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季鸞歷史意義

『壹』 榆林中學的歷史

網路有資料：

榆林中學正式成立於1903年，前身是「榆陽書院」，創建於明代弘治八年（1495年），以榆林別名命名，於明清兩代培養出進士38人（文10人，武28人）、舉人285人（文40人，武245人）、貢生43人。曾改名殖邊學堂、榆陽中學堂等，1913年成為聯合縣立榆林中學。
學校歷史
榆林中學是一所具有光榮革命傳統和深厚辦學底蘊的百年老校，是榆林市直屬的全市唯一的省級重點中學，是榆林市中學教育的「窗口校」和「示範校」。是陝西省首批確定的十五所省級重點中學和十所創建省一流中學的學校之一，也是榆林市普教系統的「窗口」學校。2002年榆林市政府決定在榆林經濟開發區按省級示範高中標准遷建榆林中學，2007年7月完成整體搬遷，老校區移交市政府。
教學設施
校園包括老校區、南校區和西沙高中部新校區三部分(現在只有新校區，即高中部。已升級為高中教育，無初中部)。老校區（現已讓給榆林市第十中學）依山傍街，佔地50畝，建築面積19006平方米。南校區為2000年由行署舊址改建，佔地24畝，建築面積9029平方米。西沙高中部新校區現佔地面積70畝。學校現有教學班59個，其中高中班39個，高中補習班4個，初中班16個。現有教職工202人，專任教師179人，其中高中級教師139人，有本科學歷的139人，特級教師4人。在校學生4373人。固定資產3398萬元。
辦學成績
榆林中學歷史悠久，英才輩出。張季鸞、李鼎銘、杜斌丞、魏野疇、李子洲、王森然等眾多名師碩彥都曾執教榆中。劉志丹、謝子長、高崗、劉瀾濤、杜聿明、柳青、高景德等一大批在中國現代史上有影響的傑出人物都曾在榆中接受過良好的教育。 榆林中學人文積淀極其深厚，孕育了一支嚴謹勤奮、敬業愛崗的教師隊伍。現有教職工279人，專任教師257人，本科以上學歷佔到98%，高、中級職稱佔到60%，特級教師4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2人，國家級優秀教師4人，省級優秀教師2人，省級教學能手4人，省級「三五」人才1人，省級勞模1人，市級「一五二」人才6人，市級拔尖人才3人，市級教學能手25人，許多中青年教師已經成為全市中學教學的學科帶頭人。
學校教育
榆林中學堅持常抓教育、狠抓管理、重抓質量、穩抓建設，積極推進素質教育，各項工作成效顯著。高考升學率穩步提升。校園文明建設不斷取得新的成績。校黨委被陝西省委授予「先進基層黨組織」；學校先後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愛國主義教育先進單位」和「文明校園」，被市政府授予「高中教育先進單位」。
學校規模
榆林中學新區，堅持按省級示範高中標准建設。辦學規模為90個高中班，每個教學班56人，容納在校學生5000人左右。市政府劃撥校園用地320畝，其中代征、綠化80畝，建設用地240畝，校園綠化面積達到35%。總建築面積112000m2，總規劃建築16棟，總投資1.8億元。
學校環境
榆林中學新區，規劃超前，設計合理，設備先進，功能齊全。教學樓、實驗樓、圖書信息樓、音樂藝術樓等教學場所共計47753 m2，配備先進的電教、閱覽、實驗設備，能夠滿足課堂教學、語音、計算機、科技活動、勞動技能、音樂、美術、舞蹈、選修等教育、教學的各種需要。學生公寓和師生餐廳共計43475 m2，配備規范先進的管理系統。學生公寓802間，可以提供5052人住宿，內設電話、網路系統以及儲物櫃、書架、寫字桌等必要的生活設施。師生餐廳採用先進的電子售飯系統，配備800套餐桌，可供5200名師生同時就餐。學校400米標准田徑運動場，人造草坪，塑膠跑道，水泥看台，在省內達到了一流水平。籃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體育場地50餘塊，可以承擔市級各類運動項目的比賽。校園監控和周界防範系統為創建平安和諧校園提供了保證。
榆林中學決心抓住喬遷新區的有利時機，深化改革，加快發展，求真務實，與時俱進，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為創建省級示範高中而努力奮斗！

