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的意義漢譯

㈠ 魯迅的存在,在中國的歷史上有什麼意義

1、文藝影響

魯迅是20世紀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說、散文、雜文、木刻、現代詩、舊體詩、名著翻譯、古籍校勘和現代學術等多個領域都有巨大貢獻。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偉大奠基者，魯迅創作的為數不多的小說建立了中國小說的新形式；他所創作散文更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他的所開創的雜文文體富有現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戰斗性，是後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創作的雜文更是中國社會、政治、歷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學、文學、藝術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等的網路全書。

2、學術影響

作為一名學術研究者，一方面，魯迅運用西方的文學觀念研究中國古典小說撰寫了《中國小說史略》，其不僅結束了「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的時代，也創造了文學史著作的典型範例，「為後學開示無數法門」，郭沫若將其與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並稱為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雙璧。

另一方面他整理校對勘正了《古小說鉤沉》《嵇康集》《漢畫像集》《會稽郡故書雜集》等數十部古籍，為後世的古典文學研究留下了一筆巨大財富。

3、精神影響

魯迅堪稱現代中國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響著他的讀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現代作家、現代知識分子。魯迅同時又是20世紀世界文化巨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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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給我們的文化啟示：

要培養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培育文化的市場競爭力是文化發展繁榮的必由之路。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文化要想獲得世界各民族的認可，需要積極展示自己的文化魅力，張揚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其次，隨著經濟實力的快速增強，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全面提升還需要文化的內在推動力量。

因此，增強中華文化的軟實力，通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提高我國的綜合實力就變得極其關鍵。在當前文化產業的發展過程中，重要的是通過文化產品的輸出向世界傳遞一種價值觀，以便讓「中華價值」贏得世界的尊重與認同。第三，要注重民族文化的審美性。

魯迅說過，「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只有具有審美內涵的藝術作品，才更易為其他民族所接受。中華民族文化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要想獲得其他民族的認可，就必須遵循藝術規律。

文化是一個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也是一個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在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進程中，最能體現本民族文化的正是自己民族培養的傑出人物。

因此，在當代文化發展進程中，我們尤須善待像魯迅這樣的民族文化傑出代表人物，他們為中華民族文化發展創造了寶貴財富。如同郁達夫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時所說：「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拜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㈡ 魯迅主張的翻譯觀點及意義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歷史進入了現代，翻譯的重要性遠邁前古。中國新文學的興起同翻譯是分不開的。第一個重視翻譯並大力加以倡導的人是魯迅。魯迅主張直譯。他這樣做的目的是：在介紹外國思想以供借鑒的同時，還要通過譯文改造我們的語言。1931年12月28日他在給瞿秋白的信中談到嚴復。他說：「他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歷史的縮圖。 中國之譯佛經， 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六朝真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範就在此。唐則以『信』為主，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彷彿他後來的譯書。」魯迅不主張譯文完全中國化。不完全中國化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他認為中國語法不夠精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塗。」

在主張直譯方面,瞿秋白和魯迅見解一致。他說:"翻譯 —— 除出能夠介紹原來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但是他同時指出：「當翻譯的時候，如果只管『裝進異樣的句法』等等，而不管是否活人嘴裡能夠說得出來，——那麼，這些『異樣的句法』始終不能『據為己有』。」他認為,「新的言語應當是群眾的言語——群眾有可能了解和運用的言語。」現代許多翻譯家基本上都是直譯派。所謂「直譯」是指:原文有的,不能刪掉；原文沒有的，不能增加。這與譯文的流暢與否無關。魯迅譯的《苦悶的象徵》等書，文字就非常流暢，但仍然是直譯。所謂「意譯」是指對原文可以增刪。古代的鳩摩羅什屬於這一派。郭沫若一方面說：「我們相信理想的翻譯對於原文的字句，對於原文的意義，自然不許走轉，而對於原文的氣韻尤其不許走轉」；另一方面，他也主張:「我知道翻譯工作絕不是輕松的事體,而翻譯的文體對於一國的國語或文學的鑄造也絕不是無足重輕的因素。」茅盾更是簡潔了當地指出：「翻譯文學之應直譯，在今日已沒有討論之必要。" 他又說："『直譯』這名詞，在『五四』以後方成為權威。"傅斯年、鄭振鐸、周作人、艾思奇等都主張直譯。因此,可以說,在近現代中國翻譯史上，直譯是壓倒一切的准則。

