為有莘莘學子之說；但上海有個莘庄(Xīn新)。

江西鉛山（Yán鹽）,誤讀率很高,「鉛」還是多音字而且是地名專用的字音。

還有很多難讀的地名：

山西的隰縣（Xí），山東的莒縣（Jǔ），茌（Chí）平，河北的井陘（Xíng），蠡縣（Lǐ），四川的郫縣（Pí），珙縣（Gǒng），犍為（Qián前），安徽的黟縣（Yī），樅陽（Zōng），湖北的鄖縣（Yún），江西的婺源（Wù）；浙江的鄞縣(Yín)，江蘇的盱眙（XūYí），邗江（Hán），邳州（Pī），河南的柘城（Zhè），武陟（Zhì）；

湴bàn，方言指「爛泥」，江西萍鄉市的源湴鄉以地處山間多爛泥田得名；

luó，瑤語指「茅草」，湖南洞口縣溪瑤族鄉的名稱起源，相傳是明代有瑤族在溪邊蓋茅草屋定居。

還有特定含義的自造字。例如：氵鵣chí,用於浙江永嘉縣五氵鵣鄉，相傳獵人在此發現水邊有五隻美麗的水鳥鸂鶒（xī chì），後人為此地取名五「氵鵣」――因「鸂鶒」二字書寫復雜，每字取一部分組合而成；石太tài，廣東英德市民間用以指稱一邊高一邊低的石山，高處稱上石太，下石太鎮座落低的一邊，故名。曾深入探索我國古代地名學理論並頗有建樹的金祖孟先生談到：「中國最古的地名，往往同一字包括專名、通名兩部，如『嵩』字，上半『山』字為通名，下半『高』字為專名；『汾』字，左旁『水』為通名，右旁『分』字為專名；『郿 』字，左旁『眉』字為專名，右旁『邑』字為通名。此外，如岐、岢、岱、崤、岷、崞、嶧諸山名，汝、江、汶、沁、沂、沅、河、泌、沭、泗、洛、洙、洧、浙、淮、淝、濟、淄、渭、湘、漢諸水名，邠、邢、邲、邳、邰、邽、郫、郢、鄆、鄭諸地域名，都是古代地名。這種古地名的產生，不僅是『用字命名』，而且是『造字命名』。」

淼miǎo，形容水大，江蘇常熟市淼泉鎮以境內河道縱橫、水網密布得名，而其正體字「渺」卻有微小意；甽zhèn，「山下根之受山上流水處曰甽」（《釋名，釋山》），浙江寧海縣深甽鎮起名於千年前的宋代，且「甽」原是本字，而今之正體字「圳」卻是嶺南俗寫；tún，同「坉、屯」，意為寨子，在貴州省興仁縣腳鎮則形象表現其「建村於土台之上」的地理特徵。

當然，語言是流動的，是液態的，今天的錯誤有些或許就成為明天的正音了，這一切都是人逐漸造就的，字典只是一個特定時代的語音規范。但是，讀對一個地方的地名，是對別人的起碼的尊重。

地名文化中的奇葩：北京胡同文化

在中國地名中，最具特色的，當屬北京胡同了。北京地名的以胡同相稱的居多，而且大多集中在城區，郊區的數量較少。可以說胡同是北京最具特色的地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景觀和文化景觀。老北京就是由胡同組成的，胡同是北京的精髓。所以有關胡同的研究也就成為北京地名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幾百來，有關胡同的著述數不勝數，從不同角度對胡同的起源、形成、命名、變化及文化內涵進行深層次的考證和研究，逐步形成了獨具北京特色的「胡同文化」。

對「胡同」這一地名的起源主要有以下六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也是最通常的說法，是說「胡同」一詞的本意為蒙古語「水井」的意思，其最初的發音為「忽洞」。現在內蒙古地區用「井」做地名的也很多，「賽因忽洞」(好的井)、「哈業忽洞」(雙井)。因為城鎮居民生存離不開水井，所以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必有水井，於是「井」便成為人們居住地的代稱。蒙古人建立元朝後，也將此語帶入中原，於是人們將「忽洞」逐步諧音為「胡同」。

第二種說法是說「胡同」的原意為「浩特」。蒙古語中稱城鎮為「浩特」，蒙古人進入中原後，將北京作為大都城，於是便按照他們的習慣，將中原城鎮街巷也稱為「浩特」，後被京城的漢族人訛成了「胡同」。

第三種說法是說金、元時期，中原漢人將北方少數民族稱為「胡人」。蒙古人建立元朝後，京城的漢族人仍私下裡叫他們「胡人」，並把他們居住的地方稱為「胡同」，為「胡人大同」之意。

第四種說法與第一種說法完全不同，認為「胡同」一詞的起源與水井無關，而是與火有密切的關系，即與漢語中的「火巷」有直接關系。這種「火巷」就是南宋時期人們在城市中設置的防火隔離帶。因為城市中人員密集，房屋鱗次櫛比，水源缺乏，一旦失火就會延燒百家，為了防止火災的蔓延，便設置了防火的隔離帶——「火巷」。「火巷」一詞本是漢語，但從蒙古人口中讀出，再由其讀音轉譯成漢語，就成了「胡同」了。

第五種說法是說「胡同」兩個字的正寫是「胡衕」，它是從蒙古語而來的。在蒙古人居住地，比村落稍大的部落叫「胡衕」。元朝在建大都時，最初是按片建設居民區的，每一片就是一個比村落小的居民聚落，於是便按照蒙古人的習慣，將其稱為「胡衕」。因「胡衕」書寫繁瑣，於是就簡寫成「胡同」。

第六種說法是說元朝初期，蒙古人開始興建元大都，當時城內居民的住房都是按片建設的，中間辟有通道等，這種通道在蒙古語中讀音為「火疃」，後來北京人便將那些居住區之間相通的小通道、小過通、橫街、小巷等通稱為「火疃」，以後被諧音為「胡同」。

北京的大小胡同星羅棋布，數目達到7000餘條，每條都有一段掌故傳說。胡同的名稱五花八門，有的以人物命名，如文丞相胡同；有的以市場、商品命名，如金魚胡同；有的以北京土語命名，如悶葫蘆罐胡同等。如司禮監胡同、恭儉胡同（內宮監變音而來）、織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鍾鼓司胡同、惜薪司胡同、蠟庫胡同、瓷器庫胡同等等，都是歷代內府太監的監、局、司、庫，各衙門所在地，顯示了當時皇城的范圍。從前眾多的衙署也遺留下不少胡同地名，如東廠胡同是明代有名的錦衣衛所在地，是太監殘害忠良的地方。南、北太常胡同，是以太常寺而取名。貢院胡同，為明清的考場。許多權貴第宅所在地，也成了胡同名字，如李閣老胡同，《長安客話》說李東陽的居住所在武定侯胡同，為永樂年間功臣郭英的住宅所在。汪家胡同原清雍正、乾隆時寵臣汪由郭的居住所在。同時，手藝好的手工業者、買賣公道的商販，也因居所被人叫熟，慢慢形成了胡同。如劉蘭塑胡同、磨刀兒胡同、粉房劉胡同、豆腐陳胡同、沙鍋劉胡同等。甚至一般老百姓名字也成了胡同的名稱，如王老胡同、石老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等等，據說這類以貧賤者命名的胡同大大超過權貴者命名的胡同，這是北京胡同名稱值得稱道的地方。

地名文化源源流長

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與情感、思想與道德、智慧與價值，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層面，地名正是一個獨具特色的層面。地名是各個歷史時代人類活動的產物。它記錄了人類探索世界和自我的輝煌，記錄了戰爭、疾病、浩劫與磨難，記錄了民族的變遷與融合，記錄了自然環境的變化，有著豐富的歷史、地理、語言、經濟、民族、社會等科學內涵，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是人類歷史的活化石。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我們不僅要了解自己祖國深厚的歷史文化遺產，而且還要對一些逐漸消失的地名加以保護，才能夠更好的繼承和發揚我們的傳統文化。為使古老的地名更好地為當今、為後世服務，必須增強對地名文化資源的保護意識，從我們身邊做起……
參考資料：internet

C. 地名的文化意蘊

1．地名是人們從事社會交往和經濟活動廣泛使用的媒介。每個人在每天的生活中都離不開地名。
2．地名是文化的傳承。地名文化是祖國先進文化的組成部分，人們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不僅僅因為杭州的山水美麗，蘇州的園林迷人。全國各地山水好的地方有的是，但許多地方缺少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魅力就不及蘇州。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路一橋都有美麗的故事和傳說，如保俶塔有吳越王錢俶的故事，雷峰塔和斷橋有白娘子和許仙的故事，靈隱有飛來峰的傳說，岳廟有岳飛抗金的故事等等，沉澱著歷史文化，給人們一種情操的陶冶，寄託著一種美好的嚮往。因此，繼承和發揚地名文化，對於弘揚中華文明，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傳承先進文化， 振奮民族精神，打造舟山海洋文化名城，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作用。
3．加強地名工作是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在處理國際事務過程中，有一個「名從主人」的慣例。因此，在一些特定情況下，地名往往體現一個國家的領土主權。在處理領土糾紛過程中，各國為了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都把自己對邊界地理實體的命名作為擁有主權的有力證據來使用。在國際關系中，因地名引發的政治和外交問題也不勝枚舉。如日韓間的「竹島」與「獨島」爭議，中國與日本的「釣魚島」爭議，我們稱為釣魚島，日本人卻偏偏去設一塊叫做「尖閣列島」地名牌。
4．加強地名工作， 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實現經濟快速高效、持續健康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物質基礎。地名信息是社會基礎信息，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政府對社會的有效管理都需要提供完整、准確、方便、規范的地名信息服務。經濟建設對地名信息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對快速獲得和傳遞地名信息的要求越來越高。規范地名信息，創新服務方式，提高應用水平，不僅可以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便捷及時規范的服務，為公眾參與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創造良好的條件，還可以為日益頻繁的國際國內交流創造和諧的社會環境

D. 地名文化包括哪些

1、傳說類：天津（天子之渡）、重慶、 2、地域特點：上海（到海上去）河北、河南、山西、合肥、舟山、滄州 3、姓氏官職封號：徐州、廣州、鄭州

E. 福建地名的來歷歷史文化典故在50字到500字 福建的地名來歷，包含的歷史文化典故等。

古代設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五個州，取前兩個州的頭一個字就是專福建。明朝設福建屬省，因是閩族人居住地區，所以簡稱閩。
故事一：「三山」由來
福州是一座擁有2200多年歷史的名城。唐開元十三年設福州都督府始稱福州。五代梁開平二年閩王王審知擴建城池，將風景秀麗的烏山、於山、屏山圈入城內，從此福州成為「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獨特城市。
「三山」成了福州的別名。
故事二：五次定都---無諸定冶城、閩國定都福州、南宋趙昰定行都、南明朱聿健定臨時王都、中華共和國臨時首都。
北宋治平三年太守張伯玉，親自在衙門前種植榕樹2棵，並號召百姓普遍種植後滿城綠蔭蔽日，暑不張蓋，故又有榕城之美稱。宋末北方動亂，端宗皇帝在福州即位，改名福安府，明末唐王朱聿鍵，也在福州登基，改名天興府，又稱福京，使福州先後兩度成為臨時京都。明清兩代福建省為福州府府治。從民國年間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福州均為福建省省會，其中1933年，福建事變時期，曾一度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政府的「國都」。
故事三：六次建城---無諸建冶城、嚴高建子城、唐建羅城、梁建夾城、宋拓外城、明建府城