『貳』 為什麼報人張季鸞的喪禮，能成為民國最大的葬禮

因為他黑白兩道通吃，國共兩黨都對他贊賞有加！
張季鸞名熾章，字季鸞，筆名一葦、老兵，在民國的報界，是絕對的大腕。自合夥接手《大公報》之後，事業更是如日中天。特別是其提出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辦報方針，直至現在，都對報人又很大的影響。中國的文人論政，也就是被他推向高峰的。
據說當時候，張季鸞要見蔣介石都不用門衛通報，蔣介石也幾乎天天都要看《大公報》。同時，偏居陝北的毛澤東也是《大公報》的忠實讀者。周恩來曾說：「做總編輯，要像張季鸞那樣，有優哉游哉的氣概，如騰龍躍虎，游刃有餘」。
抗戰開始之後，《大公報》遷到了重慶，張季鸞隨著《大公報》也到了重慶。這時候的他，已經被結核病給纏上身了，報社的很多事都交在了王芸生的手上。但是憂國事憂報事的張季鸞絲毫也放不下，病雖日漸加重，但還時常著文。就在重病住院期間，依然寫下了《我們在割稻子》的名篇。
1941年9月4日，聽說張季鸞病危的蔣介石親自跑到歌樂山中央醫院探視。看著張季鸞被病痛折磨的甚是消瘦的身體，據當時的報道說，蔣介石滿眼含淚。9月6日上午4時，也就是在蔣介石探望罷的第二天，張季鸞病逝。
9月7日，重慶的《大公報》主版公布張季鸞先生離世消息，並刊登了蔣介石發來的唁電：《大公報》社轉張夫人禮鑒：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致耗其驅，握手猶溫。遽聞殂謝，斯人不作。天下所悲，愴悼之懷，匪可言馨，特電致唁，惟忘節哀。
之後的兩三天之內，孔祥熙、宋子文、閻錫山、張治中、白崇禧、馮玉祥等政要，胡適、黃炎培、蔣廷黻、張奚若、潘梓年等文化名人以及各國使節、各國通訊社、新聞學會等紛紛發來唁電或唁函，這種現象也是極其少見的。
9月22日的時候，《新華日報》刊登了毛澤東、陳紹禹、秦邦憲、吳玉章、林祖涵五人的唁電：「張季鸞先生追悼會及季鸞先生家屬：季鸞先生在歷次參政會內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驚聞逝世，悼念同深。肅電致悼，籍達哀忱。」能同時得到國共最高層，以及民國各大勢力，著實不易。

『叄』 大公報的歷史含義

大公報是迄今中國發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也是49年以前影響力最大的報紙之一。

它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它創刊於1902年，最初在天津發行，以後，輾轉在上海、漢口、香港、桂林、重慶等地出版。大公報最輝煌的時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謂「新記」大公報時期，「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最為出名。張季鸞、胡政之等優秀報人讓它成為當時中國新聞界的翹楚。
1928年東北易幟、1930年中原大戰後期張學良通電全國擁蔣入關兩大新聞，皆為《大公報》獨家發布。
1936年4月1日，《大公報》落戶上海望平街，創辦上海版。津滬版同時發行，並在當年銷量中突破10萬份，成為全國一流的新聞紙和輿論中心，至此《大公報》正式成為一張名副其實的全國大報，
1949年之後，《大公報》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領導下，在香港繼續出版發行。與《香港商報》、《文匯報》構成香港左派（中資背景）報紙的陣地。 《大公報》是一間民間報紙，在歷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顯的觀點和態度。它的政論聞名報界，其社論是研究中國近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史料。一百多年來，《大公報》以「堅持宣傳正義聲音」為宗旨，以立論中肯、報道翔實為特色，在國際上建立了良好聲譽