㈢ 關於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建立的意義和影響

秦的統一，結束了長期以來諸侯割據稱雄的局面， 有利於人民的生活安定和社會生產的發展，符合當時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 秦朝的疆域，東到大海，西到隴西，北到長城一帶，南到南海，大大超過了 前代。
秦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秦始皇(嬴政)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皇帝.嬴政統一六國以後，以咸陽為都城，為建立封建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鞏固統一，採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西漢是我國第一個統一強盛的帝國。在西漢統治的二百多年的歷史中，通過一系列的政治經濟的改革，使國力強盛、人民安樂，呈現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在此期間，中國一直以世界強國的面目屹立於世界之林。
東漢時期，書法、繪畫已不單純作為文字圖形符號使用，它們的藝術地位逐漸顯露出來，雖然今日東漢流傳下來的藝術品數量不多，但從其中依然能窺得漢文化的風貌。
隋朝（公元581—618年）共統治中國三十八年，前後僅文帝、煬帝兩代，是我國歷史上存在較短的朝代之一。
隨著南北朝在政治、經濟上的逐步衰落，身為北周的輔政大臣的楊堅於公元581年2月迫使年輕的周靜帝讓位，自立為帝。因楊堅曾官居隋國公之職，故改國號為隋，年號開皇，建都長安，他就是隋朝的開國皇帝隋文帝。
（618年－907年） 始於高祖李淵，終於哀帝，共20帝。唐朝時期，中國的封建社會達到了頂峰，其中以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之治」為最。唐高宗後，武則天稱帝，國號「周」。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朝代之一。唐代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外關系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唐朝前期，農業生產蒸蒸日上，手工藝品日益精巧，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城市生活繁華似錦。唐朝後期，江南經濟進一步發展，為以後南方經濟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礎。當時在政治上，先後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國家統一，社會安定，其成就超邁西漢「文景之治」。唐玄宗統治時期，鼎盛局面達到了高峰，甚至在文壇上也出現了「盛唐氣象」。
就當時的世界范圍來看，唐帝國也是最重要、最強盛的國家之一。歐洲的封建強國主要有法蘭克王國和拜占庭帝國，他們都遠遠落後於唐朝。東方重要的國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統一次大陸前後剛剛確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後次大陸隨即分崩離析。在世界范圍內，唐朝不但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屬於最先進的行列。
唐朝正處於中國古代社會由前期向後期發生轉捩的關鍵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說，唐朝也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總之，唐朝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國力強盛，是中國歷史上繼漢代出現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稱「強漢盛唐」；唐朝後期的發展又為中國古代社會的巨大變革開了先河。唐代確實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光輝燦爛的偉大時代！

