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歷史意義

A. 請介紹一下紹興的歷史（唐朝至元朝）

紹興歷史悠久，名人輩出，景色秀麗，物產豐富，素稱「文物之邦、魚米之鄉」，是我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相傳4000多年前的夏朝，大禹為治水曾兩次躬臨紹興，治平了水土，故至今尚存禹陵勝跡。春秋戰國時，越王勾踐建都紹興，卧薪嘗膽時，「越池」一度成為我國東部政治文化中心。漢代置都稽州，隋朝改稱吳州，唐朝又改稱越州，南宋時改為紹興府，沿襲至今。紹興人傑地靈，歷史上涌現出許多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文學家，如秋瑾、魯迅、蔡元培、周恩來等。
一代文學巨擘魯迅的許多作品中都反映了紹興文化濃郁的地方性色彩，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從孔乙己的茴香豆到故鄉的社戲，隨處可見魯迅文化中的故鄉情結。游覽紹興，也許就是一次魯迅文化的懷舊之旅，站在河邊，你可以看到戴著小氈帽的船夫以及戴著銀項圈的玩童；邁進咸亨酒店，你可以嘗嘗正宗的茴香豆；回到鄉間，去看一場傳統的社戲……
紹興就是這樣一座地方色彩很濃的著名水城。悠悠古纖道上，綠水晶瑩，石橋飛架，輕舟穿梭，有大小河流1900公里，橋梁4000餘座，構成典型的江南水鄉景色。東湖洞橋相映，水碧於天；五泄溪泉飛成瀑，五折方下；柯岩石景，鬼斧神工；蘭亭以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而被稱為書法勝地；沈園則因陸游、唐琬的愛情悲劇使後來者嗟嘆不已；此外還有唐代纖道，南宋六陵，明清石拱橋以及與此相關聯的紹興風土人情，以烏蓬船、烏氈帽、烏乾菜為代表，在數千年的歷史演變中，積淀了豐富的文化內涵並呈現獨特的地方風采，令人仰慕神往。

南宋趙構皇帝被金人所逼，到處奔竄於江浙一帶。公元1131年逃至紹興（那時是越州）覺得心情很好，江山會被收復，所以有了一句「紹祚中興」，並改元為紹興，而越州也就成了紹興城。
在紹興，一跨入農歷十二月，人們就忙著准備過年：買酒、春糕、裹粽、撣塵、殺雞宰鵝、買魚買肉，准備新年穿戴的衣著鞋帽，購置饋贈親友的禮物等等，可謂忙得不可開交，唯恐籌措不周，鬧出笑話。臘月二十三晚上，家家戶戶都要送灶神上天，供奉一種富有粘性的糖，藉此粘住灶神的牙齒，使他沒法向玉皇大帝陳說人們的過失。送灶神之後，除夕之前，每戶人家總要選擇一個祝福的吉日，這是每家一年之中最為隆重的大祭典。所祭的神像有「南朝聖宗」四字，紹興人叫祝福菩薩、大菩薩，據說是宋代的皇帝。南宋滅亡後，遺臣們懾於元朝統治者的淫威，不敢公開設祭大宋君王，因此只好在夜深人靜時悄悄地進行。這種帶有民族意識的祭記，後來不僅廣為流傳，而且增添了答謝神明保佑和祈求來年幸福的意義。照老年人的說法，天上的菩薩，不進不潔之家。因此，祝福之前，必須把廳堂、祭桌、祭器等憚掃、洗刷得乾乾凈凈。「五牲福禮」煮好後，盛放在木製的朱漆大盤里。其擺法都有一定的規矩，如雞鵝要跪著，頭朝福神，表示歡迎；一尾活鯉魚用紅繩穿過其背刺吊在「龍門架」上，用紅紙貼住色眼睛，是取「鯉魚跳龍門」之意。祭典若在深夜舉行，氣氛更為庄嚴肅穆。男丁按輩份行三跪九叩大禮，婦女和個別忌生肖的男丁都要迴避。別說百身莫陵的寡婦祥林嫂，就是魯府的太太、小姐們也是被剝奪祝福資格的。

祝福後便祭祖（俗稱「請回堂羹飯」）。祝福時桌子是照桌面的木紋橫擺的，祭祖時則改為直擺；祝福時祭掃者朝外行禮，祭祖時則朝內跪拜。祭祖後，便用煮福禮的汁湯燒年糕或面吃，名日「散福」，表示神所賜之「福」放給了一家人。過年的習俗，紹興和外地大同小異。「除夕吃喝，尤已穿著」，這是過年的高潮。在新年舊歲交替的一個月里，人們就是這么忙碌著的。然而，在吃人的舊社會里，對勞動人民來說，過年如過關，祈神祭祖是得不到什麼「福」的。像管四老爺家裡那種闊綽的祝福排場，令人只有在電影《祥林嫂》里，作為歷史的陳跡而重現。

B. 紹興和寧波名稱的由來

南宋趙構皇帝被金人所逼，到處奔竄於江浙一帶。公元1131年逃至紹興（那時是越州）覺得心情很好，江山會被收復，所以有了一句「紹祚中興」，並改元為紹興，而越州也就成了紹興城。 在紹興，一跨入農歷十二月，人們就忙著准備過年：買酒、春糕、裹粽、撣塵、殺雞宰鵝、買魚買肉，准備新年穿戴的衣著鞋帽，購置饋贈親友的禮物等等，可謂忙得不可開交，唯恐籌措不周，鬧出笑話。臘月二十三晚上，家家戶戶都要送灶神上天，供奉一種富有粘性的糖，藉此粘住灶神的牙齒，使他沒法向玉皇大帝陳說人們的過失。送灶神之後，除夕之前，每戶人家總要選擇一個祝福的吉日，這是每家一年之中最為隆重的大祭典。所祭的神像有「南朝聖宗」四字，紹興人叫祝福菩薩、大菩薩，據說是宋代的皇帝。南宋滅亡後，遺臣們懾於元朝統治者的淫威，不敢公開設祭大宋君王，因此只好在夜深人靜時悄悄地進行。這種帶有民族意識的祭記，後來不僅廣為流傳，而且增添了答謝神明保佑和祈求來年幸福的意義。照老年人的說法，天上的菩薩，不進不潔之家。因此，祝福之前，必須把廳堂、祭桌、祭器等憚掃、洗刷得乾乾凈凈。「五牲福禮」煮好後，盛放在木製的朱漆大盤里。其擺法都有一定的規矩，如雞鵝要跪著，頭朝福神，表示歡迎；一尾活鯉魚用紅繩穿過其背刺吊在「龍門架」上，用紅紙貼住色眼睛，是取「鯉魚跳龍門」之意。祭典若在深夜舉行，氣氛更為庄嚴肅穆。男丁按輩份行三跪九叩大禮，婦女和個別忌生肖的男丁都要迴避。別說百身莫陵的寡婦祥林嫂，就是魯府的太太、小姐們也是被剝奪祝福資格的。 祝福後便祭祖（俗稱「請回堂羹飯」）。祝福時桌子是照桌面的木紋橫擺的，祭祖時則改為直擺；祝福時祭掃者朝外行禮，祭祖時則朝內跪拜。祭祖後，便用煮福禮的汁湯燒年糕或面吃，名日「散福」，表示神所賜之「福」放給了一家人。過年的習俗，紹興和外地大同小異。「除夕吃喝，尤已穿著」，這是過年的高潮。在新年舊歲交替的一個月里，人們就是這么忙碌著的。然而，在吃人的舊社會里，對勞動人民來說，過年如過關，祈神祭祖是得不到什麼「福」的。像管四老爺家裡那種闊綽的祝福排場，令人只有在電影《祥林嫂》里，作為歷史的陳跡而重現。 2002年，紹興市被國家環保總局認定為國家環境保護模範城市。