F. 地名的歷史

成都，簡稱蓉，是四川省省會，四川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同時也是國務院規劃確定的「西南地區的科技中心、商貿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樞紐」及西南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它是國務院首批公布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近年發現的金沙遺址，將成都的建城歷史上溯到4000多年以前。
一、成都的建城與地理環境
成都平原由岷江與沱江沖積而成，先秦時期，河流縱橫，水網密布，由西北向東南傾斜，為森林、沼澤與平原相間的地貌。宜於農業發展，尤其適於稻作農業。在成都市中心商業街2000年發現的戰國時期古蜀王國船棺葬遺址中，17具船棺均由直徑1米以上楠木製成，最大的船棺長18米，直徑達1.7米，為千年楠木。可為當時成都平原植被的見證。
遠在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逐漸從川西北高原沿岷江河谷遷徙到成都平原，他們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墾殖，創造了燦爛的「蜀文化」。距今3700-4500年前，即相當於夏代紀年的早期階段，在成都平原已形成了高度發達的三星堆文明，它是古蜀文化發展的一個巔峰，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源頭。西周時期，一些游牧部落開始從成都平原周邊高阜丘陵逐漸向平原水窪地區遷移，當時的社會經濟以原始稻作和漁獵業為主。
這一時期最重要的特點，是在成都平原上出現了數量眾多且具一定規模的古城，目前已發現的有：新津寶墩、都江堰芒城、郫縣古城、溫江魚鳧城、崇州雙河古城等。各古城均選址在河流之間的較高階地上，面積在0.1-0.6平方公里之間。而距今4000年-3200年之間，又出現了廣漢三星堆古城，面積達3.6平方公里，周邊有堆土城牆，古城內出土有大量金、銅、玉、石、陶、象牙等各類器物的祭祀坑，主要有青銅人像、頭像、面具，神樹以及作為權力象徵的金杖和大量玉器。並有許多建築遺址。在三星堆文化之後，就是成都西郊發現的金沙文化，距今約3200年-2600年，約相當於商代晚期至春秋前期，出土3000餘件金器、銅器、玉器、石器等，其中以金箔「太陽神鳥」為其重要標志，還出土100多根象牙，是古蜀國的神權祭祀場所，說明成都在古蜀王國時期的地位日趨重要。
關於秦代以前的成都歷史，古史中記載並不清楚，唐詩人李白就已說「蠶叢和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我們今天所知的成都歷史，則主要來自於常璩《華陽國志》和揚雄《蜀王本紀》。指記載，成都地區是由蠶叢、魚鳧、開明王朝的歷史相續而成。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許多刻畫鳥頭紋，應是魚鳧王朝的象徵。開明氏又稱鱉靈，來自荊地，浮於江水，後在成都平原治水，「決玉山，民得陸處。」治水成功，因而魚鳧氏（望帝）讓位於開明氏（叢帝）。留下了杜鵑啼血的傳說，李商隱《錦瑟》詩說：「望帝春心思杜鵑。」
西周末，蜀王開明九世從郫縣遷徙成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一名即由此而來。成都羊子山土台、十二橋的「干欄」式房屋遺址、商業街船棺遺址和金沙遺址，證明古蜀人活動的中心就在成都。自古蜀王國的開明九世遷都於成都後，成都城址二千多年來未發生過變化，名稱也未改變，這在中國古代城市中是十分少有的。成都城市的這種特點，與先秦時代成都平原的自然環境與城址的選擇有密切關系。
郫江和流江是岷江進入成都平原後的兩個分支。既是古代重要的水上交通線，在都江堰修築後，也是重要的灌溉渠道。《史記河渠書》說：「蜀守李冰鑿離堆，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灌，百姓享其利。」成都最早的城址，即在郫、流二江合流處，有水陸交通之便，為成都平原，北上越秦嶺到關中的金牛道的起點，又能避免岷江洪水的危害。所以杜甫詩說：「蜀人矜誇一千載，洪水不近張儀樓。」就是這一情況的寫照。
這一時期對成都地名的影響，首先是當時重大歷史事件及歷史人物的命名，如都江堰，望叢祠、五丁橋，魚鳧城。望叢祠是紀念傳說中的望帝與叢帝。望帝是魚鳧王國最後一位君主杜宇，叢帝則是望帝的大臣鱉靈，他因治水有功，被望帝禪讓為王，是開明王國的第一位君主。五丁是開明王國負擔築路、修橋、建城等工程的百姓的代表。
至今仍然有若干反映這一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及文化風俗古跡地名留存。如五塊石、天涯石、石筍街等。五塊石、天涯石為古代蜀國的大石遺跡，由若干大石壘疊而成，學者大多解讀為古代墓葬紀念標志。石筍也是大石遺跡，相傳下有海眼，動之則成都平原會發生洪水。