㈣ 中國翻譯發展史

我國的翻譯有著數千年的歷史。打開這一翻譯史冊，我們可以看到翻譯高潮迭起，翻譯家難以計數，翻譯理論博大精深。了解這一歷史不僅有助於我們繼承我們的先人的優秀文化遺產，而且也有助於我們今天更加深入認識和發展我們的翻譯事業。簡單說來，中國的翻譯史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一、漢代-秦符時期； 二、隋-唐-宋時期； 三、明清時期； 四、五四時期； 五、新中過成立至今。一、漢代-秦符時期中國的翻譯活動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當時的諸侯國家相互之間交往就出現了翻譯，如楚國王子去越國時就求助過翻譯。當然這種翻譯還談不上是語際翻譯。中國真正稱得上語際翻譯的活動應該說是始於西漢的哀帝時期的佛經翻譯。那時有個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國來口傳一些簡單的佛經經句。到了東漢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經翻譯就正式開始了。譯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譯了《安般守意經》等三十多部佛經。後來月支人支婁迦讖（又叫婁迦讖）來到了中國，他翻譯了十多部佛經。支婁迦讖譯筆生硬，基本上是字對字、句對句地翻譯，中國讀者不易看懂。中國翻譯界現在的直譯和意譯之爭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支婁迦讖有個學生叫支亮，之亮有個弟子叫支謙。他們三人號稱"三支"，是當時翻譯佛經非常有名的譯者。與"三支"同時從事佛經翻譯的還有竺法護。他也是月支人，是當時的佛經翻譯名家，總共譯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經，對佛經在中國的流傳貢獻不小。竺法護和"三支"一道被人稱作月之派。不過，這一時期的佛經翻譯活動還只是民間私人事業。到了符秦時代，佛經翻譯活動就組織有序了。當時主要的組織者是釋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設置了譯場，開始了大規模的佛經翻譯。由於釋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譯文失真，因此他主張嚴格的詞對詞、句對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譯。當時的佛經《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從梵文譯成漢語的。為了把握好譯文的質量，釋道安在此期間請來了著名的翻譯家天竺（即印度）人鳩摩羅什。鳩氏考證了以前的佛經翻譯，批評了翻譯的風格，檢討了翻譯的方法。他主張意譯，糾正了過去音譯的弱點，提倡譯者署名，以示負責。他翻譯了三百多卷佛經文獻，如《金剛經》、《法華經》、《十二門論》、《中觀論》、《維摩經》等。其譯文神情並茂、妙趣盎然，堪稱當時的上乘之譯作，至今仍被視為我國文學翻譯的奠基石。到了南北朝時期，梁武帝特聘印度佛教學者真諦（Paramartha,499-569）到中國來翻譯佛經。真諦在華期間共翻譯了四十九部經書，其中尤以《攝大乘論》的翻譯響譽華夏，對中國佛教思想影響較大。二、隋-唐-宋時代從隋代（公元五九0年）到唐代，這段時間是我國翻譯事業高度發達時期。隋代歷史較短，譯者和譯作都很少。比較有名的翻譯家有釋彥琮（俗姓李，趙郡柏人）。他是譯經史上第一位中國僧人。一生翻譯了佛經 23部100餘卷。彥琮在他撰寫的《辨證論》中總結翻譯經驗，提出了作好佛經翻譯的八項條件：1）誠心受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誠心熱愛佛法，立志幫助別人，不怕費時長久）；2）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品行端正，忠實可信，不惹旁人譏疑）；3）荃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闇滯（博覽經典，通達義旨。不存在暗昧疑難的問題）；4）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涉獵中國經史，兼擅文學，不要過於疏拙）；5）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度量寬和，虛心求益，不可武斷固執）；6）耽於道術，淡於名利，不欲高炫（深愛道術，淡於名利，不想出風頭）；7）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精通梵文，熟悉正確的翻譯方法，不失梵文所載的義理）；8）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兼通中訓詁之學，不使譯本文字欠准確）。彥琮還說，"八者備矣，方是得人"。這八條說的是譯者的修養問題，至今仍有參考價值。在彥琮以後，出現了我國古代翻譯界的巨星玄奘（俗稱三藏法師）。他和上述鳩摩羅什、真諦一起號稱華夏三大翻譯家。玄奘在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六二八年）從長安出發去印度取經，十七年後才回國。他帶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中國古代史上規模最大、組織最為健全的譯場，在十九年間譯出了七十五部佛經，共一三三五卷。玄奘不僅將梵文譯成漢語，而且還將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譯成梵文，是第一個將漢語著作向外國人介紹的中國人。玄奘所主持的譯場在組織方面更為健全。據《宋高僧傳》記載，唐代的翻譯職司多至11種：1）譯主，為全場主腦，精通梵文，深廣佛理。