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發展歷史

㈠ 中央新聞聯播的發展史

中央新聞聯播的發展史：

1978年12月，《新聞聯播》主播首次面對觀眾，趙忠祥成為節目開播以來第一位出鏡播音員。

1979年9月1日，央視每日播出的國際新聞節目《國際新聞》開播，播映合眾國際社電視新聞（UPITN）提供的新聞影片、從香港收錄的新聞影片與新華社提供的五分鍾國際簡訊。

1980年5月1日，《國際新聞》保留名稱並入《新聞聯播》，之後完全並入《新聞聯播》。

1981年4月，全國電視新聞工作座談會在青島舉行，會議做出兩項重大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電視台都是中央電視台的集體記者，有責任、有義務向中央電視台供稿；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電視台必須轉播《新聞聯播》節目。

198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明確規定，重大時政的發布時間從20:00提前至19:00，重要新聞首先在《新聞聯播》中發布。

1984年，央視在香港成立第一個駐外記者站，《新聞聯播》加錄台灣華視新聞的新聞影片，也和亞太廣播聯盟A、B、C區的國家與地區交換新聞影片。

1987年，《新聞聯播》收錄香港無線新聞的新聞影片。1988年3月15日起，央視各節新聞所有製作過程一律都在位於北京市海淀區復興路彩電中心製作（至2009年10月18日），同時《新聞聯播》更換片頭，片頭曲改為孟衛東所作的一首19秒的樂曲。

2017年1月21日，剛強和海霞搭檔主持《新聞聯播》，剛強也由此正式加入《新聞聯播》的主播陣容。王寧正式退居二線。

2017年1月8日，是他最後一次出現在新聞聯播的主播台上。2018年1月1日起，為了進一步擴大《新聞聯播》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更廣泛地服務於海內外電視觀眾，自當天起，CCTV-4（亞洲版）於每天在22:30增加重播一次《新聞聯播》。2018年9月14日，《新聞聯播》首次出現手語播報。

(1)新聞發展歷史擴展閱讀：

1978年1月1日，當天值班編輯黃一中手寫的一張「電視新聞播出串聯稿」上，滿是勾勾畫畫的箭頭和圓圈，這張紙上記錄的是第一期《新聞聯播》的主要內容:共5條新聞，加上配樂和切換時間，全長20分鍾，頭條是《鄧副主席出席國務院辦公室招待會，同外國專家歡慶新年》。

開播後，由於當時電視台沒有錄像機，新聞畫面用電影膠片拍攝下來送到直播間，一邊播放帶子，一邊同步配音解說，播音員本人並不出現在節目畫面上，「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新聞聯播》首任男主播趙忠祥記得，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兩年，直到1979年底，他的面孔才第一次出現在《新聞聯播》上。「第一次上鏡，屏幕上只有我一個人，後來不久改成一男一女兩人播報新聞。」雙人搭檔主播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當時我們要具備極強的文字辨別能力，（新聞稿）都是手寫的，上面可能有20個編輯的字跡」，趙忠祥說，節目直播中有時還會插進臨時來稿，重要信息容不得半點差錯。

趙忠祥回憶，1979年他跟隨國家領導人去美國訪問，看到美國的新聞播音都使用了「提示器」，就是擺在鏡頭和播音員之間的一塊屏幕。趙忠祥回國後立刻向台里打報告，引進了這種實用設備，才擺脫了「低頭看稿」的緊張狀態。

《新聞聯播》開播之初，由於當時的電視信號主要依靠微波線路傳輸，容易受地理因素影響，無法覆蓋全國。1980年10月，第十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做出決定，「各級廣播電台、電視台、縣廣播站」，必須轉播央視《新聞聯播》。

發布中央政令，審片室電話可直通中南海。

1982年9月1日起，中央明確規定，將重大新聞的發布時間從20點提前至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播出時間19點，重要新聞將首先在《新聞聯播》中發布。

這標志著中央電視台首次成為獨立的新聞發布機構。之前，中央政令和重要信息的發布渠道，以《人民日報》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為主。

據《南都周刊》報道，《新聞聯播》是中央電視台惟一享有專用審看間的節目，每天下午，分管新聞的副台長和新聞中心主任要在這里審看當天待播的樣片。

一位多次送審樣片的資深記者這樣描述審看間里的場景:「沙發中間的茶幾上有兩部引人注目的電話，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紅機。」

《新聞聯播》權威地位的確立，伴隨著電視這一新興傳播媒介的迅速普及。在受眾數量迅速增長，而節目生產仍處於相對匱乏狀態的20世紀80年代，《新聞聯播》幾乎成為億萬電視觀眾每天必看的節目。數據顯示，1986年，《新聞聯播》收視率為35%左右，到1988年，上升到50%以上。