C. 紹興有什麼別名，有什麼歷史的淵源（速答，謝謝了）

越州，以前叫山陰，會稽。

都是歷代的對紹興的稱呼。

詳情：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以故吳越地置會稽郡，郡治吳(今蘇州)。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東巡至會稽，更名大越曰山陰，山陰縣名始此。吳黃龍元年(22*****山陰隸屬會稽郡。此後郡時有分置，山陰縣為會稽郡治未變。陳後主時(583～589)析山陰縣，置會稽縣，山、會兩縣並設，同城而治始此(一說在永定年間)。隋開皇九年(58*****廢山陰、上虞、永興、始寧4縣，入會稽縣。唐武德七年(62*****析會稽縣，復置山陰縣。翌年又廢山陰，入會稽縣，垂拱二年(68*****復置山陰縣。大歷二年(76*****因刺史薛兼訓之奏，撤山陰縣並入會稽縣。七年，因刺史陳少游之奏，復置山陰縣。元和六年(81*****撤山陰縣並入會稽縣。十年復置山陰縣。自南朝後期250餘年間，山陰縣七度置廢。元和十年再置，山、會兩縣並設，始長期穩定，隸屬越州。南宋建炎三至四年(1129～113*****高宗避金兵暫駐越州，州治山陰為臨時首都。次年，改元「紹興」升越州為紹興府，「紹興」名始此。山陰、會稽兩縣屬之。元至元十三年(12*****建兩浙都督府，後廢紹興府為紹興路，山、會仍其屬縣。朱元璋丙午年(13*****改紹興路為紹興府，隸屬依舊。清因明制。清咸豐十一年(18*****太平軍攻佔紹興府，山陰、會稽兩縣屬太平天國。同治二年(18*****清軍收復紹興，山、會兩縣隸屬復舊。宣統三年(19*****月，裁山、會兩縣，嗣以展緩至八月裁並，兩縣將印信檔案繳府。民國元年(19*****月，廢紹興府，原山陰、會稽兩縣，改為紹興縣，隸屬浙江軍政府。三年，設會稽道於省縣間，紹興縣隸屬之。十六年，廢道，紹興縣區屬省。二十四年，設紹興行政督察區於省縣間，紹興縣隸屬之。翌年，以數名區，紹興縣隸屬第三行政督察區。三十年四月，日軍陷紹興，縣政府先後遷至王壇，蔣村、裘村，政令僅及龍會、稽東兩鄉。6月，紹興城區設偽鄉鎮聯合會，次年6月，設汪偽紹興縣政府，屬偽第五專署。三十四年8月，偽政權垮台。三十七年，第三行政督察區改編為第二行政督察區，紹興縣隸屬之。

D. 紹興的名人這么多，是不是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最大的影響

紹興的名人，應該是中國之最，不論是數量和質量．
計開：
魯迅，內蔡元培，徐容渭，夏沔尊，周恩來（祖籍這兒出生江蘇淮陰），汪精衛（這個估計很多人不知道），大禹（死於斯），王羲之（在此寫過字，蘭亭集序大家都知道吧），竺可禎，謝晉，馬曉春，越王句踐，西施，周作人，秋瑾，徐錫麟，陶成章．王充（唯物思想家）陸游（詩作最多），馬一浮（學者，詩人），範文讕（歷史），陳建功（數學）．任頤，馬臻（廉吏），文種．馬寅初，張秋人，孫優賢 ，邵立子（國民黨大老），任伯年（畫家），徐樹蘭（近代圖書館事業的開創者），趙曄．王陽明（沒有人不知道他的」心外無物」吧），錢三強，周建人，許壽裳（這兩個都是和魯迅搭界才出名的），姚長子（抗倭寇英雄，這個頂一下吧），王端淑（才女），王金發（給秋瑾報仇的那位），趙之謙，陳洪綬，元縝（唐朝詩人），曹娥，梁祝就暫且不算了，不過現在的，還有陳道明，六小齡童和詩人柯靈，