『肆』 張季鸞的墓園

1942年，這位《大公報》前主編的遺體，被從重慶迎返陝西故土，在一場規模盛大的公祭典禮之後，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鎮竹林村一座佔地40畝的陵園中。如今，這個曾經遠近聞名的陵園幾乎已經徹底被毀，在僅剩的一片一畝見方的土坡上，張季鸞後人補立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叢生的雜草間。 在公祭的前一年，當時任《大公報》主筆的張季鸞在重慶病逝時，國共兩黨最高層都在第一時間發來唁電，蔣介石、周恩來更是親自前往喪禮，弔唁這位報人。當時的公祭，城裡來的戲社搭台唱了好幾天大戲，周圍幾個村的廚子都被請來村裡，以便接待前來弔唁張季鸞的賓客。公祭開始前，五六十個穿著軍裝的人組成的軍樂隊進行演奏，天空中的飛機低低地盤旋在陵園的上空。發來弔唁的書信成堆成堆地摞著，陵墓周邊人山人海，前來看熱鬧的人把周圍幾百畝麥地都踏光了。 張季鸞祖籍在陝西榆林，當時之所以選擇將他葬在西安，是因為墓地所在的樊川，是專門為了迎接他所挑選的「風水寶地」。當地人們傳說，這里背靠高山，兩側兩條水渠流淌，號稱「雙龍戲珠」。而在文獻記載中，這里被譽為「天留佳壤，以待大賢」。在這場公祭之後，一座「又大又有氣勢」的陵墓，就在村子東頭的塬上蓋了起來。有高高的圍牆，門口的幾個石墩子「兩三個人都抱不住」。走進大門，磚鋪的一條大路，連接著一道長長的台階。陵園院牆外本來種著一排茂盛的洋槐樹，通往墓碑的那條磚鋪小路，兩側也有兩道繁茂的花牆。陵園的裡面，有兩片桃園，而在台階的盡頭，墓碑周圍，則是一大片的松樹，那是專門從周圍的山裡移來的「秦嶺松」。陵園建成之初，曾經有一個連的隊伍駐扎在這里，專門為張季鸞守墓。沒過幾年，這些國民黨的軍隊隨著戰事吃緊，不知所蹤。這個龐大的陵園從此沒了人看守。 解放後，特別是接踵而至的「大躍進」，為配合大煉鋼鐵，周圍幾個人民公社爭先恐後地派人趕來這里。很快，陵園院牆內外的洋槐、白楊，還有墳前的秦嶺松，都被干勁高昂的人們爭搶著砍倒，送入土法煉鋼的爐子里。《大公報》各大版面紛紛改組，新聞界與它的過去進行了決裂。在幾十公里外的西安城裡，張家的後人此時已無暇顧及這些了。直至「文革」開始後，這些用江南運來的石材刻成的石碑，連同墓基上砌的石條、青磚，都被徹底砸碎，成為村民們用來蓋房子的邊角碎料。最後，在「破四舊」的運動中，一輛屬於生產隊的拖拉機從墳頂推過，將半個土包夷為平地。整個陵園瞬間變成了莊稼地，並且按照地界，被分成兩半，劃撥給了兩個不同的村子。在一片混亂中，村民們突然發現，不知什麼時候，張季鸞的墓地已經被人挖開了。打開的墓地好像一套「院子房」，里頭有一間廳堂、兩間小室，裡面的陳設只餘下一張石幾，一把茶壺、一副麻將、一隻煙斗，散落在上面。這便是這個龐大的陵墓保存下來的全部葬品。之後的幾十年裡，張季鸞的墓帶著赤裸裸的裂痕，躺在這片凌亂的莊稼地里。即使是「文革」結束後，也沒有人想要重新修整一下這個這只剩下半個土包的陵墓。 1994年，一名當地的記者尋訪到這里，面對墓地慘狀大為震驚。他在隨後的報道中寫道：「一代報人張季鸞墓，早已淪為荒郊野冢，無任何標識，人跡罕至。一抔殘土，面對著暮春寂寞的陽光，不堪憑吊。」 1999年的一天，張季鸞旅居香港的孫女突然打來電話，告訴張季鸞的外甥女李賦英，一個曾經在《大公報》工作的老人，輾轉找到陵園，卻發現建築已經盪然無存，墓園又荒又亂，土包也只剩下了半個。「墓一定要重修，這是我的責任。」這個女孩在電話中說，「我只能拿出一萬元港幣，你能不能幫我做一下？」李賦英立刻答應了下來，為了批下一塊地，她坐著公交車，從西安市市中心到長安縣縣城，來來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一開始，當地政府以為是港商回鄉投資，熱情很高，但結果發現只有一萬港幣，立刻「失望得不得了」。