㈡ 新聞傳媒及歷史演變

我國的報紙發行模式，從建國以來到今天，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建國初期到80年代前期，「郵發合一」模式一統天下;第二個階段從1985年洛陽日報退出「郵發」，自辦發行開始，「郵發」和「自發」兩種模式平分秋色，並存競爭;第三個階段大約從90年代中期開始，「郵發」和「自發」相互結合，能夠在一家報社內部同時採用。現今，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市場經濟的成熟和完善，使得我國的報紙發行模式也在進一步發展，多渠道的發行模式嶄露頭角，代表了報紙發行的方向，標志著報紙發行進入了新階段。

一、 郵發合一的產生和特點 「郵發合一」是解放初期從蘇聯學來的一種發行模式，簡單的說，郵發合一即是把報紙發行工作交給郵局來做，報紙的生產(編印)和流通(發行)是截然分開的，把送信與送報捆在一起，把多家報紙捆在一起，把報紙的征訂、運發和投遞捆在一起，把批發和零售捆在一起，這種「一分開、四捆起」就是「郵發合一」的發行模式。

建國初期，由於我國當時經濟落後，人民文化水平較低，報刊種類少。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報社作為黨和政府的宣傳機構，管理體制是按事業單位對待的，辦報經費則是由國家財政撥款，報社極少考慮經營問題，在這種背景下，郵發合一憑借著自身的優勢，在報業發行中一統天下。

「郵發合一」的特點和優勢主要體現在：

1.拓寬了報紙發行的深度和廣度。在「郵發合一」之前，報紙發行的范圍主要局限在鐵路沿線、交通樞紐，而很多偏僻的地區和許多縣市都很少甚至幾乎看不到報紙。通過「郵發合一」，郵電網路遍及全國，點多、線長、面廣，只要是郵局公開發行的報刊，凡是郵路通達的地方都能訂閱到，這樣一來，便大大地拓寬了發行網點和覆蓋范圍。

2.利用現有資源，減少浪費和混亂。「郵發合一」使報社專門編報印報，郵局則負責訂報發報，簡化了國內報刊發行系統，省去了許多人員開支和事務工作的麻煩，既可專心編報，又合乎經濟原則，減少了浪費、糾紛和混亂，有助於解放初期全國報刊的發展，並增加了郵電業務。

然而，隨著歷史的前進，社會條件的不斷變化，「郵發合一」漸漸不能適應新的環境，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給報紙的發行模式帶來了極大的沖擊。

首先，改革開放政策為新聞出版事業帶來空前的繁榮，報紙的數量增多，品種由單一的機關報變為多品種、多層次，開張由四塊版變為八版、十六版甚至更多，內容特色更是日星月異，郵電部門不負重荷。

其次，市場經濟條件下，報社必須講求經濟核算，考慮成本、利潤等一系列經濟指標。而「郵發合一」收費高，手續煩，造成報紙資金回籠慢，不利於報社的發展。

時間 最高發行費率 最低發行費率 平均發行費率 1949--1952 35% 14% 28.4% 1952--1980 25% 25% 25% 1980 30% 25% 27.5% 1981--1986 25% 25% 25% 1987-- 25% 28%--35% 29.3%

從上表可見，報紙的發行費率在建國四十年來幾經變更，但最低平均都沒有低於25%以下，最高達到了35%，這對於面臨著要求自負盈虧的報社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因此，自辦發行的新模式應運而生。

二、自辦發行的特點和優勢 自從1985年洛陽日報率先自辦發行起，幾年的時間，「自發」模式如星火燎原之勢，幾乎全部的中等或中等以上的城市黨報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報紙，紛紛加入「自發」的行列。報紙的發行總量也有了很大的增長，1993年報紙發行總量約為264億份，比1979年全年發行131億份增加了近一倍。

和「郵發合一」相比，自辦發行有其不能比擬的特點和優勢，更能滿足新時期報紙發行的需求。

1.縮短投遞時間，一般情況下，市區投遞要比郵局早一兩個小時，郊縣要快半天至一天。

2.發行費用減少，如上文所述，郵發的發行費率最低也要25%，加上郵局種種相關要求的開支，實際發行費用相當昂貴，而自辦發行，報社實際支付的費用和郵發相比，僅為18%。同時訂報費用，報社可以立即拿到(郵發則是每月按訂數返還)，大大增加了報社的流動資金，有助於實現報社經濟自主，積累資金，擴大再生產。

3.投遞質量提高，服務周到，上門征訂，提高報紙的質量和發行量。 然而，盡管自辦發行這一新生事物有其強大的生命力，但它也有自身體制上的弱點和不足。目前我國大部分報社的發行部門都很小，體系也不完整。《參考消息》，發行量300多萬份，發行部只有7個人;北京日報三報兩刊，發行部只有4個人;光明日報發行部16個人，與采編人員的比例是1：25。發行隊伍如此弱小簡陋，每到發行季節，記者、編輯都要帶著發行任務，組織發行。這種親力親為的手工操作，實在不能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代化報業發展。因此，勢必將有新的發行模式出現。