E. 求一篇關於紹興時間歷史發展的800字論文

上虞自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縣，迄今已有2200多年歷史，是浙江建縣最早的縣份之一，在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中，以歷史悠久、文化興盛、山川秀美、人傑地靈而獨樹一幟。客觀地審視上虞的自然風貌、物質資源和2000多年歷史進程積淀的文化成果、人文景觀，我們不難發現，豐厚又頗具特色的歷史文化，無疑是上虞最具價值和開發前景的元素。 一、 上虞的文化地理及人文 上虞是中華農耕文明的重要源頭——河姆渡文化的發源區域，也是越文化的核心區域之一，境內有屬於河姆渡文化第一層的五星村遺址和相當於河姆渡文化的第三至第二層牛頭山遺址。越文化源自河姆渡文化，經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而趨於繁榮。越文化不僅對長江以南地區、黃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有重大影響，使長江下游東南地區成為中華文明的又一搖籃，而且也是惟一跨海北上進入朝鮮、日本，南下經台灣至東南亞、大洋洲走向海洋的文化。古老的文脈，面臨海洋(杭州灣)的地理區位，使得作為越文化核心區域的上虞，在文化地理上至少具有以下幾方面的地位。 1、上虞是古代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舜避丹朱於百官」、「舜與諸侯會事訖，因相娛(通虞)樂，故日上虞」、「大禹治水駐夏蓋山」等等，都證明上虞不僅是古代舜、禹部落的重要活動場所，也是以舜、禹、古越等為代表的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 2、上虞是春秋製造文化的中心之一。春秋以來，上虞一帶的釀酒、燒瓷、制茶、冶煉等著稱全國，牛山為當時越國的冶煉鑄造地，金銀山出土的刀、鋤、鐮等鐵制工具，其冶煉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特別是商代中期，章鎮等地就用疊壓「龍窯」燒制印紋硬陶和外敷青釉的瓷器，直接造就了漢代小仙壇一帶越窯青瓷的濫觴，使其成為中國青瓷的發源地。 3、上虞是中國隱逸文化的重要平台。東晉時以謝安為代表的東晉群賢雅聚東山，和稍前的竹林七賢嵇康隱居廣陵等，有力地推動和助長了中國隱逸文化的興盛。 4、上虞是中國學術文化的一大苗圃。王充寫《論衡》、魏伯陽著《周易參同契》、謝靈運開創山水詩、章學誠奠基近代方誌學、杜亞泉創辦《亞泉雜志》、羅振玉立說甲骨文、馬一浮樹幟國學等等，使上虞成為中國學術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大苗圃。 作為越文化的核心區域，上虞的民俗基本趨同於長江以南吳越文化區的民俗，但就區域特色而言，又有其個性色彩。上虞民性素稱敦厚，「習勤儉，重耕織；勤誦讀，尊師友；廉恥為尚，氣節相高」為其最主要的民俗特色 上虞雖為河姆渡文化和古越文化的核心區域之一，但與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極大多數居民一樣，其真正意義上的「土著」少而又少，大多數為外來移民的後裔。自秦至南宋，上虞經歷了三次較大規模的外來移民遷入。一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曾將一批中原移民遷至杭州灣南岸紹興、上虞一帶；二是東晉和南朝期間，隨晉室南渡的琅琊王氏和陳郡謝氏兩大家族從建康南遷江南，紹興和上虞一帶成為王、謝兩氏的聚居地；三是南宋建都臨安(杭州)，紹興成為陪都，南宋皇室在紹興居住達一年零八個月，南宋政權統治者、文武官員、軍隊、隨從等大量從北方遷入。此外宋將焦光瓚本率部降金，宋室貶其部率為「墮民」，遷入浙江境內的「墮民」大都集中在紹興、上虞、嵊州一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上虞的人文和文化除了以越文化為底蘊外，很大程度上也是與外來的北方文化、中原文化南北融合、互相摻入的產物。事實上這恰恰也是上虞人文和文化的活力所在。

F. 紹興和議的影響

宋軍在反擊金的入侵中已取得一定的勝利，但宋高宗與宰相秦檜唯恐有礙對金議專和，解除了韓世忠、張俊、岳屬飛三大將的兵權，甚至製造岳飛冤獄，使抗戰派對投降議和活動無法進行反對。紹興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與金於書面達成《紹興和議》，兩國以淮水—大散關為界。宋割讓從前被岳飛收復的唐州、鄧州以及商州、秦州的大半，每年向金進貢銀廿五萬兩，絹廿五萬匹。[2]

G. 紹興名字的由來

公元1131年趙構皇帝逃至紹興覺得心情很好，江山會被收復，所以有了一句「紹祚中興專」，並改元為紹興，屬而越州也就成了紹興城。

紹興古稱越、會稽，曾有過浙江第一大城市的越都時代，也有過中國40「大邑」的宋都時代。

紹興從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小黃山文化開始，至今已有約9000年歷史。越國古都建於公元前490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建城史。

(7)紹興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紹興市全境處於浙西山地丘陵、浙東丘陵山地和浙北平原三大地貌單元的交接地帶，地勢南高北低，形成群山環繞、盆地內含、平原集中的地貌特徵，地形骨架呈「山」字形。

地貌可概括為「四山三盆二江一平原」，而在面積分配上，則表現為「六山一水三分田」，全境地勢由西南向東北傾斜而下，最高點為位於諸暨境內海拔1194.6米的會稽山脈主峰東白山，最低點為海拔僅3.1米的諸暨「湖田」地區，中部多為海拔500米以下的丘陵地和台地。

市境地處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季風顯著，四季分明，氣候溫和，濕潤多雨。但由於地處中緯度，地形較復雜，小氣候差異明顯，災害性天氣頻繁。

H. 紹興和義有什麼意義

南宋與金朝簽訂了屈辱的「紹興和議」以後，宋、金之間大規模的戰爭得以停息，為回南宋贏得了發展答社會經濟、增強軍事力量的難得時機。紹興和議確定了宋金之間政治上的不平等關系，結束了長達10餘年的戰爭狀態，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
但是，由於宋高宗的腐敗和怯懦，投降金人，重用秦檜，從而造成秦檜勢力的坐大。秦檜死後，秦檜集團盡管土崩瓦解，但高宗仍然執行一條沒有秦檜的秦檜路線，使南宋政治繼續走向黑暗腐敗，這不僅使南宋失去了難得的恢復中原的機會，並且隱藏了更大的危機。
紹興十一年(1141)所簽訂的「紹興和議」規定，南宋向金朝割地、稱臣，每年還要給金人大量歲幣，其對南宋國家所帶來的嚴重後果，當然不難想像。但是，歷史上任何和議的簽訂，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雙方在軍事和經濟力量達到某種平衡的產物，故大規模的宋、金戰爭得以停息之後，若能休養生息、積蓄力量，或可報仇復國。可是，由於宋高宗、秦檜及其追隨者所推行的一系列迫害抗戰派、文恬武嬉、不思恢復等反動政策，終於使這個以巨大代價換來的一點機會，喪失殆盡。

I. 紹興文化對魯迅的影響

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發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
——魯迅：《亥年殘秋偶作》

這是一首寫於1936年秋天的詩句，可以看作魯迅晚年生活的真實寫照：前途渺茫、身心疲憊。作者面對蒼茫的塵海和蕭瑟的秋風，心中充滿無可歸依的驚惶，因為星斗已經西斜了，卻還聽不到報曉的雞啼。我們不難體會整首詩彌灑著一股濃烈的陰冷氣息，由此可知晚年的魯迅生活在何等陰郁的心境之中。其實，陰郁、沮喪的消沉情緒一直伴隨著魯迅，最早可追溯到少年時代家境由小康墜入困頓的時候，稍懂人事的他飽嘗紹興人的冷酷與勢利，在心靈深處被播上了感受人生陰暗面的種子。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小的時候，因為家境好，人們看我像王子一樣，但是，一旦我家庭發生變故後，人們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這不是一個人住的社會，從那時起，我就恨這個社會。」【1】而且，此後他無論是負芨去南京求學、日本留學，還是歸國後在老家工作、去北京討生活，更無論是從北京南下廈門、廣州，繼而由廣州去上海定居，都處處陷在碰壁的困窘當中。每次碰壁，他就奪路而走，卻又總是遇上新的窮途和歧路，彷彿命運之神總是追蹤於他，使他感受窮途的幻滅和黑暗的悲哀，自然陷入無法排遣的陰郁之中。
這種陰郁的情緒很自然地流露於魯迅的筆下，在他為數不多的小說中表現得異常突出：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狂人日記》）