二、秦漢成都的興盛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張儀、司馬錯滅巴蜀，改蜀國為蜀郡，設成都縣（縣治在赤里街），作為蜀郡的治所。公元前311年，秦王接受張儀的建議，命令蜀守張若按咸陽格局興築成都城，城周12里，高7丈。市區范圍不大，分為東、西兩部分，東為大城，郡治、是蜀太守官司舍區域，政治中心；西為少城，縣治，是商業及市民居住區，商業繁盛，是經濟中心所在，故成都又有「少城」之稱。大城和少城共一城墉，古人稱為「層城」或「重城」。張儀所築城又稱為「龜城」，據傳說城垣是沿江中爬出神龜足跡而建成。龜即「鱉靈」的象徵。秦城的西門城樓高達百尺（約合今30米），稱為張儀樓。唐詩人岑參《登張儀樓》詩說：「傳是秦時樓，巍巍至今在。樓南兩江水，千古長不改。」成都秦城的南北軸線並非正對南北，而是偏於東北-西南方向，這種布局是為了順應成都平原的河道，尤其是郫、流二江的流向，直到現在仍對城市空間布局起很大的影響。秦漢成都的西郊和南郊的郫江、流江上，架設了7座橋梁，形成北斗星的圖形，被總稱為「星橋」。這是秦漢城市建設的「天人合一」宇宙觀的反映。這一格局或顯或晦地承續了兩千多年，成為中國古代城市格局定式的一種類型。
此後兩千多年中，成都的城名從沒變過，城址沒有遷移，這在中國城市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其間「移秦民萬家實之」，傳入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和冶鐵技術，秦孝文王時（約公元前260年），李冰為蜀守，修築了都江堰水利工程，《華陽國志》描述說：「灌溉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秦統一六國後，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成都屬蜀郡，轄十二縣。
漢承秦制，成都仍為蜀郡的治所。漢武帝元封5年（公元前106年）時，以巴蜀地區為中心設置了益州，成都成為益州刺史的治所。在以後的兩千多年，成都一直是西南地區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這一地位從未改變過。漢武帝時改築成都城池，在原少城基礎上築南小城，與之相對的蜀王城則稱為北小城，加上錦官城，三城連接成大城，稱為「新城」。東漢時期，成都絲織業盛況空前，其中織錦最為著名，並設置錦官管理，其官署在城南郊，日後被稱為錦官城，簡稱錦城，也就是成都得名錦城之始。蜀錦織成後，要在城外的江水中漂洗，使其色彩鮮明，因此城南的流江又被稱為錦江。唐人劉禹錫詩說：「濯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淘沙。女郎撒下鴛鴦錦，欲向中流定晚霞。」
漢代成都文化發達。漢景帝時，蜀郡守文翁在成都石室興學，開我國地方公辦學校之先河。此後出現一批具有全國影響的文學家和學者，司馬相如、揚雄和王褒代表了漢賦的最高成就，嚴遵（君平）的《老子指歸》奠定了道教的理論基礎。
《漢書地理志》說，漢代的成都「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民食稻魚，亡凶年憂。」 《後漢書公孫述傳》又說：「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後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西漢後期，成都人口已增至7.6萬戶，成為僅次於長安的中國第二大城市。是全國最為富庶的都市之一。漢代的成都是「市廛所會、萬商成淵」的商業都會，成為四川最重要的商業交易中心。成都是通往關中的商道和南方絲綢之路的起點，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古代西南地區的商業中心。
到王莽時，益州改稱庸部，蜀郡改為導江郡。公孫述據蜀稱帝，以成都為國都（公元25-36年），轄十五縣。三國鼎立時，劉備統一巴蜀，建都於成都，劉備即位於武擔山之南。在以今青龍街為中心，穿城九里三的范圍，進行了大規模的城市建設，這個位置輪廓一直延續到解放前。三國時成都為益州郡制，轄七縣。
西晉（公元265——316年）初期，把全國分為十九個州，成都仍屬益州，州治仍在成都。公元304年，入蜀避難的秦、雍流民首領李特在成都建立了「大成」政權，轄六縣。公元347年，東晉大將桓溫消滅「大成」政權，下令拆去成都少城。在公元582——592年間，隋蜀王楊秀沿著舊城，擴大西南面，重築成都城，周圍四十里。這次築城取土中，成摩訶池（今人民南路展覽館一帶。後為五代前後蜀的宮苑）。隋時成都為益州蜀郡治，轄十三縣。
這一時期對成都地名的影響，首先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如星橋。
其次是當時著名生產技術及商業發展的反映，如錦官城、錦里、少城。
第三是當時著名歷史事件的反映，如張儀樓、石室巷、文廟街。
第四是歷史名人的遺跡，如君平街、撫琴台、駟馬橋、武侯祠、桓侯巷。
第五是當時地理環境與交通的反映，如萬里橋、市橋、笮橋
秦漢時代的若干歷史古跡地名留存到今天。如支機石街、君平街、琴台路、駟馬橋。
三、唐宋成都的繁榮高峰
進入唐代（公元618——907年），唐先後置成都為益州、蜀郡、成都府。隋末唐初的玄奘法師就曾入蜀，在成都學法兩年並在聖壽寺受戒。唐明皇避「安史之亂」來到成都，蜀縣改稱華陽縣，成都也改稱「南京」，成了中原人士的避難所，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繁榮，當時有「揚一益二」之說，即天下城市，揚州第一，成都第二。唐人盧求在《成都記序》中說：「大凡今之推名鎮為天下第一者曰揚、益。以揚為首，蓋聲勢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麗，羅錦之秀，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善，熟較其要妙，揚不足以侔其半。」詩人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中贊嘆：「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綉，秦川能及此間無。」
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30年），南詔入侵蜀中，進攻成都，擄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公元879年，唐劍南西川節度使高駢為加強防衛，又築「羅城」。這是成都城第一次改用磚石建造。羅城周長25里，開有十門，城上有門樓房舍5000多間。為加強防禦，高駢把原在成都城南的郫江（又稱內江、清遠江）改道從城北流過，再繞城東而南，與流江（又稱外江、錦江）在羅城外東南方會合。二江之間，又在城西開挖護城河相連，使環城出現完整的水道防禦體系。羅城的修築，奠定了唐以後直到清代成都城垣的格局。城內有大街坊一百二十個，商業繁榮，手工業發達。
五代時期，前蜀的王建、王衍父子和後蜀的孟知祥、孟昶父子在成都建國，前後長達六十年之久，後被北宋所滅。其間公元927年，後蜀主孟知祥在羅城之外，「發民丁十二萬修成都城」，增築羊馬城，城周達四十二里。其子孟昶命人在城牆上遍種芙蓉樹，一到秋天，四十里花開如錦，絢麗動人，稱之為芙蓉城，即今成都簡稱「蓉城」的來由。同時成都又是一個各類名花競放的園林城市，杜甫詩說：「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陸游詩說：「當年走馬錦城西，曾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斷，青羊宮到浣花溪。」又說「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氣可壓千林。」宋代成都彭州的牡丹盛絕一時。其次為海棠。陸游詩說：「成都海棠天下絕，枝枝似染猩猩血」，又贊美說：「成都海棠十萬株，繁華盛麗天下無。」 宋代成都游樂之風興起，聞名全國。宋人任正一說：「成都之俗，以游樂相尚」。蘇軾詩說：「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游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閑。」宋人田況曾作《成都遨樂詩》二十一首，描繪一年之中成都的游樂風氣。《宋史地理志》說，四川「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其所獲多為遨遊之費，踏青、葯市之集尤盛焉，動至連月。」
宋代（公元960——1279年）分天下為十五路，四川地區被劃分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簡稱川峽四路。益州路治所一直在成都。成都還是叫成都府，管轄成都、華陽兩縣。後李順攻入成都，建立「大蜀」政權。失敗後，成都府被降為益州。
唐宋成都紡織、造紙、印刷業居於全國前列，如蜀錦的織造工場出現，益州麻紙及薛濤彩箋的產生，雕版印刷書籍進入市場等均為顯例。唐代宮廷及官府用紙，指定為「益州麻紙」。唐代後期成都印刷的年歷和書籍，即已銷行全國。五代後蜀時，宰相毋昭裔在成都雕版印刷大型文集與儒家經典，為中國古代大規模出版之始。同時，成都商品經濟十分繁榮，尤其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在北宋成都誕生，由十六家富商首先發行，顯示成都的金融業在全國也居於領先地位。
唐宋時代的成都風景優美，文化發達，陸游詩贊美說：「劍南山水盡清暉，濯錦江邊天下稀。煙柳不遮樓閣斷，風花時傍馬頭飛。」唐代成都城中有摩訶池，五代前後蜀時，擴大開鑿湖面，沿湖修築宣華苑，成為君主的宮殿禁地。商業不斷發展，宋代成都產生了自由的集市，如錦市、蠶市、花市、葯市最為有名。
唐宋時期也是成都文學藝術發展的頂峰。唐宋著名文人，如陳子昂、李白、杜甫、高適、岑參、白居易、元稹、薛濤、劉禹錫、張籍、杜牧、李商隱、韋庄、李德裕，以及陸游等多來成都。等人都在成都留下了大量流傳後世的名篇佳作。成都在唐末五代是全國詩歌的中心，文學史上第一部著名的詞集《花間集》即產生在成都。同時音樂、歌舞、戲劇、繪畫已非常繁盛。唐宋成都音樂發達，杜甫詩說：「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陸游說成都「錦機玉工不知數，深夜窮巷聞笙。」戲劇又有「蜀戲冠天下」之稱。成都大慈寺規模宏大，有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多間殿房，在殿房廳堂的牆壁上，從唐代後期到北宋前期，由當時本地或流寓蜀中的許多著名畫師，繪下了上萬幅以佛教題材為主的壁畫，並有無數的雕塑，成為唐宋時期全國佛教繪畫雕塑的藝術聖地，大慈寺的壁畫被稱頌為「天下第一」。
唐宋時期是歷史上成都城市發展的又一高峰，宋代宋祁詩說，成都「此時全盛超西漢，還有淵雲抒頌無。」
這一時期對成都地名的影響，首先是佛教與道教興盛的反映，如大慈寺街、文殊院街、青羊宮、青羊正街。
第二是當時對成都城市建設改造與官府公共建築的反映，如羅城、九里堤、合江亭、散花樓、籌邊樓、上池街。
第三為當時城市景觀特色與歷史文化傳說的反映。如芙蓉城，浣花溪、百花潭、碧雞坊、石筍街。
四、元明清時代成都的衰落與復興
宋元之際，蒙古軍隊把四川作為對南宋的主要戰略進攻方向，成都在戰爭受到極大破壞，開始衰落。元朝初年，設四川行中書省，簡稱四川省，治所先在重慶，不久移到成都。從此成都一直是四川省的最高軍政長官治所。當時四川共轄九路，成都居路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又分四川為四道，成都劃為川西道，但成都仍是當時政治文化中心。
明代設四川布政司，下轄八個府，成都是首府，管轄兩州十三縣。明太祖朱元璋封第十一子朱椿為蜀王，王府建在成都。在城中建蜀王宮城，內城周長五里，即今俗稱「皇城」的遺址。今天還留下「順城大街」和「後子（宰）門」的地名。朱元璋曾先後兩次命大將李文忠和藍玉以土築成都城，後來都指揮使趙清用磚石重修成都大部城牆。
崇禎十七年（1644年），張獻忠部隊進入成都，改國號為「大西」，成都也改稱「西京」，蜀王府的宮殿一度成為張獻忠的皇宮。隨後清軍攻入四川，清順治三年（1646年），張獻忠的大西軍撤出成都時，對城市進行了毀滅性的破壞。成都全城焚毀，一座繁華似錦的名都會五六年間竟斷絕人煙。十多年後蜀人余榀的《蜀都行》記載說，當時的成都「生民百萬同時盡，眼前耆舊存無幾。訪問難禁泣淚流，故宮荒廢連禾黍。萬里橋邊陽氣微，錦官城中野雉飛。經商半是秦人語，四郊寥落農人稀。」 順治十六年（1659）時成都城中「草木蔽寒，麇鹿豺虎，縱橫民舍，官署不可復識，各官棲於城樓，兵則射獵於城內。蜀王府野獸聚集，二三年間捕獲未盡。」（清王培荀《聽雨樓隨筆》卷1），成為麋鹿縱橫、虎豹出沒之地。清初四川人口僅一萬八千多丁口，約五十萬人左右。整個四川成為茂林豐草的荒野，虎豹遍地。
從康熙初年起，大量移民進入四川，經濟開始回升，成都也隨之逐漸恢復生氣。清代由於大量移民源源不斷湧入四川，使四川人口急劇增長，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四川人口已達948萬，為了明代萬曆年間四川人口的3倍多。到嘉慶年間四川人口超過2千萬，為明代的6倍多，到了道光十年（1830），四川人口超過3千萬，約為明代的10倍。
康熙初年，四川巡撫張德地等開始修復成都城垣。成都城內西南部並築滿城，成為城中之城，駐扎八旗官兵。乾隆時，四川總督福康安又再次重修成都城垣，「其樓觀壯麗，城塹完固，冠於西南。」經過康熙、乾隆年間的兩次重建和擴建，一座宏偉的成都新城又屹立在兩江環抱的舊城址之上。同時，城內街道、橋梁逐漸重建，河道也得以疏浚。成都的名勝古跡也陸續重建，乾隆時重建杜甫草堂，嘉慶時重建武侯祠，光緒時建造望江樓。同時學校也陸續重修，如道光時建墨池書院，乾隆時為紀念明代文人宋濂建潛溪書院，同治時張之洞建尊經書院等。但是鴉片戰爭以後，隨著重慶的門戶開放和川江航運的開辟，成都在四川和西南的地位逐漸被重慶所取代而漸趨衰落。
這一時期對成都地名的影響，首先是承襲了歷史地名並反映當時的行政機構分布，如東御街、西御街，正府街（成都府與華陽縣府）、督院街、提督街、鹽道街、學道街，爵版街（腳板街），藩署街（布政司），將軍衙門。
第二是當時社會與行政情況的反映，如龍泉驛，錦官驛，科甲巷
第三是明清時期，城市手工業發展的反映，如打銅街、打金街、金絲街、銀絲街、染房街、醬園公所街、鑼鍋巷、紗帽街、署襪街、棉花街等。
第四反映了城市商業貿易的變化，如騾馬市街、羊市街、珠市街等。還有因商業會館得名者，如陝西街
第五是當時對成都城市建設與歷史事件的新變化，如滿城、皇城壩、紅照壁街、後子門街、順城街、東城根街、大福建營巷等。
第六為當時歷史文化名人的反映。如駱公祠街（紀念清代狀元駱成驤）、狀元街（紀念明代狀元楊慎），岳府街（清代名將岳鍾琪）。
五、近現代成都的復興與發展
1911年源起成都的四川保路運動和武裝起義是辛亥革命的先導，為武昌起義的成功立下大功。民國初年，裁廢道制，後廢府，成都仍為四川省治所在地。成都市的正式建置是在1928年。當時建立成都市政府，把成都、華陽兩縣的城區部分合並為成都市，成、華兩縣只轄鄉區。這一大變革，改變了1000多年來兩縣分治一城的格局，是成都城向近代化邁進的開始。
近現代時期，成都經濟文化繼續發展，逐步走向現代化。1874年，成都創辦四川機器局；1886年，創辦電報局和郵政局；1898年，宋育仁創辦第一份報紙《蜀學報》；1902年，創辦現代大中小學堂，同年尊經書院改建為四川高等學堂，後改為四川大學。1903年，創辦警察局；1905年，出現四川第一家銀行浚川源銀行；1906年，出現自來水公司。1908年，創辦電燈公司；到1909年，成都的近代工廠有22家，主要有造幣廠、火柴廠、肥皂廠和電燈公司等。在清末民初，同時與外界的交流日益增多。外國人在成都總共創辦了20多所學校，其中美英基督教會在1910年創辦華西協合大學。到外國留學已成風氣，清末民初成都留日學生達2千人之多，留法學生亦有上百人，其中如宋育仁、吳虞、王光祈、李劼人等為代表人物。
但是，近現代時期的成都，仍然是傳統的休閑和商業城市。清末的統計，城市人口約30餘萬人。酒樓、茶館、戲園、祠堂、廟宇等遍布城中。全城有酒樓558家，戲園25家，茶館518家，成為突出的城市特色。被1870年前來考察的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稱為「中國最秀麗雅緻的城市之一。」20世紀初的美國旅遊家夏柏林在《國家地理》雜志上，贊美成都街道整齊干凈的石板路，市中心橫架在溪流上的的精美石橋，更欣賞房屋後面美麗的庭院。 隨著城市現代化進程，從抗日戰爭時期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成都的城垣被逐步拆除，城內的古老建築和街區被成片改建，成都的城市歷史風貌，除文殊院、大慈寺、寬窄巷子等個別街區外，已基本上盪然無存。這又是城市現代化過程對歷史文化傳統的巨大破壞。
抗戰爆發後，四川成為抗日的大後方，成都人民為這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整個戰爭期間，全川出征和補充兵員總數達三百四十萬人，陣亡、負傷、失蹤者達六十四萬餘人，約佔全國總傷亡官兵數的20%，這些為國捐軀的烈士，許多都是成都人民的子弟。
建國後，1950年成都為川西行署駐地，1952年起成為四川省省會，並列為中國重點建設城市之一。1983年5月，溫江地區（除廣漢、什邡兩縣外）並入成都市，實行市轄縣的體制。1990年以後先後實行了區劃調整和撤縣建市、建區。成都市現面積12390平方公里，2005年年末全市戶籍人口1082萬人，其中市區人口（包括流動人口）約450萬人。現轄9區（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華、龍泉驛、青白江、新都、溫江）、4市（都江堰、彭州、邛崍、崇州）、6縣（金堂、雙流、郫縣、大邑、蒲江、新津）。
這一時期對成都地名的影響，首先是新型的工商業產生，如商業場、春熙路等。
再次反映了這一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如江漢路（1937年中央軍校在此建分校）、致民路（抗戰疏散人口），光華村（抗戰期間上海光華大學內遷），華西壩（1910年華西協合大學的創立）等。
第三是當時對成都城市建設的新變化，如人民路，一環路，二環路。
第四為當時居民分布情況的反映。如文家巷、李家巷、曹家巷，馬家花園路。