三、 多渠道發行的出現和發展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新聞改革的深入，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報業發行模式變革也隨之進入了新時期。未來，多種靈活的發行模式將會不斷出現，多渠道發行勢在必行。在這里，筆者僅談談自己的設想，供大家參考。

1.「郵發」和「自發」相互結合，揚長補短。郵局可以和報社共同商討，在雙方互惠互利的基礎上，簽定合約，根據市場經濟下價值規律的原則，協調好雙方的經濟利益。報社和郵局因地制宜、因報制宜地制訂出雙方都能接受的發行費率，這是「報郵聯合發行」的關鍵，如果在這一點上雙方能達成共識，「聯合發行」就有了成功的基礎和前提。這種發行模式，在某些地方已經實施，並取得了成功。1998年，《深圳商報》與當地郵局簽訂了「聯合發行合作協議」，並且共同成立了「聯合發行指揮部」，以郵局為主，報社協助，開辦了預約征訂、跨區訂閱、上門收訂、現場收訂、分期訂閱等多種新的服務項目，報紙的發行量因此獲得全面增長，市內訂戶比上年增長了71.2%，外阜訂戶比上年增長了5 . 8倍。 在和郵局重新合作的同時，報社也可以拓寬自辦發行的路子，靈活地採取多種手段，因地制宜地發展發行模式。尤其是一些有經濟實力的報業集團，可以組建發行網路，由報業集團建立一個直接下屬的發行總公司，再在各地建立起發行分公司，統一部署和管理此報業集團下的各家報紙發行;另外，報社還可以和銀行合作，選中一家或幾家全國聯網的銀行，委託它們在各地的營業網點設點收訂報刊;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報社還可以利用網路，在網上征訂報紙，然後委託電子商務站點進行送遞。

2.建立專業化的報刊發行公司。這種發行公司可以是同一地區的多家報社聯合起來組建的，每家報社根據投入的多少，佔有一定的股份，發行公司是一個獨立的經濟實體，它承擔多家報社的發行任務，各個城市興起和發展了自己的地方發行公司，再逐步將全國各城市的發行網聯成一片，成立全國性的報刊發行中心;專業化的發行公司也可以由社會力量、甚至私人創建，它不屬於任何報社，獨立組建自己的發行網路，與各家報社簽定合同，既可承擔征訂、投送業務，又可承擔零售發行業務，使發行商業化、專業化和社會化，成為市場經濟下的又一個新興的服務行業。

3.零售代理商的出現和發展。除了以訂閱來擴大發行，今後，零售渠道也將在報紙發行中變得重要起來。市場經濟加劇了人口的流動性，尤其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流動人口便成為了報紙零售的潛在對象。報社可以自行創建自身的零售隊伍，在城市各點建立發行站，聘用人員上街零售報紙;也可以在社會上招聘零售代理商，與其簽定合同，由他專門負責某一地區的報紙零售，零售商能和不同的報社簽約，並自己組建零售點。

當然，隨著歷史的前進，報紙的發行模式也將不斷地變化、更新，相信在不久的明天，會涌現出更多、更靈活、更合理的發行方式，進一步促進報業的繁榮和發展。

㈢ 每日新聞的發展歷史

1872年 《東京日日新聞》在東京淺草創刊。
1875年 東京日日新聞推出送報到府服務。1876年 報社向三井物產公司承包了《中外物價新報》的印刷發行業務
1882年 《日本立憲政黨新聞》創刊。（在1885年改名為《大阪日報》。
之後又在1888年改為《大阪毎日新聞》）
1906年 大阪毎日新聞社並購東京的《電報新聞》，改名為《每日電報》後進軍東京市場。
1911年 大阪毎日新聞社和日報社合並。（《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毎日新聞》的標題則不變。） 發行量較大的《每日電報》合並了《東京日日新聞》（並繼承了東京日日新聞的「櫻花圖案」底紋。）
1936年 《東京日日新聞》與《時事新報》合作。
1943年 將東日本和西日本不同的報名，一起改為《每日新聞》。
1951年 名古屋的中部分公司升格為中部總公司。報紙重新在名古屋發行。
1959年 成立位在札幌的北海道分公司。報紙開始在北海道發行。
1965年 西部總公司從北九州市門司區搬遷至小倉北區的「毎日西部會館」。
1966年 東京總公司從有樂町搬遷到現在的竹橋。1971年3月12日 西部總公司發生印刷用機器大火，共損失八台輪轉機。
1972年 發生與「沖繩歸還密約」相關的「外務省機密漏泄事件」（後被稱為「西山事件」）。
1976年 開設「記者之眼」（記者の目）專欄。
1977年 整頓負債的舊公司（株式會社每日），並和負責一般業務的新公司（株式會社每日新聞社）分開，以「新舊分離」的方式重建公司。商業登記上的總公司從大阪遷往東京。
1985年 終止將新舊兩個公司合並再建的計劃。
1992年 大阪總公司從堂島搬遷到西梅田。
2002年 迎接創刊130周年。
2003年 中部總公司遷入在名古屋站前的新大樓（與豐田汽車（TOYOTA）一起）。
現在的報紙題字是從1991年11月開始使用。