幾番協商後，李賦英最終拿到了一畝地。這正是當年陵園盡頭墓碑所在的地方。雖然與陵園最初40畝的規模仍相差甚遠，但她已經覺得 「很滿意」了。 李賦英按照子孫給長輩樹碑的口吻，擬了「先父張季鸞先生之墓」幾個字。至於石碑的背面，最後選擇了兩條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唁電，放了上去。最後的碑文，是李賦英請自己在水電工程局的一個同事寫的。至於搭建這個墓碑的工匠，李賦英在村子裡打聽了很久，最終找到做了幾十年石匠的邢炳年。沒過幾個月，這個經驗豐富的石匠不僅蓋好了墓碑，還從生產隊的飼養室，把陵園里原來擺放的供桌又搬回了墓地。那是他在「文革」期間運回村裡的。當時，因為供桌太大，又想不出能做什麼，他就把這張石台丟在了飼養室里。如今，這張和生產隊飼養的牛、馬、驢子共處了幾十年的供桌，終於又回到了墓碑的正前方。因為小時候常去張季鸞陵園玩耍，邢炳年對於這次重修墓碑的活計分外用心。等到墓碑搭建了一大半的時候，他自作主張，在斜對門的工匠那裡，花了35元，刻下了一方寫有「報界宗師」的小石碑，又把它加在了墓碑的頂端。這幾個字，是他從李賦英送他的《張季鸞文集》中看到的。「這是周總理唁電里的話，」李賦英還聽從了邢炳年的另一個建議，按照她原先的圖紙設計，墓地的土包應該澆上水泥砂漿，把它整個覆蓋起來，但邢炳年說，被水泥砂漿包裹的墓地，長不出草來，「人丁不旺」。回想起張季鸞年屆五十才得獨子，李賦英心中一動，立刻爽快地答應邢炳年，讓墓地的逆土裸露著，多長些草。1999年秋天，新的墓碑終於立了起來。
2004年，與竹林村相鄰的玉村率先將自己所擁有的陵墓周邊土地租給了一所磚窯。隨後，竹林村的生產隊也將屬於自己村的土地出租，建起了一家種豬場。當種豬場開始動工的時候，墓前的一條土路被截斷了。在長安區杜曲街道的曹國斌主任看來，這所新建的種豬場，是顯而易見能帶動經濟發展的「惠農項目」。如今，這個「陝西省萬頭瘦肉型良種豬繁育基地」已經擁有超過5000頭種豬。在場院圍牆外，兩條用來排出豬糞的溝渠骯臟不堪，散發出濃重的臭氣。至於張季鸞，「項目審批的時候，大家對他並不了解」。沒有人知道這座在豬圈和磚廠夾縫中的墓地屬於誰，沒人知道墓室的主人曾在中國歷史上留下許多輝煌的記憶。
2008年4月，這里舉行了紀念張季鸞誕辰120周年的祭拜活動。陝西省新聞工作者協會、陝西日報社、西安日報社、香港《大公報》陝西辦事處、新民晚報社、榆林日報社的代表以及西北大學、西安外事學院新聞專業的學生，一行百餘人專程趕到長安區杜曲鎮，祭拜這位德高望重的新聞界前輩，張季鸞先生的孫子張哲明也專程從上海趕來紀念祖父。上午9時，眾人在長安區杜曲鎮鎮政府設置的祭奠現場內，向張季鸞先生的遺像三鞠躬，表達悼念和崇敬之情。在聽過張季鸞先生生平事跡之後，人們對其敬重之情又增添了幾分。張季鸞先生的親屬和來自各地新聞界的代表宣讀了紀念文字，簡朴的祭奠儀式結束後，一行人捧著鮮花，前往6公里外的張季鸞先生墓地進行祭掃。
在祭拜儀式上，陝西省記協主席尹維祖感慨到：張季鸞先生從事新聞工作的時代，正是中華民族面臨生死抉擇的危難時刻，他從民族大義出發，刊發了一系列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文章，呼籲國共合作，共同抗戰。他崇尚「文人論政」，以廣博的學識和深厚的文字功底，寫出了一批分析透徹、文風犀利的好評論、好文章。「今天，可以告慰季鸞先生的是我們的國家已經以一個獨立、民主、富強、文明的大國形象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新聞事業也在改革發展中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局面。」 