G. 哪些地名蘊含著文化知識

太多了!
拉薩(聖地---藏語)
邯鄲(邯鄲學步)
淺談中國地名

從猿到人，由野蠻到文明，造就了人類以語言、文字命名事物的稟性。試看：天上地下，宏觀微觀，似乎找不到已被人類認識而沒有名稱的事物，連古代不可能涉足的月球也被富於想像的中國人虛擬出一座「廣寒宮」。

人類把許多地理實體標記為一個地名，用來識別不同地域的符號，它是人們進行社會活動交往的工具，也是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的文化寶藏。而我國存在著大量古地名和有著豐富文化內涵的地名。它們遍布在山嶺、溪渠、湖塘、風景名勝、文物古跡、紀念場所、古遺址、古建築及街巷等處，它是我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名人輩出的地理標志和生動寫照。有的古遺存雖在歷史滄桑中湮沒了，只留下名稱，但後人能憑借這些名稱，勾起對歷史的記憶而尋覓其蹤跡。它是古老的地理座標。大量古老地名的存在，剖視了中國不同時空的文化層面，是展示中華歷史的漫漫長卷，也是活生生的時空民生畫卷，理應作為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加以保護。「地名是民族文化遺產」，這是聯合國第5屆地名標准化會議對地名的物質性、社會性和文化意義的定位。

我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民族眾多，不僅是世界上地名數量最多的國家，而且其文化底蘊之深厚也非一般國家所能比擬，是一座地名文化資源的「富礦」。而文化的基本結構可以分為四個層面的內容：其一為物質文化，包括人類加工製造的生產、生活的器具及其相關的技術；其二為精神文化，包括人們的思想、信念、價值觀以及心態等；其三為行為文化，指人悶在社會交往中約定俗成的行文模式；其四為制度文化，表現為人們在社會實踐中確立的社會規范。地名的起因和分類，一般也都從這四個方面談起。

地名的分類和起源

地名種類繁多，意義各異。在這里只能列舉一些比較常見的種類。而且部分地名分類的界限也比較模糊，既可以說是以姓氏分，也可以說是以地貌分，所以在本文中就不細摳其類別了。

一、以地貌特徵或地物命名。

如黑龍江、大橫溝、青崖頭、石崖只、窯子門、中岔口、嶺底、坡頭、沙凹、紅土坡、萇池、紅崖底、窄門只、車箱、磁盆水、寬坪、白石、黑石窯、黃龍頭、岑峰等。有典型性的是「四龍村」，它是以背著一條南北走向如龍的山貌與村落所處的地形而命名為黃龍頭（龍王頭）、黃龍凹、龍潮灣和青龍坡。還有桂林的象鼻山等等。

還有一種格式，是姓氏與地名的結合，為第一種和第二種格式的綜合部分。在人口密集、地貌各異的地方，這樣的名稱不勝枚舉。如*家*，一般第一個*是姓氏，第二個*一般說的是地貌，如溝、梁、峪、陵、丘、阜、畈、墩、鄉、亭、聚、塢、壁、壘、戍、堡、鎮、鋪、集、市、場、務、平、坪、門、砭、鹼、寺、塔、咀、店、渠、嶺、灣、匯、堖、川、場、窯、城、台、池、坳、屯坎、墳等等。具體如：亢家溝、李家梁、戚家莊、馬家砭、肖家匯、梁家寨、蔡家坪、郭村、賀村、路家村、牛家村、傅家堖、賈家峪、鄭家溝、劉家坡、趙家岔、郭家坪、蘇家嶺、袁家梁、王家灣、朱家墳等。

其中如 「岳各庄」這種名稱，是由於發音的變化演變過來的。岳各庄其實就是岳家莊而已，這些都是由於漢語語音的發展變化而來的。

先秦時代，華北平原以「丘」、「陵」、「阜」命名的地名很多，這反映了當時的地理環境――地貌起伏不平，人們擇高地而居以避洪水，「丘」的消逝則說明它們日後被黃河等河水漫流所挾泥沙淤平；兩漢時，以「鄉」、「亭」、「聚」命名地方，表現了當時的地方基層行政制度；六朝時；塢、壁、壘、戍、堡等地名用字的出現，應與當時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社會動亂需要防禦有關；唐中葉以後，內地出現的「鎮」、「集」、「市」反映小商業城市的興起，「場」、「務」表明了官營手工業的發達。 「不而」、「不夜」、「不其」等沿海地名常帶「不」字，可以認為是「不」這一古代東北濱海民族的發語音造成的，這些凝聚民族、語言史料的地名，對於了解古代的部族遷徙有很大幫助。有些是姓氏+地貌詞+子這種格式的，如：牛寨子，郝窯子等。還有如八王墳、公主墳等格式的地名。與地貌和姓氏有關的地名種類繁多，是最常見的，在這里就不一一列舉。

河北邯鄲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其名最早出現於古本《竹書紀年》。邯鄲地名之由來，現一般以《漢書·地理志》中三國時魏國人張晏的注釋為源：「邯鄲山，在東城下，單，盡也，城廓從邑，故加邑雲。」意思是說，邯鄲的地名源於邯鄲山，在邯鄲的東城下，有一座山，名叫邯山，單，是山脈的盡頭，邯山至此而盡，因此得名邯單，因為城廓從邑，故單旁加邑( 阝)而成為邯鄲。邯鄲二字作為地名，三千年沿用不改，是中國地名文化的一個特例。

我國的很多地名中都帶個「洲」或「州」字，在這里也有必要特別說明一下。

古人在製作了「川」字的基礎上，為表達「川」中的小島，才製作出「州」字。「州」的本義是河道中的小島（或稱沙洲）、水中陸地。我國最早的詩集《詩經·周南·關睢》篇中有「關關睢鳩，在河之州」句。《說文解字》：「州，水中可居曰州。周繞其旁。從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在上古洪荒時代，人們還沒有建立行政區劃的概念和區劃單位，帝堯曾經把「水中高土」「州」劃分為九個區域（九州）來進行管理。這就是後人把「州」作為一種行政區劃的雛型。但秦、漢前「州」的范圍很不確定，有「九州」和「十二州」之說，還有「大九州」之說`。皆傳說中的地方行政區劃制度實際上並不存在。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始於京師附近地區外，分境內為十三個監察區，稱為十三州，置刺史巡視境內。東漢末「州」始成為郡以上的一級行政區劃。後世「州」作為行政區劃或存或廢，范圍或大或小，但仍沿用至今。當「州」被用作為行政區劃名稱來表示「赤縣神州」之後，再用它表「水中陸地」似有欠妥，於是古代文人又在「州」字前面加上一個「氵」部首，用「洲」來替代「州」，讓「洲」擁有了「州」原來的涵義，而「州」在現代漢語言中只局限於作地方行政區劃名，城市地名。在我國縣級以上帶「州」或「洲」的城市名稱中，除了「株洲市」和「滿洲里市」用「洲」以外，其他一般皆用「州」。

二、以家族或族群姓氏命名。

中國古代社會結構模式是一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社會根基，決定了中國社會政治結構以及其意識形態。孟子也曾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因此，以姓氏或族群姓氏命名的村落或城市在中國地名中是最多、最常見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宗法社會的人們往往按姓氏聚居，姓氏便成為地名中最富區別意義的亮點。其格式一般*村（鄉、縣）。如河南省的盧氏縣，還有部分村名如姜家、韓家、彌家、李村等。此外還有諸如秦村劉家、秦店張家等格式的村名。

但是，也有地方是反過來的，以居住地為姓氏，如齊國公族大夫分別住在東郭、南郭、西郭、北郭，這四郭便成了姓氏。

三、以方位命名。

如北坡、北社、北婁、北溝、北崖灣；東寨、東堖、東坪、東園、東坡、東山、東攔；南村、南溝、南河、南嶺、南社、南流、南峪、南咀、南貝子；西村、西杜、西社、西灣、西峪、西掌、西坡、西堖、西山頭；中蘭、中庄、中社、中興道、中心梁等。方位常常還與姓氏相結合，這個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了。

與「州」一樣，「陰」「陽」也是地名中常出現的。在中學語文課本中我們都知道「山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為陰」。中國古代根據《易經》等發端出來的風水堪輿學大有講究（並非完全迷信，參看《中國國家地理》2006年第一期）。因此將地勢的起伏等都採用陰陽五行的方式加以描述。

因此，山的南方因為能照到太陽，稱為陽，山北稱為陰；而水（河）正相反，水北為陽，而水南為陰。但也有例外，湖北漢陽卻在漢江的南面，其原因是歷史上漢水改道，由漢陽城的南面改到北面，而城市名稱未變，所以就形成了一個特例。

四、以植物命名。

如蘋果園、棗林溝、榆林堖、麻地溝、楊林窯、香草坪、柏石、蘆芽溝、椿樹底、檀山溝、杳樹坡等。

五、以動物命名。

有鹿峪、馬鄉、熊坪、鶴山、貓鋪、豹川、羊泉、鰲頭、駱駝道、獐兒坪、綿羊坡、蝦蟆堖、獅子坪等。

六、以神話命名。

有仙人、神泉、石佛、普賢、寺坪、禪房、佛堂、泥河、石牛、神頭、觀音堂、羅漢堂、降香坪、獅子神、老石神、玉女峰、望夫台等。這些地名的起源都跟某個古老的傳說有關，如：

山西神池縣——因明代在境內建有神地堡，並在堡西門外有池水，相傳其水「出無源、去無跡，旱不涸，雨不盈。名曰神池」而得名。

陝西鳳翔縣——相傳秦穆公之女弄玉善於吹笛，引來善於吹簘的華山隱士簘史，知音相遇，終成眷屬，後乘鳳凰飛翔而去，唐時取此意更名鳳翔。

獅子神村——傳說，一少女路經此地遇虎，呼救，突然跳出雄獅咬死老虎，女得救，獅無蹤。村民立獅神廟供奉，易村名為獅子神村。

寺底村——在昔日此地無水，一日忽見白鹿刨亂石，泉水湧出滔滔不絕。故村名曰神泉村。又因村落處於北寨坡「當里寺」之下故俗稱「寺底村」。

羅漢堂村——傳說，五台山文殊寺運送100尊鐵羅漢經此遺失一尊，化人借宿未留而坐化原形，村民建崖堂置其中供奉祭祀，隨即更村名為羅漢堂村。

七、源於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地名。

即以歷史人物或與其相關的歷史活動為背景而生成的地名和以一定的歷史事件以及某一歷史史實為背景形成的地名。如：長仙門、通遠門、迎恩門等。

祁縣，因春秋時晉國大夫祁奚食邑於此，而得名。

介休（市），因相傳春秋時期晉國貴族介子推偕田隱居並死於境內之綿山而。

稷山（縣），相傳後稷曾於縣境南陲的山中教民稼稿，後稱為此山為稷王山，此地又因其山而得名「稷山」。

左權（縣），古稱僚陽，後幾經改名。1942年9月，為紀念左權將軍在此殉國，改名左權縣。

聞喜（縣），位於山西省西南部，原名左邑縣，因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劉徹經此地時，聽到官軍破南粵(今廣東)的喜訊，遂改縣為為聞喜。

靈石（縣），因隋文帝開皇十年挖河道時發現的古代隕石而得名。

八、含有寓意的地名。

這些地名要麼是有史料記載、要麼有時引詩為名。一般來說都為城市的名稱。山西有個繁峙（縣），因「城於山麓，群山環而拱之，而得名」。因此，「繁峙」，實際上就是對該縣境內高山環繞的地勢特徵的一種概括性描述。