㈣ 中國新聞發展史

中國網路媒體走到今天，大約經過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95——1999)，技術媒介階段。

准確的說，在這個階段投身、鼓吹「第四媒體」的傳媒人、學者專家僅僅看到了互聯網作為一種可能的新的傳播媒介，將會給傳統媒體運作帶來哪些挑戰，而事實上，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任何內容網站均沒有在互聯網這樣一種新的「媒介」上，真正包裝出「媒體產品」來。

當然，有些網站做了部分有益的嘗試和探索，比較典型的兩個例子，一個是台灣的「明日報」，完全按照一份互聯網媒體運作，上百人的采編隊伍，相對專業的出版流程和瘋狂的燒錢；另一個例子是人民日報和默多克新聞集團在祖國大陸作的「ChinaByte」，雖然沒有引進大量一線記者，但編輯大多以「網路原創」為主，內容主要來自自由撰稿人和國外翻譯。

第二階段(2000——2001)，信息倉庫階段。

這個時期典型的代表是新浪網。以體育社區起家的四通利方轉型為全面的「互聯網內容供應商」。這個「供應」很有特色，其主要手法為大量轉載、引進傳統媒體的新聞報道，其核心能力是快、全和網路再分類。

新浪是一面旗幟。它突破了第一階段的「技術」色彩，在建設「信息倉庫」的探索中積累了自己的品牌和迅速膨脹的「網路流量」。

「信息倉庫」是互聯網從單純的「信息新媒介」向「基於互聯網的新媒體」過渡的必經之路。別人，包括眾多的巨頭級紙媒體的網站，都沒有認同這一模式，也不敢投巨資把品牌定位在這個方向。

第二階段的「第四媒體」還不成其為「媒體」，還不是一個成熟的「媒體產品」，但它已經摸索並建立了向「媒體」過渡的幾個重要核心能力，包括信息如何在網上再分類，網上信息如何合理排版以及怎樣建設網路讀者的閱讀粘度等等。

第三階段(2002——？)，准媒體階段。

「准媒體」的概念是，已經具有初步的媒體生產製造能力和一定的公眾傳播效能。筆者在上文提到的2002年諸多網路媒體新現象都直接或間接的反映了這一點，這個階段的主要表現特徵是：

·網路媒體的及時性、海量性和交互性正在為傳統媒體服務，從產業鏈的角度看，2002年的互聯網已經開始扮演「媒體的媒體」角色

·網路媒體的部分個案報道和某些運作手法開始顯露「新媒體」的威力，這些強刺激反過來又成為了傳統媒體加速自身改革的動因

·部分領域，如體育、IT、財經、汽車、房產和健康等，出現了相當規模和比較成熟的網路原創

互聯網的「准媒體」階段需要過渡多長時間，筆者不敢斷言。可以肯定的是，網路媒體要躋身「主流媒體」的行列，擁有不可忽視的媒體權利，首先需要學會「為傳統媒體服務」、「與傳統媒體結合」。

㈤ 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的介紹

該書是復旦復大學出版社推出制的「復旦博學」精品教材《新聞與傳播學》系列教材（新世紀版）中的一種。其以專業的視角，即以中國新聞事業自身發展的歷史規律為脈絡，闡述了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將中國新聞史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作者在書中繼承了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又以其開放性的視野和國內外新聞傳播文化的底蘊，形成了這部教材兼專著。

㈥ 新聞的來源和新聞的發展歷史是什麼

新聞來源就是一篇新聞素材以及新聞事實報道資料的來源途徑，它可以是記者現場采訪所來，也可以是新聞報料人上報的材料所來，不過總之新聞來源要堅持三個原則，那就是客觀性，真實性和原則性。