西安日報社社長郝小奇表示：張先生早年走言論救國之路，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成為享譽中外的新聞工作者和時政評論家。張先生祖籍陝西榆林，他對中國現代新聞事業貢獻卓著，是我們陝西人的驕傲；先生病逝後安葬於長安杜曲竹園村，他的精神永存。他說：「我們懷念先生的目的是秉承先賢的意志和事業，我們將努力辦好《西安日報》和《西安晚報》，更進一步彰顯主流媒體的社會責任感和公信力。」新民晚報新聞總監蔡偉表示：張先生一生以言報國，為民諫言，其所辦《大公報》享譽海內外。他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或檄文激辯，或慷慨議政，沖鋒在新聞第一線，表現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偉大胸懷。
從2004年以後，「豬場逼侵報界宗師墓園」的報道時常見諸報端，但直到現在，站在張季鸞的墓前，噪音與臭氣依舊撲面而來。「我們也沒辦法」，長安區杜曲街道的曹國斌主任說，「搬遷需要的幾百萬元經費，我們也出不起，而且要找到一片工業用地，也是很困難的。」在2010年5月底長安區的一次會議中，當地政府再次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幾種方案。除了耗費巨資將豬場搬走，另一個選擇，則是將張季鸞墓搬遷到同在西安市長安區的「歷史名人區」。
事實上，在種豬場和磚廠尚未建起來時，社會各界已開始呼籲保護張季鸞墓。2000年2月，西安市人大代表白瑞就提出「張季鸞先生墓應予保護並逐步恢復陵園原貌」的建議。對此，當時的長安縣政府答復，已免費「提供了墳頭所在的耕地一畝」，歡迎張季鸞親友「投資修建張先生墓園」。
2002年1月27日，西安政協委員、陝西省記協主席尹維祖提出對張季鸞墓保護維修的建議，當時西安市政府復函稱，長安區政府「已組織文管辦、土地局、杜曲鎮政府對墓園進行了修建，並在墳地周圍栽植了花木」。然而，即使在這樣的「保護」狀態下，種豬場和磚廠還是順利地建起來了。張季鸞的孫子張哲明曾在1990年去過墓地一趟，當時面對殘景，有些傷心，2008年在張季鸞誕辰120周年時再去墓地，就感到極為憤怒，「路被佔了，養豬場、磚廠包圍了整個墓地……」
在媒體和有識之士的不斷呼籲下，2011年1月，西安市長安區區長楊建強現場查看後，要求分管副區長牽頭，相關部門和街道辦負責，由區財政出資，做好墓園修葺、隔離圍牆、道路修建、植樹綠化，將「豬場逐步轉移、磚廠逐步關閉等環境治理工作」。「重建墓地的設計圖紙做了三稿，可是搬遷進行不下去，最後就擱到那兒了。」杜曲街道辦主任張權日前稱，自己調來不久，對於張季鸞墓以前的事並不清楚，但知道張季鸞其人，所以也著意保護，「墓園內，干凈整潔，都是工作人員不定期打掃的結果」。張權稱，關於新墓地的設計，找的是一家頗有實力的公司，根據設計圖，新墓園將在磚廠西面，也就是墓地東側開一個門，但對此設計家屬方面不同意，堅決要求搬遷種豬場和磚廠。可事實是，種豬場和磚廠分屬杜曲和王莽兩個街道辦，要「搬遷並不容易」。杜曲街道辦介紹，就搬遷一事曾與豬場多次協商，對方也同意搬遷，但杜曲范圍內已沒有用地指標。一份資料顯示，要搬的種豬場，佔地50畝，投資800萬元，2007年被省上確定為「省萬頭瘦肉型生豬繁育基地」；而磚廠屬於一家建材公司佔地70畝。街道辦一名工作人員告訴本報記者，種豬場豬最多的時候超過了5000頭，若要搬遷，需800萬元~1000萬元左右。至於磚廠，一年產值300多萬，「根本負擔不起」。