遇有疑難，能判斷解決；2）證義，為譯主的助手，凡已譯的意義與梵文有和差殊，均由他和譯主商討；3）證文，或稱證梵本，譯主誦梵文時，由他注意原文有無訛誤；4）度語，根據梵文文字音改記成漢字，又稱書字；5）筆受，把錄下來的梵文字音譯成漢文；6）綴文，整理譯文，使之符合漢語習慣；7）參譯，既校勘原文是否有誤，又用譯文回證原文有無歧異；8）刊定，因中外文體不同，故每行每節須去其蕪冗重復；9）潤文，從修辭上對譯文加以潤飾；10）梵唄，譯文完成後，用梵文讀音的法子來念唱，看音調是否協調，便於僧侶誦讀；11）監護大使，欽命大臣監閱譯經。玄奘在翻譯理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他根據自己的理解和翻譯實踐提出了"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的翻譯標准，意即"忠實""通順"，直到今天仍有指導意義。他還在翻譯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了多種翻譯技巧。據印度學者柏樂天和我國學者張建木的研究結果顯示，玄奘運用了下列翻譯技巧： 1）補充法（就是現在我們常說的增詞法）；2）省略法（即我們現在常說的減詞法）；3）變位法（即根據需要調整句序或詞序）；4）分合法（大致與現在所說分譯法和合譯法相同）；5）譯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種譯名來改譯常用的專門術語）；6）代詞還原法（即把原來的代名詞譯成代名詞所代的名詞）。這些技巧對今天的翻譯實踐同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與玄奘同時的還有失義難陀、義凈、一行、不空等譯者，也都譯了許多佛經。唐末無人赴印度求經，佛經翻譯事業逐漸衰微。到了宋代，佛經翻譯已遠不如唐初的極盛時期。在北宋的乾德開寶年間，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經，印度也派名僧東來華夏傳法。宋太祖也曾在開封的太平興國寺內興修了譯經院，專事佛經翻譯。雖譯場組織極其完備，譯經種數幾乎接近唐代，但質量卻不如唐代。當時有名的僧侶譯者主要有天息、法護等人。在翻譯理論方面頗有貢獻的要數贊寧（俗姓高，今浙江德清人）。他曾歸納了以往譯經的各種情況，提出了解決翻譯過程中各類矛盾的六種辦法。這是對我國唐代翻譯理論的繼續和發展，是我國翻譯論庫中的寶貴財富。到了南宋，由於社會動盪等原因，佛經翻譯已是寥寥無幾，史書的記載中無一例翻譯。在其後的元代，統治者曾下昭拔合恩巴、管主八等人翻譯佛經，但譯作只有十幾部，翻譯理論方面的探討更是無從談起。翻譯事業基本處於停滯狀態。三、明清時代在明代的二百多年歷史中，佛經翻譯呈現一片衰落的局面。佛經譯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譯了幾部經書。但到了明代萬曆年間直至清朝"新學"時期，我國出現了以徐光啟、林紓（琴南）、嚴復（又陵）等為代表的介紹西歐各國科學、文學、哲學的翻譯家。明代徐光啟和義大利人利馬竇合作，翻譯了歐幾里得的《幾何原理》、《測量法義》等書。清代的林紓（1852.11.8-1924.10.9）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筆記的方式翻譯了一百八十四種西方文學作品，達一千萬字以上。所譯小說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遺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錄》（Uncle Tom's Cabin）、《塊肉餘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復仇記》（Hamlet）等。林紓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譯作刪減、遺漏、隨意添加之處甚多。但是林紓的翻譯對於中國讀者了解西方文學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嚴復（1954.1.18-1921.10.27）是我國清末新興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家。他從光緒二十四年到宣統三年（公元1898-1911）這三十年間翻譯了不少西方政治經濟學說，如赫胥黎（T。H。 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亞當﹒斯密（A。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鳩（C.L.S. 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賓塞爾（H。Spencer）的《群學肆言》（On Liberty）、甄克思（E。Jenks）的《社會通詮》（A History ofPolitics）等。嚴復每譯一書，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義，常借西方著名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著作表達自己的思想。他譯書往往加上許多按語，發揮自己的見解。嚴復"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魯迅《二心集》），在參照古代佛經翻譯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在《天演論》（公元一八九八年出版）卷首的《譯例言》中提出著名的"信、達、雅"翻譯標准。他說："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有人因此認為嚴復偏重於"達"，把"信"、"達"相互對立起來。事實上，嚴復曾緊接著解釋道："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所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這說明嚴復並沒有把"信"、"達"割裂開來，他主張的"信"是"意義不倍（背）本文"，"達"是不拘泥於原文形式，盡譯文語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顯，為"達"也是為"信"，兩者是統一的。