新聞的發展歷史：
自唐代起，一種被後人稱為「邸報」的古代報紙開始出現。 唐中葉——進奏院狀 宋代——定本制度 明清時代——《京報》
宋代後商業廣告：實物廣告、叫賣廣告、標志廣告（招牌、幌子、酒旗、燈籠等）、對聯廣告
《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份近代化報刊，於1815年8月5日在馬六甲正式創刊。 1833年8月1日，《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在廣州創刊，為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報刊，創辦人是郭士立。
1822年9月12日，葡萄牙文周報《蜜蜂華報》創刊，這是在中國出版的第一家外文報紙。
1827年11月8日，在中國出版的第一份英文雙周刊《廣州記錄報》在廣州創刊，由英國鴉片商馬地臣出資創辦。
1841年5月1日，《香港鈔報》創刊，為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報刊。
1857年11月3日，由孖刺報館創辦的中文《香港船頭貨價紙》創刊，該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份中文商業報紙、最早的經濟類報紙和最早以單頁形式兩面印刷的中文報紙。
1850年8月3日，英文周刊《北華捷報》創刊，每逢星期六齣版，揭開了上海報業發展史的第一頁。 《字林西報》因其報道面廣、信息及時、內容豐富而受到中外人士的重視，社會影響日漸增強，後發展成為近代中國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英文報紙。 1872年4月30日，《申報》在上海創刊，創辦人是英國商人安納斯脫·美查。 《申報》的成功不能不令人看好報業這塊市場，使上海商業性報紙在19世紀80年代後出現大發展的局面，在《字林滬報》、《新聞報》創刊後形成了「申」、「新」、「滬」三報鼎立的格局。 在新聞業務上，《申報》將新聞報道工作放在首位，十分重視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原則。 1874年1月30日，《申報》刊出經由丹商大北電報公司海底線路拍來的有關英內閣改組的倫敦電訊，為國內報紙刊出的第一條電報新聞。
《申報》還在國內報紙中最早發布號外；還不斷拓寬新聞的報道面，大量報道社會新聞；還最早刊登國際旅行通訊。 1876年後，《申報》開始使用新聞圖片，還注意加強報紙言論工作，重視發表副刊性文字。 申報館於1876年3月30日發刊我國最早使用白話文和標點符號的報紙《民報》。 《申報》的成功，標志著我國中文商業性報紙發展到了成熟階段。

㈦ 新聞晚報的發展歷史

《新聞晚報》創刊於1999年，是解放日報報業集團旗下的一份新銳都市類晚報。回新聞晚報於1999年元答月1日正式創刊以來，歷經數次改版，已形成新一代都市晚報格局，為廣大讀者和專家所喜愛和稱道。「新聞性、實用性」是新聞晚報的基本特色，「更好看、更好用」是全體編采人員孜孜以求的目標，而作為當代上海的第二家晚報，她狹長型雅緻形態，報紙版面結構的內在合理性和新穎的編排手法，尤其是頭版富有沖擊力的獨特處理方式，在版面內容和風格上更具現代感和都市氣息。
2013年10月28日，經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由解放日報報業集團和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整合重組的上海報業集團正式成立。資料顯示，上海報業集團組建後旗下有《文匯報》、《新民晚報》、《東方早報》、《外灘畫報》、《解放日報》、《新聞晨報》、《新聞晚報》、《申江服務導報》。《新聞晚報》歷經數次改版，勇於創新、不斷超越。以「主流力量、進步中國」為宗旨，全面構築「上海人的新聞主幹道」，追求厚重的新聞價值和深遠的社會影響力。
2013年10月28日，上海報業集團正式掛牌成立。10月27日，報業集團旗下《新聞晚報》正式宣布，將於2014年1月1日起停刊。