這一夜沒有月，未庄在黑暗裡很寂靜，寂靜到像羲皇時候一般太平。（《阿Q正傳》）

天色愈陰暗了，下午竟下起雪來，雪花大的有梅花那麼大，滿天飛舞，夾著煙靄和忙碌的氣色，將魯鎮亂成一團糟。（《祝福》）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籠罩了全市鎮。人們都在燈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靜。雪花落在積得厚厚的雪褥上面，聽去似乎瑟瑟有聲，使人更加感得沉寂。（《祝福》）

窗外只有漬痕班駁的牆壁，貼著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鉛色的天，白皚皚的絕無精采，而且微雪又飛舞起來了。（《在酒樓上》）

街上黑沉沉的一無所有，只有一條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燈光照著他的兩腳，一前一後的走。有時也遇到幾只狗，可是一隻也沒有叫。（《葯》）

這時的魯鎮，便完全落在寂靜里。只有那暗夜為想變成明天，卻仍在這寂靜里奔波；另有幾條狗，也躲在暗地裡嗚嗚的叫。（《明天》）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進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縫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故鄉》）

從此完全靜寂了，暮色下來，綠瑩瑩的長明燈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龕，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柵里的昏暗。（《長明燈》）

潮濕的路極其分明，仰看太空，濃雲已經散去，掛著一輪圓月，散出冷靜的光輝。（《孤獨者》）

一天是陰沉的下午，太陽還不能從雲裡面掙扎出來，連空氣都疲乏著。（《傷逝》）

不難看出，魯迅似乎已將他所要講述的故事背景定格：要麼是黑漆漆的暗夜，要麼是陰沉沉的冬日，最關鍵的詞語就是寂寥與昏暗，從里到外都透著森森的寒意，讓人驚悚甚至不寒而慄。這些風景描寫無一例外都指向魯迅生活的故鄉——越地紹興。如此描摹故鄉的風物，往往會使人產生這樣的認識：越地是一個暗無天日的世界，猙獰、醜陋而陰暗無趣。事實上，來過紹興的人都知道，紹興作為江南水鄉，以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觀著稱於世。如「千岩競秀」的會稽山，「幽意無斷絕」的若耶溪，「綠水去何長」的剡溪，還有「連峰數十里」的沃洲山，「轟雷千尺破銀河」的五泄瀑布，處處山川秀美，風光誘人。並且，高密度的水網分布於田野之間、村莊周圍、農舍兩旁，還有河邊的纖道，河中的漁舍，水上的烏篷船，路旁的小涼亭，無不充滿詩情畫意。舉目皆是石拱橋，俯瞰則是小橋、流水、人家。這樣一個「村村皆畫本，處處有詩材」的好地方怎麼在魯迅的筆下變得如此猙獰而陰暗呢？
日本當代著名文藝批評家柄谷行人曾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一書中比較了「風景」與「名勝古跡的風景」之不同。在他看來，「風景」指的是「從前人們沒有看到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沒有勇氣去看的風景」【2】，相當於康德所說的「崇高」，它不同於那種通過想像力在對象中發現的合目的性的自然美，如「名勝古跡」等。如此來看，柄谷行人提出的「風景」是指需要主觀能動性的參與才能獲得的一種合目的性的快感。這種「風景」是和孤獨的內心狀態緊密聯接在一起的，即「風景不是由對所謂外界具有關心的人，而是通過背對外界的『內在的人』發現的」【3】。「換言之，只有在對周圍外部的東西沒有關心的『內在的人』（inner man）那裡，風景才能得以發現」【4】。毫無疑問，這里的「內在的人」是指從內面出發的思考者，即注重自我感受和自我意識的人。當然，「風景之發現」在柄谷行人那裡是作為對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進行批判的一種方式，以此來顛倒/改寫慣常的日本文學史。如果排除以「風景之發現」這一理論武器顛倒中國新文學史的企圖，而僅是把柄谷行人提出的「風景」與魯迅小說中的風景對應起來，我們發現二者有著許多相通之處。首先，魯迅筆下的風景也不是「名勝古跡」；其次，魯迅筆下的風景也是發生了某種根本性倒錯的結果；還有，魯迅筆下的這些風景此前作為事實存在著但誰也沒有看到。這樣，就使我們很容易理解魯迅何以只是描寫越地凄清陰冷的景色，而對美麗宜人的一面忽略不見這種狀況。因為說到底，魯迅在創作這些小說時，是一個「內在的人」，從自我感受出發，背向日常性的、經驗性的事實，所以發現的風景不僅僅存在於外部，而且還有著內面的顛倒，「這種顛倒是與風景從形象中被解放出來而作為『純粹的風景』存在之這一事情同時發生的，亦是同一性質的東西」【5】。
因而，我們已經不能簡單地用真實與否來衡量魯迅小說的風景描寫，比方說它是否符合當時的越地風光等？這些風景在這里作為「能指」不斷地顯示著作者內面性的某種東西，但不是作者的「內面」在此得到了表現，而是它顯露的含義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作者內面性的象徵。內面性和單純的自我意識/感受是不同的，它還牽涉到許多超經驗的東西，比如觀念內化與文化影響等。對於魯迅來說，其內面的表現之一——文化影響無疑是多方面的，如西方的，東方的、中國的，還有現代的與傳統的。在這些林林總總的文化總匯中，中國傳統文化對魯迅的熏陶與浸潤是無與倫比的。其中，尤其是地域文化——越文化對他的影響更大。
我們知道，中華民族是一個融合了華夏、南蠻、東夷、北狄、西戎等古老民族集團而形成的社會大家庭。由於疆域遼闊、生態環境相異、語言風俗不同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中國傳統文化自然表現出地域性的差異。也就是說，中國傳統文化緣於地域存在著許多文化類型，擇其主要的來說，黃河流域是漢文化，長江上游是蜀文化，長江中游是楚文化，長江下游和浙閩一帶則是越文化。大量歷史資料證明，越文化是由生活在中國東部沿海的古代越族創造、發展而成的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河姆渡文化是古越文化的典型代表。越文化在物質層面上以稻作、印紋陶、青銅劍、蠶桑和造船為主要形態，而在精神層面上則以「被發文身」、「跣足」、「左衽」、「從妻居」、「信鬼神，好淫祀」、「皆好勇」等為特徵。這種帶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文化與中原文化有著很大不同，後來由於戰爭、災害以及民族融合等因素，具有完整文化系統的越文化漸趨衰敗，與中原儒家文化逐步融為一體。不過，構成越文化系統的種種文化要素卻在廣大的越地得以不同程度的傳承。廣大越地因而兼收並蓄，具有了比中原地區更為復雜的文化特徵。同屬儒家文化圈的封建禮教、倫理綱常在越地則由於原始宗教成分的介入，顯得比中原地區更為苛刻和不人道。【6】比如「好勇輕死」和「信鬼重祀」的習俗使越人相信「陰陽兩個世界」的存在，因而他們特別信奉「靈魂不死」和「命運輪回」的觀念。這種觀念與封建禮教的「吃人」觀結合起來，就使越人更加麻木於封建禮教戕害人性的本質，因為「靈魂不死」使他們不在乎現世的死亡，轉而把希望寄託於來生，自然而然淡化了禮教殺人的行為。再如儒家的倫理道德觀以及三綱五常在這個地區推廣起來，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來得激烈，因為「中庸」、「忠」、「孝」、「貞節」等觀念與強悍好鬥、野性十足的越人性格沖突非常大。但是，一旦越人接受了這些規范，就比其他任何地方實踐得更徹底。這些無疑是越文化較之中國傳統文化更為落後的一面。