舉例如：

成都：最早對成都二字作出解釋的是宋人樂史的《太平寰宇記》(卷七二)。樂史認為成都的得名是「以周太王從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宋人祝穆《方輿勝覽》成都府路郡名條認為「蓋取《史記》所謂三年成都之義，這種說法流傳甚廣，影響較大。還有一說是望帝杜宇新營過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義」。再有就是根據《山海經》有「成都載天」之山、「成侯之山」的文字記載，認為成都的「成」是古族名或國名，其字形為戊與丁的合體，戊是斧鉞的形象，丁象箭或箭中靶形，成侯就是以這個字來作為部落酋王的權力的象徵。「都」字在藏語中指兩條河的交匯處 。按照這樣的的解釋，成都二字的含義就應是成侯居住的(兩河交匯的)地方。也有人則認為成都二字「不過是用中原華夏文字對蜀語『成都』這兩個音的一種對譯罷了」。這種起源飽含爭議的地名，在中國也是比較多的。

長春：關於長春地名的由來，從一些地理資料記載，有如下說法：一說是，長春之名是以長春花而命名的。此種說法，《滿洲地名考》中略加提到：即「長春之意，是薔薇的異名」；二說是：據《長春縣志》記載：長春廳「設治地點，原在長春堡較東偏數里，命名放由此起。而建置之處，土人更名之日，新立城雲。」由此得出長春之名，是因廳設於長春堡附近，而故名。然而長春堡之名由何而來呢，據1982年《長春地名》資料記載：長春堡是由新遷居此地的漢族人命名的，是吉祥之意；另則，長春堡是沿用了遼金時代的長春州的舊名，因此地原屬於長春州轄境。三說，乾隆幾次在夏季到長白山祭祖路過這里時都發現這里的氣候比盛京涼爽很多，而且風景宜人，便順口說出「長白山下春常在，伊通河畔人人愛」的詩句，於是嘉慶5年（1800年）開始在此建立地方行政機構，取其中第一句的兩字設「長春廳」。

無錫：「無錫」這一地名的由來，現存在兩種說法。一種說法即現在流行的說法，認為周、秦間錫山產錫，至漢朝錫盡，故名「無錫」。另一種說法認為「無錫」是古越語地名之一。「無」是發語詞，無實義，「錫」的原義因古越語佚亡已久，無從考證。有些人認為，「無錫」和江浙地區其它許多地名，如夫椒、餘杭、句容、姑蘇等一樣，都是屬於齊頭式地名，冠首字雖然寫法不同，但古音相合或相近，都是古越語的發語詞，無實義。這些地名隨著古代吳越地區的氏族遷徙、流散和與華夏族的融合，原義漸至湮沒，但一部分卻因用漢字記錄同樣的音而保存下來，後人不知道所由來，往往望文生義，妄加解釋。又有學者認為，「無錫」是因為生活在無錫的一個古越人部落以一種「治鳥」為圖騰而得名，其本義應上「神」。

甘肅：以甘州、肅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屬關內道和隴右道；宋時東部屬宋秦鳳路，西部屬西夏；金分秦鳳路為秦鳳、臨洮、慶原三路；元初以甘州置甘肅路(不久即改甘州路)，為甘肅得名的開始，後改寧夏行省為甘肅行省；明為陝西行都司；清分陝西省恢復甘肅省，省名至今未變。

山西：以在太行山之西而行名。唐大部分屬河東道；宋設河東路；金分河東北、南路；元設山西河東道，為山西得名的開始；明置山西省，後改山西布政使司；清改山西省，省名至今未變。

湖南：以在洞庭湖之南而得名。唐屬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後設湖南觀察使，為湖南得名的開始；宋稱湖南路；元設嶺北湖南道；明屬湖廣省，後改省為湖廣布政使司；清分湖廣省置湖南省，省名至今未變。

九、合並或更改的地名。

主要是指在建制變更中，因兩地名合並而成的新地名。如：

山西臨猗（縣）：臨猗（縣）因1954年由原臨晉、猗氏兩縣合並而成，而得名。

陝西的醴泉（縣）：因有泉水甘甜的醴泉得名，表明該縣擁有豐富的優質礦泉水資源。而1964年為簡化「醴」字改作「禮泉」。

內蒙古烏海市：烏達市、海勃灣市合並。

山東省淄博市：淄川縣、博山縣合稱，後設特區，轄有兩縣；後建制名屢變化，最後為地級淄博市。

遼寧省盤錦市：錦州市盤山縣升格，取盤山、錦州各一字。

通過對地名起源研究，可以了解這個地方的歷史文化以及民俗風情、特色等。四川安樂縣有個「卧佛溝」，人們沿著這個耐人尋味的地名，果真發現了一尊巨大的石佛及盛唐時期釋迦牟尼涅磐的岩刻畫像，還發現古人埋藏的40多萬字的佛經，為佛學研究和唐代文化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資料。夏、商、周是我國上古時期三個相繼的朝代，然而長期找不到夏朝的物證。1977年，考古學家以河南登封縣一個叫「王城崗」的古地名為線索，在那裡挖掘出城牆基槽，經C—14測定為夏朝遺址。

地名的簡稱

隨著漢語語匯的日益豐富，由若干單詞聯合表達復雜意思的片語大量涌現，影響了人們書寫、口述的便捷，於是許許多多地名的「簡稱」油然而生……

京、津、冀、晉、內蒙古、遼、吉、黑、滬、蘇、浙、皖、閩、贛、魯、豫、鄂、湘、粵、桂、瓊、渝、川或蜀、貴或黔、雲或滇、藏、陝或秦、甘或隴、青、寧、新、港、澳、台――這是沿襲多年的全國現行34個省級政區的「簡稱」，但其中也有可探討、可商榷的之處。其中冀、晉、滬、皖、閩、贛、魯、豫、鄂、湘、粵、桂、瓊、渝等14個只能算作是「別稱」而已，因為都不在其政區全稱的用字范圍之內。部分大、中城市也有自己的簡稱或者別稱。南京市～寧，廣州市～穗，寧波市～甬，福州市～榕，成都市～蓉，太原市～並，開封市～汴，九江市～潯。

難讀、易讀錯的地名

據說在80年前，馮玉祥手下的一個參謀在書寫作戰命令的時候，把部隊集結的地點沁陽隨手寫成泌陽。沁陽在河南北部的焦作地區，而泌陽在河南南部的駐馬店地區。只多了一筆，部隊瞎跑了幾百公里，整個戰役也就完全失敗了。

在我國的地名中有著許多易讀錯和難讀的地名。像福建廈門、廣東番禺、安徽蚌埠，雖然也含有異音字，但因為知名度高，被誤讀的幾率相對比較低。

讀錯山東東阿的比較少，感謝關於阿膠的廣告；讀錯涪陵的比較少，感謝來自涪陵的榨菜；讀錯山西洪洞的也比較少，主要還是那句「蘇三離了洪洞縣」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勞。

浙江的麗水（Lí離）被誤讀成麗（Lì立）水，台州（Tāi）被誤讀成台(Tái抬)州；

安徽的亳（Bó駁）州，幾乎經常被讀作多了一橫的毫（Háo）州；

湖北的監利（Jiàn見）被誤讀成監(Jiān尖)利；

河南的浚縣（Xùn訓）被誤讀成浚（Jùn俊）縣；

湖南的耒陽(Lěi壘) 被誤讀成來陽，而真正的萊陽在山東；

郴州(Chēn抻)被誤讀成彬（Bīn賓）州；

新疆的巴音郭楞（Léng）被誤讀成愣(Lèng)；

內蒙古的巴彥淖爾(Nào鬧)被誤讀成卓(Zhuó)；

河北的蔚縣，正確讀音是Yù（玉）；

安徽的歙縣，正確讀音是Shè（社）；六安，正確讀音是Lù（路）；

山西的繁峙縣，正確讀音是Shì（是）；長子縣，正確讀音是Zhǎng（掌）；

山東莘（Shēn深）縣，學生們一般讀不錯，因為有莘莘學子之說；但上海有個莘庄(Xīn新)。

江西鉛山（Yán鹽）,誤讀率很高,「鉛」還是多音字而且是地名專用的字音。

還有很多難讀的地名：

山西的隰縣（Xí），山東的莒縣（Jǔ），茌（Chí）平，河北的井陘（Xíng），蠡縣（Lǐ），四川的郫縣（Pí），珙縣（Gǒng），犍為（Qián前），安徽的黟縣（Yī），樅陽（Zōng），湖北的鄖縣（Yún），江西的婺源（Wù）；浙江的鄞縣(Yín)，江蘇的盱眙（XūYí），邗江（Hán），邳州（Pī），河南的柘城（Zhè），武陟（Zhì）；

湴bàn，方言指「爛泥」，江西萍鄉市的源湴鄉以地處山間多爛泥田得名；

luó，瑤語指「茅草」，湖南洞口縣溪瑤族鄉的名稱起源，相傳是明代有瑤族在溪邊蓋茅草屋定居。

還有特定含義的自造字。例如：氵鵣chí,用於浙江永嘉縣五氵鵣鄉，相傳獵人在此發現水邊有五隻美麗的水鳥鸂鶒（xī chì），後人為此地取名五「氵鵣」――因「鸂鶒」二字書寫復雜，每字取一部分組合而成；石太tài，廣東英德市民間用以指稱一邊高一邊低的石山，高處稱上石太，下石太鎮座落低的一邊，故名。曾深入探索我國古代地名學理論並頗有建樹的金祖孟先生談到：「中國最古的地名，往往同一字包括專名、通名兩部，如『嵩』字，上半『山』字為通名，下半『高』字為專名；『汾』字，左旁『水』為通名，右旁『分』字為專名；『郿 』字，左旁『眉』字為專名，右旁『邑』字為通名。此外，如岐、岢、岱、崤、岷、崞、嶧諸山名，汝、江、汶、沁、沂、沅、河、泌、沭、泗、洛、洙、洧、浙、淮、淝、濟、淄、渭、湘、漢諸水名，邠、邢、邲、邳、邰、邽、郫、郢、鄆、鄭諸地域名，都是古代地名。這種古地名的產生，不僅是『用字命名』，而且是『造字命名』。」

淼miǎo，形容水大，江蘇常熟市淼泉鎮以境內河道縱橫、水網密布得名，而其正體字「渺」卻有微小意；甽zhèn，「山下根之受山上流水處曰甽」（《釋名，釋山》），浙江寧海縣深甽鎮起名於千年前的宋代，且「甽」原是本字，而今之正體字「圳」卻是嶺南俗寫；tún，同「坉、屯」，意為寨子，在貴州省興仁縣腳鎮則形象表現其「建村於土台之上」的地理特徵。

當然，語言是流動的，是液態的，今天的錯誤有些或許就成為明天的正音了，這一切都是人逐漸造就的，字典只是一個特定時代的語音規范。但是，讀對一個地方的地名，是對別人的起碼的尊重。

地名文化中的奇葩：北京胡同文化

在中國地名中，最具特色的，當屬北京胡同了。北京地名的以胡同相稱的居多，而且大多集中在城區，郊區的數量較少。可以說胡同是北京最具特色的地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景觀和文化景觀。老北京就是由胡同組成的，胡同是北京的精髓。所以有關胡同的研究也就成為北京地名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幾百來，有關胡同的著述數不勝數，從不同角度對胡同的起源、形成、命名、變化及文化內涵進行深層次的考證和研究，逐步形成了獨具北京特色的「胡同文化」。