㈧ 中國新聞發展史的特點

中西古代新聞傳播的發展情況分析新聞事業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他同人類社會各種文化現象一樣，有其發生發展的過程，而這種發生發展又總是和人類的物質生產狀況密切相關，同人類的經濟政治發展進程互相適應。在新聞事業問世之前的古代社會，有與物質生產水平低下，社會經濟政治尚欠發達，人類只有初級的新聞傳播活動。這是一種通過一般人際交往進行的，沒有專門傳播機構的、小型分散的傳播活動。在古代、中世紀、近代、現代的各個發展階段中，我重點論述的是古代。論題為：中西古代新聞傳播的發展情況分析。在文中，我就以下幾個方面對論題進行分析論述：中西古代新聞傳播的發展史；在發展史中，中西古代新聞傳播有哪些地方相似以及不同；中西古代新聞傳播的發展情況分析在發展史中佔有怎樣的地位，以及對整個新聞事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人類古代的新聞傳播活動源遠流長，幾乎是伴隨著人類的誕生就出現的。依據形式的演進，古代新聞傳播活動大致經歷了原始傳播、口語傳播、手寫傳播、印刷傳播等幾個發展階段，其中印刷傳播是現階段最成熟的傳播途徑。原始新聞傳播。 人類在幾萬年前從動物界分離出來之時，就是結群而居的。在這種結群而居的狀態下，出於某種生存的需要，相互之間就有種種簡單的信息交流。這是一種蒙昧狀態下十分原始的信息傳播，是前語言時期的信息傳播。傳播的方式還沒有完全脫離一般動物的水平，主要是依靠身體器官發出某種呼喚，做出某種體態和手勢，以傳遞十分簡單的思想意識。傳播的內容有經常重復的信息，也有某些新發生新出現的信息，比如哪裡發現了捕食的對象，哪裡出現了凶惡的猛獸，哪裡發生了雷電風暴等等。這些新鮮信息的傳播，便是人類最早時期的新聞傳播活動。 在原始新聞傳播這個發展階段，中國和西方的發展狀況都是從同一個起點出發，所以發展情況十分相似，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口語新聞傳播。來源：( ) - 中西古代新聞傳播的發展情況分析_朱熹_新浪博客 在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人類的大腦逐漸發達，發音器官逐漸完善，思維能力逐漸發展，人類大概在幾十萬年前產生了音節語言。比如在中國，距今約70—23萬年前的「北京人」，已經有清晰的語言；距今約1.8萬年前的「山頂洞人」已經運用語言進行溝通。中華民族主線的口語交流與信息傳播已有上萬年的歷史。伴隨著語言音節的出現，口頭的語言傳播逐漸就成為了人類主要的傳播形式。成為聯系社會成員的基本紐帶。 在中國，早時期的口語傳播主要是「納言」，目的是為了「溝通上下」。如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的有關傳說。帝對一位名叫「龍」的人說：「朕畏忌讒說殄偽，振驚朕眾。命汝為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西漢經學家孔安國認為：「納言，喉結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信也。」「納言」主要是官方的，在民眾之間幾乎不予流傳，所以「納言」式的口語傳播是少數人中的傳播。而在西方，新聞最強的口與傳播往往出現在戰爭或其他重大事故中。如公元前490年3月，波斯帝國派遣重兵大舉侵犯西納城邦，在雅典東北部的馬拉松平原登陸。西納人奮起抗擊，以弱對強趕走了敵人，取得了輝煌勝利。士兵菲迪皮茨從馬拉松戰場以最快的速度跑回40多公里外的雅典，他想聚集在中央廣場的人群激動的喊道：「我們勝利了，雅典得救了。」喊完就倒地犧牲了。這可說是西方古代最著名的一次口頭新聞傳播。在口頭語言成