魯迅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越地度過，而且又是童年和少年時代。童年和少年時代是一個人個性、性格、氣質形成的關鍵期，因此，魯迅在成長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越文化的全面影響，包括正面和負面的。已有許多論者論及越文化對魯迅創作的影響，大致集中在越文化作為優秀的文化傳統對魯迅的性格特徵、精神氣質、思維方式等造成深刻影響之方面，如陳越在《論魯迅的越文化背景》一文中指出魯迅的「硬」與「韌」的性格和崇實、批判的思維方式就得益於越文化深厚的傳統。他說：「越文化悠久厚重而優秀的傳統，是魯迅得以生根、發芽、成長的土壤。魯迅是從區域文化的『母體』中，獲得了文化『基因』，吮吸了最初的『乳汁』，奠定了他今後健壯『發育』的基礎」【7】。然而，我們需要指出的是，只論述越文化以優秀的一面（正面）影響魯迅無疑是片面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事實上，越文化落後的一面（負面）對魯迅的影響更加深重。魯迅曾在《吶喊·自序》中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墮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這里「世人的真面目」是那樣的猙獰齷齪，裸露出越文化中那些腐朽、落後的因素來。如果魯迅不是身在其中，怎能看得如此深刻呢？
越文化與封建禮教、倫理綱常思想結合後所形成的帶有封建性、野蠻性的陳規陋俗直接在魯迅身上發生作用，影響是非常大的。以魯迅的婚姻愛情為例，1906年他奉母命從日本歸來與素未謀面的朱安結成夫妻，品嘗了舊式婚姻釀成的苦酒，在之後近20年的時間里，過著壓抑人性的禁慾生活。直到1925年與小他近20歲的許廣平相愛，他仍然處於矛盾之中，正如王曉明在《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中所分析的那樣：「從某種意義上講，魯迅和許廣平相愛而終於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舉動。正是在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現了生命意志的執拗的力量，表現了背叛傳統禮教的堅決的勇氣，表現了一個現代人追求個人自由的個性風采。但是，也恰恰在這件事情上，他內心深處的軟弱和自卑，他對傳統道德的下意識的認同，他對社會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現得格外觸目。一個人一旦相信愛情，就不再是虛無主義者，魯迅能夠打開一個缺口，也就應該可以沖出『鬼氣』的包圍，如果這樣來看，他和許廣平的同居就正顯示了他對自己命運的一次重大的勝利，但是，他在沖出包圍的途中，要經歷那麼多的猶豫和權衡，這會不會使他終於爭取到手的幸福，不知不覺就變了味呢？男女愛情，這本是為人的一項基本樂趣，倘若你必須要耗費那麼長的生命，經歷那麼深的痛苦，才能夠獲得它，你還能說它是一項樂趣嗎？用太多痛苦換來的幸福，它本身已經不是幸福，它甚至會變成一筆三債，將承受者的脊樑壓彎。因此，我一想起魯迅硬拉許欽文同眠一室的情景，先前那因他們同居而產生的欣喜心情便迅即消散。魯迅是獲得了勝利，可恰恰是這個勝利，宣告了他將難得再有真正的勝利。」【8】可以看到，越文化的負面部分緊緊箍繞著魯迅，即使在他覺察到傳統的落後、愚昧與陳腐，以及親身感受到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時，亦無法擺脫。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前行的步伐和勇氣，使自己難免沉陷於更濃重的孤獨和寂寞的體驗之中，顯得懷疑而悲觀。
另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一脈的越文化兼收並蓄、自成體系，它與儒家文化結合後形成的價值觀念和為人處事的原則對魯迅耳濡目染，造成了魯迅骨子裡仍然是一個傳統文人的內質。王曉明曾深刻地指出：「看到他那樣固執地拒絕品嘗悲觀主義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義來代替它，就是用虛無主義來沖淡它；看到他那樣依賴身外的精神價值，總是不斷去尋找集體性的社會和政治理想，來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據；看到他那樣注重現實功利，幾乎凡事都以它為重，很少有超越現實的興趣和願望；看到他那樣害怕作社會的旁觀者和邊緣人，一旦發現自己被擠到了旁觀席上，就不自覺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麼深刻，在骨子裡，他其實還是一個文人，一個孔墨和莊子的血緣後代。」【9】不用說，正是這種傳統文人的氣質消弭了魯迅作為越人「好勇善斗」的一面，使他在不憚前驅中做不成「中軍主將」，只能做一個吶喊者，然而，吶喊者畢竟不是前驅者，吶喊之聲只能用來慰藉前驅者的寂寞、打破他們所面臨的孤獨而已。美籍學者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中敏銳地感覺到：「魯迅意識的特點呈現出一種深刻而未獲解決的沖突：一方面既有全盤性的反傳統思想，但另一方面卻從知識和道德的立場獻身於一些中國的傳統價值。」因而，他進一步指出：「魯迅意識的沖突，並不在於情感和思想這兩個范疇之內。換言之，因為魯迅出於理性上的考慮和道德上的關切，在完全拒絕中國傳統的同時，又發現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中的某些成分是有意義的。」【10】這種深刻的矛盾意識自然而然就導致了魯迅對命運抗爭的不徹底性，最後加深了他的悲觀絕望情緒。最明顯的例子是他雖然擺出了激烈反傳統的姿態，甚至勸告青年人不要讀中國書，但他自己卻依舊沉浸在中國文化的傳統之中。「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這一切既然無法擺脫，中國傳統文人的精神本能——由悲觀情緒向虛無主義轉移，自然就成為魯迅擺脫精神痛苦的最佳方式，使他墮入了虛無主義的深淵。
由此可知，越文化對魯迅的影響是深刻的，負面影響尤其深重，它們積聚在魯迅身上，使他一直處於陰郁而痛苦的心境之中。悲觀、絕望、懷疑一切及虛無主義這些實際上成為了魯迅內面性的構成要素。所以，我們認為，在魯迅在小說中，俯拾皆是的陰冷風景描寫正是他陰郁悲觀情緒的象徵。這種「風景之發現」就是他內面性的必然表現。