對「胡同」這一地名的起源主要有以下六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也是最通常的說法，是說「胡同」一詞的本意為蒙古語「水井」的意思，其最初的發音為「忽洞」。現在內蒙古地區用「井」做地名的也很多，「賽因忽洞」(好的井)、「哈業忽洞」(雙井)。因為城鎮居民生存離不開水井，所以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必有水井，於是「井」便成為人們居住地的代稱。蒙古人建立元朝後，也將此語帶入中原，於是人們將「忽洞」逐步諧音為「胡同」。

第二種說法是說「胡同」的原意為「浩特」。蒙古語中稱城鎮為「浩特」，蒙古人進入中原後，將北京作為大都城，於是便按照他們的習慣，將中原城鎮街巷也稱為「浩特」，後被京城的漢族人訛成了「胡同」。

第三種說法是說金、元時期，中原漢人將北方少數民族稱為「胡人」。蒙古人建立元朝後，京城的漢族人仍私下裡叫他們「胡人」，並把他們居住的地方稱為「胡同」，為「胡人大同」之意。

第四種說法與第一種說法完全不同，認為「胡同」一詞的起源與水井無關，而是與火有密切的關系，即與漢語中的「火巷」有直接關系。這種「火巷」就是南宋時期人們在城市中設置的防火隔離帶。因為城市中人員密集，房屋鱗次櫛比，水源缺乏，一旦失火就會延燒百家，為了防止火災的蔓延，便設置了防火的隔離帶——「火巷」。「火巷」一詞本是漢語，但從蒙古人口中讀出，再由其讀音轉譯成漢語，就成了「胡同」了。

第五種說法是說「胡同」兩個字的正寫是「胡衕」，它是從蒙古語而來的。在蒙古人居住地，比村落稍大的部落叫「胡衕」。元朝在建大都時，最初是按片建設居民區的，每一片就是一個比村落小的居民聚落，於是便按照蒙古人的習慣，將其稱為「胡衕」。因「胡衕」書寫繁瑣，於是就簡寫成「胡同」。

第六種說法是說元朝初期，蒙古人開始興建元大都，當時城內居民的住房都是按片建設的，中間辟有通道等，這種通道在蒙古語中讀音為「火疃」，後來北京人便將那些居住區之間相通的小通道、小過通、橫街、小巷等通稱為「火疃」，以後被諧音為「胡同」。

北京的大小胡同星羅棋布，數目達到7000餘條，每條都有一段掌故傳說。胡同的名稱五花八門，有的以人物命名，如文丞相胡同；有的以市場、商品命名，如金魚胡同；有的以北京土語命名，如悶葫蘆罐胡同等。如司禮監胡同、恭儉胡同（內宮監變音而來）、織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鍾鼓司胡同、惜薪司胡同、蠟庫胡同、瓷器庫胡同等等，都是歷代內府太監的監、局、司、庫，各衙門所在地，顯示了當時皇城的范圍。從前眾多的衙署也遺留下不少胡同地名，如東廠胡同是明代有名的錦衣衛所在地，是太監殘害忠良的地方。南、北太常胡同，是以太常寺而取名。貢院胡同，為明清的考場。許多權貴第宅所在地，也成了胡同名字，如李閣老胡同，《長安客話》說李東陽的居住所在武定侯胡同，為永樂年間功臣郭英的住宅所在。汪家胡同原清雍正、乾隆時寵臣汪由郭的居住所在。同時，手藝好的手工業者、買賣公道的商販，也因居所被人叫熟，慢慢形成了胡同。如劉蘭塑胡同、磨刀兒胡同、粉房劉胡同、豆腐陳胡同、沙鍋劉胡同等。甚至一般老百姓名字也成了胡同的名稱，如王老胡同、石老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等等，據說這類以貧賤者命名的胡同大大超過權貴者命名的胡同，這是北京胡同名稱值得稱道的地方。

地名文化源源流長

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與情感、思想與道德、智慧與價值，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層面，地名正是一個獨具特色的層面。地名是各個歷史時代人類活動的產物。它記錄了人類探索世界和自我的輝煌，記錄了戰爭、疾病、浩劫與磨難，記錄了民族的變遷與融合，記錄了自然環境的變化，有著豐富的歷史、地理、語言、經濟、民族、社會等科學內涵，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是人類歷史的活化石。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我們不僅要了解自己祖國深厚的歷史文化遺產，而且還要對一些逐漸消失的地名加以保護，才能夠更好的繼承和發揚我們的傳統文化。為使古老的地名更好地為當今、為後世服務，必須增強對地名文化資源的保護意識，從我們身邊做起……

H. 有哪些地名有深刻的歷史文化內涵

太多了!
拉薩(聖地---藏語)
邯鄲(邯鄲學步)
淺談中國地名

從猿到人，由野蠻到文明，造就了人類以語言、文字命名事物的稟性。試看：天上地下，宏觀微觀，似乎找不到已被人類認識而沒有名稱的事物，連古代不可能涉足的月球也被富於想像的中國人虛擬出一座「廣寒宮」。

人類把許多地理實體標記為一個地名，用來識別不同地域的符號，它是人們進行社會活動交往的工具，也是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的文化寶藏。而我國存在著大量古地名和有著豐富文化內涵的地名。它們遍布在山嶺、溪渠、湖塘、風景名勝、文物古跡、紀念場所、古遺址、古建築及街巷等處，它是我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名人輩出的地理標志和生動寫照。有的古遺存雖在歷史滄桑中湮沒了，只留下名稱，但後人能憑借這些名稱，勾起對歷史的記憶而尋覓其蹤跡。它是古老的地理座標。大量古老地名的存在，剖視了中國不同時空的文化層面，是展示中華歷史的漫漫長卷，也是活生生的時空民生畫卷，理應作為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加以保護。「地名是民族文化遺產」，這是聯合國第5屆地名標准化會議對地名的物質性、社會性和文化意義的定位。

我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民族眾多，不僅是世界上地名數量最多的國家，而且其文化底蘊之深厚也非一般國家所能比擬，是一座地名文化資源的「富礦」。而文化的基本結構可以分為四個層面的內容：其一為物質文化，包括人類加工製造的生產、生活的器具及其相關的技術；其二為精神文化，包括人們的思想、信念、價值觀以及心態等；其三為行為文化，指人悶在社會交往中約定俗成的行文模式；其四為制度文化，表現為人們在社會實踐中確立的社會規范。地名的起因和分類，一般也都從這四個方面談起。

地名的分類和起源

地名種類繁多，意義各異。在這里只能列舉一些比較常見的種類。而且部分地名分類的界限也比較模糊，既可以說是以姓氏分，也可以說是以地貌分，所以在本文中就不細摳其類別了。

一、以地貌特徵或地物命名。

如黑龍江、大橫溝、青崖頭、石崖只、窯子門、中岔口、嶺底、坡頭、沙凹、紅土坡、萇池、紅崖底、窄門只、車箱、磁盆水、寬坪、白石、黑石窯、黃龍頭、岑峰等。有典型性的是「四龍村」，它是以背著一條南北走向如龍的山貌與村落所處的地形而命名為黃龍頭（龍王頭）、黃龍凹、龍潮灣和青龍坡。還有桂林的象鼻山等等。

還有一種格式，是姓氏與地名的結合，為第一種和第二種格式的綜合部分。在人口密集、地貌各異的地方，這樣的名稱不勝枚舉。如*家*，一般第一個*是姓氏，第二個*一般說的是地貌，如溝、梁、峪、陵、丘、阜、畈、墩、鄉、亭、聚、塢、壁、壘、戍、堡、鎮、鋪、集、市、場、務、平、坪、門、砭、鹼、寺、塔、咀、店、渠、嶺、灣、匯、堖、川、場、窯、城、台、池、坳、屯坎、墳等等。具體如：亢家溝、李家梁、戚家莊、馬家砭、肖家匯、梁家寨、蔡家坪、郭村、賀村、路家村、牛家村、傅家堖、賈家峪、鄭家溝、劉家坡、趙家岔、郭家坪、蘇家嶺、袁家梁、王家灣、朱家墳等。

其中如 「岳各庄」這種名稱，是由於發音的變化演變過來的。岳各庄其實就是岳家莊而已，這些都是由於漢語語音的發展變化而來的。

先秦時代，華北平原以「丘」、「陵」、「阜」命名的地名很多，這反映了當時的地理環境――地貌起伏不平，人們擇高地而居以避洪水，「丘」的消逝則說明它們日後被黃河等河水漫流所挾泥沙淤平；兩漢時，以「鄉」、「亭」、「聚」命名地方，表現了當時的地方基層行政制度；六朝時；塢、壁、壘、戍、堡等地名用字的出現，應與當時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社會動亂需要防禦有關；唐中葉以後，內地出現的「鎮」、「集」、「市」反映小商業城市的興起，「場」、「務」表明了官營手工業的發達。 「不而」、「不夜」、「不其」等沿海地名常帶「不」字，可以認為是「不」這一古代東北濱海民族的發語音造成的，這些凝聚民族、語言史料的地名，對於了解古代的部族遷徙有很大幫助。有些是姓氏+地貌詞+子這種格式的，如：牛寨子，郝窯子等。還有如八王墳、公主墳等格式的地名。與地貌和姓氏有關的地名種類繁多，是最常見的，在這里就不一一列舉。

河北邯鄲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其名最早出現於古本《竹書紀年》。邯鄲地名之由來，現一般以《漢書·地理志》中三國時魏國人張晏的注釋為源：「邯鄲山，在東城下，單，盡也，城廓從邑，故加邑雲。」意思是說，邯鄲的地名源於邯鄲山，在邯鄲的東城下，有一座山，名叫邯山，單，是山脈的盡頭，邯山至此而盡，因此得名邯單，因為城廓從邑，故單旁加邑( 阝)而成為邯鄲。邯鄲二字作為地名，三千年沿用不改，是中國地名文化的一個特例。

我國的很多地名中都帶個「洲」或「州」字，在這里也有必要特別說明一下。

古人在製作了「川」字的基礎上，為表達「川」中的小島，才製作出「州」字。「州」的本義是河道中的小島（或稱沙洲）、水中陸地。我國最早的詩集《詩經·周南·關睢》篇中有「關關睢鳩，在河之州」句。《說文解字》：「州，水中可居曰州。周繞其旁。從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在上古洪荒時代，人們還沒有建立行政區劃的概念和區劃單位，帝堯曾經把「水中高土」「州」劃分為九個區域（九州）來進行管理。這就是後人把「州」作為一種行政區劃的雛型。但秦、漢前「州」的范圍很不確定，有「九州」和「十二州」之說，還有「大九州」之說`。皆傳說中的地方行政區劃制度實際上並不存在。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始於京師附近地區外，分境內為十三個監察區，稱為十三州，置刺史巡視境內。東漢末「州」始成為郡以上的一級行政區劃。後世「州」作為行政區劃或存或廢，范圍或大或小，但仍沿用至今。當「州」被用作為行政區劃名稱來表示「赤縣神州」之後，再用它表「水中陸地」似有欠妥，於是古代文人又在「州」字前面加上一個「氵」部首，用「洲」來替代「州」，讓「洲」擁有了「州」原來的涵義，而「州」在現代漢語言中只局限於作地方行政區劃名，城市地名。在我國縣級以上帶「州」或「洲」的城市名稱中，除了「株洲市」和「滿洲里市」用「洲」以外，其他一般皆用「州」。

二、以家族或族群姓氏命名。

中國古代社會結構模式是一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社會根基，決定了中國社會政治結構以及其意識形態。孟子也曾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因此，以姓氏或族群姓氏命名的村落或城市在中國地名中是最多、最常見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宗法社會的人們往往按姓氏聚居，姓氏便成為地名中最富區別意義的亮點。其格式一般*村（鄉、縣）。如河南省的盧氏縣，還有部分村名如姜家、韓家、彌家、李村等。此外還有諸如秦村劉家、秦店張家等格式的村名。