㈨ 新聞在線的發展歷史

2012年8月於南京正式成立
2012年12月公司正式試運營
2013年5月網站正式通過內測

㈩ 新聞史的發展歷程

1927年11月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出版了。這被公認為是我國新聞史系統研究的開端，標志著我國新聞史研究由零碎的探索階段走上了系統化研究的道路，成為在很長時間里無人超越的高峰。直到半個多世紀之後，方漢奇的《中國近代報刊史》問世；稍後，由他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出版，標志著中國新聞史研究攀上了新的高峰。兩座學術高峰的聳立，熔鑄著幾代學人特別是戈公振和方漢奇兩位巨擘的智慧和艱辛。
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幾乎是與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誕生同步起始的。最早的文章應是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1838年寫的《京報分析》。較早對中國新聞事業進行專門研究的文章有：王韜的《論日報漸行中土》、1873年《申報》上的《論中國京報異於外國新報》等。這些文章中只有相關的一些文字論及中國新聞史，既不全面更不系統。較為系統地論述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是1895年李提摩太的《中國各報館始末》，1901年梁啟超的《中國各報存佚表序》以及1917年《上海閑話》一書中姚公鶴所寫《上海報刊小史》一節。這些文章都注意到了中國古代報刊與近代報刊的本質差別，啟發人們去思考中國古代新聞事業的起源與變遷，關注尚很年輕的近代新聞事業的發展歷程，由此而產生了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不過，作為起步階段的中國新聞史的研究很粗糙，線索模糊，史料單薄。就是具有中國最早的新聞史專著之稱的《上海報刊小史》，整篇文章很難找到報刊的確切創刊日期、發行數量等，大量使用的是似是而非的模糊語言。而李提摩太和梁啟超的文章則更為簡約，主要是提供了一些線索。總的來講，1927年前中國新聞史研究尚處於零碎的非系統狀態。
新聞學教育的興起
1920年以後，中國的高等教育中開始設置新聞學專業，最初叫做「報學系」。伴隨教學活動的開展，作為新聞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人們的重視。這期間，雖然沒有專著和代表性的文章問世，但新聞史的教學活動在客觀上卻明顯地促進了新聞史研究的系統化發展，使之邁出了新聞史研究的史前期，而跨上了積累資料、總結規律的新台階。
第一部新聞史專著的出版
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可以說就是這一階段的歷史積累所結出的碩果。在《戈公振年譜》中有這樣一段記載：「(1925年)上海國民大學開設報學系，戈公振任教《中國報學史》……根據多年的教學過程中積累起來的資料，戈公振開始撰寫《中國報學史》，將我國新聞史的研究工作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在撰寫此書的過程中，戈公振付出巨大而艱辛的勞動。為了證實史料的可靠性，他多次寫信虛心向別人求教。為了覓得第一手報刊資料，除了在《時報》刊登『訪求舊報』廣告外，還不辭辛苦地在上海徐家匯藏書樓等處消磨了大量的時光。10餘年來，他一直不停地廣泛搜集史料，致使擺設在他那書房兼卧室的4張高大的書架上，全部堆滿有關新聞書籍和各種稀有報刊與剪報。他那如痴如醉的治學精神，使同事和朋友們都大為驚嘆。」〔1〕
完成於1926年底的《中國報學史》於1927年11月出版了。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新聞史專著，「系統全面地介紹和論述了中國新聞事業發生發展的歷史」。〔2〕《中國報學史》匯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國新聞事業產生發展的大致脈絡，確定了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內容。它的出版標志著中國新聞史系統研究的開端，這在我國新聞史學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義。此後，中國新聞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展現出全面鋪開之勢，通史、地域史、斷代史、人物史、專題史等方面的專著紛紛問世。據統計，解放前，我國出版的新聞史專著不下50種，絕大多數是1927年後的作品。「這一時期的新聞史研究，在新聞史的各個領域都有所開拓，取得了不少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國新聞史研究的基礎。」〔3〕 解放前的徘徊時期
1927年至1949年前，我國的新聞史研究是有進展的，卻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大突破。在這50多部作品中，「率爾操觚，展轉抄襲，缺少新意」之著，十之七八。不少作者根本不做調查研究，乾脆閉門造車，連基本的史學求真的精神都沒有。如蔡寄鷗的《武漢新聞史》，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講述武漢新聞事業發展歷程的專著。作者記述了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歷，雖有一定的可信度，但都是一些感性的東西，沒有對武漢新聞事業發展的實證考察和總體把握，語言模糊，結構鬆散，全無史書應有的嚴謹態度。這些專著在解放後連再版的價值都不存在了。方漢奇先生曾評價道：「多數新聞史著作的水平還不高，分量也稍顯單薄。」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最見功力，影響最大……是舊中國的新聞著作當中唯一有外文譯本的一本書……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唯一再版過的舊中國的新聞史學專著。」〔4〕由此可見，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不僅是中國系統新聞史研究的開山之著，還是解放前我國新聞史學研究的登峰造極之著，代表了解放前我國新聞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以致「日本人編寫的《中華新聞史》，林語堂用英語寫的《中國報業及輿論史》，燕京大學新聞系美籍教授白瑞華所著《中國報業》等書，都是根據《中國報學史》提供的材料寫成的〔5〕」。
解放後的徘徊時期