但嚴復對"雅"的解釋今天看來是不足取的。他的"雅"是指脫離原文而片面追求譯文本身的古雅。他認為只有譯文本身採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實際上即所謂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嚴復自己在翻譯實踐中所遵循的也是"與其傷雅，毋寧失真"，因而譯文不但艱深難懂，又不忠實於原文，類似改編。有人說嚴復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這個批評不是沒有根據的。不過從積極的一面來看，嚴復重視譯文文字潤飾這一點卻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盡管嚴復對"信、達、雅"翻譯標準的解釋因時代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許多年來，該標准始終沒有被我國翻譯界所廢棄，原因在於：這三個字的提法簡明扼要，又有層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達二者之中，信猶為重要。因此有些翻譯工作者仍然沿用著三個字作為當今的翻譯標准，但舊瓶裝新瓶，已賦予新的內容和要求。例如，他們認為"雅"已不在是嚴復所指的"爾雅"和"用漢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 保存原作的風格"問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嚴復出版《天演論》前數年，《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於公元一八九四年在他寫的《擬投翻譯書院議》中已發揮了他所認為的"善譯"的見解。馬建忠的"善譯"標准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譯者先要對兩種語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異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義、精神和語氣，把它傳達出來；第三、譯文和原文毫無出入，"譯成之文，適如其所譯"。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於他本人專研究語法而沒有搞翻譯的工作，因此他對"善譯"的見解，被後人忽略了。四、五四時期"五四"是我國近代翻譯史的分水嶺。"五四"以前的最顯著的表現是以嚴復、林紓等為代表翻譯了一系列西方資產階級學術名著和文學作品。"五四"以後，我國翻譯事業開創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開始介紹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無產階級文學作品。《共產黨宣言》的譯文就發表在"五四"時期。這一時期的翻譯工作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變化。白話文代替了文言文。東西方各國優秀文學作品，特別是俄國和蘇聯的作品，開始由我國近代翻譯史上卓越的先驅者魯迅、瞿秋白等前輩介紹進來。魯迅是翻譯工作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典型。他和瞿秋白兩人關於翻譯問題的通訊，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應遵循的基本翻譯原則。他譯過許多俄國和蘇聯的優秀文學作品，如《毀滅》、《死魂靈》等。他和瞿秋白通過翻譯實踐，總結了許多寶貴的經驗。魯迅對翻譯標準的主要觀點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持著原文的風資。"魯迅竭力反對當時那種"牛頭不對馬嘴"、"削鼻剜眼"的胡譯，亂譯，他針對有人所謂"與其順而不信"而提出了"寧信而不順"這一原則。當然，魯迅這條原則有"矯枉必須過正" 的意味，但與藉此作擋箭牌的"硬譯"、"死譯"實無共同之處。魯迅主張直譯，是為了照顧輸入新表現法和保持原作的風貌，這於借直譯作擋箭牌的"死譯"也是絲毫無共同之處的。他們二人對待翻譯工作的態度都十分嚴肅，至今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五、新中國成立至今一九四九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翻譯事業也得到了解放。從那時起，翻譯工作在黨的領導下，一直是社會主義新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斷迅速發展，取得巨大成績，在翻譯理論方面也日益充實完善。這一時期的翻譯工作有以下幾個特點：（一） 翻譯工作者在黨的領導下，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進行工作，逐步取代了搶譯、亂譯和重復浪費的現象；（二） 翻譯作品質量大大提高，逐漸克服了粗枝大葉、不負責的風氣；（三） 翻譯工作者為了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開展了批評於自我批評，逐漸消除了過去各種不良現象和無人過問的狀況；（四） 翻譯工作者不僅肩負者外譯漢的任務；（五） 對翻譯標準的認識日趨統一，有效的推動了我國的翻譯工作。特別是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我國廣大翻譯工作者也積極響應黨的號召，通過認真的辛勤的翻譯勞動，介紹和交流先進科技知識、優秀文藝作品以及民族文化，為我國四個現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斷做出新的貢獻。