但是，也有地方是反過來的，以居住地為姓氏，如齊國公族大夫分別住在東郭、南郭、西郭、北郭，這四郭便成了姓氏。

三、以方位命名。

如北坡、北社、北婁、北溝、北崖灣；東寨、東堖、東坪、東園、東坡、東山、東攔；南村、南溝、南河、南嶺、南社、南流、南峪、南咀、南貝子；西村、西杜、西社、西灣、西峪、西掌、西坡、西堖、西山頭；中蘭、中庄、中社、中興道、中心梁等。方位常常還與姓氏相結合，這個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了。

與「州」一樣，「陰」「陽」也是地名中常出現的。在中學語文課本中我們都知道「山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為陰」。中國古代根據《易經》等發端出來的風水堪輿學大有講究（並非完全迷信，參看《中國國家地理》2006年第一期）。因此將地勢的起伏等都採用陰陽五行的方式加以描述。

因此，山的南方因為能照到太陽，稱為陽，山北稱為陰；而水（河）正相反，水北為陽，而水南為陰。但也有例外，湖北漢陽卻在漢江的南面，其原因是歷史上漢水改道，由漢陽城的南面改到北面，而城市名稱未變，所以就形成了一個特例。

四、以植物命名。

如蘋果園、棗林溝、榆林堖、麻地溝、楊林窯、香草坪、柏石、蘆芽溝、椿樹底、檀山溝、杳樹坡等。

五、以動物命名。

有鹿峪、馬鄉、熊坪、鶴山、貓鋪、豹川、羊泉、鰲頭、駱駝道、獐兒坪、綿羊坡、蝦蟆堖、獅子坪等。

六、以神話命名。

有仙人、神泉、石佛、普賢、寺坪、禪房、佛堂、泥河、石牛、神頭、觀音堂、羅漢堂、降香坪、獅子神、老石神、玉女峰、望夫台等。這些地名的起源都跟某個古老的傳說有關，如：

山西神池縣——因明代在境內建有神地堡，並在堡西門外有池水，相傳其水「出無源、去無跡，旱不涸，雨不盈。名曰神池」而得名。

陝西鳳翔縣——相傳秦穆公之女弄玉善於吹笛，引來善於吹簘的華山隱士簘史，知音相遇，終成眷屬，後乘鳳凰飛翔而去，唐時取此意更名鳳翔。

獅子神村——傳說，一少女路經此地遇虎，呼救，突然跳出雄獅咬死老虎，女得救，獅無蹤。村民立獅神廟供奉，易村名為獅子神村。

寺底村——在昔日此地無水，一日忽見白鹿刨亂石，泉水湧出滔滔不絕。故村名曰神泉村。又因村落處於北寨坡「當里寺」之下故俗稱「寺底村」。

羅漢堂村——傳說，五台山文殊寺運送100尊鐵羅漢經此遺失一尊，化人借宿未留而坐化原形，村民建崖堂置其中供奉祭祀，隨即更村名為羅漢堂村。

七、源於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地名。

即以歷史人物或與其相關的歷史活動為背景而生成的地名和以一定的歷史事件以及某一歷史史實為背景形成的地名。如：長仙門、通遠門、迎恩門等。

祁縣，因春秋時晉國大夫祁奚食邑於此，而得名。

介休（市），因相傳春秋時期晉國貴族介子推偕田隱居並死於境內之綿山而。

稷山（縣），相傳後稷曾於縣境南陲的山中教民稼稿，後稱為此山為稷王山，此地又因其山而得名「稷山」。

左權（縣），古稱僚陽，後幾經改名。1942年9月，為紀念左權將軍在此殉國，改名左權縣。

聞喜（縣），位於山西省西南部，原名左邑縣，因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劉徹經此地時，聽到官軍破南粵(今廣東)的喜訊，遂改縣為為聞喜。

靈石（縣），因隋文帝開皇十年挖河道時發現的古代隕石而得名。

八、含有寓意的地名。

這些地名要麼是有史料記載、要麼有時引詩為名。一般來說都為城市的名稱。山西有個繁峙（縣），因「城於山麓，群山環而拱之，而得名」。因此，「繁峙」，實際上就是對該縣境內高山環繞的地勢特徵的一種概括性描述。

舉例如：

成都：最早對成都二字作出解釋的是宋人樂史的《太平寰宇記》(卷七二)。樂史認為成都的得名是「以周太王從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宋人祝穆《方輿勝覽》成都府路郡名條認為「蓋取《史記》所謂三年成都之義，這種說法流傳甚廣，影響較大。還有一說是望帝杜宇新營過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義」。再有就是根據《山海經》有「成都載天」之山、「成侯之山」的文字記載，認為成都的「成」是古族名或國名，其字形為戊與丁的合體，戊是斧鉞的形象，丁象箭或箭中靶形，成侯就是以這個字來作為部落酋王的權力的象徵。「都」字在藏語中指兩條河的交匯處 。按照這樣的的解釋，成都二字的含義就應是成侯居住的(兩河交匯的)地方。也有人則認為成都二字「不過是用中原華夏文字對蜀語『成都』這兩個音的一種對譯罷了」。這種起源飽含爭議的地名，在中國也是比較多的。

長春：關於長春地名的由來，從一些地理資料記載，有如下說法：一說是，長春之名是以長春花而命名的。此種說法，《滿洲地名考》中略加提到：即「長春之意，是薔薇的異名」；二說是：據《長春縣志》記載：長春廳「設治地點，原在長春堡較東偏數里，命名放由此起。而建置之處，土人更名之日，新立城雲。」由此得出長春之名，是因廳設於長春堡附近，而故名。然而長春堡之名由何而來呢，據1982年《長春地名》資料記載：長春堡是由新遷居此地的漢族人命名的，是吉祥之意；另則，長春堡是沿用了遼金時代的長春州的舊名，因此地原屬於長春州轄境。三說，乾隆幾次在夏季到長白山祭祖路過這里時都發現這里的氣候比盛京涼爽很多，而且風景宜人，便順口說出「長白山下春常在，伊通河畔人人愛」的詩句，於是嘉慶5年（1800年）開始在此建立地方行政機構，取其中第一句的兩字設「長春廳」。

無錫：「無錫」這一地名的由來，現存在兩種說法。一種說法即現在流行的說法，認為周、秦間錫山產錫，至漢朝錫盡，故名「無錫」。另一種說法認為「無錫」是古越語地名之一。「無」是發語詞，無實義，「錫」的原義因古越語佚亡已久，無從考證。有些人認為，「無錫」和江浙地區其它許多地名，如夫椒、餘杭、句容、姑蘇等一樣，都是屬於齊頭式地名，冠首字雖然寫法不同，但古音相合或相近，都是古越語的發語詞，無實義。這些地名隨著古代吳越地區的氏族遷徙、流散和與華夏族的融合，原義漸至湮沒，但一部分卻因用漢字記錄同樣的音而保存下來，後人不知道所由來，往往望文生義，妄加解釋。又有學者認為，「無錫」是因為生活在無錫的一個古越人部落以一種「治鳥」為圖騰而得名，其本義應上「神」。

甘肅：以甘州、肅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屬關內道和隴右道；宋時東部屬宋秦鳳路，西部屬西夏；金分秦鳳路為秦鳳、臨洮、慶原三路；元初以甘州置甘肅路(不久即改甘州路)，為甘肅得名的開始，後改寧夏行省為甘肅行省；明為陝西行都司；清分陝西省恢復甘肅省，省名至今未變。

山西：以在太行山之西而行名。唐大部分屬河東道；宋設河東路；金分河東北、南路；元設山西河東道，為山西得名的開始；明置山西省，後改山西布政使司；清改山西省，省名至今未變。

湖南：以在洞庭湖之南而得名。唐屬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後設湖南觀察使，為湖南得名的開始；宋稱湖南路；元設嶺北湖南道；明屬湖廣省，後改省為湖廣布政使司；清分湖廣省置湖南省，省名至今未變。

九、合並或更改的地名。

主要是指在建制變更中，因兩地名合並而成的新地名。如：

山西臨猗（縣）：臨猗（縣）因1954年由原臨晉、猗氏兩縣合並而成，而得名。

陝西的醴泉（縣）：因有泉水甘甜的醴泉得名，表明該縣擁有豐富的優質礦泉水資源。而1964年為簡化「醴」字改作「禮泉」。

內蒙古烏海市：烏達市、海勃灣市合並。

山東省淄博市：淄川縣、博山縣合稱，後設特區，轄有兩縣；後建制名屢變化，最後為地級淄博市。

遼寧省盤錦市：錦州市盤山縣升格，取盤山、錦州各一字。

通過對地名起源研究，可以了解這個地方的歷史文化以及民俗風情、特色等。四川安樂縣有個「卧佛溝」，人們沿著這個耐人尋味的地名，果真發現了一尊巨大的石佛及盛唐時期釋迦牟尼涅磐的岩刻畫像，還發現古人埋藏的40多萬字的佛經，為佛學研究和唐代文化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資料。夏、商、周是我國上古時期三個相繼的朝代，然而長期找不到夏朝的物證。1977年，考古學家以河南登封縣一個叫「王城崗」的古地名為線索，在那裡挖掘出城牆基槽，經C—14測定為夏朝遺址。

地名的簡稱

隨著漢語語匯的日益豐富，由若干單詞聯合表達復雜意思的片語大量涌現，影響了人們書寫、口述的便捷，於是許許多多地名的「簡稱」油然而生……

京、津、冀、晉、內蒙古、遼、吉、黑、滬、蘇、浙、皖、閩、贛、魯、豫、鄂、湘、粵、桂、瓊、渝、川或蜀、貴或黔、雲或滇、藏、陝或秦、甘或隴、青、寧、新、港、澳、台――這是沿襲多年的全國現行34個省級政區的「簡稱」，但其中也有可探討、可商榷的之處。其中冀、晉、滬、皖、閩、贛、魯、豫、鄂、湘、粵、桂、瓊、渝等14個只能算作是「別稱」而已，因為都不在其政區全稱的用字范圍之內。部分大、中城市也有自己的簡稱或者別稱。南京市～寧，廣州市～穗，寧波市～甬，福州市～榕，成都市～蓉，太原市～並，開封市～汴，九江市～潯。

難讀、易讀錯的地名

據說在80年前，馮玉祥手下的一個參謀在書寫作戰命令的時候，把部隊集結的地點沁陽隨手寫成泌陽。沁陽在河南北部的焦作地區，而泌陽在河南南部的駐馬店地區。只多了一筆，部隊瞎跑了幾百公里，整個戰役也就完全失敗了。

在我國的地名中有著許多易讀錯和難讀的地名。像福建廈門、廣東番禺、安徽蚌埠，雖然也含有異音字，但因為知名度高，被誤讀的幾率相對比較低。

讀錯山東東阿的比較少，感謝關於阿膠的廣告；讀錯涪陵的比較少，感謝來自涪陵的榨菜；讀錯山西洪洞的也比較少，主要還是那句「蘇三離了洪洞縣」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勞。