解放後直到1978年，新聞史的研究繼續在海峽兩岸同時進行，但成就都不大。大陸研究的重點在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共領導的革命報刊和進步報刊的歷史。這部分歷史在解放前尚未有人研究過，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國新聞史研究的一大空缺。但受「左」的影響比較深，對古近代報刊史和現代同期其他類型的新聞事業的研究不足。還談不上對我國新聞史研究的全面開展。台灣在此期間累計出版的新聞史方面的專著有30多種，但同樣缺乏深度與力度。台灣在新聞學的教學中長期使用的仍是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台灣新聞史專家朱傳譽在1966年曾無奈地說過：「盡管戈著缺點很多，不合時宜，但他以後，國內始終沒有出現過第二本系統性新聞史著作。」該年出版的曾虛白主編的《中國新聞史》應該是台灣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翻閱此書不難發現，它在古近代部分基本沿用舊說，沒有進行應有的補正，在現當代部分又材料不足；在體例上，它分主題進行闡述，「無異專史」，違背了通史按時間順序進行全面闡述的基本做法。由於台灣偏居一隅「現存大陸出版的報刊不多」這一先天不足，加上對大陸明顯的敵對情緒，無形中限制了台灣新聞史研究的整體水平。總的來講，這一時期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要比解放前規范、扎實，出了不少的成果，但缺乏對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整體、客觀的考察。中國新聞史研究處於徘徊狀態。
陷於徘徊的原因
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之處：史料豐富而不確切，後被考訂出有200多處錯誤；闡述系統而不深入，「敘述不免偏頗，如上海報業介紹較詳，其他地區則顯簡略」；並且，「戈著體系欠完整，任何學術專史著作，應以時為經，以其發展為緯。戈氏強分中國新聞事業為官報獨占時期、外報創始時期、民報勃興時期、民國成立以後、報界之現狀等立章，實屬武斷，與發展史實多所不合」。〔6〕不難看出《中國報學史》本身尚屬不成熟之著，有待發展與完善。 方漢奇著《中國近代報刊史》
經過30多年的積累，1978年夏，方漢奇開始了《中國近代報刊史》的寫作。1981年《中國近代報刊史》問世了。在這部50餘萬言的著作中，作者先就「中國早期的報紙」為題，對我國自唐代以來的新聞事業進行了必要而簡略的闡述，隨後將上自1815年下迄1919年100年間我國新聞事業發展的狀況進行整體描述。此書一出「在海峽兩岸新聞學界曾經引起一定影響，也受到了國外新聞學界的注意」，〔7〕被公認為是，自戈著之後「50年來第一部有影響的新聞史專著」。〔8〕
從《中國近代報刊史》所覆蓋的內容跨度來看，它與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基本一致。但比較兩著，不難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質的不同。首先，在史料的擁有上，戈著之所以能歷經半個世紀而不衰，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於它的材料的豐富性，在當時的新聞史專著中確屬少見。1928年5月「天津《大公報》文學周刊刊載署名『素痴』的《評戈公振中國報學史》文章『……此書搜討之勤，網羅之富，實為近來著作之罕見者……』」。〔9〕不過，作為開山之著，它又有許多地方需要進一步考證。相應地，因事實錯誤而得出的結論也不能成立。方著則大量地吸收了50多年來的新聞史研究的成果，對近代報刊進行了全面的考證，糾正了以往新聞史研究中的大量的錯誤，可以說，該書是在全面糾正以往錯誤的基礎上寫就的，不僅對戈公振書中的200多處錯誤一一予以糾正，還糾正了50年來新聞史研究中的各種錯謬之處。此外，書中大量補充了新的史料。考訂之精良，單從注釋中就能看出：作者在敘述1902年到1911年這十年間我國新聞攝影發展的情況時，說：「清朝政府原來對新聞攝影活動多方限制。」在這句話的注釋中，方先生舉了直隸總督端方在1909年迎送慈禧、光緒靈車時，因沿途攝影而被彈劾「大不敬」、被革職一事作解釋，說明當時布衣在攝影方面更是動輒得咎的情形。其次，從戈公振以來，人們對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描述總是粗線條的，材料准備不足，總體把握不夠。而方著則對這兩方面都實現了突破。方漢奇對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描述細膩而全面。不僅有對重大事件與人物來龍去脈的詳細闡述，還有對新聞業務點點滴滴的發展狀況的描述，既使人看到了我國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總趨勢，同時又使人對各個階段發展的特點與重要的細節有深入的把握。基於對我國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全面了解，方著中按我國新聞事業在各個時期發展的總體內容以及特點的不同進行了規范而又科學的分析，使人們對此階段新聞事業發展的了解清晰明了。從而在體例上確立了新聞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時間為經，按新聞事業自身發展中所顯示的主題不同，分別劃列出各個時期，按嚴格的歷史分期依次進行陳述。這是在戈著和此前的其他新聞史專著中所不曾確立的。第三，方著充分尊重事實，不輕易褒貶人、事。真正做到了論必有據，「論從史出」，無一字空談。方著中對新聞史的分析與論證一般都是拿事實來說話的，持論公允、客觀，有說服力，能使人了解到歷史的本來面目。基於這一點，我們完全可以說這是一部經得起考驗的信史。由此可見，無論是從材料的充分佔有、體例的完備這些學術規范上來看，還是從指導思想的明晰與科學、持論的公允與客觀這些新聞史研究的科學化程度來看，方著都是一部新聞史研究的成熟之著。他不僅為社會提供了一部完整、系統的近代報刊史，他還樹立起了新聞史治史的科學精神；充分地佔有真實的材料，以辯證唯物主義實事求是的原則去探討新聞史發展的特殊規律。
從此，中國新聞史研究走上了《中國近代報刊史》開拓的科學道路，開始結出累累的碩果。以《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史》為代表的斷代史、以三卷本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為代表的通史研究、以《中國現代廣播簡史》、《新華日報史》為代表的專題史、以《鄧拓傳》為代表的人物史、以三卷本的《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為代表的編年史等等新聞史著述在以後的十餘年間相繼問世，填補了我國新聞史研究中的一個個空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中國新聞史研究真正走向了全面、深入開展的新里程。改革開放20年來的新聞史研究，不僅在數量上遠遠超出1978年前所出新聞史專著的總和，而且在質上與此前的新聞史研究截然不同，具有以下突出特徵：治史嚴謹，注重考證；論述系統、周密；反映歷史客觀、忠實。總體上展現出成熟、科學治史的新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