注釋：

【1】薛綏之主編：《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四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頁。
【2】（日） 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文版作者序》（趙京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頁。
【3】（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2頁。
【4】（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5頁。
【5】（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3頁。
【6】必須指出的是，中原漢族由於受孔子的影響，宗教觀念是比較淡薄的，甚至在佛教傳入中國後，許多人表面上信奉佛教，其內心仍抱著「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修》）、「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的態度。
【7】陳越《論魯迅的越文化背景》，載《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6期。
【8】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132頁。
【9】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240頁。
【10】（美）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頁。

J. 有沒有誰知道紹興的歷史

紹興歷史悠久，名人輩出，景色秀麗，物產豐富，素稱「文物之邦、魚米之鄉」，是我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相傳4000多年前的夏朝，大禹為治水曾兩次躬臨紹興，治平了水土，故至今尚存禹陵勝跡。春秋戰國時，越王勾踐建都紹興，卧薪嘗膽時，「越池」一度成為我國東部政治文化中心。漢代置都稽州，隋朝改稱吳州，唐朝又改稱越州，南宋時改為紹興府，沿襲至今。紹興人傑地靈，歷史上涌現出許多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文學家，如秋瑾、魯迅、蔡元培、周恩來等。

一代文學巨擘魯迅的許多作品中都反映了紹興文化濃郁的地方性色彩，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從孔乙己的茴香豆到故鄉的社戲，隨處可見魯迅文化中的故鄉情結。游覽紹興，也許就是一次魯迅文化的懷舊之旅，站在河邊，你可以看到戴著小氈帽的船夫以及戴著銀項圈的玩童；邁進咸亨酒店，你可以嘗嘗正宗的茴香豆；回到鄉間，去看一場傳統的社戲……

紹興就是這樣一座地方色彩很濃的著名水城。悠悠古纖道上，綠水晶瑩，石橋飛架，輕舟穿梭，有大小河流1900公里，橋梁4000餘座，構成典型的江南水鄉景色。東湖洞橋相映，水碧於天；五泄溪泉飛成瀑，五折方下；柯岩石景，鬼斧神工；蘭亭以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而被稱為書法勝地；沈園則因陸游、唐琬的愛情悲劇使後來者嗟嘆不已；此外還有唐代纖道，南宋六陵，明清石拱橋以及與此相關聯的紹興風土人情，以烏蓬船、烏氈帽、烏乾菜為代表，在數千年的歷史演變中，積淀了豐富的文化內涵並呈現獨特的地方風采，令人仰慕神往。