浙江的麗水（Lí離）被誤讀成麗（Lì立）水，台州（Tāi）被誤讀成台(Tái抬)州；

安徽的亳（Bó駁）州，幾乎經常被讀作多了一橫的毫（Háo）州；

湖北的監利（Jiàn見）被誤讀成監(Jiān尖)利；

河南的浚縣（Xùn訓）被誤讀成浚（Jùn俊）縣；

湖南的耒陽(Lěi壘) 被誤讀成來陽，而真正的萊陽在山東；

郴州(Chēn抻)被誤讀成彬（Bīn賓）州；

新疆的巴音郭楞（Léng）被誤讀成愣(Lèng)；

內蒙古的巴彥淖爾(Nào鬧)被誤讀成卓(Zhuó)；

河北的蔚縣，正確讀音是Yù（玉）；

安徽的歙縣，正確讀音是Shè（社）；六安，正確讀音是Lù（路）；

山西的繁峙縣，正確讀音是Shì（是）；長子縣，正確讀音是Zhǎng（掌）；

山東莘（Shēn深）縣，學生們一般讀不錯，因為有莘莘學子之說；但上海有個莘庄(Xīn新)。

江西鉛山（Yán鹽）,誤讀率很高,「鉛」還是多音字而且是地名專用的字音。

還有很多難讀的地名：

山西的隰縣（Xí），山東的莒縣（Jǔ），茌（Chí）平，河北的井陘（Xíng），蠡縣（Lǐ），四川的郫縣（Pí），珙縣（Gǒng），犍為（Qián前），安徽的黟縣（Yī），樅陽（Zōng），湖北的鄖縣（Yún），江西的婺源（Wù）；浙江的鄞縣(Yín)，江蘇的盱眙（XūYí），邗江（Hán），邳州（Pī），河南的柘城（Zhè），武陟（Zhì）；

湴bàn，方言指「爛泥」，江西萍鄉市的源湴鄉以地處山間多爛泥田得名；

luó，瑤語指「茅草」，湖南洞口縣溪瑤族鄉的名稱起源，相傳是明代有瑤族在溪邊蓋茅草屋定居。

還有特定含義的自造字。例如：氵鵣chí,用於浙江永嘉縣五氵鵣鄉，相傳獵人在此發現水邊有五隻美麗的水鳥鸂鶒（xī chì），後人為此地取名五「氵鵣」――因「鸂鶒」二字書寫復雜，每字取一部分組合而成；石太tài，廣東英德市民間用以指稱一邊高一邊低的石山，高處稱上石太，下石太鎮座落低的一邊，故名。曾深入探索我國古代地名學理論並頗有建樹的金祖孟先生談到：「中國最古的地名，往往同一字包括專名、通名兩部，如『嵩』字，上半『山』字為通名，下半『高』字為專名；『汾』字，左旁『水』為通名，右旁『分』字為專名；『郿 』字，左旁『眉』字為專名，右旁『邑』字為通名。此外，如岐、岢、岱、崤、岷、崞、嶧諸山名，汝、江、汶、沁、沂、沅、河、泌、沭、泗、洛、洙、洧、浙、淮、淝、濟、淄、渭、湘、漢諸水名，邠、邢、邲、邳、邰、邽、郫、郢、鄆、鄭諸地域名，都是古代地名。這種古地名的產生，不僅是『用字命名』，而且是『造字命名』。」

淼miǎo，形容水大，江蘇常熟市淼泉鎮以境內河道縱橫、水網密布得名，而其正體字「渺」卻有微小意；甽zhèn，「山下根之受山上流水處曰甽」（《釋名，釋山》），浙江寧海縣深甽鎮起名於千年前的宋代，且「甽」原是本字，而今之正體字「圳」卻是嶺南俗寫；tún，同「坉、屯」，意為寨子，在貴州省興仁縣腳鎮則形象表現其「建村於土台之上」的地理特徵。

當然，語言是流動的，是液態的，今天的錯誤有些或許就成為明天的正音了，這一切都是人逐漸造就的，字典只是一個特定時代的語音規范。但是，讀對一個地方的地名，是對別人的起碼的尊重。

地名文化中的奇葩：北京胡同文化

在中國地名中，最具特色的，當屬北京胡同了。北京地名的以胡同相稱的居多，而且大多集中在城區，郊區的數量較少。可以說胡同是北京最具特色的地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景觀和文化景觀。老北京就是由胡同組成的，胡同是北京的精髓。所以有關胡同的研究也就成為北京地名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幾百來，有關胡同的著述數不勝數，從不同角度對胡同的起源、形成、命名、變化及文化內涵進行深層次的考證和研究，逐步形成了獨具北京特色的「胡同文化」。

對「胡同」這一地名的起源主要有以下六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也是最通常的說法，是說「胡同」一詞的本意為蒙古語「水井」的意思，其最初的發音為「忽洞」。現在內蒙古地區用「井」做地名的也很多，「賽因忽洞」(好的井)、「哈業忽洞」(雙井)。因為城鎮居民生存離不開水井，所以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必有水井，於是「井」便成為人們居住地的代稱。蒙古人建立元朝後，也將此語帶入中原，於是人們將「忽洞」逐步諧音為「胡同」。

第二種說法是說「胡同」的原意為「浩特」。蒙古語中稱城鎮為「浩特」，蒙古人進入中原後，將北京作為大都城，於是便按照他們的習慣，將中原城鎮街巷也稱為「浩特」，後被京城的漢族人訛成了「胡同」。

第三種說法是說金、元時期，中原漢人將北方少數民族稱為「胡人」。蒙古人建立元朝後，京城的漢族人仍私下裡叫他們「胡人」，並把他們居住的地方稱為「胡同」，為「胡人大同」之意。

第四種說法與第一種說法完全不同，認為「胡同」一詞的起源與水井無關，而是與火有密切的關系，即與漢語中的「火巷」有直接關系。這種「火巷」就是南宋時期人們在城市中設置的防火隔離帶。因為城市中人員密集，房屋鱗次櫛比，水源缺乏，一旦失火就會延燒百家，為了防止火災的蔓延，便設置了防火的隔離帶——「火巷」。「火巷」一詞本是漢語，但從蒙古人口中讀出，再由其讀音轉譯成漢語，就成了「胡同」了。

第五種說法是說「胡同」兩個字的正寫是「胡衕」，它是從蒙古語而來的。在蒙古人居住地，比村落稍大的部落叫「胡衕」。元朝在建大都時，最初是按片建設居民區的，每一片就是一個比村落小的居民聚落，於是便按照蒙古人的習慣，將其稱為「胡衕」。因「胡衕」書寫繁瑣，於是就簡寫成「胡同」。

第六種說法是說元朝初期，蒙古人開始興建元大都，當時城內居民的住房都是按片建設的，中間辟有通道等，這種通道在蒙古語中讀音為「火疃」，後來北京人便將那些居住區之間相通的小通道、小過通、橫街、小巷等通稱為「火疃」，以後被諧音為「胡同」。

北京的大小胡同星羅棋布，數目達到7000餘條，每條都有一段掌故傳說。胡同的名稱五花八門，有的以人物命名，如文丞相胡同；有的以市場、商品命名，如金魚胡同；有的以北京土語命名，如悶葫蘆罐胡同等。如司禮監胡同、恭儉胡同（內宮監變音而來）、織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鍾鼓司胡同、惜薪司胡同、蠟庫胡同、瓷器庫胡同等等，都是歷代內府太監的監、局、司、庫，各衙門所在地，顯示了當時皇城的范圍。從前眾多的衙署也遺留下不少胡同地名，如東廠胡同是明代有名的錦衣衛所在地，是太監殘害忠良的地方。南、北太常胡同，是以太常寺而取名。貢院胡同，為明清的考場。許多權貴第宅所在地，也成了胡同名字，如李閣老胡同，《長安客話》說李東陽的居住所在武定侯胡同，為永樂年間功臣郭英的住宅所在。汪家胡同原清雍正、乾隆時寵臣汪由郭的居住所在。同時，手藝好的手工業者、買賣公道的商販，也因居所被人叫熟，慢慢形成了胡同。如劉蘭塑胡同、磨刀兒胡同、粉房劉胡同、豆腐陳胡同、沙鍋劉胡同等。甚至一般老百姓名字也成了胡同的名稱，如王老胡同、石老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等等，據說這類以貧賤者命名的胡同大大超過權貴者命名的胡同，這是北京胡同名稱值得稱道的地方。

地名文化源源流長

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與情感、思想與道德、智慧與價值，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層面，地名正是一個獨具特色的層面。地名是各個歷史時代人類活動的產物。它記錄了人類探索世界和自我的輝煌，記錄了戰爭、疾病、浩劫與磨難，記錄了民族的變遷與融合，記錄了自然環境的變化，有著豐富的歷史、地理、語言、經濟、民族、社會等科學內涵，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是人類歷史的活化石。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我們不僅要了解自己祖國深厚的歷史文化遺產，而且還要對一些逐漸消失的地名加以保護，才能夠更好的繼承和發揚我們的傳統文化。為使古老的地名更好地為當今、為後世服務，必須增強對地名文化資源的保護意識，從我們身邊做起……
參考資料： internet

I. 高中作文:地名承載歷史文化

地名是歷史的精髓要素之一，雖是一個個簡單的名稱，卻道盡了地與人，地與事、地與物的種種關系。中國地名體現了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融合、疆域政區的變化、傳統文化等觀念，是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地名大如省、自治區、市縣名稱，小到鎮、村、街道、橋梁名稱，還有大量的雅稱、簡稱、別稱等。有的地名歷千年不變，有的地名則多次更換，每個地名的背後有一段故事，每個地名的後面另有一串地名。地名的由來、命名的原則、寓意都蘊涵著歷史的傳承和傳統文化的精髓。一個地名，就是一段歷史碎片；一個地名，就是一幅風情畫卷。看似雜亂無章的地名，其實蘊含著眾多的逸聞趣事，更承載著城市的人文底蘊。
地名是各民族語言中的普遍現象。作為一種語言符號，除了表示城市、農村、河流、山脈、道路、街巷等地理位置以外，地名詞與社會、文化歷史的聯系也是很密切的。它的詞義往往既反映著人們對地形、地物及地理位置的具體認識，同時也反映著該地的歷史人文的變遷。而這一切都是藉助地名的語音特點和詞義特點來表現的。所以，漢語中的地名，也是中國社會歷史文化信息的承載體。
原始人類同地名是無緣的，地名應該是人類進入文明階段後的產物。最早的地名大約就是借用圖騰的名稱，這從國內一些少數民族的地名可以推斷。比如雲南彝族，曾以虎為圖騰，哀牢山有彝村就名「羅摩」（母虎），山崗就叫「納羅」（黑虎），意謂母虎族、黑虎族居住的村落、山崗（參見牛汝辰《中國地名文化》）。又雲南有「鶴拓」一名，據張了先生的考證，其起源就與白族先民的鶴圖騰祟拜有關。漢民族的歷史地名也留下了圖騰的痕跡。如山西汾河一名，就因一個一度定居此地的崇拜風鳥圖騰的部落而得（王克林《汾河釋名》），「風」，古與「風」通假，則也可讀如「分」「汾」。不過由於時世遷易，比較難於考證罷了。 現代漢語的詞彙在數量上是以雙音節為主的，但在歷史上卻經歷了一個從單音節到雙音節的發展過程。漢語地名詞的發展也不例外。商代和周代的地名大多數是單音節的，如商代七次遷都，七個都城名都是單音節的：毫、囂、相、邢、庇、奄、殷。春秋戰國時期的地名也還是單音節占優勢。但到了漢代，單音節的地名就不多見了。現代漢語中的地名一般都是由專名和通名構成，所以至少是雙音節的（一些書面語中的簡稱如滬、津、京除外），甚至也不乏三音節、四音節、五音節、六音節等多音節的地名，如石家莊、羊腸子溝、大禿頂子山、一三五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