『伍』 大公報的作用或意義

《大公報》以「忘我之為大」的「大」字，和「無私之為公」的「公」字作為報名，這是一個響當當的報名，因此以「大公」為名的報紙特別多，歷史上一共有七個，包括「五四」前後在湖南長沙出版的那一家，毛主席曾為長沙的這家《大公報》寫過文章。但堅持下來的只有目前在香港出版的這一家。《大公報》創刊於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今年九十八年周年了。她是中國歷史上壽命最長的一家報紙，是中國報紙中的老壽星。（已經超過《申報》和《字林西報》）。
《大公報》經歷了四個階段：英斂之時期，王郅隆時期，新記公司時期和一九四八年以來的後五十二年在香港辦報的時期。由滿族愛國知識分子創辦的一份支持改革的報紙開始，經過受皖系政客把持的一個短暫時期，和資產階級「文人論政」的一段時期，到在香港作為愛國愛港報紙的時期，整個報紙的歷史是一以貫之的。《中國大網路全書》是把她當作一個辭條合起來寫的。
在舊中國，《大公報》具有崇高的聲望。在各個歷史時期都起過重大的影響。是當時輿論界的重鎮。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時期派往法國采訪和會消息的唯一的一名中國記者，就是《大公報》的胡政之。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唯一的一名長駐歐洲的中國的戰地記者，就是《大公報》的蕭乾，在波茨坦會議的現場，在東京灣的米蘇里號戰艦上舉行的日本簽字投降儀式的現場，在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的現場，都有《大公報》的記者在場。朱啟平在米蘭里號戰艦上所寫的那篇題為《日落》的通訊，已經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經典性的名篇。第一個派記者（曹谷冰）到蘇聯采訪，報道中蘇建交後蘇聯情況的，是《大公報》。第一個派記者（范長江）深入邊區，發表系列通訊，向全國公斜ǖ籃煬

『陸』 張季鸞的遺著序

「季鸞是一位新聞記者，中國的新聞事業尚在文人論政階段，季鸞就是一個文人論政的典型。他始終是一個熱情橫溢的新聞記者，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歷史。讀者今日重讀其文，將處處接觸到他的人格與熱情，也必將時時體認到這一段歷史。季鸞已逝，其文尚存；國族永生，亟待進步。我編《季鸞文存》既竟，既傷老友之逝，尤感國事之待我儕努力者尚多，國人讀季鸞之文，倘能識念其一貫的憂時謀國之深情，進而體會其愛人濟世的用心，則其文不傳而傳，季鸞雖死不死！」

『柒』 張季鸞的人物評價

張季鸞為文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並非鄉願，並非無原則捧場。當為了公義，他認為必須批評時，他的筆鋒又是很銳利的。如他曾撰寫過三篇被人們稱之為「三罵」的社評，曾經膾炙人口，風行國中。一罵吳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報》社評《跌霸》，文中說：「吳氐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並力無之，但有氣耳。」酣暢淋漓，一語中的。二罵汪精衛，是1927年11月4日的《嗚呼領袖之罪惡》，指斥汪精衛「特以『好為人上』之故，可以舉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三罵蔣介石， 1927年12月2日發表的《蔣介石之人生觀》社評，針對蔣介石因剛與宋美齡結婚而「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並「確信自今日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以犀利尖銳的筆觸指出「蔣氏人生觀之謬誤」，「夫何謂革命？犧牲一已以救社會之謂也。命且不惜，何論婦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而極」。社評責問，以蔣氏的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來論，南京政府軍隊有數十萬，國民黨黨員也有數十萬，蔣氏能否一一與謀美滿之姻緣，俾加緊所謂革命工作？」
張季鸞罵吳、罵汪、罵蔣之時，確實保持著不偏不倚的超然態度和立場。他是無欲則剛， 獨立不羈。惟因如此，蔣介石亦敬重他的這一氣度，在張季鸞後半生一直與之保持良好的私人關系。但是，正因為其與蔣介石私交甚篤，在西安事變當中，張季鸞先生寫了一封公開信，以今日眼光看來，不無偏袒。事實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態，以致《大公報》同時受到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兩大對立主角的青睞。蔣介石在他的辦公桌、起居室、衛生間各放置一份；而毛澤東說，他在延安經常讀的報紙就是《大公報》。
張季鸞一生的文章議論，鑄成了他那個時代的活歷史。而當年的《大公報》，則構建了中國百年言論史上的重要篇章。