從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河姆渡文化開始，紹興至今已有約7000年歷史。越國古都建於公元前490年，距今已有近2500年建城史。
春秋時期，於越民族以今紹興一帶為中心建越國，成為春秋列國之一。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定江南，降越君，以越地置會稽郡，轄今江蘇南部和浙江大部20餘縣，治吳（今蘇州）。西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會稽郡受督於揚州刺史部，時領26縣，在今浙江境內有18縣。東漢永建四年（129），分會稽郡置吳郡，錢塘江以南仍為會稽郡，治山陰(今紹興）。晉太康二年（281），以會稽地封驃騎將軍孫秀，以郡為國，稱會稽國。隋開皇九年（589）平陳，省郡縣，廢會稽郡。同時並山陰、永興、上虞、始寧為會稽，並餘姚、勤、鄮入句章縣，設吳州，治會稽縣，轄會稽、諸暨、剡、句章4縣。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廢吳，以原吳州境置越州，是為越州名稱之始，轄縣不變。南宋建炎四年（1130），高宗駐蹕越州，於翌年改元紹興，升越州為紹興府，是為紹興名稱之由來。府治設山陰，轄山陰、會稽、諸暨、蕭山、餘姚、上虞、嵊縣、新昌8縣。
民國元年（1912）2月，廢府，實行省、縣兩級制，原紹興府轄縣直屬浙江省。24年，設紹興行政督察區，轄紹興、上虞、餘姚、嵊縣、新昌、諸暨、蕭山7縣，專員公署駐紹興縣。25年，改紹興為第三行政督察區，轄縣不變。37年，改名為第二行政督察區，轄14縣(改蕭山為省直屬，增轄鄞縣、慈溪、定海、鎮海、奉化、象山、寧海、四明8縣），專員公署駐餘姚。
1949年5月7日紹興解放。6月設浙江省第十專區，轄紹興市和紹興、上虞、嵊縣、新昌、諸暨、蕭山、會稽7縣。10月改為紹興專區。1952年1月撤銷紹興專區，所轄市、縣分劃省政府直屬和寧波、金華專區。1964年9月復設紹興專區，轄紹興、上虞、嵊縣、新昌、諸暨5縣。1968年5月改名為紹興地區，並成立紹興地區革命委員會。1978年9月改名為紹興地區行政公署。1983年7月，撤銷紹興地區，設省轄紹興市至今，為全國68個省會和中心城市之一，被國家列為全國歷史文化名城和中國優秀旅遊城市。
行政區劃
紹興是首批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有近2500年建城歷史，素有水鄉、橋鄉、酒鄉、書鄉和名士之鄉之稱。紹興地處長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中北部杭甬之間，經濟發達，民眾富裕。下轄紹興縣、諸暨市、上虞市、嵊州市、新昌縣和越城區。
為配合城鎮化戰略需要，經深入調研，徵求民意，反復論證，紹興市6個縣（市、區）鄉鎮行政區劃調整方案全部獲省政府批准實施，至此，全市鄉鎮行政區劃調整工作全部完成。縣（市、區）的城區面積由447平方公里擴大到950.25平方公里；全市中心鎮規模相應擴大，鄉鎮數從135個減少到98個，街道數從6個增加到20個，為全市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基礎。
民族宗教
先秦時期，紹興地區主要為於越族的聚居地。秦漢以後，隨著中原漢族的大量南遷，民族之間的互相融合，漢族在紹興佔了主導地位。同時，也有少量的少數民族居民在紹興居住。1978年以後，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交往日益增多，紹興少數民族居民也有較大增加。
紹興系多種宗教並存、群眾宗教信仰多樣之地。
道教流傳最早。東漢煉丹方士上虞籍魏伯陽參照「大易」、「黃老」和「爐火」三家理法，撰成《周易參同契》一書，首次系統論述道教煉丹術，被後世譽為「萬古丹王」；東晉建武元年（317），著有《抱朴子》的著名道教理論家葛洪，曾結廬會稽，煉丹修行。
稍後印度佛教傳入會稽。東漢中平年間（184～189），由安息國（今伊朗）高僧安世高來會稽弘傳佛教。此後，紹興高僧輩出，名剎林立。高僧中以梁佛教史學家慧皎、隋唐三論宗創始人嘉祥大師吉藏、唐代華嚴宗四祖清涼法師澄觀和五代曹洞宗始祖洞山良價最著名；名剎中，最有影響的有三論宗祖庭會稽嘉祥寺、曹洞宗中興道場雲門寺、奉供江南第一大佛的剡縣大佛寺、諸暨五泄禪寺，郡城大善寺、開元寺、龍華寺、戒珠寺等。各種宗派諸如華嚴宗、律宗、凈土宗、密宗、三論宗、禪宗等都在境內流傳。唐代，越州成為江南佛教活動的重要場地和對外交流的驛站，日本「入唐八家」中的最澄、圓仁、圓珍、空海四家，都曾來越州求法，學成回國創宗弘傳，在日本佛教界具有深遠影響。1982年，日本空海訪華團來紹興尋根問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佳話。
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宗教輸入中國。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七年（1850～1868），英國傳教士包爾騰、法籍神甫謝培德等人，先後來紹傳播天主教、基督教。此後，各國傳教士紛至沓來，足跡遍及紹興城鄉，以施粥、施米、施布等方式發展教徒，並廣建教堂。至民國8年（1919），紹興地區有基督教堂（所）124處、教徒2955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境內多所佛教名寺得到修繕，一些著名法師升座講經，重大佛事活動相繼舉行；道教已近湮滅；基督教、天主教會擺脫外國教會勢力控制，經過愛國愛教的革新運動，獲得健康發展。據1990年不完全統計，全市有宗教信徒5萬余名，約占總人口的1.2％，其中基督教徒4.43萬名、天主教徒365名、佛教僧尼252名、三皈依信徒約1.25萬名；全市有各教各級愛國組織18個，各教活動場所218處。教徒在各個領域勞動、生活和參加宗教活動，愛國愛教，心情舒暢。
物產資源
紹興的水資源十分豐富。紹興境內河湖密布,主要河流有曹娥江、浦陽江、杭甬運河,主要湖泊有鑒湖等。水資源總量為58.8億立方米,可供養殖的淡水水面1.7萬公頃。鑒湖水為紹興的生產和生活提供了優質水源。
紹興的礦產資源以非金屬礦產為主。具有開發潛力和開采價值的礦產資源有鐵、銅、金、銀、鋅、硅藻土、高嶺土、葉臘石、石灰石、花崗岩、石英砂等60多種,其中鐵和銅的儲量占浙江省70%以上,硅藻土儲量為全國第一。
紹興的人力資源厚實。紹興歷來把發展教育、科技作為市策,並已結碩果。當代紹興籍中科院、工程師院士就有38名,正教授級科技人員近千名。全市現有各類專業技術人員12.3萬人,受良好教育的從業人員266.7萬人,可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各類專業人才。
紹興的旅遊資源非常豐富。紹興以悠久的歷史文化、秀麗的山水風光和獨特的民俗風情聞名於世。全市現有對外開放的旅遊景點近200處,著名的有魯迅故居、古纖道、大禹陵、蘭亭、沈園、蔡元培故居、周恩來祖居、諸暨西施殿、新昌大佛寺、上虞曹娥廟等,現辟有酒文化、石文化、書法、佛教、水鄉等多條旅遊專線。全市有旅遊涉外飯店42家。
經濟社會
2004年全市實現生產總值1313．9億元，比上年增長15．3％，增速為近七年來最高；財政總收入128．8億元，其中地方財政收入64．4億元，分別增長20％和27．5％（由於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等原因，財政總收入按新口徑計算為76．1億元，其中地方財政收入50．9億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625億元，增長16．8％；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42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0元，分別增長18．9％和13．5％。去年我市還被評為最佳中國魅力城市和《福布斯》「2004年中國大陸最佳商業城市排行榜」第9位，中心城市綜合實力居全國第42位、浙江省第3位。
一年來，我市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中央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為契機，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突出抓了以下幾方面工作。
積極緩解要素制約，促進穩健發展。認真研究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加強政策調控和指導服務，採取積極措施緩解要素制約。實施擴大增量、盤活存量、促進集約利用的政策措施，全面開展土地市場治理整頓，開發區（園區）從75個削減到13個、投資密度提高到每畝116．7萬元，收回拋荒、閑置土地1．6萬余畝。加大電源和電網建設力度，對熱電企業多發電和企業自備發電實施財政補貼的資金達近3億元，公用熱電廠新增發電容量25萬千瓦，企業自備柴油發電機新增容量86萬千瓦，變電容量新增338萬千伏安。積極拓展融資渠道，推進金融創新和銀企合作，本地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分別比年初增加242億元和208億元，企業異地貸款新增171億元。繼續做強做大「紹興板塊」，浙江海越、浙江展望、稽山控股、新和成、精工科技、盾安環境、京新葯業等7家企業實現上市，上市公司數量和籌資額保持全省地級市首位。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集約發展。按照「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要求，清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推動產業升級。圍繞先進製造業基地建設，加強企業技術創新、大企業和名牌產品培育力度，著力提高工業經濟運行質量。