㈤ 翻譯在中國歷史進程中起到了什麼作用

翻譯是在准確、來通順的基礎上，把一自種語言信息轉變成另一種語言信息的行為。翻譯是將一種相對陌生的表達方式，轉換成相對熟悉的表達方式的過程。

中國的翻譯理論和實踐在世界上有顯著的地位。《詩經》中就講究翻譯的信達雅，《禮記》已有關於翻譯的記載。《周禮》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譯官之總稱。《禮記·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為了「達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專人，而「北方曰譯」。

由於中國早期歷史所處的環境，中華文化的近鄰在很長時間內都沒有自己的文字，所以直到佛教傳入前，翻譯並不廣泛存在。——常識歷史篇。

㈥ 歷史因素對翻譯中國成語有什麼影響

成語（來chengyu,idioms）是中國漢字語言詞彙中一源部分定型的片語或短句。成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有固定的結構形式和固定的說法，表示一定的意義，在語句中是作為一個整體來應用的。成語有很大一部分是從古代相承沿用下來的，在用詞方面往往不同於現代漢語，它代表了一個故事或者典故。 成語又是一種現成的話，跟慣用語、諺語相近，但是也略有區別。成語是漢文化中一顆璀璨的明珠。

㈦ 中國歷史事件英文翻譯

The ocean ty exercises
E 戌 political reform
Cultural Revolution
Wang, Anne,'s stone political reform

洋務運動
戊戌變法
文化回大革命答
王安石變法

㈧ 漢朝的歷史對於中國的影響

兩漢時期文化科學異常活躍，對外交流意義重大。漢朝進一步奠定了漢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漢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為當時和日後的中原王朝以及東亞地區的社會主流文化。

到現今，「漢人」仍為多數中國人的自稱，而華夏族逐漸被稱為「漢族」，華夏文字亦被定名為「漢字」，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中國幾千年的統治思想，並且最早開始在京師長安設太學，並且開始儒學中的經學，東漢光武帝時期太學生一度多達三萬。

漢明帝時期，佛教東渡首次來到中國，在洛陽營建的第一座佛教寺廟洛陽白馬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教經典是在白馬寺譯出的四十二章經，張道陵創立道教也是影響中國的大事。

(8)歷史中的意義漢譯擴展閱讀：

劉邦開創的漢朝奠定了中國古代社會的主要文化，即儒家思想影響下的文化制度。在南北朝時期，印度佛教的傳入，對儒家文化又產生了影響。

劉邦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傑出政治家，是真正統一中國的人，可以說他是漢始皇，創造漢民族的人。劉邦使四分五裂的中國真正的統一起來，而且還逐漸把分崩離析的民心凝集起來。他對漢民族的形成、中國的統一強大，漢文化的保護發揚有決定性的貢獻。

他在漢初制訂的英明國政，不僅使飽受戰亂的中國得以休養生息，還開創了以後「文景之治」的富裕與奠定了漢武反擊匈奴的堅實基礎。

劉邦高瞻遠矚、深謀遠慮，他的政治制度和對後世的安排使大漢延續了長達四百餘年的中國歷史上最長的統一王朝。他的一套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為後世統治者所沿用劉邦開創的大漢帝國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令後世國人景仰與懷念，他本身也另後世眾多的人所懷念歌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