『捌』 新記《大公報》的「四不方針」及現實意義

"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針

。「不黨，不賣，不私，不盲，」這一所謂四不內方針，是具有百年歷容史的《大公報》之最終的辦報宗旨。之所以說是最終的辦報宗旨，是因為創刊於1902年的《大公報》，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還不是很自由主義的，那時的大公報，也稱不上是新型報紙。1926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接手老大公報，創辦新記大公報，從那時候起，大公報開始創造和秉承了自由主義之精神。《大公報》的主辦者三人，似有雙重性。既承繼了漢、明士子的遺緒，本身又是留洋學生。身上的舊傳統與近代的新思想兼而有之，應說是「半新半舊」、「既新也舊」的人物。他們實是半個「帝王師」加半個新報人，所辦的報紙，也是一種新舊交替過程中的過渡性「公共物品」。既像近代新聞，又帶條陳奏摺味。
http://www.woxie.com/article/list.asp?id=15967

『玖』 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

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在中國社會發展中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它的發生及和平解決，基本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內戰，開始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階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戰的基礎，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

它是中國社會矛盾變化的轉折點，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國提前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是中國由內戰到抗戰的轉折點，是中國由分裂到統一的轉折點，是中國社會政治由專制到逐步民主的轉折點。由這一系列轉折，奠定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

同時，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合法生存與喘息休整、壯大的機會，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開辟了發展壯大的前景，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領導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變剛結束，毛澤東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在西安事變中實際地取得了領導地位」。

(9)張季鸞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西安事變」昭示出愛國、統一、進步的思想和團結合作、不怕犧牲的精神。為了牢記歷史，教育後人繼承和發揚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張學良將軍公館和楊虎城止園別墅為基礎，1986年12月，西安事變紀念館正式建成，並於「西安事變」50周年之際對外開放。

西安事變紀念館在建設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多次維修保護和陳列調整。尤其是2006年至2009年，國家投入了大量建設資金，對西安事變紀念館基礎設施、陳列展示、消防技防工程等進行了維修和改造，改造後的館容館貌煥然一新。西安事變紀念館重新製作了《歷史的轉折——西安事變史實陳列》《張學良公館舊址復原陳列》等五大陳列，並於2009年12月全部竣工並向遊客免費開放。

建館二十多年來，西安事變紀念館已累計接待參觀者近200萬人次。西安事變紀念館先後被命名為全國首批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陝西省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西安市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國防教育基地、紅領巾實踐教育基地和全國一百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之一。

『拾』 《大公報》四不方針的歷史意義

"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針

。「不黨，不賣，不私，不盲，」這一專所謂四不方針，是屬具有百年歷史的《大公報》之最終的辦報宗旨。之所以說是最終的辦報宗旨，是因為創刊於1902年的《大公報》，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還不是很自由主義的，那時的大公報，也稱不上是新型報紙。1926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接手老大公報，創辦新記大公報，從那時候起，大公報開始創造和秉承了自由主義之精神。《大公報》的主辦者三人，似有雙重性。既承繼了漢、明士子的遺緒，本身又是留洋學生。身上的舊傳統與近代的新思想兼而有之，應說是「半新半舊」、「既新也舊」的人物。他們實是半個「帝王師」加半個新報人，所辦的報紙，也是一種新舊交替過程中的過渡性「公共物品」。既像近代新聞，又帶條陳奏摺味。
http://www.woxie.com/article/list.asp?id=15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