工業性投資378億元，增長17．5％，限額以上非紡產業投資比重提高到62．2％；新增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18家、省級高新技術企業21家，新獲中國馳名商標和中國名牌產品10隻；銷售收入超30億元的工業企業達到10家，其中2家超50億元；工業企業經濟效益評價考核得分223．3分，列全省第二位。建築市場進一步拓展，完成產值758億元，增長26．6％。認真貫徹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免徵農業稅，增加對糧食生產的補貼，全市財政預算內支農支出達到5．3億元，增長20．3％。糧食生產實現恢復性增長，播種面積224．2萬畝，總產量95．3萬噸，分別增長6．6％和13．7％，種糧效益有所改善；農業產業化步伐繼續加快，新增農業龍頭企業67家、特色農業基地201萬畝、市外農業基地153．7萬畝。加強對服務業發展的引導和激勵，制訂紹興大城市商貿服務業發展規劃綱要及若干意見，強化旅遊節會資源整合和宣傳促銷，積極採取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措施，推進服務業設施建設和環境改造。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35．4億元，增長14．9％；接待國內外遊客1226萬人次，實現旅遊總收入95．2億元，分別增長18．3％和19．1％；商品房銷售額75．7億元，增長36．5％。積極開展招商引資活動，落實出口退稅政策，鼓勵發展加工貿易，改善服務環境，開放型經濟保持較好發展態勢。合同外資16．7億美元，增長11．3％，實到外資8．2億美元，增長10．9％；實現進出口總額86．6億美元，其中自營出口66．1億美元，分別增長45．3％和45．8％；外經合作進一步拓展。
提升城鄉建設水平，促進統籌發展。編制完成了杭州灣紹興工業新城區總體規劃、中心城市西南片分區規劃和迪盪新城規劃。重點工程建設投資156．7億元，完成調整後的年度計劃任務；「雙十」系列工程累計完成投資67．5億元，當年完成投資56億元。柯袍快速干線、杭金衢高速公路紹興縣連接線一期、勝利西路和人民路等市區道路延伸、八字橋歷史街區核心保護區和秋瑾故居保護、220千伏濱海輸變電、紹興縣鑒湖中學、蘭亭保護整治一期以及城中村改造金雞塘、大樹江等組團建設工程建成或基本建成，曹娥江大閘及閘前大橋、甬金高速公路、104國道上虞和新昌段、嵊新污水處理廠、諸暨石壁水庫除險加固等工程相繼開工建設。袍江、柯橋和鏡湖新區的開發建設積極穩妥地推進。各縣域中心城市建設力度繼續加大，諸暨城西工業新城、上虞城北新區、嵊州城南新區、新昌七星新區功能配套進一步完善，成為城市建設和招商引資的新亮點。「百村小康示範、千村改造整治」、「千里清水河道」、「千里綠色林帶」工程建設進展明顯。市區開展城市管理「十大整治」，城中村改造拆遷107萬平方米，拆除違法建築12萬平方米。著力推進生態環境建設，成功創建國家節水型城市，小舜江區域供水工程獲「中國人居環境範例獎」。
著力加強社會事業，促進協調發展。「爭做文明紹興人、爭創全國文明城」活動有序推進，「膽劍精神」的弘揚使「紹興精神」得到了升華。文化事業繁榮活躍，成功舉辦「七藝節」分會場和閉幕式，紹劇《真假悟空》榮獲「文華大獎特別獎」。教育事業積極推進，在全省率先實現創建教育強縣「滿堂紅」，有6個鄉鎮（街道）成為首批教育基本現代化鄉鎮，高校在校生超3萬人，蘭亭書法藝術學院建成。實施人才工作五年規劃，引進各類人才1．72萬人。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不斷加強，防止禽流感、非典等工作成效明顯，城鄉社區衛生服務網路逐步完善，各縣（市、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全面建立，參加人口達到293萬。市婦保院二期、公共衛生中心等一批衛生基礎設施相繼建成，市人民醫院主院、第七醫院遷建等項目進展順利。全民健身運動廣泛開展，孟關良在雅典奧運會上勇奪金牌。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整體推進，啟動了區域性人口發展戰略研究，通過了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綜合改革中期評估。審計、統計、民族、宗教、外事、僑務、對台事務、檔案、氣象、廣播電視、新聞出版等工作有了新發展，婦女、兒童、老齡、殘疾人等事業取得了新的成績。
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促進和諧發展。新增城鎮就業崗位5．5萬個，幫助2．5萬名城鎮失業人員實現了再就業，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3．8％。「百萬農民素質培訓工程」扎實推進，新轉移農村勞動力9．6萬人。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參保率提高到86％，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障參保人數達30萬人，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增長11．5％。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實現「應保盡保、應補盡補」，對困難群眾發放基本生活消費品價格上漲動態補貼，農村「五保」和城鎮「三無」人員集中供養率達97．6％。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在已建工會企業實現全覆蓋。市區新建經濟適用房14萬平方米，解決657戶困難戶的住房問題，主要道路沿線建築物立面改造全面完成，食品葯品「放心工程」順利推進。創新「楓橋經驗」、創建「平安紹興」，強化維穩隊伍建設，扎實開展社會治安、安全生產、市場經濟秩序和工資清欠等專項治理活動，加強文化市場和黃酒業整頓，建立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聯席會議制度。安全生產事故下降39．8％，群眾信訪總量下降20．9％。國防動員、民兵、預備役、徵兵、人民防空、國家安全等工作得到加強，第三輪「全國雙擁模範城」創建工作扎實推進。
2005年我市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為：全市生產總值增長1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3％，自營出口總額增長20％，地方財政收入增長13％，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7％，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6％，城鎮就業崗位新增5萬個以上，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以內，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3．32‰以內。
紹興市市花
紹興栽養蘭花的歷史悠久，有文字記載的始於春秋戰國時期，這可以說是世界之最。我國現存最早由東漢袁康、吳平撰寫的地方誌《越絕書》中有：「勾踐種蘭渚山」的記載。
東晉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王羲之邀謝安、孫綽等當時社會名流、 親朋好友41人到紹興蘭亭修禊，在「曲水流盪」活動中作詩37首，王羲之為這37首詩作了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37首詩中就有幾首寫到蘭花。如徐豐之的「俯揮素波，仰掇芳蘭。尚想嘉客，希風永嘆。」袁嶠之的「人亦有言，竟得則歡。喜賓既臻，想與游盤。微音迭詠，馥為若蘭。苟齊一致，遐想揭竿。」
宋朝的張昊，在纂修寶慶《會稽續志》中寫道：「蘭，《越絕書》曰：句踐種蘭渚山。舊經曰：蘭諸山，句踐種蘭之地，王、謝諸人修禊蘭亭。」
明代紹興知府蕭良干主修，張元忭、孫鑛同纂的《紹興府志》中載有：「蘭渚山，有草焉，長葉白花，花有國馨，其名曰蘭。句踐所樹。蘭諸之水出焉(通曲)，蘭亭，山陰漢舊縣亭，王羲之曲水序於此。」
明代紹興著名奇才，青藤畫派創始人徐謂，一生寫了許多關於蘭花的詩，畫了不少蘭花的畫，他在《蘭谷歌》中寫道：「句踐種蘭必擇地，只今蘭諸乃其處。千年卻有永和事，右軍墨藻流修禊。吾越蘭譜本如此，只今春來稽山裡，蘭花蘭垂雲之紫。」
紹興士大夫階層寫蘭、詠蘭、養蘭的情況，歷史淵遠，除見之於詩、畫以外，還見於散文筆記，如明代張岱的《陶庵夢憶》、清代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等。
魯迅先生1933年11月14日致山本初枝信中說：「養蘭花是頗麻煩的事，我曾祖栽培過許多蘭花，還特地為此蓋了三間房子。」這在周建人口述、周嘩編寫的《魯迅故家的敗落》中也有記載：「魯迅曾祖父芩年公生前除好種蘭花以外，沒有做過其他什麼事。」。
1923年出版的《蘭惠小史》是一本具有影響的蘭史，作者吳恩元結識了許多紹興棠棣的蘭農，在《蘭蕙小史》中記錄了紹興棠棣蘭農的種蘭經驗和發掘名貴品種的貢獻，在記錄的江、浙、滬40種蘭花名貴品種中，紹興縣就佔26種。
1984年1月22日，紹興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決議，確定蘭花為紹興市花。1988年至1992年，紹興的蘭花在全國三屆蘭花博覽會、兩次全國蘭花展覽會上共獲得金牌13塊、銀牌27塊，並獲得優秀品種獎牌10塊，栽培獎牌3塊，科技獎牌1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朱德同志曾與紹興蘭農交流養蘭經驗，紹興還有專門的花市。1991年，在全國春季蘭花展開幕式上，中國蘭花學會名譽理事長吳應祥教授在講話中稱：紹興----中國蘭花的故鄉。